法定继承（精选12篇）
法定继承 篇1
我国在将近三十年前颁布了《继承法》, 这部法律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我国家庭继承的要求, 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 这部法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家庭结构和家庭个人财产状况的变化。
一、对法定继承顺序的解析
法定继承制度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 或者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全部无效的情况下所涉及的遗产, 由法律直接规定遗产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分配的制度。在法定继承开始以后, 遗产继承是按先后次序进行的。在有前一顺序继承人实现继承权的时候, 后一顺序的继承人就无法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法定继承制度的两个核心是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位。1
二、我国大陆地区和澳门对法定继承顺序的有关规定
(一) 我国大陆地区对法定继承顺序的有关规定
我国《继承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了法定继承的顺序, 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为第一法定继承顺序, 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为第二继承顺序。当发生法定继承情形时, 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无法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时, 则第二顺序的继承人进行继承。
我国《继承法》目前采用的是“亲等继承制”, 实行配偶继承与血亲继承并重的原则。2在立法上依据与被继承人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扶养关系确定继承人的顺序、继承范围和遗产的份额。
(二) 我国澳门对法定继承顺序的相关规定
《澳门继承法》规定的继承顺序为: (1) 配偶和卑亲属;这是正当继承的第一继承顺序, 如果被继承人没有配偶, 则其遗产由卑亲属继承, 如卑亲属人仅遗有配偶, 没有留下卑亲属, 其遗产的继承则由配偶与尊亲属作为第二继承顺序继承。 (2) 配偶和尊亲属;这是正当继承的第二顺序, 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卑亲属, 可以由其配偶和尊亲属继承遗产。 (3) 兄弟姊妹及其卑亲属;这是正当继承的第三继承顺序。如果被继承人没有配偶、卑亲属或尊亲属, 可以由其兄弟姊妹继承, 或由兄弟姊妹的卑亲属代位继承。 (4) 旁系至第四等血亲;这是正当继承的第四继承顺序。如被继承人没有以上顺序的继承人, 可由其旁系至第四血亲等的血亲继承, 且以亲疏划分继承的先后。 (5) 国家;如果被继承人没有配偶或者其他任何继承人, 可由国家继承。
根据澳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前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优先于后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如被继承人的尊亲属只能在被继承人没有卑亲属时才能成为正当继承人, 被继承人的兄弟姊妹及其子女只能在被继承人没有配偶、卑亲属、尊亲属和限度收养中的被收养人不能或不愿接受遗产, 才能以下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 如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只是个别不能或者不愿接受遗产时, 才将其名下的份额划归同一顺序的其他继承人。每一顺序的继承人中, 继承的先后以亲等的远近, 依次类推。3
三、对比澳门, 我国大陆法定继承顺序存在问题的思考
(一) 法定继承的顺序位较少
我国大陆地区只有两个顺序位, 没有第三或以上顺序位的继承人导导致在同一顺序位的继承人数多, 而澳门有五个顺序位。相对来说, 同一顺序位的继承人较多, 不利于将遗产集中分配给少数继承人, 遗产的生产要素性的功能发挥得不充分。对于社会生产力来说, 继承人数越少, 遗产分配越集中, 遗产继承人在保证了其生活质量的前提下, 更可能将财产投入到生产中, 更容易发挥财产的生产要素性功能。
(二) 继承人的范围较窄
一方面, 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只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在特定情况下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另一方面, 孙子女只有代位继承权, 孙子女的直系卑亲属未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4而澳门却将其他的一些卑亲属, 尊亲属纳入继承的范围。
继承范围较窄, 更容易出现继承人不存在或全部丧失继承权的情况。虽然继承法规定, 在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 由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 此时遗产的继承人将延续到除被继承人子女以外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但这种情况仅是我国法定继承的特殊情况, 并不能包括所有的卑亲属, 而且也没有涉及到其它旁系血亲和尊亲属。
(三) 父母被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不够合理
相比于澳门继承法, 将父母等尊亲属列为第二顺序位, 我国的继承法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当继承开始时, 如果被继承人的子女和父母都健在, 则就会导致被继承的财产可能同时被被继承人的子女和父母都继承的情况。同时, 如果被继承人还有兄弟姐妹等旁系血亲, 其父母继承的这一份遗产, 将来在其死后还将由该父母其他的子女继承, 这样就导致被继承人的遗产流向旁系血亲, 使遗产从被继承人家庭内部流向家庭外部。
(四) 配偶不应固定在某一顺序的继承人
澳门继承法规定将配偶的继承权放在了第一和第二继承顺序中。我国一直重视被继承人配偶的继承权, 现行继承法一直将配偶的继承权规定在第一继承顺序位上。这样的规定, 体现了以下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 和子女共同属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导致财产的分配不合理。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子女或者其父母也已经去世, 那么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其遗产应该全部由配偶继承。这样就会发生当该配偶死亡时, 其所继承的遗产就全部由该配偶的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形,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却无法继承遗产。第二, 配偶对家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继承顺序上与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属于同一继承顺序, 所继承份额上也与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继承份额相等,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于配偶并不公平。
四、完善我国法定继承顺序的几点思考
(一) 增加法定继承的顺序位
顺序位较少, 更容易将多个亲属列在同一顺序位中的继承人, 此时分配的遗产比较分散, 这样每个人分配的资产较少, 不利于资本性能的发挥, 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 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较窄, 如姑舅叔姨、曾孙子女、侄儿侄女、表兄弟姐妹等都不在法定继承的范围。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于窄, 将会容易出现没有法定继承人的情况, 导致遗产出现无人能继承的情况。
(三) 将父母列为第二继承顺序中
父母和子女都是被继承人最近的直系血亲, 父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相比, 被继承人与前者的关系比后者更为密切。在没有直系卑血亲时, 大多数人是希望遗产由父母继承。5
(四) 不固定配偶为某一顺序的继承人
即规定配偶为法定的继承人, 但不固定为某一顺序的继承人, 而是在发生法定继承时, 配偶应该与其他继承人一样按照一定的比列获得应得的财产。这样可以平衡被继承人的配偶与被继承人的父母等双方的利益, 在重视保护配偶的继承权的同时, 也兼顾保护血亲继承人的利益, 因此, 应该不固定配偶为某一顺序的继承人。
五、结语
对比于澳门的继承法, 我们不得不承认澳门继承法中的法定继承顺序有着一定的特色, 而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定继承顺序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总之, 我国法定继承顺序的重建, 应当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 充分体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人们的共同愿望。可以充分借鉴澳门继承法有关法定继承顺序的基础上, 来健全和完善我国大陆地区法定继承顺序制度。
摘要：我国现行继承法是1985年生效的, 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这期间,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生产资料的富足, 使得现行的继承法已无法满足人们继承的需要。通过对比澳门继承法中法定继承顺序的相关规定来对我国大陆地区法定继承顺序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继承法,法定继承,继承顺序
注释
11 王广震.法定继承顺序制度的完善[J].大观周刊, 2011 (22) .
22 王杲纯.中国民商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 1998.
33 <民法典中文版>[M].澳门:澳门政府印刷署出版, 1999.
44 吴国平.论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完善[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36) .
55 杜江涌.对法定继承顺序的几点思考[J].理论探索, 2004 (5) .
法定继承 篇2
1、继承人的身份证明，如公民身份证、户口簿、军官证、离退休证等；
2、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医院出具的死亡报告单、公安部门签发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以上均需注销户口的派出所加盖红章）、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裁定或判决等；
3、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根据其档案记载或相关知情人员的描述，出具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情况证明，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无工作单位，可由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需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盖章）或由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出具死者的原始的户籍底档（派出所加盖红章）；
4、被继承人的档案材料，如职工登记表、干部履历表（从被继承人的单位复印出来，单位加盖红章）等；
5、继承人中有死亡的，应同时按与被继承人的相同要求提供该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单位档案材料；
6、继承人应亲自申办公证，不能亲自申办而由受托人代办的应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书；
7、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提供经公证的放弃继承声明书（也可到公证处当场发表声明）；
8、被继承人的遗产凭证，如房产证、土地证、建筑执照、赠与书、受赠书、买房协议、股票或债券凭证、银行存款单等；
9、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应提供经公证的遗嘱（如未经公证，除全体法定继承人到场外，视不同遗嘱决定是否提供鉴定报告、证人证言等）；
10、公证人员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注意事项：由于继承公证关连的人员众多，涉及的财产价值巨大，各个家庭情况的不同，有关证明材料调取周期较长及严格的公证审查核实程序，申办继承公证准备材料过程中可亲自到公证处咨询公证员得到详细的解答后办理。公证费用：继承公证费用：按遗产价值的2％收取公证费，免收代书费和副本费。
一、办理继承权公证需要向公证处提供的材料
1、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1）注销的户口；（2）医院的死亡证明书或火化证明；（3）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4）死亡公证书（国外死亡的需我驻外使领馆认证）。
2、被继承人单位证明。证明内容：（1）被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死亡原因、死亡地点、死亡日期、生前住址；（2）被继承人的父母生存状况（后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注明死亡日期）；（3）被继承人的配偶状况（注明是否原配）；（4）被继承人的生子女（包括已死亡子女的死亡日期、其配偶和子女）；（5）被继承人的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3、要继承的财产权利证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书、存款凭证、股票帐户及证券公司出具的股票明细单、债券凭证、专利权证书等）。
4、被继承人的遗嘱公证书、遗赠扶养协议公证书。
5、全部继承人均携带户口、身份证到公证处。
6、要放弃继承权的人必须本人到公证处。在外地的，在当地公证处办理“弃权声明书”公证；在国外的，在驻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办理“弃权声明书”公证。
7、被继承人的档案复印件（单位盖核对章、密封）。
8、对被继承人家庭情况了解的证人予以作证（单位同事、老邻居等与继承无利害关系的人），证人需出具身份证。
为何法定，如何法定？ 篇3
自《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又经过今年全国两会上立法法三审稿中对税收法定的几番修订，税收法定一词广为人知。自然而然，人们对税收法规政策方面的调整也更加关注。但对于这两个通知，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既显示出理解层面尚存种种差异，也反映了落实税收法定的复杂和艰巨。
正当性要求
所谓税收法定，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包含三个主要内容，一是税种要法定，二是税基本要素要法定，三是征税程序要合法。
无论哪个时代，税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知道要交税而且也确实将口袋里的一部分钱掏给了国家，还追问国家使用公民缴纳的税款是否合理、有效，但很少追问，我们为什么要交这笔钱，或者国家凭什么能收这笔钱。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大宪章明确提出“无赞同不纳税”。也就是说，没有公民代表的赞同，国王不能征税。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力，主张有权向人民征税而无需征得人民的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也就是说，税收不是国家无限制地汲取私人财产，而是划分公民财产与国家财产的规则。
经过几百年的博弈，“无赞同不纳税”最终确定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王雍君教授看来，这项原则可以表述为：政府既不能从公民和企业那里拿走任何钱财，也不能实施任何支出，除非获得唯一代表公民的立法机关的正式和明确的授权。授权通过法律来实现。平常所说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公共利益并不能表达政府财政行为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因为专制时代的政府也会将税收的一部分用于纳税人，而现代法治国家必须要向纳税人解释清楚：这样做为何是正当的，正当性的基础在哪里。
也就是说，涉及税收的法案，无论是税种、税的基本要素还是征税程序，只能由代表公民的立法机关提出，创设、变更或者调整纳税义务的权力都归属于立法机关。就像日本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所说，课税权的本质是立法权。因此，专家们一直呼吁将税收立法权归于人大。新修订的立法法也做出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均不得对此作出规定。
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授予政府课税权，课税权与任何权力一样，既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做恶。王雍君指出，课税权本身带有一种恶，即它是以强制、无偿的方式把钱财从普通人手中拿走。这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恶，是带有原罪的。但税收法定主要针对的恶，不是税收的原罪或者税负高，而是缺乏预见性，即武断或者专横的征税。也就是说，纳税人事先不知道何时纳税、纳多少税，政府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增税减税，以及执法过程中裁量式的征税。因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纳税人不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资源投入到对社会有益的生产性活动中。可以说，课税造成的损失，主要不是国家拿走了纳税人多少财产，而是因为课税的原因，本来可以创造的财富没有创造出来。落实税收法定，就是将政府课税权“关进制度笼子”。
对以上税收法定的基本内容，人们观点一致或相近，但对于具体案例，专家们分析的角度各有不同。对于引发热议的39号文，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认为，39号文调整的是营业税的税基，税基包括哪些收入可以作为纳税对象、哪些可以扣除等，可操作空间很大，也是最容易发生滥权的环节。现在我国尚未制定营业税法，根据1993年颁布的《营业税暂行条例》，营业税的调整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进行。因此，营业税调整应该由国务院直接发布，而不应该再次授权给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更严格地说，税基调整应该以修订《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方式进行，以保障税收调整的规范性。
王雍君不这么认为。他指出，作为行政部门，财政部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和政策；按照现行立法法，有权根据立法机构的授权制定法案；同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拥有税法的解释权。39号文是对现行营业税条例的解释，属于行政法规性质的文件，既没有自行创设纳税义务，也没有变更、调整纳税义务。
他进一步指出，在立法機关授权财政部制定税收政策的框架里，如果是减轻纳税义务的，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不属于调整纳税义务。39号文将二套房营业税免征期限由5年减为2年，应该属于减轻纳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也可解释为不是调整纳税义务。
从形式法定到实质法定
现行的18个税种中，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由法律规定征收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15个税种由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暂行条例规定征收。这带来的后果正如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法制处处长丁作提所说，税法层级普遍较低，授权立法极其宽松，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通过税法解释变相进行税法立法，税务机关在实际执法工作中严重依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规定”、“意见”和“批复”等等税收规范性文件和行政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落实税收法定，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的说法，首先将在立法上分步骤推进。不再出台新的税收条例；拟新开征的税种，将根据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步起草相关法律草案，并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已有的条例，将适时上升为法律。待全部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或废止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上述安排，在每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中安排相应的税收立法项目。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则认为应该从形式法定推向实质法定。他近期撰文指出，税收法定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传统的税收法定不问税法的具体内容，仅要求以法定形式规定税收事项；第二层次，应当从禁止立法机关滥用权力、制约课税权的角度，构筑税收法律主义的法理，进而要求在税收立法中体现量能课税原则、公平负担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等宪法性原则，同时在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都要自觉贯彻法定主义；第三层次，立足于维护纳税人基本权益，强调税收的征收和使用相统一。
第一层次称为税收的形式法定，后两个层次称为税收的实质法定。他说，前者强调“有法可依”，后者侧重“良法善治”。本次立法法修改，主要是在形式法定层面取得突破。
丁作提持相似观点，他说如果将课税要件法定原则、课税要件明确原则、税务合法性原则等归结为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内容，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使用税收就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质内容，完整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就是国家必须依据法律征税和用税。但他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有内在缺陷，即在现行条件下，能够做到的是保证公民只依照法律纳税，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保证不了。
王雍君从一个角度定义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下的税收法定。形式法治首先要求法典化，即颁布和实施有关纳税义务创设和调整的条文必须是法律形式，不是以法规形式颁布的法典。
形式法治的第二个核心要求是程序正当。程序正当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向公民创设或变更、调整纳税义务，遵循的立法程序要与其他法律有所区别。这是因为课税权很特别，直接地影响到公民的财产权、隐私权、婚姻权等权利，故其立法程序应该更为严格。因此，美国宪法规定，涉及税收的法案只能由众议院提出，而不是笼统地说由国会提出。从这个意义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关于条例上升为法律的说法，表达是形式法治的概念，又不完全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
实质法治下的税收法定要求所有税法，包括关于税务行政管理、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都符合实质正义和平等的法治精神。程序正当并且以法律形式颁布的税法，有可能并不满足税收正义的实质性要求。实质法治强调税收是正义的，而且还要进行测试。
测试又包括目的正当和手段匹配两方面。目的的正当性一般需要根据公共利益测量，以避免课税权被滥用，侵害公民的权利。“比如以前曾征收车辆购置税，政府放入解释是为了减少排放、减轻交通拥堵。那么问题来了，燃油税、车辆购买环节的消费税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开征车辆购置税就属于重复课税，目的的正当性就要被置疑了。”
所谓手段匹配，就是正当的目的要通过匹配的手段去实现。比如现在实行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税率来调节收入再分配，是否一定要这么高的累计税率才行？通过支出的均等化可能让穷人受益更多。
此外，王雍君也不认为税收法定包括税收的使用。“税收法定是指纳税义务的创设、变更、调整只能依据正式和明确的法律，用税要通过预算支出来体现其法定，税收法定的概念不适用于支出。所以，税收法定对公共资金的管理而言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决定于治理模式
在王雍君看来，税收法定只能解决财政领域中的一部分问题。税以外的事，如预算外的非税收入、债务、支出等，税收法定管不了。而且政府很容易逃避税收法定，因为可以少收税、多发债，而债务最终还是要通过税收等公共资金来偿还。因此他再三强调，税收法定一并同时要求预算法定，这样整个公共资金的管理才能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另外，税收法定不能决定中央和地方课税权的分割，也无法决定税制中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
从形式法定到实质法定说的只是原则路径，具体如何实施，官员、学者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措施。基于立法机构的重要性，他们提出要加强人大体制建设，在人大内部构设一些预算管理机构，并将审计机构放置于人大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要求人大代表加强代表性、专业化和职业化。还要推动实现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动态法定，并且让公民有效参与税收立法、监督过程，要公开透明等等。
但落实税收法定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我国将来所要建立的国家治理模式。据王雍君介绍，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立法机关（人大）、政府和审计机构共同构成治理“铁三角”，如上文所说，人大代表人民向政府授予管理公共资源与资产的法定权威，人大的授权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政府授权管理公共资源和资产，就合规性和绩效向人大负责；审计部门则行使监督、约束和引导职能。政府的公共权力中，财政权力是核心，因为离开财政资源，权力本身的价值要打很大折扣。
单就授权而言，这项制度有一个解不开的权力困境，即政府本身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渴望不受限制的财政权力，不仅如此，还拥有规避限制的许多途径和方法。对此，西方国家通过权力来制衡权力，我国则通过问责制来制约权力，即以责任制约权力。众所周知的是，因立法机关和审计部门目前还不能有效监督问责，各级政府的行政裁量权过大，甚至不依法行使权力，从而出现了违法、违纪、腐败等问题。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汲取、分配和使用财政资源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那么，改革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设一个安全、有限责任的政府，还是要建立一个更积极、更进取的政府？如果是前者，授权的弹性非常小，政府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法律的规定也力求细致，以尽可能地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是后者，授權的弹性会非常大，政府将拥有足够大的自由裁量权。
法定继承 篇4
笔者认为双方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完全正确,笔者认为麦小超应继承份额应当由符韵、林诗二人共同继承,两人各占上述房屋的十分之一产权份额。以下笔者将理由逐一分析。
一、代位继承人死亡后,配偶能否转继承遗产
首先看符女士的说法。麦小超是麦老孙子,不属于继承人之列,但麦超先于麦老死亡,其独子麦小超依法代位继承。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麦小超有权继承财产这点无疑,但是否已经代替父亲成为继承人?这点法律没有明确说明,这点很重要。继承法规定:“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权,并于遣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注意,规定注明是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权而死亡的,代位继承人是否也适用该条款呢?
笔者认为,代位继承人在未分割财产时死亡的,其应得份额可以由其继承人转继承。我国继承法未规定孙子是继承人,而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举个例子,张三死去,张三的父母亲早已故,张三生前无结婚无生育子女,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张三的遗产由其哥哥继承,但哥哥其时也已经病危,于张三死后三天,张三的哥哥也死去。按照法律规定,哥哥未表示放弃继承权利,在分割财产时死亡,其配偶肯定有继承权。再举例子,李四死亡时,其父母亲均已早故,其配偶先于其死亡,其子女也先于其死亡。现李四有孙子一名,还有哥哥一位,请问谁有权继承李四的遗产呢。毫无疑问,依据继承法规定,孙子可以继承李四财产,哥哥没资格继承李四的财产。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只有孙子和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孙子有权继承遗产,而兄弟姐妹没资格继承遗产,孙子的继承地位是优先于兄弟姐妹的,并且兄弟姐妹作为继承人时,其继承资格尚能转给其配偶,可以推定孙子继承遗产时,其继承份额也应该转给其配偶。综上所述,麦小超的配偶林诗可以继承遗产。
下面再看看林诗女士的说法是否成立。
二、法定继承财产与夫妻共有财产的关系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学术界比较普遍认同的观点如下:《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笔者对林诗的主张说法也不能认同,以下将展开分析。
(一)继承权与所有权的区别
继承权是一种基于亲属关系而获得的身份权利,死者死亡之时起,其直系亲属均是其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是一种身份权利,也是一种资格,某某人有资格继承其父亲的遗产,其可以选择继承财产,也可以因为避免同时继承债务而放弃继承遗产。某人作为死者儿子,有权继承遗产,也有可能因为法定原因(例如虐待、遗弃被继承人等情形)而丧失继承权利。按照继承法第33条的规定:“继承遗产应当首先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在未公示债务,继承人未偿还债务之前,遗产尚不能又继承人所有。”从司法实践来看,无论公证处主持分割遗产,还是由法院判决分割遗产,都不会要求继承人的配偶前来表态,也不会查询继承人的婚姻状况。通常情况下,公证处要求全部法定继承人前来公证处分割遗产,无论继承或是放弃继承,都要在公证员面前表态并签署相关文件。法院则会将除原告以外的其他继承人全部列为被告,所有继承人出庭应诉以分割财产。可见,此时的遗产均不是继承人的既取得财产,因为如果推定继承人已经拥有遗产,则其应占产权份额应当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只有继承人有继承人单方放弃遗产继承权利,显然已经侵犯配偶的财产权利。显然,继承人的配偶只有通过继承人决定接受遗产并通过相关法定程序取得财产,其配偶才正式成为财产的共有人。由此可见,继承权是一种资格权利而不是物权。
(二)继承权为拟制取得财产权,不应视为实际取得财产所有权
假如死者死亡后,继承人都觉得遗留的房子太破旧,都不愿意出钱去修理加固房屋,对危楼置之不理,认为反正不是我名下财产,即使倒塌伤人也与我无关。这样的话,显然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果继承人实在拿不出修房资金,可以与当地政府协商,由政府出资翻新,待翻新并继承后出售房屋偿还修房款,而不应该置之不理。再如某继承人,明明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但由于自己债务缠身,故故意无条件放弃遗产继承权,由其他继承人继承上述遗产后,再转赠给自己儿子,这种做法明显恶意侵害债权人利益。继承人明明可以通过继承遗产得以偿还部分或者全部债务,却通过放弃继承权方式使自己子女变相取得遗产,此情况笔者觉得应当推定继承人已经取得遗产,可以直接从其应得遗产部分直接执行,以偿还债务。笔者提出拟制取得遗产,继承人不得以推卸责任为目的,恶意放弃遗产继承权。某房屋产权人死亡,如果其继承人不拟制取得产权,则该产权成为无主物。对于无主物,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物体,适用先占原则,也就是当产权人去世后,其继承人尚未取得财产之前,任何人可以利用先占无主物的机会抢占该房屋,这样的推论显然不可能实现。
(三)法定继承财产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以下看另一个案例:何女与配偶经常打架,何女想起诉离婚,但碍于父亲病重,故一直拖延没有离婚。待父亲死亡后,何女与丈夫协议离婚。离婚后何女痛定思痛,开始着手继承父亲遗产。何女父亲遗留以其名义登记的座落在广州市越秀区一处房产,依法该房屋属于何父与配偶的夫妻共有财产,因无约定,故各占二分之一产权。即该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属于何父的遗产。考虑到女儿刚离婚,无固定居所,何女的母亲和哥哥都决定自愿放弃上述房屋的继承权利,最后由何女继承父亲的上述有房屋遗产,继承后上述房屋由何女和母亲各占二分之一产权。继承房产后,何女与母亲一同在上述房屋居住,直至有一天收到人民法院的传票。原来前夫已经将何女告上法庭,前夫引用继承法相关规定,主张继承时间应当从其父亲死亡时开始,因为其时何女尚未离婚,故现在何女继承所得的上述房屋二分之一产权属于何女与前夫的夫妻共有财产,前夫应当占有上述房屋四分之一产权。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何女深受震撼,作为一般老百姓,断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离婚后所得财产理所当然是个人财产,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摆出如此理由。
何女前夫诉求是否有道理呢?笔者前面提到的拟制取得有现实价值,如果认为死者死亡时子女已经取得遗产,即每个人遇到以外身亡,他的女婿或者媳妇都马上占有其财产,这样的推理显然是荒谬的,也违背了继承法的立法精神,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媳妇、女婿都不是法定继承人,前夫的这种诉求显然与继承法立法精神相违背。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夫妻共有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物权法也有规定:“不动产的取得以登记为取得”。显然在此案件看来,应当推定有利于何女的取得时间,即以登记时间为取得时间。
法定继承的顺序是怎样的 篇5
法定继承又称无遗嘱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由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原则的.一种方式。
继承法根据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扶养关系，对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作了明确规定。
第一顺序继承人有：配偶、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第二顺序继承人有：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祖父、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法定继承 篇6
关键词：转继承；财产；共有；公证
案例简介：
林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三个子女，长子林甲，次子林乙，三子林丙。王某于1990年死亡，林某于2000年用自己的钱购买商品房一套（登记在自己名下），2005年死亡。长子林甲于2003年与张某结婚，2007年死亡，林甲死亡后留有妻子张某及独生子林小甲。现林小甲到公证处要求办理上述商品房的继承公证。经核，林某父母早故；林甲生前未丧失继承权也未放弃继承权，也无遗嘱；林乙、林丙及林甲之妻张某均自愿放弃该商品房的继承权。问：林小甲将该商品房过户到其名下，应办理什么公证？我处产生两种观点。观点一：应办理法定继承公证和转继承公证，即在办理法定继承公证中，林乙、林丙放弃继承权，由林甲一人继承，后通过转继承及在转继承中张某放弃继承权，最终由林小甲一人继承。观点二：应办理法定继承公证和转继承公证及赠与合同公证，即在办理法定继承公证中，林乙、林丙放弃继承权，由林甲一人继承。因林甲在遗产未分割前死亡，其可继承的遗产份额属于其夫妻共有财产，即应将夫妻共有财产中一半分割给妻子张某所有，留下的部分为林甲的遗产，林甲的遗产通过转继承及在转继承中张某放弃继承权及张某将自己的份额赠与给林小甲，最终由林小甲一人继承。
一、转继承制度的简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继承财产的物权取得时间可追溯到继承开始之日，从而让法律界人士再次把目光聚焦到转继承制度上，如何理解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归属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国继承法并未规定转继承制度，有关转继承的规定见诸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继承法的“意见”）。也就是说，我国转继承制度来源于司法解释。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转继承及转继承的特点。
何为转继承呢？转继承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由其继承人承受的一项法律制度。①实际接受遗产的已死亡的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称为转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继承人称为被转继承人。转继承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转继承必须是在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以后，分割财产以前死亡方才产生。如果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则为代位继承，而不能发生转继承；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后死亡的，其已取得遗产的单独所有权，其法定继承人得直接继承其遗产，也不会发生转继承。其次，转继承必须是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未放弃继承权。若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后死亡，则因其放弃而不享有继承权，没有参与继承遗产的权利，当然也就不会发生转继承；如果已死亡的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以后，财产分割完才明确表示表示放弃遗产，那么就不存在转继承的问题，而是对自己财产所有权的处分。再次，转继承不仅存在于法定继承中，而且存在于遗嘱继承中。遗嘱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以后，财产分割以前死亡的，他的法定继承人同样可转继承遗嘱继承人的那份该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继承一旦成立，被转继承人应取得的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即成为其遗产转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并由转继承人直接参与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分配。
二、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的归属的相关法律规定
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的归属问题，即转继承中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有财产，到底如何界定，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转继承是遗产继承权利的转移，是一种权利，转继承财产与夫妻共有财产间无关。转继承的客体是被转继承人的继承权，所以，被转继承人的应继承的份额不能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另一种观点认为，转继承只是将被继承人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移他的继承人继承，转继承你转移的不是继承权而是遗产所有权。因此，应将被继承人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转继承关系的客体是被转继承人应取得的遗产份额。下面，笔者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梳理，从而揭开其内在的本质。
首先，在学界中认为对转继承制度之规定的开山鼻祖为贯彻继承法的“意见”，即贯彻继承法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第五十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承人。”其实不然，早在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民事政策的“意见”）第五十一条就有相关规定，即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应继承份额由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从贯彻民事政策的“意见”可以看出，最高院认可转继承客体为财产，而不是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民法通则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既然在遗产分割前就可作为继承人的财产，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配偶有分割夫妻财产的权利，分割后继承人所得的财产可作为遗产，再发生转继承。因此，从贯彻民法通则的“意见”也可看出，转继承转移的是财产，而不是权利。
其次，明确继承开始的时间，对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的归属也有重大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可见，被转继承人财产的取得的时间是以被继承人死亡之日开始，而不适用物权变动的一般原则，即不以登记或者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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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而第十八条第三项“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继承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五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法院对离婚的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继承的遗产但离婚时未分割认可为夫妻共有（除非放弃或丧失继承权）。
对上述梳理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不能用孤立的眼光去看待它，而应当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这样才能更好的研究转继承的法律关系。从上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取得的时间是被继承人死亡之日，即被转继承人自继承人死亡之日即取得物权。
（2）转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为遗产。转继承作为法定继承制度之一，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为遗产，因此转继承客体也应当为遗产，而不是被转继承人的继承权。因此，转继承实质上是两个先后发生的继承过程的混合，又称为再继承、转归继承、连续继承或者第二次继承。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应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三、公证实务对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的归属的处理
公证员在办理继承类公证业务中常常碰到转继承法律关系，它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转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已结婚的，在分割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时应将该继承的财产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先分割，后再办理转继承；另一类是被转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未结婚的，其后即使结婚，该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也不能作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该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为被转继承人的个人遗产，夫妻另一方只能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去继承。在第一类情况下，被转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有婚姻关系存在的，该被转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就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在适用转继承时，还应区别对待。首先，如果被转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死亡前办理了离婚手续且生效，由于其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仍然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故原配偶有权要求分割夫妻财产。但原配偶不再具有特定的身份（丈夫或妻子），因此不享有转继承权。其次，如果被转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死亡前婚姻关系有效存在的，其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应先进行夫妻财产分割，分割完后留下的部分为被转继承人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去继承。原配偶在被转继承人死亡之日仍具有特定的身份（丈夫或妻子），因此享有转继承权。综上所述，回到本文案例，被转继承人林甲所继承的财产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先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留下的部分才属于林甲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去继承（转继承）。
参考文献：
[1]马宏俊主编：《公证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2]周水森：《转继承只是继承权利的转移》，载《法学》，1987年1月
法定继承 篇7
1 放弃继承权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
案例一:甲、乙兄弟的父母均已死亡, 甲想要继承父母遗留的1套房产, 乙同意放弃该房产的继承权, 但要求甲给予自己一定的货币补偿, 并要求在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时附上该条件, 否则不同意放弃继承权。
上述案例涉及到放弃继承权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 对于此问题, 世界上有2种立法例: (1)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 放弃继承既不能附条件, 也不能附加期限。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947条规定, 允受或拒绝接受继承, 不得附加条件或期限。 (2) 部分国家的法律规定放弃继承可以附加条件。比如《前苏联民法典》和《匈牙利民法典》主张给予放弃继承权人更大的自由, 允许其附加条件。而我国继承法和相关法律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 但学界和司法实践都持《德国民法典》的观点, 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放弃继承权属于单方法律行为, 该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不同, 无法获得约束他人的法律后果。继承法赋予公民接受继承的权利或放弃继承的自由, 进而在被继承人死亡后, 使他的财产有所归属, 使各继承人之间和睦团结地处理家庭事务, 最终使社会关系得以稳定。但附加条件的民事行为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允许放弃在继承权中附加条件, 在所附加的条件不成立时, 放弃继承权便无意义, 这样会使放弃继承权的行为产生不确定性, 继承法律关系就无法稳定, 社会关系也会随之不稳定, 不符合立法的宗旨。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修改工作, 于2012-05-23—24召开了继承法修改研讨会, 对如何修改《继承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 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附加条件、附加期限、部分接受或放弃继承的意识表示无效”。这一建议也倾向于放弃继承权不能附加条件的观点。
结合案例一, 乙附加条件放弃继承权属无效的意识表示, 公证机构不宜受理该公证申请。在处理方式上, 可引导甲、乙共同继承上述房产, 在双方均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 再由甲支付相应价款购买乙的产权份额, 这样不仅可以顺利办理继承公证手续, 也更有利于和谐继承关系。
2 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的解除问题
案例二:甲丧偶后与乙再婚, 再婚时乙携带1名未成年女子丙, 且丙与甲共同生活多年, 后甲、乙二人婚姻关系破裂, 离婚。目前, 甲已死亡, 丙已成年, 丙对甲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
在上述案例中, 丙是否享有继承权主要取决于其与甲的继父女关系是否在甲与乙离婚时自然解除。在实践中, 各公证机构对此案主要持有2种观点: (1) 虽然甲与丙之间共同生活多年, 且形成了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 但这种关系已在甲与乙离婚时自然解除, 导致丙无继承权。 (2) 由于甲与丙之间形成的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并不会因甲与乙离婚而自然解除, 所以, 丙有继承权。
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是否随继父母与生父母婚姻关系的解除而自然解除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曾作出多次批复, 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解除的批复 (87) 民他字第44号中提到, “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终止, 一方起诉要求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时, 人民法院应视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准许解除的调解或判决。”;1989-02-2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汤真发诉刘天权继承一案的复函 (88) 民他字第53号中提到, “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因继父母离婚而自然解除。”;1989-03-2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母与生父离婚后仍有权要求已与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批复中提到, “虽然继母王淑梅已与生父李明心离婚, 但王淑梅与李春景姐弟等人之间已经形成的抚养关系不能消失。”虽然这些批复与具体案情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 但均持有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解除的观点。
笔者认为, 在案例二中, 在甲、乙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 甲与丙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法律上的不明确性。对于这种不明确性, 法院有权裁判, 但公证机构作为证明机构无法决定。公证机构可依据上述最高院的批复向当事人阐释法律问题, 并要求全体当事人 (包括丙) 对丙享有继承权的事实予以确认。在全体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 公证机构可以受理;如果当事人之间有争议, 则公证机构不宜办理。由于法院有相关司法判例, 所以建议当事人前往法院解决。
3 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成年人的继承问题
案例三:甲、乙兄弟二人想要将父母所遗留的房屋产权过户至弟弟丙名下, 但丙因车祸而深度昏迷, 无任何意识, 即医学上所说的“植物人”。此时, 该如何办理继承权公证?
上述案例涉及到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的成年人继承遗产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 各类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的患者是客观存在的, 这些患者在办理各类问题时, 往往具有比普通人更为复杂的程序, 公证机构如何办理此类公证, 帮助这些患者切实解决困难, 已成为异常棘手的难题。办理该类公证, 着重要解决2个问题: (1) 如何认定此类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2) 确定监护人。笔者认为, 如果仅从接受继承遗产的角度出发, 则上述2点均可以参照精神病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和监护人确定的程序执行。
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的成年人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必须由法院裁决。《民法通则》第十九条规定, “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由此可见, 只有法院才有权依法认定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对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更应由法院进行。公证机构并非专业的鉴定机构, 不具备鉴定能力, 更没有权利认定公民的民事行为。
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的成年人已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可按照下列顺序确定监护人: (1) 由全部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员协商确定。 (2) 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 由无行为能力的人所在的单位或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 (3) 对指定不服时, 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人民法院裁决。
在案例三中, 通过上述程序确定丙的监护人后, 监护人可代理丙办理接受房产继承的相关手续。但此类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的成年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随时可能恢复民事行为能力。对于监护人而言, 如果要代理非精神疾病丧失意识能力的成年人办理出售房产等一些处分行为, 且需要办理公证手续时, 则需另行商榷, 确定更为严谨的办理程序。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的当事人日益增多, 公证机构在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通过分析笔者在办理法定继承权公证过程中遇到的案例, 提出了解决办法, 以期与各位同仁共同思索、探讨和进步。
关键词：继承权公证,监护人,民事行为,继承关系
参考文献
[1]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修订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法定继承 篇8
继承权是指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被继承人合法有效的遗嘱指定而承受被继承人财产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民事权利。通说将继承权分为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和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 分别指继承开始以前继承人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及继承开始以后, 继承人在继承法律关系中实际享有的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具体权利。我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继承开始后, 遗产就归继承人所有;当继承人是数人时, 所有继承人对遗产共同继承, 享有共同所有权。
放弃继承行为的性质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认为放弃继承是身份行为、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相复合的法律行为和仅为财产行为而非身份行为。现代意义上的继承对象仅为财产, 但该行为以行为人具有继承人身份为前提条件, 而这种身份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特别在中国, 限于和被继承人有血缘关系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1) 所以说放弃继承的行为在主要的财产行为属性之外又具有一定的身份属性, 法律也针对其做出了不同于一般规定的特殊规定, 应当优先适用。
依据上述通说可知, 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以后同时取得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和遗产的所有权。问题在于, 当继承人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时, 其放弃的究竟为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还是其享有的遗产所有权?或同时放弃两种权利首先, 我国关于放弃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都表述为“放弃继承”而非“放弃遗产”。例如, 《继承法》第25条:“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继承法意见》第49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其次, 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获得遗产的所有权或共有权的基础为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的产生, 在此基础上继承人获得遗产的所有权或共同所有权。因此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是更为根本性的权利。当继承人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时, 实质为对主观意义上继承权这一根本前提的放弃, 由此进而导致继承人对遗产所有权的丧失。
二、放弃继承行为同继承人配偶之间的关系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5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 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 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可见, 立法态度上亦是肯定继承人可继承遗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那么继承人所做的放弃继承所导致的丧失遗产所有权的行为是否侵害了配偶的财产权益?如果侵犯配偶财产权利成立, 配偶享有怎样的救济途径?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理论上确实处分了继承人配偶的财产利益。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 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 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这同《物权法》第97条关于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规定也是一致的。
然而配偶并不因此享有依据《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89条的规定主张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的权利, 也不因此享有撤销放弃继承行为的权利。首先, 针对放弃继承行为中财产行为的部分, 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特殊法律规定, 而物权法、婚姻法关于共同财产的规定为一般法律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的原则, 继承人对于继承的放弃不构成对于共同共有财产无效的单独处分。其次, 民法中的撤销权为私权利, 系形成权;鉴于撤销权单方法律之力的特殊性, 撤销事由须由法律规定以确保其正当性。 (2) 我国民法规定中涉及的撤销权众多, 但并未规定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放弃继承行为的撤销权。因此在当事人未有约定的情况下, 继承人配偶不得干预该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
三、将配偶排除出放弃继承行为主体之外的原因
首先, 上述论及, 相对于遗产所有权而言, 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此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表示实为对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的放弃, 进而导致遗产所有权的丧失。而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为继承人单独享有的权利, 非继承人夫妻双方共同享有, 因此法理上, 继承人的配偶应被排除在继承的接受、放弃之外。
其次, 在论述放弃继承行为的法律性质时提到, 该行为以财产行为为其主要属性, 但同时带有一定的身份行为的色彩, 表现为继承人通常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或稳定的共同生活的关系, 因此在作出接受或放弃继承行为时通常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涉及继承人之间、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其他亲属之间的家庭关系, 因此允许继承人配偶介入继承放弃的过程难免存在不妥之处。
最后, 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继承人与其配偶之间分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需要在与其配偶双方合意后才能做出, 即对继承法律关系和婚姻法律关系的混同, 其结果是:对于继承人而言, 接受遗产是其继承义务而非继承权利, 这也违背了夫妻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 (3)
四、将配偶排除放弃继承行为主体之外可能产生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建议
首先, 继承人单独享有放弃继承的权利在继承人夫妻关系正常和睦时不会对夫妻关系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当双方面临离婚时, 配偶一方往往基于夫妻之间的矛盾而刻意选择放弃继承或同其他继承人串通放弃继承达到排除另一方将来分割遗产的可能。
针对继承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配偶的行为, 配偶可以基于《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请求法院确认继承人恶意串通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当然该做法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困难, 因为配偶难以获得继承人之间恶意串通的证据。而对于离婚后生活特别困难的配偶, 如继承人为逃避离婚后的适当帮助义务而放弃继承, 则配偶可以引用《继承法意见》第46条:“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 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 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请求法院确认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
其次, 《继承法意见》52条规定:“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 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 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这在学理上称为转继承。
该条规定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当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 关于继承人与继承权的行使, 存在两种法律推定, 一为继承人放弃继承, 无疑这与立法本意不符, 也同放弃继承的相关规定矛盾;一为继承人接受继承, 那么作为在婚姻关系期间获得的遗产, 根据《婚姻法》第17条的规定, 继承人的配偶显然对于遗产享有共有权, 在继承人死后, 转继承人继承的遗产应当为扣除配偶所有遗产 (通常为一半) 后的部分, 而非就全部遗产进行转继承。因此有必要对该条规定做一定的修改, 将转继承的遗产限定为扣除继承人配偶所享有的遗产份额后剩下的部分。
摘要：针对放弃继承行为同继承人配偶利益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对该问题进行论述。一是对继承权和放弃继承行为的基本问题进行梳理。二是讨论继承人放弃继承同其配偶之间的关系, 在肯定该行为涉及配偶财产利益的前提下论证配偶不应当干预放弃继承行为的原因和意义。三是总结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放弃继承,继承人配偶,撤销权
参考文献
[1]文帆.继承的接受与放弃制度比较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 2007.
[2]胡卫.民法中撤销权的检讨与建构[J].山东法学论坛, 2011 (3) .
浅谈继承权公证中的代位继承权 篇9
一、继承权公证的概念及意义
继承权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和继承人申请, 依法对继承死者生前私有财产者进行身份确定、材料核实等一系列工作后出具的公证书的活动。继承权公证是公证处一项重要的传统公证业务, 它是通过对一系列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来确定申请人的继承人资格。继承权公证既对被继承人财产的合理流转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手段, 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继承权公证中的继承包括了代位继承和转继承。
二、代位继承的概念及各国 (地区) 法律对被代位人范围的不同规定
所谓代位继承是指法定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在继承开始时, 由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代继承人之位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的继承制度。代位继承制度实际上是法定继承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 是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代位继承中, 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 称为被代位继承人;该晚辈直系血亲就是代位继承人, 如孙子女辈代替父母辈继承祖辈的遗产。
被代位人应当是被继承人的血亲继承人, 配偶一方先死亡不发生其子女代位继承问题, 此乃各国 (地区) 继承法之统一原则。然而对于哪些血亲继承人可以作为被代位人, 各国 (地区) 的规定则差异极大。据学者考察, 大致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 被代位人仅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我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继承法为此种类型, 但我国大陆继承法规定被代位人只能是被继承人的子女, 而台湾地区民法则规定只要是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均可为被代位人。此外, 越南、蒙古等国亦属之。第二种, 被代位人为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和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亲属。日本、法国、韩国、意大利等国采此立法例。第三种, 被代位人之范围既包括直系血亲卑亲属, 也包括父母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祖父母 (外祖父母) 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德国、瑞士等国继承法属之。第四种, 在第三种的基础上, 还包括兄弟姐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如美国即采此代位继承制度。此外, 埃塞俄比亚民法还规定, 曾祖父母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也可成为被代位人。[1]上述几种不同的立法例中, 我国的被代位人范围属最狭窄的一种, 即被代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子女。我国的这一规定有利于在实践中简便而准确地确定被代位人, 相对于其他立法例, 公证的审查难度也较小。对我国继承法上被代位人的这一规定, 学界并无太多争议, 只是认为, 我国大陆的规定与台湾地区的规定比较而言, 台湾地区的规定更为合理。[2]在修法时, 可参照之。
三、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区别
在探讨代位继承权相关问题之前, 首先必须明确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区别。代位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 由被继承人的死亡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继承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的制度。代位继承是和本位继承相对应的一种继承制度, 是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情况。转继承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 该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代其实际接受其有权继承的遗产。转继承与代位继承有相似之处, 但又存在明显区别:一、继承人死亡的时间不同。代位继承中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而转继承中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 遗产分割前死亡。二、继承人的范围不同。代位继承人只能是被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 如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且不受辈份限制。转继承中的被继承人的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均有转继承权。三、转继承可以发生在法定继承中, 也可以发生在遗嘱继承中, 而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四、法律后果不同, 代位继承是一个继承过程, 而转继承是两个继承过程。
四、对继承权公证中代位继承权相关问题的处理
笔者在实践中遇到一个案例:1965年王某甲收养了一子王某乙, 王某甲无兄弟姐妹, 父母均已过世, 1987年王某乙与林某结婚, 林某与前夫育有一女谢某, 结婚时带了未成年的谢某与王某乙一起生活, 王某乙于2012年过世, 王某甲于2013年过世, 王某甲除了王某乙之外无其他子女, 由于房产需要过户, 谢某于2014年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按继承法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解释: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中并没有包括养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对此, 本案中的谢某对继父王某乙房产的继承缺乏法律依据, 继承权公证将无法顺利办理, 房产也因此无法过户。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0条的规定, 子女应当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法理上认为, 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是一种拟制血亲关系, 因此养子女作为代位继承人在理论与实务上都无争议。但须注意的是, 养子女被收养前已有的晚辈直系血亲与养父母之间并无血亲或拟制血亲关系, 不享有代位继承权。关于继子女能否作为代位继承人则尚存争议。有观点认为,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也应享有代位继承权。[3]而多数观点则认为, 不应享有代位继承权。笔者认为, 前一种观点值得肯定。即与被继承人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可以成为代位继承人, 与被代位人的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能成为代位继承人。笔者认为夫妻离婚后一方或双方都可能会带有孩子, 且一般以未成年人为主, 此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他方在决定与带有子女的一方结婚之前, 是否成为该方子女的继父或继母无疑是重要考量因素, 如果其选择结婚重组家庭, 那么该方子女即成为重组家庭中的一员, 表明其愿意接受该方及其子女, 因此, 孩子不是再婚的障碍, 而只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基于家庭共同生活之故, 赋予继子女继承权符合继承法的本质, 也是我国现实的需要, 赋予养子女的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享有代位继承权比较妥当。
继承权公证作为家事公证的重要类型之一, 已悄悄走进千家万户, 为许多百姓解决家庭财产的分配问题, 在预防家庭纠纷、减少诉讼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办好继承权公证, 也是对每个一线公证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考验。因此, 作为一名基层公证员, 更要把握好每次办理公证的机会, 努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高办证效率和办证能力, 以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对群众负责, 让群众放心。
摘要：随着乡村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和旧城区改造项目的推进涉及拆迁补偿工作, 出现了许多因不动产所有权人已过世而无法正常办理拆迁补偿手续, 严重影响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同时, 由于房价的不断飙升以及民众对私有财富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涉及银行存款、股票或有价证券及不动产继承的民事活动迅猛增长, 继承权公证需求量也日益增多。继承权公证在满足群众对遗产合理分配的需求, 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笔者根据多年工作实践, 就办理继承权公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谈点自已的看法。
关键词：继承,继承权公证,代位继承权
参考文献
[1]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 (修订版)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236-240.
[2]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228.
法定继承 篇10
在布依族家庭中,子女的继承权受布依族继承习惯法调整,男尊女卑思想在布依族中根深蒂固。根据布依族习惯法,长子结婚后,邀请“寨老”根据家庭人口多寡和财产数额分割部分土地、房屋和生活用品给长子,家中男孩较多的,均按此方法分配财产。但父母由小儿子赡养,赡养费用由小儿子承担。父母去世后所留遗产由小儿子一人继承。女儿没有继承权,只是在出嫁的时父母给予的一定的陪嫁,陪嫁多少依男方“彩礼”数量而定。部分家庭子女较多的,父母单独生活,子女共同赡养,共同继承遗产,女儿无需赡养亦无继承权。
二、布依族继承制度与国家法冲突之表现
《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但在布依族社会中难以执行,在笔者生活的布依村寨中,一布依族家庭有四个子女,三男一女,女儿已出嫁,母亲早逝,父亲单独生活,三儿子共同赡养父亲。父亲去世后留房屋一套,三个儿子和姑娘均未主张继承权。但此后恰逢城市建设拆迁,该房屋属拆迁范围,国家将给予征用补偿费,儿子间起纠纷,女儿亦主张权利。根据布依族习惯法,补偿费应根据三个儿子与父亲共同生活时间和悉心照顾程度来分配,女儿没有继承权。三儿子请“寨老”依布依族习惯法分配补偿费用,剥夺女儿继承权,但女儿主张根据《继承法》其享有继承权,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根据《继承法》女儿属法定继承人之一,但在布依族社会中,排除继承法的适用。布依族认为诉讼是一种耻辱,若女儿坚持依《继承法》解纷,虽获部分遗产,但兄妹间形同陌路,亲情不复存在,后女儿主动退出。经“寨老”调解,由两个儿子继承补偿费用。从中可看出,在布依族社会中,由继承引发的纠纷其解纷方式与继承法存在较大冲突,不仅存在性别歧视,亦通过习惯的力量剥夺部分子女的继承权。
三、布依族继承制度与国家法的调试
由于长时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布依族接触新生事物的机会较少,法律对其来说较为陌生,出现社会纠纷时,大多依据本民族习惯法解决。对此,我们可从如下方面解决:
(一)变通执行部分法律法规,使其适应民族地区需要。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6条规定:“上级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在布依族生活地区出现国家法与布依族习惯法冲突时,可根据当地的文化、经济发展等状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变通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使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相调试,共同调整民族地区人们的行为方式。法律虽是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主要手段,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朱苏力教授认为:“在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的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①因此,法律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而独立存在,在广大民族地区,可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状况加以调整,使其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维护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国家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成分,将部分少数民族习惯法上升为国家法。
虽然习惯法不是由国家制定并认可的法律,但其仍具有定纷止争的功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功能,因此,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合理成分,可弥补国家法之不足。“国家法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法律的唯一或全部,而只是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一部分,在国家法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他们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基础。”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依法治国,但布依族世代生活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由于不了解法律法规,只能运用本民族习惯法解决纠纷。朱苏力认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一个理想的法官可能根据习惯的做法以及有关的政策性规定或原则以及多年的司法经验做出实践理性的决断,补充那些空白。”《物权法》第85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因此,可将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合理成分上升为国家制定法,既能弥补国家法之不足,又能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习近平指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虽存在冲突,但都可调整人们的行为方式。少数民族习惯法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亦有积极因素,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用国家法取代少数民族习惯法,国家法应给少数民族习惯法一定空间,使少数习惯法发挥积极作用,共同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摘要：布依族是贵州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本文以布依族继承制度为切入点,找出其与国家法的冲突并寻求解决二者冲突之路径,从而实现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布依族,继承习惯法,冲突
注释
1苏力.再论法律规避[J].中外法学,1996(4).
2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法定继承 篇11
[关键词]继承顺序；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
一、问题的提出
近期北京某法院审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在此我将该案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案件情况大体如下：A某（女）与B某（男）系夫妻关系，A某生前留有遗嘱一份，内容如下：A某将A某名下的房屋无偿赠与A某的妹妹C某。在A某过世半年之后，B某（A某老公）将C某（A某妹妹）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A某留下的遗嘱无效，房屋应当由B某继承。通俗的讲就是妻子死后将自己的房产留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姐夫不同意，认为妻子的财产应由自己继承。
庭审时，在原被告准备按照立案案由遗嘱继承纠纷进行开庭答辩、质证时，案件主审法官指出本案应当属于遗赠纠纷，原被告双方应当改变案由，应就遗赠纠纷进行答辩、质证。法官所持依据是：继承开始后，在存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情况下，遗嘱人将个人财产处分给第二顺位继承人不属于遗嘱，应系遗赠。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本案究竟是遗嘱继承纠纷还是遗赠纠纷，我想先分析下在该两种不同案由下法庭的庭审走向。
本案若是按照遗嘱继承纠纷处理，本案将适用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此时正常的处理方法是先将A某遗嘱中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同财产部分剔除出去，即保证A某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系其所有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就是处分的财产无瑕疵。然后就应当由本案原告B某举证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即为什么认为A某的遗嘱无效。此时，B某可以从多个角度证明该遗嘱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如没有必留份、遗嘱不真实、遗嘱形式不合法等等。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在B某，不利后果也应由B某承担。但是，本案若是按照遗赠纠纷处理，本案将直接适用《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受遗赠人C某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而本案中C某未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法官认为，C某的做法应视为放弃遗赠。据此，B某起诉时距A某死亡已过半年之久，C某将不再享有受遗赠权，B某直接胜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案由，不仅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大大不同。现实中，本案主神法官就是按照上述遗赠纠纷处理的本案，法官直接适用了两个月的特殊时效，C某不享有受遗赠权，A某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B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C某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有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存在时，第二顺序继承人妹妹不得继承。所以，C某将完全不能继承A某的遗产。法官的做法看似将本案大大的简单化了，也好似处理了纠纷提高了审判效率。但是，法官的认定真的是正确的吗？法案真的得到解决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此作出一步步的分析。
二、遗赠和遗嘱继承的区别
因为本案最大的争议是本案的案件性质，即本案是遗嘱继承纠纷还是遗赠纠纷。为了更好的分析研究上述案件，回答笔者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
（1）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包括遗赠）的区别
在探讨遗嘱继承与遗赠的区别之前，我們应当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定继承与二者的区别。通俗地讲，根据被继承人（遗嘱人）生前是否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我们将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包括遗赠）两大类。一般来讲，无遗嘱的继承就是法定继承，并且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都是由继承法直接规定的，不能任意适用。在法定继承中继承法直接规定法定继承的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等。当被继承人（遗嘱人）所留遗嘱无效或者生前未留遗嘱时，此时将按法定继承处理。而遗嘱继承和遗赠则是有遗嘱的继承，该种继承更大程度的尊重遗嘱人的个人意愿。遗嘱自由是遗嘱继承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我国私法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直接规定。当然遗嘱自由也不可能是没有限制的自由，法律会通过一些制度对其进行制约，即所谓的遗嘱相对自由主义。在国际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此做出规定，但稍有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因受传统的家庭主义影响对遗嘱自由限制的更为严格，如特留份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个人主义盛行，他们更注重对个人自由的尊重，所以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就小一些，但是家庭成员的扶养是不能不考虑的。
（2）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
弄清了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之后，我们再来分析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通过《继承法》第三章中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遗嘱继承和遗赠最大的区别在于遗嘱人将个人财产处分给不同的人。若是遗嘱人的个人财产被处分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特定的人、集体或者国家就是遗赠。反之，遗嘱的人个人财产若是被处分给法定继承人中的特定一人或者多人的是法定继承。在这里，“法定继承人”的概念很重要，该处的“法定继承人”和该法第二章中第十条规定的“继承人”相一致。同时，该条又将法定继承人分为不同的继承顺序，即与被继承人关系最为亲密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和与被继承人关系较为亲密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本案中B某是第一顺序继承人，C某是第二顺序继承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案就是遗嘱继承纠纷，法官的认定是有错误的。首先，本案A某生前留有遗嘱且合法有效，所以本案不能适用法定继承。其次A某将自己的个人财产处分给自己的亲妹妹，而兄弟姐妹属于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所以A某生前留的是遗嘱不是遗赠。
三、不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时并不必然排斥
分析完遗嘱继承和遗赠的区别，我们再就本案法官的定案依据进行探讨，即不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在继承时必然相互排斥吗？
（1），法定继承时，第一顺序继承人优先并且排除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195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权问题给政法委的复函》中将法定继承人分为三个顺序，分别为：配偶、子女、无劳动能力或其他生活条件的父母；有生活条件的父母；兄弟姐妹。随后在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又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是修改了极个别的措辞，将“生活条件”修改为“维持生活”和“能够生活”。现行的1985年出台的《继承法》第十条将配偶（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的）、子女（婚生的和非婚生的）、父母（包括养父母）规定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同时对公、婆进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对岳父、岳母进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女婿也规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规定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此时，我国将祖父母、外祖父母列入了第二顺序继承人，并且将兄弟姐妹从第三顺序继承人变更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同时取消了第三顺序继承人。
从上述我国关于法定继承人顺序的规定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是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为基础来划分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的，继承时血脉近的优先，血脉远的靠后。同时，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这主要是为了减少无主财产的产生（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使得法定继承人个数减少，继承人范围就显得有些狭窄），也是与国际社会相接轨的需要（国际社会法定继承人范围更广且顺序较多），同时也与当今社会私有财产增加、私权越来越神圣相适应。当然，法律在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时候，并没有侵害血缘关系近的亲属的利益。继承法第十三条对此做出了规定，即法定继承开始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不得参与继承，只能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在法定继承时，顺序优先的的继承人（第一顺序继承人）排斥顺序在后的继承人（第二顺序）的继承权。紧接着该法对继承人分得的遗产份额进行了规定，即处于相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一般应均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之间是不排斥的。通过这种安排，既能保证被继承人的遗产能够有人继承，又能保证被继承人的遗产能够保留在血缘最近的家人手里。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该种结论是发生在法定继承这个大前提之下的。
（2），遗嘱继承时，不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关于遗嘱继承，《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公民只能将财产处分给特定范围内的人。即遗嘱的继承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人并且人数不限，同时法定继承人都有成为遗嘱继承人的可能性。法定继承人想要转换为遗嘱继承人只需要遗嘱人生前留有遗嘱将其指定为遗嘱继承人这一事实即可。这里只强调法定继承人这一范围，并不注重这一范围之内的人与遗嘱人之间的远近亲疏，这同时也是法律尊重遗嘱人个人自由的体现。遗嘱人有充分的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财产，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可以任意指定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等等作为继承人，同时可以任意设定各个遗嘱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在遗嘱继承中，只要遗嘱人不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遗嘱人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在法定继承人之间处分个人财产，此时法律充分尊重遗嘱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法定继承的时候，不同顺序的继承人之间才会相互排斥，即顺序在先的法定继承人优先继承并且排斥后位的法定继承人，并且完全来源于法律的规定。而在遗嘱继承时，继承人的继承权并不完全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更重要的是来源于遗嘱人的选择。此时是遗嘱继承排斥法定继承，而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排斥第二顺序继承人进行遗嘱继承。
四、本案法官存在严重的定性错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本案法官存在定性错误。本案中法官将A某的遗嘱认定为遗赠的主要依据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时，遗嘱人将遗产处分给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不是遗嘱是遗赠。该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都是法定继承人，遗嘱人将遗产处分给第二顺序继承人完全可行。具体来讲，遗嘱人可以将财产只处分给第一顺序继承人（一人 数人），也可以只处分给第二顺序继承人（一人或数人），也可以同时处分给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一人或数人）。
（2），按照法官的逻辑，法官存在一个这样的推定，当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时，第二顺序继承人将不再是法定继承人，这完全是荒谬的，没有依据的。法官可以进行心证，并且要以法律和事实为基础进行心证。而此处法官的推定完全是自己对法律的误读，并且该种误读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还与立法目的相违背。
（3），即便如法官所说，A某留的不是遗嘱，但也不可能是遗赠。因为C某是个人，不可能成为国家或者集体，也不可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遗赠制度的存在使得遗嘱人可以将自己的财产处分给任何人或者集体，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充分尊重，这也恰恰是遗赠制度存在的意义。
（4），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时，法官认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不可能成为遗嘱继承人。但按照遗赠的规定，第二顺序继承人也不可能成为遗赠的对象。这将使得在这种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永远不可能享有继承权。具体讲，此时，第二顺序继承人不是遗嘱的对象，也不是遗赠的对象。而且该种情况的前提是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除非第一顺序继承人被剥夺或者放弃继承权，否则第二顺序继承人将永远不可能获得遗嘱人的遗产，第二顺序继承人实质上被剥夺了继承权。很明显，这是违背法律的立法目的的。从法理上来講，任何一个人都有得到遗嘱人遗产的可能性，更何况是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呢？
五、结论
（1），法官的认定是错误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而非法官所认定的遗赠纠纷。在遗嘱继承中，第二顺序继承人完全可以成为遗嘱继承人，甚至超越第一顺序继承人成为唯一的遗嘱继承人。只有在法定继承时，第一顺序继承人才有可能排斥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继承权。遗嘱继承排斥法定继承，而不是在遗嘱继承时，第一顺序继承人排斥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只有在法定继承时才有区分继承人顺序的必要和意义。
（2），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本案中，法官对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理解明显超越了继承法的原文意思和立法目的。本案法官不是在适用法律，而是变相的通过错误的法律解释创造了法律。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法官审案、进行自由心证等都要以法律为前提。不管本案法官是真的认为A某所留遗嘱系遗赠，还是想通过这种途径最终适用遗嘱继承，本案法官都不是在适用法律。本案就是遗嘱继承纠纷，法官不能凭自己主观认定应当是遗赠纠纷或者是认定本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即便本案法官真的认为或者社会大众认为在妻子过世后，妻子名下房产应当由丈夫继承，不能由妻子妹妹继承，但作为中立的、信仰法律的法官，我们都只能以法律规定为准。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层防护，而作为司法体制中极为重要的一员，法官必须依法裁判。
参考文献
[1]杜江勇，对法定继承顺序的几点思考，理论与探索，2004年第5期
[2]王浩，论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完善，华南理工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3]李岩，论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完善，南京理工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4]陈益民，谈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统一，政法论坛，1986年第5期
[5]赵旭东，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关系研究，现代法学
[6]段伟伟，遗嘱自由之限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7]刘莹，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研究，法制与经济，2012年11期
论税收法定原则 篇12
关键词：税收法定,税收法定原则
在当代社会里, 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分权或限权, 即将有无限扩张趋势的政府公权力, 限制在宪法所划定的范围之内。而税收, 作为维持政府机器运作的主要财政来源, 在任何存在国家的条件下都是必须的。因此, 征税权及其实施机制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施行。即坚持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 也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 它主要是由立法者针对全部税收问题而制定的。如果立法者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国家也就不能实施税的征收, 公民也就没义务纳税了。该原则是由民主原则与法安定性决定的, 是现代宪法在税法上的具体体现。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法的规定必须精准。它的主要作用是稳定经济生活和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 因此, 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确保涉及税收课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法律化, 如果在征税过程中实施的办法和政策都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底线, 都是无效的。它主要包括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三个方面的要求。法律规定, 主体是由确定税收、执行税收、履行税收义务和相关协助者组成, 客体是由征税的对象、征税的标准、税目和税率组成;法律关系法定是由税收的归属、税收争议的救济、违法行为的处罚等组成。
(2)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规定税收法律对课税要素和税收征管要素的语言必须明确, 语言上不能含糊, 引起争议。行使税收法律的解释权的机构应避免概念的模糊和行政机关的武断。
(3) 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规定立法机关应对征税的法定程序进行明确和完善, 并且征税的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征税, 通过公正公开的程序解决相关税收纠纷, 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 强调形式上的法定, 涉及税收问题必须有法律规定, 即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政府的征税权。第二个阶段相对于对行政权进行限制的传统税收法定主义, 将关注范围扩大到立法机关滥用权利的限制上, 在税收立法中强调纳税人生存权的保护, 强调公平负担、量能课税等。第三个阶段涵盖了税收征收和使用的全过程, 如何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包括税收应用应该如何受到纳税人的监督, 如何按照纳税人的意图使用等内涵。
在我国的税收立法与税务实践中, 税收法定原则还未得到充分多的认识和重视, 我国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均与税收法定原则的缺失相关, 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具体体现为:
(1) 目前跟税法相关的法律只有三部, 一个是《个人所得税法》, 另一个是《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个是《税收征管法》。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 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 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从总体上讲, 我国的税收体系结构有些零乱分散, 层次高低不一, 立法体系错综复杂。
(2) 《立法法》中第10条对授权明确性要求的限制性规定却未能得到好的遵守。
(3) 在实际税收中, 税收法定原则的执行状况更为堪忧。首先, 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下达“税收任务”本身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 导致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其次, 在税收优惠措施方面, 优惠政策并不统一, 规范, 杂、乱、细、多, 并且在执行中失去原样。
针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完善措施,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总结其完善的方向。
(1) 根本上是从宪法和法律上加以完善
首先在宪法条文中对税收法定原则应明确规定, 要把税收法定原则写进宪法, 并通过明确税收授权立法的权限的方式来弥补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缺失。
(2) 监督税收授权立法
由于在实际的执行中工作人员会出现越权、自我解释等问题, 主要是现在我国还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并对其进行约束。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执行人员的规定, 造成他们的权力过于扩大而且还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权力开始被滥用, 最后损害了公民的权益。
因此,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确立并在实践中切实遵守税收法定原则。只有把税制改革和税种增设提高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全面纳入国家立法的程序之中, 才符合设税民主和税收法定的规范要求, 才可能使此番影响深远的国家税收“新政”, 真正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参考文献
[1]王鸿貌, 陈寿灿.税法问题研究[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12第1版。[1]王鸿貌, 陈寿灿.税法问题研究[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12第1版。
[2]安晶秋.论税收法定主义——以税收立法为分析视角[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安晶秋.论税收法定主义——以税收立法为分析视角[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