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共同犯罪（共10篇）
过失共同犯罪 篇1
1.共同过失犯罪概念的不同观点
肯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学者对于其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条件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姜伟教授认为:“共同过失犯指二人以上由各自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犯罪形态。”并指出其构成条件: (1) 每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上都是过失的态度, 这是成立共同过失的前提; (2) 共同过失犯可以表现为同时过失与先后过失两种形式, 但其过失的内容应当基本相同, 这是共同过失犯的核心; (3) 每个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一个危害社会的结果。 (1)
侯国云教授认为:“所谓共同过失犯罪, 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一个或数个危害结果所构成的犯罪。共同过失犯罪是与单独过失犯罪相对而言的。”并认为构成共同过失犯罪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 犯罪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 (2) 在主观上, 各个共同过失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过失; (3) 在客观上, 各个共同过失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过失行为; (4) 共同过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必须是同一个或数个危害结果。 (2)
冯军教授认为:“过失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 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 以至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同时指出:“过失共同犯罪是过失的共同犯罪, 它是共同犯罪的形态之一;共同过失犯罪是过失的同时犯罪或先后犯罪, 它是单独犯罪的形态之一。正因为存在这种性质的不同, 所以, 处罚原则也不相同。对过失共同犯罪适用共同处罚原则, 各行为人都要对全部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对共同过失犯罪适用分别处罚原则, 各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3)
2.我的观点
我认为, 对立观点的要旨在于均衡刑法的社会防卫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 促使刑法在充分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宁时, 不至于触犯公民的权利;或在有效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 兼顾维护社会安宁。共同过失犯罪理论及其实践, 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它突破了传统的共同犯罪学说, 背离了有些国家的刑法规定, 无疑会与罪刑法定原则发生摩擦, 对公民权利形成威胁。所以, 尽管我们不同意否定论者的观念, 但是, 也不可以漠视他们维护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初衷。从上文我国刑法学者对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之争中可以看出, 学者们对共同过失犯罪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是否承认共同过失犯罪构成共同犯罪, 这涉及怎么样理解共同犯罪的问题。
我国刑事立法把共同犯罪限定于共同故意犯罪。上述持通说观点的学者就是从解释论的角度否定共同过失犯罪构成共同犯罪, 使用的是狭义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冯军教授等学者从立法论上主张过失共同犯罪, 使用的则是广义的共同犯罪概念, 因而导致了共同过失犯罪概念的不一致。持解释论的学者有其刑法根据, 持立法论的学者亦有其理由, 这样争议下去, 难以对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认为, 界定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不应单单涉及理论上的争论, 而应该把其放在整个社会的实践中考察, 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 而应从其内部构造入手揭示其概念, 当我们弄清楚共同过失犯罪本身是什么之后, 再来讨论它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共同犯罪。
在论及共同过失犯罪的结构特征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来区分共同过失与竞合过失的区别, 来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例一, 李某为占便宜, 将桥梁施工处临时安装的警示装置卸下拿回家后, 当晚司机王某开车路过, 造成翻车事故, 致一人死亡, 三人重伤;例二, 甲开车将乙撞成重伤, 出租车司机丙驾车将乙送往医院, 途中, 丙遇见一熟人要去商场, 丙便将熟人送到商场后才送乙去医院, 结果导致乙因流血过多而死亡。[4]
以上是从学者所举的被认为是共同过失犯罪的例子中抽出的两例, 可以说, 只注意到了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的共同及主观方面行为人各自的过失, 而根本没有考虑到主观方面过失的共同。确实, 在共同过失犯罪当中, 不可能有实施犯罪的意思联络, 但是, 不代表行为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意思联络。如案例一中李某与王某的共同之处无非是在于客观上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而主观上的联系则根本没有, 既然是“共同过失犯罪”, 就必要求存在着共同过失, 而不是几个单独过失的碰巧结合。由于现行刑法明文规定“共同过失犯罪”的不按共同犯罪处理, 冯军教授特意区分“共同过失犯罪”与“过失共同犯罪”两个概念。但是, 在日常用语中, “共同过失犯罪”与“过失共同犯罪”两个概念实际上没有区别, 就像人们常说的故意共同犯罪与共同故意犯罪一样。[5]
本文中所论的共同过失犯罪类似于冯军教授所论的“过失共同犯罪”, 即我认为的共同过失犯罪应该以存在共同注意义务为前提, 不存在共同注意义务的, 不应当认为是共同过失犯罪。并认为某些学者所论的“共同过失犯罪”由于本身并不存在共同注意义务, 也就不存在“共同过失”, 而是一种过失的竞合或称“竞合过失”, 以此作为区别。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本文所论的“共同过失犯罪”与传统的“共同过失犯罪”相比, 范围缩小了很多。首先从共同过失与竞合过失说。
关于犯罪结果的发生, 不少情况下是复数行为人的过失竞合在一起造成的。如上述所举的例一, 李某与司机王某之间不具有共同的注意义务或者说他们各自具有的注意义务的内容是不同的, 这种情况被称为竞合过失。竞合过失或者过失的竞合是德、日刑法理论当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用来解决某些特殊类型的过失犯罪, 它旨在描述和说明那些由于行为人之间在主观上没有共同注意义务, 但客观上由于他们所实施的危害行为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从而共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但并不构成共同过失犯罪的现象。在外国刑法理论中, 竞合过失一般是作为过失犯罪理论当中的特殊问题加以探讨的, 其实质是各行为人之间注意义务的分配。“对这种过失竞合情况下的过失犯, 就应该考虑行为人、被害人、第三者各自的注意义务, 判定其是否违反各自的注意义务”。[6]进而有学者提出了“竞合过失”的概念:“所谓的竞合过失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危害后果, 但是, 在各行为人之间不存在共同注意义务和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心情。”[7]在我国刑法学界普遍存在着将竞合过失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相混淆的现象。实际上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其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共同过失犯罪主观上要有共同的注意义务, 客观上要有共同的过失行为, 即共同过失犯罪要求各行为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必须有共同的要素。而竞合过失犯罪当中, 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 各行为人都是独立的, 不仅客观的实行行为是独立的, 主观上还毫无联系。研究共同过失犯罪的目的不外是为了防止数人乃至众人的共同过失所致的重大损害或危险事故的发生。
总之, 在竞合过失与共同过失中, 过失行为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可能完全一样, 但主观上的注意义务不同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考察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应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认真区分两者在构成要件上的不同, 唯有如此, 才能正确确定共同过失犯罪。
主观上, 竞合过失行为人的注意各不相同, 各自独立, 各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行为存在注意义务, 对他人行为不存在注意和提醒、协助义务。而在共同过失犯罪中, 行为人之间存在共同注意义务, 行为人不但要对自己的行为履行注意义务, 而且要对他人行为履行注意义务。
在客观上, 竞合过失的行为人实行的并不是同一个实行行为, 行为之间表现出更多的松散性, 各行为人的行为均是可以独立成罪的行为。而对于共同过失犯罪, 各行为人的行为均是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 不同的行为均是围绕一个共同点———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进行的, 行为之间表现为相互结合的一个整体。
在刑事归责上, 竞合过失表现为分别定罪、分别处罚。而共同过失犯罪则是共同处罚。
基于上述想法, 我认为,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 是指两人以上的行为人因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 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不注意的过失心理, 导致行为客观上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一种犯罪形态。
参考文献
[1]姜伟.犯罪形态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4:220.
[2]侯国云.过失犯罪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300.
[3]冯军.论过失共同犯罪.高铭暄, 赵秉志主编.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 (下册)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1548.
[4]熊万林.共同过失犯罪浅析.河北法学, 1993, 4:17.
[5]张明楷.“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3:40.
[6][日]大塚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 (总论.第三版)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210.
[7]吴情树, 白晓东.竞合过失概念之提倡.于志刚主编.刑法问题与争鸣 (2004, 第二辑) (总第十辑) ,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286.
过失共同犯罪 篇2
根据中央电大对法学学生毕业实践的要求，我于2012年3月—4月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派出所进行社会实践，就交通肇事罪是否属于共同过失犯罪问题做出调查，通过调查发现，交通肇事罪这种过失犯罪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已成为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令人深思。本文将重点分析其中几个较为普遍发生的法律问题，希望对解决交通肇事罪是否构成共同犯罪题有所借鉴和启迪。
调查对象：北庭镇犯肇事罪人员
调查目的：通过社会调查，对本地交通肇事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构成共同过失犯罪的条件。
调查方法：本调查报告收集资料、面谈，实际走访，口头问卷等方法进行调查；
调查地点：吉木萨尔县北庭镇
调查时间：2012年3月——4月
一、基本情况
案例1：2009年9月24日17时许，被告人梁建德无证驾驶自
家无车牌号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沿吉木萨尔县北环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北环路与北庭路十字侧路口处，左转弯时未按规定让行与由东向西超速驶来的王文奎（未带安全头盔、持B2驾驶证）驾驶的新M-51743号二轮摩托车（车前乘坐王文奎1岁5个月女儿，该车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相撞，造成王文奎受伤抢救无效于2009年10月24日死亡的一起交通事故。经法医鉴定：被害人王文奎因交通事故致颅脑外伤出血伴肺部感染造成呼
吸衰竭死亡。吉木萨尔县公安局交通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梁建德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王文奎负次要责任，两人属于过失的共同犯罪。
案例2：2007年12月3日20时30分许，被告人张学兵驾驶新BA0044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拖带新BA021挂车，载乘相小红由北向南行使至S228线321KM+100M处时，因睡眠不足与前方同方向预起步行驶的秦常江驾驶车辆尾随相撞。秦常江所驾驶车辆被撞后，又与前方同方向行驶的艾沙江·阿不力米提所驾驶的车辆尾随相撞。造成相小红死亡，秦常江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该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且被告人张学兵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客观要件，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张学兵是被害人相小红雇佣的驾驶员，相小红在车上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故被告人行为属于过失，秦常与艾沙江·阿不力米提都属于共同过失犯罪。
二、发生交通肇事犯罪的原因
1、“两个增加”是导致交通肇事案直线上升的客观原因。一是村级公路硬化里程的增加。我国“村村通和公路硬化建设工程”让我县绝大多数村级公路都硬化了，我县山多路弯，路面不宽，硬化路给农民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交通肇事案的高发。二是车辆的增加。近几年来，国家“汽车下乡”和“摩托下乡”工程使农民欣喜不已，农村车辆急增。
2、“两个薄弱”是交通肇事案件上升的直接原因。一是交通安全意识薄弱，驾驶员、行人和乘客都没有把交通安全当成一件大事。提速了的车辆却而没有能够拉动安全意识的速度，另外客货混装现象依然严重。尽管政府主管部门加大了对农村运输市场的监管力度，然而在乡镇客货混装现象依然比较严重，三轮车、小货车、非法运营面包车依然是乡镇客运的重要工具，超载、抢客和超速是交通肇事案发生的重要因素。二是驾驶员技术薄弱。近几年来，很多驾校都出现了学员“爆棚”现象，因此而产生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车辆不足、场地紧张、学员“吃不饱”的问题突现，一些学员虽然取得了驾照，但是驾驶技术仍然很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绝大多数摩托车与农用车驾驶员没有经过正式的培训，这两类车驾驶员成了交通事故中的头号杀手。
3、“三类问题车”充斥农村导致交通肇事案高发。首先是无牌车、套牌车、黑车。这类车辆近年有所增加，它们肇事逃逸后破案率极低，警方和政府对它们的存在都没有底数，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其次是二手车辆。由于机动车辆报废政策与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禁摩”，大量的二手车辆（含报废车辆）流入欠发达地区，以上两类车辆大量流入我县。第三是车况欠佳的农用车辆。大部分农用车车况存在问题，由于经济的原因，却得不到应有的检修和年检。为了挣更多的钱，它们常年超负荷运转。对以上三类车辆，交通主管部门统计不到它们的准确数据，难以监管。
4、交通基础性设施未能很好地覆盖乡村公路，农村道路基础建设投入不足。农村的道路是硬化了，但这并等于基础设施建设就完全到位了。因为道路较为曲折，弯多、坡陡、路窄，更需要道路护栏、交通警示标志等。而在这一块，投入和建设都相对落后，绝大多数村级公路没有设立交通警示标志、道路护栏、减速带等。
5、交通警察“两个有限”使交通运输安全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一是交通警察人力有限。二是由于技术力量有限，硬件软件相对落后，交警对农村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力度明显不够，破案率太低，对犯罪不能形成足够的高压态势。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一定的投入，县一级财政在这方面投入明显不足。
三、几点建议
1、要加大对农村交通交通事故中受害方的救济力度。我们国家设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对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进行垫付。然而这个制度在农村落实得并不理想，甚至是一纸空文，大部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鉴于农村的经济生态，防止车祸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山，我们认为还应该加大救济力度、扩展救济范围，对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中的受害方和侵权人无赔偿能力案件中的受害方，政府应予不同程度的救济。
2、要加大打击力度。首先公安机关要加大查处力度。要加大对“毒驾”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将“毒驾”与“酒驾”一样入刑并行打击。要加大对“三类问题车辆”执法查处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破案力度，织牢法网，才能有效预防违法犯罪；其次交通肇事案刑事和解和适用轻刑应该慎重。要正确理解国家的刑事和解等政策；第三在立法上要加重对交通肇事等罪的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
3、要加大三个方面的建设投入。一是要加大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道路建设不只是硬化公路路面，其交通安全警示标志、道路安全防护网（墙）、道路维护等建设应该同步跟上。二是加大交通警察队伍建设。要根据当地交通实际情况增加交警人员，提高交警队伍素质，提升执法水平。三是加大交通警察警用设备建设投入和交通安全监控网络建设等的投入。要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监控网络让犯罪者无处可逃。
4、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切实落实“两个提高”。要力求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进而减少交通肇事犯罪。一是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驾驶人员和广大民众的安全意识与遵守交通法规意识。要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以及巡回就地开庭、深入学校和单位开设交通
安全法制课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交通法规、政策，宣讲案例，使交通知识、安全意识深入人心,使公众人人重视安全，个个自觉守法，从根本上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要建立司机继续教育制度，定期对司机的驾驶理论知识、驾驶技术进行检查测试，对曾有严重违章行为的驾驶人进行补课等。二是要把好驾校学员出口关，提高驾驶人员素质。主管机关要切实加强管理，严把驾驶证和行驶证的发放关，做到先培训再考试后发证，确保经过严格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人员才有资格上路,从源头上降低因不合格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三是要加强对无证驾驶、驾驶无照机动车的清理和打击，一经查出予以严惩。
报告人：马静
2010秋法学本科
论共同过失犯罪理论的构建 篇3
关键词共同过失犯罪；意义；理论依据；构成要件；处罚原则
一、研究共同过失犯罪的意义
(一)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许多生产、经营领域，分工日益精细，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疏漏，都将导致严重的危害后果，过失犯罪所占的比例有逐步上升的趋势。新闻媒体经常报导的矿难、重大交通事故、劣质工程事故、食品安全卫生事故、重大医疗事故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监管部门、生产部门相关责任人员未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导致的。依单个过失分别处罚是不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相互分工、协作、依赖关系的行为人，适用共同过失犯罪的有关理论。追究共同过失刑事责任，有利于促使他们提高警惕，积极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减少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维护社会安全。
(二)符合现代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趋势
近一百年，是西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一百年，同时也是西方过失犯罪理论日益受到重视、有诸多创新的一百年。西方刑法理论界在过失犯罪方面发展了“危险分配”、“依赖原则”、“被允许的危险”等理论来修正和完善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过失犯罪理论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完善。例如，日本在二战前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但在二战后，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法院逐渐出现了承认过失共犯的判例。而且多发生在交通、公共安全、机械工业等领域。
(三)能够完善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
我国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是建立在共同故意犯罪基础之上的，以共同故意的主观状态作为评价对象。共同犯罪较之单独犯罪有着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各参与人往往事先策划，各有分工，互相配合，作案后互相包庇，采取种种手段消灭罪证，逃避侦查，因此各国刑法在规定单独犯罪之外，无一例外地对共同犯罪给予特别评价。共同犯罪理论的本质一方面在于解释当数个人对侵害对象进行侵害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对侵害对象的危害负责，也就是是否需要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另一个方面，便是要将那些数人犯罪行为虽然针对同一对象同时发生，但却不能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形排除在共犯之外，仅成立为单独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是不同于共同故意犯罪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不能将二者毫无区别地适用同—理论。有必要对共同过失犯罪专门进行研究，同时借鉴共同故意犯罪某些早已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定罪量刑的原则。
二、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理论依据
(一)共同过失犯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任何犯罪均具有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情况下，单独过失不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共同过失则会使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避免，从而使相应的法益受到侵害。同时，共同过失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可能研究对策，互相包庇，甚至消灭罪证，因而较之单独过失犯罪也更容易逃避惩罚，其社会危害性更大。
(二)正确追究刑事责任的需要
有些案件如果完全按照他们所犯之罪分别处罚，追究个人责任会导致案件得不到正确处理，甚至难以处理以至放纵罪犯。若对两人按共同过失犯罪处理，就可根据共同犯罪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追责原则，追究当事人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使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此外，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活动的协作性和关联性的增强，致害原因的复合化以及责任主体的复合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许多生产经营或社会性活动中，单个主体的作用越来越模糊、隐蔽，更使以单个主体为制裁对象的传统过失犯罪个人归责方法面临一定困难。为正确追究刑事责任，更有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必要。
(三)有利于切实预防犯罪，促进社会和谐
相对于共同故意犯罪而言，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较轻，若对其进行相应的刑法评价，追究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共同责任，就意味着法律要求其从事行为时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使共同过失犯罪特别是业务活动中的共同过失犯罪发生的概率减少到最低程度，起至Ⅱ良好的预防犯罪的效果。通过追究过失共犯的共同责任，有助于消除人们“法不责众”的轻视社会、他人利益的心理，树立人们的社会保护意识。此外，对共同过失犯罪人给予相应的刑罚处罚，还有利于使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心理得到安抚。有利于消除纷争，避免不安定因素产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
由于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适用“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即由数个共同过失行为人共同承担刑法确定的法律后果，故应准确界定共同过失犯罪的范围。范围过小，不利于打击犯罪、减少犯罪，不利于刑法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范围过大，又会造成打击面过大，很可能株连无辜，造成对行为人的滥罚，这与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在基于数个过失惹起了犯罪性结果的场合，不只根据行为人之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罪的共同正犯，只限于共同行为人具有共同注意义务并且违反时，才能认定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很有道理，值得借鉴。具体而言，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名以上的行为人，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或实施了共同的实行行为，以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
(一)主体条件
过失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而且各行为人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最基本的条件。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一个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一个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一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不可能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二)数个行为人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的注意义务
共同的注意义务是指各行为人不仅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且在自己注意的同时还有义务促使和提醒其他行为人注意。
注意义务的来源主要有：①法律上规定的义务；②职务上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③先前行为引发的义务；④常识和
习惯上所要求的义务。注意义务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其平等性，各行为人所负之义务处于同一位阶之上。例如与同一病人的治疗有关的两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两个医生之间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三个护士之间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而医生与护士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因为他们的义务是有差异的，不是位于同一位阶之上的平等的注意义务。共同的注意义务除平等性之外。还表现出关联性，即义务不是单一的，不仅要顾自还要顾他，不仅自己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且还要促使他人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关联性体现了共同过失犯罪的应有之意。
(三)客观上，数个行为人均有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行为，且该共同过失的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共同过失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不仅自己没有履行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而且也没有能够促使其他人履行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由于各行为人共同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是共同作为、共同不作为，也可以是作为和不作为的结合。
过失犯罪是结果犯，因此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危害结果没有发生，刑事责任就无从谈起，只有发生法律规定的危害结果才能根据一定的标准追究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各行为人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应该是各个行为人的合力，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对危害结果负责，各行为人的行为不可分割，不能具体地划分比例各归责于行为人。
(四)主观上，二个以上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都是过失
过失犯罪必须具有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心理态度，只有共同过失才使得各行为人的行为连结成为一个统一整体。在共同过失犯罪中，虽然在主观上各行为人不存在故意共同犯罪那样明确的意思联络，不存在共同的犯罪目的，但是，在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在违反共同注意义务上存在共同的懈怠，这种懈怠不仅使行为人个人违反了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注意义务，同时也助长了他人的不注意。即各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因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麻痹了自己的思想；同时，因为各个行为人的义务具有关联性，其个人的不注意又直接导致和助长了他人的不注意的心理，违背了所负有的提示和警告的义务。各行为人的过失心理又组合成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总体的过失心事，这是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基础。
对共同过失犯罪的认定，必须完全符合以上四个要件。可以说，相对于共同故意犯罪而言，共同过失犯罪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苛刻，其外延要小得多。
四、共同过失犯罪特殊的处罚原则
(一)整体责任原则
按传统的处罚共同过失犯罪，即各过失犯罪人独立责任原则，每个行为人只对共同造成的危害结果负部分责任，而这部分责任是与其过失行为相适应的责任。而事实上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传统刑法理论却无法提供较确切的方法来进行合理的责任分配，这样会出现刑事责任承担的不平衡。因此对共同过失犯罪因适用整体责任原则，每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都负有责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刑事责任承担的不平衡，做到不枉不纵、罪责刑相适应。
(二)业务和职务过失从重处罚原则
由于业务、职务过失违反了特定职务、业务的共同注意义务，所造成的人员、财产伤亡等社会危害结果通常情况下比普通过失要严重许多，比如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山西运城煤矿案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是普通共同过失无法比拟的。因此法律规定对职务、业务共同过失犯罪从重处罚是完全有必要的。用刑罚的严厉性督促职务、业务中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人更好地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减少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区别责任原则
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定罪量刑并非对所有的行为人科以相同的刑罚，各行为人的法定刑是有区别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由过失程度和过失行为对结果原因力的大小来决定，因此在确定刑事责任大小时，既要考察行为人的过失类型，又要考察行为人在共同过失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不同法律地位的人追究同等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不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量刑原则，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准确确定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四)明确区分共同过失犯罪和过失竞合原则
在对共同过失犯罪进行定罪量刑时一定要对共同过失犯罪和过失竞合加以明确的区分，不能任意加大处罚范围，违背刑法的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浅论共同过失犯罪 篇4
一、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及构成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并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人, 在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 由于先后或同时过失地违反注意义务, 从而共同引起基本内容相同的违法结果的犯罪形态。
其构成在主体方面要求必须是两个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客观方面, 行为人首先应负有共同的注意义务;其次, 危害结果发生在行为人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场合;最后, 危害结果是由于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过失行为引起的;在主观方面则要求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不注意的过失犯罪的心理态度, 即有着过失犯罪意识的联络和互动。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认定
(一) 共同过失行为的认定
共同过失犯罪必须以各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过失行为为前提。从行为态势而言, 共同过失犯罪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
1、过失的共同作为
在此种情况下, 各行为人都过失地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之积极行为。例如医生甲疏忽大意在开药方时加大了药物的剂量, 而护士乙在将此物混入生理盐水中给病人输液时, 又加快了滴速, 最终导致患者丙死亡。
2、过失的共同不作为
在此种情况下, 各行为人都有义务实行并且能够实行某种积极的行为, 但由于共同过失而没有实行, 以致造成危害社会之结果。比如:甲乙二人均为幼儿园老师, 某日二人带一群小朋友去公园玩。至公园后, 二人只顾聊天, 而疏于照看学生, 致小朋友丙落水。此时二人又未能采取有效措施, 终致丙溺水而死。
3、一方过失的作为与另一方过失的不作为所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
此种情况下, 一方过失地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积极行为, 另一方具有实行某种行为的义务且能够实行而未实行, 以致造成危害社会之结果。例如:甲是某加油站工人, 乙是给车加油的司机。加油过程中, 乙即蹲在一旁抽烟, 而甲未加制止, 结果因乙随手将烟蒂扔掉, 而导致加油站失火爆炸, 造成巨大损失。
司法实践中, 具体认定共同过失犯罪时, 还需要确定其客观行为与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共同过失犯罪则是过失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 它也是结果犯。在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的情况下, 如果各行为人的行为互相作用共同造成某一危害结果, 那么, 这些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 各行为人都应对危害结果承担罪责。当然,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还会出现因果关系中断之情况, 这也是我们在具体认定共同过失行为时需要把握的问题。
(二) 共同过失的认定
各行为人具有共同过失的心理状态, 这是构成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如前所述, 共同过失通常有三种形态:一是共同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共同过于自信的过失;三是一方疏忽大意与另一方过于自信混合而成的共同过失。
在二人以上共同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况下, 认定其是否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就需要首先查明各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是否都出于过失。若各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都是出于过失, 则为共同过失, 可成立共同过失犯罪;若一方为过失, 另一方没有过失, 则不能以共同过失犯罪论处。
此外, 在认定共同过失时, 还必须注意由共同过失向共同故意的转化。
三、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与刑罚裁量
(一) 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
在共同过失犯罪之情况下, 虽然各主体的行为共同造成了某一危害社会之结果, 但由于他们之间缺乏犯意联络, 故应对各行为人分别定罪, 此即为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根据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 行为人只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而与他人的过失行为无涉。刑事责任的独立性, 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之要旨。
分别定罪原则在司法实践中, 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以同一罪名论
在共同过失犯罪中, 虽然存在不同的实施过失行为之人, 其过失行为共同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 但他们的过失行为触犯的是同一罪名, 故应以同一的过失罪分别予以定罪。
2、以不同罪名论
即对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过失行为分别以不同罪名予以定罪的情况。对此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况: (1) 在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之过失行为相结合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 通常对一般主体按其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确定罪名, 而对特殊主体则亦依其自身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来确定罪名。 (2) 在各行为人均为特殊主体因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 主体身份和行为情况之不同, 也决定需对各行为人之行为以不同罪名论。
(二) 共同过失犯罪的刑罚裁量
司法实践中, 在对共同过失犯罪之各行为人具体裁量刑罚时, 我们首先应当明确, 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分别定罪, 并不意味着各共同过失犯罪人须承担相同之刑责。由于相互的过失程度可能不尽相同, 各共同过失犯罪人之间也存在一个罪责大小的问题, 应分别视不同情况而处以轻重有别的刑罚。具体量刑时, 主要应考虑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过失程度极其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
其一, 过失程度。共同过失犯罪人的罪责大小, 首先取决于过失程度。凡是过失程度大的, 罪责也大;过失程度小的, 罪责也小。此外, 犯罪过失的程度还受到行为的动机与起因等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 这也是我们考察行为人之过失程度时需要把握的。
其二, 原因力之大小。共同过失犯罪人的罪责大小, 还决定于各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之大小。原因力大小的决定, 一般应建立在过失程度相同或相当的基础上。在过失程度相同的情况下, 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大的, 其罪责也大;原因力小的, 其罪责也小。
实践中, 在对共同过失犯罪人裁量刑罚时, 除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以外, 还应注意悔罪表现等其他一些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以便在全面分析、综合评判的基础之上确定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刑罚。
参考文献
[1]张名楷.部分共同犯罪之提倡[J].清华大学学报, 2001, (01) .[1]张名楷.部分共同犯罪之提倡[J].清华大学学报, 2001, (01) .
[2][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法律出版社, 1997.[2][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法律出版社, 1997.
[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法律出版社, 1998.[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法律出版社, 1998.
[4]阴建峰.论共同过失犯罪[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1) .[4]阴建峰.论共同过失犯罪[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1) .
过失共同犯罪 篇5
关键词：工伤与过失犯罪竞合；工伤保护；劳动能力；人身限制；劳动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工伤与过失犯罪竞合是指，劳动者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因为过失或者其他因素导致受到伤害，虽然符合工伤的定标准，但是其行为同时触犯刑法关于过失犯罪的相关规定，从而导致的竞合状态。于此情形之下，用人单位能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很可能产生分歧。
例如：甲为某运输公司的职工，在外运输货物途中发生交通肇事，导致自身受伤，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同时因交通肇事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项规定，单方即时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甲认为，即便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不影响其工伤劳动者身份，从而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保留劳动关系。
从法的效力层次而言，《劳动合同法》属法律，《工伤保险条例》属行政法规，前者为后者的上位法，虽然《工伤保险条例》是对劳动者发生工伤时的特殊规定，但由于两者的效力层次不同，对于上述案例的处理，仍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但笔者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发点更多在于关注劳动者自身所遭受的伤害。正是由于工伤是与“工作相关”的，即源于工作且形成于工作过程之中。因此，《工伤保险条例》对于工伤认定几乎是贯彻无过错原则。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项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主要是基于其很可能限制劳动者人身自由，甚至可能破坏双方的人身信赖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合同全面、及时履行之考量。然则，“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等于劳动者当然丧失人身自由，若仅以此为由剥夺其劳动权，显然不尽合理，遑论劳动者同时因工负伤。事实上，考虑到工伤起因的特殊性，及导致劳动者遭受伤害且就业能力降低等因素，《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已将劳动者因工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作为禁止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但其仅是对该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无过失辞退”和“经济性裁员”解除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即用人单位不能依据第四十条或第四十一条，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但可以依据第三十九条，单方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因此，相比于第四十二条对工伤劳动者的特殊照顾，从公平角度而言，就用人单位能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上，仍有对该类符合竞合情形的特殊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的空间。
综上，对于过失犯罪和工伤竞合的情形，若用人单位依法单方即时解除劳动关系，那么，现实往往是劳动者随即陷入失业困境之中，而这类兼具残障人士和犯罪份子双重身份的群体，能否再次顺利就业恐存疑问。此外，过失犯罪是否意味着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目的落空，或者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人身信赖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尚有商榷余地。再者，若劳动者伤残过于严重（例如一至四级），此时是否应当基于公平原则等，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对其予以特别照顾，亦成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就该特殊情形下劳动关系的处理，还需考虑诸多因素，对此，笔者将于下文对上述因素展开详细分析，并划分标准。
二、竞合情形下是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之考量因素与划分标准
（一）工伤保护和过失解除之平衡
我国工伤认定遵循“三工标准”：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其核心标准是因工作原因受到职业伤害。换言之，劳动者所遭受的伤害与工作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基于“工作”对“伤亡”的影响，在社会法体系下，对因“工作相关联的伤害或疾病”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生存权、健康权予以保障。这正契合工伤保险制度设立之初衷——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对于工伤保护目的的实现，劳动关系的保留有其特殊意义。所谓保留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而是应当根据伤残等级或者劳动能力状况，安排劳动者退出工作岗位，或者从事与其劳动能力相适应的工作，倘若工伤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得以恢复或者部分恢复，用人单位则应当接纳劳动者返回工作岗位，或者调整相应的岗位。尽管对于工伤劳动者而言，在被解除劳动关系后，仍然可以享受按月发放的伤残津贴（1-4级），或一次性发放的就业补助金以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5-10级），但上述补助金往往只能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即使可每月享有伤残津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的上涨等不确定因素，该劳动者仍可能难以维系正常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在工伤劳动者恢复一定就业能力并拥有就业意愿时，可以有一份现实或可期待的工作为其提供持续性的经济来源，保障其有尊严的生活——由此可见，保留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者，劳动者基于对用人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在捍卫其利益过程中遭受伤害，从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正常经济收入来源被切断或削减，用人单位为该类劳动者提供劳动机会，是其所应履行的社会职责的应有之义。
相比于一般的工伤劳动者，对同时还构成过失犯罪的工伤劳动者，保留劳动关系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该类劳动的主观恶性一般不大，且社会危害性往往限于该过失行为所已经造成的损失，并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确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保留劳动关系有助于更好的预防犯罪。据调查，犯罪经历是刑释解教人员就业中最大的障碍。一旦被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其往往就会在就业中受到歧视，随之迫于经济压力和社会偏见，重新犯罪的几率增大。而劳动者之所以构成过失犯罪亦与用人单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工作过程中，于彼于此，由用人单位解决该类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亦无可厚非。
总之，基于工伤制度的目的，及社会犯罪分子身份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对于该类已遭受不幸，且在就业机会方面很可能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工伤保护应当优位于过失解除，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安定。
（二）劳动能力丧失程度
劳动能力是劳动力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同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者所能从事的工作岗位范围、工作强度及薪酬水平，进而影响劳动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在我国，对于发生工伤的职工，经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劳动功能障碍分为十个伤残等级，一般而言，1-4级作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依据，5、6级即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7-10级即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该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劳动者所遭受伤害的程度。
（三）人身自由受限制程度
提供劳动是劳动者的核心义务，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劳动者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当然意味着其不能提供劳动，关键在于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限制，以及受限制的程度如何。对此，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1）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对于该类情形，劳动者有履行劳动合同的自由，可以保障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因此，一般无碍于劳动合同目的的实现。同时，由于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保留其劳动关系，更有利于劳动者本人的改造。
（2）劳动者丧失人身自由。对于该类情形，因劳动者丧失人身自由，无法提供正常的劳动，从而在客观上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若继续保留劳动关系，则会导致用人单位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倘若劳动者因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丧失人身自由与用人单位无关，那么，让用人单位承担该部分的不利后果则有失公平。对此，或许可以赋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反之，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适，则有待斟酌。
（四）职工是否违反忠实义务
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其建立依赖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高度信任，一旦双方失去这种信任，合同关系便难以维系，因此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实义务。所谓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忠实义务，郑爱青教授将其概括为劳动者对使用他的雇主负有服从指挥、忠诚而真实服务、不得破坏雇主利益的责任。
对于劳动者的过失犯罪行为，既可能是由劳动者违反忠实义务引起的，也可能与此无关。前者如劳动者在履行工作职责（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重大安全事故罪。后者如职工在履行工作职责中，遭遇抢劫，为保护单位财产而防卫过当，过失造成对方死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样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于单位而言，对前一类行为的否定性及可责性显然大于后者。若不加区别地适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无异于不分是非缘由地将有上述行为的劳动者推向社会，似有违背用人单位所负社会责任之嫌。
三、工伤与过失犯罪竞合情形下劳动关系处理模式之探究
基于前文所述，笔者将秉持工伤保护优位于过错解除的理念，考虑劳动者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人身自由受限制程度、违反职工忠实义务（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处于最优考量顺位，并依此类推）等因素，于以下几类情形中，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被鉴定为1-4伤残
对于此类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劳动合同目的落空已成既定之事实，因此，已无考虑人身自由受限程度因素的必要。无论该工伤是否因违反职工忠实义务引起，鉴于其悲惨遭遇与工作的关联性，以及用人单位之社会责任，应当对其予以特殊照顾。对此，用人单位应当保留劳动关系，劳动者暂且退出劳动岗位，待劳动者恢复或部分恢复劳动能力以及人身自由不受限制之时，再继续给予劳动者工作机会，以使其未来长远的生活得以保障。
（二）劳动者被鉴定为5、6级伤残，劳动者的人身不受限制
在该情形中，劳动者虽然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但是，由于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并拥有部分劳动能力，因此劳动者仍有履行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并非必然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倘若劳动者不能胜任原工作，用人单位可以变更劳动合同，通过合理的调岗，并进行相应培训，使劳动者的劳动使用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三）劳动者被鉴定为7-10级伤残，劳动者的人身不受限制，且不违反忠实义务
对于还拥有大部分劳动能力，且人身不受限制的劳动者，一般而言，其还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能胜任用人单位经调整后的岗位。但是，由于劳动者同时构成了刑事犯罪，所以双方劳动关系能否继续维系，还需考虑劳动者的行为是否伤害了双方的信赖关系。如果没有违反忠实义务，那么对劳动合同本身的履行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从公平角度而言，用人单位仍然不能对该类劳动者单方解除。反之，若如果劳动者违反了忠实义务，那么其是由于自身存在较大的过错，而导致双方的信赖关系遭遇危机，对此，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但应当提前预告，即赋予该类特殊劳动者寻找新的工作岗位的缓冲期，防止其立即陷入失业困境。这是对不仅处于经济弱势，而且就业能力较低的劳动者权益保护。
笔者之所以在第三类情形中，对劳动者是否违反忠实义务予以特别考量，乃是因为与前面两种情形相比较，劳动者因工作所受的伤害不及于前两者，因此可以适当淡化用人单位的社会职责，而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之间的利益，赋予前者适当的用工自主权。反之，对于不符合以上情形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则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以平衡双方利益。
过失犯罪的心理分析 篇6
一、过失犯罪的罪过心理
( 一) 疏忽大意的过失的罪过心理
对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言, 它的认知方面的特点是应当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事实上没有预见。在这种状态下, 因为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 行为人本来应该具有和危害结果相关的认知内容, 但却不当地缺失或被掩盖、稀释了。所以, 结论是过失犯罪的罪过心理没有认知方面的内容。因为,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 却没有将收集到的信息与认知中的经验成分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正确结论。“过失”所指向的也正是这一不当的认知程序。有学者认为, “疏忽大意过失由于行为人的没有预见, 因此不属于意识层面心理活动, 按照精神分析理论, 它应是一种前意识。” (3) 而“前意识是通过集中注意或回忆、联想而能浮现于意识领域的心理事件、过程和内容, 是无意识中可召回的部分。” (4) 由此可见, 前意识的内容是一种类似于经验的记忆, 因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在认知层面上存在着相应的经验内容。但是, 我们此处讨论的罪过心理通常是属于意识层面的, 且在判断过失犯罪是否成立时通常不需要对行为人的经验内容进行事实上的考证, 而是主要根据客观方面的标准来推定行为人是否违反了结果预见义务就可以了。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在罪过心理方面不具备认知的具体内容, 而认知内容又是情感和意志的基础, 所以它也不具备情感因素和意志因素。这种意志因素, 使得其罪过性明显小于故意的罪过性。不过, 从刑法学意义上说, 疏忽大意过失的意志因素, 属于一种消极因素, 即司法机关不需要证明这一点, 只要证明了疏忽大意的认识因素, 没有证据表明行为人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就可以确定为疏忽大意的过失。” (5) 其实, 这里的意志因素也是属于前意识层面的经验内容, 它是相对抽象而无法与具体情境绝对契合的, 通常也不属于罪过心理的讨论内容, 理由同上。
( 二) 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罪过心理
对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而言, 它的认知方面的特点是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但轻信能够避免。“轻信”是指犯罪人轻易地相信了客观上并不能成立的主观依据的心理态度。换句话说, 犯罪人产生了认知上的不协调。此时, 过失犯罪的罪过心理的认识因素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 对具体情境中相关信息的初步感知和处理, 其中可能已经存在着错误; 其二, 轻易地相信客观上并不能成立的主观依据, 也就是错误的经验判断过程, 其前提是对自身能力的错误认识, 即“过于自信”; 其三, 得出危害结果开始可能发生但最终又不会发生的错误结论。就情感因素而言, 犯罪人所抱有的是对客观存在的法益的冷漠或轻蔑之情。例如, 行为人虽缺乏驾驶技能却过于自信地上路驾车因而酿成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 可以看出行为人对具体情况下公共安全的漠不关心。当然, 这里的情感程度的判断是以同类型的一般人的情感状况为客观参照依据的。而实际上, 当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经验的不足时, 就会自动加强情感投入从而小心谨慎地避免犯罪。这里反映出的是犯罪人情感上的不协调。就意志因素而言, 犯罪人是反对或者说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事实上, 正是犯罪人的行为促成了危害结果的发生, 也就是说犯罪人在意志层面也是不协调的。以上所述的过失犯罪的罪过心理的情感因素和意志因素都是一种消极因素, 在判断犯罪是否成立时无需查明, 但它们和上述的认知因素则都是属于意识层面的内容。
二、过失犯罪的犯罪动机
根据心理学的一般原理, 人的行为由动机支配, 而动机又来源于人的需要。需要是人的本能欲望, 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 对需要不存在道德评价。而动机和需要则存在显著差别, 动机是人的行为的直接动力, “从本原角度看, 需要是匮乏状态, 而动机是驱力倾向; 从结构角度看, 需要中不包含行为指向和行为手段与方式, 而动机则带有明确的指向性, 有具体目标并同满足需要的行为手段与方式相联系。” (6) 对于动机存在道德评价。虽然需要也是心理中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需要不具有法律上评价的意义, 因而此处不予讨论。一般而言, 犯罪动机同时具有两个方面的指向性, 都能反映出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其一, 犯罪动机总是指向一定的危害目标的达成以满足需求; 其二, 犯罪动机总是指向为了达成目标而采取的危害性的行为手段。“虽然不同的犯罪动机反映出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不同程度, 但犯罪动机一定是恶性的, 不存在所谓中性的犯罪动机。” (7) 那么, 过失犯罪是否存在犯罪动机呢? 实际上, 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犯罪人的动机所指向的都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行为所依附的另外的行为。犯罪人对犯罪行为是不自知的, 他从始至终是为了实行另外的行为、达成另外的目标。尽管犯罪行为和实际实行的另外的行为有可能是合一的, 但对犯罪人而言, 只有这个另外的行为才具有主观上的意义。因而, 犯罪人的动机由于在目的指向性和行为手段指向性两个层面都无法反映出主观恶性, 所以可以说, 过失犯罪的犯罪人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动机, 有的只是这个被依附的行为所对应的动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过失犯罪动机与达到犯罪结果的目的没有联系, 也缺乏明确的犯罪手段与方式。因此, 动机不与犯罪结果发生关系, 而与犯罪人的一般行为意义上的作为或不作为发生关系。与达到另一结果 ( 针对事实上出现的结果而言) 的意图相联系的一定动机是过失犯罪人的行为基础。因此, 过失犯罪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动机, 只是某种一般行为动机, 主观恶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8)
虽然过失犯罪人的动机无法反映出能够为刑法所苛责的主观恶性, 但由于这一动机干扰了正常的合乎法律逻辑的思维判断的形成, 因而多数情况下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不良的特征。这些不良的犯罪人动机可能包括: ( 一) 偷懒, 例如技术并不娴熟的工人过于相信自己的技术水平而开小差, 从而导致机床操作故障引发安全事故的情况; ( 二) 争斗, 例如飙车一族为了斗狠于夜间在二环路上追逐竞驶, 由于看不清路况而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况; ( 三) 戏耍, 例如公交车司机一边凭感觉开车一边回头和乘客说说笑笑, 因而碰撞多位过路老人后果极其严重的情况; ( 四) 贪利, 例如长途客车司机为了最大限度地赚钱而严重超载, 由于刹车不及时而和其他车辆相撞导致车毁人亡的情况; ( 五) 显摆, 例如赛车选手由于在比赛中遥遥领先而自鸣得意, 为了炫技而双手离开方向盘结果导致赛车冲入观众席的情况。当然, 犯罪人的动机也有可能是中性的 ( 如好奇、探究) 甚至是积极的 ( 如好心办坏事) 。
三、过失犯罪人的人格缺陷
外在的环境诱因和人的内在的人格缺陷的结合导致了犯罪的发生, 过失犯罪也不例外。前面说到, 人格缺陷是指个体自我调节能力的缺乏或不足。“自我调节能力决定了人在面对各种诱惑时, 能否基于社会规范和个人利益的综合考虑而进行合乎理性的行为抉择; 能否计算自己行为的各种后果。” (9) 诱惑力和调解力是处于彼此牵制的状态, 当调节力无法抵制诱惑力时, 就会引发犯罪。人格缺陷中的自私心态反映的是犯罪人的低自控, 而自毁情节反映的是犯罪人的低自珍。“所谓低自控, 是指个人不能考虑行为的长远后果而追求短期满足的倾向。” (10) 而“所谓低自珍, 即低自我珍惜, 是指个人不愿考虑行为的长远后果而追求短期满足的倾向。”1○1具体而言, 犯罪人的人格缺陷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相对固定的心理特征: ( 一) 敌视社会和他人的心理; ( 二) 漠视自己的生命和前程; ( 三) 缺乏共鸣和移情的能力; ( 四) 思维偏激极端、相对剥夺感强。1○2犯罪人的人格缺陷反映了犯罪人偏颇的人生观及价值取向, 例如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爱慕虚荣等等。当然, 由于过失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明显小于故意犯罪人, 所以过失犯罪的人格缺陷相对于故意犯罪人也不太明显和严重。过失犯罪人很可能只是为人比较粗心、懒散, 或者相对于其他人而言耐性较差以至引发犯罪。
四、过失犯罪人的心理状态
过失共同犯罪 篇7
2014年1月31日下午, 李某贵 (曾经故意犯罪) 与李某明叔侄二人携带爆竹上坟祭祖。在上坟过程中, 叔侄二人分别燃放爆竹, 不慎引燃坟边杂草, 从而引发山火, 造成严重损失。但究竟是谁的爆竹引燃的杂草, 司法机关无法查明。
判决情况:贵州省某基层人民法院对被告李某贵、李某明以犯失火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
分歧意见:对于该案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 两被告行为属于共同过失犯罪, 均构成失火罪。第二种观点, 应当根据“疑罪从无”原则, 两被告均无罪。第三种观点是在第一种观点基础上认为, 两被告的行为属于未被我国《刑法》所认可的过失共犯。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纷争
(一) 肯定说
肯定说以行为共同理论为基础。其认为犯罪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共同犯罪正是行为人共同恶性的表现。只要行为人实施行为时主观方面是过失, 就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就该按共犯论处。如前苏联的特拉伊宁主张该学说。
(二) 否定说
否定说以犯罪共同理论为基础。其认为共同犯罪是指行为人实施行为时主观方面都是故意。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是构成共犯的关键, 而在共同过失犯罪中, 行为人对产生的危害后果不是故意, 不具有意思联络, 则不存在共同犯罪的问题。如我国的马克昌主张该学说。
(三) 限制肯定说
该学说认为, 通常情况下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犯。但当各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 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如日本的大冢仁主张该学说。
三、我国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
我国现行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该条明确规定了共同犯罪不包括共同过失犯罪, 虽肯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客观存在, 但对过失共犯持否定态度。这与我国刑法理论通说是一致的。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及一些法院所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却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 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 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一些学者认为该解释是对共同过失犯罪的法律确认, 是立法上的突破, 开始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属于刑法上的共同犯罪。在审判实践中也有对共同过失行为按照共同犯罪理论进行判决的案例。如福建省闽清县黄家祯、黄声党失火案、温岭市叶小勇、金雨失火案, 这两案均未查清是谁的行为引发火灾的, 但当地人民法院都作出了有罪判决。
四、笔者观点
笔者以为, “共同过失犯罪是否存在”与“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共同犯罪”, 这应该不是同一个问题。共同过失犯罪是存在的, 其与共同故意犯罪同属于事实上的共同犯罪, 但法律仅确认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所说的“共同犯罪”是指法律层面上的共同故意犯罪, 我们不应该将其与事实层面上的共同犯罪混为一谈, 也不应该否认共同过失犯罪属于事实上的共同犯罪之客观属性。
虽然理论界就共同过失犯罪理论有不同的纷争, 且在我国司法解释及司法实务中有不同的声音, 但笔者还是较倾向过失共犯否定说, 并认为《解释》中“指使肇事人逃逸, 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的规定, 并不是立法上的突破, 其实质并不违背现行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理论。因为虽交通肇事行为是过失行为, 但交通肇事之后肇事者的逃逸行为显然是故意, 前后主观方面发生了变化, 且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人是对逃逸后果有一定认识的, 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指使肇事者逃逸的, 且肇事者也在其指使下进行了逃逸。由此认定指使者和肇事者对于逃逸具有共同的故意, 有意思联络, 则在刑法没有专设他罪的情况下按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该《解释》仅是对交通肇事犯罪中共同故意行为的特殊规定, 刑法理论界不应以此推定共同过失犯罪属于过失的共犯, 司法实务中也不应据此类推其他类型案例。
结合本文开头引入的“李某明、李某贵失火案”来看, 虽然当地法院对二被告作出了有罪判决, 但笔者在实习期间接触到该案时就有不同的想法。笔者认为, 该案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疑罪从无”原则, 应判决二被告无罪。因为, 两被告的行为属于共同过失行为, 不属于共同犯罪, 其是否构成失火罪, 是否要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还需进一步分析。该案中能够查明二被告实施了燃放爆竹的行为, 都有实行行为, 并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 发生了森林火灾, 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是谁的行为导致草丛燃烧继而引发森林火灾, 也就是说, 本案最关键的问题, 谁的实行行为产生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没有查清。可能是两被告或者仅是其中某一人的实行行为导致的, 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是两被告或者仅是其中某一人。在该案可能存在以上三种刑法上因果关系、得不出唯一结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在现行刑法第25条已经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的前提下, 法院却对二被告都作出了有罪判决。笔者认为, 该判决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运用了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 全部责任”的处罚原则, 抹杀了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故意犯罪在行为人主观恶性、犯罪性质、对社会造成现实和潜在危害等方面的差异, 看似是为了个案的公平与正义, 顾及民众朴素的法律情感, 刑罚了行为人, 实质上, 这个判决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明显违反刑法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规定, 使共同过失行为人额外的受到刑法共同犯罪制度的约束, “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 而不是公正”。且在司法实践中类似判决大量存在, 严重的损坏了法律权威。试想, 若一个国家的法律被剥夺了其至上的权威, 那将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一切都完了, 人权与自由都完了, 又何谈公正?又何谈法治?因此, 我们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 捍卫刑法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理论权威, 法律至上, 有法必依, 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司法公正, 让依法治国的光辉洒满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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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3][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M].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我国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探讨 篇8
(一) 环境犯罪
所谓环境犯罪, 是指自然人或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故意或过失地实施破坏生态环境, 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1) 环境犯罪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污染环境的行为, 即非法向环境输入大量的有害物质或能量, 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调节机能引起环境质量下降, 造成或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另一类是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即自然人或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非法从自然界夺取资源、珍贵物种或者改变自然环境原有的面貌, 破坏自然环境, 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二)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
1. 过失危险犯
关于过失危险犯, 在学理上主要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
否定说认为:1.过失危险犯会无限制地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 2.过失危险犯的规定没有行为价值与结果价值, 3.过失危险犯从主观上说不是犯罪, 4.过失危险犯会加重从事危险业务人员的刑事责任。
肯定说学者站在:1.社会发展导致犯罪危险增加;2.从主观上确定过失犯更为合理;3.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4.适度扩大刑罚范围可避免行为人逃脱惩罚。这四个方面来论述过失危险犯的立法必要。笔者认为, 法律不是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凭空产生的, 其必然要为社会实践服务, 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 过失危险犯的相关规定正是在适应现代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犯罪, 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事立法中加以肯定。基于这种现状, 我们就更不能忽视过失危险犯的存在, 而应更深入地探讨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作为过失危险犯的继承与发展, 兼具环境犯罪危险犯与过失危险犯的双重特点。目前, 在环境犯罪危险犯领域, 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如, 以构成要件所必需的危险程度不同可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不同又可分为故意危险犯与过失危险犯;以犯罪主体的性质不同, 可分为自然人危险犯与法人危险犯;而以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又分为作为危险犯与不作为危险犯等等。在上述分类中, 本文只讨论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相关问题。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严重违反注意义务, 过失引起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造成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严重危险作为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 (2) 对于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而言, 行为人主要是因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注意义务, 而过失的造成危险状态的出现。即行为人对其行为所引起的严重危险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是过失, 但又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故意。
笔者认为, 对于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而言, 其存在是有其现实基础的。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 我们也可以发现: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惩治法》第2条规定, 工厂或事业所, 因其事业活动附带排出有害国民健康的物质 (包括蓄积身体之后, 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 致使公众的生命、健康产生危险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二十八章污染环境的犯罪第330条第5款、第6款, 第330条a第2项中都规定有过失危险犯。
二、设立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必要性分析
在现行刑法中, 没有专门设章或节规定环境犯罪, 仅在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罪里有几个有关环境犯罪的条款, 且均以实害犯作为构成环境犯罪的必备条件之一。针对这种立法现状, 有学者认为:“我国宜在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 增设举动犯和危险犯的规定, 对某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 不必将实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 以强化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 (3) 笔者认为, 在刑法中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已是毋庸置疑的, 这可以靠刑法修正案加以解决。在环境犯罪危险犯中, 要重点考量的是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相关立法。因此,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其存在的必要性。
1.是由环境犯罪的特点所决定的
环境犯罪比之普通的刑事犯罪具有其特殊性。首先, 环境犯罪具有潜伏性。环境犯罪由于犯罪的对象是环境这个特殊的客体, 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并非能迅速地显现, 再加之环境具有一定的自身净化能力, 等到危害后果全面显现的时候, 已经过了最佳的追诉时间。因此, 靠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而在环境犯罪危险犯中增设过失危险犯的规定, 也将排除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来定罪处罚, 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其次, 环境犯罪具有间接性。环境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危害环境的行为大多是首先通过污染环境继而影响到人类自身。仅靠实害结果来确定对于危害环境的行为人的犯罪与刑罚的话, 这个实害结果要如何确定将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问题。因此, 应在环境犯罪中增设过失危险犯的规定, 以警示行为人的生产生活行为, 来达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2.是由环境过失危险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所决定的
犯罪的本质特征即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而要判断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 是要靠人们基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而加以评价的。环境犯罪危险犯在主观上有故意与过失两种状态, 就过失心态而言, 是指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到或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结果的心理态度, 是对公民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或生态系统的漠视, 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这正是危险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之所在。 (4) 而由于环境过失危险行为侵犯的是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由于其脆弱性的特点, 极易受到污染而恢复的代价又过于庞大。因此, 就客观方面来说, 环境过失危险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综上所述, 不论是环境犯罪行为人出于疏忽大意或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而导致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 就主观上来说, 行为人没有避免危险行为的发生, 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 主观上存有罪过, 客观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因此, 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满足了社会危害性的构成要件, 决定了将其犯罪化的必要性, 构成了设立环境过失危险犯的内在依据。
3.是符合环境法法益的需要
环境法法益就是环境法所保护的利益, 法与利益密不可分, 人类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发展是法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 都是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 或者说是既有利益与新生利益发生剧烈冲突后, 需要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重新衡平的结果。 (5) 环境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 其也是利益冲突的产物。环境法的这个利益既不同于财产利益也不同于人身利益, 其是环境法所独有的环境利益, 也代表了环境法前进和发展的方向。在环境法法益中, 学者们首先研究的便是环境价值观的论证。就环境价值观来说, 我们已经经过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探讨, 并普遍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的价值取向具有片面性、形而上学性以及助长人类无限度地掠夺生态资源的弊端。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实害犯的刑事立法规定即符合这种价值观, 而放纵了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行为。
因此, 现代环境法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在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上, 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体现在环境刑事立法中, 便是将行为人过失的造成对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 可能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环境犯罪行为规定为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加以惩处, 以便宜更好地保护环境,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设立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的可行性分析
(一) 不与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相冲突
我国现行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 是过失犯罪”。这是我国刑法关于过失犯罪的总的规定。有学者通过这条规定, 认为在我国环境刑法中设立过失危险犯缺乏立法根据。因为, 第15条的规定使用的是“结果”一词, 而“结果”大多指实害结果。但有学者指出, 在我国现行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规定中就涉及到过失危险犯的范畴。这两条罪名的存在是刑法第15条的一般规定并不能涵盖刑法分则中全部的过失犯罪, 即结果犯、行为犯并不能概括过失犯罪的全部形态的证明。因此, 在环境犯罪中设立过失危险犯也并不是无迹可寻。
(二) 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持否定说的学者们大多认为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会造成刑罚的无限制扩大, 从而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冲突。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 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 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然而,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不是只存在于封闭的刑法体系中, 其也必须考虑到要符合到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刑法的谦抑性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对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并加以刑罚处罚。而过失危险犯虽与传统过失犯罪的构成不同, 只以出现了一定的危险状态为构成犯罪的要件。它也只是过失犯罪的例外情形, 仅在特殊领域中才得以适用。因此, 环境过失危险行为一方面超出民法、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有必要运用刑法加以规制;另一方面, 在环境犯罪中设立过失危险犯也仅局限于一部分犯罪行为, 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由此可见, 规定环境犯罪过失危险犯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三) 可以弥补刑法有关环境犯罪危险犯的不足
现行刑法于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由危害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两类犯罪共同构成。其中, 几乎所有罪名的成立都以造成环境实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也就是说, 我国关于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只规定了实害犯, 而对危险犯,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危险犯, 均未加规定, 并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 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 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 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或潜在的危害。如果等到这种现实的或潜在的结果发生, 再加以惩罚的话, 将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难以恢复。所以, 应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就对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环境犯罪行为予以处罚, 并且不论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何都应由刑法加以规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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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 篇9
我国刑法根据行为人主观方面内容的不同, 把犯罪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本质指负有注意义务的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 意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但还是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一种犯罪情形。
二、注意义务在适用中的问题探讨
(一) 注意义务问题在我国刑法中的立法现状
关于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问题, 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 无论是刑法理论研究或是司法实践, 更多关注的还是故意犯罪, 对过失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 而对注意义务的关注和研究则是少之又少。近些年来, 才有少数学者开始研究注意义务问题。
在我国, 刑法没有对注意义务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相关内容则是通过过失犯罪的有关规定反映出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的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从这个法律条文, 我们可看到, 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它只规定了应当预见的注意义务, 只强调预见危害结果的注意义务, 却没有规定避免危害结果义务;而对过于自信的过失, 立法中也只做了笼统的规定, 这种规定是不完善的, 不利于处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问题。
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 注意义务在刑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 他们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犯罪过失和过失犯罪时对注意义务加以相应规定。例如, 在1996年修订的刑法典的瑞士联邦, 其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因违反职责的疏忽没有考虑结果的行为, 或者对行为结果不加注意, 它就属于过失犯罪。根据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 它应当注意而且也有能力注意, 但实际上却没有注意, 这就构成刑法中的过失。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如奥地利、韩国等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这些国家的刑法中, 其刑法总则可能没有对注意义务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但在刑法分则中却做了相应的规定。例如法国刑法中, 其总则中没有注意义务的内容, 但在分则中却规定了“不注意”、“草率”、“疏忽”等概念及相关内容等。笔者认为, 目前对注意义务的理论研究应该更深入, 同时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看, 注意义务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引起足够的关注, 作为过失犯罪本质内容和核心概念, 它只是在刑法被作一些隐含的规定, 这是远远不够的。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仅仅依靠学者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 由于其理论价值和实践司法功能, 注意义务在一个国家的刑法中作出明确规定这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二) 我国刑法注意义务的具体立法构思
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 过失犯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为了从本质认定过失犯罪和打击过失犯罪, 就需要在立法上注意义务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对比各国立法关于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看, 主要有以下几个立法模式:
第一种立法模式是在刑法总则中作出一般性的规定。这种立法模式不仅会对注意义务及其相关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 而且也适用于刑法分则中特定的犯罪相关问题。这种立法模式具有一定优越性:一是注意义务作为自然概念的抽象规定于刑法的总则, 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二是关于立法上它还可以避免一些复杂问题。因此从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角度来看, 我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是比较合理的。
第二种立法模式是将注意义务规定于刑法分则中。这种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分则特定犯罪中对注意义务问题作出明确。我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有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刑法分则中的过失犯罪罪名数量较多, 逐一进行立法规定是非常复杂和非常繁琐的, 采此立法模式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二是立法技术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由于我国立法技术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 在刑法分则逐一加以规定将面临许多问题,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
第三方式是通过立法解释加以规范。这种模式是在不改变现行刑事立法的情况下, 通过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来对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问题进行规定。立法解释不仅能更加准确和适用的法律, 而且也可以弥补现行法律中的某些法律漏洞, 使立法体系更加完善。因此也是可取的。
综上所述, 在确定过失犯罪注意义务的立法问题时, 应考虑多种因素。因此, 笔者认为, 关于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的立法问题应在刑法总则中予以体现, 并通过新的刑事过失犯罪立法将信赖原则嵌入作为互补的方法是可行的。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过失犯罪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注意义务是犯罪过失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它包括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 过失犯罪成立与否的重要条件是行为人是否具有注意义务, 其本质在于具有注意义务的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然而, 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的规定相对简略, 理论研究深度也相对薄弱, 种种因素致使过失犯罪的认定遭遇很多困难。本文围绕注意义务在刑法中的适用问题方面作了探讨。
关键词：过失犯罪,注意义务,立法现状,具体构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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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共同犯罪 篇10
一、过失犯的共同正犯
在日本学术界, 历来的见解认为, 过失共同正犯是不受处罚的。日本过去的判例对过失共同正犯持否定态度。[1]但是战后日本最高法院改变了这一传统, 在一个判例中肯定了过失犯的共同正犯。之后, 在下级法院的判例中, 也有若干肯定说的判例出现。[2]在日本, 肯定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学者有牧野英一、宫本英脩、内田文昭、大塚仁等。如大塚仁认为, 如果法律上对共同行为人科以共同的注意义务时, 共同行为人共同违反了其注意义务, 就可以说存在过失犯共同正犯的构成要件符合性, 在承认各个共同行为人存在责任过失时, 就可以认为承认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承认过失犯的共同正犯, 其实质在于把共同者作为“都是正犯”来对待。[3]为了防止肆意扩大处罚范围, 持肯定说的学者也主张将过失共同犯罪限定在一定的条件下, 即成立过失共同犯罪, 必须具有共同注意的法律义务;还必须发生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事实。
在中国能否适用过失犯的共同正犯则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 中国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 主张过失的共同正犯的观点, 并不是对现行刑法的解释, 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那么, 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考虑, 主张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关于这一点的争论主要围绕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是否符合共同正犯中所要求的具有相互间的意思联络展开。肯定说认为, 意思联络不应当限制于故意的联络, 只要就共同事实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即可, 因为一般意义的意思联络也完全能够起到相互促进、强化对方不履行注意义务的作用。[4]否定说认为, 过失就是对结果发生没有认识和预见。既然对后果没有预见, 就不可能进一步地就引起该后果而和其他人进行意思联络或者进行心理上的相互影响。[5]笔者认为, 之所以会有这种争论, 在于双方的出发点不同。肯定说的学者从自己感知的角度出发, 即只要我因为其他人的存在而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就算是成立一般意义上的意思联络。而否定说的学者从自己是否有意识地去影响他人的角度出发, 即只有我为了引起某一后果而有意识地和其他人进行心理上的相互影响才能够算是成立意思联络。比如, 甲和乙轮流开夜车看路, 甲认为对方一定会注意路况, 因此甲就懈怠了;而乙认为甲会注意路况, 因而乙也懈怠了, 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这种情况下, 如果根据肯定说, 甲和乙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 所以在心态上有了相互影响和相互强化的作用, 因此, 双方已经成立了一般意义上的意思联络;而根据否定说, 甲和乙根本就不知道事故要发生,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心理上影响对方, 因此, 不可能成立意思联络。出发点不同, 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不同的标准下, 自然也无法判断正误。
笔者认为, 从立法论角度考虑是否应该存在过失犯的共同正犯, 应该更多从司法实践的需要出发。如果能够在现有刑法规定下, 对于所谓共同过失犯罪行为, 即便不作为共同正犯, 也能做出恰当的处理, 就不要轻易改变刑法的规定。司法实践中, 需要用过失共同正犯处理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二人以上共同作业, 不慎引起了危害结果, 但能够查清是共同行为所引起的。对于这种情况, 尽管分析思路不同, 但持肯定说和否定说的结论相差不大;二是二人以上共同作业, 由于共同不注意而引起了危害结果, 但能查清是谁的行为引起了危害结果的场合。对于这种情况, 持肯定说认定行为人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 而持否定说只认定造成危害结果的人过失犯罪, 对于未造成危害结果的则不可罚。对于第三种情况, 存在较大争议:二人以上进行危险行为, 由于都没有注意到而引起了危害结果, 但到底是谁的行为引起了该结果, 无法查清的场合。对过失犯的共同犯罪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 这种情况下只有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才能追究这些人的责任, 否则就形成了处罚上的空当。[6]对于这种说法, 持否定说的学者马上提出反对意见, 如果进行危险行为的人数是10人、20人甚至更多, 那么在承认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基础之上, 这10或者20个人就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 尽管弥补了刑法处罚上的空当, 但却会引起肆意扩大刑罚处罚范围的严重后果。[7]
可以看出, 无论采取哪种理论, 都存在不足。究竟应该选择“刑罚处罚上的空当”, 还是“引起肆意扩大刑罚处罚范围的后果”, 需要从刑法的机能和基本原则出发考虑。“人权保障机能”是刑法机能的重要方面, 其是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因此, 对于其他并没有在实际上造成危害结果的人来讲, 他们不能够受到刑罚的处罚, 否则就是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且从犯罪构成角度来看, 要想让每个人都承担刑事责任, 就必须论证他们的行为具备主客观构成要件, 且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除真正造成危害的人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没有造成危害结果, 更谈不上他们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此, 他们都不可能构成犯罪, 也不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刑事诉讼法上“疑罪从无”的原则也正体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综合以上原因, 选择“刑罚处罚上的空当”, 否定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比“肆意扩大处罚范围”更能体现刑法的机能和精神。
综合以上分析, 无论从解释论角度出发, 还是从立法论角度出发, 过失犯的共同正犯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未遂犯处罚范围
所谓未遂犯, 是指已经着手但未能得逞的犯罪。[8]我国刑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 是犯罪未遂。”该条第2款明文规定处罚未遂犯。[9]可见, 我国现行刑法总则中明文规定, 未遂犯是犯罪, 必须予以刑罚处罚。但是现行刑法对于哪些犯罪具有未遂形态, 对哪些犯罪的未遂形态要予以处罚, 却没有做出明文规定。因此,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出发, 在理论上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进行妥当探讨, 就成为刑法理论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10]
(一)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主要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学说。主观主义认为,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行为人实现犯罪的意思或性格危险性的外部表动。客观主义认为,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客观危险性或者说侵犯合法利益的客观危险性。可以看出, 主观说重视刑法所具有的维持社会伦理和防卫社会的机能, 而客观说强调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法益和保障市民自由的机能。
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是采取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 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我国刑法第23条第1款明文规定了犯罪未遂的概念及其处罚原则, 这意味着, 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结果的犯罪未遂在我国刑法中原则上是作为犯罪予以处罚的, 说明没有完全贯彻客观主义的犯罪论。“可以从宽处罚”,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规定包含着可以不区别对待之含义, 所以, 完全可以说这是着眼于未遂犯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一面所做出的规定。[11]另一种观点认为, 现行刑法采取了客观的未遂论。在我国, 表面上任何一种故意犯罪都有成立未遂犯的可能性,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只有造成严重结果、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才成立犯罪, 这说明我国刑法在处罚未遂犯时具有例外性。这种例外性, 说明我国刑法采取了客观的未遂论。尽管法律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它表明了刑事立法的倾向性意见, 即在通常情况下, 对于未遂犯得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也排除了主观的未遂论。[12]
对我国刑法的规定是采取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的看法不同, 将会导致对未遂犯处罚范围的理解不同。
(二) 对未遂犯的处罚
在日本刑法中, 有关犯罪未遂的处罚范围, 法律都有明文规定, 不存在要分析哪些要处罚未遂犯, 哪些犯罪不处罚未遂犯的问题。日本刑法典第44条中也规定:“未遂犯的处罚, 在本法分则的各个条文中规定”。根据这种立法规定的宗旨, 刑法分则中对于各个应当处罚未遂犯的情况, 都做了明文规定。如日本刑法第199条规定:“杀人的, 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3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203条中则规定“第199条犯罪的未遂, 应当处罚”。[13]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一方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 更有利于体现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与日本刑法相比, 中国刑法尽管规定了要对未遂犯进行处罚, 但是并没有就处罚范围进行明文规定, 这与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相适应。但考虑现行的刑法法律体系, 中国并不能够简单模仿日本、德国等国家直接对有关犯罪未遂的处罚范围, 在法律中进行明文规定。
较之日本刑法, 中国的刑法条文比较简洁, 总则与分则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分则规定各个具体形态, 但对于基本形态之外的各个犯罪的共性的特殊情况, 又在总则中规定。直接在刑法分则中规定是否处罚未遂犯, 将会破坏中国现行刑法体系。当然, 如果不在刑法分则中进行直接规定, 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即根据总则的规定, 除了一些不可能具有犯罪停止形态的犯罪类型之外, 分则所规定的大多数犯罪应当都具有未遂等犯罪停止形态。[14]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犯罪的未遂都没有作为未遂犯处罚。表面上看, 我国刑法没有像日本刑法那样规定未遂犯处罚的例外性, 但仔细比较会发现, 日本刑法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实际上宽于我国刑法。
一方面要维护中国现有刑法体系, 另一方面又要明确对哪些犯罪的未遂形态要予以处罚。因此, 应该通过对司法实践经验进行解释和总结, 来限定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 坚持从客观主义出发, 即只有在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重要利益造成了严重危险或者严重威胁的时候, 才能作为未遂犯处罚, 而仅仅是抽象地威胁到合法权益的行为, 则不能予以处罚。 (2) 在考虑未遂犯处罚范围的时候, 对于法定刑重的犯罪, 可以考虑处罚其未遂形态, 而对于法定刑较轻的犯罪, 则没有必要处罚其未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