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反制（通用8篇）
刑罚反制 篇1
中俄战略合作反制美日
作者：江迅
来源：《亚洲周刊》二十四卷四十一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10-10 20:43:45 阅读量：116次
当中国与日本交恶之际，建交六十一年的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却“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日、俄共处东亚，同为邻居，号称东亚三大国。根据地缘政治理论，三国中的两国或明或暗连手对付第三方是常见现象。九月二十八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五周年联合声明》。当下正是中日、俄日在领土问题引发争议的严峻时刻，这两份《声明》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九月二十八日，上海世博会世博中心，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访华三天、参加俄罗斯国家馆日仪式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说，“当前，中俄关系正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中俄能源合作升级呈现明显表征。在世界上，能源领域合作并不是单纯商业合作，而是牵涉两国战略层面。九月二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梅德韦杰夫共同按下“竣工按钮”，作为中俄两国目前最大双边项目，中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支线，经一年半建设如期竣工。梅德韦杰夫此行访华，中俄在能源合作领域签署了涵盖石油、天然气、核能等多方面协议。
中俄石油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由中国黑龙江省漠河县入境，经黑龙江和内蒙的十三市县区，终点在大庆。管道全长九百九十九余公里，其中，俄罗斯境内七十二公里，中国境内九百二十七公里。亚洲周刊获悉，中俄谈判主要成果有：中石油集团与Rosneft就经“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石油管道对华供应石油签订合同，来自俄罗斯泰舍特油田的原油，从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输入大庆林源炼油厂。根据中俄达成的“石油换贷款”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总计二百五十亿美元长期贷款；俄罗斯则以石油为抵押，以供油偿还贷款。这条输油管线将在二十年内，每年向中国输送一千五百万吨原油，总计供应三亿吨石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俄罗斯今年一至七月向中国供给原油九百八十一万吨，跻身前三大中国原油来源国。
此行的俄罗斯五百人访华团规模前所未有，豪华阵容中能源巨头众多，囊括了俄罗斯所有主要工业领域。中俄还签署了田湾核电站三号、四号发电机组建设的技术设计方案合同。中俄双方在石油产业链的上下游也展开合作，包括在两国境内的原油勘探和开采，以及开展炼油和石油加工合作等项目，在天津合资建中俄东方石化炼油厂，是下一阶段谈判重点。天然气方面的谈判则受阻于价格。中方参考了目前中国——土库曼天然气协议的价格，因此可接受价格是每千立方米一百五十美元，而俄方希望五百美元。
中国石油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王震认为，石油贸易是为中俄能源合作打了头阵，而未来两国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俄罗斯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考虑到成本以及供需关系，未来俄方的煤炭将更多倾向亚洲市场。前不久，中俄达成六十亿美元借贷协议，中方将在未来二十五年内获得俄罗斯出口的煤炭资源。据悉，二零一零年一至八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煤炭七百六十万吨，相当于中国煤炭进口总数的七成一。
反对篡改二战历史
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增进中俄战略互信。声明称双方认为，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声明重申反对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图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姜毅认为，中俄过去在联合声明中也都强调，在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今年的声明提到二战，一是因为今年是二战胜利六十五周年，二是俄罗斯现在面临一些东欧国家和西方政治势力的压力。有人指责苏联对二战负有责任，侵占了波罗的海国家。有北京学者认为，声明是针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日本很清楚谁在篡改历史。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透露，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十一月出访日本参加APEC横滨峰会，途中有可能登上位于俄远东南千岛群岛，即北方四岛，这无疑是对日本的挑战。
北京军事专家透露，当下，中俄军事技术合作规模正在下降，中国军工系统发展很快，如今中国采购俄罗斯武器装备已经不多，在俄出口公司整体销售规模中，中国的份额仅占一成八，今后还将会更少。虽然双方军用产品贸易绝对值规模没增长，但中俄正向更高阶段过渡，安排在中国许可生产航空装备和其它产品。
经济互助超越政治
对此，北京军事评论家宋晓军说，俄罗斯原先是想在军工为主的经济转型中，将这些军事技术和装备卖给中国，以这些资金完成转型，融入欧洲，却未能如愿，而后提出二百五十亿美元的经济振兴计划，它向美国、欧洲四处化缘，这些国家没有资金给它。现在俄罗斯靠卖资源卖技术，让自己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尽早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唯有靠中国获得转型资金，卖资源卖技术给中国，中国有的是资金，在现代化进程中，缺的是能源，是石油、天然气。俄罗斯要将这些资源卖给欧洲、日本，它们的市场有限，而中国需求量太大。因此，俄罗斯就将军事技术卖给印度，印度会令俄罗斯比较放心，印度对军事技术没有太强的消化能力，因此往往不会复制、翻版这些技术，俄罗斯又将资源卖给中国，以这些资金完成经济转型。
宋晓军说：“现在是俄罗斯需要中国，中国利用俄罗斯遏制美国、日本的动因，已经越来越下降了。中、俄之间关系，现在更多的是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如今中、俄走得那么近，日本当然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宋晓军刚从山东回来。看到日照市的港口投资，日本与韩国正“争风吃醋”。他说其实日本心里也很清楚，它离不开中国。中国突然崛起，日本人，特别是右翼，有一个不适应期、反弹期，接受这一事实会是漫长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特别是去东北投资，中国人也有一个反弹期，当年入侵中国，还能让它来投资吗？经历了一段日子，中国人冷静思索，才适应的。他在青岛看到，日本中学生午餐便当中的一片鱼肉，就全是在青岛加工的，日本要让中学生吃鱼，而学生已经不善于吃鱼时会吐鱼刺，于是需要加工，把鱼刺去除。他说，这加工就在青岛，不会在日本本土，捕捉到鱼运来中国，加工完冷冻了再送回日本，连日本食品卫生检查站都设在青岛。
宋晓军认为，日本今天根本就离不开中国，日本右翼再闹，有本事就不与中国做买卖。日本会把中国的市场让给德国人吗?不可能。中日较量，中国不需要俄罗斯敲边鼓，中国自己就能解决。中国即将召开环渤海十城市会议，大连、青岛、营口沿海城市合作，山东九千万人口，辽宁有五千万，河北七千万，加起来二亿多人口，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资金和技术需要多大?日本和韩国都拼命要挤进去。日本右翼的闹腾，是对中国强大的不适应，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越来越深，这张窗户纸没有捅破，钓鱼岛撞船事件，把这张窗户纸给捅破了。右翼能拍胸脯说，不与中国经济合作吗？中国不担心，离开日本，还有欧洲替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出访欧洲，世人都看到了温家宝的表现和中国的态度。
在国人眼中，俄罗斯虽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俄战略互信是近二十年来，经一点一滴、一波三折才形成的。中俄战略伙伴协作关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在外交上相互协调，相互借重，这对第三国日本无疑是一种警示。
刑罚反制 篇2
关键词：顺序性思维,罪刑法定原则,量刑反制定罪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在各个学科研究领域, 都离不开顺序性思维方法的应用。当然, 在刑法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其中, 在定罪和量刑的先后顺序上, 按照顺序性思维的思路, 需要坚持先定罪, 后量刑, 极力反对“量刑反制定罪”理论。所谓的“量刑反制定罪”, 就是抛开常规的顺序性思维, 用逆向性的思维模式来研究定罪与量刑的先后关系, 换句话说, 首先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情节来确定大致的量刑幅度, 其次, 对案件进行准确定性, 以确保罪刑相适应。[1]接下来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证“量刑反制定罪”理论违背了刑法学研究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从而进一步论证该理论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一、“量刑反制定罪”违背了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
一直以来, 所有崇尚刑事法治的国家, 都始终坚持“定罪是量刑的前提”这一基本精神, 认为定罪对量刑具有客观、公正而坚实的制约作用。我国《刑法》第61条就彰显了这一立法精神, 其规定:“在对犯罪分子量刑之前, 首先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事实、具体情节、社会危害性等要素进行定罪。”可以说, 定罪是量刑的前提与基础, 这正如赵廷光教授所言:“定罪是量刑的前提条件, 它不仅为量刑提供了基本依据, 也防止罪刑不相适应的基本保障。”[2]相较而言, “量刑反制定罪”将定罪作为实现目的工具, 抑或是作为实现量刑公平的一种方式, 而把量刑视为刑法的最终目的。事实上, 如果将定罪作为手段、将量刑作为目标, 那么手段 (即定罪) 的选择应当是多种多样的, 譬如说更改罪名就是一种具体手段。[3]但不难看出, 这种“量刑反制定罪”理论与罪刑法定精神是相背离的, 同时也违背了刑法学研究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二、“量刑反制定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 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可见,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 也是实现依法治国、保障公民权益的基本保障。刑法条文由国家制定与强制推行, 它具有强制性、明确性、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特征, 只有贯彻落实罪行法定的精神, 才能确保法官“公正司法”, 才能实现公民“遵法守法”, 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事实上, 罪行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教义学上的核心理念, 也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准则, 因此“量刑反制定罪”或“更改罪名”的方式明显有悖于罪行法定原则。[4]除此之外, 法官只能依据刑法的具体条文进行审判, 而非迫于政治压力或者基于自由心证来更改罪名。倘若法官违法罪刑法定原则而更改罪名, 那么司法公正将难以实现, 公民的基本权益将难以保障, 罪行法定原则也将被打破。
三、“量刑反制定罪”忽略了刑法解释的调和作用。
由于制定法存在滞后性的缺陷, 立法者在进行刑法立法时偶尔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罪刑失衡的情形, 导致最终的量刑不公正。而这种量刑不公正主要是一个刑法解释不力的问题, 不一定必须通过先确定量刑来改变定罪的方式来解决。陈兴良教授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罪刑法定原则应当贯彻落实于整个司法过程, 但前提是要对刑法进行合理的解释与逻辑推理, 否则罪行法定原则将形同虚设。”[5]在实践过程中, 刑法解释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典型的如许霆案件, 许霆最终被法院从轻判决离不开刑法解释所发挥的作用, 不管是认定许霆构成盗窃罪, 还是依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减轻处罚而判处5年有期徒刑, 都证明了刑法解释完全可以解决有关难题。重视量刑和追求量刑公正的努力固然重要, 但如果把这种公正寄托在罪名的擅自更改上, 这不仅会弱化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可预见性, 还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无疑是定罪与量刑关系的“本末倒置”, 这不利于刑法解释调和作用的真正实现。换句话说, 为了实现量刑公正, 不需要去打破顺序性思维, 主张量刑反制定罪, 而应该重视定罪在前, 量刑居后。
四、“量刑反制定罪”扭曲了定罪量刑的应然关系。
然而, 也有学者 (即“量刑反制定罪”的支持者) 指出:“刑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量刑而非定罪, 定罪只是服务于量刑的一种具体方式, 国家制定刑法的最终目标在于准确量刑, 以更好的处罚犯罪嫌疑人, 维护社会的稳定。”[6]尽管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 但是犯了定罪量刑“本末倒置”的错误, 也扭曲了定罪量刑的应然逻辑。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 罪名具有类型化的特征, 且往往置于法定刑之前, 只有先确定罪名才能确定相应的法定刑, 这不仅是罪行法定的基本要求, 也是严格规则主义的应然之义。尽管刑法的目的在于惩治犯罪, 但是也必须在定罪的前提下进行, 这样才能确保司法的公正。不能因为盲目的追求个案正义或平衡定罪量刑关系而选择以量刑反制定罪, 这样往往难以获得最佳的司法审判效果, 而且立法、司法的公信力将遭受严重削弱, 公民的基本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假如更换罪名是为了惩治犯罪, 那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应然逻辑将发生错位, 刑法上的“三段论”也将遭受彻底颠覆。[7]
显而易见, 以上四个方面是“量刑反制定罪”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 概括起来就是:“量刑反制定罪”因为违背了刑法学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从而导致了其在理论上存在着诸多缺陷。
当然, 刑法学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在定罪和量刑先后问题上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固守传统的罪行关系理论。在刑法学中, 学界在对罪刑关系的认识上, 主要有以罪定刑、以刑释罪及以刑定罪三种理论。关于第一种理论, 有学者认为:“定罪与量刑具有严格的先后顺序, 应当予以严格遵循, 否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8]“以罪定刑”理论严格遵守了顺序性思维方式, 但同时只是机械化地认识到定罪与量刑之间的稳定性, 但却没有把握二者之间的灵活性。事实上, “以刑释罪”理论有助于理解定罪与量刑的内在关联, 有助于理顺罪刑关系并克服“以罪定刑”理论的僵化性。可以说, “以刑释罪”是对传统罪刑关系的完善和补充。从这一角度分析, “以刑释罪”并没有违背刑法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而“以刑定罪”理论却彻底颠倒了定罪和量刑之间的顺序和罪行关系上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这是非常危险和不值得推崇的。正如有位学者所述, “以刑释罪”值得提倡, 但必须区别对待、谨慎适用;而“以刑定罪”则是明显的恣意解释、滥用刑罚权, 应当坚决予以杜绝。
随着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入, 刑罚的独立品格与价值逐步展现出来, 它不仅可以实现对定罪的反向制约, 也有助于理顺定罪与量刑的内在关联, 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刑罚的独立品格与价值并不是为了实现“以刑定罪”的目标, 否则, 这不仅有违刑法学研究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同时也是对罪行法定原则的彻底违背。因此, 我们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科学的看待定罪与量刑的关系, 秉持顺序性的思维方式, 从而确保刑事立法的科学严谨, 并实现刑事司法的合法运行。
参考文献
[1]熊红文.量刑反制定罪方法的合理性及其运用[J].人民检察, 2014 (5) .
[2]赵廷光.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J].法学评论, 1995 (1) .
[3]姜涛.批判中求可能:对量刑反制定罪论的法理分析[J].政治与法律, 2011 (4) .
[4]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J].中外法学, 2008 (2) .
[5]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J].法学研究, 2005 (2) .
[6]高艳东.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J].现代法学, 2009 (5) .
[7]曹坚.“以量刑调节定罪”现象当杜绝[N].检察日报, 2009-12-21.
Google反制微软 篇3
据悉，此份裁决的大部分约束力将于今年11月到期。
在微软不断在搜索业务挑战Google的同时，Google也正变得日益老练，频频开始反制。
早在去年12月，Google便向司法部提出要求，禁止微软在Vista中集成桌面搜索功能，称其涉嫌垄断，抑制市场竞争，违反2002年与美国政府签署的反垄断和解协议。美国政府当时也认为，微软利用垄断性优势在操作系统中绑定其它应用软件阻碍市场竞争。
今年4月，Google又将一份50页报告递交司法部。指责“当用户同时运行Vista内置的桌面搜索程序及GoogleDesktop搜索时，用户电脑的运行速度会显著下降，同时Vista并没有提供关闭该内置功能的选项。
微软在压力之下已经同意让一步，答应修改Vista操作系统桌面搜索工具的设计和功能，将搜索部分转入将于今年年底发布的服务套装软件，届时将允许计算机制造商安装非微软的桌面搜索工具。
然而Google并未善罢甘休。
6月25日，公司再次向法官申请，要求延长即将到期的限制微软的反垄断条款，誓将维权之路进行到底。
Vista是微软继windows xp之后推出的新一代操作系统，于今年1月30日推出，仅2月份就销售2000万份，比2001年发布Windows XP的业绩高出300万份以上，势头强劲。
密歇根州大学法学教授、前司法部反托拉斯案件专职律师TheodoreBolema：Google的诉讼并不是在保护消费者，而是在保护自己。
也谈刑罚目的论文 篇4
内容提要：我国的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的时候，把“报应论”和“预防论”作为刑罚目的的两大流派进行论证。本文通过对刑罚目的和本质的比较，认为报应是刑罚的本质，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是刑罚的目的，同时刑罚目的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并通过刑罚本质加以实现。
关键词：刑罚目的 刑罚本质 预防 报应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不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仅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浅薄的认识。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
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 篇5
接下来我以个人对学术著作的标准“苛求”一下这本书。
总体来说，书里面一些观点都只是作家根据个人观察或当时人的说法提出来的，没有可靠依据，而且语言模糊、煽情。如作者在谈论盗窃时，提到“一般来说，产生于贫困和绝望的犯罪，是不幸者的犯罪，所有权为他们保留的只是一贫如洗的地位”。再比如谈到罪刑应相适应时提到“亚洲式的见解和披着权势外衣的欲望，往往采取无形的冲击，或者在个别时候通过对人们懦弱的轻信心来施加的影响，抹杀一些通俗的概念”，说实话我联系上下文看了半天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认为好的学术著作应当尽量避免煽情，学术著作主体部分应当是理性的，煽情可能会影响读者的客观性。当然我并不排斥在著作序言或者书的最后进行此类动作，因为任何著作说到底都是作者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媒介。
书中有很多比喻，比喻固然能增加书的生动性，但也带来更大的模糊性，有些比喻还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情绪。
谈完了这本书总的缺陷，再来谈谈我认为书中一些值得商榷甚至批判的细节。
作者认为艺术的基本原则是“忠实地刻画自然”，并认为“政治，至少是真正的和持久的政治，也服从这一基本原则”。现在来看，艺术的基本原则只是阶段性产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原则。自从照相机出来了，原来的绘画再去“忠实地刻画自然”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再来看政治，政治的基本原则竟是“忠实地刻画自然”?只有把“刻画”和“自然”分别勉强地理解为“遵循”和“规律”才可以理解。
作者基于分权的思想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他认为法官只是从社会或君主那里接受法律，如果给他们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使法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立法权。而法官的推理可能取决于他的逻辑推理能力、对法律的领会程度、感情的冲动等等。正是由于法官作为人的局限性使得法官的推理变得很不可靠。事实上作者对法官的忧虑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现实可操作性。从现有的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时候刑事法官必须解释法律就才能做出判决。因为法律由文字表达，很多词的外延模糊或具有多义性，文字的不够精确决定了法律必须解释。此外，刑法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刑法的相对稳定性都决定了法律有解释的必要性。
作者认为“如果说寻找证据需要精明干练，作出结论必须明白准确的话，那么，在根据结论作出裁判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而一个总是期望发现罪犯同时又落入学识所形成的人为窠臼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谬误。生活在法律不是一门学识的国家该多么幸福啊!”这段话存在较多问题。首先，根据结论作出裁判时不能只靠所谓的“朴实的良知”。事实上“朴实的良知”赞成同态复仇，“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都是它所赞同的，而这与法律是冲突的。况且人很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作出公正的判决。这就需要受过相关训练的专业人士来进行裁判，一方面用法律思维进行裁判，另一方面可以尽量避免无关因素的干扰，而作者提到的法官可能有的缺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其次，法律如果不作为一门学识的话很难进步，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可能法律滞后于生活太久，比如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如经济法、劳动法等法律，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人士来参与或指导立法的话就会带来各种问题。最后，作者的说法自相矛盾，法律如果不作为一门学识的话，作者写此书就是亲手把国家推入痛苦的深渊了。
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应由同他地位同等的人来裁判”，这句话是建立在裁判应由随机产生的陪审官作出的前提上。首先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如何判定两者地位的同等;其次，地位同等的人就没有偏见了吗，会不会因为肤色、性别等其他原因而有所偏见?事实上，作者的想法是很好的，想排除因为偏见而对裁判有影响的人，但过于朴素，实际操作也相当麻烦，没有实际意义。
作者认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是简单的成本收益核算思想，这是建立在罪犯是一个理性人的前提下。但有些时候罪犯是激情犯罪，完全没有考虑成本收益，另外一方面，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的利弊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在甲看来，杀了丙的好处大于死刑的恶果，而在乙看来就未必如此了，所以这句话值得商榷。
《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 篇6
读了《论犯罪与刑罚》，我对法律有了更深的了解。它勇敢地揭露了旧的刑事制度的蒙昧主义本质，依据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并且从《论犯罪与刑罚》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的影子。这一派概括起来有3个基本点:（1）罪刑法定主义。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为罪，也不处罚；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严格，不能适用类推和扩张解释；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刑法对罪和刑要有明确规定，不能规定不定期刑。（2）罪刑相适应。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基本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身份等级差别，犯同样罪受同样处刑;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3）刑罚人道主义。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基本内容是：废除或限制死刑；废除残废刑；建立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适用轻刑；改良监狱。
书中提出了刑法三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并且呼吁废除刑讯和死刑，实行无罪推定；此外，贝卡里亚在书中否认了法官拥有解释法律的权利。时至今日，书中的许多论点仍有现实意义。接下来，我将对书中的一些部分诉说我的观点和看法。
（一）罪刑法定
1.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本书明确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三篇写道：“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
此外，在逮捕一篇中作者提到：只有法律才能确定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刑罚。因而，法律应指出：应根据哪些嫌疑而羁押罪犯，强制他接受审查和刑罚。并且证明嫌疑的证据也应该由法律来确定，而不是由法官来确定。
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
2.对法律的解释
要使抽象的法律规范正确地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官在此过程中担任着判决的角色，那么其是否有权对法律进行解释呢？贝卡里亚对此的回答是：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由此可见，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而无权进行法律解释。否则，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取决于一个法官的逻辑推理是否良好，对法律的领会如何；取决于他感情的冲动；取决于被告人的软弱程度；取决于法官与被害者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们波动的心中改变的、细微的因素。倘若如此，人们得到的将不是持久稳定的而是飘忽不定的法律解释。
3.刑罚的公开性、明确性
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并且明确地规定刑罚法规，以便预先告知人们成为可罚对象的行为，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的行动，并限制法官适用刑法的恣意性。否则，如果规定的刑罚法规含混不明，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是违背刑法定主义的宗旨的，从而认为是无效的。贝卡里亚在书中也提到：如果说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是一个弊端的话，那么显然，使人不得不进行解释的法律含混性本身是另一个弊端。因为刑罚的捉摸不定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而且作者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此时如果刑法规定的含混不清又怎能让人确切地预测到自己是否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处罚呢？
在刑罚规定必须明确之外，为了足以科处刑罚，犯罪则也应当是肯定的。即，一定要构成犯罪才能科处刑罚，不能存在或然性。
（二）刑罚的宽和
1、贝卡里亚在书中说：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在处理罪犯的过程中，人们仿佛已经背离了刑罚的目的，统治者往往更喜欢用最残酷的方法来惩罚犯罪的人，然而残酷的惩罚结果只会让罪犯更想逃避惩罚，同时刑罚若变得日益残酷，人的心灵也会越来越麻木，刑罚将会失去它最初的目的，变成暴力与暴力的较量。刑罚的宽和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一个人如果触犯了法律，让他尝受到他所承受的后果大于他所得到的好处，刑罚就达到了目的。
对于刑讯逼供，我觉得这完全是没有能力也没有人性的暴政者所热衷的。他希望用手中的权利，用肉体的惩罚来弥补自己在侦查过程中的不足，不讲求事实证据，而是期待嫌疑人承受不了肉体的折磨而自己承认自己的罪行。这种行为很容易将无辜者屈打成招。不讲求证据，对于无辜者不论怎样都是不公平的，如果承受不住酷刑，他将坐牢，如果承受住了，免受牢狱之灾，他所受的肉体刑似乎也是白受的。反而真正的罪犯，若承受住了肉体刑就将逃避了更重的刑罚。所以对于执法者要更讲究证据与事实，不要随便用手中的权利，将刑讯严酷的加在无辜者身上。现在有很多智慧的询问人员，深知心理战术和观察一个人的神态，从一个人的语言，动作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说谎。所以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的审讯手段，用智慧有效的方法查明时间真相。
2、关于死刑
贝卡利亚是第一个对死刑的合法性提出争议的学者，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提出废除死刑的理念。这位法学家终其一生都在为人道尊严和生命价值而工作着。
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贝卡利亚用了将近1/10的篇幅来宣传自己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的观点，他把死刑的弊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死刑的威吓作用是多余的。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发挥其作用。
第二，死刑容易引起旁观者对受刑人的怜悯。统治者为了加强死刑的威慑 作用，一般都公开以残酷的手段执行死刑。因而在部分人眼里，死刑等酷刑已成为一种表演。
第三，死刑的影响是暂时的。贝卡里亚从心理效应的角度论证说：“对人类 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
第四，死刑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环境。这是贝卡里亚等启蒙学者反对死刑 的主要理由。他们认为，很多人犯罪是由于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感，心灵很残酷，而这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死刑起着纵容人们流血、树立残暴榜样的作用。以暴行镇压暴行，只能造成暴行的恶性循环。
第五，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由于司法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死刑的适 用就使这些司法错误成为无可挽回的。
（三）关于犯罪
在近现代刑法学中，“社会危害性说”发端于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在该书经典性的论述中，贝卡里亚明确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并指出三种错误观点：犯罪时所怀有的意图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被害者的地位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而不是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罪孽的轻重程度是衡量犯罪的标尺。
作者认为法律不惩罚意向，并不是说，当罪犯刚开始以某种行动表露出实施犯罪的意向时不值得处以刑罚，即便是一种比实施该犯罪所受的要轻的刑罚。为了制止犯意，需要借助刑罚。但是对犯意的刑罚与对已遂犯罪的刑罚之间可以有一个区别，这样，针对已遂犯罪的较重刑罚就可以促使人们悔罪。
犯罪如何被止于最初的阶段，如何在源头上制止犯罪，这是立法者所追寻的终极目标。我觉得在预防犯罪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打击犯罪行为，也要适当的停下来思考一下造成这些人犯罪的根源是什么，从制度上进行一些改变。对此作者提出以下几种预防犯罪的方法：
（1）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让国家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是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
（2）应该让光明伴随着自由。知识传播得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的蓬勃力量将不可动摇。
（3）应该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 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威越小（尤其是同冒险相比较），他们对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就越不感兴趣。
（4）奖励美德。在明智的分配者手里，荣誉的奖金总是用之不竭，一本万 利的。
（5）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
（四）总结
刑罚反制 篇7
陈梦琪
2013-4-12 9:42:18 来源：《人权》(京)2006年4期
挪威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居民只有400多万，国土面积只有38.5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积15560平方公里。挪威全国分为东部、东北部、南部、西南部、西部及北部的6个囚犯权益管理地方区域。
挪威的犯罪率比较低，每10万公民中只有65个在押人员，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600。挪威的在押人员总共有3000名左右（女性大约占5%），每年判处11000个新的监禁刑罚，平均刑期是70天，而每年判处的社区刑罚超过2000个（女性大约占12%）。
挪威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5岁，15岁以下的人不会被监禁，但会根据儿童福利法案接受治疗。如果在随机指定的一天中进行统计，就会发现，挪威的监狱中不满18岁的人只有5到8人。33%的在押人员处于18到30岁之间，35%处于31到40岁之间。与毒品有关的刑罚最普遍，超过30%，其次是暴力犯罪，占21%，还有12%是由于财产犯罪，8%是因为杀人，9%是因为性侵犯。
一、立法
挪威议会在2001年通过了《刑罚执行法案》，2002年3月1日起生效。该《法案》适用于监禁刑罚、特别刑事惩罚和社区刑罚的执行，也适用于羁押候审。《法案》的通过导致挪威监狱机构进行了细致的重组。
挪威在这个法案的立法过程中始终考虑到该法案的立法精神、条文表达和内在含义要符合1999年《挪威人权法案》的规定。法案确认《欧洲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公约是挪威法律的一部分，也以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发布的监狱规定和守则作为指导文件。
《刑罚执行法案》取代了1958年的《监狱法案》。在法案通过前，公众对挪威监狱和缓刑办公室的宗旨和职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新法案的内容包括意图帮助获罪人适应挪威社会的规定和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保证获罪人逐渐获得从监禁向自由的转变；矫正机构执行刑罚的方式应当减轻监禁可能带来的有害影响；刑罚执行的目标是试图帮助个人在释放后不再犯罪；采取措施以保证社会免受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侵害。另外，法案还意图建立一个更加节约和高效的矫正机构。
一方面要满足保护社会的需要、防止新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要有帮助囚犯个人改造的措施，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是一个挑战。关于这个问题，《刑罚执行法案》第二条规定法案的宗旨是保证刑罚的“执行方式应顾及刑罚的宗旨；防止新的犯罪行为，为社会提供保障，以及在此前提下保证为犯人提供满意的条件”。法案明文规定刑罚的执行方式应当注意刑罚的目的、对抗新的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利益，并且在上述限制之内保证犯人满意的条件。应当给予获罪人机会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防止新的犯罪行为。
二、监禁刑的执行
挪威一共有43所监狱，分为三类：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即封闭监狱、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即开放和半开放监狱、过渡训练所。监狱的大小不同，最小的只有11名犯人，大一些的有300人左右。高防卫级别的监狱能容纳2100人，较低防卫级别的能容纳700人，过渡训练所能容纳60人左右。挪威没有专门用于关押年轻人的特殊监狱。
犯人原则上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开始服刑。矫正机构有义务衡量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的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对于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服完部分刑期的犯人，必须衡量他们是否可以转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刑罚的执行是渐进性的，即获罪人逐渐获得较大程度的自由。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更注重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如请假外出、探视安排以及灵活性的控制措施等。这里更强调方式灵活的安全措施，以保证广泛的接触和在押人员与监狱员工的沟通。过渡训练所对犯人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技能等方面进行培训，是犯人通向自由之路的最后一站，在他们逐渐回归社会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里着重强调对犯人进行个人跟进，以及通过与其他行政机构进行联网和配合的方式使他们回归社会。作为社会技能训练的一部分和释放前计划的一部分，监狱也会在白天把犯人放出工作或接受教育，以使他们有必要的行动自由，从监狱向市民社会过渡。
三、社区刑罚的执行
缓刑办公室执行社区刑罚。挪威有19个缓刑办公室管理社区制裁，其中，首都奥斯陆缓刑办公室最大，有32名员工。缓刑机构每年大概接收5000名服刑人员，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
社区制裁用于刑法规定可判处6年以下监禁的犯罪。严重犯罪比如严重的毒品犯罪、暴力犯罪和性侵犯不包括在内。社区刑罚只能用于在挪威有住所的人，而且只能在与人民的正义感相符合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惩罚类型的获罪人要比被监禁的获罪人年轻，与被监禁的女性比例(4%)相比，适用社区刑罚的女性比例更高(14%)。这项惩罚是自愿的，需经获罪人同意才能采用。
法院决定获罪人需要在一个固定时期内接受多少小时的惩罚，一般一年不超过420小时。法院还决定犯人违反条件时的附加惩罚是什么，如果犯人违反条件，那么矫正机构可以将案件提交至地区法院，申请替代执行监禁刑罚。如果获罪人再犯新罪，当然就由警察和检察官处理。
《关于社区刑罚的执行法案》提到了三类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一是社区服务，比如为老年人粉刷房间、在公园里收捡垃圾等；二是参与项目；三是以减少犯罪为目标的其他预防性措施，比如在调解委员会与被害人见面。社区服务是社区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在2004年，78%的总小时数是社区服务，项目活动占5%，另有缓刑官员的个人跟进占6%。社区刑罚还可以与30天以下的监禁合并使用。
社区刑罚是在2002年被引进挪威的，引进之后，其使用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至2004年有2094例被处以社区刑罚。
四、罪犯人权的范围
根据挪威的法律规定，囚犯在服刑期间，仍然享有多种权利，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每个囚犯，在挪威的监狱里都会获得一本囚犯手册(The Prisoers handbook-viseksemplar)。这本手册的主要内容是为囚犯介绍一些他们在服刑期间享有的权利，监狱中的日常生活规则和时间安排，以及监狱里的各类活动和培训内容。
挪威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以下权利：
1、单独居住权
每个囚犯基本上有权单独居住，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或者牢室短缺。自2005年1月1日开始，挪威可以同时接受3154名罪犯在监狱里服刑。但同时，还有2176名罪犯在排队等候入狱服刑。为了缩短排队时间，挪威监狱部门批准表现良好的囚犯提前释放。排队服刑的罪犯，甚至还可以申请获得逮捕，以达到折抵刑期的目的。
2、获得报酬权
犯人参与工作、项目、培训、或其他活动可以得到日薪补偿。目前大概是50挪威克朗一天（约合7美元）。
3、知情权
犯人对矫正机构作出的决定，有权知晓及阅读有关文件，也有权要求给出做出决定的理由。但是，这个规定存在例外，特别是在出于安全考虑而认为例外有必要的情况下。
4、宗教信仰、文化娱乐权
矫正机构有义务给予犯人机会以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哲学。应当尽可能给予犯人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机会。比如说体育训练，或者更加有文化性质的活动如使用图书馆等。
5、表达自由权
犯人有接受采访和拍照的权利，这属于表达自由。矫正机构为了保证监狱的平静、秩序和安全可以对这项权利附加条件。但是，矫正机构有义务为这项权利能够实际实施而做出安排。
6、获得医疗权
犯人有权与公共医疗机构进行联系。若有迹象表明一名犯人生病，监狱职员也应当主动安排与公共医疗机构联系。实际上，挪威所有的犯人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有权获得同样的公共医疗服务。
7、与外界交流权
所有的犯人都可以在监狱内接受探视。可以在探视时由一名职工进行监视、监听谈话，可以采用玻璃墙等禁止犯人和探视者身体接触的方式对探视进行控制。犯人可以向监狱外打电话，可以收发信件和邮寄物品。
8、获得渐进性释放或请假权
在服完大约三分之一刑期后，犯人可以申请向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或过渡训练所转移，可以申请从监狱请假外出。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后，并且服完的刑期不少于60天时，矫正机构可以将这名获罪人假释。
五、人权保护机构
（一）挪威议会行政检察官办公室
挪威行政监察官制度产生于1962年，现任的行政监察官阿尔内•弗利弗莱特(Arne Fliflet)于1990年上任。挪威议会行政监察官由每次议会大选之后的新议会选出，每届任期4年。他必须具有相当于最高法官的学历和资格，其任务是代表议会，监督全国的行政机关，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全国的警察局、拘留室、监狱和公诉机关。行政监察官办公室分为6个部门包括5个法律部门和1个行政部门，有40名员工。他们根据不同的法律领域来处理投诉案件，一年处理的案件在2000-2300桩之间，经费是3300万挪威克朗，相当于4000万人民币左右。虽然挪威行政监察官由议会选出来，但有权独立履行其职责，不受议会干涉，也不受任何其他政府机关干涉。在挪威，行政监察官制度是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监督行政机关的制度。行政监察官的主要任务是，依照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尽量确保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不导致公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使公民的人权获得尊重。行政监察官对问题的处理，大多数是在接获投诉信后，但他也有权主动展开调查，还可以亲身探访各警察局、拘留室、监狱，与囚犯进行会谈。行政监察官调查的方法快捷、彻底、不拘方式、容易接近和免费。对行政监察官的调查，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做出回答。如有需要，行政监察官也有权要求法院依照挪威《法院法》的规定开庭取证。行政监察官有权发表他的看法，并提出建议，但不能作出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如果行政监察官的建议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遵守或者采纳，他可以提议投诉人将案件告到法庭去。在这种情况下，投诉人的费用由政府承担。
（二）监督委员会
矫正机构的6个行政区中，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监督委员会对该区域监狱和缓刑机构进行监督，并且监督获罪人和犯人受到何种对待。每个委员会有5名成员，受一位法官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每个月对每所监狱视察一次——可以事先预约也可以不经通知直接视察。委员会可以与任何犯人交谈，谈话时不受监狱职员的监督。得到相关犯人同意后，他们还可以查阅该犯人在监狱内服刑的任何文件。犯人也可以要求与委员会进行预约。通常的询问都是有关日常生活问题，比如卫生条件、其他设施、从一个监狱向另一个监狱转移、食物、业余活动、监狱官员的不良行为等。委员会可以就视察。情况写一份书面报告，监狱长应当就这份报告作出回应。每年会有一份报告提交至区域政府，以及司法和警察部。监狱应当尽可能地按照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去做。
（三）监狱探访者
挪威红十字组织负责向自愿探访挪威监狱的人提供服务。探访者们得先上一门内容广泛的课程，然后才会被允许进入监狱。他们进入监狱后可与愿意与探访者交谈的犯人谈话，探访者负有保密义务。探访者可以每周探视犯人一次。这也是制度监督的一种途径，因为探访者们通常会与监狱长会面，讨论有关犯人的一般事项。
（四）犯人亲友组织
犯人亲友组织是在1992年建立的一个独立组织。他们除向犯人的亲友提供支持外还努力使人们关注他们的状况，并且告知当局和矫正机构他们的经历。
（五）回归之路
回归之路是由以前的犯人建立的一个组织，他们主要帮助被释放的犯人回归社会。犯人被释放时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有一个不包含犯罪人的网络。
（六）欧洲预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委员会(CPT)
欧洲预防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委员会，通过视察制度，保护被关押者的人权。CPT成员都是独立和中立的专家，有多种专业背景，有律师、医生和监狱问题或警察事务专家。委员会定期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视察，必要时可以组织额外的“特别”视察。委员会的成员去过挪威4次，上一次是在2005年10月。在那次视察中，委员会由以往视察中检查相关问题的一个成员陪同，这些问题特别包括向被警方剥夺自由的人提供防止受到虐待的根本保障、对羁押候审犯人施加的限制和精神病医院的情况。代表团还检查了特别高防卫级别监狱中关押的犯人受到的待遇。
刑罚反制 篇8
史柏年
2012-11-5 15:41:05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09年1期
【英文标题】The Dual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作者简介】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vides only punishment sanctions for offenders, which in practice is merely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lay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 as both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for offenders by checking th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human punishment system, the purposes and ai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关 键 词】社区矫正/性质定位/刑罚执行/社会福利/社会工作Community Correction/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Punishment/Social Welfare/Social Work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名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已经走过了将近6个年头。近6年中，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不准确。为对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的厘清提供基础性认识，笔者尝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解说及其困局
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是目前国内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最流行的论述。两院两部的《通知》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权威的法规文件。《通知》明确：“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北京市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六省市之一，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在论述社区矫正的基本含义时，也持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的解说。他说：“具体到北京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它(社区矫正)有三层含义：一是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二是社区矫正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的刑罚执行活动；三是社区矫正是由北京市的社区矫正组织来实施的针对五种人员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除了司法部门领导的上述界定外，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也持此种论述。例如，上海大学法学院刘强教授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的刑事执法活动。[2]
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郭建安教授虽然主张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例如，他与郑霞泽合著的《社区矫正通论》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两院两部《通知》所列举的社区矫正的五种类型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属于刑种范畴，而其它三类不属于刑种。因此，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与行刑制度相结合，但是偏重于执行的一种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3]
上述有关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的解说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错误的。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尚处于试点探索的情形下，坚持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督管理。
但是，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的性质定位，他们排斥和批判对社区矫正性质的其他角度的解说，因此，有意无意地将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理解，由此也使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陷入了以下困局：
1.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主体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致使社区矫正各参与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始终没有明确界定，造成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工作实务中的矛盾和混乱。
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主张，“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罚执行活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主张，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必须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4](P30)既然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那么就应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有关公安机关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或予以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监督、考察等任务的主体的规定，而不应该主张“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因为在上述法规文件中，没有任何有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对监狱之外服刑人员实施执法任务的授权规定。而如果要落实两院两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和发挥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过分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因为，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实践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本身就意涵着对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突破与革新，一味强调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运行，明显地会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创建。
上述认识上的困境必然会造成社区矫正实际工作上的混乱。因为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解说，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执法活动，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框架，对管制、剥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任务只能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但是，除了监督、考察等事务之外，社区矫正还有大量的、复杂的教育矫正、福利服务等工作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又非公安机构及其人员的分内职责和能力所长，因此还需要有其他相应机构和人员来承担。于是就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分工上的奇怪局面：工作主体不做主要工作；非工作主体承担主要任务。就像有的地方当作试点经验所呈现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刑事执法程序工作仍然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承担”，但是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社区矫正具体的监督管理与教育改造由司法行政系统的司法所负责”，基层司法所实际上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力量”。[5]
这样一种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职权与教育矫正职责绝然分开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两个部门分别被赋予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职责，而“刑事执法程序工作”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绝然地分开，其结果是：一方面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内容的交叉重复，两个部门都要制定一套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见面会谈，以及对矫正对象限制性要求的监督执行；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为具有执法职权的公安部门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体任务，而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笔者在调研中不只一次听到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埋怨：有些矫正对象在公安派出所民警面前表现得很驯服、很听招呼，可是在我们面前却总是百般抵触、状况不断，像我们这样“有责无权”的身份，很难把教育矫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2.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三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始终不平衡，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始终是众多试点地区的通病。
两院两部《通知》明确，社区矫正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其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上述监管、矫正和服务的任务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监管既是对社区服刑罪犯的惩罚，同时又能为教育矫正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矫正是社区矫正的核心和重点，矫正目标的实现又能最有效地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服务既能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又能促进其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管理和配合教育矫正措施的施行。
但是由于有人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中，最偏重监管目标的实现，而把其他两方面的任务当作次要的、从属的、可做可不做的，即便关注对矫正对象实际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帮助解决，出发点也是为了换取其对监管措施的配合与服从，似乎矫正对象不出事、不重新犯罪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展的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一切围绕当下的“平安”目标，一切为了对矫正对象实施控制，根本无暇也无力去实现教育矫正的目标。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矫正对象摸准了矫正工作人员的思想脉搏，每逢重大节庆、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前夕或者期间，总会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为了确保“平安”，矫正机构总会想方设法来满足这些过分的要求，以换取自己对社会控制措施的配合。这样久而久之，看似实现了社会“平安”的眼下目标，但是矫正对象的不良心理和行为非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变本加厉，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实际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3.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定位和素质能力大多不能满足社区矫正艰难和繁重工作任务的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运作的状态。
社区矫正是一个需要众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实施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专业涵盖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领域，只有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全面目标。
但是由于有人(尤其是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人员)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认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才是首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只强调其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任务，而不重视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教育矫正的任务；对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仅仅停留在法律、公安刑侦等领域，不重视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所以，一些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设置，只是简单地把基层司法所换牌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机构”；“在人员的配置上，主要以司法所的负责人，专职矫正工作的干警和监狱、劳教场所调出并经过培训的司法警察为骨干”。[5]即便有心理学、社会工作学专业的人员参与，也只是把他们当作是社会的志愿工作者而非专职工作者来看待。
我们考察欧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聘用和培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时，对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是极其强调和重视的。例如：
1945年美国观护及假释制度协会公布的观护人与假释人员的三条遴选标准是：(一)特别知识：需要具备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之知识及实务经验，包括人类生理、心理及情绪变化之了解，以及处理家庭问题，运用社会资源之能力与经验；此外还需要熟悉有关法律之内容，以便行使职权；熟悉管辖区域内各机构活动之情况。(二)特别学历：具备学士学位并选读社会科学之课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三)特别经历：需曾在社会机构从事工作一年以上，但是在社会工作学院的实习或曾受有关训练被认同为实际工作经历。[6]
英国在1998年之前，是将具备“社会工作资格”当作担任社区矫正官的必备条件看待的。[7](P55)
在香港，社区矫正工作者被称作为“感化主任”，感化主任必须具有社会工作的教育训练背景，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实践，再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才能胜任。
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有些地方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定位显得过于狭窄。他们从社区矫正是单纯的刑罚执行这一性质定位出发，把社区矫正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也简单定位在法律和公安刑侦领域，没有意识到：社区矫正虽然在本质上有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但是因为其适用对象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再犯罪几率较低的初犯、轻型犯和未成年犯，所以其刑罚的惩罚性属性大大降低，教育、感化、矫正等工作任务大大突出，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而现实状况却是：大多数社区矫正工作者不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训练背景，不善于运用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教育矫正，社区矫正的内容和方法停留在低层次和低水平的状态。就像有的基层司法所人员所描述的：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8]
二、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社会学视角
在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争论意见中，有关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是具有较高共识的解说，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的分歧意见。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分歧意见在于：除了刑罚执行之外，社区矫正是否还有其它角度的性质定位。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观点，形成了所谓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说和双重(多重)性质说之争。
与单一的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定位不同的是，双重(多重)性质说认为：社区矫正除了刑罚执行的性质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给予性质定位。例如：
张昱教授主张：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和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9](P112)
石晓芳提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的观点，认为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属性；而它的社会工作的属性，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刑罚执行所必须具备的属性。[10]
刘永强博士和何显兵博士持社区矫正多重性质观，他们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合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6]
综上可见，与单一的刑罚执行说持不同观点的社区矫正的性质解说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的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持单一刑罚执行性质说的人们也把反对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属性说。其中，刘东根博士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明确表示对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工作的观点“不能苟同”，认为：“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不能等同于社会工作。如果将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等同，势必会忽视或淡化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功能，影响刑罚的惩罚和威慑作用的发挥，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定位的偏颇。”[11]
是否具有社会工作的属性似乎成为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争论的焦点。对此争论意见，笔者的观点是：不赞同对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的性质解说，赞成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说；不赞同将“社会工作”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赞成将“社会福利”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基于上述见解，笔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理解是：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属性。理由是：
1.社区矫正是现代刑法观念、刑罚制度与现代福利思想、福利政策发展交汇的产物，其中既蕴含了对罪犯惩戒的社会公义性要求，又蕴含了维护罪犯权益和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社会对罪犯的处置，从最初“以牙还牙”式的血亲复仇，到中世纪“杀鸡儆猴”式的威慑阻吓，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更迭，变化虽大，但是用严酷的惩罚给犯罪人以报应，始终是刑罚的核心理念和目的。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采用感化、矫正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待罪犯，而不再以残酷的刑罚惩治罪犯而后快。引起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首先是刑罚观念上的“报应主义”刑罚观逐渐消退，“功利主义”的刑罚观逐渐抬头。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为了惩罚罪犯而存在，刑罚的正当性在于犯罪的不正当性。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其满足国家追求一定功利效果的积极意义，这种功利效果就是犯罪预防，预防犯罪才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根据。预防犯罪又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警示和预防社会一般人，使之不致犯罪；特殊预防以犯罪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或者教育，使犯罪人不致再次犯罪。对于剥夺或者教育功能的不同侧重，特殊预防又可再分为剥夺犯罪能力主义和矫正改善主义。由于纯粹的矫正论与剥夺能力论都失之片面，于是就产生了融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于一体的综合论的问世。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改革家边沁是功利主义创始人，其功利主义学说所涵盖的功利主义原则、福利最大化主张为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边沁把功利主义学说运用于司法改革，成为近代第一位在特殊预防领域的综合论者。他说：“尽管犯罪已被制止，被害人也得到补偿，但仍然需要防止出于同一罪犯或者其他罪犯的类似的犯罪。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是制止犯罪意图，另一种是消除行为能力。消除其犯罪意图称作改造；消除其行为能力称作剥夺能力。”在此，他把“矫正”和“剥夺伤害能力”视为刑罚的必备特质。[12](P51)
风靡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的特殊预防论对刑罚理论和刑罚制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促成了人们认识到刑罚的真正目的应当是矫正或剥夺犯罪能力以保卫社会，而不是用报应或威慑的手段以惩罚罪犯；促进了刑罚的宽容、轻缓和对犯罪人的人道化、个别化处遇。当然，特殊预防论也有其局限。在理论上，由于其排斥和抹杀报应刑论主张的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功能而丧失社会的公义性；在实践上由于没有能为刑罚提供一套限制原则，而容易为扩张国家刑罚权和侵犯公民人权提供口实。
通过历史考察发现，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已经不可能仅仅采纳报应论或预防论中的单一观点来作为自身的全部内容，而应该兼容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各自的长处来建构刑罚的目的理论，并由此设计刑罚制度。使得刑罚措施既具有报应的功能，以满足公众对犯罪之恶进行必要惩罚的社会公义诉求；又具有教育矫正的功能，以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我国当前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就应该建立在上述综合刑论的理论基础上。
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措施，应该具有对罪犯惩戒、监督、考察等监管性功能，通过限制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自由让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报偿；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面向罪犯的社会福利措施，应该具有教育、矫正、服务的功能，让罪犯通过接受特殊的福利服务得以矫正自身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顺利回归社会。
2.现代刑罚制度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导向，两院两部《通知》的相关条文充分彰显了社区矫正的社会福利属性。
“福利”一词的简单涵义就是“好的生活”。社会福利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通过国家治理，达到全社会不虞匮乏、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生活等有关人类幸福的目标。而贫困、疾病、失业、无知、懒惰和犯罪则是反福利的社会病态。从这一理解出发，如果将济贫、医疗、就业、教育、扶老、助残等社会政策措施都看做是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对罪犯的教育矫正同样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别只是在于接受福利服务的对象不同。
在古时候，人们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对神的意志的冒犯；后来，犯罪人类学派把犯罪归咎于“天生犯罪者”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特征；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自身原因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适应欠佳、心理冲突、行为偏差、社会关系失调的结果。由于其社会化过程的阻断或弱化造成社会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他们无法通过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途径和手段来维持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罪犯属于社会中的特殊的弱势群体。而当他们的行为被社会判定为违法或犯罪、受到社会的制裁和惩处时，其社会地位更处于与社会主流背离的不利境地。因此，对罪犯施行福利服务，使其恢复重建社会功能以摆脱弱势地位，既可为服刑者谋求幸福的生活，又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
在现代世界各国的刑罚制度中，无论是监禁性措施还是非监禁性措施，都兼具惩罚性的刑罚执行功能和教育矫正性的社会福利功能，两者的分量因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环境中实施的刑罚措施，其适用范围是一些初犯、轻刑犯、青少年犯以及经改造有悔改表现的、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人群，因此，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功能相对较弱，而教育矫正等社会福利性功能是其主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属性。
两院两部《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通知》在阐释社区矫正的涵义和性质时，在明确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之后，又指出：“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论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义时，特别强调社区矫正“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并且把“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严厉惩罚，积极探索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当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目标。
《通知》把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与监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为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在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成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帮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它们被看做是社区服刑人员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较之以前的偏重于监督管理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更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服务、帮助、干预、救助。充分保护犯罪人的人权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之一。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13]
综上可见，两院两部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其出发点不仅是为了节约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社会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罚制度。
3.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之一，但是把它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会窄化社会福利的涵义。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总结第一阶段试点经验基础上，又把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等十二个省(市、区)。两院两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提出：“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在这里，特别提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显示两院两部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与推崇。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是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弱势人群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渠道和专业。在司法领域尤其是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常常被当作对服刑人员实施福利服务的专业力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所依托的专业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还需要心理、教育、社会、社会保障和法律等学科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说，社会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团队中的一支力量。尽管由于社会工作善于整合资源以服务于人们的多样化的福利服务需求，而在社区矫正专业团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将它视作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
在逻辑学意义上讲，社会福利是大于且基本涵盖社会工作的概念。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被当作是体现社会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具体化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但并不能全部替代和体现社会福利的内容。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性概念解说成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就会窄化社会福利的丰富内涵，就会降低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关注和资源投放，最终会损害矫正对象的权益。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罚理念和制度，其性质定位可以从多角度给予解说，其中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是最基本的性质定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