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共同体（共7篇）
想象共同体 篇1
纵观历史, 对民族主义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 但是真正形成具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的学者却寥寥无几。作为民族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 虽然休 · 塞顿 · 华生 (Hugh Seton Watson) 的英文论著涵盖面最广, 但是他也很难给出民族主义的确切定义并且承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想象如今依然存在着。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 本书的作者安德森尝试对民族主义这一历史悠久的现象做出合理的阐释。他把民族 (nation) 、民族属性 (nationality) 以及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作为研究起点, 揭示出它们的起源以及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变化, 并且试图说明为什么人们对民族主义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甚至甘愿为其牺牲生命。安德森认为, 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虽然其边界是可以改变的, 但却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有限改变。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撰写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从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入手, 通过追溯民族意识的起源以及源于美洲, 先后传播至欧洲、亚洲、非洲的四波民族主义运动, 阐明了民族、民族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概念, 同时对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区别做出具体阐释, 为我们深入了解民族主义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概念。
比较史学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之上的科学, 在给定时间内, 不同社会拥有类似的文化环境或者不同时间下同样的社会, 都可以作为比较的对象。纵观历史, 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一次胜利的革命都是以民族来自我界定的, 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时代无法结束?同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浪潮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使他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共同体?不同民族之间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新的共同体呢?由此可见, 在比较史学视角下追溯民族主义的起源以及随时代发展变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
产生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源有哪些?在追溯民族主义文化根源的问题时, 本书作者明显采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 即用历史实例的对比来证明某一理论的观点。按照比较史学的分类方式, 首先体现在用实例的对比来证明某一理论的观点。
宗教共同体以及王朝的解体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背景。在宗教共同体中, 作者阐述哥伦比亚自由主义者彼得罗 · 费敏 · 戴 · 瓦加斯 (Pedro Fermin de Vargas) 《平蛮策议》中的观点, 即通过让印第安人与白人通婚, 解除纳税义务, 消除心理防线, 使其逐渐驯服, 逐步西班牙化, 从而灭绝印第安人;同时引出巴西、美国等采用种族大屠杀的方式灭绝印第安人的历史事实。将糖衣炮弹的软化政策以及残暴杀戮的灭绝政策进行对比, 虽然两者基于同一目的, 但是实施的过程以及所造成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作者利用这一对比揭示了由神圣语言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本质上区别于现代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但这种建立在神圣语言基础之上的宗教的共同体为后来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将民族准确类比成“社会学有机体遵循时历节奏”时, 作者将四本不同文化、不同时代背景的小说进行对比, 它们分别是《社会之癌》 (Noli Me Tangere) 《阿尔巴尼亚王国的弗罗兰地和洛拉的故事》 (Pinagdaanang Buhay ni Florante at ni Laura sa Cahariang Albania) 《发痒的鹦鹉》 (El Periquillo Saniento) 和《黑色的三宝垅》 (Semarang Hitam) , 列举引用四本小说不同章节, 通过对比总结使读者对于“社会学有机体”以及“历时节奏”有了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解, 向读者传递了时间性这一概念对于旧的共同体的瓦解、新的共同体的产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 想象共同体的起源产生于三个原因, 首先是旧的宗教共同体为人们提供了思想上的统一, 孕育了跨越大洲的思想共同体;其次, 君主制的统治使人们意识到世界就是为某一阶层效忠的主体, 越是向其靠拢越能获得更多的既得利益;最后, 在时间的概念中, 宇宙与人类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二
什么是想象的共同体?它是如何延续发展的?这是作者在书中所要阐释的核心问题。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 因为“民族”这一概念诞生时正值启蒙运动与大革命轰轰烈烈的鼎盛时期。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挑战了宗教统治的权威, 在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掀起了变革。十八世纪的欧洲仍然是一个提倡君主政体的社会, 在文化上推行专制和蒙昧主义, 被压迫的新兴阶级兴起, 积极批判专制主义统治, 宣称自由、平等和民主。人们梦想着成为自由的民族, 而衡量这个自由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通过对比伴随着启蒙运动兴起的一系列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带来的影响, 作者揭示了先进的革命在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经济上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作用。这种通过比较历史来发现某一具体事实的特性和影响的方式也是比较历史学倡导的研究方法之一。对比革命发生前后社会的变化, 揭示了思想解放对民族共同体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民族被想象成为一个共同体, 即使在民族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与剥削现象, 平等的同志爱依然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主旋律。在同一民族的内部, 存在着共同的交流载体——语言。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 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才能促进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 又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杰出代表。亲切感是一个民族内部特有的东西, 无法模仿亦无法超越。人类社会具有阶级性, 不同阶级有着自己的利益, 而当阶级内部的利益出现冲突时, 矛盾就会应运而生。在同一民族内部, 和平的解决方式是以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保障另一阶级的利益不受损害;暴力的会产生局部小型战役, 胜利的一方利益得以保存, 产生“次”民族, 民族分化随之而生。作为民族内部的核心纽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存在内部矛盾的民族依然会团结成为一股力量, 坚决抵御外敌入侵。
三
除了文化因素, 还有哪些因素促进了共同体的产生?共同体的产生与欧洲海外殖民先驱者的努力是不能分开的。自从新航道开辟以来, 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首的殖民者为了获得充足的资源和能源, 积极扩张领域, 于是扩展到了大西洋的另一岸, 即美洲。但是美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欧洲式的由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向下层人民渗透思想, 试图鼓励他们融入并支持新的国家政权的方式大相径庭。相反, 在美利坚合众国、巴西、秘鲁, 民族共同体往往产生于对奴隶主或者下层人民反抗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状态使得渴望国家安稳的人走到了一起, 怀揣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打压反抗人民, 形成一致的共同体;而另一方面, 被压迫的黑奴群体渴望从压迫中解放, 因此形成了相应的小团体。从发展顺序看, 美洲民族共同体的产生源自自下而上的反抗;而欧洲则产生于自上而下的有秩序领导。从方式上看, 美洲是直接暴力革命为主, 而欧洲主要源于思想上的解放, 相对比较温和。从理论来源看, 美洲没有形成大规模系统的理论, 而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英国资产阶级运动, 欧洲都是在系统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除此之外, 拉丁文历史地位的衰落、宗教改革以及行政方言的发展促成新的想象共同体形成, 但是即使缺乏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全部, 新的想象共同体依然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取代旧的想象共同体。毕竟, 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是漫长的, 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四
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有何区别?为什么人们执着地愿意随时为想象力的创造物献身?一方面, 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体小说、音乐、雕塑以其不同形式的表现方式表达了民族之爱, 这种爱足以激发人们为维护民族利益而自我牺牲。其次, 在与自然的连带关系中, 存在着我们无法选择的事物。例如, 人们一出生就决定了他的肤色、性别、出身、以及出生的时代, 这些带有民族属性的特征伴随人们的一生。在这些与自然的连带关系中, 我们感受到了“有机” (汪居扬, 2012) 共同体之美。因为这些连带关系无法选择, 才显得公正无私, 人们因此愿意为维护民族利益而牺牲生命。这也是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中杀戮与被杀戮的人不计其数, 终极牺牲的理念是宿命媒介与纯粹性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愿意加入或者离开某个组织归根到底是人们感觉那是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并且具有值得追求的崇高道德感。“日本仔”、“法国佬”这些绰号有着种族主义的特征, 而种族主义某种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的衍生品。这些绰号只被用于一个特定的民族, 因而使用者在憎恨之中承认了对手民族的联盟身份, 不知不觉在脑海中形成了相应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思考角度不尽相同, 民族主义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 而种族主义的梦想根源存在于阶级的意识形态中, 而非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中。
五
综上所述,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为读者解读民族、民族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论著中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打破了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的尴尬局面。安德森对于想象共同体以及其起源与发展的探讨, 列举了大量的历史实例, 在对比中丰富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他通过举例论述的方式使读者清晰地把握了民族主义发展的脉络, 通过扩散式论证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又通过对比的方式使读者清楚了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区别。总之,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 也是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纽带作品, 值得仔细阅读与思考。
摘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系统阐述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全书围绕着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起源的、又是随着时代如何发展变迁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述, 采用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 运用举例论证、扩散式论证、复杂论证等方式, 分别从“第一波”不以语言为要素的“美式模式”、“第二波”群众性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官方民族主义以及“最后一波”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等四个阶段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论述, 揭示了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非的一波又一波涌现的发展方式, 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其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的想象形式。该书是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 是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桥梁。
关键词：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比较历史学
参考文献
[1]Anderson, B.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吴睿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汪居扬.论卡尔·波兰尼“有机社会”思想[J].长江论坛, 2012 (1) .
想象共同体 篇2
1968年新左派文艺思潮及世界范围内的学生运动，导致当代艺术的叙事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前现代主义向后历史时期过渡时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文化政治转向、图像转向的理论，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观念支撑和知识原理。最有趣的案例，莫过于观念艺术家约瑟夫·科索斯的作品《一把和三把椅子》。柏拉图在《理想国》第10卷中，以“床”为例表达了“理式论”的哲学观点。科索斯正是借用了柏拉图对事物“概念”的认知和定义，将“椅子”的实物、《大英百科全书》里对“椅子”词条的权威解释和等比例“椅子”的图片，并置而形成的一件装置作品。哲学的知识与艺术的想象所缔结的共谋关系，在这件作品中彰显无遗。
1989年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同样影响了对于当代艺术方法和边界的挑战。这些变化的因素不仅体现在交叉学科应用（视觉性、视觉关系为基础的视觉文化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的工作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上，也在艺术的传播媒介和展览叙事当中有所显现。例如1989年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由让·于贝尔·马尔丹策划的展览“大地魔术师”，邀请了“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众多艺术家参展，其中有来自扎伊尔的切利·赞巴，来自中国的黄永砯，杨诘苍，顾德新等等，展览的理论框架，即在消解“民族”和“族群”这些共同体背景之下艺术家的身份认同。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体赋予了文化生产和身份认同的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艺术的自由独立。独立自由的个体所具有的文化想象或身份认同，一方面是个体艺术自由的显现，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对于一种超越个体自身的整体文化认同。个体追求一种对局限性的超越，在一个更广阔的整体中发展自身，理解共性，这促使艺术家把自身与“共同体”联结起来，在与他者的文化交往、讨论、协商中发现普遍性的共识或普世价值，并以这种“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为基础从事艺术生产活动。正是这种对艺术“公共体”关系的认同与个人文化身份的体证，促使本次展览的艺术家们在追求个体自由的文化生产之时，并未摒弃四川美院为知识生产的共同背景。
知识的公共体
艺术生产中对于知识储备的诉求，主要指向被艺术生产者认同的艺术信仰、观念、行业规范和实际操作技巧的掌握等等。而对于此次参展的年轻艺术家而言，四川美院的共同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西南区域性学术群体的基本共识，使得他们所从事的艺术生产行为具备了一个结构上的共同基础。而艺术生产最基本的土壤，除开生活体验之外，另一重要的构成要素，无疑是系统化的知识结构，而美术学院恰恰是知识储备的理想场所和发生地之一。美术学院的雏形，是诞生于16世纪意大利的波伦亚学院。自卡拉奇兄弟创办美术学院以来，便开始了造型基础的系统训练。这种集中的、规模化的知识获取和技术训练，对整个西方美术史的发展轨迹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学院的力量造就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是开始系统教授基础的造型课程，尤其是将风景素描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使得欧洲的风景画跳脱出作品叙事背景的从属地位，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绘画体系；其二，是博洛尼亚画派的产生，这种强调继承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艺术传统，追求形式的逼真、內容的典雅和唯美趣味的艺术风格，给16世纪末期过于矫饰的样式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艺术气息，也为美术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学院的首要作用是挑选，即对知识的类型化选择。17世纪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就读的学生，首先要临摹经典雕像的图片,以掌握轮廓的造型原理、光线的明暗变化等技术训练；通过测试达标，才能临摹经典雕像；第三阶段才会进行真人模特的写生练习。学生的素描能力被视为学院派艺术的重要基础，达标之后的学生将有资格进入学院院士的工作室进行色彩知识的训练。青年时代的安格尔，便因其优异的古典素描成绩而获学院奖学金至意大利留学。
艺术教学的规范化和知识的纪律化，使得艺术趋向于一门基于审美前提之下的类型化学科。1949年之后，国内美术院校倡导的“苏派”教学体系，进一步导致了艺术知识的规范化。而规范化之下的技术权威，为了维护自身的正统性原则，势必要担负起类似知识管制的宗教职能。此时，艺术生产中的所谓知识便沦为操作层面的一般性常识，它阻断了我们对于艺术真实的追求和想象性思考。
没错，对知性的诉求毁掉了孩提时代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整个文明社会成功学寓意之下的知识、教养、礼仪和规训，大多数时候不是知性的诉求本身，这大多数行为也许是用来遮蔽、压迫深处社会公共体边缘和镁光灯无暇顾及的角落里，那些小丑的舞鞋、占卜者的龟甲和蓍草，从亚特兰蒂斯到南瞻部洲的行者、信仰天空实验室里的风水师、蛇首人身的摩睺罗伽和泰坦巨人等等差异者的抗争。因为他们就像是民间自生自灭的魔术师，用最为普通的物品幻化出最不可思议、最接近人类温度的艺术及其状态。
而所谓“正确”的历史认可和我们对愉悦的享用、或消费，又反过来强化了知识在技术、功能、应用层面上的可参照性和再叙述。诚如福柯所言：“一系列的活动、事业、制度呼应了这个组织技术知识的运动。例如，百科全书运动……技术知识的同质化……这导致了知识的等级化”。（《必须保卫社会》，第138页）果然如此的话，科学作为知识的纪律警察，维护了知识权利的秩序和所谓正确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讲，美术史的成功学暗喻同样是在一种对于艺术知识等级化的挑选中进行的。此时，艺术非但沦为了知识论的产物，更危险的是，它已经成为了一门风格样式前提下的类型化学科。
想象的公共体
当代艺术语境和叙事逻辑的变化，使得对于建构美学“想象”的兴趣，远远大于知识和技术共识之下的现象再造。如果我们确信鲍曼的说法：“共同体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居并再度拥有的世界”。这表明“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产物。那么学院背景之下的艺术家们，是否可以视为“一群具备文化想象的公共体”呢？而对于“务虚”的艺术家而言，想象的魅力远远大于知识本身。这里提到的想象，并非出于艺术家对身体、本能的物化体证，也不是艺术体验过程中停留在心理层面的感觉化外溢。艺术生产中从知识到想象的嬗变，势必要经历艺术方法的上下文衔接和语义学指涉。缺失了方法导引的艺术生产和文化体验，就像是抽离了文化反省和艺术分析的身体本能，随意的空想将导致艺术的真实遭遇局促的想象性制约，而艺术语言的锻造和淬炼，也将沦为艺术语义自身权利背弃的结果。
艺术诗学与神话的想象性建构，虽然无法回避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但想象的基础或动力从来就不是功能性、经验和自闭系统之内的信马由缰。这里必须要重提美术史中知识片段的上下文关系：它是艺术知识的本体论外延，它所提供的常识、修辞和范式，是年轻艺术家们探寻艺术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物质通道和知识介质。借助这样的知识介质，艺术家将自身的体验和智性，放置在方法的熔炉里反复淬火，才有可能实现艺术的神秘编码和想象性破译。至此，艺术生产完成了解释学上的软着陆，作品意义的生效形式也接近于内心的真实。当我们触及到久违的艺术真实，难免又激发了对于艺术想象力与好奇心的向往，这种神话般的真实和思辨的想象，正是艺术家文化生产能力的体现。它既是文化编码的能力，也是解释学中语义破译的能力。从身体、本能、经验的私密性出发，用想象的力量导读出抽象介质中的艺术魅力。
每临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转型期，以四川美院为代表的西南艺术家群体，总能不失时机地推陈出新，敢为天下先者。除了艺术原生土壤和生活体验的滋养之外，四川美院开放且包容的治学理念同样助力良多。这种自上而下的开放和包容，给了艺术家充分遐想的空间，从黄桷坪的艺术原生态到大学城的文化象牙塔，都在墙内、抑或墙外开花结果，自我造局。日常体验的变迁和生活情境的流转，使得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们选择了新的话语表达方式，这种不自觉的选择，反而自觉地区别于前辈艺术家的艺术样式和面貌。鲜活而又鲜见于别处的生活态造就了锐意或另类的艺术态，差异性状态之下的共同体们编织和营造了一个主流话语之外的“次系统”，并试图实践自我话语的“潜台词”叙述。
基于当代艺术的美术史情境和社会学背景，艺术生产的个体意义及其价值载体，均以个体差异性的终极追求、显现为目标手段。然而无论是“知识共同体”所支撑的技术实证，还是“想象共同体”之下的身份虚在，似乎一直以来都难以获得价值取舍与利益归宿之间的平衡。
的确，如何来权衡范式与自由、普遍性与差异性、想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永无休止、难以定论的纠结。西方哲学及美术史中的理论探索和个案研究，对此种自反的悖论均有所涉猎研究。例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通过对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者关系的论述，阐释了世界的对立统一原则；克莱夫·贝尔的现代主义理论研究中，“有意味的形式”概念的提出，即平衡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之争；还有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对二元对立固化思维模式的批判等等。
“学院力量”并非是要简单地宣扬艺术院校的学术优势和技术化的知识。同时，如果通过展览的形式为学院歌功颂德，这将有悖于当代艺术的批评精神和实验立场。学院作为当代艺术重要的策源地和发声场，无论在“公共体”的实证与虚在两个方面，均自觉或不自觉的彰显着个体的差异性，并尊重艺术的自由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讲，学院即不是被“共同体’锁定的知识酵母菌，也不是“共同体”追问下的想象乌托邦。也许，我们更应该看到学院、体制、知识、审美这些公共体特质之中的差异性显现，恰如艺术生产中对非知识、幻想、偏见或者乖谬的认可、甚至包容。
想象共同体 篇3
保障民生, 充满睿智
2011年上半年, 我国通胀水平持续攀升。2011年7月, 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峰值, 同比增长6.5%, 接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可谓是经济过热的明显信号。我国连续提高利率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严命银行执行存贷比例管理, 并设定了强制性的贷款上限。在住房方面, 我国出台限购令控制消费者购房并打击房地产市场投资倒把的行为。同时, 各地政府相继公布了低价廉租房和公租房等保障房建设政策, 意图由政府主导, 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廉价住房。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经济规模虽然位居世界第二, 但依然存在三大瓶颈:第一,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展有限。例如, 2011年重工业增长仍然快于轻工业增长, 第三产业比重一到三季度比2010年同期下降了0.4%, 说明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改观。
第二, 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近几年来, 原材料与工资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融资成本上升、利润率偏低、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 导致2011年广东、浙江、内蒙鄂尔多斯等地中小民企出现大面积倒闭潮。
第三, “隐性债务”显性化。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 截至2010年底, 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 2011年, 地方债务余额继续攀升。因此, 如果投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 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 将给中央财政和国有商业银行造成巨大冲击。
中国经济核心职能部门“易主”
尚福林:中国银监会主席
尚福林是现任银监会主席。他曾是第5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也是提出股权分置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的第一人, 股权分置改革使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历史性转变。他敏于行而讷于言。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 他的言行和决断敏锐而富有智慧。在上任初期“股改找死, 不股改等死”的市场流言下, 他像一位勇敢冷静的外科医生, 毅然挥刀切掉股市身上固有的顽疾, 推动股市走上康健之路。担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后, 他提出, 银行需要提高资本管理, 规划出新一轮以配股为主的资本补充。
郭树清:中国证监会主席
众所周知, “一行三会四位官员, 最难做的是证监会主席。”这是因为如若证监会工作处理不当, 则会让普通老百姓亏钱。因此, 中国证监会的掌门人要尽最大努力保证股票市场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在这个中国经济变革的关键时期, 郭树清开始执掌中国证监会。以学者型官员著称的郭树清与“体改系”的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被称为“整体协调改革论者”, 也是制度经济学的推崇者。郭树清将为中国证券市场开启深广改革的时代。
评级机构降级“成瘾”:主权债务危机重创欧元经济体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几乎成了2011年最核心的经济大事件。从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看, 欧洲整体上已超过80%, 其中,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均接近或超过100%。更为惨重的是, 标普信用评估结果显示, 欧洲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遭降, 其中法国和奥地利更是丧失了最高的3A评级。欧元区所出台的拯救政策仍不足以遏制主权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经济在2011年第一季度同比仅增长0.4%, 几乎接近衰退边缘, 不过, 接下来第二、三季度先后增长1.3%和2.5%。美国经济增长提速降低了世界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发布报告, 称由于美国政治风险和债务负担不断上升, 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低至AA+, 前景展望为负面。接着又下调了“两房”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此举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大动荡。
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剂
新兴经济体增长态势总体良好, 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成为了2011年全球经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相关数据, 2011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为6.4%, 同比下降了0.9个百分点, 但仍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从经济总量来看, 2011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和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达到38.63万亿美元和25.10万亿美元, 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分别占到49.0%和35.9%, 分别比2010年提高1.1和1.6个百分点。
虽然在外需乏力、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 亚洲经济今年增速有所放缓。但是, 内需部分, 投资渐渐上升, 消费仍然强劲。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亚洲经济监测》报告指出, 包括东盟、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率为7.5%, 几乎成了“东方经济强心剂”。
2011年中国财会新闻事件一览
财政部发布《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财政部发布《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其中明确提出, “十二五”时期, 需要不断完善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标准体系, 进一步规范会计行为, 不断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并建立与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紧密衔接的会计体系。公开透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资金有效流动、推动产业升级、避免无效投资和资源浪费, 有利于深化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小企业会计准则》出台
财政部正式发布《小企业会计准则》, 该准则自2013年1月1日起在全国小企业范围内实施。此次新准则的出台有三个着眼点:加强小企业内部管理;促进小企业税负公平;防范小企业贷款风险。因此, 新准则的出台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小企业的微观干预, 改善小企业和市场的关系。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收入攀升
中注协公布《2011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 百家榜上有5家会计师事务所在2010年的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 除四大以外, 首次有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实现了年业务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排行国内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增长明显, 增长率达到20.72%, 远远超过全行业、百家所的增长率。
个人所得税改革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将现行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经过此次税法修改, 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从8400万人减少至约2400万人。此外, 新个人所得税法还调整了工薪所得税率结构, 由9级调整为7级, 将最低的一档税率由5%降为3%, 使绝大部分的工薪所得纳税人在享受提高减除费用标准的同时进一步减轻税负。
《会计师事务所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财政部出台《会计师事务所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对会计界业内反映强烈的财务管理一体化薄弱等棘手问题进行了规范,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实质统一”。该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对会计师事务所内部财务管理体制、资产负债管理、收入费用核算、收益分配、财务报表的编制与报送进行了明确规定。
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
内部控制乃是保证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完整的内在机制。美国安然、世通财务舞弊事件发生后, 各国监管机构将监管重心从单纯注重财务报告本身的信息质量, 转向财务报告本身信息质量与建立健全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保证体系并重。在此背景下,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 这是贯彻落实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和内部控制水平的重要举措。
增值税改革
想象共同体 篇4
关键词：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阐释民族主义是如何基于文化、历史、社会、心理、意识与结构等多层面因素而被建构的。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着独特的视角,民族不是“原始的”或“永存的”,而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及人类深层意识心理的文化“人造物”。并且这一建构不是源自于单一因素,而是来自于文化的、社会历史的、心理认知的、意识形态的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围绕“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 安德森勾勒出印刷资本主义何以引发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 进而生成民族国家体系的知识系谱,带给了我们一个理解民族主义的全新视野。
一、渐进的逻辑:由浅入深揭开民族主义面纱
文章有着严密的逻辑,“在这凝练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论证,以及一个人纵横古今、繁复巨大的历史图像。”[1]整本书围绕着几个递进的问题逐步展开, 即民族的概念和本质的界定、民族意识的起源、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出现及变迁的过程、民族主义会有如此深刻的情感正当性的原因。论证之前,安德森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视角,作者开门见山式提出了自己对民族的界定,即“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他把民族的属性定义为“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这也充分体现了安德森的建构主义研究取向。界定概念后,作者并没有急于进入历史论据的论证, 而是探讨了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根源与社会结构基础。宗教共同体和古老王朝的式微,与人们时间观念的转变等文化层面上的共同作用,使人们开始想象“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 的共同体。而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等社会结构条件则为想象的共同体与民族意识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意识结构积淀。
二、比较史与社会历史的论证方法:民族主义的模式化与后现代
在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并对其源起基础进行一番充分的理论论证后,安德森开始进入他恢弘的历史论证阶段。通过比较史和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作者梳理了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出现及变迁的脉络:从早期美洲的“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 到欧洲的群众性民粹主义的语言民族主义,再到官方民族主义,直到最后一波殖民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着历史特定性的同时,却也有着共通性。他大胆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义“模式化”的观点,即认为后期变迁出来的如亚非民族主义是对早期民族主义的“盗版”与“模塑”。在随后的几章中安德森又进一步深入到心理和意识形态层面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为何一个彼此都不是很熟悉的共同体能激荡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够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并诱发出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最后增订版又补充了两章,阐述了殖民政府是如何创造这种想象的,颇有葛兰西式意识形态“霸权”色彩以及后现代的印迹。
三、另辟蹊径: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之源
《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成为民族研究中的经典,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独特的视角和多元的论证方法,这也正是安德森民族研究的主要贡献和价值所在。作为“现代派”民族主义理论家,安德森开启了现代民族研究的文化之源。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十分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这一学派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在前现代社会发生的,而由于现代的一些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才导致了民族的诞生。在安德森提出“想象共同体”之前, 学术界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探讨民族与民族主义。 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阶级与意识形态出发,总结地域和血统是民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3]盖尔纳更多的是从社会结构功能的角度去论证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他认为民族来源于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同质的高级文化。[4]由此可见,安德森可谓是现代民族理论文化层面研究的“开山鼻祖”。这一研究取向的转变不仅带来了现代派和建构主义的新思潮,更将学者们的视角吸引到民族的文化及人类深层心理意识层面上来。
四、学术史过渡:上承原生,下启后现代
除了学术界横向的另辟蹊径,《想象的共同体》在纵向的学术史中也有重大的意义,其完成了原生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首先,《想象的共同体》脱胎于原生主义,所谓“原生主义”即为最早的民族研究范式,认为民族是自然生成的,而不是人为建构的,并且民族具有历史久远性,代表人物如皮尔 · 范登堡、爱德华 · 希尔斯等。随后这样的概念和研究模式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 主观因素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关于民族现代性的理论开始盛行。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理论范式的介入, 可以说是为“现代性”话题提供了一个“归宿”。在《想象的共同体》的后两章,我们还能找到后现代的影子还颇具有后下现代的影子。“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这一章节中,安德森借用了泰国史学家东猜 · 维尼察古“有边界的泰国”的想法,认为地图是与权利结盟的,从而产生了“地图在先,地形在后” 的后现代观念。而最后一章“记忆与遗忘”,安德森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关联,认为民族传记是构成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包含的民族叙事与话语分析,正是后现代民族理论的研究路径。另外,安德森关于象征与再现、意义与符号、话语与叙事等的探讨,对之后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中有关民族的研究都有相当的影响。
五、两点质疑
由上文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想象的共同体》不愧为民族研究中的经典。在同时段民族研领域的横向比对中,其另辟蹊径,给人们提供了民族研究的另一视角。而在整个民族研究的纵向链条中,它又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不但婉拒了原生主义,同时也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大门。然而, 即使再经典的著作也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安德森这种 “自圆其说”式的论证,更是难逃学界的检验和争议。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仅就此文谈两点自己的批判性意见。 在探究民族意识的起源时,安德森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小说和报纸创造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从而才为人们想象彼此提供了可能。这是安德森最为创新之处,也是最易引起质疑的地方。对于印刷媒介技术的极力夸赞,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极为相仿,不免陷于技术决定论的漩涡。
想象共同体 篇5
在中华民族对日进行艰苦卓绝抗战的八年中, 从上海到桂林, 从武汉到香港, 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政治性报刊层出不穷, 以重庆为例, 在抗战期间发行过报刊的报社、通讯社便达200家以上。[1]然而, 这些政治报刊大多仅限于报道国内国际新闻、登载国人的时事评论, 像《时与潮》这样专注于翻译国外评论家专业政论的期刊可谓凤毛麟角。《时与潮》通过译介, 使战时大后方人民了解国际上对时局的观点, 极受读者欢迎;由此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下的努力, 对于战时文化构建的特殊意义自不待言。
但多年来学界对《时与潮》的研究相当不足, 仅有一篇分析该刊抗日政论的硕士学位论文。事实上, 与抗日话题无涉的政论反而更能体现《时与潮》的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检视《时与潮》抗战期间的国际政论可发现涵盖了欧洲战场、太平洋问题、中外关系、世界局势等题材, 其中分量最重、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始终予以重点关注的是欧洲战场。本文即以欧战题材政论为研究对象, 结合时事背景探讨《时与潮》如何在议题设置中构建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 进而透过文本分析总结这种想象蕴含的几个深层面向, 最后试图返回过往时空, 就《时与潮》在何种情境下与读者展开如此互动作出一点推测。
二、议程设置提供想象空间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 他们认为, 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事议题, 媒介会根据自身宗旨及受众喜好分配不同议题的曝光率, 在与受众的相互作用中形成自己特定的“议事日程”。就《时与潮》而言, 在战时信息闭塞、极端紧张的环境下, 编辑部希望让受众对整个时局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刊物引导读者的因素显然占据相对更重要的地位。因此, 分析《时与潮》随欧战时局变迁所设置的议题类型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对共同体想象的追求便成为考察其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 欧战爆发前
《时与潮》创刊于1938年4月25日, 其时抗日战争形势殊为不利, 欧战尚未打响, 而编辑部仍敏锐地把握到欧陆上涌动的暗流。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德国并吞奥地利, 西班牙内战, 慕尼黑协议, 乃至于捷克问题、阿尔巴尼亚问题, 《时与潮》对这些重要事件皆刊载了国外评论, 既有对德意法西斯侵略扩张意图的揭露, 也有对被侵略国家何去何从的探讨。这些关于同样处于抗争中的弱国的讨论, 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读者对法西斯暴行的想象, 无形中将中国与这些具有相似命运的国家推向了同一空间, 鼓舞人民在不利情势下坚定抗战信念。而面对德意越来越嚣张的行为, 英法却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故《时与潮》先后译介了《英国纵容法西斯的政策》《英国彷徨在十字街头》《法国人民阵线的总检讨》等一系列文章以提供对绥靖政策错误的反思。
(二) 欧战初期
1939年9月1日, 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 欧战序幕正式拉开。从此后的第四卷第五期开始, 《时与潮》开始着重于登载对列强国情、军情的分析, 在政治、经济之外, 战略、战术讨论所占比重愈来愈多, 尤其是对德、英、苏三国。具体关注重点则随时局不断变化, 例如后来德对英进攻陷入僵局, 德国开辟对苏联的东线战场, 则苏德局势自更受瞩目。而关于欧洲总体局势发展变化的剖析预测, 也开始成为杂志的另一关键议题, 如第八卷第二期即设置了欧战局势展望专栏。这个阶段, 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形成, 《时与潮》通过对英、苏、美诸强的介绍, 更进一步告诉读者, 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对于在漫长相持阶段备受煎熬的人民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
(三) 欧战中后期及战后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与阿拉曼战役的进行, 1942年底德意的进攻优势逐渐消解, 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虽然此时距盟军最后反攻奠定胜局仍有一段时间, 但《时与潮》已开始刊发如何取得欧战胜利的文章, 如第十五卷第二期上已刊有《一九四三年打败德国计划》。1943年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并迫使意大利投降后, 战争形势更加逆转;1944年8月诺曼底登陆成功标志盟军进入最后反攻阶段, 杂志将对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展望全面纳入议事日程, 包括各国外交政策、国际地位转变、战后经济调整、如何处理意大利、如何审讯战犯等话题。相比之下, 直到1943年底中国抗战仍极为艰苦, 1944年国军还遭遇豫湘桂大溃败, 但欧战胜利在望所带来的对整个反法西斯共同体胜利的期待, 某种程度上的确构成了民众对未来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想象基础。
三、多层面的共同体想象建构
纵观《时与潮》在欧战方面的议程设置, 不难发现其几乎覆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所有可能的议题。然而透过驳杂的表象, 深入文本内部肌理, 我们仍可抽离出杂志编辑们在构建反法西斯想象时所依据的, 或有意或无意的四重理念。
(一) 相似命运:同情与反思
在中国人民奋勇进行抗战的同时, 欧陆许多国家也遭受着同样甚至更为悲惨的命运。从捷克到波兰, 从战前到战后, 《时与潮》从未停止过对受到法西斯迫害的弱国的注目。第一卷第六期上沈默译、亨利·沃尔夫 (Henry Wolfe) 所著的《捷克究将谁属》一文, 大半部分皆在以客观角度分析捷克目前所遭遇的内外种种政治危机, 文章末段却出现如下文字:“假使巴黎和莫斯科能在捷克背后主持正义, 则总统贝奈士绝不会屈服的。”[2]本来仅仅是就国家利益的角度探讨, 这里则明显是在与读者进行情感沟通, 通过共感使国人增强对被侵略国家的认同。而欧战开启后反映波兰、保加利亚等国斗争情况的评论于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在情感趋近的基础上, 反思这些国家的悲剧命运实可予读者更多启发。
(二) 共同敌人:伟大的战斗
《时与潮》的抗日政论不乏国外专家对日本侵略暴行的批判, 而对远离中国战场的德意, 杂志在编译时其实也采取了类似态度, 尤其是1940年德意日结成法西斯轴心之后。第九卷第一期刊佟哲晖与张素合译的文章《纳粹铁蹄下的各国惨状》这样描写当时的维也纳:“朋友不敢到此地 (注:指咖啡店) 谈话, 因为秘密警察遍地都是。”[3]其后的第九卷第三期中, 更设置了“照妖镜下的希特勒”专栏, 译介了《希特勒战略的剖视》《希特勒心理的分析》等多篇政论。《时与潮》对德意法西斯负面形象的不断强化, 使读者形成关于法西斯恶行的固定印象, 由此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宏大框架下, 从而赋予国人抗战以更崇高的意义。
(三) 寻求支持:信心与底气
中国人民的抗战, 从初期至末段, 其实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虽然报刊宣传在不断鼓舞民众, 同命运、共敌人激励我们坚持斗争, 但是如此建立起来的想象其实仍是脆弱的。敌强我弱,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究竟依靠什么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战时后方的民众需要更多理由来不时坚定胜利的信心。欧战前关于英法绥靖政策的持续讨论即明显反映了编辑部对诸强面对法西斯态度的重视。战争打响后关于法西斯必败而盟军必胜的论述文章刊载益多, 如二十卷第一期黄竞春译介的政论《苏联军事胜利的秘诀》:“证明在苏联的德军正濒于战略上的精疲力竭, 那就是说无力完成守势战的迫切任务。”[4]揭露德国内外陷入困境、形势转衰, 盟军斗争英勇、实力强大, 让反法西斯想象更加坚固,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
(四) 大国理想:民族的振兴
近现代以来贯穿国人办报的一个隐藏的核心精神, 是民族主义。无论何种类型的报人, 在民族危机的时空背景下, 与读者之间一定共享着同一感受:追求民族振兴。交织在《时与潮》文字间的脉络所闪现出来的, 同样是这样的大国理想。且看第二卷第二期苏联十月革命廿一周年纪念特辑所刊《苏联怎样完成革命期间的抗战任务》一文前译者王一之的一段论述:“关于苏联在革命期间怎样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 怎样完成革命过程中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 是我们最好的参考数据……是怎样值得效法的事!”[5]编者译介这篇政论的目的由此显而易见, 即以苏联在困境中建立国际地位的经历点燃人们心中希冀民族复兴的火焰。
四、想象的发生
《时与潮》所尝试完善的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 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线之外, 应当有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发源。一方面, 《时与潮》社长齐世英及编辑部诸同仁的个体经验是此种想象的根源;另一方面, 想象的最终完成一定需要读者的参与, 对时代大背景的共同感受构成了读者与杂志持续互动的基础。
(一) 齐世英及编辑们的关怀
理解一份报刊的办刊理想, 不能不进入报人的个体生命历程。就《时与潮》而言, 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社长齐世英。齐世英, 辽宁铁岭人, 十八岁时负笈东瀛, 后留学德国, 研读哲学和经济学。为了以自己所学更好地报效国家, 齐世英归国不久便参与了郭松龄反张作霖的兵谏。虽兵谏终告失败, 但齐世英在此过程中更坚定了建设东北、振兴民族的理想抱负。无论是加入国民党并负责东北党务工作, 还是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组织东北抗战, 都是在践行这一理想。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他此后长期周旋于中日之间的宝贵经验。回溯齐世英办《时与潮》前的经历, 留学日德赋予了他深厚的学识积累与开阔的国际视野, 而投身政治, 包括与日本政界的许多交涉, 更使他对国际政治比一般人有更多深入的体认。当然, 这些皆服务于其收复东北、振兴国家的追求。
《时与潮》的创办其实并非齐世英发起, 而是一批东北青年找到齐世英, 希望齐世英支持他们办刊。杂志最初的编辑多是外文系高材生, 对于外文书刊多所接触, 颇有对世界局势的关怀。迁至重庆后, 齐世英还聘请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教授们兼任编译, 选稿、翻译水平更高。[6]齐世英与编辑们的国际观念、知识素养与共同希冀, 组成了《时与潮》通过翻译国际评论构建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的坚实基础。
(二) 时代环境中感受相通的读者
《时与潮》1938年创刊于汉口, 其时日本侵略者正步步进逼, 在武汉会战战事不利的情况下, 《时与潮》被迫迁往重庆。当时, 全国多所高校及大批知识分子转入西南大后方, 重庆一跃成为战时文化中心, 各种报刊随之兴起, 一些外国通讯社亦驻于重庆。然而战时重庆的新闻传播事业虽办得如火如荼, 但受限于通讯条件、人员结构与舆论环境, 主要媒体在国际报道上始终力有未逮, 很难提供深入思考的空间。在国内形势日趋危殆时, 后方民众迫切渴望能对国际情况有更多了解, 他们希望在国际上寻求到支持以减轻关于自己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感。换句话说, 他们有想象的需要, 却不知如何去想。此时《时与潮》正是为读者搭起了一个框架, 而读者则在与刊物的持续对话中不断填充起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的建筑细节。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 以及对大国理想的追求, 正是这种对话得以进行的结构保证。
五、结语
抗战期间, 《时与潮》凭借其译介国际政论的特色广受欢迎, 每期销量常达两万余册。如第三卷第二期刊登的读者来信所说, “我非常注意而爱好这个刊物……在出版物蓬勃异常的今天, 只有它而且仅仅只有它是一个意识正确内容丰富的纯翻译刊物……以着重传递国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客观言论的姿态出现在出版界”。[7]而《时与潮》之所以在战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正与其对反法西斯共同体想象全面而持续的塑造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薛新力.抗战期间重庆的新闻出版事业[J].渝州大学学报, 1998 (1) :106-108.
[2]亨利·沃尔夫.捷克究将谁属[J].沈默, 译.时与潮, 1938, 1 (6) :16.
[3]纳粹铁蹄下的各国惨状[J].佟哲晖, 张素, 译.时与潮, 1941, 9 (1) :20.
[4]沃罗宁.苏联军事胜利的秘诀[J].黄竞春, 译.时与潮, 1944, 20 (1) :31.
[5]王一之.译者前言:苏联怎样完成革命期间的抗战任务[J].时与潮, 1938, 2 (2) :10.
[6]刘宇.《时与潮》在渝期间 (1938-1946) 抗日政论研究[D].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4:41.
想象共同体 篇6
马氏将田野工作、民族志以及理论体系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 确立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和方法, 发现了有效田野工作的秘诀之所在。其原则有三:首先, 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 知道现代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 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之中 (即直接居住在所调查的族群中) 。最后, 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田野资料。
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民族志学者, 首要而基本的职责是勾画出关于部族生活的确切梗概, 对涵盖在部落文化每一个方面内的所有层面的现象都进行认真冷静的研究, 并尝试着把这类材料拼合在一起, 揭示出信息间的漏洞与空隙, 导向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然而, 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现象, 不可能通过询问或推敲文档的方式记录下来, 因而需要在完全真实的情形下进行观察。马林诺夫斯基把这类现象称之为“现实生活的不可测现象”。对这类现象不应含糊敷衍过去, 而是尽力洞察这些生活细节中隐而不彰的想法。同样重要的是, 应当从研究该社区过程的早期阶段开始搜集和记录工作。因为其中某些微妙难言的特点, 当它们是新鲜的时候就会给人们留下印象, 当它们变得熟悉时便不再会为人所注意。
二、对“库拉”的理性分析
库拉是一种具有跨部落性质的礼物交换形式, 其核心是用于库拉交换的项圈 (soulava) 和臂镯 (mwali) , 它们在封闭的循环圈内沿着自己的方向相向运动。在这种交换中, 没有人会长期持有一项物品, 库拉伙伴的关系却是终身的, 即遵循“一旦在库拉中, 就永远在库拉中”。库拉亦是一种间隔一段时间就要酬报的回礼, 具有非等时性。为了库拉活动, 首先就涉及独木舟的建造及其航行、瓦加的礼仪性建造。这些前期准备又牵涉到技术、巫术、共同劳动等。成员自愿投入到库拉圈中的主要动力, 并不是满足自己需求之欲望, 而是一种复杂的传统力量、责任、义务、巫术信仰、社会志向、虚荣心的构建。这种文化迫力是促使库拉能够顺利进行并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尽管库拉回报并非丰厚甚至是没有报酬。土著人并非为库拉而库拉, 库拉能够创造社会关系 (母系亲属关系、婚姻关系、姻亲关系、氏族关系、个人友情关系、一个村庄群落中间居民的关系、酋长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任何两名部落男子间的关) , 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 将族群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关于巫术的客观认识
巫术对特罗布里恩岛上居民的整个生活与思想施加着极大的影响力。在土著人心目中, 从伐树挖空以建造独木舟到成功完成航海, 商船队载着贵重的货物将要开始返航之时, 对库拉事业的所有阶段而言, 要想取得成功, 巫术仪式的施行以及巫术咒语的念诵都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 巫术被认为是在每一类产业事务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种辅助, 作为一种必备条件, 机械作业的成功, 例如一艘独木舟的堵缝、上漆、下水, 以及一座园圃的栽培、一套渔网的安置等, 都包含有巫术。
在特罗布里恩群岛, 巫术是土著人最深刻的恐惧与最恒久的担忧, 被认为是巫师本人为了邪恶的目的而实施的。但巫术本身是既非有益的亦非有害的;它只不过是控制自然力的一种虚构的能力, 且这种控制为巫师加以实践, 可为善亦可为恶, 既可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利益亦可造成伤害。在这方面, 巫术非宗教的对立面, 恰与科学恰恰有着同等的资格, 因此可以说是科学的私生姐妹。科学对自然进程行使一种真正的控制, 而巫术则行使一种假想的控制, 应用其知识而将感情贯注其间的个体, 其道德倾向、意图善恶, 都不会影响自然的进程。对于社会的福祉与真正的社会生活而言, 巫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征。
结语
“每一个文化都给它的成员某种确定的世界观、某种确定的对生命的热情”, 对于异族文化, 我们不应将其当作一件稀奇古怪的事物而驻足观赏, 而是要深入探究、理解他们的文化和生活, 要“把这些知识转化成智慧, 丰富和深化我们的世界观, 了解我们的本性, 使其在智慧上和艺术上更为细致”。掩卷而思马氏的这番话, 不仅体现了其作为功能主义人类学奠基人的人文关怀, 也让当今浮躁的世界认识到从事对遥远时代及遥远地点的人们的研究的必要性。人类学者漂泊在文化的边缘, 容易让自身陷入一种情感上乃至意识上的困境, 不知身处何种文化之中, 不知何种文化为其信仰。也许我们应当回到森林中, 回到原始的生命礼仪或者羞涩的沉默贸易;进入原始人的意识世界中, 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感觉他们的感觉。在其独特的生活秩序中, 建构其独特的思想、记忆与认同, 建构起想象的共同体。或者我能向你伸出手, 或者我们更了解彼此。
摘要：作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是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经典著作。马林诺夫斯基在著作中显示出了其开创性的田野工作方法, 描述了一个叫“库拉” (kula) 的经济现象, 它牵扯了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组织、风俗信仰、巫术力量、神话传说、经济生活和技术知识, 浸透了土著人的生存智慧、思想观念、野心欲望和虚荣自负, 是一种联结社会的纽带, 亦体现了人类学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民族志,库拉,巫术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想象共同体 篇7
一、广开路径, 丰富言说素材
上海大学李白坚教授指出, 习作教学应从“前作文”开始, 要教会学生“摄取生活素材”的本领。这一条, 对于本组“口语交际”的教学来说同样适用。我们知道, 世界上的动物有100多万种。它们生活的环境差别很大, 它们的外形、生活习性也迥然不同, 关于动物题材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因此, 在课前, 教师应该广开路径, 引领学生丰富言说素材。
1.观察。提前布置学生观察身边的小动物, 去发现它们有趣的故事, 做好观察记录。
2.阅读。通过查阅图书或上网搜索, 走进神奇的动物世界, 体会动物迷人的情感, 做到在言说时言之有物, 言之有情。
3.评价。教师随时检查并评价学生对言说素材的占有情况, 对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并作个别指导。
二、交流互动, 提升交际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年版) 》指出:“口语交际是听与说双方的互动过程”, “教学活动主要应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进行”, 从而“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 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在本组口语交际的教学中, 可以引领学生任选两个话题中的一个来与同学互动交流有关动物的故事, 来劝阻伤害动物的行为。
1.回顾导入。回顾本组所学的课文《老人与海鸥》《跑进家来的松鼠》《最后一头战象》《金色的脚印》, 唤起学生对动物的美好记忆, 使他们带着感动走进课堂。 (1) 对于“话题一”的教学, 可以这样导入:“重情义的海鸥、忠诚的嘎羧、可爱的松鼠、聪明的狐狸, 无不和人类相互信赖, 和谐相处。是啊, 动物和人一样, 也有喜怒哀乐, 也有思维、智慧, 也有自己的情怀。同学们一定也知道许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吧, 就让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知道的有关动物的故事, 让同学从你富有感染力的描述中来再次体会动物的情感, 加深对动物的了解和认识。” (2) 对于“话题二”的教学, 可以如此引导:“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然而令我们触目惊心的是, 猎枪在瞄准它们, 捕捉网在撒向它们, 太多的魔爪在伸向它们。你看, 小明的爸爸就经常背着猎枪去打鸟。更有甚者, 火烧棕熊、取熊胆、砍鱼翅……相信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 那就让我们站出来, 阻止伤害动物的行为吧!”
2.讲述故事。在“话题一”的教学中, 要让学生明白:“表达”时做到“讲清楚故事内容”, “表达出动物情感”;“倾听”时做到“认真、耐心、会评价”。可以通过平淡讲述和富有感染力的描述相对比, 使学生懂得讲述故事时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带着感情描述才能打动听众。要在课堂上给足学生演练的时间和空间, 适时地鼓励, 让他们充满自信地讲述, 在语言实践中提高表达能力。
3.创设情境。“言语的发源地是具体的情境”, 情境是学生加深体验、乐于思维、善于表达的动力源。在“话题二”的教学中, 要巧设情境, 让学生转换成“小明”的角色, 来劝阻爸爸打鸟;通过所搜集的伤害动物的图片, 营造“语场”, 让学生来阻止伤害动物的行为。
4.实践演练。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在语言实践中历练, 口语交际的素养才能得以“生长”。在“话题二”的教学中, 不妨这样来“示例演练”, 拨响“互动”的弦儿。
师:现在, 我就是爸爸。 (扛着猎枪) 我这个人呢, 没别的爱好, 就爱打鸟。“砰”的一声枪响, 小鸟应声掉下。打个十来只宰宰杀杀, 加油爆炒, 那味道可真是鲜美呀!
师:你小孩子懂什么?去去去, 认真读书才是你的正事儿!
师:还有这样的事?看来动物也是重情重义的呀。儿子,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以后, 爸爸再也不打鸟啦!
学生从“示例演练”中习得方法后, 可因势利导出示伤害动物的图片, 根据图片内容组织“生生演练”, 这样, 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互动, 让他们的角色在听者和说者之间不断转换, 从而提升倾听、表达、应对的能力。
三、读懂图片, 想象故事情节
本组习作, 要求根据图片报道, 进行合理想象, 然后写一个故事。教师要在“新闻图片”的真实性和瞬间定格的“有限”之内, 开辟广阔的思维空间, 写出一个“内容具体, 感情真实”的故事, 可以这样指导学生:
1.读图。粗略地看, 你看到了什么?仔细观察鸭妈妈和小鸭们, 你又看到了什么?往后看, 你看到了怎样的背景?想说点儿什么? (如此读图, 巧妙地将“读图方法”:“粗略浏览—仔细观察—关注背景—融入感受”渗透其中, 点拨无痕, 对接新知。)
2.在读图的基础上, 让学生默读文字说明, 圈画出贯穿情节的重点词语 (漫步跌入求助捞出上路) , 从而为想象故事情节奠定基础。
3.想象。要写出“内容具体, 感情真实”的故事, 自然少不了“想象”。想象, 是丰富语言视像, 拓展故事情节的“绿色通道”, 能让静止的新闻报道连缀成一组活的画面。
漫步:一群憨态可掬的小鸭子正在鸭妈妈的带领下漫步在温哥华的街头。小鸭子们怎么做?鸭妈妈会说什么?
跌入:突然, 几只小鸭跌入了路旁的下水道。下水道的环境怎样?小鸭子们怎样挣扎?他们的心情如何?会怎么呼喊?
求助:危急时刻, 鸭妈妈沉着冷静, 向巡警求助。鸭妈妈会怎么做?巡警的语言、动作、神态如何?
捞出:巡警是怎么捞出小鸭的?在捞小鸭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巡警是怎么克服困难的?他们的神态、语言、动作又怎样?
上路:看着获救的孩子, 鸭妈妈的心情如何?巡警目送他们摇摇摆摆地上路, 会怎样想呢?
如此引导, 让学生通过想象, 把一个个画面丰富起来, 组成了一个个意味无穷的情节;把一个个情节串联起来, 便成了一个内容具体的故事。如果学生不想根据图片报道写故事, 也可以写口语交际课上跟同学交流的内容。
四、评改分享, 激发习作动力
潘新和先生说:“教学中要养成这样的观念, 写作包含修改, 修改是无止境的, 经过修改的文章, 才是完整的文章。未经修改的文章, 是‘半成品’, 是不应该面世的。”学生由于笔触稚气、语言单薄, 写出的初稿肯定会有不足之处。教师要强调修改作文的重要性, 并教给修改的方法, 让学生“在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的过程中提高写作能力”, 给语言增添亮色。
1.自改。让学生认真阅读自己的习作, 反复问自己: (1) 有错别字吗?词语用得恰当吗? (2) 有病句吗?哪里还可以写得具体些? (3) 标点符号用对了吗?
2.互评。针对本次习作要求梳理出主要的评价标准: (1) 根据图片报道写故事的同学, 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写清楚了吗?故事有细节描写吗? (2) 不想写故事的同学, 口语交际课上跟同学交流的内容写具体了吗?写出真情实感了没有?⑶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四人小组, 小组中选一名组长, 组织好本组的互评活动。小组成员围成一圈, 逐一朗读自己的习作, 其他同学安静倾听并思考, 听后对同学习作进行评议, 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3.共议。教师用实物投影仪展示学生好中差各一篇习作, 引导学生共同评议, 或欣赏, 或建议, 让每位学生既体验到成功的快乐, 又看清二度修改的方向。同时对习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