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儒家化

刑罚的儒家化（通用5篇）

刑罚的儒家化 篇1

0前言

在西方国家日益强调刑罚人道的口号下, 刑罚正在越来越失去其具有的惩罚主体、剥夺权利与应得报应等功能, 这是否意味着刑罚的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刑法将走向何方?

现代刑法理论一般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刑罚目的是指国家运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国家运用刑罚是为了履行宪法赋予国家的保护社会的任务, 因此在刑罚目的意义上所说的目的指的是刑罚对社会的影响效果。从国家这个行使者的角度看来, 这种效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鼓励性的, 是国家通过刑罚的运用在社会中鼓励从而产生某种效果。另一方面是阻碍性的, 是通过刑罚的运用阻挡某种行为的发生。无论哪种, 只要是属于国家通过刑法选择的, 就是国家希望达到的目的。在刑法学理论中, 刑罚目的不仅会直接在刑罚论中影响刑罚体系、种类乃至量刑, 而且会对犯罪论的结构和内容发生重大影响。在现代刑法理论中, 刑罚目的的理论已经相当广泛地用来作为证明刑事司法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在中国刑法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中, 社会危害性是与社会对特定行为进行惩罚, 尤其是采用刑罚这种最严厉的手段进行惩罚的愿望相联系的。我们可以说, 认为某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就是认为对这种行为进行刑罚惩罚是正当合理的。因此, 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正当合理性, 也的确与刑罚目的的选择紧密相关。

1 刑罚目的

我赞同的刑罚目的是三层次说:刑罚的第一层次目的———惩罚犯罪, 第二层目的———预防犯罪, 第三层目的———保护法益。

1.1 刑罚的第一层次目的———惩罚犯罪

要论刑罚的内在属性, 我认为应当首推惩罚性。我们说要使刑罚发挥惩治犯罪的作用, 一方面是就是通过刑罚对犯罪分子造成一定的痛苦, 使其思悔改。另一方面, 通过内心赎罪感使其主动悔改, 赎罪感经常意味着行为人在内心中将刑罚作为正义的标杆而加以接受, 从而通过心灵上的反省而改过自新, 并且通过赎罪使自己重新获得人格和社会性的纯洁, 但是这样一种以人格心灵的自主方式显示出来的赎罪方式并不是强制性的, 而是一种人格的自新。

通过对行为人的监禁来保护一般公众免受侵害, 通过对行为人适用刑罚来威慑其不得实施其他犯罪, 并且通过对行为人的教育来防止再犯罪。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惯犯的问题, 对既无法遏制又无法矫正的惯犯, 我们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单纯的偶犯进行威慑, 对可以矫正的罪犯加以矫正, 这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确主张量刑时可以考虑犯罪人犯罪前的表现与犯罪后的态度、是初犯或是偶犯还是惯犯等因素, 但这些因素都是作为酌定情节来考虑的, 是由人民法院在刑罚裁量时应当灵活掌握而酌情适用的。刑罚目的的选择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对特定刑罚的价值选择, 可能由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1.2 刑罚的第二层目的———预防犯罪

人道主义在刑罚中的不断渗透融合, 使单纯的报复性的刑罚作用日渐淡化, 而对犯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乃至教育作用在各国法律中越发突显。

刑罚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将来没有犯罪发生。故此, 刑罚应当与防止犯罪的目的相联系, 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 并且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 犯罪人也是人, 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 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待遇均是反人道的。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尊严和刑罚措施人道化, 也禁止把罪犯当作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使罪犯因为犯罪受处罚却并不因此而丧失其人格自尊, 这样才有利于鼓励社会大众对整个国家上层建筑的认同和自愿服从法制约束。刑罚人道主义作为一项原则和一种伦理精神, 它不仅不是一种手段, 而是判断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及正义的尺度。

刑罚人道化, 在行刑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废除残害肉体刑、废除死刑或者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的使用。刑罚人道主义使得刑罚发展体现出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历史上的某些朝代也有刑罚人道化的提法, 比如死刑被限制使用, 身体刑被取消, 自由刑成为主体等。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自由刑的执行, 开始由监狱化走向开放式, 禁锢惩罚越来越少, 促进其回归社会的越来越多。刑罚人道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范畴。可以确定, 刑罚的目的和功能都将紧紧围绕人道主义来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的尊严与价值必将得到更大地保护和发扬。

1.3 刑罚的第三层目的———保护法益

保护法益, 摒弃一切严酷刑罚, 在法治文明不断提高的今天, 我们要关注与人道主义相适应的法律完善。不能单纯为了刑罚而刑罚, 要立足于人的本质方面的更新和再造, 用人道主义的感化使罪犯得到人性的尊重、人格的提升, 激活罪犯改悔自新, 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2 刑罚人道

特别要注意强调对犯罪人的关怀, 与国际接轨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就中国来说, 目前, 从法律制度建设上, 要践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 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

首先, 必须重视罪刑法定原则,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使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受到刑罚制裁。同时, 要杜绝严打风、随意加重刑罚甚至酿成冤假错案的失误等现象。在刑罚实践中, 切实做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定性准确, 量刑适当, 保证国家刑罚权的权威性。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起到教育公民, 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

其次, 要慎重适用死刑。当今各国现行的刑罚体系中, 刑罚更加轻缓, 并增加了很多刑罚的替代措施来尽量减少刑罚的痛苦。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废除死刑制度还有一定难度, 但我们应当逐步改变死刑适用上的报应与威慑功能观念, 重视刑罚的矫正与导引功能, 逐步破除对死刑在遏制犯罪中的盲目崇拜与依赖, 在现行刑法的框架内, 树立轻刑化观念, 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 以逐渐过渡到废除死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刑罚改革过程中, 我们应当意识到超前于刑罚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在创造性接受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 研究中国具体国情, 发挥综合力量与综合优势来医治社会, 遏制犯罪, 这比发生犯罪之后的刑罚更有人道主义价值。

摘要：现代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运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中国刑罚目的理论, 总结和吸收了报应、预防、惩罚等要素。借鉴西方刑罚人道化思想学习刑罚目的理论学, 将有利于中国刑法理论进行新时代的新探索。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 并且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犯罪人也是人, 也有尊严和独立人格。但在中国的刑罚实践中的一些改革倡议让我们有了刑罚的惩罚功能灭失之嫌, 因此有必要从法学角度对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梳理, 探讨刑罚人道主义的根本内涵和如何去实现刑法惩治目的, 从而推进中国的刑罚人道化和轻刑化进程。

关键词：刑罚目的,合理性根据,刑罚人道

参考文献

[1]王世洲.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Z].

[2]韩轶.对我国刑罚目的之理性审视[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韦临, 流鎏.论报应、报应的制约与一般预防:兼论一般预防不应是刑罚目的[J].法律适用, 1997 (5) .

刑罚的儒家化 篇2

再谈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问题

普世伦理意指未来全球人类普遍能够接受的伦理观.儒家的.伦理哲学旨在处理好三种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自身与思想的关系.儒家伦理既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一切家庭团体、一切种族、国家和宗教,也照顾到了全人类各个方面的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因而具备了普世伦理的基本条件.儒家伦理经东方儒学文化圈各国的现代转换发展,巳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复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儒家伦理中蕴涵的普世伦理,必然在世界现代化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并终将造福全人类.

作 者：蔡德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山东,济南,250100刊 名：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9(1)分类号：B222.05关键词：儒家 伦理 普世化

浅析刑罚轻缓化问题 篇3

关键词：刑法；轻缓化；问题；制度

一、刑罚轻缓化实行的原因

1.社会的发展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社会形态的由低级向高级进步，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刑罚作为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断向前进化着的。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有限，人们的自由则被束缚在生产上，因此犯罪人的生命以及身体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刑罚对象，而人身自由的剥夺也相对较弱，此时的刑罚是以生命刑、肉刑及身体刑为中心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程之中，而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求人们有更大的人身自由，因此此时期的刑罚主要是以自由刑为中心。自由的广泛发展为轻缓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自由权种类的不断增加以及各种自由权的拓展都为轻缓化提供了较广泛的空间。随着人类自由的进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变化，转变到个人本位，以及人们还在刑罚上提出了刑罚的人道主义，轻缓化从原来自然的状态转变为人文的状态的标志就是人道主义的刑罚，其从自发的状态转变为了自觉的状态，而这一切都与人的主体性的提升，也就是自由的发展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也是轻缓化的根本动因。

2.刑罚具有局限性

社会总是充满各种冲突的，但是冲突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可能尽如人意，每一制度和方法都是既有利又存在弊端。当无法采取合法以及有效的方式去解决冲突时，犯罪就有可能发生。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在人们意识当中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其受到很多客观条件限制，冲突在意识形态中也是存在的，其存在使犯罪具有存在的的可能性。必然性的犯罪不仅可以以微观的角度来观察，也可以宏观的角度来观察。以微观角度观察到的是相对具体的犯罪人与犯罪行为，其犯某一罪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偶然的，但偶然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必然。以宏观角度来看犯罪相对整体的状况，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特定数量的犯罪是必然的，因此犯罪的必然性就非常的明了，但是宏观上的必然性是要通过微观上的偶然性而表现出来的。刑罚被沿用到目前已有几千年，其作为惩罚以及预防犯罪的手段来说作用是相当巨大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刑罚社会将会是何等模样；但实际上其只是对付犯罪最后的手段，是有很多局限性的。首先，刑罚的预防能力有限。发生犯罪的原因是多样的，而且有客观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在面对复杂的犯罪动因时刑罚的预防功能往往会力不从心。其次，刑罚有消极的作用。刑罚能够使犯罪人的心理上产生痛苦，使人的性格上产生变异；而且刑罚具有不可逆性，意味着刑罚若错判则不能得到根本上的纠正；刑罚具有不经济性，损耗社会上的可用资源，有国家的和社会的以及犯罪者本人的。

3.长期的重刑化背景需要改变

中国早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辽阔的疆域等自然条件使得其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各种社会活动。但是其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也较为缓慢。奴隶制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为了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力相适应，对于犯罪的奴隶以及平民判处生命刑或者身体刑才能够体现出足够的威慑力及谴责性。在封建时期，我国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劳动力价值提高，为了保护劳动力，于是限制或取消了肉刑。于是，刑罚体系由以死刑和肉刑为中心逐渐向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中心发生转变。到了近代，中国经济上仍未摆脱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落后状态。虽然后期出现了一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但实力薄弱。后又出现了实力较为强大的官僚经济。由于半殖民半封建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从而导致政治上的保守性，人们始终未能抛弃重刑观念。

二、我国现行立法、司法、刑法理论与刑罚轻缓化

1.刑罚轻缓化在立法中的体现

轻缓化论者的观点是，刑法的重刑主义倾向在我国是很严重的。我国刑事立法上对于死刑、无期徒刑的条款使用的范围广泛，而相对的拘役、管制、罚金以及可以判处缓刑的条款的适用范围个对象缺相对狭窄且多为选择刑种。而在刑事司法中，实践部门对于死刑、无期徒刑等重型的实施在近年来却是有着极高的使用率。此外，基于我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现状，犯罪形势不容乐观，不切实际的追求轻缓化，片面的追随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是不可取的。为此，刑罚的适度化便被提出了，在适度与协调的前提下不把刑罰重刑化也不轻缓化。犯罪与所获得的刑罚应当是对等的。

2.刑罚轻缓化在司法中的体现

将把报应为根基的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与恢复性司法相比可知，恢复性司法自有其相对独特的理念，而刑罚轻缓化的思想也与这些新的理念有很大的契合之处。具体如下：

（1）犯罪的本质与受害者的地位。传统的理论观点是，犯罪是一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也可以认为其是“个人孤立的与统治关系之间的斗争”，因此国家理应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理，而受害者的地位则处在边缘，基本上刑事诉讼的程序是将其排除在外的。但是恢复性司法的观点是，犯罪行为是社区中的个人侵害个人，因此犯罪中首先应处理的问题是罪犯与其受害者的事情，中心的位置是受害者与犯罪人，将二者的意见视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且因为犯罪的行为是在社区发生的，所以犯罪处理过程当中的主要积极作用也是由社区来实现的。

（2）责任方面。报应性的传统司法的观点是，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在其意志自由的基础上实施的，因此对其处以惩罚是犯罪者应该承受的报应，也是伸张正义的要求。恢复性司法的观点则是，目前实施的由国家来进行惩罚追究的刑事责任是毫无意义的抽象责任。恢复性司法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中只重视对犯罪者的惩罚的观点不同的是，恢复性司法的观点是犯罪者的责任是对应该承担的由其犯罪行为而导致后果进行负责，犯罪者要通过其自身的行为来补偿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害。

参考文献：

[1]张明恺.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J].法学家，2008，（4）.

[2] [日]大古实.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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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奴.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的非犯罪化[J].法制与社会，2009，（11）.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及影响 篇4

关键词：汉代,法律儒家化,春秋决狱

中国古代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法制始终伴随着儒家文化的渗透和体现, 法律儒家化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 而汉代是这一进程的起始和开端。在经历了有秦一代以“法”治国, 以及汉初“休养生息”之后, 儒家思想以其特有的伦理观以及为统治者所需要等因素, 经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真正确立了正统地位。

一、汉代法制与“法律儒家化”

1. 汉代法律体系。

“商鞅相孝公, 为秦开帝业”, 秦王朝在统一六国之后延续了“以法为治”的思想, 抛弃了先秦宗法制度“血缘本位”的理念, 并通过大量严刑峻法的制定走向了法治暴力主义的极端。严重的社会矛盾, 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主张采用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想。然而随着国力的增强, 休养生息的政策不能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这也是汉武帝时期, 经董仲舒改造, 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儒家思想能够迅速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正统思想的重要原因[1]。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与王朝的上层建筑分不开的, 从刘邦“约法三章”到萧何《九章律》的制定, 所谓“汉承秦制”。以《九章律》为例, 其制法思想甚至基本律条都是直接源自秦律, 只是修改或删减了一些过于严酷的律文。纵观整个汉代, 有着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 学术界通常将汉代的法律体系归结为律、令、科、比四类[2]。“律”主要是国家颁布的法典, 是汉代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以《九朝律》为代表。“令”主要是指皇帝颁布的诏令, 在汉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律”, 具有权威性, 甚至可以删改现行法律。

2. 汉代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即是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文化及法律意识相结合的过程, 其实质是通过将儒家经典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 最终达到“礼法结合”的过程。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主要体现在“春秋决狱”, 而其“礼法合一”的发展完善又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为汉代法律儒家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 表现出了强烈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法、道等观点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将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推动了董仲舒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法律观念的流行[3]。其次是儒家经义的备受推崇。自孔子始, 《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就备受儒家学者推崇。儒家经典常被赋予政治色彩, 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 而作为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礼”则被逐渐融入法律构建中, “礼”与“法”开始结合。再次是法律的适应性对法律儒家化提出了时代要求。在立法思想、司法实践以及法律解释等方面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二、“春秋决狱”与汉代礼法结合

1.“春秋决狱。

程树德在其《九朝律考》中有语:“汉时去古未远, 论事多傅以经义。”“春秋决狱”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集中体现, 也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判案方式。“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或“经义决狱”, 是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导思想, 其中特别以《公羊春秋》为甚, 对司法实践中无成文法可循的乖戾疑难案件, 以儒家经典作为断狱量刑依据的审判方式。“春秋决狱”首倡于董仲舒, 兴盛于汉武帝时期, 于整个汉代甚至整个封建时期的“礼法结合”都有重要影响。董仲舒曾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汇成《春秋决事比》, 今多以散失。其中可见者多以纠正“诛名而不察实, 为善者不必免, 而犯恶者未必刑”为宗旨, 其实质是以《春秋》等经义为司法解释手段来解决疑难案件。“原心定罪”是“春秋决狱”之最主要的指导思想, 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所言:“春秋之听狱也, 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 不待成;首恶者, 罪特重;本直者, 其论轻。”意思就是说, “引经决狱”首先要考察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 根据动机的恶与直来确定量刑的轻重。另外“春秋决狱”还包含“尊尊亲亲”的基本原则, 即尊重应受尊重的人, 亲近应被亲近的人, 实则是宗法礼制强加在法律上的体现。“原心定罪”与“尊尊亲亲”的指导原则所体现的法律“衡平”的思想, 要义在于司法者的自由量裁权, 而由此所引起的“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的人格伪善;以及高下在心, “实则便于酷吏舞文”等弊端也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2. 以儒家经典为据的自由量裁。

以“春秋决狱”为代表的汉代法律审判方式, 实则是在无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以判例法代替成文法, 或是一种将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的尝试, 这要求法官必须要熟识儒家经典以作引据之用。其所遵循的“原心定罪”以及“尊尊亲亲”的原则又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量裁权。法官对于经典的理解以及“本其事”、“原其志”的揣测直接影响着案件的量刑。下面以两则案例为例。案例一:“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 丙以佩刀刺乙, 甲即出杖击丙, 误伤乙, 甲当何论?或曰, 欧父也, 当枭首, 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 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 扶杖而救之, 非所以坂父也。《春秋》之义, 许止父病, 进药于其父而卒, 君子原心, 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 不当坐。”这个案例讲的是子误伤父亲, 官员认为依律应处以“枭首”刑, 董仲舒以《春秋》所载, 子欲止父病而误致其父卒, 原其心不当诛之义, 认为此子动机为救父, 不应当受刑。案例二:“时有疑狱曰:甲无子, 拾道旁弃儿乙养之, 以为子。及乙长, 有罪杀人, 以状语甲, 甲藏匿乙, 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 振活养乙, 虽非所生, 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 蜾蠃负之。《春秋》之义, 父为子隐, 甲宜匿乙而不当坐。”这个案例讲的是父为子隐, 董仲舒以《春秋》所载, 父藏匿字不当受刑之义, 认为此子虽为其养子, 但仍当以父子之情度之, 其父不应当受到刑罚。以上两个案例所列举之事均为引据律法难以判定的疑难杂案, “春秋决狱”以儒家经典为断案依据, 以“原心定罪”、“尊尊亲亲”为断案原则, 法官在断案时根据事实探究当事人的动机, 援引《春秋》经中有关记载做出量刑裁决, 但由于法官的儒学修养不同以及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不同, 即使援引的经典相同, 也可能做出不同的裁决。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汉代法律制度所赋予断案者的自由量裁权。

3.“德主刑辅”的汉代法。

儒家重视“德”治和“人”治, 认为“性相近, 习相远”, 重视人的后天可塑性, 注重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汉代法律融合了儒家“德”治思想, 虽曰“汉承秦制”, 但仍从立法及司法等各方面反映出轻刑的思想。汉代法律的轻刑思想首先表现在“德主刑辅”的立法理念, 汉代法律的继承性使社会新出现的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的体现, 法条之间、法条与儒经之间存在着矛盾。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依据的汉代立法, 意欲建立“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 这种理念有利于解决法律本身存在的漏洞, 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其次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人性的关爱[4]。在“春秋决狱”案例中有“擅自放麋”一案, 是说大夫因见母鹿生怜悯之心, 私自将君主所捕获的小鹿放生, 君主最后并没有以“违君命”之罪对其处以重刑, 而是考量仁慈之心, 对大夫做了赏赐。上述案例体现出汉代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儒家“爱人”思想, 表现出轻刑的法律理念。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1. 德治与法治的协调。

汉代以“春秋决狱”为代表的法律儒家化不仅开启了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先河, 而且也对后世“礼法结合”, 以及当今的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策略, 纵观我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结合”是在法律与道德各自做出让步的情况下进行的, 法律的形式与道德的本性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牺牲[5]。当代和谐社会发展的今天要求“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既要发挥法治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行为规范作用, 又要发挥德治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引作用。将法治的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相结合, 注重法治的现实性与德治的思想性相结合, 使其共同为我国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发挥作用。

2. 儒家思想的法律价值。

法律的儒家化是我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进程, 儒家思想作为流传于我国几千年正统思想, 其所主张的伦理观念对我国当代法律体系的构建仍然具有借鉴价值。一方面儒家思想提倡民本思想, 如孟子的“民贵君轻”仁政说, 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我国现今“依法治国”理念的核心要求即是体现“以人为本”, 只有以史为鉴, 充分发挥儒家的民本思想才能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另一方面儒家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我们“依法治国”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 还要做到以德服人,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举。

儒家思想是我国几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代法律儒家化以“春秋决狱”为主要表现形式, 纠正了秦以来的法律的严酷性, 倡导“引经决狱”、“德主刑辅”, 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 开启了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并为整个封建法律的“礼法结合”以及我国当今法制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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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宏才.百年来“春秋决狱”研究的突破性进展[J].攀登 (双月刊) 2009 (2) .

论法律儒家化对后世的影响 篇5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 ；礼法融合；影响

自儒家思想得到汉官方的承认，它就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评判。儒家思想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土壤，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人们的信仰。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特点

（一）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在儒家精神内涵中，礼与法是相互融合与渗透。而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法的内涵中也融入了礼。之所以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礼法能够结合，正是因为礼的等差性和法的特殊性是一致，两者能够融合互补。

（二）国家权力本位，维护皇权至上

古代礼法的制定都体现了皇帝的意志，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重罪十条”到“十恶”的确立，体现国家权力本位，维护皇权至上。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三）官僚贵族司法特权法律化

中国古代以成文法形式肯定了不同阶层在法律面前所处地位是不同的，由此确立了不平等原则，它代表的是贵族官僚的特权。如增加范围为官僚特权的“八议入律”和请、减、赎以及官当，更高权限随着地位的越高也逐渐增多。

（四）维护宗法伦理道德

宗法制度源于西周的礼，在秦汉成为宗族制度，明清以后变为家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以亲属关系、等级制度为核心，由此决定了血缘的尊卑，身份的贵贱，权力和财产的分配。

（五）重和谐，轻诉讼

古人认为进入诉讼会破坏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对自己产生的不利影响大于通过诉讼帮自己解决问题带来的效益。由于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等级差序，天人合一思想而且宗法性强以及司法制度与司法黑暗等都为无讼，轻诉讼提供支持。在古人的眼中，任何行为都不能与天道相违。对社会秩序的和谐追求是与天道的遵循相一致的。

（六）重视孝道

自己的亲属犯罪允许其包庇藏匿而法律不予处罚的制度。在“孝”中五服制罪的观点以及在供养父母时的存留养亲。

（七）宽仁慎刑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允许包括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夫妻甚至同居（同财共居）在内亲属间相互包庇藏匿犯罪者，且法律对其不予处罚。无论是从老幼犯罪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还是从自然伦常关系出发，对亲属的隐匿行为从宽处理，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宽仁”对法律的渗透。

（八）重刑轻民

这与汉武帝后“外儒内法”法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是密不可分。儒家伦理约束着皇帝至百姓人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礼则入刑”，很多本属于的民法，行政调整范围的内容也被列入刑法典中。

（九）德主刑辅，综合为治

法律儒家化后，更重视儒家“仁”的思想，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倡导德主刑辅，把法与道德结合起来，纳礼入律到礼法并重到礼法完全结合，治理国家的手段上已经不分彼此了。

（十）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

礼是不成文、任意的、也没有严格的规范；而法律是标准化、成文化、强制性，自礼法结合之后就导致一个不成文的法律，又通过成文形式，非标准化效果呈现出来。

二、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礼法的高度结合，使得存在于法律与儒学之间的矛盾得到调和，两者的协调发展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渗透，使得人们更容易认可封建社会的法律。

（2）封建统治者借助儒家文化，发挥儒学价值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在民间家族统治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不可不说是全面的。对民间适用的法大都以默认或肯定的形式予以确认，利用它来安定社会，以促进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最大限度地结合。

（3）儒家思想中“先天下之忧而忧”、重视气节、讲求修养、发愤图强等对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爱国节操，促进国家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二）消极影响

（1）法律儒家化使得人情在司法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法律往往是以强制性规范的面目出现，但其仍然要受到天理、国法、人情的约束，此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甚至有时当天理、人情与国法发生严重冲突，官方往往会遵从人情，暂屈国法，法律就这样在人情的笼罩下苟延残喘。

（2）在封建社会产生的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下，使得法律明文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时在现实中得不到贯彻，比如：因受到特权例外的影响，会出现有罪被判无罪，应判重刑的被判轻，应判死刑的被判无期。

（3）在儒家“无讼”思想影响下，造成了中国古代司法道德化。于汉形成的“无讼”文化，由于它强调对“无讼”的形式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们对正当权利的追求。直至现在还有许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家丑不可外扬，放弃司法诉讼，使自己的权力得不到救助。

三、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借鉴意义

（1）在中国证人制度改革方面，亲属相隐制度有其借鉴价值。现在强调犯罪嫌疑人亲属承担作证，一方面会导致亲人间感情的决裂，也容易背上绝情冷漠的舆论压力，使其无地自容，进而造成亲人间的不信任，影响家庭、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使法律被束之高阁，降低法律的权威。现代许多国家的近亲属强制提供不利证据的义务已经被法律免除。

（2）在中国缓刑制度改革方面，存留养亲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所蕴含的“孝”的观念仍是现代社会所提倡，使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一方面可以使孝的儒家传统的美德得到切实的落实，人人都能尽到孝；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少一部分对社会上老年人的生活的补贴，使这部分的财务用于其它更需要的方面。而且它也使中国法文化更具有亲情味。

参考文献：

[1]陈金全，王世荣.中国传统司法与司法传统（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美]德克.布迪，克拉伦斯.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郑杰.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儒家化[J].群文天下，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