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刑罚理论探讨

犯罪构成刑罚理论探讨（精选4篇）

犯罪构成刑罚理论探讨 篇1

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膨胀,人们在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同时,使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报载:一个企业开了3年半,工业总产值6亿多元,上缴税金1 000多万元,而已造成的污染损失却高达几十亿元,受损的人民群众达2.6万人 [1]。报载:一位县环保局长面对系列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无法处置,只好用写匿名信状告自己的苦肉计,引起上级的重视[2]。刊载: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空气和水体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0%[3]。《2007年贵州年鉴》载:2006年贵州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32.79亿元,相当于当年地税收入139.88亿元加入库烟叶税5.25亿元总和的四分之一[4]……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说明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已经达到了必须依法治理的时候了。治理环境污染,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法律的手段。刑法作为法律中的最后、最严厉的制裁依据,理所当然地被用于处理环境犯罪行为。它既能对犯罪予以严厉惩处又对潜在犯罪分子产生最为强大的威慑作用,防止他们走上环境犯罪道路,从而减少和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尽管如此,贵州全省行政执法部门仅2006年立案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就有435件,而同期环境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科处刑罚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与《刑法》条文规定的涉及环境污染刑罚情节定性定量模糊不无关系。据此,为解决此类犯罪中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刑罚界限,本文拟从环境犯罪与环境污染标准的角度作探讨。

1 环境犯罪的刑罚依据及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3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法责任。”应该说,这条法律的规定是对所有重大环境污染犯罪进行刑罚的总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将这一总依据落实到具体个案的刑罚则有待于对《刑法》理论的正确理解。

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根据上述犯罪概念,犯罪具体有以下特征:(1) 社会危害性 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2) 刑事违法性 人的行为触犯刑法,并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3) 应受惩罚性 犯罪不仅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触犯刑律的行为,而且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通常所说,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就是法官对犯罪确定刑罚时必须审查的四方面的内容。(1) 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2)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3) 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是指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与单位。(4) 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过失两种情况。此为《刑法》总则中对犯罪概念的界定,也是我国司法机关对一般犯罪进行刑罚定罪量刑的依据。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条文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另外在渎职罪一章中也规定了涉及破坏环境资源渎职罪方面的内容,共计18个罪名。其相应的罪状和情节见表1。

根据前述刑法理论及表1归纳环境犯罪的概念即:环境犯罪指自然人或法人及单位违反环境资源法,严重污染环境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使生态平衡、社会安全、人身安全或公私财产受到实际损害或威胁,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构成环境犯罪的4个要件是:(1) 客体方面 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人和公民的环境权。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2) 环境犯罪客观方面 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或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或足以造成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破坏的严重后果的危险行为。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3) 环境犯罪主体 环境犯罪的主体是指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或者单位。(4) 犯罪主观方面 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但主要表现为过失。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非法排放污染物质会发生污染环境的结果,非法使用、获取自然资源会破坏环境。过失则表现为由于疏忽大意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的后果。

2 刑罚困惑与环境污染标准的引入

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不能判刑。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所判处的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我国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分“环境”和“资源”两个大类。其中侵害自然资源的犯罪的规范较清楚,而侵害环境的犯罪的规范条文却因定性定量的模糊,在司法中带来困惑。上文对环境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归纳,由此看到现行刑法自1997年经重大修改后,设立专节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进行了集中的规定,并作了相应的定性定量的界定,应该说为司法部门及时有力地惩处环境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而且这一法律依据在打击侵害自然资源罪方面因其定性定量准确而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但因历史的理念的因素,对侵害环境方面的规定在定性定量上没有象侵害资源的规定那么清晰,举例对照如表2。

从表2不难看出,由于侵害资源类的滥伐林木罪中“情节严重”行为,不但有数量上的界定,而且有数量计算的标准,在定性定量上含义明确,所以在对罪犯量刑时标准易于掌握,利于打击惩处犯罪。而侵害环境类的重大污染罪中“重大”、“严重”等定性定量的词汇没有具体的含义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不易于掌握标准,也许这就是因盗伐、滥伐林木被科处刑罚者见诸报道的多,而因污染环境被科处刑罚的案例鲜见于媒体的原因之一吧。

如前所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疏于打击,困惑在于适用“罪刑法定”、“罪刑相一致”的原则时,相应的法律条文的定性定量模糊,而解决这一困惑的办法就是为该条文设立定性定量的标准。刑法的实施会涉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如表2所列,滥伐林木罪的“情节严重”标准的概念就是引进了林业科学中对林木立方、幼树概念的科学数据。笔者认为,要将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后果严重”、“特别严重”等概念进行准确的定性定量,则有必要引入环境科学中的“环境污染”标准,而这种标准也有成例(表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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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污染评价标准引入环境刑罚的探讨

列出表3、 4旨在说明,现有的知识能力足以为环境犯罪的定性定量进行标准地设计。有必要在现有环境污染标准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扩充,以资作环境犯罪刑罚的借鉴。如有此举,则须以表3、 4为例明确几点认识:

(1)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两表限定的排放限值,排放浓度是许可排放的限定,而不是禁止排放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达到了三级排放标准,也达不到“重大”、“严重”的程度。目前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因其只规定为一、二、三级,只能供行政执法部门作行政处罚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司法部门的刑罚参考。

(2) 在现行法律条文的定性定量概念含混不清、表述不全的情况下,解决司法实践困惑的方法,应由最高法院或立法部门引入环境污染标准的概念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情节,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参照标准进行规范。

(3) 鉴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性定量标准的设立,涉及环境科学的概念,此标准的出台应由环保科研行政部门经调研论证后形成标准提交最高法院或立法部门纳入司法解释,且建议环保行政部门在新标准中纳入现有的标准,并由一至三级属“情节轻微”出发,多少级属“情节严重”,多少级属“情节特别严重”作类似界定。

参考文献

[1]周生贤.坐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讽刺[N].人民日报,2008-11-27(10).

[2]任炳.从状告自己说起[N].人民日报,2008-12-02(10).

[3]高峰,刘福祥.“入世”对中国环境贸易影响的分析[J].经济问题,2002(2):37-42.

[4]贵州年鉴社.2007年贵州年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191.

[5]GB 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6]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犯罪构成刑罚理论探讨 篇2

安乐死，从其外表来看，是一种杀人行为，但是，这种杀人行为往往是在被害人身患绝症，且不堪忍受痛苦的条件下，由其主动要求或同意的，因此，这种行为是否成立为刑法上的杀

人罪，也就成为刑法理论_L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安乐死的问题在刑法上加以研究，国外早已有之，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是为我

国刑法学界所不及的，尤其是随着最近一个时期国外安乐死事件的不断发生，围绕实施安乐死 的医生或家属是否构成杀人罪的问题，国外刑法学家们更是争论纷纭、众说不一，讨论和当

激烈。_t,L本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安乐死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由于安乐死既是被害人的承诺行为，又是医疗业务行为，而这两种情况可以使安乐死这种

行为的违法性得以阻却，因此安乐死在法律上也就失去了违法性这一特征，不构成犯罪.所

谓被害人的承诺行为构成阻却违法事由，主要是基于兹格尔的“利益亏损原理”(或称“亏

损法益说”)，就是说，承诺人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的保护权自愿放弃，把侵害性变成放任

性，并经国家承认，视为正当行为，成立阻却违法事由。安乐死是基于被害人同意的一种自

愿放弃生命的行为，因此这一行为也就因其同意而变成正当的，不构成犯罪.所谓医疗业务

行为构成阻却违法事由，主要基于实施正当的业务行为不构成违法的这一理由.就是说，安

乐死是在病患者极端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以消极的方法尽早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l}c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阻却违法的一个方面，因此，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杀人罪。

第二种观点对安乐死持否定的态度。它认为，安乐死虽经被害人的同意，但并不能阻却

其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在处刑时可以从轻考虑。这种观点主要基于

以下儿点理由:(1}人道主义的立场，向来以尊重生命为基本原则，而安乐死则是将尚未

死亡的人人为地剥夺其生命，因此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是与当今社会的伦理观相违背的。(2} 从刑法的日的下;‘，荆法是保护人的生命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未犯死罪，其生命就应得到保

护，而尽早结束人的生命，则是于法不容的。(3)生命是个人的法益，同时也是国家、社

会的公共法益，因个人是国家、社会的成员，应予保护，个人不能让与和支配，所以被害人不

能就自己的生命作出承诺，他人若据此承诺对其实施安乐死，则应构成杀人罪。(4)安乐

死也不是一种医疗业务行为。医疗业务行为应当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使病人的病情有所好

转，而安乐死是消极地使病人死亡，怎能算是医疗业务行为?(5)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

角度看，y.1..} _ }.i·么是绝症，不能说绝对没有误诊的可能性，所以很难掌握身患“绝症”这一 安乐死的条件.针对否定说所提出的安乐死违反伦理道德，违反人道主义的观点，肯定说也作了有力 的反驳，认为让一个时刻忍受极大痛苦的人生存下去，经受痛苦的折磨，是十分残酷的，也

是违背了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要求的，因此是极不道德、极不人道的。

以上两种争论，从目前的情况看，是肯定安乐死的一派占据了上风，据此，国外刑法学

界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

刑法都没有在立法上将安乐死看成是一种合法的行为，相反，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在杀人罪的规

定中都把“受嘱托杀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杀人”作为杀人罪的一种，例如，联邦德国刑法 第216条规定:“经被杀人明示及真挚之要求而杀之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奥

地利刑法第77条规定:“由于他人之诚挚且令人感动之请求而杀之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自由刑。”瑞士刑法第114条规定:“受本人诚挚及迫切之请求而杀人者，处轻惩役.”日

本刑法第202条规定:“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杀，或受被杀者嘱托或得其承诺而杀之者，处六月以上七年以下惩役或禁锢.”这些国家在处理所谓安乐死的案件时，往往是以杀人罪

来判邢的，但在实际惩罚时判刑很轻。

另据报道，1987年荷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允许医生为患有绝症病人实行安乐死的法案.这

是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安乐死的立法例.不过该项法律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范围进行了严格 的限制.例如在该项法律通过后不久，有四名护士在没有经病人本人提出明确要求的条件

下，一主动给处于严重昏迷状态的病人注射了超量麻醉剂，使其死亡。虽然护士的行为旨在免

除病人的痛苦，但由于缺乏“须得到患者的同意，这一法定条件，因此，这四名护士被判犯

有谋杀罪，受到了三至六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的刑事处分。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前一阶段出版的各种刑法教科书及有关专

著中，大部分都在杀人罪的章节中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其观点大都认为实施安

乐死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考虑到其对社会的危害不大，可以在处罚时予以从轻.但

是，自从《民主与法制》1987年第8期以《“安乐死”与杀人罪》为题报道了一起争论较大的

安乐死案例之后，司法部门和刑法学界对于这一间题的研究逐步趋于深入。在刑法学界的讨

论中，有不少同志对安乐死持肯定态度，主张不以犯罪论处，但从这几年总的情况看，否定

安乐死，认为它构成杀人罪的意见还是明显占上风，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儿点:

第一，允许实施安乐死明显违背革命人道主义原则。革命人道主义以保h=}人的生命为最基

本准则，只有在保陌人的生命不受侵害的条件下，才能谈人的平等、自由、权利以及在各方

面的充分发展.我国刑法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如果在刑法上允许安乐死，对之不以

犯罪来处理，那就会违背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的.第二，允许实施安乐死同我国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相违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

道主义”所要求的是对一切病患者都要进行积极的抢救、治疗，只要病患者还没有死亡，只

要他还有一丝生存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努力.但是，安乐死却是要由医护人员对尚未死亡 的人实施致死措施，这不仅同我国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相冲突，而且也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医

德，因此不能为我们的刑法所接受.第三，人们没有权利来处置自己的生命。一个公民对于自已的财产，可以自由处理，包

括委托别人把它毁弃，除了这种毁弃方法能危害公共安全者外，双方都不违法。但是，人的

生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不能分割和转让的。尤其是人的生命同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

利益紧密相关，允许个人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将会给国家和社会利益带来损害。因此，从

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角度言，都不应提倡安乐死合法化。

第四，一般来讲，接受安乐死的人都是身患绝症，无救治希望的病患者。但是，从科学

发展的角度来看，身患绝症，无救治希望只是相对的。在过去，肺结核曾被认为是绝症，无

任何救治希望，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肺结核已不再成为不治之症.因此，什么是“绝

症仲?很难有一个科学的医学标准。再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上看，人类在任何疾病面

前都应当是有所作为的。随着医务人员的不断努力，治疗疑难病症的经验将日益增加，渐渐 地就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医学难关，使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而允许实施安乐死，则将会

使医务人员丧失“向疾病斗争”的精神，因为一有所谓的“绝症”出现，他们就可以推之于

安乐死。长此以往，不利于我们的医学发展，同时也为那些责任心不强的医护人员放弃自己 的责任大开了绿灯。

第五，允许实施安乐死，可能为患者家属或医护人员谋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其中患者 的家属可能出于对患者遗产的馋诞或者为了把患者作为一种负担予以抛弃。有些医护人员也

有可能因为受到患者家属的贿赂或出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积极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安乐死将可能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不宜在法律上予以承认。

应当指出，在我国刑法学界，尤其是在司法界，持上述观点的同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这

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司法实践对于最近出现的罕见的所谓安乐死案件一般都作出了有罪判

决.但是，一律把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是否恰当呢?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否定安乐死的观点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感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忍情况下，医

护人员出于同情之心而实施的安乐死一律作为犯罪处理，是与常规、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我们主张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允许安乐死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凡符合这些严格条件限制的安

乐死，我们就应当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来处理.当然，我们在承认这种安乐死的合理化 的同时，也不予以鼓励，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严格地控制其发

生的范围，并使其可能带来的一些弊端减小到最低程度。我们认为，对安乐死加以严格条件

限制，将会有效地防止各种不良后果的发生，而且从理论上讲，也可以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 根据:

第一，允许安乐死在一定范围内有崔已，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

然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痛

苦难忍的情况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从而想方设法延长病患者的生命，这除

了延长病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在这样情况下，究竟是安乐死符合人道主

义呢?还是让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着、吞噬着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义?从人道主

义言，生命固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当一个人濒临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对其生命的保

护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其愿望的实现和尊严的维护就会成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

其愿望施以安乐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实现，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严，这对于一个

即将死亡的人来说，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第二，关于一个公民有没有处置自身生命权的问题，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来讲，人是社会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因此，在通常情况

下，人是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权的。例如，自杀就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从而不为我们所

接受的一种错误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人是否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呢?这个间题可

以找到许多为社会所承认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体育项目，如赛车、拳击、漂流、登山等运动，都是危险性极高的竞赛项目，自古以来，已有不计其数的运动员在这些体育运

动中丧失生命.在这些体育竞赛之前，运动员实际已把生命权和健康权交了出来，作出了因

竞赛伤亡而不追究他人责任的承诺.既然在运动场上运动员可以处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

么，为什么身患绝症的病人就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呢?国外有的刑法学者认为，体育竞赛中 运动员对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诺只是人不得随意处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那么，我们不禁要间，为什么安乐死不能也成为一种例外情况呢?在病患者身患绝症，疼痛

难忍的条件下，允许其对自己的生命作出处置，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于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第三，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

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

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

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在目前医疗任务繁

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

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

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

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一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对于那

些老弱病残者是承担了一定义务的，但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许

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则可以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残

者身上.可见，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是于社会没有危害的，不具备犯罪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

—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应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第四，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如果对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处以刑罚，却

是达不到预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

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从主观上讲并无恶意，对社会并无任

何危险.如果对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的善良之心受到伤害，更有甚者，还可能对社

会和国家产生怨恨情绪，起到消极的作用.这与刑罚要达到特殊预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冲突 的.其次，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讲，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群众对其信服的基础之上的.如

果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群众中对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还可能—事实也

证明如此-导致其他医务人员的不满.在此条件下，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如何得以发挥

呢?当然，从根本上讲，对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

目的，是基于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为理由的。因此，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

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第五，关于如何看待实施安乐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的间题。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

下，由于对实施安乐死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现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许

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乐死，就不会导致患者家属因争夺遗产而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当然，由于

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也不能绝对排除安乐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实施安乐

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但这并不能说是由安乐死本身造成的，而是在执行中由于人的错

误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场合任何人的活动中都会出现。

总之，我们赞成一定条件限制的安乐死，这不仅是基于以上的理由，而且，从国际上的

趋势来看，这种观点也是顺应了国际刑法的发展的.从我们国内的情况看，在刑法学界，赞

成安乐死的人也在不断增加.这种趋向，恐怕也能说明些问题吧.那么，对于安乐死规定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保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呢?我们认为，这些条

件应当包括实体上的和程序上的两种条件。

所谓实体上的条件，是指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标准，才能对病患者实施安乐死。这

些条件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一)可以施于安乐死的只能是那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病患者。所谓绝症，是指所

患的疾病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是无任何治愈希望的。当然，绝症的标准是按照医学水平的不断

提高而有所变化的。在现时医学条件下有一些被认为是绝症的疾病，在将来医学发达条件下如

果已不认为是不治之症，那么，在将来决定对某人是否实施安乐死时，就不能再以老的一套标

准来定.绝症，顾名思义，是指无任何治愈希望的疾病，如果某种病症尚有一定的治愈的可能

性，就不能以绝症来看待，也不能对患有此病的人实施安乐死。所谓临近死期，是根据一

定医学标准判断某一病患者因患绝症即将死亡，也就是说，实施安乐死的时间与被判断的病

患者因病而亡的时间不能相差太久.至于具体离死期应该是多长时间，这尚有待于医学界的

同志的探讨。如果某一病人被检查出患有绝症，但根据一般医学的标准，他尚能活数年，甚

至几十年，在此情况下，即使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因未临近死期，就不能排除尚有救治的可

能性，因此也就不能对之实施安乐死。

应当指出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一些被医生宣布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在放弃了

任何治疗措施之后，竟然奇迹般地病愈健康了，至于那些被判定为只能活xx天或x月的病

人，却活了数年甚至十儿年后才死亡的人也是多不胜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需要医务人

员以一种对病人生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去诊断病人的病症，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对

病人积极的治疗而主张对其实施安乐死。为了保证诊断的正确性，我们主张建立一个专门委

员会来对病人作出“绝症”和“临近死期”的诊断，以便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二)病患者必须是极端痛苦，且己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这里的痛苦仅限于肉体痛

苦，精神痛苦不在此列。所谓精神痛苦，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的。有些病人

在知晓自己患有不治之症时，可能会忍受着极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而有些病人，由于其乐观的、视死如归的性格可能临死也不会有任何精神痛苦;在某些情况下，病人是否承受精神痛苦，还

可能与环境、亲友的态度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精神痛苦的概念是不易识别并且易变化 的。尤其是，即使有的病人一开始有精神痛苦，但如果能够对其外部环境予以调整或对其内心

一子以安慰，则也可能消除其精神上的痛苦。所以，仅因精神痛苦对病人施以安乐死，是不合

适的。肉体痛苦也有强有弱，只有病人的肉体痛苦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才能准许予以安乐 死.(三)安乐死必须基于患者真诚的愿望和明确的表示才能实施.所谓患者真诚的愿望，是指患者出于真心实意，而不是因为受到其他方面的强制而被迫提出安乐死要求。这一点是很

重要的。因为患者可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尤其是受到其家属的或明或暗或软或硬的提示:致

使其不得己提出安乐死请求。如果一旦查明请求安乐死并不是基于患者真诚的愿望，就不散

对之施以安乐死。所谓患者明确的表示，是指患者在病痛中明确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任何男

他人，包括患者的家f.z, ,监护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提出安乐死的请求.因为未成年人，精利

病患者和由于疾病而神智不清的人不具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不能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廷

此，一般情况下不能对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似乎是有些不公平的，但这对于保证严格控制多

乐死的范围，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并不是所有身患绝症、痛苦难忍}` 病人都愿意接受安乐死。人的求生的本能可能会激动一些病人抗拒着病魔的折磨。由于不能表

达自己意志的人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愿望表现出来，因此，其是否愿意接受安乐死也就难以失

明，在此情况下，由于人命关天，就不能以其他人的意志来代替病人的意志.当然，对于某些因病而神志不清的人来说，如果其在神志清楚的时候曾立下嘱托，要求

在其病重和痛苦而又不能表达自己意志时对其施以安乐死.如果查明这一嘱托是出于患者真

诚的愿望，也可以对之实施安乐死.所谓程序上的条件，是指对病患者实施安乐死时，应当按照什么样的程序，以什么样的

方法，由什么样的人或组织来实施.这里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对于某一个病患者是否实施安乐死，应当由医务部门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决定。

这个专门委员会应当在相当一级的地区建立，由医务人员和有关医疗行政部门的人员组成.当需要实施安乐死时，应当先由病患者所在医院向该委员会提出报告，然后由该委员会对病

人的病情进行诊断，决定是否准许予以安乐死.一(二)专门委员会的准许安乐死的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只有这个决定得到了相当

一级人民法院的认可，才能使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因此，人民法院在接到专门委员会递交的

决定及有关材料后，应当对所有情况进行综合调查分析，在排除了有任何不符合安乐死条件 的情况后，可以通过裁判方式对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予以认可。

(三)实施安乐死的一般是医护人员，所采用的方法也应当是尽量减少痛苦的方法.，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有医护人员监督的条件下，安乐死也可以由患者家属或其他人来实施.如果病患者提出由某人实施安乐死的愿望，则应尽量予以满足.以上我们研究了合法的安乐死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在实践中，人们在实施安乐死时没

有遵循以上条件，应当作如何处理?我们认为，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可以按以下几种方法 处理:

(一)虽经病患者一再请求，但其所患疾病不是绝症，或尚未临近死期，或没有达到不

堪忍受的肉体痛苦，但医护人员由于被病人纠缠得无法，或出于对病人的同情或怜悯之心而

对其实施了安乐死。应当对有责任的医护人员按故意杀人罪从轻从宽处以刑罚.情节比较轻

微，危害不大的，譬如明知病患者因病想服毒自杀，在被病人纠缠得毫无办法情况下不得已

给了病人一定剂量的麻醉药，致使病人自杀成功的，也可以对其判以免予刑事处分.(二)病患者的家属或亲友，在患者身患绝症、临近死期，且又痛苦难忍，但尚没有提

出安乐死请求的条件下，自作主张，请求医护人员对患者安乐死，如果医护人员在患者家属 的一再请求下实施安乐死。则不但有责任的医护人员要负刑事责任，请求安乐死的家属或亲

友也应负刑事责任.如果亲属或亲友基于同情或为免除患者痛苦主动为患者实施安乐死，如

提供毒药等，应当负刑事责任。

(三)医护人员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或因为接受了他人的贿赂等，而对不符合条件的病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如基于对病人的怨恨 应当视情节从重或从

轻处理.从重的情况，譬如把一个未患绝症，可以治愈的病人说成是患了绝症，从而以安乐

死方法达到杀害他的目的;从轻的情况，譬如对于确实身患绝症，但死期未临，而患者因痛

苦又提出了安乐死的情况，采取了“安乐死”的措施.(四)患者家属或亲友基于争夺遗产或摆脱负担的不良动机而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主

动提出对患者施以安乐死或者积极帮助患者自杀的，应当按故意杀人罪，视情节轻重分别处 罚.总的来讲，要使得实践中能严格遵循安乐死的条件，就必须严肃处理不依这些条件而滥

施安乐死的人.当然，在处理时，除了那种怀有恶意而实施安乐死的人外，对于那些出于同

情或怜悯之心而错施了安乐死的人，都应当予以从轻从宽处理.这样，既可以防止安乐死的

范围扩大化并造成不良的后果，又可以避免伤害广大医务工作人员的感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

责任编辑:肖岚 简讯

十年法制建设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法学会召开的《十年法制建设理论讨论会》于1988年11月12日至15日在京举行.近百名从事法学教学、科研，以及立法、执法部门的专家、学者与会，就解放思想繁荣法

学、法学教育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近期目标;我国立法制度的完善、政府法制

建设的加强;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法制监督制度的健全等四个方面展开充分讨论.与会者

对十年法制建设有三种不同的估价;1.十年法制建设成绩很大，基本上有法可依了，2.十年

来在立法数量上是相当于前30年总和，但往往是为了应急，缺乏总体规划，以至法与法之间

发生冲突.而且党政机关有腐败现象，人们对能否依法办事有怀疑、有不信任感，所以不能

说成绩超过前30年;3.对十年法制建设要作具体分析，有成绩也存在问题.对十年法学研究 的估计有两种不同意见:1.十年法学研究虽有一定成绩，但是在夹缝中走过来的，法学学术观

点往往被当作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予以批判。法学的现状是“幼稚”.2,法学

界十年来虽也曾有风风雨雨，但并未受到多大冲击，不要对法学研究的现状和环境作过分悲

观估计.对近期的法制建设，与会者普遍认为法制与改革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要同步

进行、同步出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都要用法治的办法，要加快有关公司、货币发行、信贷管理、有价证券等方面的立法，并认真执法，这样改革才能有序进行.同时还认为社会

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是一元的，而在亚洲四小龙等资本主义制度下则是二元的，所以在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配套，不然官商、官倒之类的弊病就难以克服。讨论会争

犯罪构成刑罚理论探讨 篇3

关键词：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理论,“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

引言

构建什么样的犯罪构成要件问题是刑法的基本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所采用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前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的理论。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不仅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 而且我国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取得巨大成果。不尽局限在前苏联的刑法学研究, 而是面向全世界, 研究各国刑法的优缺点。从对于大陆法系刑法基本理论, 尤其是日本刑法理论的研究的过程中, 我国的一些学者从中研究和学习到了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 并认为该理论要比我国目前采用的犯罪理论具有更多的优点, 同时并建议我国改变现有的犯罪论体系, 即从前苏联的“四要件”理论转化为日本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因此, 对于哪种犯罪论构成理论更适合我国, 我国应当采用哪种犯罪构成理论的学说成为我国现阶段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个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些探讨, 能为我国现阶段犯罪构成理论从实践中暴露出现的一些问题, 提供一些补充和完善的建议。

一、日本“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

(一) 日本“三阶层”理论的概念及构成

“三阶层”犯罪构成是指“讲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性及有责性这些犯罪的要素, 基于一定的原理组织化为知识之统一的全体, 称为犯罪论体系。”这种犯罪论体系被一些日本学者称之为阶层犯罪论体系。但是, 这个“三阶层”犯罪理论的定义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因为犯罪论体系是多种多样的, 而这个定义只是通说而已。

“三阶层”犯罪理论包括三个方面: (1) 构成要件符合性。构成要件符合性是指犯罪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犯罪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才能认定为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犯罪构成符合性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构成要件的概念、犯罪的主体、行为、不作为犯、因果关系、构成要件的错误、构成要件的故意、构成要件的过失、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形态等。在“构成要件的概念”中, 论述了构成要件行为的客观面和主观面, 除简述故意与过失外, 还谈到了目的犯中的目的、倾向犯中的主观倾向和表现繁重的心理状态。 (2) 违法性。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要求不仅是要求该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而且实质上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即必须是违法的行为。假如客观上并不存在违法性, 即使责任重大, 该行为也不能认定为犯罪, 即不构成成立犯罪。所谓违法, 就是指行为违反法律及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这只是一般性定义, 我们必须联系违法性的本质来理解。违法性理论上一般分为形式的违法性与实质的违法性。所谓形式的违法性, 以指行为违反规范, 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换言之, 形式的违法性, 是从形式上将违法定义为违反法律。而实质的违法性一般是在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只有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对违法性有深刻的理解。 (3) 有责性。一个犯罪行为要想成立犯罪, 除了必须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以外, 还要求行为人具备有责性。所谓有责性, 是指能够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谴责。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 违法性和有责性处于相对应的地位。违法判断是对行为的客观的、具体的判断, 责任判断则是考虑到行为人的意思与主观能力, 对行为所作出的主观的、具体的判断。正如“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 这一近代刑法的一个根本原则, 只有当行为人存在主观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时候, 其行为才成立犯罪。这三方面正是“三阶层”犯罪理论的三个方面。

(三) “三阶层”理论的优点

1.“三阶层”犯罪论有较完善的出罪与入罪的机制

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 对于犯罪行为的价值判断是通过违法性判断认定的, 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上, 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 但实质上不认定为犯罪的违法性情形从犯罪中予以排除。因此, 违法阻却事由成为违法性中讨论的主要内容。这使得构成要件具有违法推定机能, 因为构成要件本身是一种不法类型, 由此保证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加强了“三阶层”犯罪理论的出罪与入罪的机制, 加强了人权的保障机能。

2.“三阶层”犯罪论有严谨的逻辑推理形式

“三阶层”犯罪理论所采用的逻辑形式是递进式的推理形式, 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缜密的逻辑性。这使得这一犯罪论体系成为一种立体的犯罪论体系, 各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纯正明确的位阶关系, 层层推进, 逻辑清晰。这一体系在认定犯罪时, 必须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位阶关系依次判断, 并且这一判断过程, 也是去罪化的过程。从而保证了在司法实践中的, 对于罪与非罪的准确认定。

3.“三阶层”犯罪论具有良好的人权保障机能

“三阶层”犯罪理论是符合犯罪成立的一般理论, 它通过保障机能, 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通过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来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重要目的。它能反映罪行法定原则要求的犯罪构成理论, 而且在以违法性为核心的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 侵害法益的行为在法律上不被允许, 即发挥了保护法益的功能, 同时由于有以责性为要件, 这就与就与古老的刑法规则“无责任则无刑罚”的责任主义相结合, 更能突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刑法基本功能。

二、“四要件”理论

(一) 传统“四要件”理论的不足

1. 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不严谨

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 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根据, 这意味着,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某一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即成立犯罪。但是, 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对行为是否符合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即成立犯罪。除了运用犯罪构成认定外, 还存在一些辅助性标准, 即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和犯罪概念, 前者和后者并不是包容关系, 而是对前者的补充, 这样就对罪与非罪的标准认定就造成了不严谨的认定, 同时它不符合逻辑判断的规律。

2. 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结构混乱

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是平面的, 是由四个犯罪构成要素独立平行而建立的, 因此, 各个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不存真的的位阶关系, 有时, 其“四要件”即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的顺序是可以根据不同标准, 不同情况随意分拆组合的, 尤其是各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种耦合的逻辑结构。一旦四大要件“拼凑”成功即能得出一个人有罪的结论, 所以这种犯罪构成体系是在犯罪成立这一逻辑前提下对犯罪结构进行分析的理论, 更合乎有罪推定思维习惯。

3. 犯罪构成理论的出罪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 对入罪机制的构建相对完善, 但是没有对出罪机制进行完善, 这样照成我国的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发挥到了最大化, 而忽略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说, 采用前苏联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四要件”犯罪理论的改革建议

(一) 规范“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逻辑推定关系

我国“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是一种耦合式的犯罪论推定方式, 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是处在一个平面上的四个部分, 虽然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 对于定罪视乎能直观的运用, 但是, 我们要是看到的是如果只是因为某一犯罪的犯罪行为因为符合了这四个要件, 就能进行入罪的话, 应该讲这是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被告人是有罪的, 然后再有罪的前提下进行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推理, 这样就和现在的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 因此我们必须给“四要件”以一定的逻辑顺序, 改变现在的平面结构, 转变成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建立统一的“四要件”逻辑推定顺序, 应当按照先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体从这一顺序开始进行对犯罪进行认定。

(二) 建立完善出罪机制

我们应当在建立统一的“四要件”犯罪论推论顺序的基础之上开始, 建立完善的出罪机制。因此我们应当完善我们的出罪机制。笔者认为, 在制定统一的逻辑推定顺序的基础上, 我们应当制定详细的出罪标准, 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 压缩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真正做到,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标准。

参考文献

[1] (日) 川端博.刑法总论讲义 (第2版) [M].成文堂, 2006.

[2] (日) 板仓宏.新订刑法总论[M].劲草书房, 1998.

[3]高铭暄.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J].刑法论丛:2009年第3卷, 总第19卷.

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 篇4

首先，关于死刑。死刑是不被推崇的。

在第28章《论死刑》里面，作者明确的说道“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场国家同共鸣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作者认为，把处死一个公民看作是必要的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再者，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第二个理由是，处死一个公民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此时实行据以被视为正义和必要刑法的理由。

卢梭和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论，他们认为社会契约的前提是公民交出自己所有的权利建立政府。而在作者看来，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扰地享受剩下的那份自由。为了切身利益而牺牲的这一份份自由总和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君权。君主就是这一份份自由的合法保存者和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