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体系

刑罚体系（共12篇）

刑罚体系 篇1

摘要：目前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是存在缺陷的, 如何进行完善, 本文将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单位犯罪,刑罚,体系

一、完善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必要性

当代世界中关于刑罚的种类主要包括自由刑、资格刑、财产刑, 部分国家还保留有死刑制度。完善的刑罚体系对于实现刑法的目的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较好的针对不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采取轻重不同的刑罚措施, 同时还能兼顾到个体的特殊性。而如果刑罚方法过于单一, 则不能体现刑罚的功能和价值, 其社会效果必然是不理想的。我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规定了双罚制和单罚制两项制度, 对犯罪单位适用的刑罚仅仅规定了罚金刑一种, 而且属于无限额罚金制。这种规定显然无法适应现今时代愈演愈烈的单位犯罪, 同时新型的单位犯罪层出不穷, 单一的罚金制度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如罚金刑更多的体现一种经济上的惩罚和制裁, 其严厉性不足。单位范围由于具有组织性的特征, 往往会对社会或者私人法益产生较大的危害。与法院可处的罚金额相比, 可能根本无法弥补合法法益所受到的损害。根据心理强制说的观点, 如果犯罪人通过犯罪所获得的利益超过其因实施该种行为所受到的刑罚惩罚时, 犯罪人就会继续实施犯罪。刑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下, 非但不能对实施犯罪单位实施与其责任相适应的刑罚, 而且使得该犯罪单位将来仍有继续实施犯罪的可能。不痛不痒的罚金刑对其他单位也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只会让更多的单位认为实施犯罪的成本是低廉的。而且, 犯罪单位作为一个有机体可以继续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其被判处的罚金刑的成本完全可以通过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同时, 对单位可处罚金刑, 受到影响的是单位的全体人员, 这样许多无辜者的利益无疑会受到损害。

二、对我国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重构

针对单一罚金刑罚存在的上述不足, 学者提出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针对自然人和单位的犯罪主体分别设立不同的刑罚体系, 并在立法上对两种不同的刑罚体系分别进行规定。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可以通过增加单位犯罪刑罚种类的方法进行完善。

对于单位犯罪, 可以判处罚金, 但罚金不应是单位犯罪的唯一刑种, 在这一前提下, 学者们又进一步提出, 增加对单位犯罪的刑种, 不应简单移植现行刑罚体系中的各类刑罚方法, 而应根据单位以及单位犯罪的特点, 重新考虑刑罚的创制问题。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认为可以结合自然人主体与单位主体不同的特征, 对自然人和单位犯罪主体分别设立不同的刑罚体系。同时, 对于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法可以分别设立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方面包括强制解散和限制单位营业活动两种刑种, 而附加刑则包括罚金、公告制度、无偿提供公益服务等。

(一) 强制解散

强制解散, 亦称单位营业资格的取消。如同自然人犯罪存在死刑制度一样, 对于一些单位从主体资格上彻底消灭, 从而使得这样的单位没有继续犯罪的能力。如同自然人犯罪判处死刑要求罪行及其严重类似, 单位的强制解散其适用的标准要进行严格的把握。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的基本政策还是鼓励各种类型的企业进行发展的, 这些企业关系到国计民生, 它们的存在成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允许作为公权力之一的司法权随意的对犯罪的单位进行强制解散的话, 不仅达不到刑罚设立的目的, 还会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当然, 对于一些极个别的单位实施了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性的行为, 尤其是这种损失不可挽回的情况下, 则有必要启动单位犯罪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制裁方式, 进行强制解散, 从而剥夺其继续犯罪的能力, 对社会整体的利益来说是有益的。对于其他想从事类似犯罪的单位也能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

(二) 限制单位营业活动

限制单位营业活动, 是指根据单位所犯罪行, 依法永远或在一定期限内剥夺或限制单位从事某项业务活动的全部或部分权利的刑罚方法。单位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 其行为必然与一定的营业活动相联系。对于那些具有再犯可能性的单位, 如果限制其进入一定的领域, 则可以达到预防其再犯该类犯罪的可能性。从而能够起到良好的特殊预防的效果。该项规定在法国刑法典中有明确的规定, 值得我们借鉴:禁止从事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禁止参与公共工程以及禁止公开募集资金和禁止签发支票, 都属于对单位营业资格的限制。并且规定了刑罚的期限可以是永久性的, 也可以是五年以下。

(三) 罚金

目前我国的刑法对于单位犯罪仅规定单一的罚金制, 而且采用的无限额罚金制。其弊端前文已经进行阐述。笔者认为, 对于无限额罚金制应当采取限制直至废除的做法。罚金刑应当更多的采用比例罚金制和普通罚金制。同时法官在决定具体适用罚金刑时除了犯罪单位的罪责, 还应当将犯罪单位的经济能力考虑在内。因为同样的罚金额对于不同的单位其意义明显是不同的。在罚金刑的适用上, 笔者建议可以参考英法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日数罚金制。其计算方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根据行为的危害性及其程度, 决定应缴纳罚金的“日数”。第二阶段, 考虑行为人的经济能力, 决定一日应缴纳的“金额”。将第一阶段决定的日数与第二阶段决定的金额综合起来, 便是罚金额。这种方式可以综合犯罪单位的罪责及经济能力, 较好的协调了各种因素。

此外, 还有附加刑也可以考虑设立公告制度、无偿提供公益服务等, 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单位犯罪刑罚体系。

参考文献

[1]娄云生:《法人犯罪》,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6页。

[2]张斌:《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复旦大学法学院2008届硕士研究生论文。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刑罚体系 篇2

刑罚执行

第一节

收

监

一、收监的含义

收监是指监狱将人民法院交付执行的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收入监狱开始执行刑罚的活动。

1、收监本身就是一个刑事执法活动。

审判和执行是国家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两个前后相连的阶段，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当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的罪犯，要转至监狱服刑，这是国家法律赋予监狱的一项执法任务，而其他国家机关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对罪犯的收监，本身就是在执行国家法律。

2、收监是审判与执行的关连环节，也是刑罚执行的起始环节。

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自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判决书之日起1个月内，应当将该服刑人员安全、准确地送交指定的监狱执行刑罚。

3、被收监的罪犯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二、收监的对象

1．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

被判处死缓的罪犯，由我们监狱予以收监，执行刑罚，实施惩罚改造，如果罪犯在两年之内没有再故意犯罪，两年之后则改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2．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

无期徒刑剥夺犯罪分子的终身自由，是介于死刑和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严厉的刑罚。

3．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剩余刑期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期限是在六个月以上，二十年以下，但从拘捕羁押开始计算刑期，如果在判决时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三、收监的条件

1．刑事判决必须发生法律效力

A：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 B：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C：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缓案 D：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2．法律文书齐备，记载无误

监狱对罪犯予以收监时，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必须是提供齐全的记载无误的法律文书。具体是；

人民检查院的起诉书副本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

人民法院的结案登记表。

3．罪犯的身体状况适宜收监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拒绝收监。A：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B；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C：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四、收监的程序

（一）检验法律文书

这是收监的第一步，监狱在收监罪犯时，首先要检验人民法院交付执行的法律文书是否齐全无误。

（二）身体检查

对被收监的罪犯，监狱要对其进行身体检查，并详细填写《罪犯健康检查表》，进行身体检查的目的：

第一、防止把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宜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收押入监，根据《监狱法》第17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不收监，重点是保外就医的几种情况：

A：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B：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C：生活不能自理

第二、有利于对罪犯预防、治疗疾病。第三、有利于对罪犯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

（三）人身和物品检查

罪犯补收监时，必须对其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1．检查的目的：

A；防止把危险品带入监内，发生行凶、逃跑、自杀、破坏等事故的发生 B；防止把违禁品带入监内进行反改造活动 2．检查的内容： A危险品。B违禁品。

C非日常生活必须品。3．物品的处理：

对检查出来的物品，有区别处理方法，日常生活必需品，交由罪犯自己使用；非日常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保管或经罪犯同意退回家属，赃款、脏物、交由检查院处理。

4．注意事项：

对罪犯的人身物品检查要求干警亲自检查，女犯要由女警进行检查，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内服刑。

（四）收监登记

罪犯收监后，监狱干警要及时填《罪犯入监登记表》 对入监登记的要求：

要按表中的要求逐项填写，不要遗漏，填写时不要简单照抄《刑事判决书》中的内容，要进行认真的核实调查，防止罪犯伪造姓名家庭住址，社会关系等情况。

（五）入监谈话及服刑指导

入监谈话主要是询问一些情况，是否认罪，是否中诉，是否有重大线索举报等等，是否有特殊情况。简单介绍本监狱。

（六）通知罪犯家属

通知书应当收监之日5日内发出。

第二节

减 刑

减刑：减刑是指司法机关对于在刑罚执行期间，具备了法定条件的罪犯，依照法定程序，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变更制度。

一、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

减刑的条件：根据我国《刑法》和《监狱法》规定，减刑可分为“可以减 刑”和“应当减刑”二种。

“可以减刑”的条件：根据法律规定，判决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认真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进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形： 1．认罪服法

2．认真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4．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立功表现”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检举揭发监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

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 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突出事迹的

“应当减刑”的条件：根据《刑法》和《监狱法》的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A：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B：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C：有发明创造和重大技术革新的； D：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E：在抗御自然灾害或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F：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减刑的起始时间，幅度，限度 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必须服刑的二年以后，才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受服刑二年以后的限制。

减刑幅度：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减到（18——20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13——18年）

减刑限度：根据《刑法》8条的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年，实际执行的刑期，从原判

时计算。

有期徒刑

起始时间：被判处了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1年半以上具备减刑条件，才可以减刑。

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罪犯，一般在执行1年以后，具备减刑条件，可以减刑。

减刑幅度：有期徒刑罪犯在服刑期间。

A：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一般每次不超过1年。

B：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一般每次减刑不超过2年。

C：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一般每次减刑不超过3年。

减刑限度：根据《刑法》78条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

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实际执行的刑期从原判开始计算。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变更

1．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就不再执行死刑，而减为无期徒刑。

2．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第三节

监外执行

（一）监外执行的概念

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因符合法定条件，司法机关准其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一种制度，简单说就是变更了对罪犯的执行的场所，由监狱内改成监狱外。

1．范围：监外执行是有范围的，从概念中我们得知必须是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

2.审批相关是司法机关

(1)收监前的监外执行：即罪犯在交付监狱收监时，人民法院对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所批准决定的监外执行

（2）收监后的监外执行：是指罪犯收监后，在服刑改造期间，如果符合监外执行的法定条件，由监狱机关批准决定的监外执行。

（3）是一种特别执行方法：

（二）监外执行条件

根据《监狱法》第2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有期徒刑在服刑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准许暂予监外执行。

1、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习惯上叫保外就医，这也是在监外执行当中适用最多的情况，（保外就医）那么什么样的疾病算是严重疾病呢？根据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0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规定，以下 几种情况属于严重疾病，可以准许保外就医。

（1）患病严重，短期内避孕药死亡危险的。（2）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的。

2、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监外执行的又一种条件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生活不能自理，不致再危害社会的，（1）一种情况是身体残疾，这一条关键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2）另一种情况是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

（三）不准保外就医的条件

1、判处死缓的罪犯和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尚未改为有期徒刑之前。

2、自伤自残的罪犯

3、罪行严重、民愤极大

4、有社会危害的。

（四）监外执行的程序

1、审批：对符合法定条件需要监外执行的罪犯，要经过以下审批步骤：（1）初审：对需要监外执行的罪犯，首先由罪犯所在监区研究通过，报监狱狱政科初审，初审要请驻监狱机关的检查人员参加。

（2）病残的鉴定，初审通过后，属于保外就医这种监外执行的，要由监狱医院对罪犯进行病残鉴定，做出鉴定结论。

（3）取保：对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有关监狱要填写《罪犯监外执行征求意见书》采取发函或派干警前行两种方法征求罪犯家庭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和罪犯家庭的情况如果公安机关和家属同意，是具备管束和教育能力然后在《罪犯监外执行征求意见书》上签署同意意见，并由取保人和被取保人在《罪犯监外执行征求意见书》签字或盖章，如不同意，则不能办理。

（4）审批：以上程序完事后，由监狱填写《罪犯监外执行审批表》连同病残证明等，报监狱管理局审批，监狱管理局批准后，并通知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对罪犯适用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在接到通知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监狱管理局，监狱管理局要重新复核。

2、实施：罪犯监外执行，经监狱管理局审批同意后，罪犯所在监狱要为其办理出监手续，发给《罪犯监外执行证明书》并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同时将有关材料交给公安机关，罪犯由取保人领回家后，要及时到公安机关报到，在规定时间没到公安机关报到的，公安机关要通知监狱负责寻找。

对家居外省市，自治区的罪犯，回原居住地，监外执行的有关监狱可将其档

案材料转给居住地监狱管理局，具体由居住地管理办理，当其监外执行条件不具备时，由所指定监狱办理收监执行。

（五）监外执行的监督和考察

根据《监狱法》27条的规定：对监外执行的罪犯由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负责日常性的监督，监狱每年应派人或者发函对监外执行的罪犯进行一次全面考察、了解罪犯身体和服刑表现。

（六）监外执行的事物处理

1、监外执行的刑期计算：

罪犯监外执行的时间，计入在执行的刑期，但下列情况不应当计入：（1）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的；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外出的，（离开居住地）

2、监外执行减刑、假释

监外执行罪犯，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由公安机关将情况介绍给罪犯所在的监狱，由所在监狱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建议。

3、监外执行期间的生活费和医疗费

原则上由家属负责，但个别确有困难的，经当地公安机关证明，监狱可酌情绐予补助。因公致残，或意外致伤致残的罪犯，由监狱负责治疗，可参照国家劳动法。

4、监外执行的刑满释放

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刑期届满的由其所在监狱按期办理释放手续。

5、监外执行的撤销

（1）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定情况消失（2）采用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的（3）以自伤自残等手段故意拖延时间的（4）办理保外就医后并不就医的（5）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经教育不改的。

第四节

刑罚执行的终结

监狱的执行刑罚的终结，是指由一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过程的结束，导致执行刑罚的终结，主要有这样几种法律事实，罪犯服刑期满，罪犯在服刑期间死亡，以及罪犯被依法特赦等。

一、释放的事物处理

（一）释放的概念

是指监狱依法解除服刑罪犯的拘禁状态，恢复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形式活动。

1、释放的主体

从监狱执行刑罚的角度讲，释放的主体只能是被监狱关押改造的罪犯，没有被关押改造的罪犯不能成为被释放的主体

2、必须依法释放

释放必须依法进行，依法释放包括三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释放的对象：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也就是必须是刑期已满的，假释的，人民法院裁定的释放或者是国家特赦的，除此之外是不能释放

另一方面：释放活动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也就是必须严格执行释放的规定和要求，处理好罪犯释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

再有：释放是罪犯被依法解除监禁状态，恢复人身自由的刑罚执行活动。释放和收监两者是一首一尾，收监是刑罚的开始，而释放是刑罚的结束，释放标志着罪犯在监狱已经执行完刑罚，由罪犯身份恢复为普通公民，被关押改造的罪犯，只有通过释放的法律程度，才能被解除监禁，恢复人身自由，它同样也是一项执行活动，也是狱政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理。

（二）释放的对象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我国监狱对罪犯的释放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1、刑期已满的

就是说罪犯在监狱已服满所判处的刑罚期限或已经服满裁定减刑后的刑期

2、假释的

经有关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的罪犯，假释和刑满释放虽然都属于释放的范畴，都是被解除监禁状态，从监狱释放到社会，但它们之间有原则的区别，就是假释符一条件是考验期，而刑满释放则没有

3、人民法院裁定释放的

指罪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由于发现原判决有错误，由人民法院做出新的裁定或判决而被释放的，例如有理申诉。

4、特赦的

特赦就是赦免，是指国家宣告对犯罪分子免除其罪与刑的一种法律制度。（1）特赦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

（2）特赦是以一类或几类罪犯为对象，不适用于个别罪犯，对某一个罪犯不适用特赦。

（3）必须是经过一定时间关押改造，确有悔改恶习从善表现的罪犯（4）特赦不是免除罪犯的全部刑罚只是免除其原判刑罚的剩余部分，提前恢复人身自由。

（三）释放前的准备

监狱在罪犯即将释放前，要做好罪犯刑满释放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1、做好出监鉴定

罪犯刑满前，首先由罪犯对自己在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实事求是的做出 “自我鉴定”。

然后，就该罪犯所在的监区的罪犯为其做出“民主鉴定”，在罪犯刑满释放前，所在分监区干部要为其服刑改造期间的表现做出出监鉴定，填写罪犯出监鉴定表，对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限的改造表现，做出全面的、客观的、准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2、审查批准

罪犯的出监鉴定表由监区上报监狱审查批准，鉴定表在罪犯释放时，连同《刑事判决书》一起报送给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

3、集中进行出监管理和教育

罪犯在刑满释放出监前：要把他们集中到出监队（1——3月）集中教育

（四）释放工作

罪犯刑期届满时，要及时向本人宣布，予以释放，同时发给《释放证明书》《释放证明书》分为正本、副本和存根，正本发给本人，副本移送公安机关，存根留存。

罪犯在服刑满时，如果没有又犯罪或者发现重大余罪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时，监狱必须按期释放，不得无故或者借故不按期办理释放手续，当然也不允许非法提前释放。

罪犯在刑期届满时，又犯新罪或发现重大余罪需追究刑事责任时，也要按照法律程序办理，经裁定判决后，才能不予释放。

参加、文化、技术教育通过考试合格者，在释放时，要发给“文化学历证”和“技术考核”等级证。

由监狱负责保管的刑释人员的物品、现金，在释放时要如数返还。同时发给回家路费及途中伙食费。

二、罪犯服刑期间死亡的处理

（一）罪犯死亡处理的含义：

是指监狱机关对罪犯在服刑期间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的罪犯处理的程序，规定和要求。

罪犯在服刑期间，无论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都意味着刑罚执行的自然终结，因此法律关系的一方已经消亡了。

（二）罪犯死亡的种类 按罪犯死亡的原因为

1、正常死亡

正常死亡亦称“自然死亡”指非外力作用于人体所引起的死亡。（1）生理性死亡（2）病理性死亡

2、非正常死亡

非自然死亡，外因性死亡，意外残废等，指外力作用于人体而引起的死亡。非正常死亡按其性质又分为：（1）因公死亡

指在生产中或工作中发生的死亡，或者在同天灾人祸事件做斗争中而死亡。罪犯的因公死亡，参照有关规定，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并有可靠证明的可按因公死亡处理。

A、从事监狱安排的劳动或活动，非罪犯本人原因造成的死亡。

B、在抢险救灾、救人等紧急情况下，从事对社会有益的活动而造成的死亡。C、在监狱内遭到非本人所能抗拒的意外灾害而造成的死亡。D、监狱原因造成的食物中毒、医、疗事故等。

E、因干警违法乱纪，包括虐待、折磨、殴打致死，而造成的死亡。（2）非因公死亡

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非因公死亡，原因是多种多样，情况也比较复杂常见以下几种：

A、自杀：指罪犯自己施用外力作用于自己的身体而造成的死亡，自杀是罪犯非正常死亡比较常见的一种。

B虐待折磨致死：前面讲如果是监狱警察所折磨致死，属于因公死亡，如果是罪犯之间虐待折磨致死，不能算因公死亡。

C、行凶报复致死：一些罪犯对揭发、检举、批语过自己的罪犯或因其他原因与自己有矛盾的罪犯，心中不满，实施暴力报复行为使其他罪犯致死。

D、殴斗致死：团伙之间或个人之间，因某种原因发生殴斗而致死。E、被击毙而死亡：一种罪犯强行逃跑，在追捕中被干警击毙，另一种情况是罪犯行凶、破坏，暴动等情况，在使用其他方法，如鸣枪警告，使用警棍等制

止无效，非开枪不能制止时，而被干警击毙。

（三）对罪犯犯死亡的处理

罪犯在服刑期间死亡的，根据《监狱法》第55条的有关规定，应按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1、做出死亡鉴定

罪犯死亡后，首先要查清死亡的原因，准确区分其死亡的性质，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是因公死亡还是非因公死亡。

2、发病危或死亡通知书

罪犯因伤或因病生命垂危时，监狱在安排好抢救治疗的同时，要填写《罪犯病危通知书》通知其家属前来探望，特殊情况可拍电报或用电话通知，向其家属说明情况，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在思想上有准备。

死亡的罪犯做出鉴定后，监狱要立即发出《罪犯死亡通知书》通知家属来监狱共同研究处理善后事宜。

3、尸体处理

罪犯死亡后，凡有火化条件的都应当进行火化，骨灰可由家属领回。对少数民族罪犯死亡后的尸体处理可按其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处理。罪犯的尸体不允许交给科研单位或医院使用（除本人有遗嘱）

4、遗物处理

古今刑罚体系中的法经济学分析 篇3

摘 要：对犯罪和刑罚进行经济分析并非萌芽于中国，此种分析方法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这种分析方法归咎于法经济学派的繁荣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把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这时，法律经济学在中国开始起步。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理论，包括：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等经济学理论分析方法，对我国刑罚体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刑罚；经济分析；法经济学

追溯到原始社会，刑罚实际上源自于复仇的习俗，主要目的是为了报复。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刑罚大体上也是为了实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目的，只不过实现这个目的的功能发挥主体由个体或者群体转换到国家机器上。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社会逐渐分裂为利益各不相同的两大部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刑罚不再是单纯的报复工具，而是有了更多的政治含义。进入工业革命后，全球化的大生产背景之下，刑罚的意义除了报复和政治意义，显现出明显的经济意义。运用经济学上的原理分析法律，脱离于服务于神权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抛开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巨大差别，着重考虑触发刑罚机关的经济成本和导致刑罚执行的经济上的原因显得越来越重要。

波斯纳认为：“简明的经济学概念可以被用来讨论法律领域中非常特殊的问题，经济效率的概念可以解释法律制度的结构。”经济学与法律看似不同领域，实则在分析方法上可以相互借鉴。刑法作为社会资源的一种，作为资源，肯定有稀缺性，符合萨缪尔森所称的资源稀缺定律。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实现帕累托最优。刑罚作为刑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一部分，国家不可能将所有资源用于犯罪打击和防控，必须用经济学的思想，用有限的资源产出最大的效益。即让刑罚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将犯罪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如何用经济学的思想去分析古今刑罚体系中构建的合理性，我们将立足于基本假设和基本理论展开论述。

刑法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当时的刑罚种类主要有五刑（墨、劓、膑、宫、大辟）、族刑以及流、赎、鞭、扑等。到了秦朝，刑罚种类更加多样，大致包括死刑、身体刑、徒刑、经济刑、流放刑、族诛连坐刑、毛发刑、资格刑等。汉朝在刑罚方面的一大重要进步就是不再将肉刑作为刑罚的主体，以笞刑、徒刑和死刑代替毁肢刻肤的黥、劓、刖刑。隋朝确立了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制度。明朝在传统五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以役代刑制度，沿用唐以来的徒流居作制度，但扩大了徒役的范围以及刑徒的工役种类。清朝主要是将迁徙、充军规范化，成为法定刑。

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比较是刑罚经济分析的核心内容。刑罚的经济分析即针对犯罪与刑罚，从经济学投入与产出的理论入手，着重分析刑罚成本及其收益，尽可能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刑罚制度，大体上也都遵循了效益原则，立法者在立法时会尽可能以较小的投入实现立法目的，最好还能同时使社会财富增值。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从奴隶制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劳动力一直都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财富之一。一方面统治者鼓励生育，使劳动力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保留已有的劳动力，不致流失。这也反映在了刑罚制度的选择上。

肉刑在今天看来，固然有其残忍与落后的一面，然而仔细研究肉刑的设置，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看似落后的刑罚中也体现着经济理性的选择。五刑之一的劓刑是割去鼻子的刑罚，之所以选择割去鼻子，最重要的原因是是否有鼻子对劳动生产的影响不大，既起到了惩罚羞辱犯人的作用，又使劳动力得以保留。但是若是挖去双眼或是毁其双耳，犯人视力听力的受损会使其劳动生产力大打折扣。类似的还有膑刑，砍腿或砍脚却保留双手，目的就是使犯人还能继续劳动。

更直接体现保存并充分使用劳动力的刑罚莫过于徒刑，是指在官府的拘押下劳作的刑罚。比如，秦朝的徒刑分为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侯等不同等级，每种等级的劳动强度不同。徒刑就是直接利用犯人的劳动为社会增加财富，其在秦朝及后世都有广泛的应用，明朝又发展出了以伇代刑制度，凡杂犯死罪以下的各罪都可以用工役抵赎。明朝由于经济的发展，国家意识到用囚徒从事劳役创造的价值，对国家有利无害，而且还顺应了当时工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刑杀或单纯的羁押相比，在省去建造监狱监管犯人成本的同时还直接创造了财富，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

从以上若干种刑罚可以看出，在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刑罚的设置就要在惩戒功能与减少劳动力的损耗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体现在法经济学上就是效率标准，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考虑这一刑罚的设置是增进了社会总体福利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二是法律制度本身的效率，能否以最小的投入取得预期的效果，假设在羁押与服劳役都能起到惩罚效果的时候，羁押产生的监狱系统的建造、维护、管理的成本远远大于服劳役的成本，而服劳役产生的收益远大于羁押产生的收益时，任何一个理性的统治者都会选择以役代刑的刑罚设置。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刑罚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轻缓化的趋势。在古代社会中，统治者都无一例外的倾向于通过严苛峻法的重刑主义来治理社会，在对中国古代刑罚的分析中，尽管可以找到其潜在的经济学道理，但对经济因素始终未纳入刑罚体系构建的考虑范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刑罚的经济性逐渐纳入立法和司法的考虑范围。在刑罚收益相同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配置成本较低的刑种和刑罚方法，避免刑罚成本的不必要浪费，另一方面要维持刑罚效益与成本的最优化比例，防止过于追求效益而造成成本过高，也禁止为过于节约成本而造成效益不足。

现在刑罚体系构建于人的理性预期之上，排除了耻辱刑，肉刑，严格限制了生命刑。以往遭受这些刑罚的罪犯虽因其醒目的标签独立于其他社会主体而加大了其犯罪的成本和能力，其他社会主体也能够以较小的预防成本实现对犯罪的防范。但是，这些群体由于长期孤立存在，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即很可能脱离原先的犯罪群体，加入其他更加严重的犯罪群体当中去。显然，要预防和治理这樣的犯罪行为，需要投入更加多的经济成本甚至政治成本。所以，我们对刑罚的配置要抱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追求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相等性，此时，便意味着刑罚效益实现了最优。

现如今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保留了传统刑罚中的死刑（当代我国死刑的执行方式主要采取枪决和注射死亡，相比较古代斩首、腰斩、车裂、凌迟等方式大大缩短了罪犯死亡的时间，减少了痛苦。）自由刑、财产性和资格刑。笔者将分别对上述几种刑罚方式进行经济分析。

一、死刑

我国当前死刑政策完整表述是“保留死刑，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对于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以来争议颇大，笔者对此持中立态度，至少从当下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死刑依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纵观中国刑罚史，从奴隶社会到阶级社会，死刑一直存在。前期死刑的执行方式仅限于使人感觉到和想象到司法恐怖的工具，在中世纪欧洲，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剥皮、钉在木桩上，喂昆虫或者是野兽、沉水、石击、焚烧、肢解水煮等等，行为方式让人不寒而栗。死刑当时还是一项颇具讽刺意味的娱乐性活动，执行死刑的时候常常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群众观看。《汉谟拉比法典》中定死刑几乎适用于所有犯罪，可见其普遍性。就当时实际情况来说，死刑较之其他刑罚更具有效益性。衡量死刑是否具有效益性首先要看其他刑罚规制相应犯罪的经济性，在此基础上再看其成本-收益比较。文明社会早期，人口增加带来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生产力矛盾突出。统治者为了起到维护统治的威慑效果，减少政府控制犯罪的经济成本输出，偏好选择死刑作为处罚方式，更是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下足了功夫。与自由刑相比，死刑不需要支付修建牢房的大笔费用支出以及监管被监管人员的物质性支出，经济效益显著。

在我国现实国情和立法状态下，虽然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再那么尖锐，统治阶级也不需要通过大量死刑的运用大缓解人口膨胀的压力。但是对某些怙恶不悛，死不悔改的罪犯来说，无论是无期徒刑还是长期自由刑都意味着消费者剩余（在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假定国家是制度供给方，公民和社会是需求方）。此时，实施死刑，才能体现出刑罚的效益性。

二、自由刑

自由刑长期以来处于从属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和国家權力的内敛，自由刑的主导地位开始显现。

资本主义兴起后，由于大工业生产需要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所以，如何扩充劳动力资源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性任务。大幅度削减自由刑代之自由刑可扩增无偿的劳动力。与自由刑设置成本、执行成本相比较，自由刑的收益要大的多。首先，在市场劳动力成本激增的情势下，监狱内的劳动力近乎无偿，因此监狱生产就保证了劳动力供应充分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都显著提高，这样监狱就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充分保障其利润的实现。这是显现的经济性。然后，在自由刑执行期间，罪犯被剥夺了再犯罪能力，增进了社会福利；在剥夺自由期间，罪犯通过劳动，学习和训练，近乎无偿的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同时也蓄积了再社会化的人力资本；罪犯复归社会后，的确仍有不少人会再次犯罪，但这并不影响自由刑的价值。因为，罪犯都是理性人，其是否再次犯罪受制于其成本-收益的核算。这是潜在的经济性。

三、财产刑

在我国刑法中，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第一，与生命刑，自由刑相比，财产刑没有过多的执行成本。第二，与执行成本相比较，国家的直接收益更加大。第三，财产刑对于经济犯罪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财产刑可对罪犯所支配的资源进行剥夺。第四，财产刑针对的对象是犯罪主体的合法财产。所以它不会使罪犯与社会隔离，不影响罪犯的正常经济活动，罪犯的经济交往行为就增加了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当然，财产刑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财产刑最大的缺点就是对犯罪威慑不够，不能很好地起到预防效果。注定财产刑在司法实践中最好不要单独适用。

四、资格刑

资格刑一般适用于危害国安全犯罪中，并且彰显着独特的意义。同样，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都与罪犯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密切相关。寻租理论认为，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及权力拥有者倾向于将其权力进行市场化出让，以牟取巨额的非法利益回报。从此种意义上来说，资格刑就是一种规制权力寻租的特定方式。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量，资格刑较之自由刑更富有效率和效益。第一，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对象比较广泛，它既适用于严重犯罪，也适用于较轻犯罪。作为附加刑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适用于自由刑无法适用的领域。第二，在成本上，资格刑不需要像自由刑那样花费巨额成本建造监狱，占用大量人力物力实现监管。第三，适用资格刑后，行为人的犯罪能力在实质意义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特别是对于某些真正的身份犯来说，例如职务侵占罪。

不可否认，刑罚制度乃至刑法制度的取舍原则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本质上讲，刑法制度作为公法，是对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这决定了其不能像从事市场经济活动那样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刑罚制度中公平与效率截然对立，实际上两种价值能够实现较好的统一。从前述中外历史上的诸多刑罚制度，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在制定刑罚时，会考虑社会成本收益，选择效率更高的刑罚。这对我们今天刑罚的制定与完善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既然死刑、自由刑、财产刑在当今的刑罚体系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那我们就应当综合考量这些刑罚在执行过程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信息资源，尽量在预期效果不减弱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这些刑罚适用的范围以及比例，控制成本，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2][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宋浩波：《犯罪经济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卢建平、苗森：“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刑罚的经济分析”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5]王利宾：《刑罚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6]张晨光：《刑罚的历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刘洋：《古代刑罚与刑具》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

徐尧（1994.8～），女，四川达州人，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小议刑罚及刑罚制度的改革 篇4

自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这本著作中提出废除死刑以来, 世界各国对于死刑存废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

1、支持废除死刑

贝卡利亚在“关于死刑”篇的开始就写到:滥施极刑从没有使人改恶从善。他认为, 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 不是刑罚的强烈性, 而是刑罚的延续性。一种正确的刑罚, 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足够了。

《斯德哥尔摩宣言》认为:死刑根本没有被表明具有一种特殊的威吓作用;死刑是无法纠正的, 而且可能被适用于无辜的人。

基于这些观点, 欧盟、美国等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废止或部分废止了死刑。

2、我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在世界范围内,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死刑罪名达69个, 这个数字在未废止死刑的国家中名列前茅,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的绝对数量也高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刑法典是一部以严打为方向的重典。

在世界上死刑废止运动开展时, 废除死刑在中国的法律修订历史上却从未被提上过正式的议程。中国是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 历代的统治者和民众都信奉着“杀人者死”的朴素的报复观念, 而在有着主导信仰的国度, 人们会把对犯罪的惩治寄托于神灵的操纵。无神论者要求同态复仇的正义, 而有神论者是一种“人在做, 天在看”的报应心态。这样就导致了在中国, 历代的民众对死刑有着很高的认同度, 甚至在法院的正式文书中也曾出现过“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字样。千年的法律传统让民众迷信于死刑杀一儆百的功效, 在并不算十分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坚信“治乱世用重典”的必要, 死刑, 在民众的心里已经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一种刑罚制度。

虽然死刑制度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 我们也要看到这重典所带来的弊端。

(1) 刑法规定,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但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界定, 不仅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的弹性, 在刑法条文中也没有很好的体现这一原则。在人所拥有的各项权利中, 最高为生命权, “罪行极其严重”所对应的被侵犯的权力也只应是生命权, 但在我国的刑法中, 财产犯罪也被挂上了死刑的标志, 如贪污罪。我国的刑法是一部国本位的刑法, 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在这种思想的框架下, 对国家所有的大额财产的侵犯也被视为主观恶性极大的犯罪,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但哪怕是国家的财产权, 与生命权也不可相提并论, 用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方式来惩罚他对财产的侵犯, 显然不符合“罪行极其严重”这条界定的初衷。

(2) 当今时代, 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愈加紧密, 由此而引起的涉外法律冲突也不断增加, 这也就造成了国家间关于死刑适用的矛盾。当我国因犯财产罪而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需要从一个废止死刑的国家引渡回国的时候, 往往需要我们做出承诺不将其判处死刑, 而这对于在国内犯同等罪名需要被处以死刑的罪犯而言, 是极度的不公。

(3) 在司法过程中, 无论几率高低, 总会出现误判错判的现象, 而死刑的实施便使得这种错误成为一种无可挽回的悲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出现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但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中, 大刀阔斧的直接废止死刑是不可行的, 统治者和民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接受过程,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应严格的慎用、少用死刑, 逐步过渡到废止死刑这个最终阶段。在立法上, 要缩小死刑的使用范围, 严格遵守“罪行极其严重”这个界限, 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在司法上, 要利用好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 用死缓制度来控制我国司法实践中死刑的使用数量。

二、对于自由刑的改革

自由刑是刑罚上占主要地位的刑种, 以剥夺人的自由作为惩戒方式, 是适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刑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纯粹的监禁自由对减少犯罪人重新犯罪的作用却有待商榷。

监禁, 尤其是长期的监禁, 使得犯罪人长期与社会缺乏接触, 在刑满释放后难以融入社会, 导致对社会的敌对仇视心理滋生, 走向再次犯罪的道路。

在我国, 虽然已经开始初步建立社区矫正制度, 但依然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方面。

1、我国的刑事政策依旧偏向于严

打, 反映着我国根深蒂固的重型主义和报应思想的传统。如假释与缓刑与社区矫正制度联系紧密, 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假释与缓刑的适用率不容乐观。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应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支持, 在司法实践中依照法律大胆使用社区矫正刑罚, 引导民众刑罚观的转变。

2、我国的社区矫正的具体执行单

位是公安机关, 依旧是政府部门的操作, 还不能成为真正的“社区”矫正。公安机关事务繁多, 在此工作中主要以监督为主, 而扶助不足, 未能做到对犯罪人真正的引导和改造。必须从“政府矫正”过渡到“社区矫正”, 才能实现该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价值。

犯罪与刑罚的读书笔记 篇5

后世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人道化原则的滥觞若是要追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法》无出其右。更难能可贵的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探讨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并呼吁废除死刑。就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按下不表，他严谨的论证与深刻的人性关怀就值得当下那些只会呼喊着废除死刑而从不思考后果与缘由的专家去反省。

这本著作不长，用了42小节，探讨了当时社会出现的或关心的话题，在当下依旧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因为受制于时代的限制，贝卡里亚在评估刑法的时候，加入了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民法的内容，并且还包含一些在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内容的个人意志选择的问题，如“通奸”、“同性恋”等。就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显然不能对这部分内容过于苛责。

谈谈自己对“法”的一些认识。贝卡里亚在全书开始开宗明义地谈到法的三个来源，即神明启迪、自然法则、社会的人拟协约，换言之，就是宗教、自然、政治，三个向度。所以法律从一开始，就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法的来源永远不是单一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它所调整与适用的社会关系过于巨大。而法律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近乎符合边沁社会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维护公平是法的结果，对公平的追求，我视之为人的自然本能诉求。自私的基因决定我们不希望吃亏，但在道德律的约束下，又尽可能少地侵害他人的利益。既然法律是为了追求公平，达成公正，是不是可以完全无视程序呢?这必然是否定的!我认为真正的公正不体现在最后的结论上，而体现在法的程序上。程序正当公平，结论必然合理;程序不当，其结果也有悖法的理念。而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般简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论是法官还是公众，在做出最后裁决前，总是倾向于对残忍的犯罪的简明性审理的认同。而刑法的本质，其实就是国家和一个公民的战争。公民在被确定为罪犯之前，不具有与国家机器对抗的能力;被定罪后，也丧失了与国家机器说话的资格，如此看来，执法人员在实践法，发现真相的过程中，确保权利人应有的人道帮助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必须了。

如何保证法的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有人类社会存在，就永远不可能离开法律。借用贝卡里亚的话，人类社会总是躁动不安的，罪终究是在所难免的。他也指出，罪的预防是比罪的惩戒更高明的手段。问题再与如何实现罪的预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确保法律的铁面无私与执行。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应本着仁慈、人道主义的信念对罪刑给予在相适应的情况下的罪宽泛的容忍。而司法者理应扮演的角色，不是对法律进行解释，而是保证事实之间逻辑脉络的明确，符合三段论的推定原则。只有一个社会的法律被最终，法律的警示作用才有可能得到彰显。所以中国要建设所谓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确定法的稳态与法的第一性。

小心“捡”来的刑罚 篇6

捡到银行卡取钱

属于信用卡诈骗

【案例】去年4月的一天，40岁的胡某到银行ATM机上取款。在将银行卡插入卡槽时，他发现卡槽内已有了一张银行卡，且该卡已输完密码，直接处于可取款状态。胡某心中暗喜，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于是分5次从该银行卡内取出现金1万元，随后将卡扔掉。不久，失主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通过银行监控录像将胡某抓获。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提取现金，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遂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会20000元。

【点评】所谓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罪一般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二是使用作废的信用卡；三是冒用他人信用卡；四是恶意透支。另外，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胡某的行为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冒用他人信用卡，且数额较大，故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拾到物品拒不还可能构成侵占罪

【案例】去年2月的一天，李某到某银行提取20万元卖房款，忙乱中，他将10000元现金遗忘在银行的取款台上。几分钟后，李某返回寻找时，发现钱已不在了。李某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银行监控录像显示，李某的钱是被当时排在其身后等候取款的王某拿走。李某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与王某取得联系，但王某却一直躲躲闪闪，始终不见踪影。李某不得已，一纸诉状将王某告上了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构成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点评】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拒不返还的行为。侵占罪的行为特征表现为他人已经合法持有的财物非法转归为己有，并且拒不交出、拒不交还。本案中，王某在拾到李某遗忘在银行取款台上的10000元现金后，应当及时归还失主，但其却东躲西藏，拒不返还，故构成侵占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值得提醒的是，侵占罪属典型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即由被害人亲自去告诉，司法机关才予以处理。

顺手牵羊捡便宜

涉嫌盗窃食恶果

【案例】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林某在公园散步的途中，看到一名醉酒的男子倒在地上，其随身携带的现金、手机等散落一地。林某见四下无人，便将该男子散落在地上的手机和500多元现金捡了起来据为己有。没过几天，公安机关便找到了他。原来，醉酒的男子醒来后，发现随身携带的手机和现金不见了，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林某承认捡手机和钱的事实，并同意将捡来的财物还给失主，但公安机关还是将他抓了起来，后林某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点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最容易和上一案例中的侵占罪混淆。盗窃罪犯罪对象所指的是他人占有之物，而侵占罪犯罪对象所指的是自己占有之物，包括自己占有他人的代为保管物、遗忘物和埋藏物。因此，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是否脱离了原合法持有人的占有。这里的占有既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占有，也包括观念上的占有。本案中，醉酒男子的财物虽然掉在了地上，但该男子并未离开，从社会观念上来看，这些掉在地上的财物并未脱离该男子的占有，故林某的行为属“秘密窃取”，构成盗窃罪。

拾到枪支不上缴 非法持有属犯罪

【案例】冯某平时喜欢捕鱼打鸟。某日他在小河沟里钓黄鳝时捡到一个红色塑料袋，打开一看，塑料袋里竟有一把枪及一个放置着火药的香烟盒。一直苦于没有捕鸟工具的冯某欣喜不已，遂将枪支和火药拿回家，小心地收藏起来，一有空便带着枪出去打鸟，且收获颇丰。去年10月8日晚上，冯某又拿着枪去打鸟，不想刚好遇到治安巡逻的民警，随即被抓获。经鉴定，冯某所持枪支对人具有致伤力。法院审理后，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冯某有期徒刑一年。

刑罚体系 篇7

然而, 本书使笔者感受最深的是贝卡利亚对待刑罚的宽和态度, 明确反对死刑的立场提出的批判。作者的观点于当今社会仍存在着重要意义。作者在阐述他刑罚宽和及废除死刑的观点时, 并未仅仅从人道主义、保护犯人的角度进行说理, 而是首先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 给予犯罪人必要的惩罚从而对其他欲犯罪者给予威慑的角度层层展开、步步推理, 得出刑罚应与其所犯罪相当的结论。

对于刑罚的目的, 作者明确提出了自己进步性的观点:“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 而它的目的仅仅是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所以, 刑罚首先要充分考虑社会成员实际的心理承受能力。为此,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规模应该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 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 必须使用闪击。但是, 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 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其次, 刑罚在方式上要精心选择, 在数量上精心计算, 做到宽严相宜、分寸恰当。刑罚在强度与施刑方式上与犯罪相称。“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 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 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它在阻止人们进行较轻犯罪的同时, 更使他们不可能去进行重大的犯罪。所以, 刑罚不但应该从强度上与犯罪相对称, 也应从实施刑罚的方式上与犯罪相对称”。并且, 贝卡利亚强调刑罚的人道主义。他较为完整地阐述了刑罚的诸多弊端。在施行过程中, 不应该施行最严峻的刑罚, 严酷的刑罚还会造成同预防犯罪的宗旨相违背的有害结果。不容易使犯罪与刑罚之间保持实质性的对应关系, 加之严酷的刑罚会造成施行者行为的变异。作者还体现在他对刑讯的深恶痛绝之中。贝卡利亚强调, 在法官还未对个人进行判决之前, 他就不能被称为罪犯。只要还没有判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公共保护的契约, 社会便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此外, 贝卡利亚还深刻地指出了刑讯的“恶果”:“我们意志的一切活动永远是同作为意志源泉的感受印象的强度相对称的, 而且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有限的。因而, 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 给受折磨者留下的惟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 这时候, 犯人的这种回答是必然的, 就像在火与水的考验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有感性的无辜者以为认了罪就可以不再受折磨, 因而称自己为罪犯。罪犯与无辜者间的任何差别, 都被意图查明差别的同一方式所消灭了。”“刑讯必然造成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 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 接受惩罚, 或者在屈受刑讯后, 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 当他强忍痛苦而最终被无罪释放时, 他就把较重的刑罪改变成较轻的刑罚。所以, 无辜者只有倒霉, 罪犯则能占便宜。”

死刑并未让人改恶从善, 所以与刑罚目的相违背。再者, 死刑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贝卡利亚强烈指责了关于死刑的不公正、不人道、不必要, 他另外还认为死刑所造成的司法错误是难以弥补的。但是, 贝卡利亚在论述废除死刑时, 最主要的是从预防犯罪这样的功利角度去考虑的, 意在说明死刑的不必要性。他认为对罪犯判处死刑所产生的威慑效果, 不如长期劳役, 因为死刑的执行是瞬间的, 不久会被人遗忘, 不如徒刑的执行留给社会一种长久的鉴戒。他说:“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 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的, 执行死刑在大部分人眼里已成了一种表演, 这种表演不会唤起民意对法律的健康的威惧感, 只会给人提供人性凶残的榜样。”“一种正确的刑罚, 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这句话集中地反映了贝卡里亚的最小的刑罚量取得最大刑罚效果的功利主义刑罚观。

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废除死刑的思想、理论主张。在书中, 他第一次认为将来会废除死刑, 他推动了废除死刑的立法。但是, 这个过程是缓慢而艰巨的, 直至今日, 世界上仍旧有59个国家保留着死刑。但是, 我们同时应看到, 世界上已有138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或者说事实上废除了死刑。

刑罚体系 篇8

在西方国家日益强调刑罚人道的口号下, 刑罚正在越来越失去其具有的惩罚主体、剥夺权利与应得报应等功能, 这是否意味着刑罚的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刑法将走向何方?

现代刑法理论一般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刑罚目的是指国家运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国家运用刑罚是为了履行宪法赋予国家的保护社会的任务, 因此在刑罚目的意义上所说的目的指的是刑罚对社会的影响效果。从国家这个行使者的角度看来, 这种效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鼓励性的, 是国家通过刑罚的运用在社会中鼓励从而产生某种效果。另一方面是阻碍性的, 是通过刑罚的运用阻挡某种行为的发生。无论哪种, 只要是属于国家通过刑法选择的, 就是国家希望达到的目的。在刑法学理论中, 刑罚目的不仅会直接在刑罚论中影响刑罚体系、种类乃至量刑, 而且会对犯罪论的结构和内容发生重大影响。在现代刑法理论中, 刑罚目的的理论已经相当广泛地用来作为证明刑事司法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在中国刑法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中, 社会危害性是与社会对特定行为进行惩罚, 尤其是采用刑罚这种最严厉的手段进行惩罚的愿望相联系的。我们可以说, 认为某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就是认为对这种行为进行刑罚惩罚是正当合理的。因此, 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正当合理性, 也的确与刑罚目的的选择紧密相关。

1 刑罚目的

我赞同的刑罚目的是三层次说:刑罚的第一层次目的———惩罚犯罪, 第二层目的———预防犯罪, 第三层目的———保护法益。

1.1 刑罚的第一层次目的———惩罚犯罪

要论刑罚的内在属性, 我认为应当首推惩罚性。我们说要使刑罚发挥惩治犯罪的作用, 一方面是就是通过刑罚对犯罪分子造成一定的痛苦, 使其思悔改。另一方面, 通过内心赎罪感使其主动悔改, 赎罪感经常意味着行为人在内心中将刑罚作为正义的标杆而加以接受, 从而通过心灵上的反省而改过自新, 并且通过赎罪使自己重新获得人格和社会性的纯洁, 但是这样一种以人格心灵的自主方式显示出来的赎罪方式并不是强制性的, 而是一种人格的自新。

通过对行为人的监禁来保护一般公众免受侵害, 通过对行为人适用刑罚来威慑其不得实施其他犯罪, 并且通过对行为人的教育来防止再犯罪。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惯犯的问题, 对既无法遏制又无法矫正的惯犯, 我们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单纯的偶犯进行威慑, 对可以矫正的罪犯加以矫正, 这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确主张量刑时可以考虑犯罪人犯罪前的表现与犯罪后的态度、是初犯或是偶犯还是惯犯等因素, 但这些因素都是作为酌定情节来考虑的, 是由人民法院在刑罚裁量时应当灵活掌握而酌情适用的。刑罚目的的选择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对特定刑罚的价值选择, 可能由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1.2 刑罚的第二层目的———预防犯罪

人道主义在刑罚中的不断渗透融合, 使单纯的报复性的刑罚作用日渐淡化, 而对犯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乃至教育作用在各国法律中越发突显。

刑罚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将来没有犯罪发生。故此, 刑罚应当与防止犯罪的目的相联系, 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 并且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 犯罪人也是人, 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 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待遇均是反人道的。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尊严和刑罚措施人道化, 也禁止把罪犯当作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使罪犯因为犯罪受处罚却并不因此而丧失其人格自尊, 这样才有利于鼓励社会大众对整个国家上层建筑的认同和自愿服从法制约束。刑罚人道主义作为一项原则和一种伦理精神, 它不仅不是一种手段, 而是判断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及正义的尺度。

刑罚人道化, 在行刑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废除残害肉体刑、废除死刑或者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的使用。刑罚人道主义使得刑罚发展体现出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历史上的某些朝代也有刑罚人道化的提法, 比如死刑被限制使用, 身体刑被取消, 自由刑成为主体等。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自由刑的执行, 开始由监狱化走向开放式, 禁锢惩罚越来越少, 促进其回归社会的越来越多。刑罚人道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范畴。可以确定, 刑罚的目的和功能都将紧紧围绕人道主义来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的尊严与价值必将得到更大地保护和发扬。

1.3 刑罚的第三层目的———保护法益

保护法益, 摒弃一切严酷刑罚, 在法治文明不断提高的今天, 我们要关注与人道主义相适应的法律完善。不能单纯为了刑罚而刑罚, 要立足于人的本质方面的更新和再造, 用人道主义的感化使罪犯得到人性的尊重、人格的提升, 激活罪犯改悔自新, 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2 刑罚人道

特别要注意强调对犯罪人的关怀, 与国际接轨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就中国来说, 目前, 从法律制度建设上, 要践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 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

首先, 必须重视罪刑法定原则,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使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受到刑罚制裁。同时, 要杜绝严打风、随意加重刑罚甚至酿成冤假错案的失误等现象。在刑罚实践中, 切实做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定性准确, 量刑适当, 保证国家刑罚权的权威性。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起到教育公民, 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

其次, 要慎重适用死刑。当今各国现行的刑罚体系中, 刑罚更加轻缓, 并增加了很多刑罚的替代措施来尽量减少刑罚的痛苦。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废除死刑制度还有一定难度, 但我们应当逐步改变死刑适用上的报应与威慑功能观念, 重视刑罚的矫正与导引功能, 逐步破除对死刑在遏制犯罪中的盲目崇拜与依赖, 在现行刑法的框架内, 树立轻刑化观念, 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 以逐渐过渡到废除死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刑罚改革过程中, 我们应当意识到超前于刑罚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在创造性接受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 研究中国具体国情, 发挥综合力量与综合优势来医治社会, 遏制犯罪, 这比发生犯罪之后的刑罚更有人道主义价值。

摘要：现代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运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中国刑罚目的理论, 总结和吸收了报应、预防、惩罚等要素。借鉴西方刑罚人道化思想学习刑罚目的理论学, 将有利于中国刑法理论进行新时代的新探索。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 并且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犯罪人也是人, 也有尊严和独立人格。但在中国的刑罚实践中的一些改革倡议让我们有了刑罚的惩罚功能灭失之嫌, 因此有必要从法学角度对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梳理, 探讨刑罚人道主义的根本内涵和如何去实现刑法惩治目的, 从而推进中国的刑罚人道化和轻刑化进程。

关键词：刑罚目的,合理性根据,刑罚人道

参考文献

[1]王世洲.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Z].

[2]韩轶.对我国刑罚目的之理性审视[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腐败犯罪刑罚结构之调整 篇9

1. 前置性与后置性刑罚并存原则。

一般的腐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于绝对恶性的自然犯罪而言, 其危害程度是有限的, 在这种状态下, 腐败犯罪刑罚的设置不能仅仅从自然犯罪的模式处罚, 需要创建与腐败犯罪相配套的合理刑罚模式, 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有效实现刑罚的目的。这里所涉及后置性刑罚是指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 对于某些犯罪人, 由于其犯罪性质的特殊性, 出于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需要, 在前置性刑罚并不能完全对其再犯动机予以阻却或者对潜在犯罪人的威慑力不够的情形下适用的刑罚。这种刑罚的执行方式较为特殊, 是在现有的前置性刑罚执行完毕之后, 对其进行一定期限的不间断的惩罚。这种惩罚的方式一般通过监督的方式来实现, 其惩罚方式往往通过财产刑或者资格刑的方式来设置。前置性刑罚与后置性刑罚相结合方式能够更好的实现腐败犯罪刑罚的效果。

2. 合理刑种与合理刑度结合的原则。

任何一种犯罪由于其犯罪特点的不同, 所采取的刑罚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 在设置刑罚时,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实现刑罚经济化的前提之下设立最为有效的刑罚方式, 刑罚量如果投入不足, 不能有效地威慑和遏制犯罪;刑罚量投入过剩, 又会引起刑罚贬值, 失去公众支持, 激起罪犯与国家坚决抵抗心理等后果, 并无谓消耗了本来稀缺的刑罚资源。所以说, 要用有限的刑罚资源最佳和最大地发挥其功能所能达到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程度[1]。因此, 腐败犯罪刑罚的设置必须要根据腐败犯罪的特点来确定。按照罪责相适应原则, 在对腐败犯罪配置刑罚及在个案处理时, 应对其人身危险性的特殊性予以充分考虑。贝卡利亚曾精辟地指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 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 一是刑罚的坚定性, 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 因而也就是蛮横的。”[2]刑罚的强度只要足够阻止人们犯罪就行了。就腐败犯罪而言, 其刑罚设立从刑种上要符合其行为的特性, 根据其特性来设定刑种, 例如资格刑 (这是对腐败犯罪最为有效的刑罚方法) 与后置性罚金刑 (这种刑罚将在后文予以阐述, 这种刑罚所针对的是腐败犯罪的贪利型) 。就刑度而言, 腐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需要从其法益角度进行考察, 当出现综合法益的情形下, 需要将综合法益的侵害结果进行分析, 设立合理的刑度;而对于单纯的腐败犯罪而言, 其刑度的设定原则不应超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也就是不应超出其法益侵害的程度, 而单纯的腐败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显然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是相对于侵害生命法益以及相当于生命法益的其他法益而言的) 。因此, 在设置腐败犯罪的刑罚时, 需要将合理刑种和合理刑度的双重标准进行考虑。

二、增设后置型罚金

所谓后置型罚金是指在腐败犯罪的刑罚体系中, 设立一种和一般刑罚相对应的一种后置型刑罚, 在基础刑罚执行完毕之后, 在一定的时间内, 对于犯罪人的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罚金上缴国家, 以此来代替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是相关制度必须建立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1. 适用对象———腐败犯罪人。

但并不是对所有腐败犯罪人适用, 一般而言, 针对的是贪利型腐败犯罪人, 或者是对国家或者社会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腐败犯罪人。也就是说对于贪污、受贿等贪利型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行政工作人员, 对于渎职型犯罪或者滥用职权型犯罪则并不适用。原因在于, 对于此类犯罪人, 其犯罪动机在于其趋利性, 如果要从根本上抑制其犯罪动机必须要在刑罚上设定最为严厉的处罚方式, 但是这种严厉并不是单纯体现为自由或者生命的剥夺, 为了体现刑罚的特殊针对性, 设置严厉的经济负担是一种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2. 适用方式——基本刑罚适用完毕之后附加适用。

后置型罚金与罚金刑一样, 同属于附加刑罚, 在适用时既可以单独适用, 也可以附加适用。在附加适用时, 应当在基本刑罚实施完毕之后适用。另外, 对于贪利型腐败犯罪而言, 后置型罚金的适用是必然适用, 而并不是选择性适用。原因在于:首先, 避免以后置型罚金的适用来取代自由性或者其他刑罚的适用, 导致以财产刑来置换自由刑带来不公正情形;其次, 则杜绝贪利型潜在犯罪人的侥幸心理;最后, 由于后置型罚金刑势必给行为人的回归社会带来一定的阻碍, 给其生活质量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 必须保证这种刑罚适用的公平性。

3. 适用模式——定期缴纳与比例缴纳双重标准。

在判决后置型罚金之时, 需要同时确定后置型罚金的期限。这个期限的设定应当与行为人的行为危害性成正比, 当行为的危害性较强, 缴纳的期限则较长, 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那么缴纳的期限则较短。与此同时, 在设定罚金刑的期限时, 还需要确定的是对于罚金型的缴纳数额, 后置型罚金刑的设置目的的惩罚性与预防性, 因此, 后置型罚金需要实现的效果是必须使得腐败犯罪人以及潜在犯罪人产生心理上的威慑, 从而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在设置后置型罚金数额时应当遵循以比例设置为原则, 同时设置其上限与下限的方式。在一般情形下, 将行为人在走入社会之后的收入的20%~50%作为后置型罚金的缴纳比例, 在这个幅度内, 根据具体情形来设置比例。在设置后置型罚金总额的时候, 将后置型罚金的缴纳年限与其缴纳比例综合的总数额不得超过其贪利型犯罪所获得的违法利益的总和。

4. 适用条件的设置———财产监控制度的设立。

在设置后置型罚金刑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须设置一种对于贪利型犯罪人出狱之后的财产监控制度, 否则, 后置型罚金刑的确定则没有实际意义。因此, 必须设置一个对适用后置型罚金刑的行为人的财产监管的部门以及相应的监管制度。设置目的是一方面把握贪利型犯罪人的财务状况, 保证后置型罚金刑的有效执行, 避免出现规避后置型罚金刑的情形, 为强制执行提供依据和保证。另一方面监督后置型罚金刑所收缴的罚金的归属, 将其上缴国库或者作为公益基金使用。

三、增设资格刑

从各国的刑事立法看, 资格刑主要包括剥夺以下几个方面的权利:一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担任公职权;三是其他民事权;四是特定职业权 (或生产、经营权) ;五是荣誉权。中国的刑法典可根据中国国情在资格刑中增加诸如剥夺从事特定职业与荣誉等的规定。根据不同的腐败犯罪特点, 将剥夺相应的从业能力 (这里专指对于公职的从业能力) , 使得其在犯罪之后不能再从事相应的职业。除去对个人的资格刑的设置, 同时增加对单位犯腐败犯罪的资格刑。这通常是被忽视的问题, 对于单位型腐败犯罪, 往往仅仅处以相应的经济惩罚, 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单位再次犯罪的可能, 因此, 对于与相对严重的单位腐败犯罪, 可以设置相应的资格刑。如针对一些国有单位在市场经营活动中所犯的腐败犯罪, 根据情节对单位分别并处或单处剥夺荣誉称号、限制经营范围、予以强制解散等;对个体可并处禁止一定时期内从事经营活动或担任国有经济组织之管理人员等。以此动摇单位腐败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基础, 从而有效预防单位腐败犯罪主体的再次犯罪, 尤其对国有单位执行罚金刑困难的情况下可使判决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 解决单位犯罪刑罚单一的弊端。此外, 资格刑完善以后可以对罪行较轻的腐败犯罪主体独立适用资格刑或结合财产刑适用, 使刑罚适用可选择模式增多, 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充分实现。

1. 禁止担任公职。

对此, 还应细分为禁止担任国家公务员。这里的国家公务员是广义的, 其外延应当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从事管理职责的人员。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腐败犯罪, 意味着其永远失去了从事公职的机会。设置这类资格刑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能够防止其再次犯罪, 剥夺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2. 增设对单位腐败犯罪资格刑的适用。

针对目前单位腐败犯罪的出现, 而中国对于单位腐败犯罪的惩罚尚属空白。因此, 有必要对单位腐败犯罪增设资格刑, 以减少其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行为能力实施腐败犯罪的机会。这里的资格刑设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 公示宣告, 即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 将法院关于单位腐败犯罪的判决公之于众, 以警醒意欲与该单位进行与其职权相关往来的自然人或单位, 而这种标签效应, 对犯罪单位来说主要是名誉上的制裁[3]。由于这类单位的特殊性, 对其进行停业或者限制业务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惩罚显然并不具有操作性, 因此, 只能通过名誉方面的剥夺来实现对其的惩罚。 (2) 财务与人事监管, 即对腐败犯罪单位的财务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监督与管制, 从而在财务工作方面控制腐败犯罪。由对应的相关部门根据不同的腐败犯罪形态来进行方式的财物与人事监管。犯罪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管制, 恢复其正常的工作秩序。

3. 禁止从事特定的职业。

即禁止犯罪分子继续从事与犯罪有关的特定职业。这里所说的职业同时包括与其犯罪之前所从事的职务行为相关的职业。这是由于犯罪人在很多情形之下, 犯罪前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仍然存在, 当其犯罪之后, 这种职务所带来的便利性条件仍然存在, 为了对腐败犯罪人的刑罚实现其应有效果, 对于事后处罚是其研究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严尚军.腐败犯罪死刑立法之检讨[J].法学杂志, 2007, (5) .

[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42-43.

试论军事刑罚的价值 篇10

一、军事刑罚价值的意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所以价值反映了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性能、效能或潜质。在人类的实践中, 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 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 有助于实现人的目标的东西 (实体或精神) , 就是有价值的, 就会得到人们的肯定性评价。反之, 那些不能满足人的需要, 无助于实现人的目标, 对人无用、无利甚至有害的东西, 就是无价值的, 必然受到人们的否定性评价。

同样道理, 军事刑罚之所以有价值, 正是因为它能满足国防军事秩序有序、高效和公平地巩固和发展之需要。

二、军事刑罚价值的构成

当代军事社会领域, 由于国防军事利益和需要的多方位、多层次, 导致军事刑罚价值要素多元化, 如巩固军队的稳定、提高部队战斗力、提高军事建设法治化水平、提高军事刑罚效益和维护军队的纯洁稳固及良好形象等等。而归结到军事刑罚最终价值层面, 军事秩序、公平正义、战斗力效益、人权保障应当是其价值构成的主要方面。

(一) 维护军事秩序

军事秩序, 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军事领域内的人员和装备,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令条例, 规范其在各个领域、时间和空间的行为, 保持军事行动、组织制度、结构体系、内外关系及日常生活而形成稳定的、有条理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军队所属阶级的利益意愿、建军性质、宗旨, 关系到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的稳定, 以及国民生活的安宁, 其本质是指国家军事运作有条不紊, 井然有序的状况。现代军事法律制度建立并确认了一定的军事秩序。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 一旦军事秩序遭到破坏, 国防利益和军队利益就无法得以确认和保障。

(二) 体现公平正义

军事刑罚以维护军事秩序、提高军队战斗力为直接目的, 但军事刑罚所维护的军事秩序首先应当是体现公平正义的秩序, 只有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军事秩序才是军事刑罚应当维护的目标, 也才能彰显文明之师、法治军队的形象。

所谓公平正义, 就是秩序与自由、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军事刑罚通过中立、公正的军事刑罚运行实践, 引导、激励人们充分履行军事义务, 保障个体权利的正当行使和军事利益的合法实现, 从而“在军队中形成稳定、有序的法治环境, 从而为军事统帅权顺畅、高效运作提供有力军事司法保障”[1]。军事刑罚的生命在于实施, 为了保证军事刑罚的严格实施, 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 将守法行为肯定为正义行为, 将非法行为否定为非正义行为, 并运用制裁手段对违法行为行为施以消极的军事刑罚制裁, 尽量避免非法获利或逃避义务现象, 抑制破坏正义行为的发生。

(三) 追求正面效益

树立效益观念是军事刑罚价值追求的前提。从传统观点看, 效益是经济学的价值范畴, 主要反映了一种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在军事领域中, 军事刑罚制度以其特有的消解、整合功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军事资源优化利用与合理配置, 以不断满足国防和军事的需求, 以期达到基于资源最优化配置所带来最有益的结果。效益是军事刑罚各要素、各环节运行结果的综合反映。军事刑罚作为惩罚和预防军事犯罪的手段, 在适用中既能产生积极的正面效益, 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效益。

军事刑罚的正面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建构约束和激励机制, 对军事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和调控, 从而使被侵害的军事秩序得以恢复, 军队、军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军事指挥权的尊严与权威得到肯定, 潜在的危害因素得到预防和抑制, 最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军事刑罚的负面效益则体现在过于注重对军事秩序的维护, 过于基于安全价值优于公正价值的要求, 将安全视为军事刑罚的首要价值, 容易简单地将军事刑罚作为一种单纯的秩序维护手段, 忽视其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价值, 削弱了其对军事刑罚的信仰基础。

追求正面效益, 通过寻找最佳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修复被破坏的军事秩序, 无疑是军事刑罚价值的合理性所在。因此, 追求军事刑罚的价值也就是追求军事刑罚的正面效益。努力追求军事刑罚的最佳效益应该成为军事刑罚价值追求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实现军事刑罚预期的价值, 就要树立效益观念, 实现军事刑罚效益的优化, 以科学的投入和合理地利用资源, 使军事刑罚的效益达到最佳的状态和最高水平。

(四) 充分保障人权

所谓保障人权, 是指防止人权受侵害、确保权利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尽管军事刑罚与普通刑罚相比有其特殊性, 但在产生方式、外在规范、内在逻辑、运行程序、效力根据以及行为调整等方面, 均符合普通刑罚的一般性要求和特征, 即军事刑罚具有普通刑罚的基本属性。

从单一的军事领域来说, 确认、维护和发展军人基本权利并不是军事刑罚的直接价值追求, 其直接价值追求在于维护和优化军事管理秩序, 巩固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但这一价值的最终实现又直接取决于“人”的因素。在权利本位的社会中, 不对军人权利予以充分的关注和保护, 任何指望军人全身心地投入国防建设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尊重、维护和发展军人基本权利, 有利于提高广大官兵的建军热情, 把投身国防与军队建设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动力, 自觉为巩固、维护和发展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秩序贡献力量。

只有在军事刑罚制度的内容能够充分体现基本的正义价值追求, 最大限度的保护军人权益的前提下, 作为军人的个体才能自觉将个人利益融入国防军事利益中, 产生自觉维护军事秩序的意识, 军事刑罚才能提供更为可靠的和必要的手段以维护军事秩序的权威性, 这不仅出于对军人权益的保护, 也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现实需要。

三、军事刑罚的价值取向

所谓价值取向, 是指在价值方面的选取方向和目的性追求, 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取舍, 是主体所预想达到的价值目标。军事刑罚的价值取向是评价我国现行军事刑事法律制度以及构建完善的军事刑事法律制度的具体尺度和准据。一方面, 从保卫安全, 维护秩序的角度来说, 军事刑罚在适用上应当充分考虑到军事犯罪的危害性、权力行使的便利、迅捷及强制力度的大小, 以期有效地惩处军事犯罪;另一方面, 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说, 军事刑罚又应当对个体人权给予必要的关注, 加强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 克服“刑罚万能论”和滥用刑罚的倾向, 不至于使军事刑罚成为赤裸裸的打击与暴政。因此, 军事刑罚的任务在于“肯定军事的暴力性, 以一定程序保障军事暴力的实施, 但又将这种暴力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2]。

在军事刑罚适用的利益选择中, 国家利益、军事秩序维护的需要与保障军人基本人权之间存在利益分殊的剧烈, 要维护军事秩序的安全并保障战斗力的发挥, 就要强化、泛化军事刑罚手段的适用, 但这一双刃剑又会对作为个体的军人的人权造成潜在威胁甚至直接剥夺。当两种价值要素发生冲突时, 我们应当确立一种均衡价值观, 力求在维护正义与秩序之间、维护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 在这个契合点上, 既能使国家通过对犯罪及时有效的追究来维持战时军事秩序和社会秩序, 又能使国家在司法活动中维护最低正义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而最大程度上追求二者有机统一所获得的利益。

(一) 秩序优先, 维护正义

秩序是法律追求的首要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通过军事刑罚保护军人权益亦不例外, 它把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军人本身的生活秩序作为其根本价值取向。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 它已成为人类社会广泛意义上追寻的一项价值目标。具体到军事司法领域, 以维护军事秩序作为基本价值是由军队的根本属性、职能和军事活动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正义, 历来被视作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 甚至将理想的法律视同正义本身。伴随着现代军事法向理性的复归, 军事社会并不排斥军人一定的权利。不仅如此, 赋予军人一定的权利, 满足其必要的正义要求, 还是提高军人士气和勇敢精神的必要手段。所以维护基本人权, 确保最低司法正义, 是维护军事秩序的底限需要。

(二)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公平是司法的伦理价值, 效率是司法的经济价值, 从总体上看二者都是司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但鉴于军队的特殊性, 尤其是战时的特殊环境, 军事行动的紧迫性要求快速、高效的司法活动为其做出更有力的保障。因此军事刑罚必须首先为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 维护上令下达、令行禁止的严明组织纪律, 维护军队快速、高效地进行军事行动, 完成作战任务而发挥应有作用。在满足军事秩序基本需要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正义, 是法治观念在军事司法领域内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田友方.战时军事司法立法的三个理论前提.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1-5.

[2]杨韧.军事法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武警学院学报, 2003, (5) .

[3]李昂, 田龙海.军事法学研究综述.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4.

[4]田龙海, 朱国平.战时军事司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03, (1) .

[5]杨韧.军事法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武警学院学报, 2003, (5) .

试论军事刑罚的价值 篇11

[关键词]军事刑罚;价值;军事秩序;人权;公正

庞德曾说:“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价值从根本上决定着法律的合理性,是现行法律的灵魂,并引导着法律的走向。军事刑罚价值的问题就是军事司法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军事刑罚的制定、裁量、执行的过程中,解决好军事秩序与公正、效益、人权等诸价值要素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并作出合理的价值取舍,是军事刑罚走向科学化、走向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一、军事刑罚价值的意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所以价值反映了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性能、效能或潜质。在人类的实践中,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人的目标的东西(实体或精神),就是有价值的,就会得到人们的肯定性评价。反之,那些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无助于实现人的目标,对人无用、无利甚至有害的东西,就是无价值的,必然受到人们的否定性评价。

同样道理,军事刑罚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能满足国防军事秩序有序、高效和公平地巩固和发展之需要。

二、军事刑罚价值的构成

当代军事社会领域,由于国防军事利益和需要的多方位、多层次,导致军事刑罚价值要素多元化,如巩固军队的稳定、提高部队战斗力、提高军事建设法治化水平、提高军事刑罚效益和维护军队的纯洁稳固及良好形象等等。而归结到军事刑罚最终价值层面,军事秩序、公平正义、战斗力效益、人权保障应当是其价值构成的主要方面。

(一)维护军事秩序

军事秩序,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军事领域内的人员和装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令条例,规范其在各个领域、时间和空间的行为,保持军事行动、组织制度、结构体系、内外关系及日常生活而形成稳定的、有条理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军队所属阶级的利益意愿、建军性质、宗旨,关系到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的稳定,以及国民生活的安宁,其本质是指国家军事运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状况。现代军事法律制度建立并确认了一定的军事秩序。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一旦军事秩序遭到破坏,国防利益和军队利益就无法得以确认和保障。

(二)体现公平正义

军事刑罚以维护军事秩序、提高军队战斗力为直接目的,但军事刑罚所维护的军事秩序首先应当是体现公平正义的秩序,只有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军事秩序才是军事刑罚应当维护的目标,也才能彰显文明之师、法治军队的形象。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秩序与自由、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军事刑罚通过中立、公正的军事刑罚运行实践,引导、激励人们充分履行军事义务,保障个体权利的正当行使和军事利益的合法实现,从而“在军队中形成稳定、有序的法治环境,从而为军事统帅权顺畅、高效运作提供有力军事司法保障”[1]。军事刑罚的生命在于实施,为了保证军事刑罚的严格实施,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将守法行为肯定为正义行为,将非法行为否定为非正义行为,并运用制裁手段对违法行为行为施以消极的军事刑罚制裁,尽量避免非法获利或逃避义务现象,抑制破坏正义行为的发生。

(三)追求正面效益

树立效益观念是军事刑罚价值追求的前提。从传统观点看,效益是经济学的价值范畴,主要反映了一种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在军事领域中,军事刑罚制度以其特有的消解、整合功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军事资源优化利用与合理配置,以不断满足国防和军事的需求,以期达到基于资源最优化配置所带来最有益的结果。效益是军事刑罚各要素、各环节运行结果的综合反映。军事刑罚作为惩罚和预防军事犯罪的手段,在适用中既能产生积极的正面效益,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效益。

军事刑罚的正面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建构约束和激励机制,对军事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和调控,从而使被侵害的军事秩序得以恢复,军队、军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军事指挥权的尊严与权威得到肯定,潜在的危害因素得到预防和抑制,最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军事刑罚的负面效益则体现在过于注重对军事秩序的维护,过于基于安全价值优于公正价值的要求,将安全视为军事刑罚的首要价值,容易简单地将军事刑罚作为一种单纯的秩序维护手段,忽视其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价值,削弱了其对军事刑罚的信仰基础。

追求正面效益,通过寻找最佳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修复被破坏的军事秩序,无疑是军事刑罚价值的合理性所在。因此,追求军事刑罚的价值也就是追求军事刑罚的正面效益。努力追求军事刑罚的最佳效益应该成为军事刑罚价值追求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实现军事刑罚预期的价值,就要树立效益观念, 实现军事刑罚效益的优化, 以科学的投入和合理地利用资源, 使军事刑罚的效益达到最佳的状态和最高水平。

(四)充分保障人权

所谓保障人权,是指防止人权受侵害、确保权利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尽管军事刑罚与普通刑罚相比有其特殊性,但在产生方式、外在规范、内在逻辑、运行程序、效力根据以及行为调整等方面,均符合普通刑罚的一般性要求和特征,即军事刑罚具有普通刑罚的基本属性。

从单一的军事领域来说,确认、维护和发展军人基本权利并不是军事刑罚的直接价值追求,其直接价值追求在于维护和优化军事管理秩序,巩固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这一价值的最终实现又直接取决于“人”的因素。在权利本位的社会中,不对军人权利予以充分的关注和保护,任何指望军人全身心地投入国防建设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尊重、维护和发展军人基本权利,有利于提高广大官兵的建军热情,把投身国防与军队建设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动力,自觉为巩固、维护和发展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秩序贡献力量。

只有在军事刑罚制度的内容能够充分体现基本的正义价值追求,最大限度的保护军人权益的前提下,作为军人的个体才能自觉将个人利益融入国防军事利益中,产生自觉维护军事秩序的意识,军事刑罚才能提供更为可靠的和必要的手段以维护军事秩序的权威性,这不仅出于对军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现实需要。

三、军事刑罚的价值取向

所谓价值取向,是指在价值方面的选取方向和目的性追求,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取舍,是主体所预想达到的价值目标。军事刑罚的价值取向是评价我国现行军事刑事法律制度以及构建完善的军事刑事法律制度的具体尺度和准据。一方面,从保卫安全,维护秩序的角度来说,军事刑罚在适用上应当充分考虑到军事犯罪的危害性、权力行使的便利、迅捷及强制力度的大小,以期有效地惩处军事犯罪;另一方面,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说,军事刑罚又应当对个体人权给予必要的关注,加强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克服“刑罚万能论”和滥用刑罚的倾向,不至于使军事刑罚成为赤裸裸的打击与暴政。因此,军事刑罚的任务在于“肯定军事的暴力性,以一定程序保障军事暴力的实施,但又将这种暴力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2]。

在军事刑罚适用的利益选择中,国家利益、军事秩序维护的需要与保障军人基本人权之间存在利益分殊的剧烈,要维护军事秩序的安全并保障战斗力的发挥,就要强化、泛化军事刑罚手段的适用,但这一双刃剑又会对作为个体的军人的人权造成潜在威胁甚至直接剥夺。当两种价值要素发生冲突时, 我们应当确立一种均衡价值观, 力求在维护正义与秩序之间、维护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上,既能使国家通过对犯罪及时有效的追究来维持战时军事秩序和社会秩序,又能使国家在司法活动中维护最低正义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追求二者有机统一所获得的利益。

(一)秩序优先,维护正义

秩序是法律追求的首要的价值取向和目标,通过军事刑罚保护军人权益亦不例外,它把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军人本身的生活秩序作为其根本价值取向。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它已成为人类社会广泛意义上追寻的一项价值目标。具体到军事司法领域,以维护军事秩序作为基本价值是由军队的根本属性、职能和军事活动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正义,历来被视作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優良品质,甚至将理想的法律视同正义本身。伴随着现代军事法向理性的复归,军事社会并不排斥军人一定的权利。不仅如此,赋予军人一定的权利,满足其必要的正义要求,还是提高军人士气和勇敢精神的必要手段。所以维护基本人权,确保最低司法正义,是维护军事秩序的底限需要。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公平是司法的伦理价值,效率是司法的经济价值,从总体上看二者都是司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但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尤其是战时的特殊环境,军事行动的紧迫性要求快速、高效的司法活动为其做出更有力的保障。因此军事刑罚必须首先为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维护上令下达、令行禁止的严明组织纪律,维护军队快速、高效地进行军事行动,完成作战任务而发挥应有作用。在满足军事秩序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正义,是法治观念在军事司法领域内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田友方.战时军事司法立法的三个理论前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5.

[2]杨韧.军事法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武警学院学报,2003,(5).

[3]李昂,田龙海.军事法学研究综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4.

[4]田龙海,朱国平.战时军事司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3,(1).

[5]杨韧.军事法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武警学院学报,2003,(5).

[6]田友方.战时军事司法立法的三个理论前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5).

论我国刑罚结构的完善 篇12

一、我国现行刑法的刑罚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角度讲, 刑罚结构是指各种刑罚方法在刑罚系统中的组合形式。就当前世界而言, 刑罚的种类主要包括死刑、监禁刑和罚金刑。不同的刑罚种类组成不同的刑罚结构不同的刑罚结构形成不同的功能。储槐植教授认为, 刑罚结构有五种:一是死刑占主导;二是死刑和徒刑占主导;三是徒刑占主导;四是徒刑和罚金并列占主导;五是徒刑的替代方式在刑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第一种已经成为历史, 第五种在世界上还未到来。死刑和徒刑占主要比例的就叫做重刑, 三和四属于轻刑。我国的刑罚结构是属于重刑结构。

在中国最近这些年来, 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 由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正在逐步减少死刑, 这无疑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是社会中主张反对废除死刑的意见我们也不容忽视。反对者反对废止死刑的主要依据是目前我国刑罚结构不完善, 死刑废止后可能造成社会犯罪现象增多。理论上讲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 但犯罪现象的出现包含复杂的因素, 需要从综合方面考虑。“单独考察, 没有任何一种刑罚独自具备所有刑罚的必要属性。为实现刑罚目的必须有不同的刑罚方法可供选择, 并使其存在差异, 其中几个可以适用于相同之罪”, 刑罚种类的多样性是刑法典完善的标志之一。刑事制裁手段的多样化既能使我国的刑罚结构具有实质的合理性, 又有利于我国刑罚结构实现从重刑结构到轻刑结构的过渡。

目前我国在刑罚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刑罚结构不合理、刑罚种类太过单一。

我国刑法主刑种类主要是生命刑和自由刑, 生命刑即死刑, 自由刑主要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我国现行刑法中有期徒刑的配置最突出的问题是刑罚结构的不合理性所导致的长期自由刑上限过低, 主要体现在与死刑的惩罚力的悬殊差距和大幅度空档上, 主刑种类中缺乏轻罪的处罚方法。虽有管制和拘役刑可以适用于轻罪, 但因管制只有在熟人社会才会有效率, 在人员流动较频繁的我国效果甚微, 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被应用。拘役刑也因其刑期过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侦察、起诉、一审、二审之后刑期所剩无几而也遭到了和管制刑一样的命运。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在司法实践中, 因轻罪的处罚方法不足, 用刑上只好往上波动, 用刑偏重。我国刑法上的附加刑包括资格刑和罚金刑。我国的资格刑过于单一, 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 而且主要是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的权利。而这些权利的剥夺对于相当数量的犯罪分子而言是无关紧要不具有实际意义的, 根本起不到使犯罪分子感受痛苦的作用。罚金刑面临的主要是执行难的问题。我国罚金刑的设置只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极少考虑犯罪人的支付能力, 判决时一般只考虑判决当时的效果, 不关心执行的结果如何, 罚金刑“空判”的现象也就难免。

二、建立非监禁刑完善刑罚体系

以上各种问题的出现使刑法学者们考虑增加刑罚方法, 这也成为刑法界的共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引进非监禁刑, 增加刑罚种类。

随着刑罚人道性理念的逐步深入, 人类社会刑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以死刑、肉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再到现代正逐步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发展里程。非监禁刑由于除了符合现代刑法人道性、轻缓性等理念外, 还有降低行刑成本, 减轻标签效应, 克服罪犯狱内交叉感染等显著效应, 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青睐。如2000年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为79.48%, 韩国和俄罗斯较低, 但也分别达到了45.9%和44.48%。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主要以监禁刑为重, 刑种中属于非监禁刑的只有管制刑、罚金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其他刑罚措施只有很少, 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国建立非监禁刑完善刑罚体系十分必要, 具体措施可以包括:

第一, 立法上对监禁刑的适用加以限制, 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 可明确对未成年犯、过失犯、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只有监禁才足以防止其重犯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监禁刑, 否则应适用非监禁刑。另外, 还可具体列举一些支持不适用监禁刑的理由。

第二, 针对罚金刑在一定程度上被虚置的情况, 我国可以引入罚金刑易科制度, 根据行为人的不同心态规定不同的处罚, 对有能力支付而恶意逃避者, 按其应缴数额多少分别易科为拘役或有期限徒刑, 对确实无支付能力的人应易科为公益劳动,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罚金刑的落空。

第三, 增加假释的适用。我国可以将获得假释权从传统的国家恩典转变为作为普通权利赋予犯人, 凡服满一定刑期的犯人, 除个别人外, 都可以申请假释, 并且“应当假释”, 这将会极大激发犯人为争取提前到来的自由而努力改造, 使我国的行刑实现由刑满释放到以假释为主的重大转变。

第四, 引入社区矫正服务。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它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支持, 目前是不少国家非监禁刑的重要刑种或重要措施。当前我国刑法也借鉴了这项制度, 一些地方也在试行社区矫正服务,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要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 将社区矫正服务引入到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之中是十分现实和必要的。

刑罚虽然对遏制犯罪有其积极效力, 但作为一种制度, 刑罚本身也存在局限, 需要我们根据现实情况对其结构进行完善, 保证刑罚的真正实现, 提高司法效果和司法效率。

摘要：刑罚作为遏制犯罪的手段, 至今仍在我国犯罪预防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社会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 我国刑罚制度中存在的软弱、低效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要求我们进行反思。

关键词：刑罚,刑罚结构,非监禁刑

参考文献

[1]储槐植, 论犯罪学理论框架及其研究目标[J], 犯罪学论丛 (第一卷) , 2003, 9 (1) :19-20。

[2]吉米.边沁, 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