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的理论

共同犯罪的理论（精选12篇）

共同犯罪的理论 篇1

经济犯罪是我国社会中一种涉及面比较广泛的犯罪, 它包括了刑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犯罪形式和权钱交易过程中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的某些经济犯罪。 (1) 学者们对经济犯罪的范围和包含的犯罪类型都能有比较清晰的把握, 然而, 作为一个理论概念, 究竟什么是经济犯罪, 经济犯罪的概念该如何把握?目前依然存在着各说各话的理论纷争。经济犯罪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的主流犯罪, 打击经济犯罪日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 然而, 对于经济犯罪概念的不清不楚, 必然影响了司法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 所以, 在当前, 理清经济犯罪的概念, 从而提高打击经济犯罪的效能, 对于维护社会发展安全, 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域外“经济犯罪”概念的提出

作为犯罪学与刑法学上的一个概念, 经济犯罪最早由英国学者希尔 (E.C.Hill) 提出。1872年,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预防与抵制犯罪的国际会议上, 希尔以《犯罪的资本家》为题发表演讲, 提出经济犯罪这一概念并指出惩罚经济犯罪的必要性。1939年, 美国学者萨瑟兰 (H.E.Sutherland) 提出了“白领犯罪”的概念, 他认为白领犯罪是指体面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非法牟利的行为。它包括五个基本要素:一是该行为是犯罪;二是犯罪行为人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三是犯罪行为人具有很高的社会身份;四是犯罪行为是在其职业活动过程中实施;五是犯罪行为侵害了委托信任关系。 (2)

早期的经济犯罪, 人们往往是从犯罪学、社会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是, 任何一种犯罪现象最终都会引起刑法学的关注, 进而进入刑法学的研究领域。1932年, 德国学者林德曼 (K.Lindemann) 开始从刑法学的角度研究经济犯罪, 他认为, 经济犯罪是一种侵犯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的具有可罚性的违法行为。德国学者进一步指出, “经济犯罪乃是使用非暴力的一种智能犯罪, 经济犯罪以狡猾奸诈的手段滥用自由经济结构赖以存在的的诚实信用原则并利用民商法、经济法与财税法的漏洞而施行对健全国民经济的危害的不法图利行为。” (3) 1936年, 荷兰学者莫勒提出, 经济犯罪是指违反所有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经济生活为目的而制定的法规、干扰经济秩序、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的犯罪, 故称为“财产犯罪”或“图利犯罪”。

上述学者的观点表明, 经济犯罪尽管是一种以谋取物质利益为内容的犯罪, 但它涉及违反国家既定的经济制度和法规, 侵犯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 有别于同样涉及物质利益的一般性财产犯罪。因此, 它总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作为一种显见的现象引起刑法学者们的关注。此外, 上述学者的观点还表明:刑法设立经济犯罪, 其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的整个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主体主要是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经济职能者;客观方面表现为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意图。

二、我国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立法沿革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刑法补充修改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在该决定中, 我国刑事立法机关首次使用了“经济犯罪”这一概念, 但是, 在这个单行刑法中经济犯罪被称为“经济领域中的犯罪”, 因这一概念的提出, 从而引发了刑法学界对“经济犯罪”这一概念的研究和探讨。

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没有经济犯罪的明确概念, 与经济有关的犯罪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两章中, 同时还有少量分布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渎职罪中。1982年《决定》从外延方面对经济犯罪进行了阐述, 列举了经济犯罪的种类有: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从所列举的经济犯罪种类看, 立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认定有两方面根据, 第一, 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第二, 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经济及其他活动的法律法规。但是, 《决定》把盗窃公共财产等笼统地列入经济犯罪的范畴, 虽然在实践中必要, 但在理论上不妥。

1997年刑法典进一步确立并发展了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成果, 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设置于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将传统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张, 将贪利型职务犯罪规定在贪污贿赂罪一章。

三、我国目前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学术论争及批判

“经济犯罪”概念在《刑法》中的变迁也改变了学者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探讨, 目前, 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主要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大经济犯罪概念, 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海关、工商、森林、水产、矿山等经济管理法规, 或者盗窃、侵吞、骗取、哄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公民的合法财物,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 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 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观点将一切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都包括在经济犯罪概念中。

二是中经济犯罪概念, 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 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即, 经济犯罪是指一切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观点依然将侵犯财产犯罪纳入经济犯罪中。

三是小经济犯罪概念, 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 为牟取不法利益, 违反国家经济法规, 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依照刑法应当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这种观点把经济犯罪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营利性的犯罪, 如生产劣质产品、倒卖计划内供应的生产资料等;二是欺骗性的犯罪, 如合同诈骗、信贷诈骗等;三是占有型的犯罪, 如贪污、挪用等;四是交换型的犯罪, 如受贿、行贿等;五是破坏性的犯罪, 如污染环境、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

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将传统的财产犯罪列入经济犯罪研究的范围。一般来说, 学者都是从狭义说的角度对经济犯罪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狭义说, 陈兴良认为, 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牟取不法利益, 滥用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 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 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4) 还有学者认为, 经济犯罪, 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 在市场经济运行或者经济管理活动中从事非法经济活动, 严重侵害市场经济秩序, 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 (5)

四、对经济犯罪概念的错误理解和把握

(一) 以经济犯罪是否具有多重违法性作为划分标准不科学

作为经济犯罪, 必然以相应的刑法规范为依据。然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刑法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即属于各种法律的保障法。违反刑法的行为, 必然已先违反了其他前置性法律。人们对经济犯罪违法结构就是这样认识的。然而, 带有经济内容的其他类型犯罪也是这样, 如果以犯罪行为的违法结构作为判断是否经济犯罪的标准, 显然不妥。比如抢劫罪、盗窃罪, 它们首先违反的是民事法规规定的财产占有关系。至于抢劫犯罪时使用暴力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 不过是犯罪过程中的手段, 并不能改变这种犯罪的物质经济内容。即使涉及卖淫、毒品的犯罪, 也同样首先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法规。

(二) 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经济犯罪两者的认知混淆

经济犯罪是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犯罪的, 这在理论上本无多大争议。所以, 将所有贪利的犯罪视为经济犯罪未尝不可。犯罪者如不贪利, 则无须实施这种行为。经济犯罪毕竟属于一种理论上的分类, 它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则是一种法律的规定, 它具有明确而严格的实在意义。两者既具有一定的联系, 又有一定的区别。

经济犯罪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在扰乱和侵犯法律既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财产所有关系方面具有共同之处。这两种犯罪尽管有时表现形式不同, 但两者可以发生交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是刑法理论以社会不同领域和犯罪者贪利心理进行划分的, 它主要相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领域而言。所以经济犯罪既包括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也包括了像贪污贿赂这样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经济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掌握较大的社会公共权力, 当这种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时,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某些经济犯罪仍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守法任一角度来说, 研究经济犯罪, 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五、准确认定经济犯罪的概念是理论研究打击经济犯罪的关键

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为了应用于实践的, 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是也是如此, 既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犯罪的规律, 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不断增长的态势。

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经济犯罪的概念, 应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 经济犯罪必须表现为一种活动, 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经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目的是牟取非法经济利益, 因此, 经济犯罪只能发生在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其管理过程中。

第二, 经济犯罪必须是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和传统的财产犯罪相比较, 经济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具体的财产利益, 而是整个社会经济赖以建立的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市场内部规范以及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管理的机制。这类犯罪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前已述及, 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经济犯罪的狭义说。之所以如此,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这不仅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经济犯罪本身就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 而且从经济犯罪形成的内在结构分析:由于经济犯罪的本质结构是一种非法的经济活动, 它必须发生于商品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经济犯罪的违法结构除了违反刑法规范之外, 还同时违反经济法规、民事法规、行政法规;经济犯罪的心理结构不但只能是故意的罪过形式, 而且必定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 (6) 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摘要：如何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 维护经济发展安全是一个常新的课题。对经济犯罪概念本身的准确把握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概念狭义说

参考文献

①杨兴培、李翔著:《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第7页。

②周密主编:《美国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20页。

③赵长青:《经济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44页。

④陈兴良主编:《经济犯罪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12-14页。

⑤杨正鸣:《经济犯罪侦查新论》,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第2页。

⑥陈兴良主编:《经济犯罪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19-33页。

共同犯罪的理论 篇2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中国有着13亿的人口，人多地广，而共同富裕并不是全中国人民同时富裕起来，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由先富帮助后富，然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为了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了南方谈话，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要先解放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从此，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从一个边陲小镇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一座风景秀丽、投资环境优良、经济比较发达、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海滨城市。深圳的巨大变化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也实现了一部分人民先富起来的愿望。

过去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也就是孔子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在5000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提出了这样具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念，但这样的理念却是非常空泛的，这只是一个理想中的社会，它并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只有当人们都真正富起来，这样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1985年9月，邓小平着重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之后邓小平就大刀阔斧地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他提出中国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就包括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观念，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共同富裕最佳体制，邓小平找到了一条有效配置资源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使得共同富裕思想不再是一座空中楼阁，不再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而成为了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理念。

如今，东部地区已经逐步从小康向富裕迈进，尤其是江浙沪地区和东部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日趋加快。在东部地区，随处可见的大型超市，名品商场，高档的娱乐场所，尤其，现在在东部地区，可以说是人手一部iphone手机，人们都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部手机，恩格尔系数越降越低，可见，当今东部地区的人们生活条件已经越来越好。

虽然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脚步却迈的很小，有些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谓是穷山尽水。在目前的状况下来看，我国的贫富状况似乎有种越拉越大的嫌疑。我国现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这样的收入差距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和强调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定会遇到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总体上看，收入差距现象只是由“高度平均”向比较合理的方向过渡。如今，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只有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才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属于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看似很富裕，但在这种富裕的外表下，还是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这是现阶段所有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现今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合理的。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长期实行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这种极度平均制度只能一步一步地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长期下去，我国并不能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而会变成共同贫穷。

然而对于先富怎样带动后富，邓小平也有他的论述：“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对于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

小平也提出了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观点就是允许贫富差距的存在，当贫富差距在社会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们和地区具备了支援贫困人民和地区的时候，才需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如今，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全世界人民都感受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让世界人民见证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国家变成了现今一个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言论具有洞穿历史的睿智和远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不再只是一种理想，而是现阶段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任务，现今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制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要使贫富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有越来越多的慈善捐款捐往中西部的贫困地区，使得那些本来读不起书的孩子能有书读，让那些极度贫困的家庭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虽然那些捐款只能解决那些贫困地区的燃眉之急，但长此以往，必定能逐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缩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多的慈善行为，也反映出了东部地区的人们不仅富裕了，而且在精神文明和思想文明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那种单纯的“暴发户”，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我国也相当重视。

二十一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寻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道路还处在为实现共同富裕准备条件和奠定基础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邓小平所设想的“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时候，发展到共同富裕由理想向现实转化的关键阶段。

中共十三大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五大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已经2012年了，正朝着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一步一步地接近，等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由小康社会逐步实现为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和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即“先富—后富—共富”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正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跨上了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如今我国的经济成就已经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可行性。

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阻碍，例如为追求经济的发展使环境遭到了破坏，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日趋严重的趋势等。经济发展决不是单一的追求经济速度的加快，它必须以可持续为前提，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也必须保持协调，因此我国必须强调科学发展观。然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是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困于时间局限未能对共同富裕道路深入展开的深化和完善，有效

犯罪标签理论的再探讨 篇3

关键词：标签理论；效应；越轨行为；犯罪预防

一、犯罪标签理论的概念释明

《辞海》解释，标签是指：“贴在或系在物品上，标明品名、用途、价格等的纸片。”，再结合英文单词对标签的解释可概括为：标签（label），是指对事物所额外加上用于识别的资讯信息的纸卡或牌子。标签理论者们针对国家和社会对某些越轨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的创立和运用，并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加以确认和惩戒的现象，认为这实际上是如给产品贴标签的行为性质没有差别，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越轨者”与其他社会正常人加以标记区别开来，并将他们（outsider）排除于圈子之外，另类对待。同时，如果以社会契约论所论之深层次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来看，可以说，这些越轨者是违背基于自愿订立的社会契约义务而产生，他们理当为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由此可见，标签理论实质上是对社会契约论根本原理的背反，它在质疑与检讨我们绝对多数民主下的法治文明机制。

然而，于另一方面考察，标签只是一个文字或其他图形符号，它只能简单标注某件事物而根本无法说明该事物的详细情况，它给我们的最重要功能是于表面形象上的印象。但是，倘若我们根本不知晓所标注的事物是什么，就算看到标签也于是无益，或者对被标签事物一知半解就凭感觉随意贴了一个标签，这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也是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所在。因此这再次警示我们，标签与否，怎么标签，涉及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定性，应当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对于犯罪的标签更是如此，绝不能恣意妄为。

据此，通过对标签的全面认识与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组标签理论构成的一般性结论：犯罪标签（criminal labelling）是指那些由于违反主权者制定的法律、侵犯了国家所保护的法益并构成犯罪的社会越轨者被国家和社会贴上犯罪者的标签；国家和社会给犯罪者贴上犯罪标签并通过刑罚加以惩戒或单纯宣告有罪，以此来预测警示、教育引导人们不为一定行为或为一定行为，进而达到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和扩大自由以及维护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根本目的，这就是犯罪标签效应（crime labeling effect）；犯罪标签主要针对于犯罪者以外的人而设定，因为标签本身对于犯罪者并不能起到实质性惩处作用，也不是发挥特殊预防作用的工具，而特殊预防的途径在于针对犯罪者及犯罪者犯罪行为的刑罚惩罚。因此犯罪标签之初衷是将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与符合社会道德与法律的正常行为者区别开来，将他们视为“局外人”，从而凸显和发挥刑法针对于犯罪者之外的其他人的一般预防的作用。

二、犯罪标签理论之利弊简评

标签理论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为解决当时其他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耳目为之一新的答案，单就这一点来说，它无疑是有可采性的。然而，任何真理都有其适合范围，一旦越出半步就是谬误，如果将它作为能解释犯罪的唯一的、封闭的理论阐释，它就误人不浅，所以许多学者对它提出了批评。从一种宏观视野解读，可以发现，标签理论是这样一种跛脚理论，其有以下瑕疵：

其一，研究视野与思路狭窄，偏信偏顾导致名实不符。这表现在：①对犯罪定义和差别执法现象以及贴标签负面作用的绝对化、夸大化，因为不是任何犯罪都是犯罪定义者随心所欲的结果，然与之截然相反，犯罪并非没有本质，犯罪的本质是绝对多数公意之下符合一般社会观念的具有法益侵犯性的特定行为；②立法、执法、司法的法律运行过程出现的差别对待只是个别现象，不能将其夸大化从而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同样，复发性越轨之产生并不是由于贴标签一个原因引发，就目前实证研究发现，犯罪原因并不是单一因素或者几个因素简单堆砌加和的结果，它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二，思辨过甚与实证不够，主观分析造成理论贫弱。这具体体现在：①差别执法与贴标签有无固定或必然联系尚存疑问。②于客观而言，初级越轨行为与复发性越轨行为和再犯罪率必然有关联，因此，欲深入研究越轨行为与标签现象，则犯罪率不得不提，那么，这两者与犯罪率之间到底又有何程度的关联度，然至今仍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成果。

而后期标签理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修正和改进，但这远远未能从根本上摆脱研究视域的狭隘性，有很多上面所说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提出利用如下图所示的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注：二图均引自原文），对贴标签与越轨行为进行各个分具体阶段的专项研究，并对已有各种标签理论观点进行区位定位或区间段定位的对应性评析。这种实证分析方法殊值提倡和运用，但这种分割式的方法也有局限性，不能只看只研究某区位或某区间段，这不适合越轨者的越轨行为的发展演进过程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的继续状态属性要求。

故此，本文主张应当如上图所示的以从初次越轨行为开始直至复发性越轨的发生以及之后的复发性循环的全程为研究对象，全程跟踪观察，前后相连地步步分析，然后据此得出相关实例与数据佐证。以马素达和布雷斯维特为代表的后继学者虽然在实证分析这方面有所贡献，但广度与深度显然不够，所以标签理论在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更多足够的实证上的检验和支持，如果标签理论想要不被历史所摒弃，那么这种全程式全方位的实证分析法无疑是走出其自身理论困境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许章润.犯罪学（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07年.

[2]吴宗宪.西方犯罪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毛振东，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

证券犯罪行为成本的理论分析 篇4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就是成本和收益分析学。经济学中几乎所有问题、理论的探讨和研究都可归结到成本和收益上来,或者说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成本和收益问题。我们对证券犯罪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同样离不开对成本和收益问题的研究。而本文只从成本角度对证券犯罪行为进行分析。本文所指的犯罪成本指犯罪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支付的成本代价。

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犯罪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不仅关系到犯罪行为人本身的生产、生活,也对犯罪行为相关联的其他行为主体产生影响,乃至整个社会。就证券犯罪而言,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在使其个人获得非法巨额收益的同时,严重破坏了整个证券市场的证券管理秩序,极大损害了其他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就证券犯罪而言,犯罪人之所以愿意承担巨大风险,实施某种证券犯罪行为,同样缘于犯罪人会因此获取更为巨大的收益。这种收益不仅远远大于其为实施犯罪所投入的成本,也超过其用同样的成本从事其他经济行为所得的收益。因此,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的考量存在差异。众所周知,解决任何事物的根源在于抓住其实质,从而有针对性的突破,证券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虽然行为的本身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但如果存在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成本,就会让这种预期收益的想法不攻自破,因此本文仅从成本角度对其进行阐述,从源头上找到遏制证券犯罪行为的根本。

二、证券犯罪行为成本的分类分析

证券犯罪的成本具有复杂的内涵。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并会丧失许多交易机会,还可能因此承担严厉的惩罚等。通常认为,影响证券犯罪成本的因素包括实施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以及被判罪的概率,用公式表示为:证券犯罪的成本= 犯罪的直接成本+ 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 犯罪的惩罚成本×被判罪的概率。

(一)犯罪的直接成本分析

犯罪的直接成本是指为实施证券犯罪行为所进行的人力投入、物质准备、信息搜集等形成的成本。证券犯罪中,行为人投入的人力相对较小,不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几个人甚至单个人就可以实施证券犯罪行为,因此,证券犯罪中的人力成本通常可以忽略不计。犯罪直接成本中的物质准备是指犯罪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进行的实物和资金投入,包括购买犯罪工具、设备,建立、维持人际关系以及投入必要的资金等为实施犯罪进行的准备活动。证券犯罪中,犯罪行为人实施证券犯罪行为需要准备的主要是一定数量的资金。虽然证券犯罪行为人在一些证券犯罪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成本,但是在证券犯罪理论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直接成本还是信息搜集的成本,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信息成本。大量信息的披露、搜集、加工、整理是证券犯罪行为的根本特征,也是证券犯罪区别于其他普通犯罪行为的明显标志,同时也是影响信息成本的基本因素。除此之外,信息采集的方式、信息商品的稀缺性、信息服务的次数、信息传输的、传输速率等都会作用于信息的成本价格。正是基于信息对证券市场良性运行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几乎所有建立证券市场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建立了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使合法投资者免费获得更多即时、准确的证券市场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打击非法行为人不正当取得非公开信息,提高犯罪成本。

(二)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分析

证券犯罪行为人为实施证券犯罪不仅需要直接投入成本,而且会因此丧失许多合法投资机会,经济学上称为时间机会成本。具体而言,如果证券犯罪行为人将一部分时间用于实施证券犯罪,那么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合法的风险博弈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即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对于证券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犯罪行为人自己可能控制其构成水平,也就是说犯罪行为人本人可以支配这些成本,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最有效地为自己实施犯罪服务。衡量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的因素有受教育的程度、平均工资率、就业机会、年龄和种族等指标。一般来说,受教育成本与工资收入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少和年龄的大小,都与时间的机会成本成正比。

(三)犯罪的惩罚成本分析

证券犯罪的惩罚成本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刑罚的严厉性、刑罚的确定性和刑罚的及时性。惩罚成本的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存在主从之分。

1.刑罚的严厉性。主要指刑罚的种类、刑罚的期限,以及量刑的幅度,它直接决定着刑罚是否对犯罪人具有威慑力。

2.刑罚的确定性。其高低对于惩罚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确定性高,就会消除犯罪逃脱惩罚的侥幸心理,使犯罪人形成有罪必罚的心理印象。

3.刑罚及时性。其水平的高低,对犯罪和潜在的犯罪行为人所产生的心理强制作用是不一样的,刑罚越及时,通过亲身受到及时的刑罚惩罚或亲眼目睹其他犯罪因犯罪而受到及时刑罚惩罚,罪犯或潜在的犯罪行为人才可能形成犯罪就会受到刑罚惩罚的观念和认识,并通过不断目睹每一起犯罪都及时受到刑罚惩罚而强化和巩固这种观念和认识,从而增大其预期惩罚成本,进而抑制犯罪的欲念。

(四)被判罪的概率分析

犯罪行为人被判罪的概率要受到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般而言,影响证券犯罪行为人被判罪的因素主要包括:执法人员的素质、法制健全程度、对证券犯罪的惩治力度等。执法人员的素质越高,证券犯罪法律法规越健全,对证券犯罪行为惩治力度越高,证券犯罪行为人被判罪的概率就越高;反之,就越小。

三、证券犯罪行为成本的整体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证券犯罪的直接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主要是由证券犯罪行为人所控制或决定的,唯一不能为证券犯罪行为人控制的就是证券犯罪的惩罚成本和被判罪的概率。因此,惩罚成本是犯罪行为人实施证券犯罪的决定性因素。要想有效遏制证券犯罪,就必须提高证券犯罪行为人的成本,增大预期惩罚量,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及时性。

就中国而言,导致证券犯罪行为人的惩罚成本过低的原因不在于刑罚严厉性不足,而在于刑罚确定性和及时性持续的贬值。犯罪得不到及时、确定的刑事惩罚,使犯罪行为人心存侥幸,没有形成犯罪必受刑罚处罚的最基本的法制观念,因此,证券犯罪有增无减。

提高刑罚的确定性,一方面要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大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使证券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必然被侦破和受到惩罚。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的周密性,避免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地方或者漏洞,避免在法律上给犯罪分子留下逃避惩罚的空隙。

共同犯罪的理论 篇5

【摘 要】学习共同体是随着社会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学习形式，文章描述了学习者在学习共同体中进行学习活动的机制。在此基础上，笔者重点探讨了学习共同体理论在教学设计、建设学习环境以及评价学习活动等三个教学实践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学习共同体；学习机制；教学实践；启示

人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接受其影响，通过直接地跟他人的交互作用来建构自己的知识的，人类的学习活动是共同体性质的活动。因此，对学习环境、人际交往等方面在个体学习活动中的作用的重视，使得“学习”与“共同体”相结合而成的学习共同体成为了人们研究学习与教学中的重要对象。

一、学习共同体中学习的机制

学习共同体主要是指一个由学习者与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和家长等）共同构成的团体，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经常在一定的支撑环境中共同学习，分享各种学习资源，进行相互对话、交流和沟通，分享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观念，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通过共同活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并对这个团体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知识建构、意义协商、身份形成等三个同时进行、相互交叉的过程构成了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的运行机制。

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人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接受其影响，通过直接地跟他人的交互作用，来建构自己的见解与知识的。个体认识活动的成果——知识是个体在他者存在的共同体的场中通过与他者进行交流、不断地琢磨与检查自己所拥有的经验的结果，从而使自己的知识处于流动的、向他者开放的系统之中。学习是学习者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不断进行的参与性实践。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共同体是个体进行学习并建构知识的场，通过“合法的边缘参与”和“充分的参与”来建构个体的知识。

学习者个体在学习共同体的学习过程中，与他者的交往存在着认同与协商两个过程。当与他者的交往中存在着相互认同的意义时，个体借他者的经验以巩固自己已有的经验；当与他者的交往中存在着有歧义的意义时，学习者个体与共同体中的其他参与者则通过意义协商的过程以解决个体经验中的冲突，实现个体的学习实践。

学习者在学习共同体中建构个体知识、与他者意义协商的同时，个体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学习者在共同体中作为新的参与者从周边的、局部的参与到充分参与的过程、学习者从新参与者的参与到老参与者的参与的变化，是学习者个体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参与者之间进行意义认同与协商、形成共识的过程。学习者在共同体的学习实践中，获得了身份的发展，形成了共同体中的自我，实现了个体知识与人性的双重社会性建构。伴随着个体知识建构、意义协商、身份形成三个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过程，学习者实现了自我的学习实践。

二、学习共同体理论对中小学教学实践的启示

关于学习者在学习共同体中的知识建构、意义协商、身份形成的三个过程构成的学习的机制的理论，不仅仅对当前的教育理念带来新的冲击，而且对当前的中小学教学实践也能够产生重要的启示。

1.学习共同体理论对教学设计的启示

教学设计主要是通过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安排，创设学与教的系统，达到优化教学，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利用学习共同体理论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学习者与助学者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的设计；学习者与助学者在参与学习实践时交互程度的设计；学习者和助学者要形成的共同的事业的设计；学习者的参与身份的变化过程的设计；学习者和助学者所共享的记忆库（即物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源、工具等）的设计等方面。

目前我国教学领域内所进行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微观层次的学习共同体——课堂教学的设计，而对另外两个层次的学习共同体即学习型社会、实践共同体的学习活动的设计尚不充分。在未来的教学设计中，应该发展另外两个层次的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与教学设计，并将三个层次的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活动合理地嵌套起来，使学习者在不同的共同体内能够进行连续的学习实践。

2.学习共同体理论对构建学习环境的启示

学习环境是指“学习资源和人际关系的一种动态的组合”。学习资源是指学习共同体中的个体之间在意义协商的“物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即各种法则、规律、概念、工具、计划、程序以及学习者要学习到的各种抽象化、概括化的经验等知识。人际关系即是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与助学者之间的关系、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学习者通过参与到这些关系之中，来实现自我的知识建构、意义协商以及身份形成。

目前，我国教学实践领域在创设学习者的学习环境时过于倚重学习资源的作用，通过各种严谨细密的知识、制度等来构建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希冀于学习者能够按照外部已经设置好的内容来按部就班地实施自己的学习活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教学实践领域内的工作者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与主体作用，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生动的、开放的人际关系的设计以及建立学习者与教师之外的助学者之间的关系仍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忽视了学习者在参与关系的过程中身份形成对于学习活动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教学实践领域内创设学习者的学习环境时，应平衡学习资源与人际关系的设置，避免非此即彼的误区，重视在建设学习环境时所忽略的学习者参与人际关系实践的部分，进而使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意义协商及身份形成三个过程在合适的学习环境中都能都顺利地得以进行。

3.学习共同体理论对评价学习活动的启示

基于学习共同体理论而进行的对学习者在学习共同体中的学习实践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助学者对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意义协商、身份形成三个方面的评价。

在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方面：首先要对学习者已经通过建构而获得的知识的.正确性进行评价，以免于只重视评价建构过程，而忽略了对学习结果的评价；对学习者建构知识的正确性做出检验以后，就要把评价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学习者建构知识的过程上面，即对“学习者是如何建构自己的知识 ”方面做出评价，找出学习者在建构知识时的优势及障碍，改善学习者的知识建构过程。

在学习者的意义协商方面：要对学习者与助学者之间以及学习者之间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着何种矛盾，出现此类矛盾的原因，每个个体是如何进行协商以达成一致等方面进行评价。另外也应个体之间的意义认同进行评估，以便于意义协商与意义认同能够相互作用，促进学习者的意义建构。

在身份形成方面：在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时，要对学习者的身份的变化、发展与形成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处于不同身份发展阶段的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是不同的，参与学习实践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而参与程度的不同对学习者的学习活动的影响是重要的。

三、结语

伴随着社会取向的建构主义在教育研究领域内的兴起，关于学习共同体的研究也随之而产生并在逐步地发展，这种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教学领域、学习领域内的研究的一个创新。在学习共同体这种崭新的、开放的学习者的组织形式中，学习者个体通过知识建构、意义协商、身份形成三个过程参与到自我的学习实践中，促进了个体的学习。笔者相信，未来关于学习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将会对我国教学与学习实践的改革与创新产生更加广泛与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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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钟启泉.知识建构与教学创新——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及其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8).13.

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解读 篇6

【关键词】 农民工犯罪;文化冲突;对策

据各地公安机关的统计显示,在城市的刑事犯罪中,外来人口占60%以上,这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0年以来,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广东达到了60%以上,“两抢”的犯罪嫌疑人也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广州市为例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作案被抓获的占全部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比重近年来不断增加,由1995年的70%左右到2001年的80%左右,特别是大要案流动人口作案占到90%以上。

一、文化冲突理论视野中的农民工犯罪

文化冲突论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由美国犯罪学家、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Sellin,1896一1994)提出的一种解释犯罪的观点。1938年塞林出版了《文化冲突与犯罪》(CultureConflietandCrime)一书,阐述了他的“文化冲突理论”(CultureConflictTheory)。该书奠定了他在犯罪学文化冲突理论研究中的鼻祖地位。塞林在该书中着重研究了移民的犯罪问题。他认为“长期生活在某一文化区域中的成员移民到另一文化区域时,他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准则与移民地新的文化氛围往往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犯罪现象的出现。这是一种可以广泛用于解释犯罪行为的理论,既适用于地理上分隔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适用于城市周围毗邻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在人口流动迅速的今天,这一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城乡地域文化的冲突与农民工犯罪

“移民问题是有其根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正处在他自己制造的从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这种从一种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文化类型迅速变换的影响,可以在原生群体控制力的逐渐丧失中发现,其在家庭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在移民那里,由于家族群体常常仍居留在原来的国家,上述影响因移民个人与家族群体之间的空间距离而加剧了”。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差异广泛存在,历史地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城市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在我国,目前的农村文化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深受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家族文化有以下八个特点:血族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与此相反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这种文化也具有八个特点:社团性、流动性、平等性、法制性、工业性、交易型、开放性和创新性。

由此可见,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是很大的,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两种异质文化的撞击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发生了。有些农民工固守了自己心中的乡土文化,格守宗法伦理,这却被城里人讥笑为社会理想上的平均主义、经济上的狭隘功利主义和心理上的封闭主义以及保守的思维方式等;有些农民工看透了城市文化中追名逐利的故事,彻底抛弃了自极概之中习得的道德本分,代之以极端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造成了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道德失范、急功近利,结局就是违法犯罪的产生。长期生活在某一文化区域中的成员移民到另一文化区域时,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准则与移民地新的文化氛围往往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犯罪现象的出现。

(二)时际文化的冲突与农民工犯罪

所谓时际文化的冲突是指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文化互相冲突时产生的法律规范的冲突。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的风俗习惯和城市的旧有道德体系都在逐渐瓦解。在人们心目中,新旧价值观之间一片混乱,传统的道德信仰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新的道德信仰体系却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给人以思想、道德、精神方面消极的负作用是深刻而巨大的。这种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的盈利性(求利性),增加了产生拜金主义的诱因。市场经济的求利性,要求生产者以最少的劳动耗费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就会诱使一些农民工干部片面追求、强化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滋生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产生“一切向钱看”思想,甚至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来追求。

第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自主性),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横向联系,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分散性。这种情况一旦渗透到农民工头脑中,就有可能导致部分农民工淡化全局观念、组织观念,产生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生产经营中,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三,市场经济的拜物性。在市场经济之中,人们是要依赖市场和市场价值,以为市场价值就是唯一的价值。这往往会把人的自身价值湮没在物的价值当中去,并以此来衡量自身和别人的价值,使人的认识表层化,难以体验人类所固的的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

总之,对于从相对闭塞的农村来到繁华都市的农民工来说,时际文化冲击对他们心灵的冲击是异乎寻常的。一方面出生在贫困的农村,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很低下,有着强烈的获取财富、改变命运的动机。另一方面在个人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没有获得更多金钱的能力。加上农民工又处于社会管理和教育两不管地区,失去社会的约束力,在诱惑面前极易走上邪路。

(三)阶层文化的冲突与农民工犯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起了重大的变化。就整个社会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阶层。按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划分,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十大阶层。而不同阶层均有其特定的内涵,即不同阶层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或文化心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很难与不同质的文化相融合。

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同一生活圈内难免发生冲突。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是简单的地区流动,职业角色的简单转换,而且更经历文化观念的碰撞。现代的城市文化和传统的农村文化在这个特殊人群一一农民工中间产生了激烈碰撞。由于制度性原因而造成的城乡隔离和农民工客观上脱离于乡土社会控制之外的状况,使农民工既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又游离于本土文化规范体系之外,实际上处于文化空白带上。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农民工的行为逐渐发生异化,既脱离出流出地农村地域文化的认同范围,又不被城市主流社会文化所接纳,随导致激烈的文化冲突。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自己周围不同阶层的人住的是高档社区,吃的是豪华饭店,穿的是名牌服装,想到自己整天干的比他们多、工作比他们累,为城市做出的贡献那么大,却不能和他们同样享受城市生活,内心产生一种失落和不平,这种感觉从困惑到苦闷再到冲动,从而引起心里扭曲,导致越轨行为,可能引发犯罪。

(四)农民工的边缘亚文化与农民工犯罪

近几年,各级政府采取了不少消除歧视农民工的政策,总的说来,农民工尚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身份地位,充其量只是他们为之贡献的城市的“二等公民”。虽然已经离开了农村,但却又不能立即融入城市,没有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意识,没有情感上的联系,不论在乡村或是城市,他们都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成为“城乡双重的边缘人”。这样就必然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即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混合在一起的“边缘亚文化”。“亚文化规范发展的地方,是对抗价值观形成的场所,它直接影响着亚文化的构成,并且会引起与社会的冲突”。

涌向城市的农民工,在农民工的边缘亚文化下,他们既有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业方式,也有不同于城市市民的特有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业方式,这就使他们的价值观处于多元无序混合状态。这种多元无序混合状态价值观,使得一部分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工处于失范状态。其结果是,农民工由农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社会”,在乡村社会中所遵循的那些规范和观念,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中变得愈来愈不适应,以至于评价善恶的标准失去了统一的尺度,并在人们心中不断受到冲击、削弱甚至丧失。

在传统的乡村原有文化道德和风俗习惯不断受到冲击、削弱甚至丧失的同时,进城的农民工由于自身的能力素质以及城市生活的隔绝状态,却没有融入城市文明,反而接受了许多反社会的思想和观念,如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只会使人把赚钱作为唯一目标,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注重眼前利益,完全以自己的利害得失对人、对事进行判断,采取短期行为来满足一己之私,最便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违法犯罪。

二、遏制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基于文化视角

(一)树立城乡文化良性互动机制思路,培育城乡和谐文化生态

“社会生活是多样的,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之间是难以比较高低的,二者各有长短”,必须树立城乡文化良性互动机制思路,培育城乡和谐文化生态。我国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空前规模扩大,这为两种文化的交融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作为从事文化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认真考虑如何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城乡文化的交流,从战略的层面思考城乡文化交流的目的性、交流的方式方法、交流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等等。树立城乡文化互动新机制的思路必须着眼于以下三点:

1.树立城乡文化和谐共生观念,加强城乡文化对话交流。城乡文化之间既和谐共存、相互协调,要建立协调的城乡关系就必然要求建立和谐、协调的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农村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对农村文化的宽容与借鉴。尽管城乡文化冲突发生在城市化进程中,但它也可视为在此之前城乡文化之间缺乏有效了解、互动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有计划地考虑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搭建平台,为城乡文化的互动提供更多的机会。

2.城市文化要把发展农村文化纳入自身范畴,为农村文化培植新因素。要把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传媒、文化场馆、图书出版等等向农村市场覆盖,完善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网络,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传播的内容、质量与针对性,加强“三下乡”等活动的长效性、制度化建设。

3.农村文化要接受城市文化的辐射,接受与植入新因素。农村文化建设必须有目的、有组织的主动接受城市文化的幅射与牵引,广泛地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

(二)采取四项具体措施,减少文化冲突引发农民工犯罪的机率

措施之一:改革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制度是根本之法

原有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等,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户籍制度不仅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成为农民工犯罪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有了很大改进,但大量隔离措施依然存在,如医疗保障、子女入学、安置、招工等。城市对广大农民工依然采取“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矛盾态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犯罪的根本原因所在。

必须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制度,给农民以真正自由的人身权利,这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要剔除附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的制度,即不使城镇人口继续维持因为户籍身份而享有的特殊利益,也不要求进人城市的农村人口去分享旧城市人的特殊利益,进一步剥离与户籍直接联系的福利,让户口只具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实现城乡人口的平等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农民工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农民工实现平等合理的社会流动和身份转化创造条件,消除他们在心理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

措施之二: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当务之急

由于政府以前采取了重城市轻乡村的偏斜政策,在组织机构设置上也存在这种倾向,国家大多数机构都是为城市和工业而设,职能主要管城市、工业,不管农民和农村。因此,必须按照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我国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细职能、大政府”向“宽职能、小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管制”转变到服务引导、从相互排斥转变到互相融合、从歧视转变到关爱上来。坚决清除并杜绝任何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和排斥性政策与做法,改变在经济结构和需求上接纳、社会结构和身份上拒绝的不合理趋向。政府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应加强劳动保护立法,在立法上应该加重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制裁处罚的力度。

其次,要建立小额诉讼制度,法院对农民工工资等小额诉讼纠纷要即时受案,及时审理,努力用最快、最经济的诉讼方式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再次,应建立专门的诉前保全或先予执行法律制度,保护农民工诉讼权益得以落实到位。

最后,建立农民工权益维护的司法援助体系,减少农民工维权的成本,帮助农民工有能力通过司法途径保护其自己的合法权益。

措施之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对农民工精心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可行之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的宗旨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农民工越深入地融入到所生活、工作的城市,受到的待遇越公平、合理,他们就越能给所在城市带来安宁、和谐与发展。各级政府要以社区和单位为载体,多渠道、多形式地把思想教育移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中,对他们做到既教育、又引导,既鼓舞、又尊重,既理解、又关心,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行动上落到实处,从而化解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不满。具体说来,当前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起城市人与农民工一起共建和谐家园的观念。消除社会尤其是农民工所在城市、社区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使农民工在就业、医疗、工资福利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彻底打破户籍和地域歧视,使农民工真正走出“愚昧、落后、无教养和潜在犯罪人”等代名词和西方犯罪学所谓“标签理论”的阴影。

二是,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给予农民工以人文关怀,切实解决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正常需要。

三是,法律援助机构应更多地向城市农民工伸出法律援助之手,无偿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这既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也有利于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劳资纠纷,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防止矛盾激化演变成刑事犯罪。

措施之四:开通心理咨询热线,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心理援助是创新之举

在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中,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发现了一个农民工自办的幼儿园。通过与更多学者一同关注打工子弟学校,逐渐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特殊群体在农民工城市犯罪现象中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他们的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他们亲眼看到纷繁诱人的都市生活景观,自身的处境却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依然必须从事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他们远离乡土,不再拥有农业技能,却同样远离都市,成为游移在城乡边缘、失去归属的群落。最后可能酿成的,是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的反社会情绪。

对此,王春光指出: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境遇,那就是积累性、世代性的边缘化,必将酿成更加深层的社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社会有责任去关心他们,把握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将农民问题摆在重要位置,设立农民工心理援助热线,做好心理方面的援助和法律咨询工作,为他们疏通心理上的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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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新颖.农民工犯罪原因及对策探究[J].中国保安.2007(6):19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共同犯罪的理论 篇7

关键词：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理论,“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

引言

构建什么样的犯罪构成要件问题是刑法的基本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所采用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前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的理论。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不仅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 而且我国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取得巨大成果。不尽局限在前苏联的刑法学研究, 而是面向全世界, 研究各国刑法的优缺点。从对于大陆法系刑法基本理论, 尤其是日本刑法理论的研究的过程中, 我国的一些学者从中研究和学习到了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 并认为该理论要比我国目前采用的犯罪理论具有更多的优点, 同时并建议我国改变现有的犯罪论体系, 即从前苏联的“四要件”理论转化为日本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因此, 对于哪种犯罪论构成理论更适合我国, 我国应当采用哪种犯罪构成理论的学说成为我国现阶段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个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些探讨, 能为我国现阶段犯罪构成理论从实践中暴露出现的一些问题, 提供一些补充和完善的建议。

一、日本“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

(一) 日本“三阶层”理论的概念及构成

“三阶层”犯罪构成是指“讲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性及有责性这些犯罪的要素, 基于一定的原理组织化为知识之统一的全体, 称为犯罪论体系。”这种犯罪论体系被一些日本学者称之为阶层犯罪论体系。但是, 这个“三阶层”犯罪理论的定义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因为犯罪论体系是多种多样的, 而这个定义只是通说而已。

“三阶层”犯罪理论包括三个方面: (1) 构成要件符合性。构成要件符合性是指犯罪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犯罪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才能认定为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犯罪构成符合性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构成要件的概念、犯罪的主体、行为、不作为犯、因果关系、构成要件的错误、构成要件的故意、构成要件的过失、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形态等。在“构成要件的概念”中, 论述了构成要件行为的客观面和主观面, 除简述故意与过失外, 还谈到了目的犯中的目的、倾向犯中的主观倾向和表现繁重的心理状态。 (2) 违法性。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要求不仅是要求该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而且实质上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即必须是违法的行为。假如客观上并不存在违法性, 即使责任重大, 该行为也不能认定为犯罪, 即不构成成立犯罪。所谓违法, 就是指行为违反法律及行为为法律所不允许。这只是一般性定义, 我们必须联系违法性的本质来理解。违法性理论上一般分为形式的违法性与实质的违法性。所谓形式的违法性, 以指行为违反规范, 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换言之, 形式的违法性, 是从形式上将违法定义为违反法律。而实质的违法性一般是在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只有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对违法性有深刻的理解。 (3) 有责性。一个犯罪行为要想成立犯罪, 除了必须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以外, 还要求行为人具备有责性。所谓有责性, 是指能够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谴责。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 违法性和有责性处于相对应的地位。违法判断是对行为的客观的、具体的判断, 责任判断则是考虑到行为人的意思与主观能力, 对行为所作出的主观的、具体的判断。正如“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 这一近代刑法的一个根本原则, 只有当行为人存在主观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时候, 其行为才成立犯罪。这三方面正是“三阶层”犯罪理论的三个方面。

(三) “三阶层”理论的优点

1.“三阶层”犯罪论有较完善的出罪与入罪的机制

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 对于犯罪行为的价值判断是通过违法性判断认定的, 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上, 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 但实质上不认定为犯罪的违法性情形从犯罪中予以排除。因此, 违法阻却事由成为违法性中讨论的主要内容。这使得构成要件具有违法推定机能, 因为构成要件本身是一种不法类型, 由此保证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加强了“三阶层”犯罪理论的出罪与入罪的机制, 加强了人权的保障机能。

2.“三阶层”犯罪论有严谨的逻辑推理形式

“三阶层”犯罪理论所采用的逻辑形式是递进式的推理形式, 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缜密的逻辑性。这使得这一犯罪论体系成为一种立体的犯罪论体系, 各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纯正明确的位阶关系, 层层推进, 逻辑清晰。这一体系在认定犯罪时, 必须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位阶关系依次判断, 并且这一判断过程, 也是去罪化的过程。从而保证了在司法实践中的, 对于罪与非罪的准确认定。

3.“三阶层”犯罪论具有良好的人权保障机能

“三阶层”犯罪理论是符合犯罪成立的一般理论, 它通过保障机能, 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通过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来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重要目的。它能反映罪行法定原则要求的犯罪构成理论, 而且在以违法性为核心的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 侵害法益的行为在法律上不被允许, 即发挥了保护法益的功能, 同时由于有以责性为要件, 这就与就与古老的刑法规则“无责任则无刑罚”的责任主义相结合, 更能突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刑法基本功能。

二、“四要件”理论

(一) 传统“四要件”理论的不足

1. 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不严谨

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 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根据, 这意味着,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某一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即成立犯罪。但是, 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对行为是否符合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即成立犯罪。除了运用犯罪构成认定外, 还存在一些辅助性标准, 即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和犯罪概念, 前者和后者并不是包容关系, 而是对前者的补充, 这样就对罪与非罪的标准认定就造成了不严谨的认定, 同时它不符合逻辑判断的规律。

2. 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结构混乱

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是平面的, 是由四个犯罪构成要素独立平行而建立的, 因此, 各个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不存真的的位阶关系, 有时, 其“四要件”即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的顺序是可以根据不同标准, 不同情况随意分拆组合的, 尤其是各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种耦合的逻辑结构。一旦四大要件“拼凑”成功即能得出一个人有罪的结论, 所以这种犯罪构成体系是在犯罪成立这一逻辑前提下对犯罪结构进行分析的理论, 更合乎有罪推定思维习惯。

3. 犯罪构成理论的出罪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 对入罪机制的构建相对完善, 但是没有对出罪机制进行完善, 这样照成我国的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发挥到了最大化, 而忽略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说, 采用前苏联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四要件”犯罪理论的改革建议

(一) 规范“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逻辑推定关系

我国“四要件”犯罪论体系是一种耦合式的犯罪论推定方式, 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是处在一个平面上的四个部分, 虽然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 对于定罪视乎能直观的运用, 但是, 我们要是看到的是如果只是因为某一犯罪的犯罪行为因为符合了这四个要件, 就能进行入罪的话, 应该讲这是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被告人是有罪的, 然后再有罪的前提下进行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推理, 这样就和现在的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 因此我们必须给“四要件”以一定的逻辑顺序, 改变现在的平面结构, 转变成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建立统一的“四要件”逻辑推定顺序, 应当按照先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体从这一顺序开始进行对犯罪进行认定。

(二) 建立完善出罪机制

我们应当在建立统一的“四要件”犯罪论推论顺序的基础之上开始, 建立完善的出罪机制。因此我们应当完善我们的出罪机制。笔者认为, 在制定统一的逻辑推定顺序的基础上, 我们应当制定详细的出罪标准, 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 压缩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真正做到,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标准。

参考文献

[1] (日) 川端博.刑法总论讲义 (第2版) [M].成文堂, 2006.

[2] (日) 板仓宏.新订刑法总论[M].劲草书房, 1998.

[3]高铭暄.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J].刑法论丛:2009年第3卷, 总第19卷.

共同犯罪的理论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然而其内部各区域之间依然存在着显著差异。特别是苏北地区, 长期以来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成为制约江苏整体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 研究江苏共同发展, 对于进一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江苏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乃至对其他省市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 国外学者还没有专门针对区域共同发展提出过相应的理论, 开展的研究也很少, 与此相关的研究理论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等问题, 所提出来的主要理论是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从国内来看, 江苏共同发展是学术界、各级政府、管理者多年来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并进行了多方面、深入广泛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然而, 将耗散结构理论融于经济学分析, 以解剖江苏共同发展机理的文献十分鲜见。本文运用耗散结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从理论逻辑上解析江苏共同发展的演化机理, 并提出江苏共同发展的熵变机制和对策, 为江苏共同发展的综合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二、江苏区域发展的耗散结构特征

(一) 开放性

区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离不开它所在的环境, 它同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货币流和人口流的交换。具有输入输出且内部含有多重反馈环和控制变量的复杂开放系统, 是区域经济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一个必要条件。

江苏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 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江苏内部各地区之间彼此都进行物质、能量、信息、要素的交流, 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方面存在着广泛的竞争与合作;同时江苏区域系统作为整体面向全球开放, 在全球范围内同其他区域展开竞争与合作, 参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30多年改革开放砥砺而成的开放型, 今天依旧是江苏经济的特色和优势。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开放型经济经历了由8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90年代的“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过渡, 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化经济”转变、“单程式经济”向“循环式经济”转化、“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跨越的三次历史性转型。截至2009年末, 江苏地区生产总值34061.2亿元, 全年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3388.3亿美元, 分别约为1978年的40倍、915倍 (可比价) 。江苏的发展离不开开放。

(二) 非平衡性

区域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 通过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使系统内部产生相应的梯度, 从而产生某种宏观量的流, 为系统的演化提供基础条件。由于江苏过去一段时间, 重增长, 轻发展, 整个区域内各种要素发展的不均衡, 区域内经济社会的某些要素远离平衡态, 产生部分的不均衡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经济发展迅猛, 但是在各项发展指数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 如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 使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这不仅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 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受到了严重制约。

其次是经济发展不均衡。江苏省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划分了3个区域:苏南、苏中和苏北。从产值来看, 三者的差距依然较大 (见下表) 。从产业来看, 苏南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已具相当规模, 苏中和苏北传统产业的比重还比较大。苏南由于区位优势, 成为上海产业转移、技术和产品扩散的主要地区, 已经进入较发达经济阶段;苏中处在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迈进的阶段, 苏北则处于从初级产品生产向工业化初期的过渡阶段。

资料来源: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

再次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造成的影响日益严重。江苏省是一个化工大省, 在其产业结构中, 类似化工这样排污量高的工业种类比重不小, 且集中分布于环太湖地区, 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三) 非线性

区域系统的非线性耦合主要是由于涨落的随机性和各要素间的复杂作用所产生, 使系统与环境之间产生非线性关系。

1.在系统内部, 非线性作用主要表现为系统内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等构成要素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正反馈的倍增效益及负反馈的饱和效应等非线性作用。江苏要又好又快地发展, 要求在系统内部获得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正反馈的倍增效益, 最大可能地消除负反馈的饱和效应。

2.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 非线性作用主要表现为:系统的发展速度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与制约;系统产品的供求在时空上的非对称性受非线性作用;系统中由于外部复杂信息元素的加入, 给系统带来了消息及其效用本身的非线性特征, 使原来仅仅是简单信息元素的传输演变为信息流的流动过程。

(四) 涨落

涨落指系统参量在一个数值上下震荡的现象, 它是系统形成有序结构的原始驱动力。通过涨落突破了临界点, 系统就进入了高一级的有序的新状态, 就会呈现出原有状态所不具备的新功能。

同时, 巨涨落并非是各要素微涨落的线性叠加, 它往往伴随着形成内部各量变过程的中断, 表现为某种突发性、瞬变性, 如2010年6月1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标志着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抓住此机遇, 促进“巨涨落”的生成, 必将推动江苏共同发展, 进而将其建设成为我国东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江苏共同发展有序演化模型

江苏发展过程的演化具有自组织演化的规律, 其升级需要通过系统的巨涨落以触发旧结构来实现。系统只有通过自组织过程进行突变, 才能分岔到更高一级。由于在系统演进路径交叉口附近, 微小的外力会被放大, 可能会使系统的要素联系或演进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形成一种新的更为有序的耗散结构, 达到自组织态。为了维持系统处于熵变化中, 且能够向远离平衡态的有序化方向演化, 必须完全依赖于外界负熵流的输入, 通过影响外部环境形成的控制变量值, 进入新的更高级的耗散结构分支, 如此循环往复。由于远离了平衡态, 系统可通过局部的微涨落转化为巨涨落, 使得整个系统跃迁到新的有序状态, 实现江苏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有序演化。否则, 若江苏在一次次分岔路口演化中错失良机, 或进程受阻, 将难逃跌落到低层级平衡态的命运。

从江苏发展的演化轨迹看, 自1984年以来, 江苏就开始了缩小苏南、苏北差距的努力。1994年, 江苏省第九次党代会正式提出了“区域共同发展战略”, 将其作为指导江苏发展的五个战略之一。经过努力, 至2000年, 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效应显著, 政策预期目标开始实现, 江苏区域差距开始缩小。这表明, 当时江苏共同发展正处于系统有序演化的过渡态演化阶段路径上。2000年以后, 苏南地区发达的市场和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对要素产生巨大的“极化效应”, 使得资本、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大量涌向这一区域, 导致苏南发展更快。这样, 江苏南北差距重新拉大。此时江苏共同发展的演进动力不足, 出现蜕化或体制回归, 而直接演进到不同层级的准平衡态。针对新的区域发展态势, 江苏推出了“三沿”、“四沿”及沿海开发战略, 加强了自身演进的动力。从演绎规律看, 区域的发展常因演进机制缺乏活力, 或演进动力不足, 回归平衡态或准平衡态是其发展的必然归宿。发展势头良好的区域只有勇于抓住机遇, 在借助适度的外力作用下, 才有机会逐渐离开平衡态或近似平衡态, 逐步演化升级到远离平衡态。只有少数区域能依靠不断进取的演进动力, 通过多次涨落, 才能完成系统向高级阶段的演化。

四、耗散结构理论在促进江苏共同发展中的意义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人们加大了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和利用强度, 江苏的发展同样不可能只靠系统的自组织行为来维系, 必须有系统外的负熵输入。当环境向系统输入的负熵足以抵销系统内产生的熵, 并使系统的总熵减少时, 则系统将自发有序化, 而有序是通过系统内部“涨落”的非线性机制放大效应完成的。因此, 在江苏共同发展过程中, 一要控制系统内熵的增加, 二要创造要素间的非线性函数关系, 三要抓住系统涨落过程中的随机因素。

(一) 控制系统内熵的增加

由熵的定义可知, 一个系统总在不断地增加熵, 当负熵流不足以抵消熵产生或环境供给的正熵流, 这时系统的不可逆过程无法进行下去, 当熵达到最大值时, 系统将会崩解。因此, 在江苏共同发展的过程中, 要尽量控制系统的内熵增加。江苏要共同发展必须要解决区域内南北差距的问题, 造成江苏南北差距的原因有很多, 既有历史、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也有宏观政策、社会因素的影响, 所以控制内熵增加也应从这些方面入手。

首先, 加大对苏北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明显向东部地区倾斜。一方面, 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这一地区, 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技术改造, 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 自80年代初以来, 国家做出的一系列重大的区域经济决策, 如沿海优先开放政策、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等等, 使苏南地区大受其益。苏北要加快发展, 就必须对其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

其次,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苏北投资环境。苏南位于长江三角洲下游, 地处我国沿江和沿海的交汇处, 毗邻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是我国实施沿海和沿江发展战略的重要地区。相比较之下苏北地区处于内陆封闭或半封闭地带, 苏南地区的上述优势在苏北地区却不具备;再加上苏北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交通不便, 科学技术得不到推广应用, 导致苏南、苏北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因此, 加快苏北地区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是改善苏北投资环境的关键步骤, 也是缩小苏南苏北差距的重要举措。

再次, 促进苏南、苏北协同发展。江苏各区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从外部环境中吸收物质、能量和信息,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竞争无法避免。尽管区域之间的竞争使系统不断趋于非平衡, 是系统有序化的前提, 协同却是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动力, 当外在控制参量达到一定阈值时, 系统之间通过相互协同和非线性作用, 可以使系统从混乱走向有序, 实现共同发展。从1992年开始, 江苏就实施了苏南13个县 (市、区) 与苏北13个县 (如张家港与丰县、江阴市与滨海县、常熟市与响水县等) 的南北挂钩、对口协作, 目前南北挂钩协作面不断扩大, 一个以项目为纽带, 以企业为载体,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挂钩协作局面已经形成。然而, 要实现协同发展, 苏南苏北还需在更多领域进行合作与交流。

(二) 创造要素间的非线性函数关系

区域系统从近平衡态到耗散结构, 需要从“微涨落”到“巨涨落”的蜕变, 需要靠区域内要素之间非线性函数来实现。区域内要素很多, 要素之间关系是网状立体结构, 它们之间有线性与非线性之分。非线性关系效应常在起步期间的作用表现不明显, 甚至小于线性关系效应, 可能会被放弃, 这对政府决策者提出具有更高识别能力的要求。政府在项目管理与政策拟定时, 不要只顾眼前局部经济效益, 而忽视其它社会效益与带动效应。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函数创造是一项复杂的、长时间的系统工程, 需要研究要素的联系范围与关键部件。

其中, 人才要素与其它要素在相互作用时会产生非线性函数关系效用, 却经常被忽视。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 知识是促进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的事例也证明了:愈是资金严重短缺, 愈是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愈是经济落后, 愈是要优先发展教育科技。只有江苏各地市的人口素质的差异解决了, 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了, 才能有效控制江苏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才能为江苏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后劲与动力。

(三) 抓住系统涨落过程中随机因素

从“微涨落”到“巨涨落”的转变是通过区域内要素间非线性函数来实现的。既然要素之间是非线性函数关系, 必然存在许多解, 有的解是稳定的, 有的解是不稳定的, 从而使系统演化发展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结果, 这就产生了进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就是说, 在某个分叉附近, 随机因素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 要善于把握时机, 抓住机遇, 保证系统向耗散结构转移, 实现共同发展。

沿海地区在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中, 一直被视为一条短腿。随着沿海开发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 江苏沿海地区再次被重新部署, 赋予全新的发展诠释, 必将给江苏沿海县市带来更为直接的政策导向性的重视、项目布点上的倾斜、舆论环境上的支持。抓住这一机遇, 将沿海地区建设成为江苏新的增长极, 必将大力推动江苏共同发展。

摘要：根据耗散结构理论, 江苏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等特征。江苏发展过程的演化具有自组织演化的规律, 其升级需要通过系统的巨涨落以触发旧结构来实现。在江苏共同发展过程中, 一要控制系统内熵的增加, 二要创造要素间的非线性函数关系, 三要抓住系统涨落过程中的随机因素。

关键词：耗散结构,江苏,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栋生.区域协调发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2]尼科利斯, 普利高津.非平衡体系的自组织[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6.

[3]李如生.非平衡态热力学与耗散结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6.

共同犯罪的理论 篇9

关键词：共同富裕,贫富差距,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对如何消灭贫穷和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入学习研究这些思想观点,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致富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领导人的顶层设计,使中国人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治贫致富的过程中, 纠正了毛泽东对富的片面认识,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建设富强国家为战略目标,以“三步走”为战略步骤,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战略重点,以“先富带动后富”为战略途径的共同富裕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包含丰富的内容。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致富不是罪过”[1],“勤劳致富是正当的”[2],而思想僵化、安于贫困落后、不思进取才是罪过。因此,他号召人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从“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根据邓小平这一观点,党的十三大报告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把建设富强国家规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之一。在1992年的南行讲话中, 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分“三步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人多,土地面积大),又是一个小国(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不能通过“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之类运动一蹴而就的。为此,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以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50美元为基数, 到80年代末翻一番, 达到5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 进入小康社会, 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 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 大体上人均4000美元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确定的“三步走 ”战略步骤,为我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再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大政策”。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共同富裕并非毫无差别的同等富裕 ,亦非步调一致的同步富裕, 而是包含富裕程度差别的共同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波浪式前进、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当然,“先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共同富裕。“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4]。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论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5]。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必须选准突破口,抓住重点和难点。在与外宾谈论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问题时,邓小平多次指出, 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民没有摆脱贫困, 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6];“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7]。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对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为中国人民的脱贫致富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此中国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指引的脱贫致富道路前进。在江泽民看来,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继续以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 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不动摇。“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8]。为了迅速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尽快实现富国裕民的宏伟夙愿,必须进一步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采取更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

首先,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事关改革大业的成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9]。这就为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体制性保障。其次,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系统阐述了我们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改革、发展、稳定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等十二个重大关系问题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和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 为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推向前进和实现富国裕民提供政策性保障。再次,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江泽民明确指出,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教兴国等三大战略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与贫富观。

正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进一步坚定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勤劳致富光荣”等信念,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市场体系,不断掀起了全民创业和脱贫致富的热潮,形成了农民走南闯北、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生动局面和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财富的良好氛围。各种经济主体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 特别是那些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中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和创造巨大社会价值的成功人士,不仅不会再受到政治歧视、错误批判和无情打击, 反而会受到各种新闻媒体的广泛宣扬和各级政府的表彰和奖励,赢得社会的各种赞誉。如果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话,那么江泽民使中国人民的脱贫致富道路越来越宽阔。

二、致富过程中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已引起邓小平的警觉 , 却并没有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分化都在不断加剧和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第三,地区间差距扩大。第四,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五,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第六,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 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

当前中国为何会出现贫富差距? 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先富与共富”政策未能完整实施 , 先富还没有带动共富。第二,只顾“效率优先”,未能“兼顾公平。第三,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健全,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而取得大量非法收入,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第四,税收制度不合理,未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第五,收入分配不平等,一些垄断行业可以获得超高收入,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令人欣慰的是, 我们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贫富差距的严重性。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2013年至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严重打击党内腐败分子、全面启动新一轮的深化改革,令全世界瞩目,令国人充满期待。

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当然,既不能“劫富济贫”,让先富起来的人心存疑虑,不敢露富或移资国外,更不能“劫贫济富”,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马太效应”日益彰显既不能否认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任其肆意扩大,又不能炒作“基尼系数”,加剧社会对立 ,应当真正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应对策略如下:第一,努力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多数人如农民、城镇下岗职工、企业退休人员和基层公务员等并没有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取得多少实惠, 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这是极不合理的。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太小,穷人太穷,公平与效率失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要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低、扩中、调高、打非(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因此,我们必须大幅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种地农民大量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第二,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和他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不但关系亿万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还关系亿万个家庭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 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包括农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第三,建立健全财税制度。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是我国存在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消费税等。此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

第四,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片面强调效率问题,导致一些人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并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进而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建立相关法律, 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如办教育、办慈善事业或修路等。

第五,降低不合理的垄断收入。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时间尚短,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很完善。原有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垄断。并可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拉开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我们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行业的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 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第六,大力发展中西部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享受了优惠政策,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东部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西部。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地区差距,党中央先后 提出了“西 部大开发 ”和“中部崛 起”的伟大 战略实践证明, 两大战略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不显著。因此,我们应采取进一步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努力吸引 国外投资 者和东部 的资金、技 术、人才到 中西部地区,从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只有如此,才能早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

基于共同体理论的多校区管理研究 篇10

一、多校区管理存在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经济社会的发展, 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但随之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传统学校的科层制使组织过于机械, 教师没有参与决策权, 工作过于单调刻板, 缺乏情感交流, 导致师生之间的疏离、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疏离、教师与学校之间的疏离。在多校区管理中, 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首先, 增加校区意味着学校规模扩大, 管理人员增多, 致使管理层级增加或者管理跨度增大, 因此就会出现多头领导、责权不清、相互推诿等问题。加之各校区分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 教师往返于校区之间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也相应增加。凡此种种都可能导致校领导难以决策、管理效率不高。

其次, 由于各校区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硬件设施等方面存在差异, 导致校区间发展不均衡。相比单一校区, 多校区开展的教研活动、学生活动等很难达到同步。虽然名义上是同一学校, 却难以保证同等的教学质量。长此以往, 不仅影响学校的声誉, 也会使家长在选择学校时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教师也会因此产生心理落差和疏离感, 降低工作热情。

再者, 多校区管理过程中, 还容易出现学校文化弥散等现象。学校文化是学校长期历史积淀而成, 由于各校区之间交流不畅, 学科间沟通受阻, 影响学校文化的整体传播。

此外, 家长对学生的教育投入和关注度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学生家庭背景不同, 家长对学生的教育投入和关注度也会存在差异。一般而言, 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学生在校情况的关注度越高, 对学校的要求也越高。不同素质的学生、家庭对于教育的需求存在差异。正是各个校区之间这些差异的存在, 导致家长的不理解、教师的不认同。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相互之间缺乏信任, 校区之间相互独立, 缺少凝聚力。

二、一校多址的办学模式

一校多址是指学校只有一个独立法人地位, 在地理位置上至少有两个不相连的校区。以北京市为例, 根据校区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同, 又分为同区和跨区两种类型, 例如多个校区均位于海淀区, 或者分布于海淀区、朝阳区等。根据建校类型, 又可分为新建校和合并校。

本文所指的多校区管理是多个校区一个法人、一个财务, 采用一校多址的办学模式。在该模式下, 为建立共同愿景, 学校实行“集中决策, 分权执行”的一体化管理, 以业务管理为主, 行政管理为辅。学校管理层主要由一个大校长和几个常务副校长组成。大校长统管所有校区战略决策, 各校区副校长分管人事、招生、党支部、科研、德育等工作。副校长虽然分属不同校区, 但实际负责的是全校的相关工作。以德育为例, 一个校区的副校长统管多个校区的德育工作, 具体到每个校区再由各个校区的德育主任负责管理。教学主要通过学科来管理, 分为语文、数学、英语、艺术、科技、体育六个学科领域, 每个学科领域由一位学科主任来牵头, 根据学科人数的多少, 以及各个学科不同的需求, 再分配学科组长等负责人。

三、多校区共同体管理策略

1.建立共同愿景

共同愿景是整个组织中人们内心的图景, 这样的图景让组织有一种共同性, 它贯穿整个组织, 从而在其各式各样的活动中保持一种连贯性和一致性[1]。学校共同愿景的建立体现在学校的决策方式上, 各校区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制定决策。首先教师提出建议, 然后由学校干部来汇总, 接着再召开组长会议讨论, 讨论后在学校公布初稿, 然后再进行教代会修改, 几经商讨最终定稿。根据决策事件的类型, 中间的过程会有所简化, 但其本质是从教师中来, 到教师中去。各个校区集中决策, 制定统一方案, 然后再由各校区根据自身特点, 分权执行。比如学校每学期有统一的活动, 以往学校在制定活动方案时, 都是各校区负责人分头行动, 耗时耗力, 质量不高。但是在这种“集中决策, 分权执行”的模式下, 各校区负责人共同协商, 拿出一套东西。各校区的总方案是一个版本, 然后各个校区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加工, 省时省力, 提高质量。这样做的优势有两点:一是便于管理, 二是提高效率。

2.均衡发展

多校区管理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信息沟通难。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应对。信息技术可以显著提高管理者监控个体和团队工作绩效的能力, 使组织成员能够掌握更完整的信息来制定更快速的决策, 而且为组织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来进行协作和共享信息[2]。一体化管理的目标是保证各校区优质发展, 保证同一个质量的前提就是要做到同步。学校的所有事情, 包括教研备课开会等等, 都是同步发生、同步完成, 一个声音、一套管理、一个要求。各校区分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 传统上传下达的做法很难实现同步。因此信息技术手段就成为多校区同步发展的有力保障。技术上达到先进的信息化水平, 专业上有一支肯奉献、能力强的信息技术教师团队, 有了以上两方面的助力, 多校区同步、优质发展才得以实现。各校区之所以要同步发展,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秉承“同步、优质、特色发展”的理念, 要让教师们感受到各校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没有主次之分, 各个校区要凝聚成一股力量。

3.建立健全深入沟通机制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说明校长的办学理念、领导风格以及决策能力等方面对学校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所好学校更离不开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因为教师是执行者, 教师是沟通学校与学生的桥梁。因此学校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多校区办学, 或者吸纳兼并校教师的学校而言就更是如此, 需要学校与教师之间进行深入沟通以消除教师对学校的隔阂, 来加强教师的归属感和认同度。学校管理者需要谨记, 在与教师沟通时, 关键不是说什么, 而是如何说的[2], 沟通方式很重要。作为学校的领导要考虑干部的需要、教师的需要, 透过教师来辐射班级管理, 最终传递给学生。不管是给教师分配任务, 还是对教师进行考核, 都应该从教师的角度出发, 切实考虑到教师的想法、顾虑、担忧, 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在沟通的过程中要让教师了解你对他的体谅, 让教师明确校方的目的。这个过程会经历起初的陌生隔阂, 通过双方的理解、包容和接纳, 到最后的开诚布公。家园文化在这里也是让教师感受到爱与关怀, 获得归属感。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听取教师们的声音, 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 有利于对教师的激励, 同时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4.创建自主平等包容开放的学校氛围

创建自主、平等、包容和开放的学校氛围有利于加强教师团队凝聚力。多校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就是人心不齐。但是也有不少学校做的很好, 教师对学校提出的管理文化和育人理念非常认同, 对干部的满意率也很高, 对职称评定的结果也很满意。学校体现一种公正平等的管理文化, 每一位教师都是同等重要的, 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关注到每一位教师的成长, 为每个人提供发展的平台和机会, 做到因人培养。面对一些起初不能适应学校管理的教师, 学校不是采取强硬手段迫使其离开, 而是给教师时间去适应, 对其进行引导, 只要有进步的空间, 就给教师机会。在一些刚性制度上也采取弹性执行的方式。比如考勤制度, 特殊情况要特殊处理, 很多时候需要换位思考, 不能机械的按制度执行。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学校的人性化管理, 但是过程中要注意度的把握。理解和包容是相互的, 教师感受到学校的关怀, 自然也不会肆意妄为。正是由于学校对教师的信任, 从而培养了教师的自主自觉。正是这样一种内外相通, 表里如一的人性化管理, 正是这样一种自主、平等、包容、开放的学校氛围, 使教师们紧紧凝聚在一起, 为学校发展共同协商。

5.构建以人为本的家园文化

学校的核心是育人, 涉及两个群体, 一是教师, 二是学生。学校应以师生为本, 创建家园共同体。目前的教改更多强调的是以生为本, 一切从学生出发, 往往忽略了这一行为的执行者———教师。实际上, 学校发展的关键还在于教师, 只有教师参与到过程中, 并在其中得到发展, 教师获得教书育人的幸福感,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比如学校举办读书节, 如果教师也参与进来, 作为参与者去读各个年龄段孩子喜欢的书籍, 认真去感受孩子的内心世界, 这样相比仅仅作为组织者而言, 能够取得更显著的效果。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 而是真正考虑到孩子的需要, 他能够获得哪些成长体验。诺丁斯指出, “最好的学校应该和最好的家庭相似”[2]。家庭所追求的更多的是包容、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关心, 那么学校创设的家园文化更多的就是要关注教师的内心感受, 体现学校对教师的关爱, 教师自然而然就会将这种真实的内心情感传递给学生。校长要做的就是给教师们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支持, 以及更多的指导, 让每一个人站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能量。

以上从五个方面对多校区管理的策略进行描述和分析, 虽然这些方面对于提高管理水平的有效性方面已经在学校层面实践中得到初步印证, 但是仍然有其局限性。比如在多个校区的信息沟通、人事制度、教师交流等方面, 各个校区在地理位置上的远近很重要。此外, 在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都需要有较强的保障。如何能够持续地增强教师对学校的认同, 保持教师与干部之间的融洽关系, 创建家园共同体,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张成林, 译.中信出版社, 2012.

[2]斯蒂芬·p·罗宾斯, 玛丽·库尔特著.管理学 (第11版) .李原, 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共同侵权行为理论探究 篇11

关键词：共同侵权 责任分担 立法建议

一、我国关于共同侵权的立法现状及疑问

1、我国的立法现状

共同侵权，作为一般侵权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我国民法早有规定。《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在侧重共同侵权行为法律后果的同时，并未就其本身做出实质性的规定。而《民通意见》也仅在范围上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数人侵权补充规定为共同侵权。直至《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我国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司法认定标准。根据该解释第3条的规定，数人侵权行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的行为，简称有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另二种是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的致人损害行为，亦称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根据侵权行为之间结合方式的不同，第二种行为可被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二人以上虽无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另一种是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就分类情况来看，需要明晰两个问题：何谓“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如何区分侵害行为的“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

2、共同侵权的主观要件

从主观要件上分析，早先的观点认为“意思联络是共同侵权行为的必备要件”。然何谓“意思联络”，学界人士各持己见。有学者效仿德国民法的观点，将“意思联络”理解为通谋，即共同故意。亦有观点认为在某些场合下，过失也存有意思联络的可能性。过失有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两种情况。如甲乙二人共抬重物扔至楼下，二人都应预见楼下可能出现行人，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结果砸伤行人；二人因天色已晚，尽管预见可能出现行人，但均轻信可以避免，结果重物坠落伤人。此两种情形下，二人虽无通谋，但已形成了共同认识，亦可认为构成意思联络。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来看，我国采纳了共同过错说的观点，在主观因素上扩大了范围。既然如此，那么在理论上应该还存在一种混合过错的情况，即有的侵权人主观上是故意，有的侵权人主观上只是存在过失。同样甲乙两人共抬重物扔至楼下，甲明知丙会在下午5点出门经过楼下，乙不知情，认为这个时间段不会有人经过，两人一起将重物扔下楼，致使从楼下经过的丙受伤。此时甲乙两人的侵权行为，也应构成共同侵权。

3、侵权行为的结合

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之间的区分，从目前立法来看，是一个比较棘手并企待解决的问题。直接结合，有学者将其解释为数行为结合程度非常紧密，对于造成的加害结果而言，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部分无法区分。而间接结合，可理解为数行为之间本无任何联系，只因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损害结果。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所谓的行为之间有无联系，联系紧密与否，以及原因力和加害部分可否区分的认定，却只能仰仗法官自身的判断。按照行为的结合方式进行分类，是在数个侵权行为人之间既没有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过失的前提下进行的，且数个行为结合造成了同一个损害结果，也就是说，主观上行为人之间是毫无联系的，那么所谓的行为结合，就只能是客观上行为的偶然结合而已。《解释》中规定的“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仅在字面上对行为的结合方式加以了区分，并没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理论界关于共同侵权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共同性问题的定性，即究竟是意思共同还是行为共同，后者在范围上较增加了一种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它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大共同侵权和连带责任的使用，为受害人提供更有利的救济。

二、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

研究共同侵权行为的界定标准意义重大，因为共同侵权的法律后果与分别侵权的法律后果不同，这不单决定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大小和责任承担方式，更影响着权利人的利益保护程度。对此，《侵权责任法》在数人侵权的法律责任分配问题上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外部责任的分担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条的规定，共同侵权的行为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可以向共同侵权人中的任何一个、数个或全部人请求赔偿其全部的损失，而任何一个共同侵权人也都有义务向权利人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其他共同侵权人可因共同侵权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的全部赔偿而免除向权利人所应负的赔偿责任。同时根据第12条及第11条的规定，可将分别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分为两种情况：一、数个侵权人的各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该损害结果，则数个侵权人对外向权利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数个侵权人的各自侵权行为单独都不足以造成该损害结果，则数个侵权人对外承担按份责任。简单来说，第一种情况下承担的连带责任是属于分别侵权责任中的例外，由于单个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分别都足以造成混合的损害结果，因此数个侵权人要承担连带责任，以加重每个共同侵权人的责任负担，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数人分别侵权造成同一损害结果的，应该按照各自责任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在内部责任的承担上，《侵权责任法》第14条做出了规定，尽管在外部责任上，共同侵权人是不分彼此的，都有义务负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在共同侵权人内部，还是要基于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按照过错的大小和原因力的比例来承担按份责任。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过错的大小和原因的比例是难以调查和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过错的大小和原因力的比例都难以确定时，由共同侵权人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内外部责任方式之间的区别，诞生出了一种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追偿权，即部分侵权人对自己支付了的超出自己应当支付的赔偿份额，有权向其他侵权人要求偿付。相对而言，分别侵权的内部责任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分别侵权的侵权人对外本来就承担按份责任了，所以内外责任是一样的。当然，分别侵权的特例，即《侵权责任法》第11条中规定的情形有所不同。由于每个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所以在分配内部责任时就可以排除考虑原因力的比例，只依据过错的大小了。如果过错的大小无从判断，则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三、对于共同侵权的立法思考与建议

以上谈了一些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方式的问题，下面想就这两方面对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共同侵权行为本身的界定标准应该由共同侵权行为的特点来决定，而不应该与共同侵权行为的责任挂钩。也就是说，是由侵权行为导向侵权责任，而不是在考虑共同侵权的责任以后，再推导出共同侵权应该如何认定。通常来说，构成共同侵权必然要先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这又分为了两种情况，即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针对一般侵权，简单来说，其构成要件有四项：主观过错、侵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一般侵权行为中的共同侵权行为应该有以下特点：其一、有数个行为人；其二、数个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意思联络，即共同的认识，可以是共同故意、共同过失或者混合过错；其三、数人都实施了侵害行为；其四、造成了共同的损害后果，即一个不可分割开来的总的损害结果；其五、数人实施的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再针对特殊侵权，因为特殊侵权行为本身不以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所以在规定特殊侵权行为中的共同侵权行为时，应该有所区别，只要数人的侵权行为结合导致一个损害结果，就可以认定为共同侵权。

第二，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规定不一定要以是否为共同侵权来分配和决定。其实，不论是共同侵权行为还是分别侵权行为，只要是数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人之间就应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该损害结果是由数人的行为共同或者累积造成的，不论侵权行为人之间有无主观上的意思联络或共同的认识，只要缺少了其中一个人或者部分人的行为，该损害就可能不至于发生或者不至于到此种程度。因此，在外部责任上，侵权人之间是应该互相担保的，以便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受害人的权益。而外部责任中的按份责任应该是在分别侵权中各个行为造成了不同的损害结果，且能够区分的情况下数个侵权人要承担的责任。当然，如果不论是共同侵权还是分别侵权，只要是数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损害后果，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话，那么共同侵权和分别侵权就应该在某些方面体现出区别，而这里的某些方面主要体现在诉讼上。

首先，在被告的选择上，在共同侵权中，被害人应当起诉所有的侵权行为人，如果只起诉了部分侵权行为人，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其他侵权行为人为被告。而在分别侵权中，被害人可以只起诉部分侵权行为人，法院无权追加原告放弃起诉的其他侵权行为人为被告。

其次，在是否合并审理的问题上，在共同侵权中，不存在合并审理的问题。而在分别侵权中，数个侵权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在结果上有同一性，那么被害人可以选择一并起诉数个侵权人，将数个侵权案件合并审理，也可以选择分别起诉各个侵权行为人。

最后，在具体的赔偿责任分配上，在共同侵权中，外部承担连带责任，内部按照各自责任大小承担安分责任。在分别侵权中，分为两种情况：一、被害人分别起诉各个侵权行为人，那么就不存在内外责任的分配问题，只存在法官是否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的问题了。二、被害人一并起诉侵权行为人，那么内外责任就和共同侵权的情况下相似了，只是有一个例外，即被害人没有起诉所有的侵权行为人，只是起诉了部分侵权行为人，那么其他侵权人在没有被起诉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免责，仅就被告数人的赔偿责任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内部承担按份责任。

参考文献:

[1]刘士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共同犯罪的理论 篇12

关键词：前科消灭制度,标签,社区改造

一、国家方面

(一) 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贝卡利亚说过:“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而是通过教育和改造达到“清本正源的作用”。我国设立刑罚, 它的目的是要教育和改造已经犯过错的人, 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 犯罪的时候往往是自己心理生理还都不成熟的时候, 在其受到惩罚, 并且下决心改造成功后却还要带着“犯罪人”的标签, 这对于未成年人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都将产生消极的影响, 更有可能促使累犯的产生;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再者说, 古语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青少年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立法上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同时, 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让青少年回归社会寻找工作的过程中, 免受歧视与白眼, 这也是对人权尊重的一种体现。当然, 还要确定好前科消灭制度的范围、对象和实行机关, 对于所犯罪名的危害程度我认为没有必要做限定, 但是要加强改造完好的审核制度, 即确定此犯罪人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要设置一个年限, 可以在犯罪人出狱后给其三年的考察期, 三年内, 如果青少年犯罪人表现良好就可以将其犯罪前科秘密消除;但是要留一份备案, 对于累犯的犯罪人则不适用前科消灭制度, 这也是与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相互匹配的。

(二) 确立未成年人案件秘密审判原则, 可以设立未成年人法庭等等, 现在经济快速发展, 科技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新媒体网络技术迅速发展, 这在方便了我们生活的同时, 对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本来很小的一件事, 在网络的作用下, 会被传到世界的各个地方, 确立秘密审判原则, 审判结果不上网, 为未成年人日后的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 对非法监禁等刑罚较轻的可以实行社区矫正。

根据文化传递理论知识,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非法监禁等刑罚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 就算是在监狱里改造, 也有可能被交叉感染, 不但起不到教育改造的目的, 反而加大了未成年再犯罪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对这些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正, 建立专门学校, 督促监护人加强管理, 这在节约了司法资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叉感染并且还消除了“贴标签”的影响。

二、其他方面

(一) 社区加强主流文化,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定期开办宣传正确文化的讲座;加强对社区闲散人员和流动分子的管制, 积极提供就业机会, 加强思想教育感化;加强管理人员的设置, 并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知识水平。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打造一个健康和谐文明的环境。

(二) 学校尽量不贴标签, 加强未成年学生的法制教育, 让未成年人首先做到知法;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聘请专职的心理专业老师, 及时解决问题学生的问题;对品行不端、心理有缺陷的学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该耐心疏导教育, 时刻以宽容、博爱之心教育他们。

(三) 父母要提高对孩子的关注度: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 了解孩子的心事;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 只要教育方法得当就没有不听话的孩子,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随时注意孩子的交友情况, 注重他们的交友质量, 严厉把关。

(四) 媒体也应该增加自律意识, 对于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东西不大肆宣传, 大力宣扬对贴标签未成年人的宽容与接纳, 严格审查上网文章与图片, 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发展方面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 青少年自身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道德品质, 做一位守法的好公民, 懂得抵制诱惑, 克制私欲, 做到知法、守法、懂法, 并敢于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结语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全世界都重视的一个重大课题, 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很多, “贴标签”也是推动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 宋庆龄曾经说过:“什么都可以等待, 但是青少年的教育不可以等待。”我们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在这个制度化的社会中, 必不可免的会出现违反规范的越轨行为, 我们要做的是预防轻微不良行为扩大化, 对“贴标签”的青少年采取容忍宽容的态度, 积极帮助青少年进行矫正教育, 实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岳光辉, 刘力皲.中外艾滋病人犯罪管控比较研究[J].新疆警察学院学报, 2016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