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精选10篇）

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篇1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及成立要件

(一) 共同犯罪的概念

共同犯罪是相对于单个人犯罪或单位犯罪而言的。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分别处罚。”这一定义概括了共同犯罪的内在属性, 体现了客观相统一原则。按照上述规定, 在我国, 共同犯罪, 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一种犯罪形态。

(二)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在我国, 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

1、共同犯罪的主体要件:二人以上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它包含以下意思:其一, 共同犯罪主体在人数上必须是两人以上, 一个人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其二, 共同犯罪的主体既可以使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其三, 无论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都具备刑法上的犯罪主体条件。

2、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共同的犯罪故意

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 是指个行为人通过意思的传递、反馈而形成的, 明知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 并且明知共同犯罪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 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3、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共同的犯罪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共同犯罪在客观上必须是共同犯罪主体共同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所谓共同的犯罪行为, 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 彼此联系, 互相配合, 形成一个有机的犯罪活动整体。每个行为人的行为, 都是犯罪行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4、共同犯罪的客体要件:同一犯罪客体

所谓同一犯罪客体, 是指各共同犯罪人行为所侵害的必须是同一个犯罪客体。如果各行为人行为所侵害的是各不相同的犯罪客体, 则不构成共同犯罪。

二、实践中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的情况

在共同犯罪中, 对于共犯要求供述的“自己的罪行”, 不等于单独犯所谓自己的罪行的范围。因此, 必须对共犯供述的所谓自己的罪行进行具体分析。下面简述各供犯人在自首时供述其罪行的范围:

(一) 主犯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 主犯分为两种:1、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由于这类主犯是整个犯罪集团之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 故其在自首时还应对其本人的组织、策划、指挥下实行犯罪、教唆犯罪或帮助犯罪的集团其他成员的共同犯罪事实亦作如实交代。2、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相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而言, 这类主犯可成为其他主犯或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

(二) 从犯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二十七的规定, 从犯, 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就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扮演的角色看, 其既可能是次要实行犯, 也可能是帮助犯, 还有可能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教唆犯。1、对从犯中的次要实行犯在自首时所应如实供述的自己的罪行的范围, 基本可以掌握与主犯中的主要实行犯一致的标准。

(三) 胁从犯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二十七条规定, 胁从犯, 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就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负担的分工看, 其既有可能是帮助犯, 也有可能是实行犯, 或者是教唆犯。对于胁从犯来说, 其在自首时, 不仅应如实供述其本人在他人胁迫之下所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事实, 还要如实供述其所知道的胁迫其所参与犯罪的同案犯 (包括直接胁迫者以及其所知道的指示胁迫者) 的共同犯罪事实。

(四) 教唆犯

教唆犯, 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从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看, 其既可能是主犯, 也有可能是从犯, 还有可能是胁从犯。对教唆犯而言, 其在自首时, 除应如实供述自己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事实外, 还应当供述被教唆这是谁, 以及其所确实了解的被教唆者在其教唆下所实施的犯罪事实。

三、本文对共同犯罪中自首的界定

(一) 理论界的不同观点

目前理论界对于共同犯罪中自首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 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在共同犯罪中, 一般的共同犯罪成员, 除了交代自己的罪行外, 还应交代出所知的同案犯, 才能认为是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并认为是自首。但是, 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尤其是犯罪集团中的主犯, 投案时除了交代自己所犯罪行外, 还必须交代整个共同犯罪的全部罪行, 才能认定为自首, 该观点为通说。

第二种观点:对共同犯罪人来说, 只要他如实供述了其所直接参与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 即可认为其已对“自己的罪行”作了如实供述, 从而应认定其成立自首。如果他在如实供述了自己所直接参与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之外, 还如实揭发了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或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 则应当认定其同时有立功表现。

第三种观点:共同犯罪人自首时, 除了如实供述自己所直接参与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 还必须如实供述共同犯罪所实施的全部罪行, 只有如此, 方能认为其对“自己的罪行”作了如实供述。

(二) 对上述观点的评述

以上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分歧比较大。笔者认为, 二者都值得商榷:前者有漠视共同犯罪特征之嫌, 后者有违罪责自负的原则。下面对这两种观点予以简评:

1、关于第二种观点

共同犯罪的整体性决定着共同犯罪人交代的自己罪行的范围要比单独犯要大, 否则, 案件事实就不能彻底查清弄明。此外, 若仅要共同犯罪人交代自己的罪行, 其极有可能隐瞒其所知道的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犯罪人的共同犯罪事实。若是如此, 就不可能达到自首成立所需的“如实供述”的要求。

2、关于第三种观点

它在共同犯罪的自首认定上走向了例外一个极端。其还应考虑以下情况:

(1) 共犯只应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如果承认共同犯罪人在自首时必须交代共同犯罪所涉及全部罪行, 必然会冲击或破坏刑法上罪责自负的刑事责任原则。在简单、一般的共同犯罪中有可能行得通, 但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 要求共同犯罪人交代共同犯罪所实施的全部罪行是不现实、不合理的。例如甲、乙、丙、丁、戊、子、庚共同盗窃。甲是组织犯, 在着手盗窃之前, 甲单独让子、庚做了踩点工作。之后, 甲分别对乙、丙作了分工。对乙说:“我已安排人踩点和具体负责行窃, 到时你们只要某某处把东西拿回即可, 其他的甭管甭问。”对丁、戊则言:“踩点、接应事宜我已作安排, 你们不必考虑。你们只要把东西从院墙让出即可, 其他的甭管甭问。”假设本案之共犯人乙在作案后准备自首, 我们能否要求他在供述其自己的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所知道的甲、丙事实外, 还要对其他人的犯罪事实也一并作如实供述?显然不能。因为对乙来说, 他除知道丁、戊、子、庚在于自己一起作案这一事实外, 其他则一概不知;他甚至不知道还存在丁、戊 (具体着手盗窃者) , 子、庚 (踩点者) 究竟有几人, 是何许人, 更毋庸说对他们实施犯罪的具体事实有所了解。如要求他对丁、戊、子、庚的犯罪事实也作“如实供述”, 则无疑是强求他履行根本不可能的义务, 无疑是彻底断绝他的悔过自新之路。可见, 在共同犯罪自首问题上, 不加区别的要求犯罪人必须对共同犯罪的全部事实都做如实供述, 是不可行也是不合理的。

(2) 共同犯罪人在自首时, 因其犯罪本身的特点所决定, 其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不能等同于单独犯, 也不能与共同犯罪所涉及的全部罪行画等号。

(3) 以此观点认定自首不符合我国创立自首制度的立法宗旨, 不利于与共同犯罪的斗争。基于我国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共同犯罪人碍于情面, 一般不愿检举、揭发同案的其他共犯, 只是供述自己所知的罪行。如果要求共同犯罪人必须交代了共同犯罪所涉及的全部罪行后才能成立自首, 就不能有效地促使共犯所犯的罪行。此外, 还会剥夺参加犯罪集团、犯罪组织有些成员自首的机会不能从犯罪集团、犯罪组织内部分化、瓦解和孤立犯罪。

此外, 《司法解释》的如下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除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 主犯则应当供述其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 才能认定为自首。此为不同的共同犯罪人设立供述罪行范围的双重标准值得商榷。从该规定的表述看, 显然, 对共同犯罪案件之犯罪嫌疑人在自首时设立了不同的供述义务, 即对其中的主犯而言, 起除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外, 还必须供述其所知道的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 方能认定自首;而对其他共犯人来说, 其只要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之外, 还能供述出其所知道的同案犯, 即可认定自首, 而无须对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也作如实交代, 即便其对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双重标准的设立贯彻了重点打击共同犯罪案件中的主犯的政策思想, 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 若从自首制度的角度考虑, 则未必妥当。

笔者认为, 对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人来说, 若要成立自首, 则其在供述“自己的罪行”时, 只有在对其所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做如实供述的同时还对其所知道的、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亦作如实供述的, 方可谓对自己的罪行做了如实供述, 进而才能认定其成立自首。

摘要：对共同犯罪中自首的认定较为复杂, 像这样特殊的犯罪的自首认定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少有探讨者。为更深入的探讨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笔者将从共同犯罪的概念及特点、自首的概念及构成要件、理论界对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的观点和实践中对此的认定等几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共同犯罪,自首,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参考文献

[1]、周加海著:《自首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赵长青主编:《刑法学》 (上) ,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3]、赵秉志著《:刑法新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于志刚著:《刑罚制度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侯国云著:《刑法总论探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探索》,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篇2

(法发[2009]13号)

为依法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有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问题，提出如 下意见：

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

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拒不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单位没有自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认定为自首。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当予以说明并移交相关证据材料。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二、关于立功的认定和处理

立功必须是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的行为。为使犯罪分子得到从轻处理，犯罪分子的亲友直接向有关机关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

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不应当认定为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据以立功的他人罪行材料应当指明具体犯罪事实；据以立功的线索或者协助行为对于侦破案件或者抓捕犯罪嫌疑人要有实际作用。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时没有指明具体犯罪事实的；揭发的犯罪事实与查实的犯罪事实不具有关联性的；提供的线索或者协助行为对于其他案件的侦破或者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抓捕不具有实际作用的，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重要线索的，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认定为立功。审查是否构成立功，不仅要审查办案机关的说明材料，还要审查有关事实和证据以及与案件定性处罚相关的法律文书，如立案决定书、逮捕决定书、侦查终结报告、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或者判决书等。

据以立功的线索、材料来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认定为立功：（1）本人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的；

（2）本人因原担任的查禁犯罪等职务获取的；（3）他人违反监管规定向犯罪分子提供的；（4）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的。

犯罪分子检举、揭发的他人犯罪，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阻止他人的犯罪活动，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其中，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犯罪行为的事实、情节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已经判决的，以实际判处的刑罚为准。但是，根据犯罪行为的事实、情节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因被判刑人有法定情节经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后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认定为重大立功。

对于具有立功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立功表现所起作用的大小、所破获案件的罪行轻重、所抓获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法定刑以及立功的时机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三、关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处理

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同种其他犯罪事实的；（2）办案机关掌握的证据不充分，犯罪分子如实交代有助于收集定案证据的。

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的；（2）如实交代对于定案证据的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四、关于赃款赃物追缴等情形的处理

贪污案件中赃款赃物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缴的，一般应当考虑从轻处罚。

受贿案件中赃款赃物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缴的，视具体情况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犯罪分子及其亲友主动退赃或者在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过程中积极配合的，在量刑时应当与办案机关查办案件过程中依职权追缴赃款赃物的有所区别。

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认定 篇3

关键词：交通肇事；自首

由于我国刑法第67 条未对交通肇事罪及其他过失犯罪是否成立自首进行规定，加之作为业务过失犯罪的交通肇事罪具有多发性，主客观方面也具有较大特殊性，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对于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自首一直存在争议。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明确规定“对犯交通肇事罪后自首的，可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条款肯定了交通肇事罪中自首制度的适用，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自首是否适用于交通肇事罪中的争论。然而，在多大范围内成立自首，却无统一的观点。关于自首是否适用于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问题上，司法实践领域存在的很大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

一、否定论者： 交通肇事基本犯不存在自首

第一、交通肇事犯罪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成立条件，一般多具有易发现性，大多数案件发生在公共道路等公共场合，危害结果易于公开，故其原因也易于查明。因此，部分学者提出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基本犯不应当适用自首制度，即“成立自首没有实际意义”。

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该规定，肇事人员在肇事后的报警行为应当定性为行政义务，如果此时又认定为自首的话，则将导致一行为二评价的后果。

第三、如果认为肇事者保护现场、报警的行为可以构成自首，会打乱交通肇事罪中量刑基点，出现刑罚从宽处理“连跳两次”的情况。肇事者没有逃逸，履行了行政法中的特定义务，就使得该肇事行为没有纳入到刑法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以及结果加重犯中，而只3 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本身就是一种“从轻处罚”。倘若在司法实践中，认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依然存在自首，按照刑法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会使得肇事者“没有逃逸、主动投案”的行为获得第二次“从轻处罚”甚至“减轻处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肯定论者：自首毫无疑问的在交通肇事罪基本犯中是存在的

第一、虽然交通肇事罪易发现，且肇事者在实施犯罪、危害结果发生以后能够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施以救助，报告并协助司法机关调查案情，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交通肇事犯罪中仍然存在大量逃逸行为。肯定论者认为，以交通肇事罪的易发现、易侦破来排除自首制度是不妥当的。

第二、行政法规定的“报警”义务不能限制刑法自首制度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行政法介入刑法评价应当具有明确的范围，这个范围必须由刑法明文规定。”[1]肯定论者认为，对于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而言，只有在认定“是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和“交通事故的责任程度”这两个问题上，行政法的规定才能影响到交通肇事罪在刑法中的评价。所以“报警义务”作为交通肇事之后，行政法上的特定义务，并不能排除刑法自首制度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

第三、否定论者模糊了“没有逃逸”与“主动投案”的界限，同时无视了构成自首的第二个要件“如实供述”的规定。“行为人不逃逸并不能说明行为人主动投案，更不能说明行为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肇事者在不逃逸的情况下，可以去自首，也可以不自首； 肇事者在逃逸的情况下，可以不自首，也可以选择去自首。

三、笔者赞同肯定论者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立法原理，刑法总则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分则，所以，凡是在犯罪以后同时具备了自动投案以及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的犯罪嫌疑人，都应该认定为自首。从法律规定来看，交通肇事犯罪基本犯并没有排除在自首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1997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国共和国刑法》第67 条对自首构成作了以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该规定并未规定交通肇事的基本犯不构成自首，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交通肇事的基本犯应当存在自首。

第二、司法实践证明并非所有的交通肇事犯罪行为人都能够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施以救助及尽力协助配合。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人们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虽然交通肇事罪人身危险性低、法定刑较低，但由于面临民事赔偿的可能性，行为人在面对未来的不利结果时，仍有可能选逃避罪责，从而加大了刑侦机关的破案难度。

第三、虽然肯定论者在论证观点的过程中强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报警义务与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自首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规定，前者不能限制后者的效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肇事者特定义务的规定，是为了促使肇事者终止肇事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后果；而刑法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促使犯罪人自动放弃逃跑、抵抗，减少对社会的危害性，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于志刚，田刚.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存在空间辨析——对于“行政义务”和“双重评价”观点之否定[J].人民检察，2009（23）.

浅析交通肇事犯罪中的自首认定 篇4

在日常生活中, 交通肇事犯罪很常见, 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 对于其能否适用自首制度, 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议。在笔者看来, 自首制度可以适用在交通肇事犯罪中, 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1.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这就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原则, 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 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 不仅规定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还规定了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已经以明确的条文在总则部分加以确定, 同时总则的效力又及于所有分则的内容。

2.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作为贯穿于我国刑法规范的重要原则, 它的主要理论是, 重罪重罚, 轻罪轻罚, 罚当其罪, 罪刑相称。对于肇事者交通肇事后自首的情形, 说明肇事者有悔罪自新的表现, 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综合危害程度, 较之未自首者较轻, 对其认定为自首, 可以做到罚当其罪, 倘若不予认定自首, 即是对轻罪做了重罚, 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 不构成重复评价

对一般犯罪而言, 是把逃避法律追究作为一种基准状态, 而把自首作为在基准状态下的从轻, 因此, 有学者把交通肇事逃逸作为一种基准状态, 把未逃逸作为立法上的从轻情节, 所以一旦对其认定了自首, 就等于是对未逃逸这一行为进行了两次的从宽处理, 属于刑法理论中的重复评价[1]。

对于上述观点, 笔者不敢苟同。众所周知, 嫌疑人在犯罪后可能有两种表现, 即或者主动投案、接受法律追究 (自首) , 或逃避法律制裁。但倘若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仅有这两种状态, 即要么是逃逸、要么自首, 则会犯明显的以偏概全的错误。在交通肇事后, 肇事者除了逃逸和自首, 也可以不逃逸不自首, 而实际生活中, 对于不逃逸不自首的情形较为常见, 它才是交通肇事后的基准状态。因而, 我们可以把逃逸加重处罚;自首作为从轻情节, 可以从轻处罚;把不逃逸不自首作为一种基准状态, 按照基准法定刑处罚[2]。因此, 对于交通肇事自首的认定, 不构成重复评价。

(三) 符合现实需要

从现实方面看, 多数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不是肇事者的本意, 其肇事后往往表现为极度懊悔但又因惧怕刑罚制裁而不敢主动投案。而针对其设立自首制度, 对肇事者在处理尺度上予以适度宽松, 对于主动投案的肇事者将有积极作用, 可使其真心改过, 帮助肇事者甩掉包袱, 为其指引了一条弃旧图新的光明之路, 同时也可以节约司法成本, 提高破案效率, 更有利于及时补救被害人的损失, 起到亡羊补牢的效果。

二、交通肇事犯罪中自首的成立条件

我国刑法中关于自首制度的认定, 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 二是如实供述。交通肇事犯罪的自首认定也应从以上两个方面予以考虑。

(一) 肇事后自动投案

所谓自动投案, 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之后, 在未受到讯问, 未被施以强制措施以前, 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者个人实施了犯罪, 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者个人的控制之下, 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的行为[3]。

1.自动投案的时间要求

鉴于交通肇事本身的特点, 对于自动投案的时间要求, 笔者认为应做更为广义的理解。有些情况下肇事者可能没有时间投案时, 自首的认定应酌情考虑。例如, 肇事者在肇事后因为抢救伤者造成耽搁, 并因此而未能投案的, 待公安机关赶到后, 若其在录供时能如实进行供述的, 应认定为自首;又如肇事者在肇事后受伤入院, 没有及时去有关机关投案, 在公安机关还未掌握其肇事经过和证据时, 而后能如实供述的, 也应认定为自首。

2.对投案的对象的理解

投案的对象可以是公安司法机关, 也可以肇事者是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对于上述所提及的公安司法机关的范围, 并不限定在交通肇事的发生地, 还可以是医院的所在地等等, 只要在如实供述时, 投案的司法机关还未发觉、掌握肇事者的犯罪事实的, 都可以认定为自首。这样理解符合法条本身的含义和立法意图, 增加了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的出路, 促进了刑罚目的的实现, 也有利于进一步减少司法成本。

3.投案行为应基于肇事者的意志

对于投案行为, 应是出于肇事者本人的自愿, 若非自愿, 对其则不成立自首。对于交通肇事逃逸后送子归案的问题, 显然并非完全出于肇事者本人的意愿, 而是由肇事者的亲友陪同下, 去司法机关投案的。笔者认为若是肇事者听从亲友劝说, 而后自愿去司法机关投案的, 可以视为主动投案;若是被亲友强行以捆绑等方式送到司法机关, 根据《意见》的规定, 不应视为自动投案, 但若其能如实供述肇事经过的, 可以认定为坦白,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有时候肇事者在肇事后未履行抢救受害人的义务, 而是自愿留在现场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赶到后如实供述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也应认定自首。

(二) 肇事后如实供述

所谓“如实供述”, 指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向有关机关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针对交通肇事犯罪中如实供述的认定, 笔者拟从如实供述的时间以及如实供述的判断依据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1.如实供述的时间

对时间的界定, 有学者认为应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为准。还有学者把认定的标准定格在判决生效前。针对交通肇事犯罪中如实供述时间的界定, 笔者认为, 应当及时。即应当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向司法机关交代肇事经过, 特定情况下因为客观原因而不能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交代的, 在条件成熟时才做交代。例如有些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因受伤入院, 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交代肇事经过, 可以在其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做交代。

2.如实供述的判断依据

对“如实供述”的判断依据, 在学术界存在两种学说。一种是客观说, 即要求行为人的描述与客观事实一致, 但不用与犯罪细节相吻合[4]。另一种是主观说, 要求行为人的描述与自己的记忆和客观事实基本一致[5]。在此, 笔者认为客观说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只要符合自己的记忆, 并且与客观事实没有太大出入, 就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

三、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自首认定问题的具体分析

在实务中, 肇事者肇事后的表现各异, 笔者通过结合我国的刑法条文的规定加以分析, 拟从以下方面进行说明:

(一) 肇事后未逃逸自首的认定

有人认为只有在逃逸后才适用自首, 未逃逸的不能适用自首。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未逃逸的肇事者自首对于及早破案有很大帮助, 并且能节约司法成本, 而也这符合自首制度的目的。

1.肇事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情况下自首的认定。有时候交通肇事发生在比较偏僻、通信条件较差的地方时, 肇事者在履行了抢救伤员的义务的同时, 想报警而不具备报警条件的, 只要没有逃逸, 应视为原地等候处理的自动投案, 若能在司法机关赶到后自愿置于其控制之下并如实供述的, 成立自首。

2.肇事者肇事后留在现场, 未履行报警、抢救受害人的义务, 待公安机关赶到后能如实供述肇事经过的情形下, 自首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交通规则》的规定, 有人认为在肇事后抢救伤员、保护现场、主动投案是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 这些义务的履行与否, 与交通肇事后自首问题的认定存在必然的联系。笔者对此并不敢苟同, 倘若单凭此点缺失就否定肇事者的自首问题, 未免有失公允。鉴于交通事故是突发事故, 肇事者往往来不及反应便已发生,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因此事故发生后, 肇事者处于惊慌迷茫、不知所措的情况下, 并未履行上述的“主动投案、保护现场、抢救伤员”的义务, 也属情理之中, 而不应只凭此点的缺失而在肇事者的自首认定上予以否定。但倘若肇事者肇事后故意不报警, 故意延误受害人的救治时间, 则有故意杀人的嫌疑, 可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这种情况下, 待有关机关赶到后, 即使能如实供述的, 也不能予以认定交通肇事的自首, 但可以结合其供述的情况, 可以对其认定为坦白。

3.肇事者在投案途中被抓获的情形下自首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肇事者肇事后行为表现各不相同, 因此对于未逃逸的理解, 不应过多局限于“没有离开现场”这种狭窄的表现, 而应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适当的解释。在笔者看来, 对于投案的表现, 只要不是被抓获或者被扭送到有关机关的, 均可以认定为投案。

(二) 肇事逃逸后自首的认定

所谓“交通肇事逃逸”是指,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 逃避法律的制裁的行为。对于逃逸后自首的认定, 笔者拟从以下方面予以分析。

1.肇事者肇事后报警、抢救伤者, 而后逃逸的情形

逃逸的含义不光表现为逃跑, 其主要是指逃避法律的制裁, 所以即使行为人肇事后报警, 并履行了抢救伤者的义务, 但因害怕法律的惩处, 逃避法律的制裁的, 也不可认定为自首。

2.肇事者逃逸后又投案的自首认定

在现实生活中, 有时会发生一些司机肇事后因为害怕法律制裁等其他原因, 逃离现场后又自动投案的情形。一般来说, 行为人只要符合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条件, 就应当认定为自首, 由于法律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另有规定, 故此处的自首, 应成立交通肇事逃逸的自首, 就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定刑基础上, 可以适度的从轻或减轻处罚。

3.有关交通肇事逃逸后“送子归案”问题中自首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 也存在肇事者肇事后, 出于各种原因逃离现场返回家中, 而后在亲友的规劝或者陪同下投案的情形, 针对这种情形的投案, 只要是肇事者出于自愿, 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三) 因特殊情况不能亲自投案的自首认定

鉴于交通事故的突发性的特点, 有时候出于某种特殊原因, 肇事者不能亲自投案, 而是找人代为投案时, 并不影响自首的认定。

有些情况下, 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受伤入院, 不能亲自投案而委托他人代为投案, 而后能如实供述的, 成立自首。其中代为投案的对象, 笔者认为可以是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第三人。对于有些肇事者受伤后昏迷, 待醒来时, 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其肇事经过和犯罪证据的, 即使其能如实供述, 也不应成立主动投案, 但对于这种情况, 可以认定为坦白, 可以对其从轻处罚。在司法实践中, 行为人肇事后忙于抢救伤者而委托他人代为报警的情形也屡见不鲜, 笔者认为只要肇事者能自愿将自己置于公众的掌控下, 待到司法机关赶到后能如实供述肇事经过的, 应该对其予以认定为自首。

在当前实务中, 对于交通肇事犯罪能否认定自首的问题上, 各地司法机关尚未达成共识, 为了维护司法统一, 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保障同罪同罚, 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法律, 加以确认。综上所述, 依据目前现有的法律, 笔者认为, 交通肇事犯罪可以适用自首情节。

参考文献

[1]王玉珏.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现场应属“自动投案”[J].法学, 2009 (10) .

[2]于志刚.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存在空间辨析——对于“行政义务”和“双重评价”观点之否定[J].人民检察, 2009 (23) .

[3]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4]赵秉志.刑罚总论问题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篇5

1、逃逸人主动到交管部门或其他公安部门投案并如实交待罪错事实的;

2、逃逸人委托他人或打电话向交管部门或其他公安部门报案，等候处理并如实交待罪错事实的;

3、逃逸人途中向交管部门或当地有关部门报案，等待接受处理的。另外，根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认定为刑事案件并移交刑侦部门立案处理：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致被害人伤亡的;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或严重残疾的。

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篇6

被告人叶某于2006年7月7日被人纠集参与聚众斗殴。案发后，叶某到公安机关自首。在取保候审期间，因公安机关要求，叶某对同案在逃人员杨某、王某等6人进行投案自首的规劝，后经叶某的劝说，6名同案犯陆续到公安机关自首，并均被法院判刑。

[分歧意见]

对叶某规劝杨某等6人自首的行为能否认定为立功，有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叶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立功。理由：立功有五种情形即揭发他人、提供重要线索、协助抓捕、阻止他人犯罪、其他突出表现的。叶某的规劝行为均不符合这五种情形之一，所以立功不能成立，但可视为有悔罪表现，可酌定从轻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叶某的行为应该认定为立功。理由：叶某的行为实际上超过了协助公安抓捕犯罪嫌疑人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认定为立功，符合刑法的规定，也没有与我国立功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

[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认为叶某的行为应该认定为立功。

（一） 按文义解释，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将这种行为排除在立功情形之外

“任何人解释法律，都必须首先采用文义解释方法”。[1]《刑法》第68条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显然，《刑法》第68条采用的语法结构是不完全列举，对于立功表现的情形并没有穷尽，即立功情形不仅仅是揭发和提供重要线索；最高院司法解释明确地将立功视为是一种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并有突出表现的行为，解释所列的第5种情形同样是使用概括性的语言，属于兜底条款，表明没有穷尽。也有人认为，对“协助抓捕”应作扩张解释，即协助司法机关规劝他人自首应视为协助抓捕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解释违背了文义解释原则，滥用了扩张解释。“扩张解释有一个限度，就是法律条文文义的最大范围，叫文义射程。”[2]刑事法中的“抓捕”是指侦查人员、被害人或其他公民采用强制的方法依法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其外延无法涵盖协助司法机关规劝同案犯自首之行为，也即不在其“文义射程”之内。

（二） 从立功制度的本质分析，这种行为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并属于“有突出表现”的情形

我国《刑法》规定的立功制度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它不问犯罪人的主观悔过程度，只考虑结果即其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或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功利性是立功制度的本质特征。本案叶某规劝行为的结果是让多名同案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这不仅大大减少了司法的诉讼成本即为抓捕他们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而且有利于体现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及时性和必然性。同时，促使在逃犯罪嫌疑人悔罪服法，人身危险性得以消除。可见，从产生的作用和效果来看，都明显超过了协助抓捕行为。所以，叶某的行为显然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利益，并应视为“有突出表现”。另外，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经叶某规劝仅1人到公安机关自首，能否视为“有突出表现”？笔者认为，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协助司法机关抓获1名犯罪嫌疑人，且不管其涉及的罪行有多重，均屬于立功，也即均可视为“有突出表现”。因此，结合上述阐述，根据当然解释“举轻明重”原则，实际产生作用和效果都较小的行为可视为“有突出表现”，那么作用和效果更大的规劝他人自首的行为，更应视为“有突出表现”。

（三） 从设置立功制度的目的分析，这种行为应得到刑法的肯定性评价

《刑法》设置立功制度的目的是鼓励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帮助司法机关使得其他犯罪嫌疑人及时归案，以体现打击犯罪的及时性、有效性，最终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一直是它的出发点。规劝同案犯自首的行为，直接效果就是能使同案犯罪嫌疑人及时到案，因此，刑法应对此作出肯定性评价，对此类立功者应在量刑上予以充分的体现。

（四） 将规劝他人自首行为视为立功，符合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第５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据此，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本案叶某被取保候审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对6名同案犯进行有效地规劝，这不仅说明其犯罪后能确实悔过，主观恶性不大，而且还足以说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对其适用相对较轻刑罚，是完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同时，也符合国际上刑罚个别化发展的趋势。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叶某的规劝行为应视为自首，叶某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一审法院错误地理解了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立功的有关规定，没有结合条文所隐含的立法本意进行分析，将其行为作为酌定从轻情节，是完全错误的。

注释

[1] 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2] 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作者：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317000]

浅析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认定 篇7

1 交通肇事罪在法律评价中具有特殊性

1.1 在刑法评价中的特殊性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据本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肇事后具有“逃逸行为”的, 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般而言, 对于一般犯罪, 刑法并没有将犯罪嫌疑人的逃逸行为作为一种加重情节,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 在交通肇事行为中, “逃逸行为”具有着一种特殊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相关部门而言, 肇事者逃逸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带来很多困难;对于被害人一方, 肇事者的逃逸行为, 必然会使已处于危险境地的被害人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此种“次生危害”的危害性, 甚至会超出交通肇事行为本身。

1.2 交通肇事罪刑法评价中的行政法因素

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明确规定了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必须履行的相关的义务[1]。国务院《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对不履行上述行为而逃逸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作出了规定。基于此, 一些人认为, 肇事者报警、积极救助等行为, 是在履行行政法规设定的强制义务。因此, 同一个履行义务的行为, 就不能成立自动投案, 进而不构成自首。否则就构成了“重复评价”。交通肇事罪的行政法因素, 也使交通肇事罪的刑法评价具有了复杂性。

2 交通肇事案件中, 逃逸的认定和行政法因素不应影响自首的认定

首先, 我国刑法总则中对自首的条件有二条:一是自动投案, 二是如实的供述自己的行为。我国的自首制度本身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于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交通肇事罪中正确的适用自首制度, 一方面能鼓励肇事者积极主动投案, 使案件迅速侦破, 另外一方面, 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 即, 促使肇事者能积极主动救助伤者。应当认为, 刑法将“逃逸”行为作为一种加重情节, 很大原因在于逃逸行为会给被害者的生命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但是, 仅仅以逃逸与否作为加重情节的标准, 不能明确体现出保护伤者生命安全法益的意图。假设肇事者并未逃离现场, 却也不对伤者进行积极救助, 致使伤者未能得到及时救助, 这种行为就并不属于“逃逸”的加重情节。但是实际上对伤者造成的损害不低于“逃逸”行为。因此, 应该更着眼于怎样鼓励促使肇事者在肇事后对伤者积极进行救助。

因此, 如果能够对肇事者在肇事后积极报警、积极救治伤者等行为认定为“自动投案”, 那么对于肇事者基于趋利的本性, 会认为救治伤者对自己更为有利, 客观上, 会使伤者的生命安全得到更大的保障。

其次,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 逃逸行为与自首行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人反对交通肇事罪中成立自首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逃逸行为就是自首, 从而导致量刑断档。自首的条件是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肇事者报警并接受处理的行为, 是构成自首的条件之一, 也即并非报警并接受处理就构成自首。因此, 交通肇事后, 肇事者没有逃逸, 就按基本的刑度量刑;若有逃逸的行为, 再按加重情节量刑;若没有逃逸且又构成自首的,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不存在量刑断档的问题。另外, 有人认为, 刑法分则在规定交通肇事罪的第一量刑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其实已经考虑了自首的情节[2]。但是,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大部分过失犯罪, 第一量刑都是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 此说不能成立。

再次, 行政法规中规定的法律义务的履行不应妨碍对同种行为在刑法领域的评价。就交通肇事罪而言, 肇事后肇事者报警以及在现场等候相关部门处理的行为, 的确是履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义务, 但这并不能妨碍甚至不能影响对该行为在刑法意义上作出的评价。确切的说, 刑法上的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是指在定罪量刑时, 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评价, 即禁止重复评价中的评价必须是相同性质的刑事评价[3]。因此, 根据罪行法定原则, 只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符合了刑法中关于自首的规定, 就应当认定为自首。这种认定不应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一行政法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启香.浅谈交通肇事罪中自首情节的认定,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2) .

自首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篇8

一、自首成立的条件

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特殊自首,其中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为自动投案,意为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出于本人意志在相关部门机关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控制从而进一步交代个人的罪行。这就意味着自动投案必须具备的条件为行为发生在归案之前、基于个人意志以及自愿被控制。而如实供述自身的罪行所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在投案之后如实地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而主要犯罪事实则是指能够证明行为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事实,但是不要求交代事实全部细节。

第二种则是特殊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条,对于特殊自首的成立不要求自动投案,但是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自首的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被告人以及正在服刑的罪犯,除此之外,其他犯罪分子不能构成特殊自首;第二则是要求犯罪分子必须如实地向司法机关供述当前未掌握的犯罪行为。

二、自首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一)自动投案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前文中提到,自动投案必须是在归案之前基于本人意志,向司法机关承认犯罪事实。关于这一点的疑难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报案是否能够界定为投案

在一般情况下,报案与投案之间的区别很大,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有着特殊情况。例如甲和乙发生争执,其中甲使用利器将乙刺死,随后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民警发现甲身上带伤,误以为甲是被害人,便提出让甲去医院进行治疗,随后进行询问。于是甲去医院进行治疗,但是不久之后派出所再次接到报案,得知甲为杀人凶手,随后将其抓获。从表面上来看,甲的行为属于报案,不能够将其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是甲属于文盲,不具有文化水平,更不知道报案与投案之间的差异。且事实是甲在治疗过程中并没有逃跑的行为,而是他自接受公安机关的控制和制裁,行为完全满足自动投案的标准,因此最终认定为自动投案。

2.关于“形迹可疑”自首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形迹可疑”自首的解释,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因为形迹可疑被相关部门盘问和教育之后主动交代自身的犯罪事实同样可视为自首。而此处的“形迹可疑”的界定存在较多的质疑。其通常的说法为: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犯罪嫌疑人确切的犯罪证据,或者拥有一般证据但是不能表明形迹可疑的人为犯罪嫌疑人而进行盘问之后供认。在“形迹可疑”自首的认定中应当牢牢把握的有两点,首先是把机关是否掌握了行为人犯罪的线索与证据;第二则是行为人不如实交代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司法实践过程中,公安机关在对形迹可疑的人员进行盘问与教育过程中如果发现了犯罪相关的物品则不能够视为其满足自动投案的条件。则“与犯罪相关的物品”的界定条件同样又是一个问题,对于“与犯罪相关的物品”不能够进行广义的解释,这里指的是能够认定行为人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对于得到的认定行为人一般违法行为、不足以证实其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物品的情况下,即使提前发现也不能够影响行为人的自首认定。

3.“犯罪后滞留现场”是否满足自动投案条件

针对这一问题也有相关解释: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在犯罪现场滞留,未对抓捕行为产生抗拒,归案之后如实供述自身罪行的也应当认定为自首。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之后出于自身意志,主动放弃逃离等待警方抓捕归案的,只要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目的就能够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是对于在犯罪嫌疑人知道他人报案之后,在现场等候的是否能够认定自首存在不同的看法。根据《意见》中的解释,知道他人报案之后在犯罪现场等候,且警方在抓捕过程中无抗拒行为、对自身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情况也认定为自首。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受到群众的围堵、或者受伤等非个人意志因素未逃离现场的则不视为自首。

4.“双规”期间交代的犯罪事实是否为自首

“双规”所指的接到群众举报或者纪检部门发现问题之后,责令被查处人在规定的地点、时间内交代个人的违法乱纪问题。但是这里的纪检部门并不属于司法机关,对于这一问题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有意见认为,纪检部门非司法机关,即使被查处人的犯罪事实被发现也不能够认定为司法机关发觉,且双规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因此不能够视为被查处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但是也有意见与之相反,认为被双规之后,纪检部门已经发现了被查处人的犯罪事实,此时纪检部门代行司法机关的部分职权,应将其视为司法机关。尽管双规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中的5种强制措施,但无疑具备强制措施的根本特征,限制和剥夺了被查处人的权利与人身自由,甚至较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更加有力,因此需将其视为准强制措施。但是在双规期间,被查处人如实交代自身的犯罪事实是否能够将其视为自动投案不能够一概而论,应结合实际情形区别对待。首先:举报人对于被查处人的犯罪事实非常清楚且证据真实有效。但是被查处人前期形成侥幸,在百般抵赖之后看到纪检人员的证据才愿意交代事实的不能够认定为自首;第二种:纪检部门掌握有相关事实和证据,但是未告知被查处人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后交代犯罪事实的可视为自动投案;第三种则是举报内容不实,被查处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满足自动投案条件;第四种:举报证据如实,被查处人在交代被举报犯罪事实之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与纪检部门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的,参照司法解释,如果与纪检部门掌握的犯罪事实不属同种,认定为自动投案,如果属于同种罪行则仍然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特殊自首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1.特殊自首中的“司法机关”界定

特殊自首中,司法机关是泛指全国的所有的司法机关还是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司法机关或者是供述地的司法机关等对此存在不同的认识。例如犯罪嫌疑人在甲地将被害人杀死,公安机关在抓捕过程中嫌疑人逃脱到乙地,最后该嫌疑人在乙地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因盗窃罪名对其进行拘捕,在讯问的过程交代了在甲地杀人的犯罪事实。针对这样的情况,甲地的公安机关已经明确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杀人事实,对于该罪犯不能够认定为自首;但是也有意见认为,这是的司法机关也包括处理案件的乙地司法机关,其并没有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杀人事实,因此对于嫌疑人的供述可以认定为自首。针对这样的分歧,第一种过于武断,与自首制度的目的相背;而第二种观点也不够明确,处理案件的机关种类非常多,可能有公安机关、嫌疑人的接受机关、归案机关等。因此,根据特殊自首的条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抓捕之后供述其他罪行的,“司法机关”应当是其供述罪行所在的机关。

2.“司法机关尚未完全掌握”的界定

“司法机关尚未完全掌握”的含义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里的“司法机关尚未完全掌握”的含义应当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的工作人员没有完全掌握其犯罪证据。因为在实际案件处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工作人员可以代表“司法机关”,并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因此,他们没有完全掌握就代表了司法机关没有完全掌握,而不管同一机关下的其他工作人员是否掌握。只要进行讯问的工作人员没有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接受其供认的事实,就能够认定为自首。

3.采取强制措施期间逃跑后自动投案是否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由于犯罪事实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后逃跑,在追捕过程中自动投案。这一过程中对于逃跑期间构成的新的罪名认定为自首不存在异议,但是嫌疑人原来的犯罪事实是否同样被认定为自首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后逃跑实际上没有归案,原有强制措施的拘束力消失,与未采取强制措施的区别不大;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情况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为犯罪分子提供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否则不利于宽严并济目标的实现。这两种观点的可行性有待商榷,自动投案所指的是犯罪事实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发觉后未采取询问等措施的情况下处于自身意志的投案,也就是说自动投案应当在接受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刑事诉讼开始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逃脱后应中止审查,其范围仅仅限于诉讼程序暂时的停止,中止审理之前进行的诉讼活动仍然有效,也就是说,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逃跑之前对其进行的强制措施及讯问等活动有效。因此,犯罪嫌疑人逃跑后又自动投案明显是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因此不满足自动投案的条件,也不能够认定为自首。此外,结合社会学来看。如果此时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就等同于承认了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有效性,遵守强制措施的嫌疑人得不到从轻、逃跑的却可以创造从轻情节,明显与立法原本的意志相违背。因此,针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采取强制措施后逃跑再次投案的,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的犯罪行为不能够认定为自首。但是如果嫌疑人先前被认定为投案自首,采取强制措施之后逃跑、再次投案的,由于前期的自首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后期自动投案启动了前期投案的有效性,仍然可以认定为自首。

摘要：自首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处理政策的重要体现,针对这一行为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最高法院也明确地解释了自首的认定。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针对自首的认定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尤其是在特殊自首中关于“司法机关”范围等含义认定存在较大的疑问,本文就自首认定中几个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准确界定自首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自首认定,犯罪,自动投案,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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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战胜.论自首的认定——兼谈职务犯罪案件的自首认定[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8):57-59.

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 篇9

这是“两高”针对当前职务犯罪案件刑罚适用中的突出问题, 为坚决贯彻依法从严惩处腐败分子的方针而制定的一个重要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 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经过‘两高’调研, 职务犯罪案件轻刑适用比例偏高, 有立法、司法、办案机制、案件特点以及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其中, 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运用不够规范。”

据了解, 《意见》规定的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当中自首、立功、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赃款赃物追缴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都是办理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在具体理解和适用上存在分歧的问题。

“对这些量刑情节明确其成立条件, 严格其认定程序, 规范其在量刑中的作用, 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从根本上解决部分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上失之于宽的问题, 确保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的方针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

《意见》强调, 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自首的两个法定要件。没有自动投案, 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 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 不能认定为自首。

《意见》明确了三种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的具体情形, 分别是:非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的行为;没有指明具体犯罪事实的“揭发”行为;犯罪分子提供的线索或者协助行为对于其他案件的侦破或者其他犯罪分子的抓捕不具有实际作用的。

为严格“立功”的认定程序, 确保立功认定的严肃性, 《意见》要求, 审查是否构成立功, 不仅要审查办案机关的说明材料, 还要审查有关事实和证据以及与案件定性处罚相关的法律文书。

《意见》还对据以立功的线索、材料来源予以了限制, 规定四种来源不得认定为立功, 即:本人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的;本人因原担任的查禁犯罪等职务获取的;他人违反监管规定向犯罪分子提供的;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的。

论单位犯罪自首制度 篇10

一、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争议

单位犯罪的自首, 在刑法理论上, 也称为法人自首, 是相对于自然人自首而言的。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对单位犯罪做出规定, 所以在1997年刑法修改中规定了单位是法定的犯罪主体之一。然而,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却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 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 并且借鉴了国外刑事立法中优秀成分的结果。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有关犯罪单位自首的诸多例子。因此, 在我国迫切需要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进行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都规定了单位犯罪制度, 但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即单位能否成为自首主体没有明确的规定。单位犯罪是指依法成立, 有着合法的经营目的和经营范围的经济实体或者组织以其合法“身份”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联合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这一规定用司法的形式承认了单位自首。尽管目前对单位犯罪自首问题在刑法学理论上尚有诸多的分歧, 总的来说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二、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及处罚

(一) 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

如前所述, 单位犯罪自首是相对于自然人自首而言的。从自首的本质来看, 自首是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将自己主动的交给国家审判, 因此较之于犯罪人被动归案, 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 有必要对单位犯罪的自首进行认定, 并根据其自首的情况判处刑罚。许多刑事法律陆续规定了其他可以成立单位犯罪的罪名 (如:受贿罪、行贿罪、偷税罪等) 。我国刑法1997年修订时, 不但在总则中设置了单位犯罪条款, 而且在分则中规定, 对绝大多数经济领域里的犯罪, 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目前单位犯罪在我国理论和立法方面的广泛认可。

(二) 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对于自首认定的表述, 我们看到现行刑法规定的自首制度是否适用于犯罪的单位, 法条没有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也存在着异议, 但若因此认为自首制度是不适用单位犯罪的话, 我认为是不全面的。

1、刑法之所以设立自首制度, 不仅为了降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 更为了提高司法效益和效率。

2、从功利论角度来看, 犯罪单位犯罪自首比自然人自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单位犯罪自首制度

(一) 单位犯罪自首的弊端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自首的情况已经出现, 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 其数量也会不断增加。例如, 在成都中院审理的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欺诈发行股票一案中, 该公司向司法机关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罪行。法院最后以法律没有规定单位自首为由而没有认定, 但是对几个被告以自首减轻处罚, 说明在我国急需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进行完善。

(二)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首先, 从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看, 完善单位犯罪自首制度, 有利于促进犯罪单位的自动投案, 分化瓦解犯罪。单位犯罪是经过单位内部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或故意或过失实施的犯罪行为。在某些犯罪中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有关人员往往在实施犯罪之前达成攻守合谋, 千方百计的设置障碍对抗侦查, 从而增加了案件的侦破难度。

(三)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依据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既然都有自首问题, 那比照自然人犯罪对单位犯罪认定问题有积极意义。根据刑法第67条对于自然人自首的规定, 自然人自首的刑法理论由起初普遍地坚持的“全部犯罪事实”退到“主要犯罪事实”上来, 我们可以得出自然人犯罪的一般自首的两个成立条件, 即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这里的“如实”应有二层含义:其一, 供述或交待的范围要如实, 即已供述或交待的犯罪事实与已实施的犯罪事实在量上要相符;其二, 供述或交待的性质要如实, 如不能把抢劫交待成抢夺。立法者似乎仅把犯罪的自然人作为自首的主体, 而却忽略了单位也是法定的犯罪主体之一。

(四) 措施

首先, 增设坦白制度。坦白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政策的全面落实的需要, 是自首制度的自然延伸。既然自首制度适用于犯罪的单位, 那么坦白制度也同样适用于犯罪的单位, 并且我国的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对坦白从宽制度, 一直持肯定的态度。

其次, 明确刑罚裁量的量刑情节。在大多数情况下, 要考虑对自首的单位予以从宽处理, 但在少数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不予从宽。在对自首犯定罪量刑的时候, 应当考虑自首的动机、自首的时间、自首的方式、自首的形态等。

由于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在我国刑事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往往给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审理有关单位犯罪自首类案件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 从增设坦白制度及归制对单位自首的量刑等方面入手对单位自首制度进行完善和改进, 将会使自首制度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铭喧:《刑法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

[2]陈兴良:《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