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共11篇）
汇率政策 篇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 过去几年来, 中国在通过增加市场因素来确定人民币汇率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尤其是自从2005年实行汇率改革以来, 人民币有了实质性的升值。尽管如此, 考虑到中国在贸易方面所占的优势, 人民币币值仍被严重低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近一年基本稳定, 近期外界敦促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仍不断加大。最近,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卡恩、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等在内的多国财金官员及国际组织, 纷纷表示中国应当放松汇率管制, 让人民币升值。美国若加入战团, 无疑令中国汇率政策承受的压力突然加剧。
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走势分析
1、升值预期过高的原因主要是货币性因素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后, 人民币汇率是不是按照国际投机者的预期, 持续不断地上涨, 如果不是, 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如此之高, 基本原因是什么?人民币确实存在小幅升值的压力, 但并没有外界舆论和预期的那么大,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 有实体经济因素, 但货币性因素远远大于实体经济性因素。
2、市场升值预期信号在减弱
人民币汇率改革正朝着浮动迈出了关键的、可喜的一步, 客观上相对稳定了市场的预期。此外中美利差保持了一定的差距, 美元短期内将较为稳定, 中国利用外资的增幅在减缓, 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实际大幅升值的压力不大
(1) 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不断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汇率机制改革前后, 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管理局) 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从目前看, 这一系列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其效应尚未完全发挥, 而且在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建设方面, 我国还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各种长期被压抑的用汇需求还可进一步释放, 因此完全有可能在继续实行资本管制的整体框架下, 进一步增加外汇资金需求, 不断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 中美利差在一个时期内仍将保持一定的差距
中国目前对银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外汇政策的“胶着”, 使货币市场利率一直走低, 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低位水平。另一方面, 近几年来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企业利润增长幅度减弱, 物价上升速度减缓, 出现了对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为了刺激经济也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 中美利差趋于保持一定的差距。
(3)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渐进性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限度内, 监管资本跨境流动还有相当的空间和较为成熟的政策经验。鉴于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问题, 相信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项下完全可兑换的进程, 将会持有一个谨慎、渐进、连续的态度, 绝对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快, 更不可能按照国际游资预测的轨迹走。中国将会采取严格的资本流入管制, 并视发展状况出台新的政策, 尤其是对短期流动性资本的管制。随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经验的逐步积累, 必然会加大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增加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直接冲击的难度。
二、中国汇率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相对较为谨慎, 但中国绝对不能单一来解决当今全球经济、贸易的失衡问题。全球经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是美国经济的失衡, 是美国多年经济政策的结果。由此评价美联储格林斯潘的政策和遗产, 对世界而言, 是福还是祸?需进一步认真研究。因为要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失衡带来的全球汇率波动, 首先需要美国以大国负责的姿态来对待全球经济失衡, 主动对多年积累的已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同时, 鉴于美国经济“硬着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 针对此结果, 最后无奈的选择, 只能是各国加强合作, 分别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 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1、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是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
理论上贸易格局的变化与汇率的变动密不可分, 但全球近18年的贸易格局变化不是由汇率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世界贸易结构出现三大特点。一是跨国资本流动直接带动了东亚各国包括中国的国际贸易。二是当前世界的资本流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 跨国公司引导了国际贸易的流向。三是世界三大区域的贸易差额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对其他两个区域的贸易从“一顺一逆” (对欧盟顺差, 对东亚逆差) 变成“双逆差”。
2、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在逐步弱化
由于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变化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1) 汇率波动基本已由金融性交易主导
全球跨国货币交易量已远远超过全球贸易量, 跨境外汇日均交易量已达世界全年贸易额的10%左右。由于全球资产泡沫此起彼伏, 金融性交易经常脱离实体经济。汇率信息中存在噪音, 不仅不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 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汇率波动的方向与幅度较恰当, 其效应的显现往往还需相当时间。因此, 平衡贸易差额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汇率的市场化调节。
(2) 部分汇率风险已被跨国公司内部化
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主体后, 汇率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 主要调节内部的利益分配, 并不严重影响整体利益。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3) 汇率波动基本不影响产品最终售价
一方面, 产品最终售价中非贸易占比不断提高, 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另一方面, 汇率大幅高频波动, 使国际贸易承受不必要的汇率风险。为保持市场份额, 出口厂商更倾向于自我消化汇率风险, 而不是转嫁风险, 汇率对需求的影响已经弱化。
(4) 贸易不平衡格局具有长期的内在稳定性
汇率对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力在下降, 经济周期的影响力也出现下降, 全球贸易基本格局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1996-2009年, 不但世界各国的汇率发生了较大波动, 各国经济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 但国际贸易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3、世界货币体系失衡再次显现
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特里芬难题与汇率风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遭到削弱, 但仍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0%以上, 国际外汇交易的40%、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仍面临着“特里芬难题”, 即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的货币坚挺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要求的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美元发行不受约束, 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不断。更重要的是, 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再有黄金约束, 世界货币的发行往往服务于一国国内的经济需求。
4、美国近期政策的走势分析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 世界各国需求不足, 靠出口美国维持。目前在全球经济又一次失衡的状态下, 美国政府完全可能沿用过去的政策思维和政策手段, 解决美国的困境。历史上,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 美元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贬值和升值, 正是这种大起大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强势美元往往与巨额贸易赤字相关联, 同时引起货币的超额供给;弱势美元往往与贸易赤字改善相连, 同时导致货币的超额紧缩。
三、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
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既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也不能盯着中国的汇率。在上述世纪性难题背景下如何思考中国的汇率政策取向?尽管2001-2009年,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逐渐在上升, 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一定的比例。而且, 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 但比重却在下降。可见,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 而不是地区性的。
近期, 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 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 (人民币升值) 压力, 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 同时, 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 主动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 减少财政赤字, 提高市场利率, 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的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 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 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近期G20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 虽然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 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第一, 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 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略有升值压力的状态下, 近期应该: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 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 逐步放宽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 提高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 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公开市场操作既可采取现货交易, 也可采取远期、掉期等方式。第二,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无论是从金融危机教训看, 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 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要进一步改善外汇统计、监测工作, 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可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 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同时,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既稳定增长又不至于产生资产泡沫, 必须尽快出台有关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管理办法, 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第三, 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 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引入外资要有战略性安排, 应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 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因此, 首先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 让企业的资金需求尽可能在境内得到满足。其次要宣传和方便企业, 充分利用国内资金, 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 实现平等“国民待遇”, 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最后是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 支持企业进行资源战略储备, 并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第四, 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 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中国优秀大型企业大量海外上市, 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当前, 我国要加快发展和健全我国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险投资企业海外上市 (当然仍不排除在境内改善对其的相应融资环境) , 对于国有大银行上市筹资中, 面对是否“贱卖”的争论, 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发展境内私人股权基金作为第三方, 与境外投资者竞争入股, 包括筹集外汇资金入股, 在支持、调控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对房地产信托基金, 相关部门不能视而不见, 要提高工作效率, 尽快实现“与其放任不管, 不如发展中国的信托基金”。第五, 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第六, 增加双边贸易协定, 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第七, 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主导战略。
摘要：中国汇率升值预期过高的基本原因是货币性的, 而实际上实体经济层面升值压力并不大, 人民币将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 并在适当时机适度扩大浮动区间。当前,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不能依赖汇率自发调整贸易失衡。中国应强化内需主导战略, 与亚洲国家一起在经济和货币上, 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格局,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C.弗雷德.伯格斯坦: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4]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汇率政策 篇2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
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
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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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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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调当前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 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 资本账户开放 国际资本流动 汇率政策
“不可能三角”假说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会面临货币政策与资本流动的冲突问题。例如，当一国经济过热时，该国本应该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然而国内利率的上升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大举流入，从而使得该国经济因为流动性过剩而进一步过热。反之，当一国经济趋冷时，该国本应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国内利率的下降可能导致本国资本大举外流，从而使得该国经济由于流动性不足而进一步趋紧。
如果再加入汇率变动，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一国实行的是缺乏弹性的固定汇率制或准固定汇率制，上述货币政策与资本流动的冲突将依然存在，该国将会缺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如果一国实行的是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那么该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可以显著提高。例如，当经济过热而本国加息时，本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升值一方面将会抑制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另一方面将会通过进出口渠道抑制总需求，从而达到总量收缩的目的。反之，当经济衰退而本国降息时，本币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一方面将会抑制本国资本持续外流，另一方面将会通过进出口渠道刺激总需求，从而达到总量宽松的目的。
上述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与资本流动三者之间的权衡关系被称之为“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最早提出的。他指出，一国不可能同时拥有开放的资本账户、固定的汇率水平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最多只能在三者之间择其二而弃其一。例如，美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从而不得不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不可能三角”假说从提出之后迄今，一直饱受争议。
争议之一，是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及选择问题。比如，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是同时实现了部分的汇率弹性、部分的资本账户开放以及部分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中国选择的不是“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而是选择了“中间解”。这看起来也确实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渐进式折衷道路，但也需要考虑成本问题。
争议之二，是法国经济学家Helene Rey提出的不可能两难（Impossible）假说。她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的研讨会上指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即使一国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该国也不能维持独立的长期利率。这意味着，一国央行事实上只能在资本流动管制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选择一个，也即“不可能三角”蜕化为“不可能两难”。这种观点显然强调了资本流动管理的重要性，而弱化了弹性汇率制度的重要性。
“不可能三角”假说与当前中国经济
尽管“不可能三角”假说一直受到争议，但笔者认为，基于 2015年8月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可结合“不可能三角”假说来探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难题。
第一，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程度已经显著加深。自2009年中国开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至少在人民币跨境贸易与投资项下，以本币计价的资本流动所面临的障碍已经显著降低。自2012年中国表态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之后，各类资本流动面临的管制也显著下降。因此，尽管目前中国还未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但跨境资本流动已经显著加强。
第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处的环境需要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其一，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在下降，但若干证据表明，当前的宏观经济增速已经显著低于潜在经济增速，即出现了为负的产出缺口。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无论GDP缩减指数还是PPI同比增速，都已经出现持续负增长，这意味着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而要应对通货紧缩，需要出台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其二，在地方债增多、房地产市场收缩造成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显著下降，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四万亿政策刺激因素等共同影响下，目前中国的财政政策也面临一定难题，这就使得货币政策方面可能面临更大的放松压力。目前中国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仍有1.5%，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17.5%，因此无论降息还是降准都还有空间，且降准的空间远大于降息。
第三，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较为明显的贬值预期。市场上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预期始于2014年二季度。从2014年二季度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市场价持续低于中间价。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13—2015年人民币跟随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快速升值，而这种状况较明显地背离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把上述三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就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难题。
如果不收紧对资本流动的控制，那么就会面临放松货币政策与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的两难。如果通过进一步降息与降准来刺激宏观经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会因为利差的缩小而继续贬值，且汇率贬值可能会与资本外流之间相互强化。而如果试图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就不得不推迟甚至放弃降准或者降息，进而中国经济的下行就可能变得难以抑制。
如果既想放松货币政策，又想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那么需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但一方面可能导致人民币国际化的退步，另一方面可能遭致国际社会的非议。
鉴于这种形势，中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首先，在政府层面，多次重申人民币汇率不具备持续大幅贬值的基础、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其次，为防范风险，已强化对外汇兑换与资本外流的管理。例如，投机者已经很难在香港离岸市场上借到人民币，离岸人民币拆借利率已经显著上升。又如，零散换汇并集中汇至海外特定账户的行为已经受到明显遏制等。再次，为了稳住汇率，多次推迟降息降准，而仅仅通过逆回购、SLF与MLF等短期流动性调节措施来补充流动性。
如何协调当前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
笔者认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经济。对大国经济而言，内部平衡的重要性要高于外部平衡。若要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内部平衡，需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需要进一步增强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并且维持必要的资本账户管制。
首先，为了消除负向产出缺口，政府实施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其中积极的货币政策不可或缺。从目前看，政府政策的重心似乎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更为偏重。笔者认为，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发挥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因为供给侧改革对于提升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速的作用可能会更为显著。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可能需要降息与降准并举。考虑到当前的政策空间，建议未来将降准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其次，为了给宽松货币政策打开空间，需要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比如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在当前形势下，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可能会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短期内贬值。但只要贬值幅度不是过大（不出现汇率超调），那么市场力量下的贬值还是利大于弊的。这既有助于缓解有效汇率升值过快对出口造成的冲击，也有助于释放贬值压力、消除市场上持续的贬值预期。笔者认为，建立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年度宽幅目标区机制，可能是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最佳选择。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以及提高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建议保持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而非继续开放资本账户。一方面，如果资本流动没有障碍，那么汇率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之间可能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这可能导致汇率发生超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如果资本流动没有障碍，那么宽松货币政策将会导致资本外流，由此可能造成流动性不松反紧，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那么从这两方面出发，维持必要的资本账户管制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这又意味着，一是中国在短期内不应出台进一步放松资本外流的措施，例如QDII2等；二是加强现有资本账户框架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加大对虚假贸易、贸易项下转移定价以及地下钱庄的打击等。要加强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还要注重顺应市场规律。例如，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要避免人为地提高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利率以及人为地压缩离岸人民币供给，以防止对人民币离岸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大国，我们需要遵循大国的行为逻辑。当国内经济形势要求货币政策放松时，建议毫不迟疑地放松货币政策，不被汇率维稳束缚了手脚。为了提高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力以及防止汇率向下超调，建议加强资本流动管制，并采用市场各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实现。
注：
1.本文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盘古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PRIME）高级研究员。
汇率政策 篇4
一、利率与汇率关系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
凯恩斯1923年在《论货币的改革》中提出的利率平价假说。后由艾因齐格等人完善了该理论, 由此产生了抵补的利率平价和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理论。弗兰克尔与卡甘提出弹性货币分析法, 指出本国与外国的国民收入水平, 利率水平会通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而决定汇率水平。多恩布什于1976年提出的超调模型, 指出商品市场价格的粘性, 即货币供给增加引起本币利率下降和汇率瞬间贬值程度大于其长期均衡水平。克鲁格曼在《汇率决定》中介绍了汇率的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中, 一国的利率和汇率与本国的支出、吸收和贸易密切相关, 并影响着两者的互动, 从而间接地说明了汇率与利率机制的产品市场传导。
在实证分析方面,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抛补利率平价, 其中弗兰克尔和利沃科 (1975) 的实证检验最为著名。哈克和汤恩德 (1981) 、库姆拜和奥伯斯菲尔德 (1981) 、戴维森 (1985) 、卢派斯科 (1984) 、泰勒 (1987) 等学者们分别对非抛补利率平价进行了实证检验, 然而实证结果均拒绝了非抛补利率平价。Berk, Knot (1999) 对上个世纪80年代前美国等国的长期债券利率差异与本国以购买力为基础的汇率关系来进行验证, 并得出了非抵补的利率平价的结论。Flood和Rose (2002) 利用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时期23个国家的日数据进行验证, 从而得到了非抵补利率平价关系在金融危机时期比金融稳定时期更加显著的结论。Chinn和Meredith (2004) 实证验证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在西方七国表现出了长期内成立, 然而在短期内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却不成立。
二、汇率政策是否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支持汇率纳入货币政策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Svensson (1999, 2000) 认为由于汇率途径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方式。因此, 在通货膨胀目标制, 把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是有益的。Obstfeld和Rogff (1996) 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具有追随国和领导国的斯坦尔伯格寡头竞争模型。同时, 指出追随国如果使利率盯住领导国是很难以维持自身相对固定的汇率水平。与之相对应地, Benigno和Ghironi (2007) 建立了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利率规则, 使其能够保证追随国固定汇率水平的稳定性, 且不依赖于传统的货币供给路径。以Laxton和Pesenti (2003) 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把汇率纳入货币政策中, 原因在于, 通过利用全球经济模型 (GEM) 对开放经济国家进行分析表明汇率在全球经济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很弱。Zanetti (2006) 构建了具有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货币模型, 通过该模型发现了带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均衡的影响, 得出了经济波动主要原因在于理性人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预期的改变。
国内学者王胜、邹恒甫 (2006) 认为外国经济对我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效果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研究开放经济中的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中的运用。艾洪德、郭凯、李涛 (2008) 认为利率规则必须以利率的内生性为客观研究依据, 同时指出我国运用利率规则的优势及劣势。邓创、石柱鲜 (2011) 构建了在开放条件下包含汇率因素的“混合型”泰勒规则, 并利用该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价。
三、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Basurta和Ghosh (2000) 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 紧缩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本币升值, 但没有证据表明实际汇率的提高会加大风险, 他们认为名义利率并不是货币稳定性的标准。Obstfeld (2004) 指出无论是价格弹性还是粘性, 面临冲击要求最优政策是给经济以相对更大的刺激, 相应名义利差和本币汇率更大的变化, 可以保证资产市场的均衡。Mckinnon (2005) 建议中国的货币当局要稳定汇率, 放缓实施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Giovanni和Shambaugh (2006) 指出经济发达的国家利率水平会影响到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 而且实行盯住汇率制度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受到削弱。Dong (2008) 探讨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的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行为的影响。Hsing (200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当局对当期汇率有负向响应, 而对其滞后的汇率存在正向响应,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货币当局汇率无响应。
我国在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两变量之间的联动关系方面, 谢平、张晓朴 (2002) 利用1994-2000年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验证在弗莱明--蒙代尔模型的和三元悖论, 同时提出了若干协调建议。刘锦虹 (2004)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体现了不可调和的“三元悖论”, 因此放开资本项目, 增加汇率浮动灵活性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刘淄 (2005) 基于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的实际情况, 构建了资本不完全流动下的利率和汇率模型, 实证结论表明利率传导途径在我国是有效的, 而汇率传导途径存在阻滞。徐薛宏立 (2006) 通过引进制度摩擦系数进一步修正了模型使其更加符合本国国情, 探讨了金融市场动态开放中的利率-汇率联动问题。何慧刚 (2007) 认为应该增强我国利率-汇率联动协调机制, 从而实现我国内外经济均衡。孙丽娟 (2008) 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利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存在着较弱的负向长期均衡关系, 实际利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互动关系需要经过较长的时滞才能反映出来。鲁方生、陈恩情 (2009) 利用IS-LM-BP模型分析在内外均衡的目标下, 如何利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机结合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曹强、虞文美 (2010) 基于“三元悖论”的理论分析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现存矛盾, 阐述了汇率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和运用带来的影响。袁一堂等 (2011) 从货币错配的视角出发, 研究了我国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选择上的矛盾状况, 并就化解矛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金娟、李富有 (2012) 人民币利率波动、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有一定影响, 并在汇率改革之后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可知, 前述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部分成果实现了学术突破。但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以及中国经济二维转型的背景下, 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综合研究还远远不够丰富和深入, 针对这一领域还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研究:1) 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交互作用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 这种影响是否与货币当局的预期相吻合。2) 包含汇率政策在内的扩展的泰勒规则在中国经济的适应性。3) 研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机制研究。
参考文献
[1]谢平, 刘斌.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新进展[J].金融研究, 2004 (2)
[2]盛松成, 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10)
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政策效应分析 篇5
关键词：汇率 货币政策 浮动汇率
一、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
当一国存在国际收支顺差时，该国货币当局不得不为维持固定汇率而立即购入外汇的赢余，从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这会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产生加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财政扩张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会对财政政策有一个加强效应，其强弱跟资本流动性的强弱有关：当资本有限流动时，会有一部分的加强效应，并且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这一加强效应会逐步趋强，当资本完全流动时，固定汇率制会对财政加强效应达到最大；当一国存在国际收支逆差时，该国货币当局不得不为维持固定汇率而抛售外汇，从而又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对扩张的货币政策产生一个完全的挤出效应，完全消除了货币扩张及其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就是说，无论资本的流动性如何，长期来看，扩张的货币政策对于提高国民收入是完全无效的。
二、浮动汇率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
浮动汇率制会对财政政策有一个挤出效应，其强弱随资本流动性的强弱。当资本有限流动时，会有一部分的挤出效应，并且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这一挤出效应会逐步趋强；当资本完全流动，浮动汇率机制会对财政扩张产生一个完全的挤出效应。存在国际收支顺差时，该国货币会自动升值，会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产生一个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扩张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力；存在国际收支逆差，此时该国货币会自动贬值，会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产生一个加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货币扩张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长期来看，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力最大，但其影响力会随着资本流动性的趋弱而相应减弱。在资本完全不流动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最终将会完全失效，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最终是无效的。固定汇率制对于货币政策总是有着一个完全的挤出效应，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在资本完全不流动情况下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力最大，但其影响力会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而相应减弱；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最终将会完全失效。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则总是有效的（无论资本流动性如何），浮动汇率制对货币政策总有着一个加强效应，并且其加强力度还会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而上升，在资本完全流动时，这一加强效应达到最大。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改革现有汇率制度的基本取向及措施
（一）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建立浮动汇率制
第一，中国已经加入WTO，从长期来看，贸易体制改革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第二，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只能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从我国国情和国家利益考虑，我国不可能为保持汇率稳定而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有可能调整的只能是汇率制度。第三，当前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浮动汇率制。
（二）汇率目标区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中期目标和近期的现实选择，从我国现实的金融市场等条件看，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近期只能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之间进行调和、折中，建立一种既有稳定性又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可供选择的汇率制度也只能是介于固定与浮动两者之间的“混合”体制。“混合”体制除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外，还有一种“目标区汇率制”。比较而言，汇率目标区具有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两种制度的优点，更适合改革与开放中的中国汇率制度。这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
第一，明确、公开的汇率目标区优于有管理的浮动。在明确的游戏规则下，中央银行与市场参与者共同把汇率运动的轨迹置于区间内，传递给市场参与者一个稳定的预期，而稳定的预期保持了信心，使市场参与者行为方式与中央银行的目标趋于一致，共同将汇率限定在目标区内。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由于缺乏有关波动区间明确的、公开的信息，市场参与者只能根据获得的信息做出预期。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银行比市场参与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其预期不确定性；预期的不确定将导致市场参与者反应过度，进一步导致汇率波动过度。
第二，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可增强我国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原因之一是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运动有更大的自主性。在汇率目标，一国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使汇率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移动，而且，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改变中心汇率与波动区间，避免汇率高估所引发的外部投机冲击。其二是央行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公众的预期心理来增强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在目标区内，央行的干预是不定期和不定向的，因而公众难以对央行的行为做出“完全理性”的预期，也就无法预先准确采取“逆向而动的对策”。因此，多数投资者会赶在央行干预前，顺应预计的干预方向进行市场交易，使现实汇率在央行干预之前就产生央行所希望的走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央行干预的压力。
第三，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可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原因之一是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后，汇率自由浮动的余地相对增大了，央行有了相应干预的自主权，在它认为无干预必要时就不采取类似购入外汇、抛出本币一类的行为，这样就不会为维持一个“内在固定”的汇率水平而被动的增加货币投放。即使进行强力干预时，由于汇率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总量也不会发生太大的波动。其二是目标区汇率灵活性和稳定性兼顾的特点使汇率政策能够有效地调节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
第四。汇率目标区制度与中国金融进一步改革与开放的渐进式路径相吻合。我国经济改革与开放是渐进的，金融的改革与开放也必然是渐进的。在渐进式的改革与开放中，汇率制度的设计也应该是渐进式的，即以现存的汇率水平为中心汇率，确定一定的波动区间，然后再逐步放开，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汇率制度。
(三)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的具体措施
第一，确定人民币中心汇率。改变目前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参照，将人民币汇率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以一篮子货币来确定人民币中心汇率。在确定中心汇率时，根据我国经贸关系的实际情况，应盯住美元、欧元及日元与我国国际收支关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货币，如港元，由这个货币篮子产生一个加权中心汇率。
第二，确定汇率波动范围。围绕中心汇率，设定一个汇率的带状浮动区，即目标区。在目标区中，可以允许本币币值围绕中心汇率小幅波动。当汇率在允许的波动范围内时，货币当局不予干预；当汇率预期将超过目标区上下限时，货币当局通过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本币进行对冲性干预。另外，中心汇率本身也是可以调整的，货币当局可根据本国国际储备状况或价格的近期变化定期地对中心汇率进行小额调整。
第三，实施汇率目标区制的配套改革。首先，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改进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2002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所有中资企业均可获得上限为去年外汇收入20%的留汇权，新企业则可获得5万美元的留汇额度。这一举措不仅能减轻央行经常性以市商身份入市干预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削减涉外企业因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同时，扩大了企业用汇自主性和灵活性，给它们以控制管理外汇风险的压力，从而分散汇率风险，有利于其逐渐适应将来更大弹性的人民币汇率。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留汇额度仍可进一步放宽，直至变强制性结汇制为自愿结汇，使整个外汇供求有效地出清价格，灵活地引导和调节需求。其次，转变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角色，扩大外汇银行持有外汇余额的比例。放松对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净头寸管制，中央银行只需依法实施监管和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适度干预，以免汇率过度浮动。这样可以改变当外汇市场供大于求时中央银行是惟一买者，求大于供时央行又是唯一卖者，央行若不入市买卖，外汇交易就无法顺畅运行的局面。再次，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及我国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奠定良好基础，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趋于完善。我国的利率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应制定未来5年内利率市场化的战略步骤，采取先贷款后存款、先浮动后放开、先大额后小额、先农村后城市、先外币后本币等措施。
第四，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积极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一要甄别资本项目交易，避免与经常项目交易发生混同，防止逃避管制。二要对资本项目交易所涉及的货币兑换、支付和转移加以管理，尤其要区分经常性交易和资本性交易。根据国际经验，建立外汇管理部门、外汇经营者和海关之间的信息交换系统，是有效区分经常性交易和资本性交易的手段。
第五，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其一是适当增加市场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买卖，以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对市场价格水平的操纵，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其二是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充分发展远期交易、调期交易、回购交易、外币期货期权等交易手段；其三是逐步扩大外汇交易中心的交易会员数量；其四是建立有形外汇市场和无形外汇市场相结合的、近期与远期相协调的外汇市场体系。
汇率政策 篇6
对于中央银行来讲, 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实施金融调控、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两大政策工具, 如果不能有效地将这两者加以搭配和组合就会产生冲突, 直接影响到内外均衡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
1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1 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压力。
货币投放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 并且由于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动与国内经济周期的走向一致, 即国际收支高顺差与经济高增长相对应、低顺差与经济低增长相对应, 这样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变化往往与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发生矛盾, 即经济高增长时期, 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增多, 而经济增长走低阶段, 外汇占款减少, 导致基础货币难以增加, 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 对冲压力不断加剧。
1.2 我国国际贸易中巨幅顺差和外汇占款增加导致资金流动性过剩。
从当前我国的情况看, 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过多。二是银行体系资金过多, 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日趋扩大。三是流动性过剩导致商业银行过度竞争, 放大信贷风险。
2 协调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 在现实中, 政府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多目标规划, 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实现不同经济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 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相互协调:
2.1 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 实现利率与汇率之间灵活的传导机制
利率是货币资金的价格, 是国内资本市场的调节器, 根据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 利率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 利率管制易使内外部经济失衡。目前我国实行的基本上仍是管制利率制度, 由市场决定的利率较少, 只有同业拆借利率、国债招标发行利率等由市场决定, 银行贷款利率虽有波动幅度, 但波幅较小, 管制利率的存在造成投资、消费、进出口对利率的弹性较小, 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利率-汇率之间的传导受阻。
2.2 短期内增强汇率弹性, 长期实现汇率浮动制度
在短期内我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 具体而言, 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 变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 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对于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 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售汇比例, 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 结售汇比例越低, 则意愿结售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 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售汇比例, 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例结汇;第三层次, 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账户, 保留现汇, 账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 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
第二, 选择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管理方式。
2005年7月21日我国出台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决定合适的汇率浮动区间时, 应考虑以下因素:汇率政策目标、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国内利率水平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不成熟的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较弱的风险防范意识等。
2.3 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央行为了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 继续完善公开市场业务, 并加强同其他冲销工具的结合应用。公开市场业务是开放经济下对冲国际资本流动、调节国内货币供给以稳定宏观经济的最为主动、灵活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第二, 重视投资、引导投向、发挥外资对结构调整的配合作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结构调整的需要, 在做好一般产业利用外资的同时, 要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我国需要发展的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另外, 在保证合理化储备规模的基础上, 我国还应把超额的外汇储备用于国内企业的投资或者收益较高的投资, 而不是购买外国政府的低息债券白白受损失。
第三, 深入研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开放经济的不断发展,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更加重视国际经济因素, 充分关注汇率、外债、外汇储备等外向型经济变量, 以及本国对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 注重国际货币协调。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 一方面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降低国际“溢出效应”带给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
2.4 加强对巨额外汇储备的运用
开放经济下, 外汇储备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对提高人民币持有者的信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针对我国目前巨额的外汇储备, 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外汇储备的运用:
一是拓宽民间外汇使用渠道。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外汇商店, 或者在一些大型商场增设外汇商品专柜, 也可以允许居民用外汇购买商品。
二是有条件地开放外汇市场。可以考虑在银行之外设立专门的外汇市场和外汇资本市场, 辅之以优惠的政策, 比如降低交易费用, 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等, 鼓励外汇在市场上流动, 不必进入国家外汇储备的笼子。
三是鼓励民间外汇进入国外消费和境外投资。包括增加居民个人用汇的额度, 鼓励居民到国外旅游、消费和进行国外投资。
四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维持外汇储备的适度增长。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在出口增长的情况下, 鼓励进口尤其是能源、资源及知识产权的进口;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为我国的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做出积极贡献。这都是我国目前必须要努力做到的。
五是货币当局应该引入更加积极的外汇储备资产管理政策, 强调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性。
总之,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越来越成为波及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应该能将这种冲突尽量减少, 使得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易纲.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02, 11.[1]易纲.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02, 11.
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生成机理简析 篇7
后危机时代, 美国为实现经济增长, 加大美元贬值幅度。基于这样一个后危机时代的背景, 本文试图探讨人民币汇率与中美经济指标——中美贸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中国GDP增长率、美国GDP增长率、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利率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以期揭示经济视角下, 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生成机理进行剖析。
二、文献回顾
针对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的研究, 就经济层面而言国内外文献主要通过数据分析及实证模型等方法来求证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 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的影响研究。
国内文献就上述问题的相关研究。刘伟、凌江怀 (2006) 通过VAR模型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李皓、章冬梅 (2011) 采用EG两步法进行长期协整发现,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实际贸易量之间存在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赵志君、陈增敬 (2009) 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 美元的实际汇率越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 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越高。美国经济增长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影响程度更大。赵文军 (2010) 采用有界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名义人民币汇率水平、FDI流量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王梦菲 (2010) 采用长期协整方法研究对中美实际汇率变动与中美实际利差之间的联动关系, 得出:长期内, 中美实际汇率与利率差之间具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两者之间负相关。
文献主要是对单向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而没考虑多变量间的双向影响机制。中美贸易或者经济目前经济视角下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是否应该继续实行钉住美元汇率的制度,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的研究, 人民币升值后对两国经济政治的影响等等。
三、研究假设
金融危机后, 使美国的GDP为负增长率。
由此假设1: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GDP增长率负相关, 和美国的GDP增长率正相关。
美国货币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较大, 为了刺激经济美国一直以来实行低利率政策。中国一直采取高利率, 抑制国内投资。
由此假设2: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联邦储备利率正相关, 和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负相关。
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导致流通中的美元资产增多, 从而导致更多资本流向中国, 使美国资本账户逆差增加, 继而迫使人民币升值。
由此假设3: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中国贸易经常账户逆差负相关, 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净额负相关。
四、数据选取和数据分析
依据假设, 研究人民币汇率与相关变量的相互关系, 然后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系列检验。本文选取包括美国GDP增长率USA_GDP、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用商品和劳务净余额USAC_G替代、美国资本账户差额用美国对中国FDI投资净额USAC_FDI代替、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汇率USAC_R指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USA_R、中国GDP增长率C_GDP、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准备金率—对大型金融机构利率C_R。各变量均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 (数据直接来源不是季度的调整为季度数据) 且全部为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名义变量。样本来源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联邦储备局、中国统计局、www.bea.fov.com、http//data.eastmoney.com等等。
USAC_FDI为美国对中国FDI的净输入额走势图, 样本数据是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减去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额。
USAC_TRADE为美国对中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数额, 由于数据来源限制, 本文选取经常项目中商品净进口额作为替代。事实上,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数字远远大于商品贸易赤字数据。
五、结论
基于上述长期协整关系,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GDP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影响关系相对明确, 二者负相关。美国GDP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较大, 符合假设。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差距直接相关, 且使美国经济增长受影响。
第二,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人民币汇率正相关, 即利率越低, 人民币汇率越低, 且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和原假设相反, 同时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可能原因, 一方面, 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 利率并不真实反映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实施的利率政策有意抵消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
结合以上分析。一方面, 人民币汇率作为中美市场和国际市场重要的经济变量, 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 如政治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汇率政策形成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数据查找困难, 并不能完全找到精确数据来支持研究。由经济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相关度很小, 美国国内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成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不充分。
参考文献
[1]刘伟, 凌江怀.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 2006, (9) :4-8.
[2]李皓, 章冬梅.人民币实际汇率及波动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基于协整检验和ECM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 2011, (2) :58-62.
[3]赵志君, 陈增敬.大国模型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评估[J].经济研究, 2009, (3) :68-77.
汇率政策 篇8
一、社会福利的供给
从历史上观察, 不难发现在社会福利供给主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以下四类组织:
1. 家庭。
家庭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福利供给主体, 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在社会福利供给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一供给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影响。
2. 政府。
这是在国家这一概念出现在历史上之后, 才产生的社会福利的供给主体。在国家出现之初, 政府的社会福利供给功能并不能很好的展现, 主要体现的是其管理者的功能, 而其社会福利供给在整个福利供给系统中位于从属地位, 起着补缺作用。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 政府的各种职能不断完善, 其社会福利供给能力也从小到大, 其原来的补缺作用也发展成为了社会福利供给的主导作用。现在这一方面的福利供给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的好坏, 财政的收支状况和未来的经济预期。
3. 企业。
这一社会福利供给组织一方面面向社会成员提供广泛的福利支持, 另一方面它又面向自己的职工提供福利。这一组织受到经济环境、政策法规和物价水平的影响, 其中对外贸易单位又尤其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
4. 慈善组织。
这一社会福利供给组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机动性, 旨在弥补以上三种社会福利供给组织的不足。它的状况主要是经济形势的好坏与社会风尚所决定的。
上述分析表明, 对于社会福利的供给主体来说, 影响它们社会福利供给的是一国的经济形势、物价水平、收入水平、政策法规和对未来的经济预期等因素。研究以上各因素是如何与汇率变化相作用的, 是寻找汇率变动影响社会福利的必经之路。
二、汇率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 汇率变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汇率的变化导致了一国货币币值的变化, 要维持货币币值稳定, 国家就必将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这时为了实现对外汇市场的非中性干预, 必须要利用对冲性政策, 调整基础货币的发放与回收。但由于我国公开市场的不完善, 导致基础货币的发放与回收失衡, 从而在货币市场上引发了如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问题, 导致物价水平的剧烈变化。再加上大众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出入致使价格水平的大幅变化, 名义和实际的工资水平将随之发生变动。
2. 汇率变化对我国经济预期的影响
汇率的变化自然带来了资本输入输出的风险, 如近几年美元的大幅贬值导致民众对境外投资的担忧, 许多投资者将目光由海外转向了国内市场。由于对国内市场的看好, 市场上的供给者增多, 所以为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也定下了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 从而影响一大片相关产业的生产与经营。
3. 汇率变化对净出口的影响
汇率的变化在短期内将致使国内进出口商品数量的急剧变化, 会使商品的技术差距发生变化, 价格优势的程度也会随之变化。如美元汇率的下降短期内出口商品在非美元区的数量会增长, 出口企业往往会忽略产品的技术, 被拉大技术差距丧失价格优势, 出口将受挫。另外, 短期出口产品的激增也将会加大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一方面把我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归结为倾销, 对我国实行反倾销策略。另一方面, 一些发达国家会设置技术壁垒来针对我国的价格优势。我国不但无法发挥价格优势, 同时使更多产品出口受阻。
4. 汇率变化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
汇率变动致使国家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 过多的持另一国货币会将其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依赖于他国货币价值。近几年, 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的增加, 而其中大多数是美元。而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国必须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 规避外汇贬值的风险。在以后的汇率变动中也需不断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 防止外汇储备损失。
三、汇率影响社会福利的途径
上述分析表明, 汇率变化会影响一国物价水平、经济预期、净出口以及外汇储备等宏观方面, 而宏观经济变化又必然影响一国福利供给。本文将汇率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分为汇率——市场——福利、汇率——政府——福利等两条路径来阐述。
1. 汇率——市场——福利
(1) 汇率政策对市场的作用
汇率变动在名义价格水平短时间内不变的情况下, 会引发相对价格的变动, 从而引起进出口产品的利润变动, 进一步引起对接下来的进出口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例如, 某产品出口到美国, 合同获利100万美元 (美元结算) , 但由于汇率变动由1:10变为1:8, 在两国货币实际购买力相同的前提下, 原先合同可获得的本国实际购买力为1000万的利润缩水为800万, 那么商家必定不会以外汇为手段来使资金返回国内, 而是会在美国使用100万美元的外汇换成实物返回国内, 进一步扩大了进口额。由于国际交易之间的税费问题 (托宾税) 和短时间内进口商品的风险, 商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其在进一步生产与销售时会更加考虑从出口转为内销。由此国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供给发生变化, 引发价格变动从而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价格水平变动。
(2) 市场变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首先, 在这里提到的社会福利, 文章将之分为两部分:一是个人效用最大化 (即个人福利最大化) 的复合;二是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建设的政策影响和基础投入。这里主要阐述的是前者。
其次, 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个人效用函数可知其受到其中一篮子商品的数量和其价格水平的约束。当市场上的商品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 致使供给和需求发生变化时, 市场原先的均衡状态将被打破, 商品必定会在市场上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均衡价格和数量。由原先一篮子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水平决定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状态也将随之而变, 寻找新的个人效用最大化。
最后, 在个人效用最大化复合时, 将用一篮子商品组合来作为一类人群的效用最大化组合, 其组合对某特定人群具有特定的代表意义, 如16—25岁的人群在教育商品的投入会大于其他人群, 而30—50岁男性人群会在房地产、汽车等方面会有较大偏好。所以, 用一类特殊偏好商品作为区别不同类人群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特征是可行的。由于人群在不同商品上有所偏好, 所以, 在个人效用最大化复合时也是需要考虑不同人群在社会福利函数中的权重的。
2. 汇率——政府——福利
(1) 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中政府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条件下, 四部门经济国民收入GDP的计算中, 若汇率发生变化必定会导致进出口商品发生变化, 从而使GDP=C (消费) +I (投资) +G (政府购买) +NX (净出口) 中的NX发生剧烈变化, 在短时间内 (一至两年) 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总额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 (一国内收入变化不大) , 在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是保证稳定在一定的数值上的, 如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其中的G (政府购买) 必定也会发生巨大波动。由于世界环境处于和平状态, 国防支出不会有太大变化, 加上政府采购与行政管理费用相对稳定, 那么剩下的政府投资性支出便是产生波动的主要部分, 无论政府将投资放入国民生产和生活的哪一方面, 都将会或多或少的给国民的社会福利带来提升。
(2) 政府政策与投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总的来说, 社会福利主要受到薪资状况、社会保障、文化环境、就业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而政府的投入是比较能够直接而强烈地影响到社会福利的, 如对三险一金的确立、医疗保障的提升、对三无人员的救助等的物质帮助与社会服务;而改善薪资状况可以改善人们的消费状态, 收入状态的改进促使人们有更多的收入预算投入到消费之中, 使个人的边际效用曲线向右移动, 加大个人效用最大值, 从而加大社会福利最大状态的总值;加大对于文化环境建设的投入有利于提升生活舒适度, 因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人们的幸福指数提升, 文化环境的建设有利于提升人们在社会福利影响因素里的心理因素作用, 因此给予人们以良好的生活环境与工作氛围也是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而就业状态不仅仅指是否处于待业或就业, 而且是否拥有子女、配偶、处于什么样的劳动状态 (全职或兼职) 都是衡量社会福利的有效指标。
所以, 政府对以上方面的投入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到社会福利上, 政府的决策与投入也积极影响社会福利的变动。
3. 其它
前文中提到市场变动会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时, 对于社会福利函数的复合中指出不同的人群其特征效用函数在构成社会福利函数时会占有不同的权重, 这个权重因子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的。例如, 政府政策鼓励房地产业的发展, 那么具有以房地产为重要商品的商品簇的人群所代表的效用函数的权重就会有所增加。由此可知, 汇率通过影响政府和引导市场来作用于社会福利。
三、结束语
汇率政策的变动通过市场与政府作用于国内的社会福利, 但汇率政策的变动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以及制约因素都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并且在多国博弈的模型中汇率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又会如何改变也是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摘要：本文认为社会福利的供给受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而汇率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宏观经济方面的重要变量。为此, 本文从社会福利的供给主体入手, 分析了汇率变化对一国物价水平、经济预期、净出口以及外汇储备等宏观方面的影响, 并以一国宏观经济因素为桥梁, 剖析了汇率——市场——福利、汇率——政府——福利等汇率影响社会福利的机理。
关键词：汇率,社会福利,影响路径
参考文献
[1]李雪梅:人名币升值对国民福利的影响初探[J].金融研究, 2008. (6) :64
[2]李纪兵李阳生:汇率变化对一国经济与货币的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1. (6) :12
[3]毕天云:社会福利供给系统的要素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 (9) :41
[4]蔡畅, 李响:美元汇率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 (10) :26
汇率政策 篇9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令人争议的话题, 它不仅仅在中国引起热烈讨论, 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趋势明显, 人民币利率逐渐走向市场化, 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我国抓住汇改的机遇期, 对人民币汇率实行双向变动, 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智慧和决心。
二、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的定义
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是指人民币汇率根据市场变化而上下浮动, 可能升值, 抑或贬值, 不再一味受人为因素干扰。结束了之前人民币对美元一路单方面升值的局面, 缓解了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双向变动建立在人民币汇率基本接近均衡的基础上, 是符合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双向变动, 进退有序”是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新趋势。
三、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一国的经济实力是影响汇率变动的根本原因, 当一国的经济实力增强, 经济高速增长, 通货膨胀较低, 物价水平稳定, 其他国家对该国货币的信心增强, 该国货币的市场需求就会增加, 从而引起汇率贬值, 本币升值。反之, 当经济处于低迷时, 汇率就会贬值, 本币升值。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 货币的购买力是汇率的决定基础, 而货币的购买力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 出口商品价格上升, 竞争力下降, 出口外汇收入减少、支出增加, 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外汇市场上对本国货币需求减少, 导致汇率升值, 本币贬值。
(二) 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的影响
一国的国际收支影响外汇的供求关系, 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 外汇供过于求, 对本币需求增加, 外汇需求减少, 从而导致本币升值、外币贬值;反之, 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 外汇供不应求, 对本币的需求减少, 外币需求扩大, 从而导致本币贬值、外币升值。充足的外汇储备, 也是促进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之一。
(三) 国际利差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是资本的价格, 利率的高低影响资本的流动, 从而影响汇率的变化, 当本国利率上升或高于其他国家利率水平时, 套利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 将外币换成本币, 引起本国资本的流入, 导致本国货币的需求增加, 引起本币升值。反之, 则相反。
(四) 政府的政策干预
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汇率产生间接的影响, 当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 就会导致财政收入增加, 货币供给扩大, 利率下降, 引起本币贬值;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则会引起本币升值。
四、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的影响
(一) 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汇率变动对外贸产生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当人民币汇率下降时, 出口商品的价格会随之下降, 国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增加, 从而扩大了我国商品的出口;同时, 汇率的降低, 会使得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 从而减少对进口品的需求, 减少进口。汇率下降对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要建立在“马歇尔—勒纳”条件上, 同时还要考虑到时间滞后的因素, 即“J曲线效应”。所以, 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出口, 要转变我国的贸易结构, 扩大内需。
(二) 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下跌, 会使得以人民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 从而带动国内同类商品价格的上升, 人们会把更多的生产资料投向该行业, 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从而导致国内其他产品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 人民币汇率的下跌也会使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 刺激出口, 从而导致我国供求矛盾, 引发物价上涨。
(三) 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 使得央行放低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就转嫁给了个人和企业, 商业银行也不例外。如何预测汇率的变化趋势、降低汇率的风险, 对银行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银行需要创造新的汇率风险管理模式来适应社会的需要, 控制汇率变动的风险,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从而衍生出了很多的避险工具, 而期权就是一种保值、规避风险的重要工具。
五、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的建议
在未来, 人民币汇率的双向变动会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必须要增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从企业的角度, 企业要对经济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制定正确的决策,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增强自己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 要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 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 坚持自主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原则, 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 政府还要起到引导的作用, 加大宣传, 让企业了解到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的风险, 政府要对汇率风险进行管理, 推动外汇市场和汇率防范工具的发展, 加强金融市场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毕吉耀, 等.人民币汇率:历史、现状和未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王勇.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效应分析及前景预测[J].国际贸易, 2008 (6) .
汇率政策 篇10
继6月28日央行同时降息降准后，央行8月25日晚间宣布决定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今年的第四次降息和第四次降准。
央行决定，自2015年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同时，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
央行宣布，自2015年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能力，额外降低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额外下调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鼓励其发挥好扩大消费的作用。
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对此回应称，近期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兑主要货币中间价报价机制实施进一步完善，势必对金融体系本外币流动性构成结构性影响。存降准实际上为金融体系注入了无期限流动性，可以有效增强金融机构针对货币市场波动实施流动性管理的能力。
关于“双降”的原因判断
陆磊表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双降”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币值稳定的决定因素是以通货膨胀体现的货币购买力。2015年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5.2%，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在物价低水平运行的同时，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7%，相比6月的6.04%下降了0.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扣除物价因素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仍呈上升趋势，对称性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有助于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第二，金融机构流动性合理充裕是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从7月金融市场利率走势看，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51%，比上月高0.0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9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43%，比上月高0.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98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的普降以及额外0.5个百分点定向降低县域和消费金融组织等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在总量上增强存款类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在结构上进一步体现了支农、支小、扩内需的政策意图。
第三，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改革并举。此次降息同步放开一年期以上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货币政策从数量型为主转向价格型为主又迈出关键性步伐，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及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四，政策调整的连续性。2015年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3%，增速较上月末提高1.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6.6%，增速较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本外币贷款余额96.00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应该说，今年早些时候的降准在供给端增强了银行的放贷意愿；降息则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在需求端提振了经济主体的贷款意愿。此次“双降”有助于巩固政策成效，更好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关于“双降”的时机选择
陆磊表示，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是决定政策调整的主要触发因素。
一是国际经济低迷促使我国以扩内需作为主攻方向恰逢其时。7月进出口总值同比负增长8.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负增长0.7%。外需的波动性要求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可以说，我们到了以降息促使企业财务成本进一步降低、以降准促使金融机构具有更充分的金融资源调配能力、以定向降准推动金融机构支持消费的时间窗。
二是利率与汇率政策配合恰逢其时。近期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兑主要货币中间价报价机制实施进一步完善，势必对金融体系本外币流动性构成结构性影响，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实际上为金融体系注入了无期限流动性，可以有效增强金融机构针对货币市场波动实施流动性管理的能力。
关于“双降”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的畅通性。第一，基于物价走势、实体经济部门盈利水平与名义融资成本的比较，“双降”政策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但同时需要实体经济部门的“有效”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的高效率金融服务供给加以配合。
第二，考虑到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40个月以上负增长，我们需要高度关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配合，尽可能降低理论界通常所认为的货币政策存在“治理物价上行效果优于治理物价下行”非对称效应。
汇率政策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篇11
1汇率政策及汇率形成机制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1.1汇率制度类型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汇率制度类型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以美元为例,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确立了其与战败方及战胜方间的三角债关系后, 美元始终是处于国际金字塔尖的货币。自一战至今, 美元虽然经历了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两个阶段, 但其国际货币的地位却从未动摇。
其具体做法是,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官方会持有更多的美元并以之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直到货币政策得以执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 官方即使不再像固定汇率时有保持美元特定持有量的需求, 但仍然会有一定的官方干预来应对经济波动, 以缓和其对真实消费水平的冲击。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美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 虽然全球官方美元持有余额有一定减少, 但与此相对的是, 私人对美元的需求有所上升, 因此, 美元的需求总量并未下降。
在两种汇率制度下, 美元始终能够在国际上保持高持有量,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 国际货币具有惯性特征, 使用美元作为载体货币进行私人交易或官方干预是符合效率原则的;第二, 美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中一直非常重要, 将美元作为载体货币和干预货币具有很大的便利, 其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价值的稳定性证明了美元的良好前景。
因此, 汇率制度类型未必影响到货币国际化, 它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以得出, 汇率制度类型的改革不应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
1.2汇率形成机制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汇率形成机制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对于当前定义下的货币, 要成为国际货币, 履行国际货币职能, 其基本条件便是满足其他国家对于该货币的普遍可接受需求。而汇率形成机制, 则是影响该条件的重要制度因素。因为只有汇率水平能够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 货币的价值才真实可信, 这样的货币自然会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同时, 汇率形成机制亦影响着资本账户的开放, 从而间接影响着货币的国际化。当一个国家推行货币国际化时, 若缺少灵活性高、弹性适度的汇率形成机制, 货币政策的推行将会在独立性与有效性上受挫, 那么, 作为调控的结果, 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将受到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 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 应具备的一个重要属性便是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一国货币若成为国际货币, 其现在及未来的价值应该保持足够的稳定, 人们才能对其价值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认识, 对其持有才会有足够的信心。而且, 一国货币要想实现经常项下的支付结算以及资本项下的投资交易货币职能, 客观上也需要稳定的汇率价格。当初日元国际化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汇率大幅升值, 且升值的速度过快, 日元开始实施完全自由浮动。汇率的剧烈震荡反而限制了日元在结算和交易环节的使用, 阻碍了日元在国际贸易和资本项下的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功能的实现。而稳定的汇率价格则离不开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一个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 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原因造成的短期内剧烈的汇率波动, 从而稳定货币价值, 增强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心, 以推动市场增加该货币的持有和使用量, 推进货币国际化。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相较于汇率制度类型, 汇率形成机制才是汇率政策中影响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
2面向国际化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
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汇率应当在保持灵活性与弹性的同时保持稳定性, 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政策必须结合国际经济形势, 进行高效率的改革。
2.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自由浮动状态是人民币汇率的最终状态, 只有达到自由浮动, 人民币才能达到国际化的最终目的, 即成为世界货币。然而, 这需要以中国更加成熟的金融市场和更加健全的金融体制为前提条件。因此, 在制度建设尚未准备好之前, 中国是无法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
为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这一目标, 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 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充分利用货币篮子的“缩小器”作用, 并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及中国自身需要, 按一定频率对货币篮子的组成根据贸易加权进行调整, 如减低美元占比等。同时, 汇率制度改革也应当参照国内金融市场、金融体制的改革进行调整, 随着国内金融体制的逐渐完善相应地增强汇率制度的自由度, 减少干预, 以提高非居民私人及官方人民币持有者的信心, 提高国际人民币需求总量。
2.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应是市场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施的是出口导向型对外经济政策, 时至今日, 这种以出口导向为目的的偏离市场供求的汇率政策, 已不再适应中国参与国际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需求。汇率市场化, 将使进出口更多地反映本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使我国外部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配合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 并随着金融业制度的不断改革放开, 将增加居民的投资选择, 大幅减少国家层面的金融风险。
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外汇市场。中国应当增加交易品种, 发展外汇远期交易、期货及其他交易方式, 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避险手段, 增强投资者对于持有人民币进行交易及保值的信心, 从而拓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应逐步放开对金融机构, 尤其是境外金融机构进入外汇市场的管制, 在国内外汇市场上形成竞争, 使汇率水平充分反映市场供求, 从而形成合理的汇率水平。中国也应当对外汇交易二级市场进行改革, 放宽外汇购买条件, 使二级市场活跃起来, 更加准确地反映人民币的真实水平。
一个合理的、渐进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要求资本项目更加开放。可以说, 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外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应当选择性地加快资本项目开放, 以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形成外部压力, 着力发展离岸市场, 增强“离岸———在岸及离岸———离岸”循环。资本项目开放应使用“先流入, 后流出”策略, 尽快放开境外人民币回流的限制, 以支持实体经济, 对冲资本外流。
摘要：随着亚投行的建立和人民币被纳入SDR成为其第五种篮子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主要从汇率制度及其形成机制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以及面向国际化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两方面进行研究, 以期正确认识人民币汇率政策与其国际化间的关系, 并针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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