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信任

关系信任（共12篇）

关系信任 篇1

一、绪论

信任使群体成员保持良好的心境,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罗特尔对人际信任的研究表明,个体人际信任的形成取决于父母、教师、同伴等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对诺言是信守还是违背的现实行为和态度。父母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采取的信任态度和信任措施,直接影响着幼儿的人际信任观念和人际信任水平。而处于5～7岁阶段的幼儿是人际信任开始建立的关键时期,所以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二、对象与方法

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分为父亲信任问卷和母亲信任问卷)。对家长发放问卷53份,回收50份。

儿童信任实验法是笔者对幼儿进行了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的实验。实验采用故事访谈的形式进行,为儿童创设一个和陌生小朋友分巧克力和送出巧克力的情景。在分巧克力实验中,要求被试从两种分法中进行选择(由教师分或由陌生小朋友分),选择由小朋友分表明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分巧克力实验中请被试选择送给陌生小朋友巧克力的数量,并预期小朋友返还巧克力的数量。送出及返还巧克力数量越多表明被试的信任水平越高。每个实验情景中,除了“陌生小朋友”外,还让被试评价信任对象为“同年级同学”“同班同学”“好朋友”时的选择。

2.研究对象。在50名幼儿中,男孩28人,女孩22人,分别占56%和44%。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5人,占30%,本科及以上有35人,占70%。母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6人,占32%,本科以上34人,占68%。

三、结果

(一)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 幼儿人际信任基本情况。

在对幼儿选择分巧克力的方式进行统计后,发现在老师和陌生小朋友中,37个选择让老师分,13个让陌生小朋友分,它们分别占总数的74%和26%。在老师和同年级小朋友中,62%的小朋友选择老师,38%选择同年级的小朋友;在老师和同班小朋友及老师和好朋友中选择老师的百分比分别为38%和14%。

笔者得出:在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的小朋友和老师中,幼儿更多地选择让老师分。在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中,幼儿会更多地选择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

为了检验被试对陌生小朋友等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别,又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得到P<0.05,差异显著,表明大班幼儿在面对四种不同的对象时,选择分巧克力的方法会有不同。所以说,他们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这也充分说明幼儿对人的熟悉程度越高,相对来说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进行统计后发现在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中,幼儿送出1块巧克力的人数最多,分别为28人和26人,都占总人数的52%,认为他们会返还给自己最多的也是1块,人数分别为20人和21人,占40%和42%;幼儿选择送给同小朋友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3人,占46%,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0人,占40%;送给好朋友3块的人最多,有26人,占24%,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也是3块,有14人,占28%。

由上述的分析看出,幼儿送给好朋友巧克力最多,人数也最多,按送和返还数量的多少依次为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幼儿对四类对象的信任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好朋友、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

从以上两个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大班幼儿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

2. 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1)幼儿性别与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

分巧克力方法选择和送巧克力实验的性别差异。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针对陌生的小朋友,82.1%的男孩会选择方法1,只有63.6%的女孩会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小朋友时64.3%的男孩选择方法1,59.1%的女孩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的小朋友,42.9%的男孩选择方法1,31.8%女孩选择方法1。所以看来,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在对送巧克力给陌生小朋友实验进行组统计后得出,男孩送巧克力的平均数是0.89,要比女孩的平均数0.82高,在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的平均数女孩(1.00)又比男孩(0.86)高。这说明相对于女孩子,男孩子对外界不够信任。

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送巧克力p=0.321和返还巧克力p=-0.640,所以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分析另外三个对象送巧克力和返还巧克力的数量的平均值后得出,送巧克力的平均数和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中女孩的总是比女孩的平均数高,笔者认为,女孩子又对外人抱有比男孩子更多的信任。为了检验他们的显著性,笔者又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也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2)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发现,在分巧克力实验中,面对老师和陌生的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孩子人数最多,共有37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有28人,占80%;在面对同年级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也最多,有31人,其中父亲是本科以上的有21人,占60%;是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时,选择方法2的孩子比较多,总共有31人和43人,其中本科以上的有20人和29人占60%和82.9%。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小朋友在针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会更多地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班小朋友时会更多选择方法2。这个结果和幼儿不受父亲学历影响的统计结果一致。母亲的分析和父亲的分析结果一致。从上面数据可以分析出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在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p>0.05,结果不显著。

在对同年级、同班同学和好朋友结果用同样统计方法检验,但结果都不显著。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也进行同样方法进行分析和检验,结果也是和分巧克力的结果一致,说明父母受教育水平并未影响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

(二)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父亲和母亲信任教育得分最高是3.67。父亲信任教育得分最低为1.61,而母亲则为2.00。相比较父亲而言,母亲的得分相对较高;在信任教育得分的众数上,父亲为2.67,母亲为3.00;得分大于3.00的,母亲的人数也比父亲人数多,就是说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

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教育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这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

2. 父母信任教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对父母年龄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进行了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看到在这些因素中,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母亲,给孩子提供的信任教育越多。

(三)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1. 分巧克力实验。

在对父母信任教育和分巧克力方法的选择进行分析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幼儿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对分巧克力方法对信任教育的T检验后,发现p>0.05,即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见表3:

2. 送巧克力对信任教育的相关。

在对幼儿送巧克力和父母的信任教育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对象为同年级小朋友时,期望返还巧克力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

四、分析与讨论

1.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幼儿人际信任实验结果。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异显著。即大班幼儿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和李伟民等的研究结果相似,李伟民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既受双方之间所存在的血缘家族关系的影响制约,同时也为双方之间所形成的亲近密切的交往和情感所影响,即“远亲不如近邻”,因而亲密朋友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而且是比一般亲属更多的信任。

(2)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这个结果与郑信军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没有性别差异一致。在中国,父母对男孩子的要求相对比女孩子要高,在人际信任方面也是。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发现,在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父母的学历没有影响幼儿方法的选择,进行卡方检验后也发现没有显著性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2.父母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这可能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以及社会中都比父亲承担了更少的压力和社会责任,他们所接触的也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对外界会更加信任一些。

在影响因素上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显著地影响到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

3.幼儿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在分析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儿童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综合以上方面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父母信任教育与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相关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完全忽略父母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一定影响。因此不能忽视家庭、幼儿园等因素对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作用。

五、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论,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亲子间的信任水平高,自然就会影响到孩子对除父母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但是这个研究中幼儿人际信任与父母信任教育没有相关性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样本容量不足,不能保证分组分析时每组样本数多于30个。所以扩大样本容量,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牛江河,辛自强.不同主题和风险下的人际信任:“信任圈”的中、加比较[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

[2]井维华,张庆强.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度与家庭因素的相关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6,(2).

[3]王玲,刘学兰.心理咨询[M].广州:暨南人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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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建新,张妙清,梁觉.殊化信任与泛化信任在人际信任行为路径模型中的作用[J].心理学报,2000,(3).

[7]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

[8]郑信军.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D].宁波大学学报,1998,20,(2).

关系信任 篇2

为继续深化和践行“以人为本，和谐共进”办学理念，XX中学开展一系列活动积极构建信任型师生关系。

我校汇聚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以“爱心、耐心、恒心” 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助学生，积极构建信任型师生关系。一是召开“我心中的好老师”主题班会，师生敞开心扉进行互动，学生提出自己心目中好老师的标准，由年级部进行统一整理汇总后进行主题宣传;二是开展主题征文和调查问卷活动，倾听学生的心声，广泛了解学生的诉求，找准学生的需求点，真正做学生的朋友和贴心人;三是各年级召开教师会，围绕“学生的发展，成绩的提升，老师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老师如何更有效施教?”等主题开展研讨，认真分析课堂教学成效，规范教学行为;四是继续开展校领导进食堂活动，领导和全体老师深入食堂和宿舍，关心学生食宿问题，真正了解学生关心的身边事，关怀其“成长的烦恼”，培养学生自信心，助力学生发展;五是各年级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提高学生成绩：高三年级利用晚自习，各科老师“会诊”，开展多方对话，分层给予答题技巧、心态调试等指导。高一、高二、高三年级也启动了“订单式”“导师制”辅导，针对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精准发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全校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蔚然成风。

信任首先是一种关系 篇3

我在想，这样的说法肯定反映的是事实，因为这些私营的企业家，如果企业都被吃空了，何来个人钱财呢。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换取了一种很深刻的理念：不能轻信手下的职业经理人。脑海里的理念是脆弱的，而现实中的关系是最实实在在的，黄所经历的故事，其实就是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障碍的结果。我相信，正是这种障碍让黄再三吃亏，背上"抠门"、"不信任人"之类的坏名。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就是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被雇佣者同时被授予一定的权力。有人认为，人性本不善，正是这种授予激活了一些人的某种私念，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蒙骗老板以获取私利，而且往往不顾企业的死活。我相信的是，更重要的是如何以一定之轨来规范好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是私交所能替代的，也不是某种超现实的信任之高尚信念所能够替代的。

企业中的任何行为应该是契约性行为，所谓亲兄弟明算帐，对一些注重故交传统者来说是人伦的倒退，但对现代市场社会的运行来说，却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尤其涉及到权力授予关系的时候，如果没有有形的契约关系，就根本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关系。我认识的一个企业家，算是对一个朋友了解很深，在朋友的莲花舌鼓动之下，给出相当的资金授予朋友经营一文化项目之事，结果，血本无归。我相信，不是这位朋友经营无方，而一定是行为无道。因为没有契约来规范他的行为，反过来说，这位企业家因为没有契约在身，也对朋友的无道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信任为什么归根到底是一种关系呢？就是因为信任的实质就是期望双方可能发生的行为是依照原先设定的方向或以原先设定的方式出现的。这就是可预期性。正是因为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的行为有一定的预期，才敢授予其相当的权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预期就授权，那非失败不可。

黄的经历反映了这种关系的障碍，双方并没有在契约层面上把授权关系界定清楚，这样就对对方的未来行为形成必要的预期，所以，老板就要忙着在一份份小帐单上签字，而职业经理人得不到原来承诺的报酬而疯狂报复。在这样的无道行为面前，还有什么信任关系可言，在这样严重障碍的关系面前，还有什么信任理念可言。在讲究人情人伦的中国社会，把契约关系放在信任理念之上，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倒退，是一种无奈之举，似乎这个社会的人际信任关系败坏到了一定要有契约来约束的地步，事实上，这何尝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势呢。现代的投资、经营、管理活动，都是要讲成本的，而人力成本是在不断抬升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契约关系来确定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那就会大大抬升在人力使用上的风险。我近来接触的很多大的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案子，统统涉及到人力使用上的信任问题，而且都发生在上海这样的被认为是行事比较规矩的地方。那些公司因为没有与那些职业经理人确立起或执行好契约，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老板们不再认为上海的职业经理人之天性守规矩，他们要降低人力使用的风险，唯一的主动出击性行动，就是确立起契约关系并执行好这种关系，使得双方的行为都可以预期。这是什么？这就是

论信任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平衡 篇4

关键词：信任关系,法律关系,律师权益的保护

0 引言

在打黑风暴中,律师李某因为受到其委托人龚某的检举告发而被入罪,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个普通律师的犯罪案件,一个最终刑期仅一年半的轻刑案,其掀起关注热潮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它违背了大众的一般道德感情,暴露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处理上的不合理。

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人与作为代理人的律师因双方的信任而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律师应当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对执业活动中获知的当事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其保密事项的范围甚至包括非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也即律师对当事人一般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都具有保密义务。律师法的规定从制度上排除了律师可以随意出卖当事人的可能性,而与之相对,当事人对律师的保护和容隐责任却缺乏相应规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对当事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实际生活中,律师的合法权益在此层面上仅仅只能凭借当事人的道德良知,即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基础加以维护。更为糟糕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当事人(犯罪嫌疑人)举报他人(当然包括他的代理律师)犯罪事实会得到立功减刑的宽大处理。加之律师和当事人处于共同的利益共同体内,律师为了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存在失当之处,内部成员间通常也缺乏防范,结果便形成了律师很有可能落当事人于把柄的危险。此种情形下,委托人作为一个最为关切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会很自然地因为刑法规定而受到激励、出卖自己的代理律师。制度上的设计令委托人的收益与代理人的损失具有了相关性。代表道德价值的信任关系与代表治安价值的法律关系之间存在了一种张力,这种存在于亲密主体间情与法的紧张从古到今都有。有意思的是大多数时期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此问题上都选择了法律“屈从”道德的规定。我国对此是否应该借鉴,而重新平衡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做出更加明智地价值选择。对此,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

在“亲亲相隐”制度的现有研究中,目前比较全面的观点是“从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均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1]尽管东西方基于不同文化土壤所生发出的容忍制度存在因亲属的尊卑远近而不平等,因立法的指导思想而有不同,但在基本的立法旨意和发展方向上都有相似之处。

第一,在基本立法旨意上,容隐制度都是为了尊重伦理底线,防止律法悖逆道德伤害善良风俗,保护实现道义行为不受法律规定侵害,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即是为了保护家族制或家长制的需要、维护家长或族长的权威地位。

《唐律疏议》有规定:若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处绞刑,同时其他卑亲属告尊亲属所受的处罚也明显重于尊亲属告卑亲属应受的处罚。照顾人性人伦的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被规定为法律义务,一旦违反还要科处重刑。可见中国传统容隐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持儒家主张的家庭内部伦理关系和上下尊卑秩序,最终使以宗法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延续。[2]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表为家国同构,家族是国家的统治根基,君主对国家的统治其实是族长(家长)对家族内部统治的放大,维护家族内部等级的宗法伦理因此被提升为国家法律。所谓“家长制度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及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姐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推之于宗教,若乡党,以及国家,君为民之父,臣民为君之子。诸臣之间,大小相维,犹兄弟也,名位不同,而各有适于其时地之道德,是谓中。”[3]

同我国古代法充斥的浓重家长尊严意识相类似,古罗马帝政时期之前,亲亲相隐制度包含了以下非常明显维护家长权力的规定:家长对家属的私犯,家属无任何请求权;子告父丧失继承权,父告子则是当子犯应判处死刑的重罪时,丧失对子的继承权。[4]

第二,在容隐制度的发展方向上,容隐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强,包括容隐内容的扩大和容隐主体的增加。

从容隐内容上看,古代中国法和古罗马法都曾规定了一些严重威胁国家利益和安全等重罪不在容隐之列。但到近代,如《法国民法典》(1810年)和《德国民法典》(1871年)都取消掉了国事罪不得容隐的限制。自《大清新刑律》(1910年)至国民时期的法律也取消掉了封建制时期对容隐范围的限制。

从容隐主体上看,容隐亲属的范围也由近至远不断扩大。例如在西方,古罗马的容隐亲属范围似乎仅在一个家长权之内的亲属间(有时也可能包括祖孙),未涉及兄弟、伯叔等。到1810年《法国刑法典》,容隐亲属范围扩大至所有直系尊卑亲属、现配偶或前配偶、兄弟姐妹或同亲等之姻亲。1871年《德国刑法典》扩至尊卑血亲姻亲、配偶及未婚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还包括养父母子女、养育父母子女。1976年《德国刑法典》又增加了“配偶的兄弟姐妹及曾有二亲等以内姻亲关系者”。1968年《意大利刑法典》在直系血亲姻亲、配偶、兄弟姐妹及同亲等之内的姻亲之外,明确增入叔伯父母(含姑姨舅等)及堂兄弟姐妹。1975年的《法国刑法典》竟扩大至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和姻亲。这个亲属范围甚至包括自己和配偶的伯叔祖父母、堂(表)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孙子女及其配偶最初基本只局限于很亲近的家属范围内。[5]这样的变化反映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交往活动的对象不断增加,原本单纯维护家族内部家长权威的容隐制度逐渐转化为维护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善良风俗,保护的客体从纯粹的有血缘关系亲属间的亲属之爱趋向于在现实交往活动中有亲密联系人间的道义责任。

最初的“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重视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使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的现象不再发生。[6]

在以律师和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委托关系存在基础的律师制度下,“亲亲相隐”制度将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体现出的法律文明和人性关怀精神,同样适用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全力奔走,当事人因律师为自己的帮助而怀报感恩之情,他们都是在实践人与人之间良善的道德义务。所以,尽管律师可能知道很多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职业道德要求他也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同样的道理,在当事人知道不利于律师的情况时,他也应当为帮助他的律师保守秘密。只有双方互为对方着想的环境存在,双方才能消除芥蒂,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为当事人的辩护,这样不仅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能有利于实现律师制度保护人权、平衡司法权力的作用。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价值选择。

2 律师伪证罪之制度考量

尽管在当今中国,律师伪证罪尚是悬于刑辩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从世界各国比较法的角度上看,律师的豁免权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和普遍。同医生、牧师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相似,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律师同嫌疑人的关系如同近亲属一般,律师有为当事人保密并拒绝作证的权利。律师的豁免制度不仅是法律赋予律师在与委托人交流后对所获信息享有保密的权利,而且在许多国家也是被视为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国际社会对这种法律权利和职业道德予以普遍地尊重、承认。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罪嫌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7]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

外国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制度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赋予律师充分的豁免权可能导致律师作伪证的情况,甚至一些外国学者明确指出:被告辩护律师,特别是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它的工作应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对被告辩护律师来说,如果证据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或该证据带有偏见,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那么,它不仅应当反对法庭认可该证据,尽管该证据是完全真实的。[8]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刑事辩护的职能与司法机关发现案件真实的职责是格格不入的。

既对律师豁免权的负面效应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国际上普遍的立法经验仍然不约而同地排除了律师伪证罪?

首先,这是基于立法者对律师刑事辩护正当性的认识,律师辩护的存在和发现案件真实无关。法理上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正义。强调程序公正,认为刑事辩护制度虽然与案件事实的发现有密切关系,但由于它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不总是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事实发现的基础上,相反,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而其保护的合法权利的核心,是诉讼权利,只有诉讼权利得到保障,实体权利才有保障。因此,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如果不建立在程序公正的础上,是无法得到完整而彻底的说明的。[9]因此,律师辩护豁免权的作用就是为了能更好保护罪嫌,维护程序公正,且于可能有害于案件事实的发现无碍。

第二,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根据是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指控人辩护权,建立刑事辩护制度,旨在为政府提出和赢得起诉设置障碍。这是刑事诉讼附加的政治性目标,即确保起诉方的权力不被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权力加以使用,因此,赋予被指控人权利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从而保护所有公民不受非法侵害。[10]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积极、有力且全面地为其当事人辩护。[11]使得渺小的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因为有专业的法律援助而不至被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所以人权保障价值的实现要求律师应当被赋予辩护豁免权。

第三,律师辩护的方法论依据是相对制度。美国著名法学家朗·富勒指出:公平的审问必须慎重地顾及互相争执的双方,使双方都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和评判。要让法官知道一项辩论究竟有力到什么程度,必须让他先从殚思竭虑而申辩的人那里听取辩词。这就是律师的工作。他的职责不在判决而在说服。我们并不要求律师以一种超然的和毫不偏袒的方式报告案情,而是要求他处理案情使之显得最为有利于他的委托人。他不是像一珠宝商,慢慢地在光线之下转动钻石,使它的每一片小平面都能全部显露。相反的,律师好比把钻石稳定于一个角度,使它单独的一个面特别惹目。律师的职责是帮助法官和陪审员以利害关系的目光来看待案件,因而同情于他的诉讼委托人在命运摆布之下的境遇。[12]正所谓兼听则明,相对制度就是为了使法官在刑事辩护中摆脱偏见羁绊、形成中立的判断。为了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相对的平衡,在承认公诉方的控诉永远也不可能保证绝对真实无误的情况下,对与之相抗衡的律师的辩护也自然不能苛求其没有错误的发生。因此对于律师辩护中的不实,应该报以宽容的态度,给予辩护豁免权。

其次,这是基于法律不能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的基本属性。

朗·富勒在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认为,法律是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来源于正义原则或其他法律的实体目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是立法者必须遵守的程序上的价值要求,如果不遵守这些要求,法律的实体目的就无法实现。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他看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般性;公开;不溯及既往;明确性;不矛盾;稳定性;可为;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13]其中可为,即是要求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不能让人在选择遵守法律时还需受到内心道德良知的煎熬。因此,法律的内在道德要求至少应当对委托人举报律师伪证罪的情形加以排除,因为,让当事人要通过选择背信弃义而遵守法律的法律,本身就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

3 我国刑法规定的考虑因素

在我国,刑事律师的辩护权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存在更是让刑事律师的执业活动变得异常凶险。

从产生过程看,1979年刑法中并无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设置。1996年随着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为保证侦查活动不受干扰,在该法第38条作出了以下禁止性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年通过的《律师法》第45条也进一步明确了前述行为的行政后果与刑事后果:律师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1997年刑法修订,上述规定在刑法中被确认为罪名: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专门为辩护律师打造了一个罪名,从而增加了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14]

对于设置律师伪证罪的理由,立法机关的解释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也相应有所扩大,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必须依法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得利用这些权利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所以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和打击犯罪的需要,新的刑法增加关于这一犯罪的规定。[15]

单纯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理来看,立法者这样的考虑完全是合理的,但同时从此也可以明显地读出立法者对于律师的戒备与防范心理,其潜在的预设为,律师比较容易在执业过程中作伪证,进而会妨碍到诉讼进行,因此必须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从刑法上设置条款严加控制。

另外,我国法律规定律师伪证罪也反映出我国立法者出于急切希望提高司法效率的片面追求。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中,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说话”的一方,“帮助”、“引诱”等行为大多都是律师帮助当事人或证人回忆情况时的业务技巧,出于善意的引导在实际执业的很多时候都是有必要的,然而刑法第306条的存在令这些正常的执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律师在执业中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其结果是使司法机关办案掣肘的监督减少,司法机关的侦查权力得到强化。对司法机关而言,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作出更多限制,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低成本的侦查成本获得更加丰厚的侦查成果。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法这样的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我国侦查技术水平较低,司法资源缺乏的反映。但凡一个国家司法资源丰富,侦查水平较高,律师即使有帮助做伪证的行为,也容易被及时发现,而不至于最终对司法判决产生影响。司法机关在能够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之际,自然也就不必再担心律师作伪证危害到司法秩序。

此外,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一直表现出过度的防卫社会的思想,使得刑法的意义被长期定位于打击犯罪之上。这也是造成严惩律师伪证罪的一个原因。为了消灭犯罪、惩治犯罪分子,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不惜成本、宁枉勿纵的做法通常都为人们接受,此时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不被人重视。当为犯嫌辩护的律师成为打击犯罪的绊脚石时,律师的辩护若还存在不实之处就更容易触犯众怒,进而为被科处重刑创造了条件。

4 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辩证

以上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从制度设计角度考察当事人检举律师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允许当事人检举他的代理人更深层次上是触及到了法理学上法律和道德间的互动。作为研究一切法与人问题的学科,法理学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的考察,是其中始终确定的一个主题。

早在古希腊文化中,便存在着代表信任关系的道德和法律选择间的挣扎与无奈。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主人公安提戈涅就在是否遵守法律放弃安葬自己的兄长,和违背法律自己受到法律制裁而维护亲情安葬自己兄长间做着痛苦地抉择,最终,她选择了后者,结果是自己因违法被处死。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伦道德的维护因违背法律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道德和法律间紧张的探讨,绝不仅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迄今为止,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讨论发生在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之间。

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至上,“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16]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弃恶从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城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17]而正义与否,善良与否从根本上都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在自然法学家眼中,正义、善、美德作为自然的东西,是法应有的特质,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发展到当代,自然法学派尽管其内容和形式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它的核心仍然是“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和依据”,而且其观点更加直接、鲜明但是,由于作为自然法基础的自然、理性、正义、平等,仅仅是一组超越时空的永恒抽象的道德规则因此,这就必然带来其自身理论不可读解的困惑然而,若撇开自然法理论的绝对性、抽象性等缺陷,同样能从中获得关于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有益启迪。[18]

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是分析实证法学派,其代表人物奥斯丁最早提出了法的道德价值虚无主义的主张。虽然他已认识到,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法律的发展必然受到道德的影响但他坚持认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不存在必要或概念上的联系,并且说,把法律与道德混淆的趋势是产生“莫名其妙的术语,隐晦无知和困惑的一种最丰富的来源。”[19]因此,奥斯丁主张哪怕在道德上是十分邪恶的法律,只要制定程序和颁布方式都符合程序法上的规定,就当然合法有效。这就是著名的“恶法亦法”的观点,开创了西方法文明发展史上法道德价值虚无主义之先河。而主张“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则认为法学只研究“实际是这样的法律”,法律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20]总之,在分析实证法学派学者的眼里,法律只是一种行为规范,与正义、善良等道德判断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对法律而言只讲合法性而无需讲正当性。

两大类观点的论战进行到当代,最有影响的可能当数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富勒的见地,他在《法律道德性》中指出:新实证分析主义者哈特提出的“只是作为事实存在而其自身没有效力问题的承认规则”和“不受约束的主权者”相差并不太远。“在一个法律体系的运作中存在着某种可以被真正称为‘社会维度’的东西”,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立法者与公民之间真正有效的互动以及某种默认的合作是创建一个法律体系的关键因素。[21]正因为存在上述认识上的缺陷,哈特及其他实证主义者只能将法律视为“简单地作用于公民”的“单方面的权威投射”,不论它碰巧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公正还是不公正;他们所关心只是法律“从何而来”、“谁能创造法律”,并因此将对法律的尊重直接等同于对既有权威的尊重。总之,哈特的承认规则并没有真正拒斥奥斯丁的“命令说”,因而也并没有在理性基础上解决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哈特所描述的法律仍然缺少一种可以被人们自愿服从的理性的权威基础。从这样一个法律概念所演绎出的必然是屈从于权力意志的有限的法治概念,而不是可以限制权力恣意的限制性法治。[22]

此外,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分离法律和道德之间关系的思想进行交锋的还有当代西方法学家德沃金,他提出的法伦理学思想也颇具启发性。他试图克服法律实证主义的缺陷,认为法律并不是与道德截然分立的,法律之所以有约束力,在于它具有某种独立的道德价值。因此,他主张探讨任何法律问题都必须追问道德本质,并且认为任何试图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是无益的。

5 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制度构想

从刑法上处罚律师不当的执业行为多有不妥,建议取消取消刑法上的规制意味着需要从其他方面加强规制。在刑法监管以外,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途径有很多,如何才能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就显得很有现实意义。

《律师法》对律师职业的基本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即律师执业的基本定位是追逐利益的商业属性和遵循职业伦理规范的公益属性的一体两面统一体。

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获取报酬的职业不再被视为不道德的。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相适应,作为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律师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律师职业者脱去了原来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由吃公家饭的管理者变成了市场经济中凭本事吃饭的服务者。律师职业本身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知识和技术转化为商品成为正当的。同时,人权和正义是律师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对于从事律师、医生以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其职业义务的内容尤其强调利他主义和伦理性。

一体两面的职业定位对律师个体而言,在追逐利益和职业伦理两间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在新约圣经、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之中,都可以读到他们对法律职业者的辛辣批判。由于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市场交易活动的合法化程度,所以应注重对律师职业监管制度的构建,通过合理的制度防止营利动机侵蚀职业伦理,同时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每个国家对律师行业的监管模式都因该国法律文化传统、规范惯例和司法体制不同而不同。在我国,由于无论是单独运用市场竞争手段淘汰不道德的营利行为,还是单独加强国家干预通过免费服务的方式来保障业务活动的伦理,或是单独依靠行业自治、团体自律来维持道德信念和纲纪都具有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因此,我国律师法确立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两结合”的监管体制。但律师法的“两结合”是强调以司法行政管理为主,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为辅的不均衡的“双结合”。例如,律师法第46条对律师协会的职责作出规定,这些职责但与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强势管理和处罚相比,是相当有限和“虚化”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协会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的助手,真正管理律师的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容易导致律师职业活动过多地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有违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和自治的基本精神。[23]

结合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政府是管理者,但不是唯一的管理者,凡是能由市场自我调节、优胜劣汰的事情,政府不必介入;凡是能由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的事情,政府主要履行监督职能只有那些只能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情,才由政府直接管理。律师执业监管的主体是律师协会。我国目前应该做的当是加大“两结合”中行业监管的比重,更合理地发挥律师协会对律师应有保护和监管作用。

现有研究提出的加强律师律师协会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各地间的律师协会应当相互独立,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独立的财政保证和人事任免机制,与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机关真正分离。

第二,取消行政处罚权,由律师协会对其会员行使处分权,赋予律师协会接受对于律师违纪违法的投诉,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律师法》及相关规章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的完整的惩戒权。即由律师协会行使纪律处分权。

第三,将行业准入等日常管理职能赋予律师协会,让其掌握管理的实权,充分保障行业组织在律师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树立律师协会的地位和威信。

关系信任 篇5

供应链伙伴关系间信任与关系承诺对信息共享与运营绩效的影响

摘要：构建了供应链伙伴间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与运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以广东省珠三角地区141家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供应链伙伴间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与运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伙伴间信任对关系承诺、信息共享与运营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承诺对运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对信息共享的影响并不显著;信息共享对运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告诉企业管理者,不仅要重视与供应链伙伴间建立高水平的信任与关系承诺,而且要善于同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信息共享来提高企业运营绩效. 作者： 叶飞徐学军 Author： YE FeiXU Xue-jun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510640 期 刊：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ISTICEIPKU Journal： SYSTEMS ENGINEERING ―THEORY & PRACTICE 年，卷(期)： ,29(8) 分类号： C930 关键词： 供应链 信任 关系承诺 信息共享 运营绩效 机标分类号： F27 N94 机标关键词： 供应链伙伴关系信任关系承诺信息共享运营绩效operational performanceinformation sharingsupply chainrelationshiptrust供应链合作伙伴企业管理者结构方程模型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实证研究理论模型调查对象广东省高水平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关系信任 篇6

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信任作为一种理念和机制，为建立新型的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文章基于信任的视角，以确立大学的公务法人法律地位为前提，以完善立法、厘清政府与大学权责边界为关键，从而建立和完善高校社会问责制，确保政府的权益成为制度保障，同时提出了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对策。

关键词：信任；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

中图分类号：G40-0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5018105

政府与大学是对立统一体，双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政府与大学之间能否构建和谐的关系，形成合适的张力，是关系大学能否持续健康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与大学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和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难题，也是中国政府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多次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凸显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进入新世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将适应中国国情及时代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与大学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主要内容，新型的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至少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合理配置政府与大学权责。权责配置是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核心，是协调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关键。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历史看，政府与大学间权责配置不合理、权责规定模糊不清问题长期存在，导致政府越位和缺位管理大学，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成为政府的隶属机构，这种权责定位压抑了大学办学的积极性，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规定，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学校的办学权利和责任，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在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下，一是重新配置政府与大学的权责，政府不再集管理权、举办权和办学权于一体，而是将办学自主权剥离出去，还权于大学，实现政府与大学权责配置的合理化；二是重新定位大学的法律地位，政府与大学由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演变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大学不再是政府的隶属行政机构，而是拥有自主权，依法办学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公务法人。

第二，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随着政府与大学权责的重新配置，政府的职能也应随之转变。以往由于政府与大学权责配置不合理，政府的职能未能分化，集大学的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三位一体，成为全能政府，与此相应，政府也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和行政方式微观管理大学事务，导致大学行政化严重，以至于专家学者称“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国陈旧计划经济遗留下来还未得到充分改革的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1]。这种管理方式既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又极大地侵犯了大学的自主权，也是对学术逻辑的摧残。为促进政府与大学和谐关系的发展，《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必须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履行统筹规划、监督管理、政策引导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减少行政审批，保障大学依法享有的自主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和专业、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等方面的自主权和承担相应的责任，确保放权到位。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改进管理方式，改变微观管理大学的单一方式，综合运用立法、财政、信息服务、规划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宏观管理大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真正落实和扩大大学自主权。

第三，社会力量成为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制衡器。以权治权，才能防止权力滥用。独立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中间力量——社会力量，具有公正性、自治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等特征，是实施监督权的重要主体。针对社会力量在中国高等教育权力系统中的缺失，政府和大学的权力缺乏第三方监督和制衡的弊端，《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具体而言，首先，大学必须建立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的监督。其次，探索建立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治理、实施监督的平台，形成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建立健全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完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这表明在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中，社会力量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大学之外的第三方，是大学办学的监督者，发挥了制衡和监督作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权力系统中的重要一极。

二、政府和大学的信任与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适切性

《教育规划纲要》为构建中国政府与大学的新型关系勾画了蓝图，制定了圭臬。但是，如何将《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落实到实处，真正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必须面对的难题。笔者认为，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机制的信任，为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一）信任作为一种理念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新思路

合理配置政府与大学的权责是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转变的基础和依据，也是社会力量获得话语权和监督权的合理化基础，因此，合理配置政府与大学的权责是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核心和关键。从当前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实际看，政府与大学权责合理配置的实现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政府教育权力的下放和剥离，将本应属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还权于大学；二是颠覆主客体模式的政府与大学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附属地位。但此非易事，首先，权力与自由是共生关系，权力是自由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保障。政府放权和还权于大学，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对于大学而言，意味着大学获得了办学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能自主决定怎样办学、怎样行动而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对于政府而言，意味着大学不再是政府的附属品，政府不能完全掌控大学，不能像以前一样对大学的办学事务指手画脚、随意干预，政府丧失原有的安全感。因此，政府放权不是轻易的，而是有条件、慎重的，在怎样的情形下政府才放心放权，不至于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面是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必须解决的难题。其次，以前的政府与大学关系依据主体性哲学而建构，主体性哲学是一种强调主客体二元对立并以主体为主的思维模式，在主客体模式下，政府与大学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上下级关系，其中政府是能动主体和发号施令者，大学是被动的客体，按政府的指令行事，是政府利益的实现者，缺乏自主权。以主客体关系模式定位的政府与大学关系容易导致双方权力配置的错位、越位和缺位。政府与大学究竟应以何种理念为指导建构二者的关系，以实现政府与大学权力的合理配置也是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信任作为一种理念正是解决上述难题和问题的良方。endprint

第一，信任与自由相关，信任是应对自由的一种策略，信任是自由的前提。政府与大学信任主要指政府相信大学在教学、科研、招生、经费使用等相关活动中，不会做有损自己利益的行为的信心。政府与大学信任对于信任方政府而言是选择的自由，即政府可以决定是否给予大学信任，决定是否放权于大学；对于被信任方大学而言是行动的自由，即大学在授权范围内自主处理自己的办学事务。纵观现代大学发展史，大学是否拥有自主权以及自主权的大小并非仅取决于大学自身，而是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获得，并伴随政府权力的变化此消彼长，最终决定于政府是否愿意放权或授权。一般而言，若政府对大学持信任态度，就会下放权力，给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反之，政府就不愿意放权或收回权力。因此，信任是应对政府放权给予大学自由的一种策略，以信任理念为指导，构筑政府信任大学的基础，政府放权是顺理成章之事。可见，从信任视角研究政府与大学关系能从政府的立场出发拷问大学应当如何使政府放心放权，而不是单纯从大学的立场出发拷问政府的权力，这恰是现代大学制度理论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视角参见：（1）张祖英、许积年论文《对建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第72-80页）；（2）董云川论文《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政府、社会、学校》（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5期，第28-32页）；（3）毕宪顺论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4期，第128-131页）；（4）陆文龙论文《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6期，第77-82页）；（5）周光礼论文《完善高教治理结构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国高等教育， 2009年第15期，第15-16页）；（6）马陆亭、范文曜论文《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框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年第5期，第35-41页）等等。

或治理理论关于治理理论视角参见：（1）盛冰论文《高等教育的治理：重构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研究， 2003年第2期，第47-51页）；（2）许杰论文《论政府对大学进行宏观调控的新向度——以治理理论为视角》（复旦教育论坛， 2003年第6期，第10-13页）：（3）龙献忠论文《论高等教育治理视野下的政府角色转变》（现代大学教育， 2004年第1期，第74-77页）：（4）龙献忠、陶静论文《合作伙伴：治理视野中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新愿景》（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第38-43页）：（5）龚怡祖论文《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教育研究， 2009年第6期，第22-26页）等等。

视角忽视之处。

第二，政府与大学信任以主体间性为基础，它所强调的交互性、平等性和合作性是对主客体关系模式的超越和救助，为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把主体性置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既强调主体性又强调主体间的相互性，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的共在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交往双方是平等交流的主体，各自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致力于理解和共识。何谓“理解”，哈贝马斯认为，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对一个语言学表达的理解达成共识；最宽泛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基于共同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达成的协调；也表示两个主体对世界上的某些东西达成理解，并能彼此理解对方的意向[2]。因此，在基于信任理念的政府与大学关系下，首先，政府和大学不是对立或非对立的主客体，而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具有能动性的双主体，这种定位有助于大学法人地位的确立，彻底改变大学被动的从属地位，彰显大学的自主性。其次，政府和大学不是竞争的对手，而是合作的伙伴，双方通过民主协商和商谈，协调矛盾、制定规则、划分权责，寻求共识，以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减少了相互竞争带来的高成本。可见，基于信任的政府与大学关系能避免主客体关系模式下的两败俱伤局面的出现，弥补了主体性关系模式的不足，为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二）信任作为一种制度和机制为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有效路径

现代大学的发展史证明，大学自治是大学悠久的传统之一，也是大学的立足之本，缺乏适度自治权的大学是异化的大学，无生命力可言。但应然的自治又是有限的，过度的或无限度的大学自治对于政府或大学无疑是灾难，政府或大学都曾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现代大学的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矛盾，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这对矛盾。

信任不仅是一种理念，其本身也是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或机制，它关注的是建立某种秩序所必需的条件问题，有其建立的心理基础、文化基础和制度基础。政府与大学信任是基于理性计算的策略性信任，制度是政府与大学信任建立的主要基础。这里的制度是指用于规范政府和大学的行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规则，包括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和大学权责、有效的监督机制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具有确定性、合理性、可控性等特征，能为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提供有效的路径。体现在：首先，政府和大学信任为政府放权或分权，转变政府的教育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提供了依据。信任机制通过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政府和大学的权限和职能，划定了政府和大学各自行动的范围和边界，知晓各自何可为，何不可为，为政府下放权力，剥离不属于自己的职能，还大学应属之权力提供了依据，为转变政府管理大学的方式提供了方向。其次，政府和大学信任为政府放心放权，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提供了制度保障。信任机制不仅明确规定了政府和大学的权能以及责任和义务，还构建了对大学行使权力、履行责任情况进行监督和问责的制度，建立了实施监督和惩罚的责任性机构并有效发挥作用，确保大学在既定框架下行事，保持行为的一致性，防止大学滥用权力或不作为，做出有损政府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政府与大学信任是维持和谐的政府与大学秩序，应对风险的有效手段，从而为政府下放办学自主权，寻求与大学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路径。endprint

三、建立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对策——基于信任的视角

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是《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体制改革目标之一，而政府与大学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实现这一目标之路径，因此，本文基于信任的视角，从制度层面提出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对策。

（一）确立大学的公务法人法律地位

大学在民事关系和行政关系中均具有法律地位，其法律地位是多元复杂的。大学法律地位是否明确、合理是厘清政府与大学的权责，建立政府与大学信任的重要前提。根据中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大学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而中国《高等教育法》又仅将大学确定为民事活动中的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不同于民事法人，因此，事业单位法人不能准确地反映大学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事业单位法人无法反映大学的公法地位，致使大学被排除在行政主体之外，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无实施公权力之法律依据，与此相矛盾的是大学在教学、科研、学位和学生管理等领域履行的又是公权力[3]，因此，目前中国大学的法律地位是模糊不清的，这就导致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混乱。欲解决此问题，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务法人制度，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首先，大学作为公务法人，意味着大学不仅是民事活动的主体，而且在行政活动领域也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其次，大学作为公务法人，是公法中的特别法人，它不同于行政机关等普通的公法人，它与政府之间是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没有隶属关系，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独立承担实施公务中所产生的权责。最后，大学作为公务法人，是替国家执行公务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主体，其办学活动要接受政府与社会的监督，这就确保了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权，以防止大学的放任自流。可见，大学公务法人地位的确立，为理顺政府与大学的法律关系，建立政府与大学的信任提供了前提。

（二）完善立法，厘清政府与大学权责边界

政府与大学权责的规定旨在划定政府与大学行为的边界、范围和底线，规范政府与大学的行为，减少双方未来行为的不确定性，为规范政府和大学行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框架，因此，政府与大学权责规定明确、一致，是建立政府与大学信任以及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核心和关键。法律是划分权责最权威的手段，但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仅不完备，而且现有法律法规对政府和大学权责的规定也存在不全面、过于简略、模糊不清等问题，致使在实践中出现政府干预过多，大学缺乏自主权，政府和大学责任缺位等不良后果，严重影响了政府与大学的信任，导致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混乱。因此，为了构建政府与大学的信任，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必须完善立法，明确政府与大学权责，实现政府与大学权责统一。具体而言，有两条路径：第一，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制定新法律，或修订已有法律，尤其要完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自主权的内容及其救济途径，详细规定大学应当承担的与其享有的权力对等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规定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权和监督权以及政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法》对政府和大学权责规定过于笼统和不明确的弊端。第二，推进大学章程建设，将政府和大学的权责刚性化。大学作为公务法人需明晰两种关系：一是办学的外部关系，即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二是办学的内部关系，即大学的自我管理和约束机制。第一种关系首先由法律明确，章程根据大学自身的情况做进一步的界定；第二种关系主要由大学章程明确，辅之以具体的规章[4]。因此，按照法律设定的体系，大学章程上承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下启学校规章制度，是大学的“宪法”，是政府意志和大学意志的体现，是大学在法律框架下行使自治权和履行公共责任的基本准则，也是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大学权责边界的重要法律文本。针对中国大学章程建设中存在的大学章程缺位、法律地位不明确以及大学章程对政府和大学权力规定的缺失等问题，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大学章程建设：一是从明确规定大学章程在中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的承上启下地位、明确大学章程的制定和修改程序等方面入手，明确中国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二是明确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政府、大学和社会各界人士等。三是主要从结合大学自身情况界定和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大学的权责，以及明确规定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划分大学内部各方的权力、职责，规范大学履行公共责任行为两方面入手，完善大学章程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在厘清政府和大学权责中的作用，为建立和谐的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奠定制度基础。

（三）建立和完善高校社会问责制，确保政府的权益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明确了中国政府和大学的权责，为防止双方滥用权力，不履行责任，还必须建立问责制，以确保政府和大学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框架内行动，不做有损对方利益之事，为中国政府和大学信任以及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建立提供制度保障。从中国的实际看，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高校社会问责制，确保政府权益，让政府放心放权。具体而言，第一，针对中国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中有关高校问责的法律不多，专门的高校问责法律法规更是缺乏的情形，立法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应尽快制定、出台《高等学校问责法》和《高等学校问责法实施细则》，提高高校问责制度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由于高校问责制包含的问责主体、问责内容、问责方法多种多样，《高等学校问责法》难以穷尽高校问责之全部，某些方面仅能做原则性的规定，因此，立法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制定教育评估法、高校信息公开法等配套法律法规，以弥补《高等学校问责法》不能详尽之意。第二，完善现有的同体问责方式，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异体问责制，即成立高校董事会或理事会、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等常设性社会问责机构，以及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家长委员会等途径和方式发挥教职工、学生、家长、新闻媒体、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的作用，以异体问责方式为主导，发挥异体问责的优势，提高高校问责的科学性。第三，以对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和高校学者等行政权力、学术权力行使主体进行权力问责，以及对高校运行结果进行绩效问责为核心，提高高校问责的针对性。第四，实施多样化的问责方法，当前尤其需要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加强高校信息公开制度，提高高校问责的实效性。

总之，确立大学的公务法人法律地位、明确政府和大学权责、建立和完善高校问责制这三方面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其中确立大学的公务法人法律地位是前提，政府和大学权责明确是核心，建立和完善高校问责制是保障。只有发挥这三者的联动作用，才能为建立新型的政府和大学关系提供制度基础。参考文献：

[1]曹林.港校触动计划体制最后一个堡垒[EB/OL].[2011-02-10].（2006-08-01）.人民网http：//edu.people.com.cn/GB/4652660.html.

[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

[3]王敬波.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行政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6-17.

艺术品其实是一种信任关系 篇7

你相信哪句话是真的?

其实这些人的回答都是正确的。

一个健康的国内艺术品市场应该是这样的:艺术家和一家画廊签约,画廊通过各种渠道找到这位艺术家作品的买家,然后用挣到的钱养活这个艺术家的创作和知名度,从而维护这位艺术家的市场价格。事实上,在一个藏家或者说买家收藏了该艺术家的作品时,就形成了艺术家、画廊和买家三方的一个契约——这件作品就是值这么多钱。

和国家发行纸币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纸币是没有价值的,它也不是货币,但它背后是政府的担保,来保证它的相应购买力,一旦这个政府出现问题,纸币就会丧失它在交易中的所有意义。而艺术品,事实上就是艺术家与画廊共同发行的货币,所有的藏家与之都是一种相互信任但是又没有契约规定的协议,需要大家来一致认可它的价值。

如果该艺术家一年创作20幅作品,一生创作了1000幅作品,分藏在1000个藏家手里,这就是艺术家、画廊和1000位藏家相互信任的约定:每幅作品相对于的纸币价值。如果加上其他虽然爱好但是没能如愿收藏的买家,这可能是一个上万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一旦一个藏家不再信任或者缺钱脱手作品,就会有下一个信任者补上。如果一时没有人能及时补上,画廊和艺术家就需要考虑动用其它资源,维护所有藏家之间的信任关系。

这样而言,艺术品的价格决定就变得极其清晰了:艺术价值,买家质量。艺术价值是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基础,没有良好的艺术价值,所有的信任约定都是空中楼阁;而优良的买家质量,才是艺术品价格终极的保证。如果作品艺术价值较高,但买家多是普通白领,买家无力形成更高契约价格,作品价格将会长期被限定在一个较低的范围内,直至更高质量的买家入市并重新认可它的价值。如果艺术价值不高但却用一定的手段让一批高质量买家介入收藏,作品会短期维持在较高的价位,却一直无法得到其他人的认可,随着脱手人数的增多,该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就会开始下跌。

所以,艺术品的价格,事实上是由艺术家高质量的创作,画廊的诚信运作及高质量买家团队共同决定的。

这就不排除有些人利用这一作品的性能,在小团队内以超出自己实力的价格认可某个艺术家作品的价值,然后将其卖给自己团队外的买家,最终形成盈利。这就是所谓的“天价做局”。他们不会关心这位艺术家或艺术品未来的发展,而只关心自己的盈利,这会让这个艺术家上涨无力,甚至作品不断下跌。恰恰是这种行为的存在,影响到了一些艺术品投资人的信心。

不过这种事情存在的好处,就是给职业收藏顾问创造了就业和施展才华的机会。一个优秀的职业收藏顾问,绝对不是简单地从艺术价值来衡量一件作品的价格,而是从多个方面甚至买家质量的分析上得到作品价格上涨几率,更好地为收藏家服务。

收藏的最大乐趣,其实就如挖宝,开山挖金,挖出来的石头总比金子要多很多,恰恰就是因为这样,每次挖出金子来,才会有更大的快乐。

所以,在艺术这个行业里,每一个经营者,最重要的是诚信,其次才是认知艺术品价值并将之与市场价格相结合的能力。这个经营者,经营某个艺术家作品的第一要务不是要挣到多少钱,而是要有为这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及所有藏家负责的心态。他的眼光发现的艺术价值,是未来艺术品票面价格(作品单价)的决定因素,而他的诚信经营,就是货币购买力(作品实际成交价格)的有力保证。就如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政府一样,必须有与货币同等价值的商品,才能支撑货币的发行量,而政府持续发展能力,才是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发挥公用或升值的保证。只炒作作品价格,不关心实际艺术价值,就和乱印纸币的政府是一样的,最后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实际购买能力(实际价格)的一再贬低。

唐山鑫鼎起重设备安装租赁有限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市场发展到今天,却没有搞资本市场的人做得好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要看的还是未来,搞资本市场的人最懂得放弃,对于他们来说,放弃一个艺术家,只是重新推广另外一个艺术家的开始。但是对于这个被放弃的艺术家来说,却是他艺术生命的结束。

唐山鑫鼎起重设备安装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以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的安装租赁为主,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我公司发展至今拥有大中小型设备70余台,今年年初我公司花巨资购置3台大型设备,现在我公司已成为唐山地区及周边城市的起重设备龙头企业,我公司业务范围不断增大,包括起重运输、起重装卸、起重吊装、迁厂和各种大型进出口及国产机械、精密设备、配电设备、长大笨重物资运输、搬运、安装工程,2010年我公司被评定为诚信质量AAA级单位。在日趋成熟的中国租赁市场,我公司愿以一流的服务和质量与各建筑施工单位真诚合作。为祖国的建筑行业增添一份力量。

地址:唐山市丰南区沿海工业区四号路西段

电话:0315-5267277 13803308003

关系信任 篇8

关键词：合格评定,原则,认证机构,审核,信任,公正性,保密性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国际上引进认证认可制度, 至今已形成了遵循国际规则, 具有中国特色的认证认可体系。认证数量迅速增长, 同时认证领域不断拓展, 认证质量和效果持续提升。

1 认证审核的介绍

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开展的产品、管理体系、服务认证为提升我国质量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和社会诚信建设,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将认证认可作为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世界两大国际认可合作组织确定自2008年起, 每年的6月9日为“世界认可日”, 旨在推动认证认可活动在全球的广泛发展。证明一个组织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标准、技术规范或强制性要求的认证活动统称为合格评定活动。合格评定活动是科学的, 是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合格评定活动是传递信任的过程, 通过认证可以给销售者带来信誉和更多利润, 同时指导消费者购买满意的商品。

2 认证审核与传递信任的关系的阐述

合格评定活动的本质与价值是传递信任, 它提供了按照相关标准、法规和其他规范评价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期望要求的手段。对于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要求, 认证的总目标是使所有相关方相信管理体系满足规定要求, 认证价值的高与低取决于建立的和传递的信任程度的大与小。这要求管理体系的审核员在审核中遵循合格评定五个基本的也是共同的要素, 即公正性、保密性、投诉和申诉、信息公开、管理体系的使用。

3 提升认证机构与传递信任的关系

任何一项法律法规, 国家标准, 技术规范均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存在的。管理体系认证的审核员、产品认证的检查员及认证检测的试验员是实施认证审核的载体, 是连接认证机构与组织的桥梁。组织在建立、实施管理体系与产品认证过程中都是直接与审核员打交道的, 审核员的信任度直接影响着认证审核的质量。有一段时期, 组织对认证审核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对组织的价值体现不起作用, 甚至认为花钱就可以买到一张认证证书。近年来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在不断整顿认证市场的不良行为, 出台了多个规范性文件, 给出了管理体系认证的预期结果, 对审核员进行必要的继续教育工作。

3.1 保持认证审核的公正性

要想让组织信任认证的结果, 认证审核的过程就要具有公正性。公正性是实际存在的客观性, 不管是否被认识到。客观性理解为利益冲突不存在或已解决, 不会对机构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公正性特点是客观性, 独立, 无利益冲突, 没有成见, 没有偏见, 中立, 公平, 思想开明, 不偏不倚, 不受他人影响。公正性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组成的要素, 这些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实施合格评定活动的机构或个人的基本素质:

(1) 客观评价:以客观的且无偏见的方式实施合格评定活动。

(2) 主动管理利益冲突:识别已存在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 且对其主动管理以确保客观性。

(3) 身份公正:独立于与合格评定活动的结果有利益关系的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

3.2 提高审核员的问题分析解决能力

在一次实施审核的过程中, 组织非常相信认证机构能够帮助组织解决仓库管理混乱的现状, 组织的管理者只知道仓库账物不符, 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审核员在仓库查电子账目时发现账存数量出现小数位和负数情况, 在查库存存货卡时发现, 卡存数与实存清点数不相符。经询问是由于入库与出库仓管员为不同人管理所致, 由于该组织生产产品数量很大, 入库仓管员只管入库数与存货数的存卡数量相加, 出库仓管员只管存货数与出库数存卡数量相减, 一个月盘点一次, 中间环节是否少了实物不得而知, 造成实存与卡存总是不相符。电子账目出现小数位是由于计数单位不统一造成。该产品是以箱为单位入库的, 一箱中有十袋, 一袋中有十包, 包是最小单位。有时出库作为样品只出几包, 存货以箱为单位, 如果出库5包, 用5包除以一箱100包, 库存就是0.05箱, 这个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电子账为负数是由于先出库再入库所致。审核员详细分析了仓库管理混乱的原因, 库存货物数量非常大, 应经常抽样查点实存数量与卡存数量是否一致, 电子账要保持计数单位一致。经过审核, 审核员为组织提供了改进的机会。认证机构是通过具体的审核发现, 以事实为依据, 使组织相信认证过程的科学性。通过认证审核, 组织非常感谢认证机构能为组织查找出问题所在, 并制定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仓库账卡物一直保持一致, 使组织的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3.3 加强审核员对专业知识和制度的学习与掌握

实施管理体系认证审核, 不仅要求组织的运作符合管理体系标准, 最主要是实施结果的有效性。审核员不仅要公正的审核, 还应了解一定的法律知识及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现在经济社会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 审核员只有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适应认识审核的发展。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节能环保等领域均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产品的生产也有产品标准、技术规范规定了产品或服务一定要有依据可寻, 不达标的产品不能投放市场。另外审核员还要对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生产许可制度、食品安全制度有一定的了解。要想赢得合格评定结果使用方的信任, 必须将充分的信息提供给对方, 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使用方还会对这种信任进行判断, 对机构属性的判断是否客观, 对信息的真实性程度的判断, 信息量是否足够的判断, 这样才会赢得使用方的信任, 才能传递信任。

3.4 保持信息的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均衡

在信息保密与信息公开之间需要达到一个均衡, 全公开合格评定对象的信息, 提供者将不满意, 如果不公开, 合格评定结果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合格评定结果价值无法体现。因此, 信息既要保密又要公开, 信息保密与信息公开都有相应的程序, 要保证公开的信息不保密, 保密的信息不公开。保证保密的工作程序与公开的工作程序都是满足要求的。只有实现了这两个方面的均衡, 才能实现合格评定活动既能取得合格评定对象提供者的信任, 又能取得合格评定结果使用者的信任。

3.5 加强对组织情况的了解

在审核员进行现场审核前, 对组织的基本情况的了解非常有必要。组织所生产产品所属行业情况, 产品依据的国家标准, 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 生产的主要工艺流程及特殊过程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对钢铁厂现场审核时, 在审核生产过程检测记录时发现钢板常出现角裂现象, 不合格频次较高。审核员经过对生产设备、生产流程等因素查找原因, 通过对结晶器的冷却水水质化验结果发现水质偏硬, 喷水嘴有较严重的结垢现象, 导致反渗透装置经常工作在非标准区, 造成钢水冷却后角裂现象。正是由于审核员具有钢铁生产的专业知识, 从源头分析找出了产品不合格的根本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 解决生产不良问题。审核员就是通过对生产过程不合格记录审核, 发现了组织生产的管理短板, 找准原因, 实施有效的措施, 使组织不断改进, 不断完善管理, 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同时组织对认证机构的信任程度也不断提升, 也提升了社会公信力, 认证审核的价值也得以体现。

3.6 加强管理体系的建立

管理体系是支持和确保机构及其活动持续符合要求的公认的工具和内部机制, 管理体系建立后将发挥整体作用。

作为管理体系基础的国家标准GB/T 19001, 它的使用能使组织系统地确保合格评定要求的持续符合性, 并可以使机构组织获益。已实施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组织可降低成本, 能提供系统地确保合格评定要求持续符合性的有效证据。要建立管理体系, 就要在整个机构中识别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及其应用。确保这些过程的顺序和相互作用。确定所需的准则和方法, 以确保这些过程的运行和控制有效。要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信心, 支持这些过程的运行并进行监视、测量和分析, 以达到持续改进。管理体系要形成文件化, 文件能够沟通意图, 统一行动, 有助于满足客户要求和质量改进, 有助于对重复性和可追溯性提供客观证据。

4 结论

信任是一种双向的关系, 只有认证机构与组织相互信任, 所有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 双方的社会价值才能充分体现, 认证审核才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服务。

参考文献

关系信任 篇9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 绩效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 它包括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两个层面。组织绩效建立在个人绩效实现的基础上, 如果把组织绩效按照一定的关系, 科学地层层分解到每个岗位以及每个员工, 那么只要每个员工都完成了组织分派给个人的任务, 组织绩效也就实现了。因此, 研究员工个人绩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组织绩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趋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组织内部出现了许多变化:企业管理权从集中趋向分散;企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形趋向扁平型;企业弱化了“单枪匹马”更加强调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企业组织中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重要, 反映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信任已经由可有可无发展成为必需品。组织中的信任按照对象可以划分为:上级信任、下属信任以及同事信任三种, 其中, 上级信任和下属信任是纵向关系, 同事信任是横向关系, 本文关注的是横向关系。没有同事信任, 员工之间就会缺乏知识共享、缺少默契、没有合作的基础;有了同事信任, 员工之间才可能进行良好的知识共享与相互帮助。

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企业的绩效和生产力, 而这有赖于员工之间的良好合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同事信任又是合作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 本文在员工个人绩效和同事信任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 总结出员工个人绩效和同事信任的关系, 并用博弈的方法对此关系进行分析,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二、员工个人绩效理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 员工个人绩效理论

从对绩效管理的实践来看, 人们对绩效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经历了绩效结果论、绩效行为论和绩效综合论三个阶段。

1. 绩效结果论

1984年, 伯纳丁 (Bemardin) 等人明确提出:个人绩效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 在特定工作职能、活动或行为上发生的结果记录。这种定义便于理解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他们还认为, 个人绩效作为员工在一个特定时间内的基于特定的职能或活动的产物, 尽管受能力、动机和情景的约束, 结果才是最好的评价依据。绩效结果论将工作看作是所要完成的任务或活动的集合, 以满足组织所定义的目标或价值。尽管以工作目标作为绩效的标准在实践中被检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目标设定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因为结果导向的绩效测量会忽视一些与个人无关的其他因素, 由此可能对员工产生误导, 导致一些不当行为, 如追求短期利益, 同事之间互相竞争, 抑制工作中对个人绩效无助但有助于团队的行为等。

2. 绩效行为论

1989年, 墨菲 (Murphy) 提出“绩效是一组与个人所工作的组织或组织目标有关的行为”。1990年, 康倍尔 (Campbell) 提出“绩效是行为的同义词, 它是人们实际行为的表现, 而且是能观察到的。就定义而言, 它只包括与组织目标有关的行动或行为, 能够用个人的熟练程度来评定等级。绩效不是行为的后果或者结果, 而是行为本身……绩效由个体控制下的与目标相关的行为组成, 不论这些行为是认知的、生理的、心理的、心智活动的或人际的”。1993年, 波曼 (Borman) 等人认为, 工作绩效是可以评估的、多维度的、间断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行为结构体。绩效行为论避免了把绩效认为是结果所产生的副作用, 但是这样定义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行为不好衡量, 可操作性差。

3. 绩效综合论

1998年, 阿姆斯特朗 (Michael Armstrong) 等人认为, 绩效是行为和结果的统一体。行为不仅仅是结果的工具, 行为本身也是结果, 是为完成工作任务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的结果, 并且能与结果分开进行判断。由于员工行为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而且受员工个人内因的直接控制, 绩效结果论只看结果有失偏颇, 缺少内外部环境的综合考虑, 而且容易导致员工的行为短期化, 不注重团队合作及资源的合理配置等问题。绩效行为论在评判上似乎比结果导向更公平、更合理, 但从现实操作性来讲, 单纯的行为评判尚无有效的评判标准, 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绩效综合论不仅看做了什么而且看怎么做的, 能更好地解释实际现象。

(二) 员工个人绩效的特征

员工个人绩效有一下特征:1.多因性, 员工的个人绩效高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并不取决于单一的因素。2.多维性, 员工的个人绩效不仅要考虑结果而且要考虑行为过程, 因此需要多角度、多维度的分析。3.动态性, 员工个人绩效是多因性的, 并且这些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中, 因此绩效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原来绩效好的员工其绩效可能变差, 原来绩效差的员工也有可能提高。

(三) 员工个人绩效的影响因素

多位学者对个人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其中最为经典的是1999年康倍尔 (Campbell) 对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他划分出绩效的决定因素和前件因素, 认为影响绩效的决定性因素是陈述性知识 (知道做什么) 、程序性知识 (知道如何做) 、个体动机 (个人行为的自由选择) , 它们直接导致个人绩效的差异。前件因素是影响决定因素的因素, 它通过决定因素间接影响个人绩效。康倍尔 (Campbell) 没有具体说明前件因素的组成, 仅指出个体特质、教育、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和以前的经验可能影响个人的能力。

1997年, 摩托维得勒 (Motowidlo) 等人提出了一个有关个人绩效的模型。他们将个人绩效划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定义为任务绩效, 另一个方面定义为关系绩效。任务绩效是指与工作产出直接相关的, 能够直接对其工作结果进行评价的这部分绩效指标。它与具体职务的工作内容密切相关, 同时也和个体的能力、完成任务的熟练程度和工作知识密切相关。关系绩效也称周边绩效, 是对组织的技术核心没有直接贡献, 但却构成了组织的社会、心理背景, 能够促进组织内的沟通, 对人际或部门沟通起润滑作用。关系绩效可以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 对工作任务的完成有促进和催化作用, 有利于员工任务绩效的完成以及整个团队和组织绩效的提高。

我国学者李永壮等人提出了个人绩效影响因素模型, 认为个人绩效的决定因素有五个:知识与技能、动机、技术、环境、才干。这五个因素共同影响着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 继而影响个人绩效。

基于上述学者对个人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 本人对个人绩效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了改进, 如图1所示。禀赋是指由于遗传、成长环境等原因造成的先天性的能力, 不能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知识与技能是指通过知识学习、技能培训或工作经验累积途径获得的知识与能力。动机是指个体性格、价值观、面临的压力、处事态度等因素造成的对工作任务的心理认知。内部工作条件是指劳动场所条件、工具设备、技术等与工作相关的硬件支持。内部工作环境是指组织机构设置、领导风格、文化氛围等与工作相关的软性支持。外部工作环境是指政治、经济、法律、市场竞争状况等企业外部的大环境。其中, 禀赋、知识与技能和动机是从员工个人角度考虑的因素, 内部工作条件、内部工作环境和外部工作环境是从员工外部角度考虑的因素。

三、信任研究的现状及同事信任的内涵

(一) 信任研究的国内外多学科视野

国外学者对信任问题的关注始于近代, 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引起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 国内外学者对信任的理解众说纷纭。由于同事信任属于信任类型中的一种, 信任理解分歧的存在必然影响员工个人绩效与同事信任关系的分析。因此, 有必要对信任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最早将信任作为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来进行系统研究, 始于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多奇 (Deutsch) 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进行实验研究, 开创了心理学中信任研究的先河, 他对信任概念的辨析和界定成为其他学科信任研究的基础。他认为, 信任是一种以行为体为中心的主观信念, 即行为体对外部环境的主观态度决定着其对他人信任与否。社会学对信任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席美尔 (Georg Simmel) , 他将信任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 没有信任, 任何社会生活都不能展开和持续。20世纪70年代以来, 社会学家卢曼 (Luhmann) 对信任进行正式、系统的研究, 他认为信任是对风险的外部条件所作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 是基于风险和行动之间的循环关系, 他的观点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学领域, 信任往往被认为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立足于经济人的理性, 从“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考察了信任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肯尼斯·J·阿罗 (Kenneth J.Arrow) 指出, 信任是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换中的润滑剂, 对合作能起很好的润滑作用, 由此开创了经济学家们对信任的系统研究。我国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信任的文章在近一两年才开始多起来, 张维迎是对信誉、信用、信任给予较多关注的经济学家。他和柯荣住在《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经济研究》, 2002年第10期) 一文中通过对中国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解释信任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绩效的影响, 他们认为信任与人们之间的交易重复可能性、交易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

虽然学者们对信任有着不同侧重点的定义, 但是大多数定义包含着一些共同点:第一, 信任包含着对他人的爱心及其行为的预期或信念;第二, 信任包含着被易于说服的意愿。

(二) 同事信任与合作

同事信任是企业组织内部信任关系中的横向信任, 是指同事之间相互的一种正面预期或者判断, 与社会心理学中所强调的一般人际行为的信任差异不大, 可以分为情感型同事信任和认知型同事信任两种。基于情感型的同事信任来源于情感依附;基于认知型的同事信任是指对他人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认知判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各种知识、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竞争日趋紧张激烈, 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使人们在工作学习中所面临的情况和环境极其复杂。在很多情况下, 单靠个人能力已经很难采取切实高效的行动并完全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 很多时候需要人们组成团队, 并要求组织成员之间进一步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共同合作, 建立合作团队来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 并进行必要的行动协调, 开发团队应变能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 依靠团队合作的力量实现组织目标。

企业组织内部已经离不开合作。而合作就需要员工将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和信息进行分享。一方面, 它们是员工的私人财富, 是否与其他同事分享或帮助其他同事完全取决于个人自愿;另一方面, 员工将知识、技术和信息与他人共享或帮助其他同事, 那么这些私人财富就变成了公有资源或为他人所用, 从而在给他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丧失自身优势。因此, 企业组织内部的合作不是组织固有的, 需要外部因素的影响和激发。在促使员工之间进行融洽的合作方面, 同事信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员工相互合作的基石。关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Kok Yee Ng和Roy Y J Chua等通过对166位调查者的研究发现信任与合作之间并非单纯的正相关关系, 不同的信任类型对合作有着不同的影响关系。情感型信任水平与合作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 情感型信任度越高, 合作越密切;认知型信任水平与合作程度呈现倒U型关系, 即一定程度的认知型信任会促进彼此的合作, 但随着认知型信任程度的逐渐提高, 由于搭便车现象和嫉妒心理, 反而会降低彼此间的合作程度。

四、员工个人绩效与同事信任关系的博弈分析

囚徒困境是有名的博弈模型, 其基本情况是:警察抓住了两个合伙犯罪的罪犯, 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指证他们的罪行, 所以希望这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供认犯罪, 就能确认罪名成立。为此警察将这两个罪犯分别关押以防止他们串供, 并告诉他们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如果两人中只有一人坦白认罪, 则坦白的立即释放, 抵赖的重判10年;如果两个人同时坦白认罪, 则他们将各判8年。当然罪犯知道如果他们两人都拒不认罪, 则警方只能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判处他们1年。 (如图2)

用矩阵表示两个罪犯的得益如下:如果这个博弈过程是单次的, 容易看出, 由于对于每个囚徒而言, 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 坦白都是自己的最优策略, 所以唯一的纳什均衡是 (-8, -8) 。这个博弈过程的特点是, 虽然两个囚徒通过合作比都不合作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即各自只判1年;但如果一方不合作选择坦白, 而另一方选择合作即抵赖, 则坦白者会得到更多收益, 即释放;而抵赖者则会判10年, 于是为了避免损失最大, 所以在一次博弈中双方最理性的选择是坦白, 即都判刑8年。

以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为基础, 以两个员工为例构建员工个人绩效博弈模型 (如图3所示) 。作为同事关系的员工1和员工2在工作中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否合作, 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不合作, 那么员工1可以完成的绩效值为a1, 员工2可以完成的绩效值为a2;如果两个人都选择合作, 那么员工1可以完成的绩效值为b1, 员工2可以完成的绩效值为b2。由于合作后信息共享与知识技能的互补, 合作后的绩效值大于双方都不合作的绩效值, 即b1>a1, b2>a2。如果其中一个员工选择合作而另一个员工选择不合作, 那么由于合作方向不合作方提供了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共享与帮助, 使得不合作方的绩效值高于双方都不合作时的绩效值, 且与选择合作的同事相比, 在上级重视程度和发展空间等方面有强优势, 使得其绩效值也高于双方都选择合作时的绩效值, 即c1>a1, c2>a2, c1>b1, c2>b2;

合作方由于没有得到资源帮助反而丧失了自身优势, 所以其绩效值反而低于双方都不合作时的绩效值, 即d1<a1, d2<a2。

在情感型同事信任的影响下, 两个员工由于私人情感的原因, 会选择合作, 且信任度越高, 合作越密切, 从而两个员工可以创造 (b1, b2) 的绩效值, 总绩效值为b1+b2。因此, 基于情感型的同事信任与员工个人绩效正相关 (如图4所示) 。在认知型同事信任的影响下, 由于两个员工彼此相信对方对工作的胜任能力, 不担心自身受到拖累, 没有心理负担, 会选择合作, 从而两个员工可以创造 (b1, b2) 的绩效值, 总绩效值为b1+b2。但随着认知型信任程度的逐渐提高, 两个员工中的一方可能会由于过于信任对方而完全依托于对方的工作, 自身不再努力, 出现搭便车现象;还可能两个员工中的一方嫉妒对方的才能, 不再完全的共享信息和全心的合作。不论出于哪种心理, 当认知型信任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两个员工可能创造 (b1, b2) 、 (c1, d2) 或 (d1, c2) 的绩效值, 即使是这三种可能的绩效值中最大的b1和b2, 其总和b1+b2与完全融洽合作时也会有所降低 (如图5所示) 。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结果, 分析了员工个人绩效与同事信任的关系。同事信任通过合作这个中间变量带来员工个人绩效的提升:合作程度代表着员工关联绩效的高低, 这种合作为员工达成目标提供所需要的帮助和信息, 从而有助于员工任务绩效的提升。基于情感型的同事信任与员工个人绩效正相关, 因此,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可以运用加深情感的运作方法提高员工个人绩效, 如通过培训、组织活动、建立相互帮助的企业文化氛围等方式发展员工共同爱好、沟通思想感情和营造集体感, 从而提高员工个人绩效。基于认知型的同事信任与员工个人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 因此,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要根据员工个人自身情况合理地配置工作内容, 做到人岗匹配, 并适时地给员工提供工作上与心理上的辅导, 从而避免因为过度的员工素质差异或员工心理问题影响个人绩效。

摘要：员工个人绩效是员工为了完成企业分派给的工作目标, 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所实现的工作行为过程、方式及结果。员工个人绩效的影响因素很多, 本文在对员工个人绩效的相关研究理论和同事信任的相关研究理论回顾总结的基础上, 沿着前人的研究路径, 从同事信任这一影响因素的角度, 运用博弈方法对员工个人绩效与同事信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系信任 篇10

关键词：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信任关系

一、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

(一) 家族企业

所谓家族企业, 是指由家族创业, 并且企业资产和股份 (50%以上决策权) 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 对经营决策权拥有重要影响的企业组织。

家族企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企业组织和当今世界上较为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 据估计, 目前以家族所有或控制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80%。改革开放后, 中国家族企业以个体私营企业为载体, 在国有体制边缘重新艰难地萌生, 并以不可阻挡之势, 奇迹般地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职业经理人

所谓职业经理人, 是指在一个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 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 对法人财产拥有绝对经营权和管理权, 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 (包括社会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市场) 中聘任, 而其自身以受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主要方式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专家。

中国职业经理人产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的十余年间, 中国企业不断地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 产权逐渐明晰、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1994年我国《公司法》正式实施, 为经理人的职业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并渐渐地规范职业经理市场。中国加入WTO后, 由于跨国企业不断涌入中国市场,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家族企业都重视职业经理人引入。

(三)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的信任问题

信任是指相信对方所做的事不会对自己不利, 而认为对方对事以及承诺, 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较小, 是值得将事情所托付和共事的对象。它包含以下含义:明确的预期 (信任建立在对他人在未来的一些场合会如何表现进行个人推测的基础上) ;行动并承担义务。

改革开放近30年来, 家族企业迅速地发展。但其中许多家族企业发展很快, 倒闭也很快, 例如, 山东秦池酒厂曾经连任两届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发布权“标王”, 秦池销售额飙升。但好景却不长, 2004年由于经营状况不佳整体出售。三株公司曾经创造了中国保健品市场的奇迹, 年销售额达到80亿元, 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 和秦池酒厂一样殊途同归。两者失败的原因如下:首先三株公司、秦池酒厂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公关意识, 消极应对媒体的报道。其次, 两家公司的发展战略、资金周转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这揭示出一部分家族企业之所以在经营管理上出现问题, 是因为企业所有者缺乏经营管理能力, 不愿意聘用高素质的、具有专业能力的经理人造成的。

还有些家族企业在启用了职业经理人后, 反而加速了企业的衰退。旭日集团是1993年发展起来的饮料巨头, 到了1998年, 短短5年时间, 旭日升冰茶销售量达到了30亿元。旭日升的成功引起了众多跟风者, 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同时企业做大了, 管理上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于是旭日升集团引入了职业经理人, 进行了企业高层大换血, 引进了30多位博士、博士后和高级工程师。但由于集团引进的职业经理人与元老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相互信任程度不高, 以及引进的职业经理人没有丰富实战经验, 旭日集团开始走下坡路, 目前在市场上已销声匿迹。

上述两个案例, 前者是由于对经理人不信任, 而在自身管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 也不愿意聘用职业经理人;后者是虽然聘用了职业经理人, 但在相互磨合过程中又引发了新的信任问题。

二、影响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相互信任的因素

中国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职业经理市场发展不成熟, 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激励机制都不是很健全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信息不对称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信息不对称是指契约当事人一方所持有而另一方不知道的, 尤其是他方无法验证的信息或知识。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内生性信息不对称, 家族企业不能完全观察到的、无法监督到的、事后无法推测到的职业经理人行为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的情况不可能完全清楚, 进入家族企业后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影响了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首先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 家族企业不可能完全清楚职业经理人究竟有多少真实本领, 虽然可以部分从学历和证书看出其资格, 但是经营管理经验却很少能被家族企业识别出来, 或识别的成本非常高。其次, 职业经理人对他本人的知识知道得很清楚, 而家族企业主却知之甚少, 职业经理人就有可能在遇到不公平的时候就隐藏知识。

(二) 职业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由于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还不完善, 职业经理人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尽量规避风险, 尽量地把交易成本转移到家族企业身上。一些职业经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贪欲, 出现有损家族企业发展的道德风险情况。职业经理人在交易过程中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自身的利益。因为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不完善, 职业经理人即使做出损害家族企业利益的事情, 其污点也不会被记录在案, 职业经理人受到的损害几乎为零。其次, 由于家族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不强, 即给予的薪酬不能完全补偿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预期收益, 职业经理人就会发生机会主义倾向, 以自己掌握的资源, 即一定经营管理权去获取非正当利益或增加在职消费。

(三) 家族企业主不肯放权

家族企业主大部分都不肯放权让职业经理人进行全面管理, 以致使职业经理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划进行经营和管理, 致使经理人的积极性不高。一些家族企业还没发展到能建立一定的进入壁垒, 所以导致其不放心把关键的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 比如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经营管理等。

(四) 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设计不足以激励经理人发挥其积极性

家族企业的激励机制主要以单纯的薪酬应付了事, 是极其不可行的。由于在分配剩余索取权时, 家族企业把大头给拿了, 只留下一小点给职业经理人, 相对比而言, 简直是有天壤之别, 职业经理人势必会感到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太廉价了, 自己投入的人力资本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因此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就发生了矛盾, 家族企业想尽量地获取最大的资本投资利润, 付出较少的成本, 即给予职业经理人较少的回报, 发生了激励不相容的情况。职业经理人就会消极怠工, 不把自己的全部能力贡献出来, 出现偷懒的现象。

(五) 约束机制不强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契约不完善, 家族企业不能完全监督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由于一部分家族企业主的学历层次较低, 对法律和合同的一些细节性条款忽略, 在发生纠纷后, 不能给予职业经理人相应的惩罚。

三、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信任问题的激励相容解决模型

针对上述原因, 许多管理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本文仅就建立激励相容模型方面讨论。

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问题是家族企业能否发展壮大的一项必要条件。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利益与代价 (收益与成本) , 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 人们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需要通过激励相容把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即把自利的职业经理人和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互利统一起来, 使得职业经理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效果。激励相容能为职业经理人提供内在激励, 使其努力工作以及让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 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

我们将采用博弈论理论来分析, 把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之间的信任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高信任合作, 另一种是低信任合作。

假设条件一:如果家族企业或职业经理人一方出现低信任合作, 会受到现存的法律制度和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

假设条件二:如果双方都出现低信任合作, 那么都会受到现存法律制度和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

从这个博弈分析可以看出, 只要配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 我们就可以获得帕累托最优, 即 (高信任合作, 高信任合作) 使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的总收益向量达到最大。而无论任何一方出现低信任合作都会受到惩罚, 使其收益向量远远小于高信任合作的收益向量。

也就是说, 本文认为目前解决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信任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制度规范建设。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遏制职业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促使家族企业主用人不疑, 逐步放权给经理人, 加强对双方的约束, 提高双方合作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胡迟, 刘平青, 王文岩, 李建明.中国家族企业现状、问题与建议[J].中国企业联合会课题组.

[2]卢现祥, 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李亚.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

关系信任 篇11

[关键词] 商家 顾客 互相信任 营销关系

如何使购买一次商品的顾客，成为商家的永久客户，这是当前市场营销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商家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商品的本身，还包括企业的形象、品牌、理念、诚心和服务。因此，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都会使消费者不再光顾你的商店。

市场营销大师科特勒在其修订的营销管理一书中，增加了顾客满足、顾客信任和顾客培养等章节，进一步地说明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在市场营销的环节中的重要程度，也提醒商家必须要以顾客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要善于和顾客沟通，才能吸引顾客、留住顾客。

如果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那么，商家在市场营销的环节中，必须要和顾客建立起互相信任的营销关系。

一、当前商品买卖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中国，物质丰富、市场繁荣，人们的购买力逐日提高。市场早已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顾客的需要就是企业创造的动力，市场的选择权已从企业的手中移交到消费者手中。高度的技术和国外企业的竞争，消费者的满足已经不再是商品的本身，而是信息的传递的快捷和商家的全程服务。但是，真正要做到让顾客满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商家必须要高度重视在商品购买和售后服务中的各个细小环节。

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购买一次商品后便不再愿意光顾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之一是很多商家宁愿花大力气招揽和发展新客户，但是却不愿花精力、时间来维持和留住老客户。

以下是商家在商品销售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1.商品购买前说的天花乱坠，无限承诺；

2.商家对顾客的要求和希望的满足只是停留在商品购买时；

3.商家很少有让消费者再次购买商品的沟通意识；

4.商品购买后，对客户不关心、不询问，也不跟踪商品的质量；

5.商家的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

可以说，商家的实际行为和许多营销理论书籍一样，着重于吸引新顾客的艺术而不是保持和培养现有的顾客。他们只是着重于销售而不是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关系；着重于预售和推销而不是为顾客超前考虑。

目前我们的大多数商家的信息透明度不高、商业诚心度较低、没有和消费者建立相互信任的营销关系、售后服务只是停留在被迫状态之下（国家的明文规定和行业的约束），还没有真正形成让顾客放心的有效机制和方法。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使购买一次商品后的顾客能成为永久性的顾客，这是市场营销学中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也是商家在营销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商家必须重视顾客消费行为的变化

以前作为大众一员的消费者，即使在商品的购买过程中，有什么不满也只能咽进肚里。而如今，消费者已经开始寻求自我满足，商品再好如果存在购物环境不好、服务态度不好、购物不方便等因素的话，照样不买你的东西。反之，购物环境好、服务质量一流、即使商品价格再贵顾客也愿意前往。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变化，已经对商家发出了信号。因此，作为商品的提供者必须认真揣摩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并要制定相应的对策。

现代消费者对市场的价值基准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重视价格（合理的价格并且性价比高）;

2.重视便利性（购物的方便和快捷性）;

3.重视商品的质量（商品内在的质量、品牌和知名度等）;

4.重视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服务的态度和质量，包括情感交流是否充分）;

5.重视购物的环境（商场的布置和周围的环境）

当然，作为商家来说，要想把以上五点都能做到一定的水准并不容易。因此，商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企业理念、商品差别、消费层次以及营销战略，分成最重要点或最优先点并兼顾其他方面予以实施。要尽一切可能满足将要成为本企业的消费者，并大力培育和留住主要消费者。

谁也不怀疑商家的愿望是想让顾客满意，但是往往事实和愿望背道而驰。要想使顾客满意，就必须真正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最大限度地为顾客提供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并且还要促进、改善、维持和不同顾客之间的人际关系。

商家在商品买卖环节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出售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同时也向顾客提供了体现在商品内的附加值：包括品牌、企业理念、服务、亲切感、诚意等的综合价值，而顾客则是考虑商品的便利性、实用性和性价比等的综合因素，并以同等的价值=金钱和情感予以交换。

对商家来说，一旦成为自己的顾客后就要想方设法留住他（她），不能让他（她）离去，这就好比在质量管理中要实现零次品一样。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得知：离去的顾客中有八成是由于这样或那样不满的原因才不愿再来的。所以，商家要尽一切可能消除那些可能引起消费者不满的因素和环节。

三、提倡商家和顾客建立相互信任的营销关系

在很多场合，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易时，容易受到以往的或当时的情景反馈的感情因素的影响，做出购买或不买得决定。因此，处理好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要。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是市场营销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作为提供者必须要消除顾客的不安情绪，特别是购买后不能退货的商品一多，而信息又不十分全面的情况下，就很难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所以对商品的提供者来说必须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换位思考，帮助消费者购买到能体现出价值的商品。

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关系:热情接待每一个消费或不消费的顾客；

2.主动关系:主动、及时为消費者提供所需商品的信息和服务；

3.协作关系:帮助消费者寻求性价比高的商品；

4.责任关系:商品销售后积极进行商品质量跟踪，并做好商品的售后服务工作；

5.互动关系:请消费者对商品提出建议或改善措施，并予以认真回复和落实。

要想使顾客成为永久性的客户就必须要建立起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信任关系。一般意义上的商家服务是把顾客作为主人，商家作为侍者的临时性的主从关系。即商家扮演着客人意志优先，尽量提供满足顾客的服务角色。但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容易造成商家对顾客需求的片面理解或误解，顾客则对商家单方面信任和依赖。而且，由于是临时性的关系，因此，有那种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

而互相信任的营销关系则不同，被服务的客人与提供服务的商家建立起对等的合作关系，这个对等的合作关系可以补全双方不到位的环节如：互相交往的应酬关系；互相之间利益交换的互惠关系；互相伸出援手的互助关系；互相意见达成一致的协调关系等，最终达到使顾客满足，商家也满足，商家高兴，顾客也高兴的境界。因为这是由双方共同建立起来的一种互相信任的营销关系，所以具有长效性。

当然，商家和顾客的关系又好比恋爱关系，一方要用心去感动和体会另一方，要想方设法读懂和实现另一方的要求和愿望，才会使这种关系持续、长久。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谁能确立使顾客放心和感动的企业文化、建立与顾客之间互相信任的营销关系的话，谁就能获得打开顾客消费行为心扉的钥匙，就能留住顾客成为永久的客户。这也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丹亚:顾客满意、顾客忠诚于顾客价值三因素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25期69-72

[2]陈惠芝:试论企业的顾客忠诚（CL）战略.商场现代化，2006年08Z期36

[3]曾文标姜彩芬:提高顾客关系质量 做好企业关系营销.江苏商论，2006.8期67-69

[4]寇玉琴:从顾客满意到顾客信任.企业活力，2006年5期20-21

[5]杨东江:感情投资赢得顾客信任.商业时代，2005年16期52-53

[6]（日）佐藤知恭.客至上の.日本新社，2000年

关系信任 篇12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 许多商业、企业、政府, 以及公益组织管理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组织的许多资料信息均储存于数字化的网络系统之中。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旅游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个性化、多元化、跨越时空的特征, “沙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沙友由“沙主 (host) ”和“沙客 (surfer) ”组成, “沙友”的名称源自于“沙发冲浪 (Couch Surfing) ”活动, 是一种兼有低碳特色和极具个性化的新兴旅游方式。该旅游方式的出现缘于美国人范特 (Casey Fenton) 2003年在冰岛旅游时, 受到冰岛陌生人的帮助, 在冰岛获得免费旅游经历的启发和感恩, 而创立了“沙发冲浪组织 (couchsurfing.org, 简写为CS) ”免费注册网站, 该网站最初的宗旨是为世界各地旅游者获得旅游目的地的免费住宿和导游等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1]。CS免费注册网站建立10年来, 注册会员每年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在发展, 远远超过了其他旅游虚拟社区成员人数,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网站注册成员的诚信度非常高, 否则会带来许多不确定的高风险因素, 网站也将是不可长期存在和发展。

多数将CS中的社区成员译为“沙发客”, 代表这一旅游方式中的所有主体, 笔者认为将其称之为“沙友”可能更为合适, 因为这一群体实际上包含了沙发旅游者 (surfer) 和沙发接待者 (host) , 这样能清晰地表达群体中两种身份的关系, 且更符合中国语言的表述方式。“沙友”出现仅有10多年的时间, Jun-E Tan (2009) [2]采用Mllering的“悬置理论 (suspension) ”和“信心飞跃理论 (leap of faith) ”, 通过观察和访谈15位来自于CS网站沙友的信任观, 认为Mllering的理论框架可有效地透过个人主页观察其个人的特质。Katherine Peterson (2009) [3]等通过对20名CS用户的观察以及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了9个参与者, 发现参与者一般不太在意在网上披露个人自身信息, 也没有意识这些信息可能会被第三方恶意利用。Patricia Victor等 (2011) [4]认为利用bilattice聚合方法, 可以准确地预测CS这一社交网站中信任与非信任的关系, 指出信任与非信任是社交网络中最重要的两个指标。Lauterbach, D.等 (2009) [5]认为CS网站的信誉机制为在线交换提供了有利于互利互惠的平台, 而且具有连通各个环球旅行分支的强大功能。Natalia Yannopoulou (2013) [6]等通过对CS网站与Airbno网站散乱和可视化信息的分析, 发现了这样一个主题:可进入私人领地、具有体现人类多元化和人际间有意义的话语表达以及人类的真实性表现, 认为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可以识别身份建构的特征和自创品牌 (UGB) 的可视化形象塑造。Jennie Germann Molz (2013) [7]提出用“道德担当理论 (moral affordance) ”阐释CS网站为会员提供交换信息平台的意义和价值, 认为这些成员之间提供免费住宿是一种具有道德经济意义的行为, 同时表明现代网络技术提供的大数据平台, 为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起到了很好作用, 并没有因此将人类孤立起来。

另有Beatrix F.Perez, Harriett D.Romo (2011) [8]、Sunny Jeong (2005) [9]、Steylaerts等 (2011) [10]、Jesudhass和James (2011) [11]、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①等, 均针对CS网站所建立的网络社区平台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认为该网站不仅促进了个性化旅游的发展, 而且让社区成员最大化地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资本利益, 并从中找到了构建信任关系的途径。

截至目前, 国内针对“沙发客”或“沙友”的研究较少, 饶华清 (2013) [12]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我国沙发客旅游文化现象, 认为沙发客旅游更多地包含目的地与客源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际交流与文化碰撞与融合。杨芳和邝奕轩 (2012) [13]探讨了“沙发客”在国内的发展, 认为我国“沙发客”互助旅游方式普遍通过互联网平台自发组织, 尚未形成相应的规范市场环境, 需要加强规范化管理。刘亚萍等 (2013) [1]以邮件问卷调查的方式, 得到248位“跨国沙友”的问卷数据, 依据这些数据和CS网站公布的数据, 对这些他们的个性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段圣奎等 (2013) [14]借助ROST Word Parser词频分析软件, 通过对国内相关沙发客网站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 获得沙发客旅游行为的50个高频词汇, 并归纳为动机、感知、活动、交通方式、沙发城市、游玩地点等六大类目。另有丁雅婷、林捷和薛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国内的“沙发客”现象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 CS所开创的旅游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 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互助旅游方式。国外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 探索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这种相互信任的平台, 实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提示人们现代网络技术提供的大数据平台, 不仅可以为陌生人之间建立可靠的信任感来实现互惠互利的互助游, 而且反过来还可促进多元社会间信任度的提升, 并给全人类建立和谐社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国内对该现象的研究, 其重点放在国内沙友的研究上, 同时某些新闻报导和一些沙友的感想散见在各类引擎网站, 而对于“跨国沙友”的研究鲜见。

二、数据来源及编码

(一) “沙友”社区成员关系模型图解

本文之所以称之为“跨国沙友”, 是因为社区成员主要定位于CS网站, CS网站注册会员遍及世界各国, 国际性特征十分明显。若要成为该沙发冲浪网站成员, 如前所述可以通过网站平台进行注册成为会员, 该平台给每位注册会员提供有披露个人信息资料的独立页面, 该页面设置有三大部分的内容:个人简介、他人评价及网站认证。主要包括姓名、所在地、近期任务、图片、是否有沙发、沙发请求回复率、上次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成为会员的时间、年龄、生日、性别、会员名称、职业、教育水平、出生地、种族、语言、参与社区的小组、个人描述、如何加入沙发冲浪网、沙发冲浪网的体验、兴趣、人生哲学、喜欢相处的人、对于沙发冲浪网的看法、去过的地方、沙发信息 (是否提供沙发、愿意接待客人的性别、最多接待人数和最多接待天数、对住宿地点和环境的描述等) 、朋友数量、评价 (Reference) 、担保 (vouched for) 人数、身份认证 (Identity checked) 、地点认证 (Location Verified) 、旅游大使 (Travelling Ambassador) ②和先锋者 (Pioneer) ③等其他标识。因此, 根据上述个人页面的内容设置, 可提炼出注册会员信息的主要路径和活动范畴。

首先“沙主”和“沙客”实际上均为陌生人, 其身份可以自我转换, 即沙主可转换为沙客, 反之;亦即均为潜在沙主或沙客。其次, 沙主与沙客的相识, 多数是依赖CS网站所提供的信息建立初始联系, 通常是由沙客向沙主发去联络信息, 希望能够得到沙主家的“沙发”借宿, 这些沙主或许接受, 或许因某种原因拒绝, 但他们仍然是这个社区潜在的沙主或沙客, 而且均有可能组织或参加某一区域的沙发社区成员活动。第三, 这些沙主或沙客能从相互交往中满足各自的需求, 如沙主可向沙客提供住宿或当地信息, 沙客可以分享沙主的旅行经验和居住地信息等。第四, 交往过的沙主或沙客会通过CS网站相互评价, 这些或好或坏的评价会影响这些沙友的信誉。

那么, 他们之间是如何来选择一个值得信任的对方, 从而开启相互之间的联系呢?这实际上也是“沙友社区”安全运转的重要前提。图1显示, CS社区成员有一个“为沙友担保”的关键环节, 该环节由一个专有栏目标示, 所标示的内容为“担保 (vouched for) ”频次, 该担保行为发生的频率显示了该社区成员愿意为建立信任关系承担责任意愿的大小。因该担保的意义在于:若某一会员为其他会员作出公开担保, 既是向被担保人表达信任的正式方式, 也是向其他会员进行正式推荐的保证方式, 即意味着向“沙友”社区告知他对被担保方良好品德作出的保证。可见, 被担保方的一切行为 (不论好与坏) 都会影响到担保人的信誉 (或好或坏) 。最初有担保资格的人是网站的创建者和治理职员以及各个地区的负责人, 发展至今则由愿意成为担保人的注册会员构成, 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庞大交错的担保人网络。鉴于此, 本研究拟通过社区成员“担保”人数与其他因素的函数关系式来表达该社区成员信任关系建立的函数关系式, 从而探索影响“沙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因素。

(二) “沙友”社区成员信息编码

为探索“沙主”与“沙客”之间信任建立的因果关系, 笔者将CS平台上所提供的众多信息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归类, 由于数据庞大, 若将全体成员信息进行分析, 尚未找到相应的分析工具。因而, 仍然采取抽样的方法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

数据采集方法:通过浏览注册会员在个人网页上披露的个人信息, 发现最能够代表CS上“沙友”社区成员最活跃、沙发冲浪次数最多或者是最早注册会员的信息是Experience这一关键词。因此, 笔者按照Experience频次从高到低进行搜索, 分为1 000次以上为一个抽样群, 800-1 000次为一个抽样群, 600-800次为一个抽样群, 400-600次为一个抽样群, 400-200次为一个抽样群, 然后是200次以下的抽样群, 这样最终收集了309份个人主页信息。需要说明的是:有800频次经历 (Experience) 以上的“沙友”信息几乎全部收集在本研究的样本群中, 其余频次人群是随机收集, 最低频次限制在30次及以上。然后, 将这些收集到的个人主页信息进行编码, 并建立数据库。

信息编码的原则:首先, 若以数字出现的信息, 则全部采用实际数字代表编码。其次, 若以文字出现的信息, 分为三种编码方式, 一是用整数1、2、3等数字进行编码, 如学历、居住地点等, 二是用哑铃型数字进行编码, 如性别、是否有身份认证等, 三是对于个人信息披露完成的程度来评分, 每出现一条完整的个人信息赋值0.5分。通过这样的编码, 得到64组编码数据, 再经过仔细地筛选, 最终确定27组数据作为函数关系式中的变量, 包括沙友的个人信息、居住地、担保人数、是否是大使、是否为先锋、注册为会员的时间、通过沙发冲浪结交的朋友数量、好评差评数量等。

(三) “沙友”的社会属性特征

根据309份个人主页上提供的个人信息, 经过信息编码进行统计, 其社会属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表明在沙友社区中最为活跃的性别群体为男性, 这基本符合CS公开的注册会员性别比数据, 另外从个人主页提供的信息也可证实, 有着丰富沙发冲浪活动的男性多于女性。最活跃沙友居住在欧洲的人次最多, 占抽样人数的59.5%;其次是美洲, 占抽样人数的22.4%;第三才是亚洲, 占抽样人数的14.2%;这一结果比较符合沙发冲浪从欧美国家兴起的这个客观事实, 也符合欧美人追求个性化的旅游文化特征。最活跃沙友的年龄层次, 31-40岁所占比例最高, 达到抽样人数的44.7%, 高于CS网站公布的平均年龄“28”岁, 这表明这一群最活跃的沙友更为成熟和更有经验, 所注册会员的年限亦可证明, 这一群活跃沙友大多数都已经是“老沙友”, 他们当中90%以上的沙友已经是注册了3年以上的会员, 其中50%的人是注册了5年以上的会员;可见所抽样人群的年龄高于网站平均年龄是可信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他”年龄层次, 是指这部分沙友在网上标注的年龄为90-120岁之间 (可判定为不真实) , 或许这部分沙友对于公开年龄还是比较介意。另外, 309人中40%以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另有相当部分沙友认为学历不重要或者没有明确描述。在职业分类方面主要根据个人主页上的信息进行归纳, 分为国家机关事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和服务人员, 这几类职业的沙友人数差别不大, 其他职业类型中尤以旅行为职业的人数最多。表1还显示了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特征, 即被誉为先锋者的人数占抽样人数的65.3%, 而被誉为旅游大使的人数也占抽样人数的42.9%。这表明这一虚拟旅游社区信任关系的维系, 是非常依靠这一群具有极高信誉和为他人担保的旅游大使和先锋者, 他们是维持这个社区正常安全运转的中坚力量。

三、“跨国沙友”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形成机理

(一) 相关变量的定义

为探索CS沙友社区信任关系形成的规律, 拟建立担保人次与其他变量的函数模型, 这些变量包括有309位沙友的社会属性、他人的评价、注册会员年限、朋友数量、个人信息披露程度等。在建立其函数模型之前, 需对相关变量进行定义。由于变量较多, 故表2中只列出了309位“沙友”的社会属性和部分最为相关的变量。

(二) 担保人次与相关变量的函数模型

以担保多少作为衡量信任关系的指标, 可建立以担保人次 (Y) 作为应变量的函数关系式, 其他个人社会属性、他人评价、成为会员年限、是否旅游大使、是否先锋者等是Y函数的自变量。根据变量的特点, 经过多次拟合计算, 最终认为构建线性函数模型较为合适。因此, 本文采用SPSS18.0进行逐步回归 (stepwise) , 其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回归结果显示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指标R2=0.596, Dubin-Watson=1.935, 接近2, F值为72.392, 表明该回归模型拟合优度良好;同时, 回归计算仅得到的6个自变量和常数项, 这些相关变量t值的Sig.值分别为1%和5%上的显著水平, 说明这6个变量均通过检验, 而其余变量, 如个人社会属性特征、是否为先锋者④、居住地、身份认证、地点认证、信息披露程度等均未通过检验而未成为显著相关变量。另外, 这些变量的共线性统计量容差和VIF值均小于10, 共线性也可以忽略。因而该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担保人次Y与其他自变量的函数关系成立, 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样, 则可得到如下函数模型:

注:***是指1%上的显著性水平, **是指5%上显著水平。

根据上式可知“沙友”担保人次Y的多少主要与其社区朋友数量P、来自偶遇沙友TR和沙客S的评价、注册为会员的年限T、照片贴吧数量PC、是否为旅游大使TA呈显著相关关系。Y与这6个变量的系数均呈现为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社区朋友数量越多、注册年限越长、偶遇沙友和沙客的评价愈多、在个人主页上公布的照片数量越多, 则该沙友担保的人次就会愈多。同时, 该沙友若为CS社区的旅游大使, 则担保人次会增加很多, 因旅游大使的系数最大, 为11.308, 也就是说沙友中被誉为旅游大使级别的会员, 会积极主动地为其他会员担保, 这既表明了他或她十分信任他人, 同时他或她也得到他人的信任, 从前述对旅游大使的含义阐释中也可证实这一点, 因而可以说“旅游大使”是CS社区中的灵魂人物。另外, 沙友注册的年限系数次之, 为5.667, 表明该沙友参与沙发冲浪活动的时间越长, 为他人担保的次数就越多, 这仍可表明担保者信誉良好, 即信任他人或被他人信任的程度非常高。虽然来自偶遇沙友和沙主的评价、社区朋友的多少、照片贴出数量的多少对担保人次的影响不如旅游大使和注册年限时间那么强烈, 但仍然表明了这几个因素是影响担保人次多少的重要因素, 也即是建立沙友社区信任关系的重要基础。因为偶遇沙友和沙主的评价越多, 说明担保者在社区接待的沙友就越多, 参加的沙友社区活动也越多, 且口碑良好、信誉高, 才有可能得到很多的好评 (网上公布的信息, 好评在95%以上) ;社区的朋友多表明该沙友参加沙发社区的活动多, 进而结识的沙友多, 由于信誉高, 值得信任, 自然朋友就多, 朋友多, 担保也就多;贴的照片数量多也表明该沙友愿意与其他沙友分享沙发活动的经历, 至少隐含着信任他人的倾向。可见以担保人次Y作为应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函数关系, 可以合理地解释CS社区成员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因果关系, 也即是担保人次可以作为衡量CS社区信任程度的关键指标。

(三) “沙友”社区信任关系链

通过上述担保人次与其他自变量的函数关系式, 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规律, 即是在CS沙友社区存在一个十分稳固的信任关系三角环形链, 如图1所示。

图1所展示的信任链, 可阐释CS社区跨国沙友信任关系的形成机理。该信任链具有两层意义, 其表层意义在于, 为他人担保必然显示了对他人的信任, 通常来讲人们更愿意为朋友担保, 朋友越多担保也就会越多, 由于担保多也会结交更多朋友;同时, 旅游大使需履行被赋予的责任, 经常要联络某一区域的沙友开展活动, 因而就有可能认识更多的沙友并成为朋友, 还因履行旅游大使的责任, 为建立相互信任关系, 需要为他人担保, 反过来由于有旅游大使的信誉, 沙友也愿意与其建立朋友关系, 并愿意成为其被担保人。不仅如此, 这三个互为前提的因素, 还共同会受到“注册会员年限”、“沙友的评价”、“照片贴吧量”以及其他变量 (某些变量虽没有进入函数模型, 但还是有影响, 如先锋者成员等) 的影响。这样一来, 自然就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信任关系链模型图。该模型的深层意义在于:担保人数、社区朋友数量、履行旅游大使责任因素相互链接成CS社区沙友信任关系的三角环形链条, 这3个因素是互为前提条件建立信任关系的链条节点。很明显, 该环呈现为一个具有稳定性的三角环形, 其重要性和稳定性非常明显, 缺一不可, 只要其中的一个节点脱落, 其环状链条就可能断裂, 其稳定性就会失去。这一规律, 也部分印证了前述研究成果中有关于影响信任因素的三个方面:即受信方特征———声誉、善意, 施信方特征———态度、对他人一般性信任的程度等, 双方互动特征———沟通、交往频次、相互承诺等。由此可见, 类似于CS沙友社区的虚拟社区成员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更需要成员之间的坦诚、愿意付出、为他人担当以及持之以恒的热情参与等, 进而赢得相互之间的信任。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