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犯罪

共同体犯罪（共12篇）

共同体犯罪 篇1

一、案情

被告人王某, 男, 33岁, 系某工厂干部。

王某为了在女友面前摆阔气、讨欢心, 与同厂工人周某预谋盗窃本厂财务科保险柜里的现款。王某先从本厂动力科维修组偷了一把手枪式电钻、以及钻头和电线, 后又准备了改锥、剪刀、胶鞋、手套等作案工具, 并偷着配置了财务科的钥匙。1998年1月16日晚7时许, 乘厂内无人, 王某用偷配的钥匙打开财务科的门, 又用改锥撬开了财务科办公桌的两个抽屉。因没有找到保险柜的钥匙, 便用电钻在保险柜的把手附近打了四个孔, 企图打开柜子, 但未能如愿。于是, 他将保险柜 (内有人民币39, 000余元) 搬离现场, 藏在楼内地下室旁的小储藏室里, 然后去约周某帮忙, 意欲砸开保险柜, 盗取现款。周因为盗窃受过处分, 没敢同去。1月18日, 工作人员到厂上班, 发现财务科被撬, 保险柜被盗, 当即报案。1月22日, 保险柜在小储藏室被查获。当时, 柜门尚未打开, 现款原封未动。王作案后, 曾在财务科地面抛撒混合油, 千方百计隐瞒罪行, 直至一年半后才破案。

二、问题

(一) 王某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吗

(二) 王某与周某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吗

三、讨论

对于问题一, 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此案是盗窃既遂。因为王某已完成了全部盗窃行为, 保险柜已脱离持有人, 为盗窃者所掌握。特别是王某的犯罪行为具备许多从重情节:一是盗窃财务科的财物;二是有预谋, 手段狡猾, 事先配了钥匙, 偷了电钻, 事后破坏现场;三是在作案后达到一年半之久, 拒不交代。因此, 对被告人王某应按盗窃既遂予以处罚。第二种意见认为, 此案是盗窃未遂。理由是:王某盗窃保险柜不是目的, 目的在于盗窃现款, 保险柜原封查获, 盗窃现款的目的并未达到, 因此是盗窃未遂。由此可见, 上述案件的正确定性, 关键要看王某的盗窃是否得逞, 如果已经得逞, 就是盗窃既遂, 如果没有得逞, 就是盗窃未遂。

犯罪未得逞, 实际上是一个将犯罪未遂限定在着手实行后犯罪进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从各国刑法来看, 主要有以下四种立法例:一是规定犯罪未遂是未完成犯罪, 或称为未完成犯罪行为, 可以称为未完成犯罪说。采取这种规定的, 有1871年德国刑法典等。二是规定犯罪未遂就是没有发生犯罪结果, 可称为结果说。采取这种规定的, 有法国刑法典等。三是规定犯罪未遂就是犯罪行为未完成, 可称为行为与结果并列说。采取这种规定的有瑞士刑法典等。四是没有对行为、结果等进行具体的规定, 而是等于同意反复的规定犯罪未遂就是不遂或未遂, 可称为不遂说。采取这种规定的有日本刑法等。我国刑法对未遂的规定与上述各国均有所不同, 表述为未得逞, 但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未得逞的理解上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分歧, 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犯罪目的说”, 认为犯罪未得逞的含义就是指犯罪目的没有达到, 即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追求的结果没有发生。

第二种观点为“犯罪结果说”。其间又可分为两种主张:第一种认为, “犯罪未得逞”是指犯罪行为没有产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是否发生是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相区别的标志。这种主张认为, 犯罪的未遂一般只存在于发生物质性危害结果的犯罪之中, 在发生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的犯罪中, 因其损害结果不易测量, 故不以结果为犯罪成立之要件, 也不区分既遂与未遂。另一种认为, “犯罪未得逞”是指犯罪人所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危害结果没有发生, 并认为, 此处的危害结果是所有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它当然包括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危害结果。

第三种观点为“犯罪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 “犯罪未得逞”, 就是犯罪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而犯罪既遂是齐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 因此, 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全部具备是犯罪既遂与未遂相区别的标志。

上述诸说中, “犯罪目的说”把犯罪既遂等同于犯罪人追求犯罪结果发生的目的实现, 尽管在有些犯罪 (如杀人抢劫等发生物质性危害结果的犯罪) 中行得通, 但它有着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首先, 这种观点把法律对犯罪既遂的要求等同于对自身犯罪行为完成与否的评断。事实上, 法律对某种犯罪既遂的要求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决不是以犯罪人自认为完成犯罪为依据, 而是以某种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为基准。第二, 这种观点也无法贯彻到所有存在犯罪未遂既遂区分标准的犯罪, 如以法定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与否为犯罪未遂既遂区分标准的犯罪, 这种观点即不能适用。因此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退一步讲, 假如说犯罪既遂的规定是以犯罪分子犯罪目的的达到为标准的话, 那么刑法中很多犯罪既遂的规定就有问题了。如故意杀人罪中, 有些犯罪分子的犯罪目的不仅仅是把人杀死, 还要将其肢解碎尸, 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的规定能体现出这种犯罪目的吗

“犯罪结果说”的第一种主张把“犯罪未得逞”理解为犯罪行为没有产生法律规定的结果, 在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与否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相区别标志的犯罪里, 无疑是正确的, 但也存在着以下缺陷:它不能贯彻到以法定的犯罪行为完成与否和以法定的危险状态产生与否作为犯罪未遂和既遂相区分标志的犯罪里。而且认为只存在于物质性危害结果的犯罪之中, 太局限了, 是不科学的。

第二种主张认为危害结果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这是可以的, 但把它作为区分犯罪未遂既遂的标准, 就令人怀疑了。犯罪未遂和既遂都具有危害结果, 那么借助危害结果怎么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即使说犯罪客体受侵害的程度不同, 也难以把它们区分开, 因为判断危害结果的大小及严重程度尚借助于犯罪构成要件中其他主客观因素, 因此这种主张也不可行。

由此可见, 只有“犯罪构成要件说”能解决“犯罪结果说”和“犯罪目的说”所无法解释的问题。“犯罪目的说”不能适用于发生非物质性犯罪结果的犯罪中的既遂未遂问题, “犯罪结果说”不能适用于发生法定的危险状态的犯罪中的未遂既遂问题。即只有“犯罪构成要件说”能够贯彻到以法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法定的行为的完成、法定的危害状态的出现等为犯罪未遂与既遂区分标志的犯罪, 因而是科学的。在根据“犯罪构成要件说”作为犯罪未得逞的标准时, 应当注意:

第一, 犯罪未遂和既遂都具备构成要件, 只不过前者是未完成的犯罪, 后者是完成的犯罪, 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未齐备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

第二, “犯罪构成要件说”具备主客观统一的含义。客观上, “未得逞”是犯罪完成状态下犯罪构成应具备的要件未能齐备;主观上, 是犯罪分子希望完成犯罪的意图未能全部展开和实现。按“未得逞”的客观表现来把握犯罪未遂区别于既遂的特征, 不但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足够的。

第三, 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而应将犯罪行为、犯罪客体、犯罪结果、犯罪目的等结合起来综合的具体分析。

理论终归是抽象的, 在涉及到具体犯罪时, 仍会存在问题。在上述盗窃案件中, 被告人王某的盗窃行为是否得逞, 首先要看盗窃罪是结果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显然, 盗窃罪应是结果犯。但盗窃结果一般表现为所有权的非法转移, 对此不大容易认定, 不像杀人罪的结果那样直观。而且, 所有权的转移会出现种种复杂情形, 比如所有人已经丧失对财物的控制, 而犯罪人没有取得对财物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权是否已经转移由于盗窃罪的复杂性, 因而在刑法理论上, 对于盗窃罪的未得逞又存在争论,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接触说”, 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接触到被盗财物为标准。凡实际接触到财物的为盗窃既遂, 否则为未遂。二是“转移说”, 主张应以行为人是否已将被盗财物移离原场所为标准。三是“隐匿说”, 应以行为人是否把盗窃财物隐匿起来为标准。四是“失控说”, 认为应以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权。五是“控制说”, 主张应以盗窃犯是否已获得对被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准。六是“失控+控制说”, 提出应以被盗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的控制并且实际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为标准。在以上各种观点中, “控制说”较为适当。因为盗窃罪是行为人非法的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盗窃行为的完成, 必以财物的取得为结果, 从而导致财物所有权的非法转移。因此, 只有在犯罪人控制了所盗财物的情况下, 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才齐备, 否则便是盗窃未遂。在上述案件中, 被告人王某虽然已将保险柜移离现场并隐藏起来, 保险柜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所有人的控制, 但是被告人王某还未能控制保险柜, 为了达到非法占有保险柜中财物的目的, 王某还必须继续进行犯罪活动。因此本案只能定为盗窃未遂。此外, 不能把案件中具有从重情节与未遂的认定对立起来。因为犯罪是否未遂, 完全要看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只要犯罪构成要件没有齐备, 尽管案件中存在一些从重情节, 仍然不能否认其未遂的性质。如果某一案件, 既有犯罪未遂清洁我, 又具有其他从重情节, 应当按照刑法关于量刑的原则酌情处理。

对于问题二, 周某与王某共同预谋而没有实施, 是否成为共犯呢即共谋而未实行者可否成立共犯在日本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 尽管对仅参与共谋而客观上未有共同实行行为者能否作为共同正犯看待, 仍有分歧。但一般将共同正犯分为实行共同正犯和共谋共同正犯。实行共同正犯是指行为人亲自参与实行犯罪行为的共同正犯, 包括参与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共同正犯 (如参与杀害实行杀人罪的杀害行为、强奸罪的强制行为或奸淫行为) 和参与实行构成要件以外行为的共同正犯 (如实施为杀害实行行为者现场把风、为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者接应的行为) ;共谋共同正犯是指行为人并未亲自参与实行犯罪行为的共同正犯。

在我国刑法理论看来, 仅有共谋而未有实行行为者, 与实施实行行为者不可能成立共同正犯。那么, 共谋而未实行者是否可以成立实行犯的共犯呢例如, 甲、乙二人共谋杀害丙, 相约翌日清晨到丙家共同下手将丙杀死, 甲如期到丙家, 而乙未去, 甲一人便将丙杀死。甲、乙二人是否成立共犯我国刑法学界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 (否定说) 认为, 甲、乙虽然都有杀丙的故意, 但二人缺乏共同的杀人行为, 因而他们的行为不是共同犯罪行为, 甲单独构成了杀人既遂罪, 乙参与了密谋杀人, 只应对杀人的预备行为负责。另一种观点 (肯定说) 则认为, 共谋是工同犯罪行为参与共谋即使未实行也构成共同犯罪。因为共同犯罪行为包括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 而犯罪的预备和犯罪的实行是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 共谋属于犯罪预备, 不能把犯罪的预备同实行的密切联系割裂开来, 而把甲、乙二人共谋杀丙的行为视为与甲单独杀死丙这一犯罪活动的全过程无关的、以外的行为。我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是:共谋本身是一种行为, 即犯罪的预备行为, 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犯意表示;即使参与共谋者事后未实施实行行为, 其与实施实行行为者之间仍具备了共同犯罪成立所必备的“意思联络”和“共同行为”的条件。那种认为仅参与共谋者与实行行为者之间缺乏共同犯罪行为的观点, 忽视了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的相同本质性, 也忽视了仅参与共谋者与实行行为者行为之间的协同性、关联性。实际上,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不在于行为及其构成要件的不同, 而在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构成要件的要素有所不同。在上例中, 甲、乙二人既然共谋杀害丙, 就不仅仅是有杀人的意思联络了, 而是也已有共同的犯罪行为了。在共谋的前提下, 甲继而实施了杀人的实行行为, 使共谋的内容得以实现, 进一步表明甲、乙二人之间存在共同犯罪行为。

在承认仅参与共谋而未实行者可以成立共犯的前提下, 尚有疑问。结合具体案件情况, 如果仅仅参与共谋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对于仅仅参与共谋而未实行者, 应视具体情况, 按照既遂犯或未遂犯、预备犯、中止犯处罚。

(1) 在共谋者均未实行犯罪的情况下, 如果各共犯人均因意志以外的愿意而未着手犯罪的实行行为, 各共犯人都是预备犯;如果各共犯人均自动放弃继续犯罪而使犯罪行为停止在未着手实行之前, 各共犯人都是中止犯;如果部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着手实行, 部分自动放弃, 则前者按预备犯处罚, 后者按中止犯处罚。

(2) 部分人仅仅参与共谋而未实行、部分人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情况下:a.如果实行行为犯罪既遂或未遂, 对参与共谋而未实行者都应当与实行犯一样按既遂犯或未遂犯处罚, 不论参与共谋者因何种原因未实施实行行为。因为即便是自动中止预备行为的单纯共谋犯, 也毕竟只中止了自己的“行为”, 而没有中止与其相互联系的实行者的行为, 共同犯罪行为毕竟已经进入实行阶段。B如果所有实行犯都中止犯罪, 共谋而未实行者与实行犯均成立中止犯;如果部分实行犯的行为导致犯罪既遂, 其他实行犯的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或行为人“中止”, 共谋而未实行者与所有实行犯均应按照犯罪既遂处罚, 这是“部分实行全部负责”原则的要求;如果部分实行犯自动放弃实行行为、其他实行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行为未达到犯罪既遂状态, 对自动放弃实行行为者以中止犯处罚, 对其他实行犯按未遂犯处罚, 对仅参与共谋者一般按未遂犯处罚, 但对于自动放弃犯罪预备行为而未参与实行者, 应按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处罚。总之, 应把共同犯罪看成一个整体行为。因此, 上述案情中周某与王某构成共同犯罪, 周某应判盗窃未遂, 只是在量刑情节上应比王某轻。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未遂问题是犯罪未遂和共同犯罪的结合和交叉, 因此比较复杂, 但始终不能把一个犯罪行为割裂开来。碰到具体案情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共同体犯罪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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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ingle.com 怎样认定共同犯罪的主犯

主犯是存在于共同犯罪中的一种行为人的犯罪身份，很多时候会结合行为人的这种身份进行量刑处罚。那么实践中该怎样认定共同犯罪的主犯呢？这是进行量刑时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我国现行刑法第26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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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这是我国刑法关于主犯的法定概念。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将主犯分为两种，即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以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究竟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人的作用是主要还是次要，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混淆甚至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主犯与从犯认定中的随意性，并进而影响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我们认为，概括来讲，所谓“起主要作用”是指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意的形成、共同犯罪行为，以及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分别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具体说明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从主观上来看，主犯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成共同犯罪故意，并使之强化。

具体而言，包括：

(1)发起共同犯罪的犯意，即共同犯罪中的造意行为或教唆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是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根本原因，其对共同故意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策划共同犯罪的行为，即选择犯罪目标、制定犯罪计划的行为。它包括制定共同犯罪行为的计划，以及制定行为实施后如何逃避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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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计划。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一样，也有预谋与突发之分。有预谋的共同犯罪通常更易达到既遂，因为共同犯罪行为实施之前的策划行为避免了共同犯罪人的盲目行动，为犯罪既遂奠定了基础。此外，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的策划行为，在心理上坚定了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意志，这也是策划行为不可忽视的一个功能。

从客观上来看，主犯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共同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起的决定和推动作用，包括：

(1)纠集共同犯罪人。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行为，这是共同犯罪的最基本条件，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

(2)指挥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无论是简单共同犯罪还是复杂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还是犯罪集团，要想使犯罪行为构成既遂，协调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使其有效地作用于犯罪对象是必不可少的，实施指挥行为的人无疑属于主犯。

(3)共同犯罪的积极参加者和主要实行者。这类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虽然不担任组织、指挥、策划的职能，但是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性明显高于一般共同犯罪人，应认定为主犯。

(4)对犯罪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将主、客观两方面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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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结合，就可以准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犯罪分子，可认定为主犯：

一、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团建立的组织者、犯罪活动计划的制定者、犯罪计划的实施者或策划于幕后、或指挥于现场者;

二、在聚众闹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即聚众闹事犯罪的聚头，在整个聚众闹事过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人。“聚众犯罪”是指纠集多人共同实施一项犯罪活动。如聚众斗殴，聚众哄抢公私财物的犯罪等。聚众犯罪与犯罪集团不同，它是因进行一项犯罪将众人聚集起来的，而不具有较固定的犯罪组织和成员。

三、其他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是犯罪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对社会危害性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犯罪集团中虽然不是组织、领导者，但出谋划策，犯罪活动特别积极，罪恶严重或者对发生危害结果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其他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直接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

司法实践中对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处罚都是比较严厉的，当然这还得先认定为主犯后才能根据对主犯的量刑规定进行处罚。实践中的主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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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在聚众闹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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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共同过失犯罪 篇3

【关键词】 共同犯罪过失成立条件

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依据此规定，构成共同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是基于“故意”，而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基于“过失”，由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共同过失犯罪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由于共同的过失所导致发生危害结果的现象日益突出，如按照一般过失犯罪分别量刑，又与罪行相当的立法原则相悖。因此，笔者认为，共同过失犯罪由于各行为人具有共同的犯罪过失及共同的犯罪客观方面，应认定为共同犯罪。

1. 肯定共同过失犯罪的意义

1.1符合“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要求

根据2010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肯定共同过失犯罪，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符合《意见》的指导精神。

1.2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立法精神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1]肯定共同过失犯罪，就是要进一步分清各行为人在共同过失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根据所起作用的大小，分别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立法精神。

1.3有利于预防犯罪

通过肯定共同过失犯罪，赋予其法律约束效力，以此增强负有履行预见义务的行为人的责任意识，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达到减少和预防共同过失犯罪的作用。同时，对犯罪人给予刑事处罚，也能达到震慑其他人的目的，从而充分发挥刑罚一般预防的功能。

2. 共同过失犯罪概念的界定

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一个或数个危害结果所构成的犯罪。”[2]（2）“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由个人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犯罪形态。”[3]（3）“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过失地违反预见义务或避免义务，因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共同犯罪行为。”[4]

上述几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相应的不足。第一、二观点没有明确指出“共同过失”的主观方面，第三种观点没有指出犯罪后果是由共同的过失行为造成的。笔者认为，界定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应需把握以下两方面：一是成立共同过失犯罪，各共同犯罪人主观方面必须是基于“共同的过失”，即共同未履行预见义务；二是犯罪后果必须是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的过失行为”造成的。无论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一体性”。因此，笔者认为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应界定为，二人以上未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共同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犯罪形态。

3. 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

目前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界存在“二要件说”、“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三种观点。“二要件说”是从共同过失犯罪的主、客观两个方面论述的。“三要件说”在“二要件说”的基础上，增加了犯罪主体要件。“四要件说”将各共同过失犯罪人负有履行共同注意义务作为构成要件。笔者认为，“二要件说”对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论述过于简单，而“三要件说”虽增加了犯罪主体要件，但却过分扩大犯罪主体的范围。对此，笔者赞成“四要件说”的观点。

3.1主体要件

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犯罪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如各行为人都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一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其他人都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都不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另外，由于学术界对单位过失行为的认定、在何种情形下单位成员的职务过失犯罪可以归为单位的犯罪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现行刑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笔者认为单位不能成为共同过失犯罪的主体。

3.2各共同过失犯罪人具有预见危害结果发生的能力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构成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说明过失犯罪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应当具有预见的能力。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也应要求犯罪人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犯罪结果可能发生，即各共同犯罪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的能力，否则，不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3.3客观要件

为与共同过失犯罪的“一体性”特征相符合，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客观要件，需同时符合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必须是各共同过失犯罪人共同的过失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即各行为人的过失行为的性质必须相同。另一方面，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共同过失行为必须指向同一个危害结果。如果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分别的过失行为，导致了数个危害结果的发生，则不能成立共同過失犯罪。

3.4主观要件

《刑法》第15条的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根据此条规定，过失犯罪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负有注意的义务，但犯罪人因为疏忽大意或者轻信可以避免，没有尽到履行注意的义务，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对此，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应参照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即各共同过失犯罪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对共同注意义务的履行主观方面存在懈怠，最终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黄京平：《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2页.

[2] 侯国云：《刑法理论究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3] 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220页.

[4] 熊万林：《共同过失犯罪浅析》，载《刑法问题与急鸣》编委会编：《刑法问题与争鸣 第三辑》，第320页.

作者简介：史秀峰（197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法律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狱内侦查实务。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探讨 篇4

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中止,共同犯罪的中止

我国现在出台的刑法典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 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也是以案情的具体情况考虑, 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处理标准。所以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不能简单的套用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认定条件。但因为我国的刑法典对共同犯罪行为有具体规定, 所以我们在处理相关案件时要将共同犯罪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案件纠纷, 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

一、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概念

我国在1979年颁布的原刑法中对犯罪中止是这样规定的:“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中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是犯罪中止。对于犯罪中止犯, 应当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而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规定, 犯罪中止:“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是犯罪中止。对于犯罪中止犯, 没有造成损害的, 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 应当减轻处罚”。这样显而易见新刑法在犯罪中止的认定方面修改不大, 却更具体、更详细的概述了处罚规定。因此, 从法理的角度上看, 犯罪中止就是自动停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结合以上新旧刑法对犯罪中止的定义, 笔者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做了如下定义: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一般是指全体或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停止犯罪行为, 并以自己的行为有效地防止或阻碍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状态。

二、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认定

因为我国的刑法典没有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做具体认定, 在司法审理时一般依据刑法理论现有的规定判断, 另外也可能借鉴国外关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规定进行判断。

1.所有共同犯罪行为人都放弃犯罪行为或阻止犯罪结果的出现, 不仅在思想上有改变还付出了实践。

2.单个共同犯罪行为人自己放弃了犯罪行为, 还组织了其他人犯罪或阻止犯罪结果的出现。

3.共同犯罪已经完成, 但一些犯罪行为人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就放弃了犯罪, 尽管没有成功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4.犯罪行为没有成功。但这不是犯罪行为人 (个人或集体) 主动放弃犯罪的结果, 而是由其他的外力因素造成的。

以上几种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所做的司法判断, 一部分是我国之前审理案件的经验, 另一部分来自于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完善法律体系。

三、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的案例探讨

关于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行为的判断有很多案例可以进行分析探讨, 下面就几个典型案例加强对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理解:

案例一:

案情简介:2009年4月3日, 刁某伙同朋友张某、李某、王某持刀前去寻找仇人苏某报复未成。当次日晚8点, 刁某、李某、王某、张某四人各带一把刀前往苏某家中。在快到苏某家时, 苏某刚好从家里出来, 王某见状走开到一边, 刁某、李某、张某三人则持刀上前追砍苏某, 苏当即被砍倒, 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件分歧:如何认定本案王某自动退出共同犯罪的性质问题?

法院办案人员在处理时产生两种分歧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中止, 理由是:一、王某主观上具有中止犯罪的思想。二、王某并未实施犯罪行为。王某去了作案现场, 但并未动手。案件的死亡后果是其他同伙所造成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王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既遂。王某携刀与同伙一起前往现场, 作案意图明显。虽然死者的死亡结果不是王某亲自造成, 但他仅仅是个人中止犯罪行为, 而没有制止其他人的犯罪行为, 致使受害者死亡后果发生的, 仍属于犯罪既遂。

笔者认为本案不符合单个共同犯罪行为人自己放弃了犯罪行为, 还组织了其他人犯罪或阻止犯罪结果的出现。虽然王某放弃了参与暴行, 但携刀作案的意图明显而且没有阻止其他人实施暴行, 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所以王某不构成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行为, 属于犯罪既遂。

案例二:

案情简介:2010年10月某日, 被告人刘某、孙某、吴某共同进入某工厂实施盗窃。因为窗户太牢无法进入车间, 孙某、吴某回去拿工具撬窗, 让刘某留守作案地点。孙某在之后留在了家里, 没有随同吴某再去作案。吴某和刘某利用拿来工具开了窗户, 窃走该厂4台机器, 共计人民币4000余元。据查, 这些赃款没有分配给孙某。

案件分歧: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某在此次共同犯罪中主动放弃自己的犯罪能否构成犯罪中止?

一种观点认为, 孙某在返回拿取作案工具的过程中, 主动放弃自己的犯罪行为, 应当构成犯罪中止。另一种观点认为, 孙某虽然自己没有返回作案现场作案, 但在开始阶段参与了作案活动, 且自己单方面放弃作案后, 没有积极有效地阻止同案其他人继续作案, 因此构成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不构成犯罪中止。

笔者认为因为本案的孙某既不是案件的主使者也没有参与盗窃与分赃, 所以属于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

结语

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关于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案件, 我们需要在刑法典中对其进行具体的规定。因为之前我们国家的刑法典在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没有规定, 也就没有相关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刑法典规定。完善刑法典中关于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会是刑法典史上的重大完善与进步。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罪在鼓励犯罪分子迷途知返退出犯罪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我相信在正规法律的支持下, 未来的恶性犯罪活动将不断减少, 我们生活的社会将更加和谐美好。

参考文献

[1]李宝娟.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问题探讨[J].西南政法大学, 2011, 8 (29) .

[2]唐福齐.论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J].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5 (25) .

[3]张基建.论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中止理论之完善[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1 (25) .

论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篇5

【关键词】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特殊共同犯罪

一、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的概述

（一）关于共同犯罪的概念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相对于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比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复杂：首先，共同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更大；其次，各个共同犯罪人在整个共同犯罪活动中的作用不同，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需要区别对待，处以不同的刑罚，这就需要规定不同于单独犯罪的处罚原则；第三，有的共同犯罪不能直接适用以一个人实施犯罪为标准而制定的.《刑法》分则条文，而需要另行加以规定其行为形式。

（二）认定共同犯罪的特征

1.犯罪主体方面

共同犯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在二人以上，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或者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单位，均可以构成共同犯罪。（1）在我国各个部门法中，单位的法律主体地位都得到了认可，《刑法》亦如此。《刑法》条文中的单位犯罪的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2）作为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则不构成共同犯罪。

2.犯罪客观方面

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这里所称的共同犯罪行为是广义的，既包括实行行为，也包括组织、教唆、帮助、共谋行为，这些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犯罪活动有机整体。

3.犯罪主观方面

是指各个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互相沟通联络，认识到他们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实施共同犯罪，并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二、特殊共同犯罪的认定

在认定共同论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问题犯罪中，重要的是要真正把握有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因为共同犯罪故意的部分瑕疵而导致欠缺某些必备因素，共同犯罪所必备的共同犯罪故意不成立，因此，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不成立共犯，不应当作为共同犯罪：

（一）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按照他们所触犯的罪分别处罚

论共同犯罪的中止 篇6

【摘 要】共同犯罪的中止是犯罪构成的特殊形态,牵涉犯罪中止和共同犯罪问题中的方方面面,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争议性。本文拟以共同犯罪中共犯之间的分工借鉴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对各类共犯人的犯罪中止认定加以分析。

【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中止;共犯关系脱离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47-01

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均为犯罪构成的特殊形态,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当这两种犯罪构成的特殊形态并存时,就产生了刑法理论界所谓的“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

1 共同犯罪中止认定的理论争议

由于刑法没有对共同犯罪中止问题做出专门规定,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呈现出派别标立、众说纷纭之争。

1.1 整体完成形态论

共同犯罪具有整体性,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也只能以整个共同犯罪是否最后达到完成形态来确定,倘若个别共犯的中止行为没有迫使其他共犯停止实施共同犯罪行为或有效防止共同犯罪结果的发生,其犯罪中止就不能成立。

1.2 个别中止论

共同犯罪虽具有整体性,但每个共同犯罪人有其独立行为,个别共犯自动停止自己的犯罪就与共同犯罪完全脱离了联系,同其他共犯的行为就不再有任何关联。因此,其自动停止犯罪应被视为犯罪中止。

1.3 非主犯能力论

这种观点认为除主犯外,其他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行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为限。如果努力阻止其他共犯继续实行犯罪,但因为能力有限阻止无效的仍可成立犯罪中止。

1.4 切断因果关系论

共犯中止的有效性应以他是否有效地切断自己以前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确定。若能以自己消极或积极地行为切断该因果关系,即便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最后由其他共犯促成发生,亦能成立中止犯。

1.5 共犯关系的脱离理论

这是日本学者大[XC塚.tif,JZ]仁所提出的观点,处于共犯关系的二人以上者的一部分在完成犯罪之前,放弃犯意中止自己的行为,不参与其后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他认为甲通过脱离与乙的共犯关系,对于其后乙所实施的行为以及此后由乙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不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共同犯罪独立性与整体性的二重性说要求我们必须在建构共同犯罪中止的理论中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考察每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给予每个共同犯罪人公平、公正、合理的处罚。笔者赞成第五种观点即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因为其不仅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而且符合中止犯的立法宗旨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 共同犯罪中止分类解析

由于共同犯罪中的特殊性,故必须结合部分共犯在整个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整个共同犯罪的特点来分析其犯罪中止的构成条件。根据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分工可将共犯人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笔者着眼于共犯之间的分工借鉴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对各类共犯人的犯罪中止认定作出分析。

2.1 组织犯的犯罪中止

组织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组织犯脱离共犯不能简单认定。组织犯包括犯罪集团的组织犯和一般共同犯罪中的组织犯,它们成立犯罪中止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

2.1.1 犯罪集团的组织犯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组织犯对犯罪集团预谋的全部犯罪行为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这类组织犯要成立犯罪中止,不仅要求组织犯本人彻底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和退出犯罪集团,而且要求组织犯解散该犯罪集团,防止其他人员去实施所预谋的犯罪。那么如何认定解散犯罪集团呢?解散犯罪集团是指解除犯罪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犯罪集团拆散,这才是彻底放弃犯罪集团犯罪。

2.1.2 一般共同犯罪中的组织犯

这类组织犯若要成立犯罪中止,从共犯中脱离出来,在主观上要求该组织犯脱离犯罪意图,彻底地、真诚地放弃犯罪意图;在客观上必须积极地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试试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这相对共同犯罪中的组织犯的中止条件相对宽松。

2.2 实行犯的犯罪中止

实行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直接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在大陆法系国家称正犯。在共同实行犯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相互联结,形成了一个共同犯罪行为的有机整体,成为共同犯罪结果发生的总原因。故各共同犯罪人不仅要对本人行为负责,而且要对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负责。因此实行犯要从共犯中脱离,主观上要消除自己先前的行为对其他共犯人的影响,客观上要消除犯罪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一切共同实行犯中毫无例外都是制止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作为成立中止的条件。对于那些犯罪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质的个别犯罪中,例如强奸、脱逃等,共同犯罪人想要中止犯罪,只要放弃本人的犯罪行为即可,不以制止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为必要。

2.3 教唆犯的犯罪中止

所謂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人”。教唆犯的特点是本人并不去实行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而是指示他人去实行,因此,教唆犯成立犯罪中止的标准有教唆人行为标准说和被教唆人行为标准说之争。教唆犯中止的成立必须以有效地制止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为条件。这可以分为教唆行为的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来分别讨论。

在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预备行为以前教唆犯的犯罪中止,这种情况只要教唆犯劝说被教唆者放弃犯罪意图、打消其犯罪决意,对教唆者就可以犯罪中止论。

在被教唆人的实行阶段,教唆人与被教唆人已经有了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和共同犯罪的犯罪行为,在此阶段,教唆单要脱离共同犯罪,不仅必须切断心理的因果性,还必须切断物理上的因果性,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阻止犯罪结果发生。

2.4 帮助犯的犯罪中止

帮助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犯罪分子,是从犯的一种,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帮助犯要脱离共同犯罪,需切断其主观表示和客观行为对主犯的心理和物理因果关系的影响。在不同的犯罪阶段表现形式又不同。1、事前帮助。此时实行犯尚未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帮助犯想要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及时撤销其帮助行为,防止实行犯利用其帮助行为实施犯罪。2、事中帮助。此时实行犯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帮助行为也已现实发生作用,因此,帮助犯不仅要停止帮助行为,还必须积极消除其帮助行为对实行犯的作用。3、事后帮助。这种帮助行为在没有付诸实施之前只是一种无形的帮助,因此只要帮助犯自动放弃犯罪意图并向实行犯作出撤回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中止。

げ慰嘉南:

[1] 何秉松,《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 董宝成,《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11月(下)。

[3] 周振想,《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4] 马克昌,《关于共犯的比较研究》,载《刑法论丛3》,法律出版社。

浅论共同过失犯罪 篇7

一、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及构成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并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人, 在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 由于先后或同时过失地违反注意义务, 从而共同引起基本内容相同的违法结果的犯罪形态。

其构成在主体方面要求必须是两个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客观方面, 行为人首先应负有共同的注意义务;其次, 危害结果发生在行为人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最后, 危害结果是由于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过失行为引起的;在主观方面则要求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不注意的过失犯罪的心理态度, 即有着过失犯罪意识的联络和互动。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认定

(一) 共同过失行为的认定

共同过失犯罪必须以各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过失行为为前提。从行为态势而言, 共同过失犯罪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

1、过失的共同作为

在此种情况下, 各行为人都过失地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之积极行为。例如医生甲疏忽大意在开药方时加大了药物的剂量, 而护士乙在将此物混入生理盐水中给病人输液时, 又加快了滴速, 最终导致患者丙死亡。

2、过失的共同不作为

在此种情况下, 各行为人都有义务实行并且能够实行某种积极的行为, 但由于共同过失而没有实行, 以致造成危害社会之结果。比如:甲乙二人均为幼儿园老师, 某日二人带一群小朋友去公园玩。至公园后, 二人只顾聊天, 而疏于照看学生, 致小朋友丙落水。此时二人又未能采取有效措施, 终致丙溺水而死。

3、一方过失的作为与另一方过失的不作为所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

此种情况下, 一方过失地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积极行为, 另一方具有实行某种行为的义务且能够实行而未实行, 以致造成危害社会之结果。例如:甲是某加油站工人, 乙是给车加油的司机。加油过程中, 乙即蹲在一旁抽烟, 而甲未加制止, 结果因乙随手将烟蒂扔掉, 而导致加油站失火爆炸, 造成巨大损失。

司法实践中, 具体认定共同过失犯罪时, 还需要确定其客观行为与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共同过失犯罪则是过失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 它也是结果犯。在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的情况下, 如果各行为人的行为互相作用共同造成某一危害结果, 那么, 这些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 各行为人都应对危害结果承担罪责。当然,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还会出现因果关系中断之情况, 这也是我们在具体认定共同过失行为时需要把握的问题。

(二) 共同过失的认定

各行为人具有共同过失的心理状态, 这是构成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如前所述, 共同过失通常有三种形态:一是共同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共同过于自信的过失;三是一方疏忽大意与另一方过于自信混合而成的共同过失。

在二人以上共同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况下, 认定其是否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就需要首先查明各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是否都出于过失。若各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都是出于过失, 则为共同过失, 可成立共同过失犯罪;若一方为过失, 另一方没有过失, 则不能以共同过失犯罪论处。

此外, 在认定共同过失时, 还必须注意由共同过失向共同故意的转化。

三、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与刑罚裁量

(一) 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

在共同过失犯罪之情况下, 虽然各主体的行为共同造成了某一危害社会之结果, 但由于他们之间缺乏犯意联络, 故应对各行为人分别定罪, 此即为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根据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 行为人只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而与他人的过失行为无涉。刑事责任的独立性, 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之要旨。

分别定罪原则在司法实践中, 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以同一罪名论

在共同过失犯罪中, 虽然存在不同的实施过失行为之人, 其过失行为共同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 但他们的过失行为触犯的是同一罪名, 故应以同一的过失罪分别予以定罪。

2、以不同罪名论

即对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过失行为分别以不同罪名予以定罪的情况。对此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况: (1) 在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之过失行为相结合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 通常对一般主体按其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确定罪名, 而对特殊主体则亦依其自身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来确定罪名。 (2) 在各行为人均为特殊主体因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 主体身份和行为情况之不同, 也决定需对各行为人之行为以不同罪名论。

(二) 共同过失犯罪的刑罚裁量

司法实践中, 在对共同过失犯罪之各行为人具体裁量刑罚时, 我们首先应当明确, 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分别定罪, 并不意味着各共同过失犯罪人须承担相同之刑责。由于相互的过失程度可能不尽相同, 各共同过失犯罪人之间也存在一个罪责大小的问题, 应分别视不同情况而处以轻重有别的刑罚。具体量刑时, 主要应考虑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过失程度极其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

其一, 过失程度。共同过失犯罪人的罪责大小, 首先取决于过失程度。凡是过失程度大的, 罪责也大;过失程度小的, 罪责也小。此外, 犯罪过失的程度还受到行为的动机与起因等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 这也是我们考察行为人之过失程度时需要把握的。

其二, 原因力之大小。共同过失犯罪人的罪责大小, 还决定于各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之大小。原因力大小的决定, 一般应建立在过失程度相同或相当的基础上。在过失程度相同的情况下, 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大的, 其罪责也大;原因力小的, 其罪责也小。

实践中, 在对共同过失犯罪人裁量刑罚时, 除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以外, 还应注意悔罪表现等其他一些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以便在全面分析、综合评判的基础之上确定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刑罚。

参考文献

[1]张名楷.部分共同犯罪之提倡[J].清华大学学报, 2001, (01) .[1]张名楷.部分共同犯罪之提倡[J].清华大学学报, 2001, (01) .

[2][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法律出版社, 1997.[2][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法律出版社, 1997.

[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法律出版社, 1998.[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法律出版社, 1998.

[4]阴建峰.论共同过失犯罪[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1) .[4]阴建峰.论共同过失犯罪[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1) .

论共同犯罪的中止 篇8

共同犯罪中止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 由于共同犯罪人实施了犯罪中止行为而形成的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我国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 一) 共同犯罪中止整体论, 即以共同犯罪最后达到的状态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中止。

( 二) 共同犯罪中止个体论, 指各共同犯罪人只要自动中止自己的犯罪行为就可成立中止犯。

( 三) 共同犯罪中止能力论, 即在共同犯罪中, 教唆犯、从犯在中止自己的犯罪行为后,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阻止其他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尽了最大努力即可成立中止犯。

( 四) 共同犯罪中止因果关系中断论, 若部分共同犯罪人能够有效彻底切断自己先前行为与最终犯罪后果间的因果关系, 则该共同犯罪人成立中止犯。

( 五) 共同犯罪中止主客观结合论, 主张从主客观两方面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中止进行判断。若部分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切断了自己与其他共犯之间的联系, 在客观上切断了自己的先前行为对整体行为的原因力, 则其成立中止犯。

二、国外相关国家犯罪中止理论的概况

( 一) 客观主义论

其主张, 在共同犯罪中, 帮助犯、教唆犯的性质由实行犯决定, 韩国、意大利、日本是该理论的代表国家。如日本理论界的观点认为, 在共同犯罪中, 一部分共犯主动阻止了其他共犯的实行行为或者防止了最终结果发生时, 该部分共犯的中止行为成立中止犯; 同时, 如果教唆犯、从犯的中止行为也阻止了正犯的既遂, 教唆犯、从犯也构成犯罪中[1]。又如, 日本学者大冢仁提出了“脱离共犯关系”理论, 将脱离正犯关系分为脱离共同正犯关系、脱离教唆犯关系与脱离帮助犯关系。[2]

( 二) 主观主义论

代表国家有瑞士、西班牙, 其主要的观点是共犯独立说, 认为教唆犯、帮助犯在本质上与实行犯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们的中止可以适用刑法关于正犯中止的规定。

( 三) 主客观主义结合论

德国和俄罗斯是其代表国家, 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在数人共同犯罪中, 其中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 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犯的行为业不能完成的, 或犯罪的未遂与中止犯以前参与的行为无关, 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该犯罪完成, 应免除其刑罚。”[3]

三、我国共同犯罪中止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一) 我国共同犯罪中止通说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关于共同犯罪中止坚持的是犯罪共同说和共犯从属性理论, 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过于重视共同犯罪中止的整体性。第二, 过分地强调了共同犯罪中教唆犯、从犯的从属性, 认为教唆犯、从犯行为的性质由实行犯决定。第三, 对于教唆犯、从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认识的不够明确。对于教唆犯、从犯来说, 成立中止犯除了要自动中止行为外, 还要阻止实行犯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或者防止危害后果发生,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强人所难。第四, 没有考虑到共同犯罪行为的多样性, 对于所有共同犯罪人没有分别的一律要求其必须阻止犯罪完成或者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才能够成立中止犯是不公平的, 违背了我国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 二) 完善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对策

我国目前关于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的通说存在问题, 对此, 要将共同犯罪整体说和共同犯罪独立说结合起来, 坚决杜绝厚此薄彼现象的出现。具体来说, 可以将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分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共同犯罪的全部中止

( 1) 在共同犯罪中, 全部犯罪人都自动放弃了犯罪行为的实施并且也实际放弃了实施犯罪行为, 所有的共同犯罪人都成立犯罪中止。 ( 2) 共同犯罪中的行为人, 不但自己自动彻底地放弃了实施犯罪行为, 而且也尽力有效地阻止了其他的共同犯罪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 全部的犯罪人都成立犯罪中止。

2. 共同犯罪的部分中止

( 1) 在共同犯罪行为已经既遂的情况下, 犯罪人中的部分犯罪人在共同犯罪达到既遂以前就已经自动有效彻底地放弃了犯罪, 同时也彻底切断了自己先前的犯罪行为与整个犯罪结果发生之间的包括物理的、心理的因果关系, 也可成立犯罪中止。 ( 2) 在共同犯罪未遂的情况下, 对于犯罪中止的处理办法与在犯罪既遂情况下的处理方法是类似的。即在共同犯罪还没有达到未遂之前, 如果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了犯罪行为, 同时也彻底切断了其先前的犯罪行为与整个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 则该共同犯罪人就可以成立犯罪中止。

四、小结

我国的共同犯罪中止理论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不断完善, 例如立法上和司法上都需要进步,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日]大仁.刑法概说[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64.

[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333

论共同贪污犯罪的数额认定 篇9

一、犯罪总额法

犯罪总额法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各成员, 要对整个犯罪数额负责, 这虽然体现了共同犯罪原理, 但是由于各成员在犯罪时的作用不同, 贪污的数额存在差异,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不同, 采用犯罪数额法量刑, 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

对于一个贪污犯罪集团来说, 集团首要分子要按照贪污集团的全部犯罪总额计算;一般主犯要按照参与、指挥的全部贪污行为的犯罪总额计算;从犯要按照参与的贪污行为所涉及的犯罪数额计算, 在此前提下可以从轻, 甚至减免处罚。在应用犯罪总额法时, 把分赃数额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加以考虑, 同时还要综合考察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结合作用大小进行轻重有别的处罚。

二、参与数额法

参与数额法, 主要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各个成员, 按照本人参与的贪污犯罪的数额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数额认定标准并不能用于起到帮助、教唆、组织作用的案犯, 只能应用于有实际参与并有贪污数额的案犯成员, 因此不能作为共同贪污犯罪处罚的标准。

三、分赃数额法

分赃数额法, 主要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分赃数额承担刑事责任。把非法所得作为量刑的标准, 体现了罪责自负的原则。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 只强调了各成员的独立性, 忽略了各成员在共同犯罪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和成员间的联系, 量刑方式比较单一、片面, 存在局限性。如果出现以下情况, 分赃数额法会有失偏颇:一、多人共同参与贪污犯罪, 总额达到定罪标准, 但是各犯罪成员分赃所得的数额却达不到性最标准, 依据分赃数额法, 这些成员均无罪;二、有些共同贪污犯罪, 可能不分赃, 而是共同挥霍、消费, 或者在立案调查时还没来得及分赃, 在这些情况下分赃数额法并不适合, 无法将成员进行处罚;三、在共同贪污犯罪中, 有些成员分赃较多, 但在犯罪中的作用较小, 还有些成员虽然分赃较少, 但是作用比较大, 甚至起到关键作用, 此时, 如果只按照分赃的数额大小进行量刑, 会出现处罚不明的状况, 有失公平。

四、分担数额法

分担数额法是指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各成员, 量刑时依据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犯罪过程中的作用、整个犯罪案情等多方面的情况, 确定成员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相应的惩罚, 主要表现为综合评定成员在犯罪中应承担百分之多少的责任, 根据着百分之多少进行换算, 最后以换算后的数额为准, 判断是否需要接受刑事处罚, 比如某一个成员同他人共同贪污了100万元, 经过分担数额人认定此人应承担40%的责任, 则此人应承担40万元的数额对应的惩罚。

“分担数额法”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部分缺陷, 肯定了共同贪污犯罪中各成员的作用, 并将其纳入量刑标准,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分担数额法也是将各成员独立开来, 忽视了贪污犯罪的整体性, 这种方法会受到犯罪集团成员数量的制约, 即犯罪成员越少, 则成员分担的责任越大, 犯罪成员越多, 各成员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 并不能对成员进行更合理的量刑。

五、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并未提出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标准, 只是主张要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对各成员进行量刑, 表面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 但是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

六、总结

上述是共同贪污犯罪中数额认定的五种方法, 各有特点和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熊选国认为:在数额认定时, 可以将犯罪总额作为量刑的基础, 分赃数额作为量刑的一个参考方面。共同贪污犯罪具有整体性, 各成员有犯罪的故意性, 在明知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前提下仍进行实施。虽然各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不同, 起到的作用也不同,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并且为了共同的目的进行相互配合和联系, 才导致最后的犯罪成果, 因此在量刑时要坚持共同负责的原则。同时也要对每个成员的作用进行区分, 因为在共同贪污犯罪中, 结合的形式不同、各成员参与的次数也不同, 所以对各成员要区别对待, 各成员要负的刑事责任分清主次, 对各成员的具体的刑事责任进行分析和确定。

以共同贪污犯罪各成员在犯罪中的作用作为量刑的一个标准, 解决了罪责的范围, 将各成员的个人所得数额作为量刑的标准, 确定了罪责的大小。对于共同贪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要依据骑在犯罪中的地位和所得数额, 确定应受到的刑事处罚, 且无从轻处罚之说。而对于共同贪污犯罪集团中的共犯或从犯, 需要根据犯罪中的作用和所得数额, 依法从轻处理, 或减轻、免除处罚。

摘要：在共同的贪污犯罪中, 对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划分,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贪污共犯因为牵扯到犯罪数额的关系, 同其他共同犯罪不同, 贪污共犯的刑事责任划分主要以贪污数额为依据, 具体的执行划分是司法中颇受争议的问题。目前根据不同的数额计算方法, 分为犯罪总额法、参与数额法、分赃数额法、分担数额法和综合评价法。本文主要分析了几种数额认定方法的利于弊。

关键词：共同贪污犯罪,数额,认定

参考文献

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问题研究 篇10

(一) 我国关于共犯中止的概念

我国通说认为共同犯罪中止, 是指在犯罪中共同犯罪人主动放弃犯罪, 或者主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从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犯罪未完成形态, 其中包括全部中止以及部分中止。共犯的全部中止, 是指各个共犯全部主动中止犯罪或者主动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若是只有一部分人犯罪中止, 并且经过真挚努力, 最终致使全部犯罪者都将实施犯罪活动停止, 或者主动有效地避免产生危害结果, 则所有人均成立犯罪中止。此情况归于共犯的全部中止的情形。

共犯的部分中止, 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一部分人的行为满足中止犯成立的条件, 仍有一部分犯罪者未中止的情形。包括几个要件:

第一, 自动有效防止共犯结果的发生。部分共犯人自动放弃犯罪有效防止共犯结果发生的, 可以独立于其他共犯人成立中止。相对于单独犯成立犯罪中止, 其特点是中止的“有效性”, 要求有效地阻止共同犯罪结果的产生。第二, 部分共犯中止行为的效力, 只及于中止者本人, 不及于其他共同犯罪人。第三, 不成立中止的情况:部分共犯人的“中途退出”。“犯罪中止”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既遂之前退出。因此, 中途退出者不成立犯罪中止, 必须要经过真挚努力, 并且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继续实施犯罪, 才构成犯罪中止。

二、共犯中止的认定

(一) 共犯中止的认定条件

实行犯是直接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的人, 是实施犯罪构成基本事实的主体, 以单复数为标准, 实行犯可以分为共同实行犯和单一实行犯。共同实行犯是指, 由两个以上的共同犯罪人一起实施犯罪构成基本要件行为的情形。单一实行犯是指, 仅由一个共同犯罪人实施犯罪构成基本要件行为的情形。单一实行犯与单独犯不同, 属于共同犯罪人中的一员。

共同正犯, 包括全部中止以及部分中止。全部中止是指, 如果没有发生既遂结果, 那么符合中止犯的成立要件, 则其均应按犯罪中止进行处理, 因此不存在争议;在部分中止中, 要成立中止犯, 必须是:第一, 这部分人已经着手进行犯罪, 第二, 该部分人决定中止犯罪, 第三, 根据该决定, 制止了其他犯罪者的犯罪行为, 或者避免发生危害结果。当然只有该部分中止人成立中止犯。

单一实行犯的中止是指, 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 实行犯根据自己的意志, 主动放弃其犯罪行为的继续实行, 或者有效避免既遂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单一实行犯对犯罪的发展进程具有支配力, 如果没有实行犯的实行行为, 共同犯罪无法既遂, 所以不存在要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继续实行犯罪的问题。因此, 对单一实行犯的犯罪中止, 不能适用共犯中止的规定, 而要适用单独犯的规定, 只要其在犯罪过程中中止自己的行为, 就认定为犯罪中止。对单一实行犯不再赘述。

(二) 共同正犯中止效果的范围

正犯的中止效果, 不及于其他共犯。因为, 中止必须亲自实施。同样, 共犯人的中止效果也不及于正犯。另外, 由于部分犯罪人的中止而未发生结果的场合, 犯罪中止不影响其他共同人。

(三) 共犯中止认定的难题所在

以上的共犯中止认定只能解决部分共犯中止犯罪, 并且其他共犯人停止犯罪的情形。然而, 在共犯的场合, 虽然自己退出, 但其他共犯人继续实行犯罪的情形是存在的, 对于仅仅退出这种情形, 可否免除其作为共犯的责任?如果可以, 又在什么情况下免除其作为共犯的责任?这是共犯认定的难点所在。

三、共犯中止认定的相关理论

(一) 共犯中止认定问题的争议

从上述我国关于全部中止和部分中止的认定中可以得出, 关于全部中止没有任何争议, 但是共犯的部分中止, 又有几种情况:

第一, 在犯罪的预备和施行阶段, 一部分人主动放弃正在实行的犯罪行为, 同时, 有效阻止他人继续实行犯罪, 从而成功避免既遂结果出现, 对这种情况下将部分人认定为中止, 并不存在争议。

第二, 在犯罪的实行完毕阶段, 部分共犯采取积极的措施避免发生既遂结果, 同时, 事实上也防止了既遂结果的, 对这部分正犯认定为犯罪中止, 并不存在争议。

第三, 在犯罪的实行完毕阶段, 部分犯罪者积极防止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 但最终未能防止的, 这部分人不成立犯罪中止, 并不存在争议。

第四, 在犯罪的预备和施行阶段, 部分犯罪者主动放弃其实行行为, 并阻止其他人继续实施犯罪, 但没能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该部分犯罪者是否成立犯罪中止, 存在争议。

在上述几种情况下, 前三种在我国理论上均不存在争议, 但是第四种情况目前仍然存在争论。当共同正犯中部分正犯主动放弃自己正在实行的犯罪行为, 并尽全力阻止其他共犯继续实行犯罪, 但是最终无能为力, 无法防止危害结果的产生, 这时自动放弃犯罪者能否依犯罪中止处理?依照我国刑法, 中止者如果不能成功避免发生危害结果, 不能按照中止处理;但是, 行为人为防止结果发生所作的真挚努力, 可以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情节, 适当予以考虑。

(二) 共犯中止认定问题的几种理论

1. 客观主义学说的观点

客观主义称为行为主义, 作为刑事古典学派在关于犯罪论问题上的一种基本观点。该学派认为, 行为人之所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 主要是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行为与实际危害。此学说在正犯与其他共犯的关系方面主张的情形, 即“共犯从属性”。因此, 在共犯的中止问题上, 此学说表明教唆犯、帮助犯的性质由实行犯决定。教唆犯、帮助犯的中止只能在实行犯着手实行犯罪以后, 才能成立中止犯, 即以着手为前提。因此, 严格来说, 教唆犯和帮助犯基本不存在中止问题。

2. 主观主义学说的观点

主观主义学说是新刑事学派在关于犯罪论问题上的一种基本观点, 该学说认为, 行为人之所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 是犯罪实行人具有危险性, 即他们会重复实施犯罪行为。该说主张“共犯独立性”, 即犯罪都是因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法律处罚, 并不是依附于其他人的犯罪, 故对教唆和帮助犯而言, 应当承认有中止的成立。

3. 折中主义学说的观点

折中主义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 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加以结合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 部分共犯主动放弃犯罪, 或者积极避免发生既遂结果, 但最终不能阻止结果发生的, 如果严格来说, 按照客观主义学派的观点, 不能成立犯罪中止的情形。但是这样认定过于严格, 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因此, 主张运用共犯关系脱离理论, 以弥补共犯中止成立条件中有效性的严格之不足。

四、对共犯中止认定问题的完善———共犯关系的脱离

(一) 共犯脱离的概念

1. 共犯脱离的含义

共犯关系的脱离这一理论是由日本大塚仁教授最早提出的。大塚仁教授认为, 共犯脱离, 是指共同犯罪中犯罪者从实行犯罪之时至完成犯罪之前, 一部分犯罪者由于反悔而从共同犯罪关系中离去。脱离犯罪的人仍然承担脱离之前的共犯责任, 但同时, 对于脱离后其他共犯实施的行为和因此导致的危害结果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2. 共犯脱离中的犯行阻止义务

犯罪的主谋人虽然退出, 但如果其他共犯人接受了其提出的计划并继续实行的场合, 或者在已提供了犯罪工具的状态下退出的场合, 就不能说解除了共犯关系。在这种场合, 尽可能做出消除自己制造的“犯罪力”的真挚努力是必要的。欲从共犯中脱离, 有时也要承担一定的犯行阻止义务, 不负责任地置之不顾是不被允许的。

有将这种“犯罪力”的消除表述为“因果性的切断”, 但是, 由于不可能消除已提供给其他共犯人的犯罪现场信息, 因而严格说来, 只要不阻止犯行, “因果性的切断”就是不可能的。对于虽未阻止犯行, 但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已经提供的“犯罪力”而对其他共犯人施加负作用力的话, 就应承认其是共犯的脱离。

(二) 共同正犯脱离的要件

1. 着手前的脱离

在着手前的脱离中, 向其他共谋人做出脱离共谋关系的意思表示, 其余的共谋人如果知悉该脱离的话, 就可以说当初的共谋关系被解除, 所以, 这种情况原则上可以认为是脱离。但是, 最关键的是解除彼此利用、互为补充, 以实行犯罪为目标的共同犯罪关系, 比如在预备阶段提供作案工具, 却未要求对方返还, 此时就不能说已经脱离。因此, 若是承认脱离, 其他的共同犯罪者所实行的犯罪行为, 被视为是不包括脱离者在内的其他犯罪者基于新的共同犯意所实行的。脱离的意思表示, 不论是明示还是暗示的都可。

2. 着手后的脱离

着手后的脱离, 有几个要件:一是实行行为的途中, 共谋人中的某人对其他共谋人表明了脱离的意思。二是其他的共谋人也了解这一点。三是脱离者主动地采取措施来阻止其他共犯继续实施犯罪, 使实行行为未能完成或未引起危害结果, 此时视为解除了共犯关系。因此, 即使其他的人继续实施该实行行为, 导致了结果, 但是, 在自己亲手切断和自己行为之间的心理关系上, 可以认可“脱离”。

着手后的脱离, 一般是指在既遂出现之前决意脱离的情形, 但是, 如果在伤害行为之后, 致死结果发生以前脱离, 那么既遂之后也可以脱离。

(三) 共犯脱离的效果

其结果就是, 于实行的着手后脱离者而言, 就无须对其余正犯实施的后续行为的既遂承担责任;另一方面, 其未遂行为可适用中止的规定。对于脱离者来说, 除非存在着处罚单纯的共谋的规定, 否则就不受处罚。

(四) 共犯脱离理论对我国刑法的完善

我国刑法理论界以前没有对共犯关系的脱离进行过研究, 因此, 对共犯脱离理论的研究以及引进势必是将来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方向。

笔者认为, 共犯关系脱离理论作为共犯中止理论的救济措施, 具有弥补共犯中止之不足的作用。在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者为中止竭尽全力, 但是最终没能防止结果的发生, 这种情况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是必须要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产生。然而, 这些想中止却力所不及的部分共犯, 没有满足防止结果发生的要件, 因此按照我国刑法是不构成中止犯的, 不能减轻或免除处罚。而按照我国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 一人既遂, 全部共同正犯均既遂。这样显然对于这部分有意中止者是过于苛刻的。而引入共犯脱离理论后的益处在于, 对有中止行为, 主动脱离与其他共犯关系的犯罪者, 即使发生了犯罪结果, 也可以比照中止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这样一来更加合理公平。

论共同过失犯罪理论的构建 篇11

关键词共同过失犯罪；意义；理论依据；构成要件；处罚原则

一、研究共同过失犯罪的意义

(一)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许多生产、经营领域，分工日益精细，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疏漏，都将导致严重的危害后果，过失犯罪所占的比例有逐步上升的趋势。新闻媒体经常报导的矿难、重大交通事故、劣质工程事故、食品安全卫生事故、重大医疗事故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监管部门、生产部门相关责任人员未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导致的。依单个过失分别处罚是不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相互分工、协作、依赖关系的行为人，适用共同过失犯罪的有关理论。追究共同过失刑事责任，有利于促使他们提高警惕，积极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减少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维护社会安全。

(二)符合现代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趋势

近一百年，是西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一百年，同时也是西方过失犯罪理论日益受到重视、有诸多创新的一百年。西方刑法理论界在过失犯罪方面发展了“危险分配”、“依赖原则”、“被允许的危险”等理论来修正和完善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过失犯罪理论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完善。例如，日本在二战前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但在二战后，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法院逐渐出现了承认过失共犯的判例。而且多发生在交通、公共安全、机械工业等领域。

(三)能够完善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

我国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是建立在共同故意犯罪基础之上的，以共同故意的主观状态作为评价对象。共同犯罪较之单独犯罪有着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各参与人往往事先策划，各有分工，互相配合，作案后互相包庇，采取种种手段消灭罪证，逃避侦查，因此各国刑法在规定单独犯罪之外，无一例外地对共同犯罪给予特别评价。共同犯罪理论的本质一方面在于解释当数个人对侵害对象进行侵害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对侵害对象的危害负责，也就是是否需要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另一个方面，便是要将那些数人犯罪行为虽然针对同一对象同时发生，但却不能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形排除在共犯之外，仅成立为单独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是不同于共同故意犯罪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不能将二者毫无区别地适用同—理论。有必要对共同过失犯罪专门进行研究，同时借鉴共同故意犯罪某些早已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定罪量刑的原则。

二、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理论依据

(一)共同过失犯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任何犯罪均具有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情况下，单独过失不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共同过失则会使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避免，从而使相应的法益受到侵害。同时，共同过失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可能研究对策，互相包庇，甚至消灭罪证，因而较之单独过失犯罪也更容易逃避惩罚，其社会危害性更大。

(二)正确追究刑事责任的需要

有些案件如果完全按照他们所犯之罪分别处罚，追究个人责任会导致案件得不到正确处理，甚至难以处理以至放纵罪犯。若对两人按共同过失犯罪处理，就可根据共同犯罪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追责原则，追究当事人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使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此外，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活动的协作性和关联性的增强，致害原因的复合化以及责任主体的复合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许多生产经营或社会性活动中，单个主体的作用越来越模糊、隐蔽，更使以单个主体为制裁对象的传统过失犯罪个人归责方法面临一定困难。为正确追究刑事责任，更有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必要。

(三)有利于切实预防犯罪，促进社会和谐

相对于共同故意犯罪而言，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较轻，若对其进行相应的刑法评价，追究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共同责任，就意味着法律要求其从事行为时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使共同过失犯罪特别是业务活动中的共同过失犯罪发生的概率减少到最低程度，起至Ⅱ良好的预防犯罪的效果。通过追究过失共犯的共同责任，有助于消除人们“法不责众”的轻视社会、他人利益的心理，树立人们的社会保护意识。此外，对共同过失犯罪人给予相应的刑罚处罚，还有利于使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心理得到安抚。有利于消除纷争，避免不安定因素产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

由于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即由数个共同过失行为人共同承担刑法确定的法律后果，故应准确界定共同过失犯罪的范围。范围过小，不利于打击犯罪、减少犯罪，不利于刑法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范围过大，又会造成打击面过大，很可能株连无辜，造成对行为人的滥罚，这与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在基于数个过失惹起了犯罪性结果的场合，不只根据行为人之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罪的共同正犯，只限于共同行为人具有共同注意义务并且违反时，才能认定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很有道理，值得借鉴。具体而言，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名以上的行为人，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或实施了共同的实行行为，以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

(一)主体条件

过失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而且各行为人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最基本的条件。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一个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一个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一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不可能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二)数个行为人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的注意义务

共同的注意义务是指各行为人不仅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且在自己注意的同时还有义务促使和提醒其他行为人注意。

注意义务的来源主要有：①法律上规定的义务；②职务上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③先前行为引发的义务；④常识和

习惯上所要求的义务。注意义务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其平等性，各行为人所负之义务处于同一位阶之上。例如与同一病人的治疗有关的两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两个医生之间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三个护士之间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而医生与护士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因为他们的义务是有差异的，不是位于同一位阶之上的平等的注意义务。共同的注意义务除平等性之外。还表现出关联性，即义务不是单一的，不仅要顾自还要顾他，不仅自己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且还要促使他人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关联性体现了共同过失犯罪的应有之意。

(三)客观上，数个行为人均有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行为，且该共同过失的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共同过失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不仅自己没有履行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且也没有能够促使其他人履行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由于各行为人共同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是共同作为、共同不作为，也可以是作为和不作为的结合。

过失犯罪是结果犯，因此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危害结果没有发生，刑事责任就无从谈起，只有发生法律规定的危害结果才能根据一定的标准追究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各行为人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应该是各个行为人的合力，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对危害结果负责，各行为人的行为不可分割，不能具体地划分比例各归责于行为人。

(四)主观上，二个以上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都是过失

过失犯罪必须具有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心理态度，只有共同过失才使得各行为人的行为连结成为一个统一整体。在共同过失犯罪中，虽然在主观上各行为人不存在故意共同犯罪那样明确的意思联络，不存在共同的犯罪目的，但是，在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在违反共同注意义务上存在共同的懈怠，这种懈怠不仅使行为人个人违反了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注意义务，同时也助长了他人的不注意。即各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因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麻痹了自己的思想；同时，因为各个行为人的义务具有关联性，其个人的不注意又直接导致和助长了他人的不注意的心理，违背了所负有的提示和警告的义务。各行为人的过失心理又组合成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总体的过失心事，这是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基础。

对共同过失犯罪的认定，必须完全符合以上四个要件。可以说，相对于共同故意犯罪而言，共同过失犯罪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苛刻，其外延要小得多。

四、共同过失犯罪特殊的处罚原则

(一)整体责任原则

按传统的处罚共同过失犯罪，即各过失犯罪人独立责任原则，每个行为人只对共同造成的危害结果负部分责任，而这部分责任是与其过失行为相适应的责任。而事实上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传统刑法理论却无法提供较确切的方法来进行合理的责任分配，这样会出现刑事责任承担的不平衡。因此对共同过失犯罪因适用整体责任原则，每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都负有责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刑事责任承担的不平衡，做到不枉不纵、罪责刑相适应。

(二)业务和职务过失从重处罚原则

由于业务、职务过失违反了特定职务、业务的共同注意义务，所造成的人员、财产伤亡等社会危害结果通常情况下比普通过失要严重许多，比如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山西运城煤矿案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是普通共同过失无法比拟的。因此法律规定对职务、业务共同过失犯罪从重处罚是完全有必要的。用刑罚的严厉性督促职务、业务中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人更好地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减少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区别责任原则

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定罪量刑并非对所有的行为人科以相同的刑罚，各行为人的法定刑是有区别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由过失程度和过失行为对结果原因力的大小来决定，因此在确定刑事责任大小时，既要考察行为人的过失类型，又要考察行为人在共同过失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不同法律地位的人追究同等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不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量刑原则，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准确确定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四)明确区分共同过失犯罪和过失竞合原则

在对共同过失犯罪进行定罪量刑时一定要对共同过失犯罪和过失竞合加以明确的区分，不能任意加大处罚范围，违背刑法的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论共同犯罪中的刑事和解 篇12

一、共同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之功能审视

将刑事和解置于共同犯罪中研究, 既需要关注共犯案件与简单案件中的同态性, 又关注于该种案件本身所呈现的异态性。不可否认, 即使是共同犯罪案件, 一样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它同样可以分解在单一刑事和解中适用。这与共同犯罪行为人的法定责任结果不冲突, 只是增加了因为获得谅解而从宽处理的特殊形式。不愿意和解的当事人不具有强化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至于其反对其他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 依然不会影响案件的定性和对行为人依法定责, 哪怕所有的被害人都不愿意与加害人和解也是如此。这说明, 依据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 不可能以当事人的和解使得案件脱离定性与确定的量刑幅度, 任何离开犯罪构成和量刑情节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行为都是错误的。[3]无论是否和解, 加害人对基本法律责任都要承担。

司法实践中, 共犯案件对各共犯的处理在时空上允许非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脱节。既不能使各被害人的意愿统一, 又不能使共同犯罪案件在处理时空上的完全统一, 而我们也不希望抑制刑事和解制度价值的发挥,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 无论存在多少加害人或者被害人, 在同一时空状态下, 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一般是确定的, 被害人也应当是确定的。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可以没有司法机关参与, 而刑事和解制度欲发挥对定罪与量刑的影响则不能没有司法机关的参与, 刑事和解制度暗含着以司法机关作为最后的关卡, 目的在于保证该制度的实效性, 但司法机关要以怎样的方式处理方能达致相当的预期效果, 依然需要探究。

二、共同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在满足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和解适用条件的前提下, 看一个加害人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主要看他是否具有实用的可能, 而不仅仅是适用的确定性。如果事先可以预测这样一个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行为人的刑罚, 再结合主客观条件, 便可以初步作出判断。在重大的共同犯罪案件中, 共犯案件的和解是以案来适用还是以人来适用呢笔者以为, 立法者目前并不希望将刑事和解适用于重大复杂的案件, 但复杂案件中分离出的简单案件关系依然不会排挤刑事和解适用的空间, 包括共犯人所实施共同行为之非严重性评价部分, 如此, 刑事和解不仅可以适用于轻罪案件, 也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于重罪案件乃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4]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刑事和解模式

刑事和解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 需要考虑被害人的和解意愿。一个共同犯罪案件中, 存在多个加害人与多个被害人, 这些被害人的和解意愿如何统一, 在多大程度上的同意视为和解, 不无疑问。在此, 笔者对刑事和解模式进行相关的探讨。

(一) 单一刑事和解模式

所谓单一刑事和解模式, 就是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和解模式, 这种模式是最为简单的刑事和解模式, 加害人在多大程度上争取和解比较容易观察。单一刑事和解模式适用于任何诉讼阶段, 甚至是诉前阶段, 在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基础上, 司法机关有义务依法对加害人酌情从轻处理, 协议所涵盖的期待性不容许当事人反悔。单一刑事和解模式在解决加害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时主要考虑法律规定和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态度和能力, 司法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适用。这是我国当前主要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

(二) 一对多的刑事和解模式

和解意愿客观上可以细分到一对一的单一和解模式, 而在一对多的模式中, 不可能进行理想的意愿统一, 被害人是否愿意和解, 首先取决于加害人的认罪态度、赔偿能力, 其次是被害人对加害人履行义务的满意程度。在一对多的模式中, 考察刑事和解适用效果的方式集中在一个加害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这些被害人的谅解, 而不是被害人意愿是否同一。在适用司法处理上, 司法机关则可以依据和解程度酌情处理, 但所需要判断以下问题:一个加害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刑事和解要取得怎样的效果方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和解比如部分被害人愿意和解

而部分不愿意和解, 是以多数被害人同意和解作为考量标准, 还是根据受害程度较深的被害人的意愿为标准, 尚需分析。被害人受害程度有轻重之别, 一般而言, 在犯罪行为终止后, 加害人确定赔偿受害人时, 受害者人数已经确定, 受到较重伤害的被害人所获得赔偿力度大于受害较轻之被害人, 就如一个受害程度较重之被害人获得的赔偿, 大于几个受害较轻的被害人所获之赔偿总额, 如此, 考量的重点将在受害程度较深之被害人, 不在于愿意和解的被害人人数。当然, 一个加害程度较深的加害人无法赔偿仍然获得受害程度较深的被害人的谅解, 这样的和解价值意义不菲于其他受害程度较轻之受害人所不同意和解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赔偿数额的多少作为和解达成之要件。

(三) 多对多的刑事和解模式

该种模式主要探讨的问题在于, 当其他被害人不愿意同该加害人和解并提出异议时, 对该加害人适用刑事和解的司法效果如何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 同意与反对和解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 定罪与量刑只能集中进行, 不可能对它们总的决定要素分解到各个被害人手中, 这也不是被害人的完全权利, 而是由司法机关掌握和行使, 被害人只是在这样一种特定案件环境下行使一定的意见表达权以影响加害人的罪责。被害人所需要向司法机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他已经同意和加害人和解了, 司法机关可以对加害人从轻处理。不同意和解的受害人则展示这样的意见:我不同意与加害人和解, 他对我造成的损害不足以让我原谅他, 请求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根据刑事责任法定性, 不愿和解之依法处理与达成和解协议后的依法处理, 这二者之间很难说谁有优先性。要想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出路, 或许可以尝试着将受害程度进行量化, 将愿意和解与不愿意和解的被害人在受害程度量化的基础上, 将前者减去后者, 结果为正则允许和解, 结果为负则不视为和解。笔者以为, 这并非无可厚非, 加害人在事先知道受害较重的被害人不愿意和解之时, 即使其他被害人愿意和解, 两种不同程度的意愿量化比较后, 依然看不到和解之期望, 只会挫败加害人对所有受害人的赔偿, 这又抹杀了其他愿意和解的受害人之期望。由此可见, 将受害程度进行量化相抵所得之负结果依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 符合适用刑事和解的各共犯人之间可否相互提出异议, 笔者以为, 只要是出于真实意愿的和解, 被害人的选择不受其他共犯人的左右, 加害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被害人的和解, 决定于多种因素, 和解的过程在法律上具有起码的公平性, 即便和解的结果不均衡, 同案共犯人的异议对和解协议的达成不具有实质性影响。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的具体程序处理

共同故意侵权的民事责任表现方式是, 一人行为全部责任, 各行为人之间都是承担连带责任, 以赔偿作为主要谅解方式的刑事和解, 在此问题上还涉及赔偿之先后以及分担问题, 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适用该制度造成了阻碍, 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案件的开初, 并非所有的加害人都到案, 根据对各个加害人的证据掌握情况以及供述程度, 有关机关可先行处理、提起公诉、审判等, 至于未归案的加害人, 待归案后再做处理。或者根据刑事和解的性质, 由于被害人急需获得赔偿, 一些加害人在归案之初或者尚未归案就已经先行赔偿被害人, 即便是同一诉讼程序, 也有先后到案的问题。假设先赔偿的加害人获得和解, 那么后赔偿的加害人若是不具有相当赔偿能力, 仅仅凭借真诚悔罪, 可能被害人并非愿意与之和解;或者是在先加害人不具有赔偿能力而后归案的加害人有赔偿能力, 被害人也很可能不愿意与前一加害人和解, 各加害人同时归案也是如此, 那么, 加害人是否具有赔偿能力则成为了被害人选择适用的重大考虑因素, 刑事和解制度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运作, 其功效必然受到一定的抑制。就赔偿环境分析, 即便在先加害人不能完全赔偿, 后续归案的加害人亦可以做必要的补充性赔偿, 直至被害人的损失获得足额赔偿, 如果各加害人均具有完全赔偿能力, 在先加害人足额赔偿被害人损失, 后归案的加害人赔偿将使得被害人获得超额赔偿, 被害人可能借此机会揽财, 甚至独自挑选赔偿额不低于一定数额作为和解条件。有学者提出, 将各加害人的赔偿在满足各被害人比例基础上, 将超额赔偿作为被害人赔偿基金。[5]即将一个加害人的赔偿数额, 不论是否先后到案, 也不论是否具有完全赔偿能力, 将其所能够赔偿的数额 (在能力范围内, 可以是超额赔偿, 也可以是不足额赔偿) 在各被害人中以受害程度进行比例赔偿, 超额部分列入被害人赔偿基金。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 就算是有赔偿能力, 在先到案的加害人也很可能不愿意承担本可以由其他加害人负担的部分, 所导致的是前期赔偿不足, 无法满足被害人急需赔偿的要求;其次, 目前的刑事和解制度处于起步阶段, 暂无一个确定的和解赔偿标准, 司法机关也不过多地干涉当事人的赔偿形式, 如果没有赔偿而只有赔礼道歉或者其他能使被害人谅解的形式, 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和解, 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就已经具备使用该制度的前提。假设在比例赔偿之后, 加害人丧失了赔偿竞争机会, 从而增强了各加害人平等适用刑事和解的机会, 被害人在获得足额赔偿之后还有加害人愿意对其赔偿的, 该笔赔偿应列入被害人赔偿基金, 但被害人无法从中获得额外利益, 那么其和解意愿将显得很随然, 为此, 被害人所需要的态度应是同病相怜, 而不是在自己获赔之后对其他被害人挣扎在犯罪所造成的痛苦之中视而不见。

五、余论

在刑事诉讼程序某一阶段的短暂时间内, 或者是复杂的心理因素, 当事人可能无法迅速作出决定, 或者是同类主体的优势竞争而出现不良情绪, 对和解意愿有所保留, 这些都可以在后续的诉讼阶段乃至诉讼结束后继续处理, 不实质性地影响诉讼的进行。但刑事和解制度必然出现于刑事诉讼当中以影响诉讼结果方显制度之价值, 为求得一时之诉讼效益, 应使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之下展开该制度的效益追逐。在认同其正面效益时, 必然有所舍弃, 只保留一条主线, 那就是, 司法机关到达最后做决定的时刻, 加害人已经与多少被害人谅解, 他们的谅解程度如何, 对本案的不良影响是否有所降低, 降低程度如何。尽管现行司法制度不能使共同犯罪中的刑事和解做到面面兼顾, 但必须大胆地继续推动并规范它, 方能不断得以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J].中国法学, 2006 (5) :19.

[2]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05) :138.

[3]武小凤.冲突与对接——刑事和解刑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393.

[4]陈光中.刑事和解再探[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2)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