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体系

信任体系（精选9篇）

信任体系 篇1

摘要：本文以农村的信用体系为着眼点, 通过对传统的借贷方式和团体贷款分析认为, 团体贷款以人际信任为纽带, 采用隐性担保的模式是符合中国农村乡土特色的。农户履约的关键在于贷款行为对农户生活的改善程度, 并以此提出保障团体贷款运行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团体贷款,信任体系,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对农户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拥有完善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 对二元经济转型、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等方面都有促进作用。鲁钊阳等[1] (2012) 认为, 解决农村金融抑制可作为促进城乡金融发展均等化的一条途径。赵洪丹[2] (2011) 、王修华等[3] (2011) 、叶志强等[4] (2011)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 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起到抑制作用, 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对其则起促进作用。

依据经济学理论, 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变动在方向上应该相同, 但实际情况却与此不符。单纯的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 不能有效改善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 需要金融效率的提高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规模悖论说明, 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农村的金融环境, 按照传统的经营方式不仅不能实现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 对农民生活的改善也起不到促进作用, 形成双输的局面。以固定资产为抵押担保的银行贷款的惠及面主要集中于大中型乡镇企业, 而农户由于缺乏抵押品陷入了融资困境。农村金融市场供需严重失衡, 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是在短期内, 通过实施金融创新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 在长期则应实行金融自制来推进乡村自治。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

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的机制与原因学者们做了许多探索性研究。平新乔等[5] (2012) 认为, 农村金融压抑和制约农户择业的金融约束有两种形成机制, 即道德风险和有限责任问题。据此, 他们建议在涉农信贷和涉农金融中, 尽可能降低以农户财富为底的融资方式比率, 利用社会资本力量, 发展团体贷款 (group credit) 和土地抵押。

土地抵押或林业碳汇交易都存在明确权利归属的问题。同时, 现行的政策对转变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没有清晰的路线, 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加上抵押担保和风险防范机制的不健全, 导致这类抵押行为在短期内不会成为主流。农民的“恋土情结”, 认知水平较低也形成此类质押行为的阻碍。即使比较完善的农地产权及抵押制度得以建立, 也并非必然导致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农户信贷可获得性存在硬约束——经营项目的盈利能力和拥有非农收入的多寡。缺少合适的项目、收入来源以务农为主的农户即使在农地产权及抵押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下也很难取得贷款。

抵押在总体上降低了农户贷款的可得性, 而社会资本能增加农村地区的贷款规模, 抵押贷款适用于较富裕农户, 而基于社会资本的贷款适用于中低收入者。基于社会资本的贷款的优势在于信息甄别、监管、合约执行及交易成本上, 而正规金融机构在处理系统性风险上存在比较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社会网络的优势, 导致在社会信用体系整体缺位的情况下, 以固定资产为抵押担保的银行贷款加剧了融资困境。

二、传统农村的信用体系

Blomqvist (1997) 把信任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际信任, 指突出社会道德层面的信任。另一类是条件信任, 指强调利益算计方面的信任。大多数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基于条件信任, 以契约及违约惩罚来保证借贷双方履约。农村信用评级体系的不健全导致使用传统的借贷模式成本高昂。从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国家统计局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 有超过半数的家庭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从各省情况看, 除四川 (73.16%) 和贵州 (59.06%) 的授信率超过半数, 多数省份授信率多在30%左右。

农民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性, 社会保障不健全性间接降低了农民的收入预期, 导致农户高储蓄。收入少、缺乏担保和抵押、信用等级低, 导致金融机构对其信心不足。与此同时, 农户的契约意识较为原始, 普遍认为无抵押条件下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 非条件信任驱使农户偏好非正规借贷范式。非正规借贷依靠人际信任得以运行。孔荣等 (2009) 研究在非正规借贷中, 内疚比农户自身利益更具有约束力。借助农村现有的道德体系约束农户的借贷行为, 比经济惩罚更为有力, 而且惩罚措施的使用可能会对人际信任及合作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公平的关系性是中国农民公平观的重要特征。传统的农村结构中人际信任占主导地位。商业银行基于利益核算发放的贷款不能很好被农户所接受, 非正规金融机构中亲朋间的无息贷款在农村金融中占很大一部分。而基于人际信任的贷款, 由于中国农民特有的公平观 (社会关系的维系、公平的关系性等) 的约束, 常常能取得不错的结果。

农村普遍缺乏抵押品, 发展抵押品替代机制是农村融资机制设计的关键。组织化 (分散化) 以及监督。有助于降低最低抵押品要求。中国农村信贷市场发展受合格抵押品限制, 衍生出基于社会网络的各种抵押替代。在农村非正规信贷市场中, 大多数借贷的发生基于比较紧密的人际关系, 采用隐性抵押替代形式。借贷双方的人际关系越紧密, 越倾向于依靠既存的人际关系约束借贷双方。非正规信贷市场较多采用基于人际关系的隐性抵押替代, 较少使用显性抵押替代, 进一步支持“差序格局”的理论假说。但隐性抵押相较于显性抵押, 农户的还款优先度较低。所以, 针对农户借贷的理想模式是采用基于人际关系的隐性抵押为“抵押物”, 同时拥有比较完善的还款流程和时间表。这种方法兼顾基于社会网络贷款在信息甄别、监管、合约执行和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 同时类似正规金融机构存在处理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三、团体贷款与农村信用体系

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起抑制作用的原因在于, 没有找到适合农村金融环境的金融发展方式。传统的金融发展方式破坏了原有社会网络, 影响了自生性民间金融系统的运行。团体贷款靠人际信任为纽带, 通过农户之间的相互监督, 既可以防止农户违约的发生, 同时也符合乡土本色。社会网络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促进民间贷款。在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方, 民间借贷对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及创办自营工商业所发挥的作用越大。团体贷款的发生本身也是促进农户条件信任形成的过程, 通过信贷及商业活动, 农户在利益权衡方面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对农村的城镇化转型、农民身份转变都将起促进作用。

团体贷款的朴素形式在农村是可以自发形成的。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时, 社会网络会自发的兴起, 作为替代性的组织选择。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 社会网络起着平衡农户现金流、弱化农户流动性约束的作用。

社会网络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农户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 此时社会网络关系储蓄和银行储蓄有着某种替代关系。易行健等研究发现, 社会网络的广度与储蓄率呈反向关系, 并且收入越低的农户, 家庭生活网络对农户储蓄率影响越大。不稳定的民间借贷对缓解季节性资金缺口起到关键的弥合作用, 对资产性投资还起到了间接的支撑作用。社会网络的存在或其强度的增加, 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完全的平滑消费。其原因是, 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或信用合作社相对滞后, 社会网络外成员也并非完全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级别、风险偏好或偿还能力, 社会网络于是被视为一种信用机制或担保机制, 使得其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私人融资 (郭云南等, 2012) 。

但对于农户改善生活环境或扩大再生产, 亲朋借款给予的支持力度有限。现实生活中, 农户所需的借款来源途径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农村信用社、亲戚朋友以及自我积累。以农户用于扩大种植业规模的资金来源为例, 三种资金来源重要性按农村信用社、亲戚朋友和自我积累依次递减 (除河南及湖南以外) 。

这种情况的发生说明了在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村中, 人们更愿意依靠人际信任取得贷款。但由于农户本身资金量所限, 社会网络仅仅能满足农户较低水平的需求, 对于农户想改善生活环境、扩大再生产的愿望支持力度较弱。根据现代农村金融理论, 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化模式最有利于持续性地向广大农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但不加调整的套用传统的借贷模式必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农户认为, 从银行得到贷款的决定因素中, 人际担保普遍要比抵押担保重要 (西部的情况略有不同, 这种情况部分因为西部农户普遍缺乏自我积累, 更需要依赖正规金融机构) , 这与传统的借贷模式中要求具备抵押品来达成借贷的常识不相符。

团体贷款与乡土金融的特点相契合, 能保证农户积极参与其中。提高农户的参与度, 同时由于农户的积极参与能促使农户履约, 提高还款率。依靠农村公平观的约束, 团体贷款的履约更有保障。合作化的经营可以强化农户经济和社会关联性, 有利于发挥金融机构的惩罚力、社会网络的约束力, 保障农户联保信贷良性运行。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团体贷款以人际信任为纽带, 采用隐性担保的模式是符合中国乡土特色的贷款模式。在依据农户禀赋多少决定贷款额度和支配权力分配的情况下, 农户履约的关键是取得贷款之后生活的改善程度。发挥公开决策的效度, 首先应该确保通过贷款行为能尽可能的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 其次应设立适当的惩罚机制, 来尽可能的减少违约收益。

根据结论, 我们应该着眼于农村信用体系的具体情况, 利用团体贷款的优势, 通过团体贷款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 促进农户信用体系向条件信任转变, 实现农村经济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鲁钊阳, 冉光和, 王建洪, 等.城乡金融发展非均等化的形成机理及对策——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12 (03) :172-3.

[2]赵洪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 2011 (11) :58-63.

[3]王修华, 邱兆祥.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11 (02) :71-5.

[4]叶志强, 陈习定, 张顺明.金融发展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 2011 (02) :42-56.

[5]平新乔, 张海洋, 郝朝艳, 等.农民金融约束的形成原因探究[J].经济学动态, 2012 (04) :10-4.

信任体系 篇2

曾经信任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信任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信任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信任。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塑胶线，悬挂昨晚刚洗的衣物，其中一件淡绿细直纹短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信任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信任“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任了。曾经不信任“色即是空”，现在信任了。曾经不信任“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信任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信任，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信任体系 篇3

关键词：社会信任；政务信任；商业信任；人际信任；产权虚置；信仰缺失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61-02

社会信任是中国人一直以来追求的生活状态，从社会资本理论来讲，社会信任能够有效地节约社会交易成本，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具体说来，民主的运行需要信任为其搭建桥梁，法治的实施需要民众对法律具有最为原始的信任，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实现需要信任作为支撑，因此，信任是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助推器。信任制度、法律、规则的公平性，信任信息的真实性，信任商品可靠性，信任助人的可靠性，社会信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我国作为“礼仪之邦”一直弘扬的美德，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却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一、社会信任的内涵及其表现

（一）信任的概念界定

最早关注信任的社会学家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在《货币资本》中提出“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散沙，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之上，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个人经验那样强或更强，则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支持下来”[1]，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是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 ，认为信任是一种以对他人能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或举止的期待或期望为取向的社会行为[2]。以上的观点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对信任进行考量，信任是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础。而社会进化说则认为，现代化对社会信任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甚至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社会信任会随之上升。

有研究者认为，西方的信任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社团，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信任，其中显现的是一种平等精神和契约精神，而在传统的中国，信任则体现的是“关系”本位，就像费孝通所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这就很形象地阐述了传统中国以地缘、血缘以及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信任程度的熟人社会。

（二）社会信任的基本分类

通俗说来，信任可以分为三大种类：政务信任，商业信任，人际信任。

1.政务信任

政务信任往往最能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对现行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信任程度都体现了政务信任。

积极参与选举活动，将自身权力赋予公职人员去行使，并相信选举过程的公正公平，相信代表能够真正地表达自身的礼仪诉求，这是对制度的信任；个人正当利益被侵犯了，能够想到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对司法的信任；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相信向上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这是对规则的信任。

2.商业信任

商业信任体现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任。企业之间的信任表现在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其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会如约履行的；相信相互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的；相信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可靠的等。而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任体现在，顾客相信买到的商品是有安全保障的；商品价格不是虚高、不存在欺骗的等。

3.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即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相信人性是善的；相信去搀扶跌倒了的老人是不会被反咬一口的；相信乞丐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是值得同情的对象。

二、社会信任体系瓦解的表现

信任，本是一个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当你打开水龙头，相信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相信它会按时到站，也不会突然追尾；睡觉，相信自己不是住在“楼脆脆”中……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这个社会，我们还能相信什么[4]？中国自诩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一直宣扬“人无信无以立”，而今，按照某些媒体的说法，中华民族到了信任危机的时候。

政务信任屡遭考验。郭美美爆出的“红十字会”天价帐篷，万元餐费；7-23动车事故后，铁道部发言人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雷人语录，山西矿难屡次虚报的受难人数，更有为老百姓所痛恨的官员腐败，周久耕的天价香烟；广西局长的香艳日记；超人想象的三公消费等都让民众对政府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这一切无不在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商业信任岌岌可危。近年来屡屡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地叩问着商家的诚信，“三鹿奶粉”，“大头娃娃”，“染色馒头”，“瘦肉精”，“毒豇豆”，“地沟油”等等，让广大消费者不敢消费，更不敢相信商家。

人际信任日渐缺失。“不和陌生人说话”成为民众自卫的手段。从“彭宇案”的事发，到“小悦悦”事件的演化，越来越多地民众不敢再去行善；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被教导的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留守在家的老人被告知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甚至在风雨中身体残缺，乞讨的乞丐也越来越被民众漠视，都被怀疑成“骗子”。于是，民众开始怀疑一切，而冷漠的外表变成了最佳保护色。

三、我国社会信任体系瓦解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打破了原有的“关系本位”的人格信任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打破了原有的“关系本位”的人格信任。传统的熟人社会，以个人经验因熟而悉的人格信任模式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传统社会中，鸡犬相闻，人际交流主要限于熟人之间，失信具有很大的社会风险，而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的到来，社会阶层变得开放，人口流动加速，冲击了传统了熟人关系网络[5]。“血缘和地缘关系维系的信任机制逐步瓦解，现代性社会的时空分离特质导致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方式发生了由在场到缺场的重大改变使得作为信任基础的承诺本身发生了显著变化。”[6]由“到场”到“缺场”使得承诺的这一行为没有可预期性的结果，从而缺乏安全感，必须有一种客观的力量来约束和监督承诺的施行，在传统的以人格信任为特点的信任模式逐渐消退的情况下，只能用制度信任去取代。

（二）制度信任失效

依赖“人”到依赖“制度”的转型期。我国处于由“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期，这无疑是社会信任遭遇挑战的重要因素，但绝非决定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实现了工业化，早已经是“陌生人社会”，但是他们的社会信任度要远比我们高，归根结底是他们有了作为约束和监督的社会制度来促使承诺的实现，“从非正式的习俗道德到正式的法律规定这些制度性因素通过其内化于社会成员后形成的约束力来增进社会信任度，这时信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提升了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已经掺杂了该社会成员对涉及其中的社会制度的信任。于是社会制度就拥有了作为信任的保障机制和作为信任本身的一部分的双重意涵。”[7]在脱离了“地缘”和“血缘”后，社会应道以合乎道德的契约、制度和法律来维系社会的正义，由依赖于“人”的信任，向依赖于“制度”的信任机制转变。但是在我国，长久的人治思想深入人心，导致民众对于制度的失信。寄信任于“人”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复存在，而又未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这是导致我国现阶段社会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三）宗教信仰缺失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来代表中国的人际关系格局。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的是以亲缘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其信任程度依次降低，但是凡是在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这三者的信任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也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做了精辟的论断。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的伦理原则使得个人只信赖自己的血缘关系，只在自己的血缘团体中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新教则强调一种教内的信任与诚实，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分享，这些都有助于打断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一种优越的信仰共同体。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基本证实了宗教信仰对于信任的积极作用。美国是一个具有普遍宗教信仰的社会，宗教信仰在美国扮演着培育公共参与行为、增强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的温床角色[8]。

我国祖辈们凭借着祖先崇拜、儒家伦理、多神信仰得以保持了心灵的健全。但经历了20世纪的“文化大扫荡”，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尘埃，被打为“四旧”、“封建”、“迷信”、“大毒草”，甚至一度成为“文化专政”的对象。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但久远的愿望，其具有终极价值，在此时此刻此地的中国，这种美好的终极价值的图景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极其有限。没有从内心里树立那种宗教所倡导的与人为善、众生平等的意识，没有形成对自然的敬畏，是很难建立一个官民互信、商客互信、人际互信的社会。

四、社会信任的重构

社会信任可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增强人际的和谐，而现今的中国，社会信任已经属于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表征的熟人社会日渐走向陌生人社会，传统的人格信任不复存在，而要转向制度信任来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转。

（一）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他律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要遏制住人性中“恶”的一面，必须依靠外部强制力去推行。正如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保健因素可以防止人产生不满意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激励因素使人产生的满意。社会信任的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制度的强迫性，国家的合法暴力，法治权威，不一定可以让人行善，但是可以防止人作恶，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行善。

社会信任的制度建设包括法律建设、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其最终的根本在于加强产权建设。

首先，法律法规的建设。法律法规的约束性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对民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对官的约束，而对官的约束又是根本，自古就有“依法治吏”的说法。只有实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执政者站在笼子里对民众讲话，才能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加强法治建设，加强政务公开，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将法律的权威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对官员良好的约束。

其次，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包括信用风险预警、信用风险规避、信用登记制度、信用评估制度、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等[9]，从技术上保证对失信者，尤其是重大失信者的惩罚，而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首先必须做实产权，让人民在国家这个公司中，真正拥有对产权的处置和占有，在政治领域，让民众对官员具有选择和罢免权，对公共权力的运行具有监督权，在经济领域，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使其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开展竞争，创立自身的品牌，提升客户忠诚度，发展民营经济，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同时，树立个人信仰，心生敬畏，有向善的种子。

（二）加强道德建设，培育自律

制度和法律对于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而言，正如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起到的是“保健因素”的作用，可以起到“各人自扫门前雪”，但是，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他人的瓦上霜是会弃之不顾的。而要建设一个在制度的基础上运行的，同时充满温情的社会，不得不依靠民众内心的自我道德感，自律的精神。

因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社会只有当诚实守信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融入到每个人的意识深处，失信的行为才会受到普遍的谴责。

五、结语

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官员也好，公众也罢，高层次的信“义”者，有对精神信仰的崇敬之情，低层次的逐“利”者，亦有对制度约束的顾忌之心。陌生人互相交往时，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进而建立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民信任。

参考文献：

[1]齐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8-179.

[2]董才生.信任本质与类型的社会学阐释[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56.

[4]陶山川.陌生人社会：如何重建信任[J].国企，2012，（1）.

[5]杨明，孟天广，方然.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6]林滨.从道德危机到存在危机——重建社会信任的思考[J].道德与文明，2011，（5）.

[7]梁克.社会关系多样化实现的创造性空间——对信任问题的社会学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2，（3）.

[8]王佳，司徒剑萍.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和人际信任[J].世界宗教文化，2010，（4）.

信任体系 篇4

正如“不和陌生人说话”无法真正保护自身一样, “亲吻陌生人”也同样难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尽管如此, 大学生们对当下社会信任缺失现状的思考和勇于行动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许的, 他们行动的意义不在行动本身, 而在于让人思考:当下社会人与人信任缺失的根源何在, 以及教育该从何处发力。

人们对当下社会信任整体不佳的现状已有共识: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买菜时习惯性地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我们的教育也总是告诉孩子们: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吃别人给的食物、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等等。 2013 年年初, 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 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已跌破60 分的信任底线, 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老人跌倒无人扶”事件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人们对造成社会诚信缺失的根源公说公理、婆说婆理, 但社会信任机制变迁的客观要求与新的社会信任机制构建相对滞后之间的反差, 恐怕是造成目前失信和不信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指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旧的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 必然要求构建新的“契约型信任”机制。 高度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熟人社会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社会。 在陌生人社会, 信任的维系只能靠契约、制度和法制。

依靠法制、制度、契约当然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层面的思考, 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更像是一种心灵契约。在笔者看来, 构建这种心灵契约, 需要的既不是距离过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是距离过近———“亲吻陌生人”, 而是基于关爱基础上的彼此平等、尊重、理解和包容。这正是我们教育的着力点和发力点。

教育的目标是培育身心健康的社会公民, 其中自然包括爱心、相信他人等。事实上, 尽管有南京“彭宇事件”等摧毁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的事件发生, 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 完全“不和陌生人说话”恐怕很难做到;但与此同时, 教育孩子信任别人也并非一厢情愿的相信他人而无任何的怀疑。 实际上, 盲目地一味信任他人也并不利于人与人信任关系的构建, 信任说到底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关系, 它既不需要冷血, 也不能情感泛滥, 彼此平等、尊重才能构建持久的信任关系。

六年级关于信任的作文：信任 篇5

拥有信任时，心里是甜蜜的，暖洋洋的；在你拥有信任时，辜负了这信任时，心里是又酸又甜的；失去了这份信任，心里是后悔又痛苦的!我没有体会过失去信任的滋味，却辜负过那份信任。明明只有一次，可那次的滋味我缺永远也忘记不了！因为那一次的体会令我刻苦铭心，且记忆犹新。

那次，奶奶回老家去了。爸爸妈妈正要出门，我听到动静，心里想“嘿嘿！他们一出门，我就能休息会了！”正想着，妈妈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不做完作业，不能去玩！我和你爸爸要去仓库！”说完便走了。“唉呀！妈妈也太了解我了吧！”一听到希望破碎，我无力的趴在桌子上，看这次的作文题。

“唉，这次的作文可真难呀！”我毫无头绪。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没来的及想，这个念头就飞走了，我的身体却不知不觉跟着这个念头走了——我走到了厨房，从冰箱里把那袋冰糖橘提出来，跑到电视前，一边剥橙子一边看着起电影来……我看完了电影，天已经黑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电视。收拾好掉在地上的橙子皮，确认毫无破绽才又去做作业。

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 篇6

人类的生存本能告诉我们要相互信任，但传统的信任正在出现危机，不仅美国人“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中国人亦如此，除了“坚定不移”地信赖父母外，配偶、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信任度最稳固？

我们一般不会对上门维修的管道工刨根问底，但对方可能是假扮成管道工的窃贼；我们也不会在吃饭前对饭菜进行化学分析，但可能吃进地沟油；我们更不会担心银行没收存款，却会遭遇网络诈骗……人类的生存本能告诉我们要相互信任，可是社会正变得庞大和复杂，道德、名声的作用正在减弱，传统的信任正在出现危机。

最近，世界信息安全界巨擘、顶尖的密码专家布鲁斯·施奈尔写下的一本关于信任的书在中国出版，这位美国人在题目为《我们的信任：为什么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的书中分析指出，社会压力是产生并维持信任的重要手段，其中的“社会压力”，则包括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和防护机制。

信，与不信，是一种选择。而“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呢？美國人是这样，中国人亦如此。

中国人信赖谁？父母第一，配偶第二

在中国，谈及信任与被信任的感觉时，有人称，“被人信任是世界上第二美好的事情，第一美好的事情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多少国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第一美好”？《小康》调查显示，除了极少数（3.7%）国人表示没有值得自己信任的人之外，高达96.3%的人都能体验到可以信任人的美妙感觉，其中有44.3%的国人表示自己有1至3个可信任的人，27.0%的国人表示自己有6个及以上可信任的人，25.0%的国人表示自己有4至6个可信任的人。

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鞠春彦看来，与中国人能够信任的人数相比，“谁是最值得信赖的人”的调查结果，则更令人忧虑。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朋友、恋人、同学、亲戚、同事、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同一党派或团体中的人、同乡、陌生人等选项外，“2013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之“谁是最值得信赖的人”特别增加“子女”这一选项，调查显示，排在“最值得信赖的人”前五位的依次是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子女和朋友。“这样的排序说明传统的人际信用仍在起主导作用。”鞠春彦说。

在鞠春彦看来，公众对于“兄弟姐妹”的信任度排序值得关注，它应该引发人们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反思，“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到社会保障和未来的养老金问题，更会深层次地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模式。养老需要物质的保障，更需要精神的慰藉，血浓于水的亲人间情感支撑无可取代。兄弟姐妹在人际信用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独生子女们的未来会怎么样？令人忧虑。”

谁的可信地位最稳固？

年龄不同，各有所信

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于最信赖的人的排序，除了“父母”的首要地位不变外，其他群体则存在一些细微变化。鞠春彦认为，这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重心，以及他所要面临的人生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

对于25岁以下的人来说，亲人是他们的最大“支持者”，因此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信任关系相当牢固。

对于26～35岁的人来说，子女还小，所以在他们的“信任名单”中，除了父母和配偶外，排在第三位的是兄弟姐妹，第四才是子女。

但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子女都是其最大的生活动力。这点在36～45岁和55岁以上的人身上表现尤其突出，除了父母和配偶外，他们把子女列入了“信任名单”的第三位，兄弟姐妹则“靠后站”了一步。对于36～45岁的人来说，子女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期，也是人生的重要上升期，子女虽不能给予他们现实的、可信赖的帮助，但却是为人父母者工作和生活动力来源的最主要供给者之一。而对于55岁以上的人来说，他们往往已经开始规划起退休后的养老生活，而这些人的子女们，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照顾好父母和孩子，让自己成为一家老小可以依靠信赖的“主心骨”，不仅是这些子女们应该担起的家庭重任，也是社会生活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46～55岁受访者列出的“信任名单”则最为特殊，他们依然把父母列在了第一位，但是配偶却被排在了第三的位置上，取代配偶地位的成了兄弟姐妹，子女则排在第四位。鞠春彦对此分析到，“孩子终于上大学或者工作、就要成家了，本以为能够松口气了，可是现实的就业压力、住房压力、成家压力等让为人父母者‘压力山大’，2013年‘史上最难就业年’让人无法轻松，而独子的现实又不能让人掉以轻心。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还会面临工作压力、父母年龄渐长带来的养老压力，以及婚姻变动等可能的生活变故，这时兄弟姐妹的社会支持显得非常重要和难能可贵，因而在‘可信赖人’中的排序上升。”

“信”与“不信”的印象能改变吗？

消灭差评，重建压力

不仅仅是个人，对于企业来说，若想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则更需要面对“如何赢得信赖”的课题。

哪些企业及其品牌深受国人信赖？在“2013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获评“中国公众最信赖的五大银行”；红旗汽车、东风汽车、奇瑞汽车、比亚迪汽车和长城汽车赢得“中国公众最信赖的五大自主汽车”品牌；京东商城、淘宝、亚马逊、当当网和苏宁易购则获取了“中国公众最信赖的五大电商”的赞誉。

与这些“诚信优等生”相比，“棱镜门”漩涡中的谷歌、雅虎、微软、苹果、Facebook、美国在线、PalTalk、Skype、YouTube这九大公司，则显得不那么光彩了，它们均被卷入其中，诚信水平令公众感到失望。《小康》调查显示，公众对于谷歌公司的诚信水平感到最为失望，排在其后的则是苹果公司、微软公司。谷歌目前被公认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搜索引擎，它提供了简单易用的免费服务，这家以“不作恶（Don't be evil）”为非正式口号的公司，如今却干了“不诚信”的事情，自然会让人“大跌眼镜”。这些企业需要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埋单，22%的受访者在参与“2013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时坦言，“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不再使用这些公司的产品”。而在有两千余名网友参与的《小康》联合新浪网进行的网络调查中，偏向于理性分析的男性和45岁以上受访者占比更多，网友中多达37.6%的人表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不再使用这些公司的产品”。

一群人、一个行业、一家企业、一个政府的诚信形象，都与媒体曝光率，尤其是负面曝光率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去年和今年的《小康》“诚信行业榜”上，排在首位的均是医药行业，而去年排名第二的是保健行业，今年则是食品行业，这与一年来在医药和食品安全领域发生的多起负性事件不无关系。

信任体系 篇7

关键词：农产品,淘宝网,信任评价体系

0 引言

随着网上购物的进一步普及, 信用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并有可能影响交易双方的信心和消费意愿。网上信用缺失给交易者信誉和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等线上交易平台带来诸多不利, 因此, 农产品信用问题成为当前相关领域研究的热门。本文以淘宝网为研究对象指出农产品电商信任评价的缺陷, 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淘宝网的农产品信用评价体系提出建议与对策, 以期望为交易双方的信任提供更全面的保证。

1 淘宝网农产品信用评价体系的缺陷

1.1 农产品网络销售本身缺陷

1.1.1 农产品品质认证困难

我国农产品电商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 网上购买农产品, 消费者不仅对于外观品质不能直接观察, 产品营养价值与卫生状况等信息更是难以直接获得。因为农产品品质的高度隐匿性, 如农药残留、硝酸盐含量等问题即使在购前品尝也难以判断, 还有食用效果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较差的品质承诺保证, 所以大大增加了网购农产品的风险并且降低了消费者的信任度。

1.1.2 品牌效应缺失

与其他一般工业品相比, 我国农产品普遍缺少品牌化, 所谓的烟台苹果、章丘大葱、莱阳梨等这些只不过只是地标性产品而已, 几个关键字证明不了什么。缺少品牌化的后果只能是消费者对于产品认可度的进一步降低, 从而减少消费甚至一开始就产生抵触情绪。

1.2 淘宝网信任评价体系缺陷

我国已有很多相关专家对于信任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

高然指出了我国电子商务信用评估中存在的几种问题[1]: (1) 内部电子商务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 (2) 信用中介服务落后; (3) 信用好坏打分一致, 不能防止周期性行骗; (4) 忽略了交易价格, 不能控制低价商品交易的信用炒作; (5) 无法控制虚假评价。

宋光兴和杨德礼探讨了在线信誉管理系统设计中的信誉评定模式和信誉集结法, 并且讨论了信誉评定的真实性及合理性问题[2]。

在此基础上, 结合我国农产品特点, 归纳出现阶段淘宝网信用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1) 当前评价规则只考虑交易成功的次数, 却没有考虑实际交易的金额。这样, 聪明的卖家, 就会先卖价格低的水果, 卖出几个皇冠, 再卖海鲜等高价格的商品。钻了淘宝信用评价体系的漏洞。降低了淘宝信用评价的可信度。

(2) 不能满足信用动态评价的需要。当前信用评价模型只是把信用积分进行简单的累加, 不考虑时间的因素, 影响了信用评价的准确性。

(3) 信用评价等级设计过于简单并且不够合理。首先, 信用评价等级仅分为好评、中评和差评, 这种简单的评价分档方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评价方的真实评价。可能同样的评价, 却有着不同的评价心理。

(4) 评价标准不够全面详细。店铺评分中对物品描述、卖家态度、发货速度的打分不太科学, 三条都是为了进一步约束卖家而定出来的无谓规则, 取消了卖家对买家的评价选项, 无法让卖家看到具体的评价依据, 这无疑给一些蛮不讲理、自以为是的买家提供了更多的敲诈工具。

(5) 积分的计算过于简单。目前的信用评价规则缺乏限制条件, 只是把积分简单相加, 完全没有考虑评价者个人的可信度及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影响信任度因素, 使得网上交易双方进行虚假交易刷高信用等级的现象泛滥。

(6) 评价的修改和删除规则不公平。根据规定, 在评价后30 天以内评价方有一次删除或者修改评价的机会, 可以把“差评”或“中评”修改为“好评”, 也可以删除此评论。然而现实生活中, 有些产品在交易成功后一个月之后才出现了产品问题, 然而此时好评已经无法修改。因此, 该项规定并不能很好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2 建议与对策

2.1 建立个人诚信档案, 加强身份验证

针对评价真实性问题, 淘宝应在要求卖家进行身份验证的基础上, 对买家建立相应的信用档案和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 以防现在很多买家和卖家钻“漏洞”出现伪造信用、协商评价、恶意评价等不良行为, 让彼此的信用都有依可循。

2.2 完善评价体系

首先, 细化评价等级。将原来个人信用评价的三个等级细化为“很好”、“较好”、“良好”、“一般”、“不好”、“较差”、“很差”7 个等级, 并同时赋予“3 分”、“2 分”、“1 分”、“0 分”、“-1 分”、“-2 分”、“-3 分”七个分值。鉴于评价的个人主观性较强, 难以保证公平性, 所以将制定详细的评价标准对各个等级和分值进行详细的解释与说明, 以方便评价者评论。

其次, 完善评价标准。将原来的评价“更改制”改为“更新制”, 这是针对不公平的评价的修改和删除规则。针对同一次交易, 买家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多次评价, 最新评价显示在最前面, 之前评价显示其后。针对恶意差评事件, 应设置同人评价汇总制, 即将同一人在同一家店铺所有交易评价都一起显示, 以便潜在客户可以鉴别评价的真伪性。

最后, 文本评价人性化, 淘宝网可将原有的文本框改为简单的问卷调查, 这样避免了评价的随意性, 同时对评价者起到了引导作用, 问卷中的信息可为买卖双方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信息, 可通过筛选归类将相关结果显示在页面中, 这样更加直接快捷的帮助买卖双方获得信息。

2.3 优化积分制度

淘宝原有的积分算法只有简单的相加, 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 如交易金额、时间、商品特性等。首先, 针对交易金额, 我们应该采用金额加权算法, 这样就平衡了高价值的物品城郊次数会低于小商品的客观因素, 更具合理性。

然后, 是商品特性。因为每个人对于商品的不同特性的要求不同, 例如, 买家A对于农产品的产地最在意, 而买家B对于农产品的价格更在意。因此, 可让买家对于商品特性自定义其权重, 计算出符合个人要求的卖家积分。

最后, 是时间。针对卖家信用的动态变化情况, 应该在原有总时间信用积分的基础上增加近3 个月的信用积分, 这样就大大避免了因原有信用累计高, 致使买卖双方忽略近期信用, 让其一如既往的保持好的信用。

2.4 鼓励买卖双方评价

评价是鉴别买卖双方信用程度的基石, 如果没有了评价, 那么双方的信用将无从谈起。因此, 可以规定买卖双方每评价一次, 可获得一次积分加分, 对于买家没有进行评价的, 系统应默认为“一般”。

3 总结

由于我国电商起步晚, 农产品电子商务自身也有其特殊的发展特点, 还有相关法律规范的不健全, 导致无法为农产品网上交易的信用关系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同时鉴于当前网上交易的用户间的信任关系具有主观性和模糊性, 无法准确地描述与验证。本文的评价体系以淘宝网评价为对象总要针对其体系和积分制度进行完善与改进, 以减少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中的信用炒作和信用欺诈等用户恶意行为对信用值得计算结果的影响, 还为解决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信任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从而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的商业价值, 最终为实现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力。

参考文献

[1]高然.我国电子商务信用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理论研究, 2009 (23) :31-32.

基于充分信任域的信任模型研究 篇8

关键词：PKI,信任模型,充分信任域,信任传递

0 引言

公钥基础设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是一个利用公钥概念和技术实现来提供安全服务的安全基础设施。PKI是信息安全技术的基础,也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关键。

PKI使用数字证书来管理公钥,在证书中将公钥与实体绑定在一起,然后由信任的第三方或者认证权威(CA),进行数字签名。这样其他的实体可以通过验证附有权威机构签名的数字证书来验证该实体的身份的真实性和有效性。PKI工作的重点就是如何管理这些证书,确保更大程度上的信任传递。PKI从技术上来看是一种在分布环境下公钥的安全分发机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递信任的机制。即将信任从它存在的地方传递到它被需要的地方。但是PKI并不产生信任,而仅仅传递信任。PKI通过使用信任模型来管理数字证书从而达到信任的管理和评估。信任模型是构筑和运作PKI所必需的一个环节。但是现有的信任模型难以满足缺少集中控制域的大规模分布式网络的需求。由于分布式网络缺少集中控制域,信任模型必须能够在完全分散的网络群体上建立信任关系,根据网络的特点形成有效的信任传播机制,管理实体间的随交互行为不断变化的动态信任关系,同时能够对信任关系提出具有量化的评价策略。

虽然PKI系统的应用具有普适性,但由于用户实际安全需求的不同,安全策略也大不相同,目前在网络中,各个PKI应用形成了无数个“信息孤岛”。因此,实现这些“信息孤岛”之间的互联互通成为当前凸显的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PKI的每一种信任模型都有其特定的适用环境,也有其不可回避的缺陷。选择何种信任模型用来作为安全基础设施架构的依据则应该作为PKI系统设计者首先需要掌握的。针对现有的信任模型在分布式网络环境中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充分信任域的PKI信任模型。

1 PKI信任模型研究分析

1.1 层次模型

在层次结构的信任模型中,根CA中心是所有用户的信任中心,一旦根CA中心出现信任危机,则整个PKI体系出现信任危机。这种模型不适合在Internet这样的开放环境中使用,当然电子商务系统也不适合,但它适合于局域网中,行业内部这种上下级关系明确的部门使用,譬如高校,政务部门,公司内部等。

1.2 分布式模型

分布式结构的信任模式没有明确的信任中心,各个CA之间是平等的。它不存在惟一的信任中心,因此当一个信任点出现信任问题之后,不会造成整个PKI体系的崩溃。但也具有一些缺点:

(1)证书验证路径难以确定。

(2)由于有多种验证途径可供选择,因此容易产生验证路径过长的情况(即无法估计验证路径的长度),并且如果存在单方信任的情况下,有些信任路径无法建立双向信任关系。

(3)在这种模式下的用户必须根据证书中的内容确认证书能够在什么应用中使用,而不能根据证书是那一个CA签发的来确定。

1.3 桥CA模型

桥CA模型也称中心辐射式信任模型,桥CA首先是一个CA,但是它与一般的CA不同,它不直接向用户颁发证书。桥CA不像根CA一样成为一个信任点,它只是一个单独的CA,它与不同的信任域之间建立对等的信任关系,允许用户保留他们自己的原始信任点。与分布式结构相比,桥CA结构的证书路径惟一,构造相对简单。但是,在使用桥CA进行系统扩展时,需要使用证书内容约束PKI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证书内容的生成较为复杂。另外,桥CA结构也存在单点故障的隐患。一旦桥CA出现问题(如私钥泄露等),将导致跨域交叉认证无法进行。

1.4 混合模型

混合信任模型将严格层次结构模型和分布式模型相结合,当独立的企业建立了各自的严格层次结构模型时,想要相互间认证,则可将完全的交叉认证加到严格层次模型当中,构建混合信任模型。混合模型的优点:

(1)跨域合作性好,不同组织间的证书认证非常方便;

(2)终止信任关系只需简单地撤销交叉认证证书。

混合模型的缺点:不同解决方案间需要交叉认证,这会导致证书的处理更为复杂。

1.5 四种模型的比较

我们对各个模型从信任锚、跨域合作性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

2 基于充分信任域的信任模型

在基于充分信任域的信任模型中,没有专门的CA中心,用户完全决定与其他用户之间的关系,用户通过亲属、朋友等关系网来建立信任关系网。每个用户向他的亲属和朋友签发公钥证书,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一个信任网(如图1)。

2.1 充分信任域的概念

充分信任域是指与用户A存在充分信任关系的所有用户,就称之A的充分信任域。在本例中,用户A的充分信任域就是A的父亲、A的同学和A的朋友。充分信任域中双方都是充分信任的。但也并非A的所有同学或朋友都属于A的充分信任域。

2.2 实现过程

(1)因为没有CA,用户可以自已制作证书,并生成密钥。

(2)在充分信任域中,我们可以通过保密的方式,互相交换公钥,并将对方的公钥存放起来,好比通讯录,但与通讯录还有区别,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通讯录可以存不太了解的朋友,但在信任模式下,只保存充分信任的用户。

(3)用户A想要与用户B通信,但用户A不知道如何与B联系,所以用户A向他的充分信任域广播,看域中是否存在与用户B有信任关系的,如果有则证书路径找到,立刻返回结果给用户A。如果没有,则A的充分信任域内的每一用户都向各自的充分信任域广播,以此类推,直到找到与用户B联系的路径为止。

(4)当找到用户B后,用户A向B发出通信请求,并向B提供的证书路径,用户B对路径进行回查核实,当确认无误后,A与B便可通信。通信过程仍是基于PKI的加解密过程。

(5)因为用户双方之间是充分信任的,所以通过信任传递,找到的用户B也是可以充分信任的。

(6)当用户A与用户B充分信任时,可将对方添加到各自的充分信任域中。下次对话时,便可以直接开始,无需再验证路径。当然,如果用户A认为用户B不能充分信任时,亦可将用户B从充分信任域中删除。

3 结论

本文只是针对基于充分信任域模型的研究和构想,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充分信任的条件是什么,域中的广播泛滥怎么办,都是下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关系网复杂,路径比较长,证书验证就比较费时。这种模型在高技术性和高利害关系的群体中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对一般群体(它的许多用户有极少或者没有安全方面的知识或PKI的概念)是不现实的。而且,这种模型一般在公司、金融或政府环境下是不适合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下,通常希望对用户的信任实行某种控制。

参考文献

[1]龚传,刘鹏,宗锐,伊英杰.公钥基础设施PKI信任模型研究[J].计算机安全.2009.

[2]梅颖.PKI信任模型比较分析[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

[3]陈程.PKI体系中证书路径构造方法研究[D].沈阳航空工业学院.2009.

[4]许鑫,袁翀.信任模型及其改进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

信任体系 篇9

信任使群体成员保持良好的心境,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罗特尔对人际信任的研究表明,个体人际信任的形成取决于父母、教师、同伴等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对诺言是信守还是违背的现实行为和态度。父母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采取的信任态度和信任措施,直接影响着幼儿的人际信任观念和人际信任水平。而处于5～7岁阶段的幼儿是人际信任开始建立的关键时期,所以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二、对象与方法

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分为父亲信任问卷和母亲信任问卷)。对家长发放问卷53份,回收50份。

儿童信任实验法是笔者对幼儿进行了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的实验。实验采用故事访谈的形式进行,为儿童创设一个和陌生小朋友分巧克力和送出巧克力的情景。在分巧克力实验中,要求被试从两种分法中进行选择(由教师分或由陌生小朋友分),选择由小朋友分表明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分巧克力实验中请被试选择送给陌生小朋友巧克力的数量,并预期小朋友返还巧克力的数量。送出及返还巧克力数量越多表明被试的信任水平越高。每个实验情景中,除了“陌生小朋友”外,还让被试评价信任对象为“同年级同学”“同班同学”“好朋友”时的选择。

2.研究对象。在50名幼儿中,男孩28人,女孩22人,分别占56%和44%。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5人,占30%,本科及以上有35人,占70%。母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6人,占32%,本科以上34人,占68%。

三、结果

(一)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 幼儿人际信任基本情况。

在对幼儿选择分巧克力的方式进行统计后,发现在老师和陌生小朋友中,37个选择让老师分,13个让陌生小朋友分,它们分别占总数的74%和26%。在老师和同年级小朋友中,62%的小朋友选择老师,38%选择同年级的小朋友;在老师和同班小朋友及老师和好朋友中选择老师的百分比分别为38%和14%。

笔者得出:在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的小朋友和老师中,幼儿更多地选择让老师分。在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中,幼儿会更多地选择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

为了检验被试对陌生小朋友等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别,又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得到P<0.05,差异显著,表明大班幼儿在面对四种不同的对象时,选择分巧克力的方法会有不同。所以说,他们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这也充分说明幼儿对人的熟悉程度越高,相对来说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进行统计后发现在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中,幼儿送出1块巧克力的人数最多,分别为28人和26人,都占总人数的52%,认为他们会返还给自己最多的也是1块,人数分别为20人和21人,占40%和42%;幼儿选择送给同小朋友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3人,占46%,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0人,占40%;送给好朋友3块的人最多,有26人,占24%,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也是3块,有14人,占28%。

由上述的分析看出,幼儿送给好朋友巧克力最多,人数也最多,按送和返还数量的多少依次为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幼儿对四类对象的信任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好朋友、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

从以上两个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大班幼儿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

2. 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1)幼儿性别与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

分巧克力方法选择和送巧克力实验的性别差异。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针对陌生的小朋友,82.1%的男孩会选择方法1,只有63.6%的女孩会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小朋友时64.3%的男孩选择方法1,59.1%的女孩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的小朋友,42.9%的男孩选择方法1,31.8%女孩选择方法1。所以看来,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在对送巧克力给陌生小朋友实验进行组统计后得出,男孩送巧克力的平均数是0.89,要比女孩的平均数0.82高,在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的平均数女孩(1.00)又比男孩(0.86)高。这说明相对于女孩子,男孩子对外界不够信任。

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送巧克力p=0.321和返还巧克力p=-0.640,所以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分析另外三个对象送巧克力和返还巧克力的数量的平均值后得出,送巧克力的平均数和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中女孩的总是比女孩的平均数高,笔者认为,女孩子又对外人抱有比男孩子更多的信任。为了检验他们的显著性,笔者又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也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2)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发现,在分巧克力实验中,面对老师和陌生的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孩子人数最多,共有37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有28人,占80%;在面对同年级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也最多,有31人,其中父亲是本科以上的有21人,占60%;是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时,选择方法2的孩子比较多,总共有31人和43人,其中本科以上的有20人和29人占60%和82.9%。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小朋友在针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会更多地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班小朋友时会更多选择方法2。这个结果和幼儿不受父亲学历影响的统计结果一致。母亲的分析和父亲的分析结果一致。从上面数据可以分析出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在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p>0.05,结果不显著。

在对同年级、同班同学和好朋友结果用同样统计方法检验,但结果都不显著。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也进行同样方法进行分析和检验,结果也是和分巧克力的结果一致,说明父母受教育水平并未影响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

(二)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父亲和母亲信任教育得分最高是3.67。父亲信任教育得分最低为1.61,而母亲则为2.00。相比较父亲而言,母亲的得分相对较高;在信任教育得分的众数上,父亲为2.67,母亲为3.00;得分大于3.00的,母亲的人数也比父亲人数多,就是说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

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教育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这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

2. 父母信任教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对父母年龄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进行了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看到在这些因素中,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母亲,给孩子提供的信任教育越多。

(三)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1. 分巧克力实验。

在对父母信任教育和分巧克力方法的选择进行分析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幼儿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对分巧克力方法对信任教育的T检验后,发现p>0.05,即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见表3:

2. 送巧克力对信任教育的相关。

在对幼儿送巧克力和父母的信任教育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对象为同年级小朋友时,期望返还巧克力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

四、分析与讨论

1.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幼儿人际信任实验结果。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异显著。即大班幼儿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和李伟民等的研究结果相似,李伟民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既受双方之间所存在的血缘家族关系的影响制约,同时也为双方之间所形成的亲近密切的交往和情感所影响,即“远亲不如近邻”,因而亲密朋友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而且是比一般亲属更多的信任。

(2)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这个结果与郑信军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没有性别差异一致。在中国,父母对男孩子的要求相对比女孩子要高,在人际信任方面也是。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发现,在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父母的学历没有影响幼儿方法的选择,进行卡方检验后也发现没有显著性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2.父母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这可能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以及社会中都比父亲承担了更少的压力和社会责任,他们所接触的也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对外界会更加信任一些。

在影响因素上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显著地影响到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

3.幼儿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在分析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儿童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综合以上方面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父母信任教育与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相关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完全忽略父母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一定影响。因此不能忽视家庭、幼儿园等因素对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作用。

五、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论,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亲子间的信任水平高,自然就会影响到孩子对除父母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但是这个研究中幼儿人际信任与父母信任教育没有相关性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样本容量不足,不能保证分组分析时每组样本数多于30个。所以扩大样本容量,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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