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关系的演进

信任关系的演进（精选9篇）

信任关系的演进 篇1

一、绪论

信任使群体成员保持良好的心境,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罗特尔对人际信任的研究表明,个体人际信任的形成取决于父母、教师、同伴等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对诺言是信守还是违背的现实行为和态度。父母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采取的信任态度和信任措施,直接影响着幼儿的人际信任观念和人际信任水平。而处于5～7岁阶段的幼儿是人际信任开始建立的关键时期,所以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二、对象与方法

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分为父亲信任问卷和母亲信任问卷)。对家长发放问卷53份,回收50份。

儿童信任实验法是笔者对幼儿进行了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的实验。实验采用故事访谈的形式进行,为儿童创设一个和陌生小朋友分巧克力和送出巧克力的情景。在分巧克力实验中,要求被试从两种分法中进行选择(由教师分或由陌生小朋友分),选择由小朋友分表明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分巧克力实验中请被试选择送给陌生小朋友巧克力的数量,并预期小朋友返还巧克力的数量。送出及返还巧克力数量越多表明被试的信任水平越高。每个实验情景中,除了“陌生小朋友”外,还让被试评价信任对象为“同年级同学”“同班同学”“好朋友”时的选择。

2.研究对象。在50名幼儿中,男孩28人,女孩22人,分别占56%和44%。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5人,占30%,本科及以上有35人,占70%。母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6人,占32%,本科以上34人,占68%。

三、结果

(一)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 幼儿人际信任基本情况。

在对幼儿选择分巧克力的方式进行统计后,发现在老师和陌生小朋友中,37个选择让老师分,13个让陌生小朋友分,它们分别占总数的74%和26%。在老师和同年级小朋友中,62%的小朋友选择老师,38%选择同年级的小朋友;在老师和同班小朋友及老师和好朋友中选择老师的百分比分别为38%和14%。

笔者得出:在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的小朋友和老师中,幼儿更多地选择让老师分。在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中,幼儿会更多地选择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

为了检验被试对陌生小朋友等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别,又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得到P<0.05,差异显著,表明大班幼儿在面对四种不同的对象时,选择分巧克力的方法会有不同。所以说,他们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这也充分说明幼儿对人的熟悉程度越高,相对来说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进行统计后发现在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中,幼儿送出1块巧克力的人数最多,分别为28人和26人,都占总人数的52%,认为他们会返还给自己最多的也是1块,人数分别为20人和21人,占40%和42%;幼儿选择送给同小朋友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3人,占46%,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0人,占40%;送给好朋友3块的人最多,有26人,占24%,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也是3块,有14人,占28%。

由上述的分析看出,幼儿送给好朋友巧克力最多,人数也最多,按送和返还数量的多少依次为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幼儿对四类对象的信任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好朋友、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

从以上两个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大班幼儿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

2. 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1)幼儿性别与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

分巧克力方法选择和送巧克力实验的性别差异。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针对陌生的小朋友,82.1%的男孩会选择方法1,只有63.6%的女孩会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小朋友时64.3%的男孩选择方法1,59.1%的女孩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的小朋友,42.9%的男孩选择方法1,31.8%女孩选择方法1。所以看来,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在对送巧克力给陌生小朋友实验进行组统计后得出,男孩送巧克力的平均数是0.89,要比女孩的平均数0.82高,在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的平均数女孩(1.00)又比男孩(0.86)高。这说明相对于女孩子,男孩子对外界不够信任。

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送巧克力p=0.321和返还巧克力p=-0.640,所以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分析另外三个对象送巧克力和返还巧克力的数量的平均值后得出,送巧克力的平均数和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中女孩的总是比女孩的平均数高,笔者认为,女孩子又对外人抱有比男孩子更多的信任。为了检验他们的显著性,笔者又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也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2)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发现,在分巧克力实验中,面对老师和陌生的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孩子人数最多,共有37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有28人,占80%;在面对同年级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也最多,有31人,其中父亲是本科以上的有21人,占60%;是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时,选择方法2的孩子比较多,总共有31人和43人,其中本科以上的有20人和29人占60%和82.9%。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小朋友在针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会更多地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班小朋友时会更多选择方法2。这个结果和幼儿不受父亲学历影响的统计结果一致。母亲的分析和父亲的分析结果一致。从上面数据可以分析出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在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p>0.05,结果不显著。

在对同年级、同班同学和好朋友结果用同样统计方法检验,但结果都不显著。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也进行同样方法进行分析和检验,结果也是和分巧克力的结果一致,说明父母受教育水平并未影响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

(二)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父亲和母亲信任教育得分最高是3.67。父亲信任教育得分最低为1.61,而母亲则为2.00。相比较父亲而言,母亲的得分相对较高;在信任教育得分的众数上,父亲为2.67,母亲为3.00;得分大于3.00的,母亲的人数也比父亲人数多,就是说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

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教育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这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

2. 父母信任教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对父母年龄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进行了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看到在这些因素中,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母亲,给孩子提供的信任教育越多。

(三)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1. 分巧克力实验。

在对父母信任教育和分巧克力方法的选择进行分析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幼儿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对分巧克力方法对信任教育的T检验后,发现p>0.05,即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见表3:

2. 送巧克力对信任教育的相关。

在对幼儿送巧克力和父母的信任教育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对象为同年级小朋友时,期望返还巧克力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

四、分析与讨论

1.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幼儿人际信任实验结果。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异显著。即大班幼儿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和李伟民等的研究结果相似,李伟民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既受双方之间所存在的血缘家族关系的影响制约,同时也为双方之间所形成的亲近密切的交往和情感所影响,即“远亲不如近邻”,因而亲密朋友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而且是比一般亲属更多的信任。

(2)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这个结果与郑信军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没有性别差异一致。在中国,父母对男孩子的要求相对比女孩子要高,在人际信任方面也是。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发现,在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父母的学历没有影响幼儿方法的选择,进行卡方检验后也发现没有显著性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2.父母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这可能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以及社会中都比父亲承担了更少的压力和社会责任,他们所接触的也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对外界会更加信任一些。

在影响因素上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显著地影响到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

3.幼儿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在分析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儿童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综合以上方面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父母信任教育与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相关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完全忽略父母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一定影响。因此不能忽视家庭、幼儿园等因素对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作用。

五、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论,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亲子间的信任水平高,自然就会影响到孩子对除父母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但是这个研究中幼儿人际信任与父母信任教育没有相关性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样本容量不足,不能保证分组分析时每组样本数多于30个。所以扩大样本容量,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牛江河,辛自强.不同主题和风险下的人际信任:“信任圈”的中、加比较[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

[2]井维华,张庆强.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度与家庭因素的相关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6,(2).

[3]王玲,刘学兰.心理咨询[M].广州:暨南人学出版社,1998.

[4]张静.家庭因素与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述评[J].毕节学院学报.2009,(5).

[5]杨中芳,彭泅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1999,(2).

[6]张建新,张妙清,梁觉.殊化信任与泛化信任在人际信任行为路径模型中的作用[J].心理学报,2000,(3).

[7]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

[8]郑信军.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D].宁波大学学报,1998,20,(2).

信任关系的演进 篇2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与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

本文全面概括从夏商周三代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宗法性与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研究政教关系问题,首先又必须抓住该国家的政治文化特点.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特色是什么呢?宗法性是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政治异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特色.虽然三代与秦汉以后中国政治有一些差别,但宗法性深刻地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教关系.因此,本文也紧紧地围绕着宗法性这一历史的特点,按照宗法社会自身发展的阶段,阐述中国政教关系的性质.从宗法社会结构产生、发展、消亡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将历史分成宗法宗族社会、宗法家族社会和公民社会几个阶段,在每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划分出若干个小的阶段.

作 者：张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北京,100872 刊 名：零陵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5(5) 分类号：B911 关键词：中国社会   宗法性   政教关系   宗法宗族社会   宗法家族社会   公民社会*  

论信任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平衡 篇3

关键词：信任关系,法律关系,律师权益的保护

0 引言

在打黑风暴中,律师李某因为受到其委托人龚某的检举告发而被入罪,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个普通律师的犯罪案件,一个最终刑期仅一年半的轻刑案,其掀起关注热潮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它违背了大众的一般道德感情,暴露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处理上的不合理。

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人与作为代理人的律师因双方的信任而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律师应当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对执业活动中获知的当事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其保密事项的范围甚至包括非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也即律师对当事人一般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都具有保密义务。律师法的规定从制度上排除了律师可以随意出卖当事人的可能性,而与之相对,当事人对律师的保护和容隐责任却缺乏相应规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对当事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实际生活中,律师的合法权益在此层面上仅仅只能凭借当事人的道德良知,即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基础加以维护。更为糟糕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当事人(犯罪嫌疑人)举报他人(当然包括他的代理律师)犯罪事实会得到立功减刑的宽大处理。加之律师和当事人处于共同的利益共同体内,律师为了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存在失当之处,内部成员间通常也缺乏防范,结果便形成了律师很有可能落当事人于把柄的危险。此种情形下,委托人作为一个最为关切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会很自然地因为刑法规定而受到激励、出卖自己的代理律师。制度上的设计令委托人的收益与代理人的损失具有了相关性。代表道德价值的信任关系与代表治安价值的法律关系之间存在了一种张力,这种存在于亲密主体间情与法的紧张从古到今都有。有意思的是大多数时期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此问题上都选择了法律“屈从”道德的规定。我国对此是否应该借鉴,而重新平衡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做出更加明智地价值选择。对此,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

在“亲亲相隐”制度的现有研究中,目前比较全面的观点是“从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均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1]尽管东西方基于不同文化土壤所生发出的容忍制度存在因亲属的尊卑远近而不平等,因立法的指导思想而有不同,但在基本的立法旨意和发展方向上都有相似之处。

第一,在基本立法旨意上,容隐制度都是为了尊重伦理底线,防止律法悖逆道德伤害善良风俗,保护实现道义行为不受法律规定侵害,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即是为了保护家族制或家长制的需要、维护家长或族长的权威地位。

《唐律疏议》有规定:若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处绞刑,同时其他卑亲属告尊亲属所受的处罚也明显重于尊亲属告卑亲属应受的处罚。照顾人性人伦的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被规定为法律义务,一旦违反还要科处重刑。可见中国传统容隐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持儒家主张的家庭内部伦理关系和上下尊卑秩序,最终使以宗法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延续。[2]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表为家国同构,家族是国家的统治根基,君主对国家的统治其实是族长(家长)对家族内部统治的放大,维护家族内部等级的宗法伦理因此被提升为国家法律。所谓“家长制度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及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姐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推之于宗教,若乡党,以及国家,君为民之父,臣民为君之子。诸臣之间,大小相维,犹兄弟也,名位不同,而各有适于其时地之道德,是谓中。”[3]

同我国古代法充斥的浓重家长尊严意识相类似,古罗马帝政时期之前,亲亲相隐制度包含了以下非常明显维护家长权力的规定:家长对家属的私犯,家属无任何请求权;子告父丧失继承权,父告子则是当子犯应判处死刑的重罪时,丧失对子的继承权。[4]

第二,在容隐制度的发展方向上,容隐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强,包括容隐内容的扩大和容隐主体的增加。

从容隐内容上看,古代中国法和古罗马法都曾规定了一些严重威胁国家利益和安全等重罪不在容隐之列。但到近代,如《法国民法典》(1810年)和《德国民法典》(1871年)都取消掉了国事罪不得容隐的限制。自《大清新刑律》(1910年)至国民时期的法律也取消掉了封建制时期对容隐范围的限制。

从容隐主体上看,容隐亲属的范围也由近至远不断扩大。例如在西方,古罗马的容隐亲属范围似乎仅在一个家长权之内的亲属间(有时也可能包括祖孙),未涉及兄弟、伯叔等。到1810年《法国刑法典》,容隐亲属范围扩大至所有直系尊卑亲属、现配偶或前配偶、兄弟姐妹或同亲等之姻亲。1871年《德国刑法典》扩至尊卑血亲姻亲、配偶及未婚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还包括养父母子女、养育父母子女。1976年《德国刑法典》又增加了“配偶的兄弟姐妹及曾有二亲等以内姻亲关系者”。1968年《意大利刑法典》在直系血亲姻亲、配偶、兄弟姐妹及同亲等之内的姻亲之外,明确增入叔伯父母(含姑姨舅等)及堂兄弟姐妹。1975年的《法国刑法典》竟扩大至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和姻亲。这个亲属范围甚至包括自己和配偶的伯叔祖父母、堂(表)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孙子女及其配偶最初基本只局限于很亲近的家属范围内。[5]这样的变化反映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交往活动的对象不断增加,原本单纯维护家族内部家长权威的容隐制度逐渐转化为维护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善良风俗,保护的客体从纯粹的有血缘关系亲属间的亲属之爱趋向于在现实交往活动中有亲密联系人间的道义责任。

最初的“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重视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使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的现象不再发生。[6]

在以律师和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委托关系存在基础的律师制度下,“亲亲相隐”制度将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体现出的法律文明和人性关怀精神,同样适用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全力奔走,当事人因律师为自己的帮助而怀报感恩之情,他们都是在实践人与人之间良善的道德义务。所以,尽管律师可能知道很多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职业道德要求他也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同样的道理,在当事人知道不利于律师的情况时,他也应当为帮助他的律师保守秘密。只有双方互为对方着想的环境存在,双方才能消除芥蒂,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为当事人的辩护,这样不仅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能有利于实现律师制度保护人权、平衡司法权力的作用。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价值选择。

2 律师伪证罪之制度考量

尽管在当今中国,律师伪证罪尚是悬于刑辩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从世界各国比较法的角度上看,律师的豁免权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和普遍。同医生、牧师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相似,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律师同嫌疑人的关系如同近亲属一般,律师有为当事人保密并拒绝作证的权利。律师的豁免制度不仅是法律赋予律师在与委托人交流后对所获信息享有保密的权利,而且在许多国家也是被视为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国际社会对这种法律权利和职业道德予以普遍地尊重、承认。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罪嫌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7]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

外国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制度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赋予律师充分的豁免权可能导致律师作伪证的情况,甚至一些外国学者明确指出:被告辩护律师,特别是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它的工作应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对被告辩护律师来说,如果证据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或该证据带有偏见,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那么,它不仅应当反对法庭认可该证据,尽管该证据是完全真实的。[8]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刑事辩护的职能与司法机关发现案件真实的职责是格格不入的。

既对律师豁免权的负面效应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那么,为什么国际上普遍的立法经验仍然不约而同地排除了律师伪证罪?

首先,这是基于立法者对律师刑事辩护正当性的认识,律师辩护的存在和发现案件真实无关。法理上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正义。强调程序公正,认为刑事辩护制度虽然与案件事实的发现有密切关系,但由于它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不总是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事实发现的基础上,相反,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而其保护的合法权利的核心,是诉讼权利,只有诉讼权利得到保障,实体权利才有保障。因此,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如果不建立在程序公正的础上,是无法得到完整而彻底的说明的。[9]因此,律师辩护豁免权的作用就是为了能更好保护罪嫌,维护程序公正,且于可能有害于案件事实的发现无碍。

第二,律师辩护的正当性根据是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指控人辩护权,建立刑事辩护制度,旨在为政府提出和赢得起诉设置障碍。这是刑事诉讼附加的政治性目标,即确保起诉方的权力不被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权力加以使用,因此,赋予被指控人权利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从而保护所有公民不受非法侵害。[10]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积极、有力且全面地为其当事人辩护。[11]使得渺小的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因为有专业的法律援助而不至被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所以人权保障价值的实现要求律师应当被赋予辩护豁免权。

第三,律师辩护的方法论依据是相对制度。美国著名法学家朗·富勒指出:公平的审问必须慎重地顾及互相争执的双方,使双方都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和评判。要让法官知道一项辩论究竟有力到什么程度,必须让他先从殚思竭虑而申辩的人那里听取辩词。这就是律师的工作。他的职责不在判决而在说服。我们并不要求律师以一种超然的和毫不偏袒的方式报告案情,而是要求他处理案情使之显得最为有利于他的委托人。他不是像一珠宝商,慢慢地在光线之下转动钻石,使它的每一片小平面都能全部显露。相反的,律师好比把钻石稳定于一个角度,使它单独的一个面特别惹目。律师的职责是帮助法官和陪审员以利害关系的目光来看待案件,因而同情于他的诉讼委托人在命运摆布之下的境遇。[12]正所谓兼听则明,相对制度就是为了使法官在刑事辩护中摆脱偏见羁绊、形成中立的判断。为了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相对的平衡,在承认公诉方的控诉永远也不可能保证绝对真实无误的情况下,对与之相抗衡的律师的辩护也自然不能苛求其没有错误的发生。因此对于律师辩护中的不实,应该报以宽容的态度,给予辩护豁免权。

其次,这是基于法律不能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的基本属性。

朗·富勒在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认为,法律是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来源于正义原则或其他法律的实体目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是立法者必须遵守的程序上的价值要求,如果不遵守这些要求,法律的实体目的就无法实现。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他看来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般性;公开;不溯及既往;明确性;不矛盾;稳定性;可为;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13]其中可为,即是要求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不能让人在选择遵守法律时还需受到内心道德良知的煎熬。因此,法律的内在道德要求至少应当对委托人举报律师伪证罪的情形加以排除,因为,让当事人要通过选择背信弃义而遵守法律的法律,本身就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

3 我国刑法规定的考虑因素

在我国,刑事律师的辩护权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存在更是让刑事律师的执业活动变得异常凶险。

从产生过程看,1979年刑法中并无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设置。1996年随着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为保证侦查活动不受干扰,在该法第38条作出了以下禁止性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年通过的《律师法》第45条也进一步明确了前述行为的行政后果与刑事后果:律师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1997年刑法修订,上述规定在刑法中被确认为罪名: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专门为辩护律师打造了一个罪名,从而增加了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14]

对于设置律师伪证罪的理由,立法机关的解释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也相应有所扩大,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必须依法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得利用这些权利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所以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和打击犯罪的需要,新的刑法增加关于这一犯罪的规定。[15]

单纯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理来看,立法者这样的考虑完全是合理的,但同时从此也可以明显地读出立法者对于律师的戒备与防范心理,其潜在的预设为,律师比较容易在执业过程中作伪证,进而会妨碍到诉讼进行,因此必须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从刑法上设置条款严加控制。

另外,我国法律规定律师伪证罪也反映出我国立法者出于急切希望提高司法效率的片面追求。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中,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说话”的一方,“帮助”、“引诱”等行为大多都是律师帮助当事人或证人回忆情况时的业务技巧,出于善意的引导在实际执业的很多时候都是有必要的,然而刑法第306条的存在令这些正常的执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律师在执业中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其结果是使司法机关办案掣肘的监督减少,司法机关的侦查权力得到强化。对司法机关而言,对律师的执业行为作出更多限制,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低成本的侦查成本获得更加丰厚的侦查成果。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法这样的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我国侦查技术水平较低,司法资源缺乏的反映。但凡一个国家司法资源丰富,侦查水平较高,律师即使有帮助做伪证的行为,也容易被及时发现,而不至于最终对司法判决产生影响。司法机关在能够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之际,自然也就不必再担心律师作伪证危害到司法秩序。

此外,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一直表现出过度的防卫社会的思想,使得刑法的意义被长期定位于打击犯罪之上。这也是造成严惩律师伪证罪的一个原因。为了消灭犯罪、惩治犯罪分子,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不惜成本、宁枉勿纵的做法通常都为人们接受,此时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不被人重视。当为犯嫌辩护的律师成为打击犯罪的绊脚石时,律师的辩护若还存在不实之处就更容易触犯众怒,进而为被科处重刑创造了条件。

4 信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辩证

以上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从制度设计角度考察当事人检举律师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允许当事人检举他的代理人更深层次上是触及到了法理学上法律和道德间的互动。作为研究一切法与人问题的学科,法理学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的考察,是其中始终确定的一个主题。

早在古希腊文化中,便存在着代表信任关系的道德和法律选择间的挣扎与无奈。伟大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主人公安提戈涅就在是否遵守法律放弃安葬自己的兄长,和违背法律自己受到法律制裁而维护亲情安葬自己兄长间做着痛苦地抉择,最终,她选择了后者,结果是自己因违法被处死。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伦道德的维护因违背法律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道德和法律间紧张的探讨,绝不仅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迄今为止,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讨论发生在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之间。

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至上,“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16]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弃恶从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城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17]而正义与否,善良与否从根本上都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在自然法学家眼中,正义、善、美德作为自然的东西,是法应有的特质,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发展到当代,自然法学派尽管其内容和形式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它的核心仍然是“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和依据”,而且其观点更加直接、鲜明但是,由于作为自然法基础的自然、理性、正义、平等,仅仅是一组超越时空的永恒抽象的道德规则因此,这就必然带来其自身理论不可读解的困惑然而,若撇开自然法理论的绝对性、抽象性等缺陷,同样能从中获得关于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有益启迪。[18]

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是分析实证法学派,其代表人物奥斯丁最早提出了法的道德价值虚无主义的主张。虽然他已认识到,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法律的发展必然受到道德的影响但他坚持认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不存在必要或概念上的联系,并且说,把法律与道德混淆的趋势是产生“莫名其妙的术语,隐晦无知和困惑的一种最丰富的来源。”[19]因此,奥斯丁主张哪怕在道德上是十分邪恶的法律,只要制定程序和颁布方式都符合程序法上的规定,就当然合法有效。这就是著名的“恶法亦法”的观点,开创了西方法文明发展史上法道德价值虚无主义之先河。而主张“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则认为法学只研究“实际是这样的法律”,法律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20]总之,在分析实证法学派学者的眼里,法律只是一种行为规范,与正义、善良等道德判断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对法律而言只讲合法性而无需讲正当性。

两大类观点的论战进行到当代,最有影响的可能当数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富勒的见地,他在《法律道德性》中指出:新实证分析主义者哈特提出的“只是作为事实存在而其自身没有效力问题的承认规则”和“不受约束的主权者”相差并不太远。“在一个法律体系的运作中存在着某种可以被真正称为‘社会维度’的东西”,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立法者与公民之间真正有效的互动以及某种默认的合作是创建一个法律体系的关键因素。[21]正因为存在上述认识上的缺陷,哈特及其他实证主义者只能将法律视为“简单地作用于公民”的“单方面的权威投射”,不论它碰巧是道德还是不道德,公正还是不公正;他们所关心只是法律“从何而来”、“谁能创造法律”,并因此将对法律的尊重直接等同于对既有权威的尊重。总之,哈特的承认规则并没有真正拒斥奥斯丁的“命令说”,因而也并没有在理性基础上解决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哈特所描述的法律仍然缺少一种可以被人们自愿服从的理性的权威基础。从这样一个法律概念所演绎出的必然是屈从于权力意志的有限的法治概念,而不是可以限制权力恣意的限制性法治。[22]

此外,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分离法律和道德之间关系的思想进行交锋的还有当代西方法学家德沃金,他提出的法伦理学思想也颇具启发性。他试图克服法律实证主义的缺陷,认为法律并不是与道德截然分立的,法律之所以有约束力,在于它具有某种独立的道德价值。因此,他主张探讨任何法律问题都必须追问道德本质,并且认为任何试图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是无益的。

5 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制度构想

从刑法上处罚律师不当的执业行为多有不妥,建议取消取消刑法上的规制意味着需要从其他方面加强规制。在刑法监管以外,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管的途径有很多,如何才能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就显得很有现实意义。

《律师法》对律师职业的基本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即律师执业的基本定位是追逐利益的商业属性和遵循职业伦理规范的公益属性的一体两面统一体。

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获取报酬的职业不再被视为不道德的。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相适应,作为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律师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律师职业者脱去了原来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由吃公家饭的管理者变成了市场经济中凭本事吃饭的服务者。律师职业本身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知识和技术转化为商品成为正当的。同时,人权和正义是律师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对于从事律师、医生以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其职业义务的内容尤其强调利他主义和伦理性。

一体两面的职业定位对律师个体而言,在追逐利益和职业伦理两间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在新约圣经、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之中,都可以读到他们对法律职业者的辛辣批判。由于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市场交易活动的合法化程度,所以应注重对律师职业监管制度的构建,通过合理的制度防止营利动机侵蚀职业伦理,同时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每个国家对律师行业的监管模式都因该国法律文化传统、规范惯例和司法体制不同而不同。在我国,由于无论是单独运用市场竞争手段淘汰不道德的营利行为,还是单独加强国家干预通过免费服务的方式来保障业务活动的伦理,或是单独依靠行业自治、团体自律来维持道德信念和纲纪都具有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因此,我国律师法确立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两结合”的监管体制。但律师法的“两结合”是强调以司法行政管理为主,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为辅的不均衡的“双结合”。例如,律师法第46条对律师协会的职责作出规定,这些职责但与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强势管理和处罚相比,是相当有限和“虚化”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协会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的助手,真正管理律师的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容易导致律师职业活动过多地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有违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和自治的基本精神。[23]

结合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政府是管理者,但不是唯一的管理者,凡是能由市场自我调节、优胜劣汰的事情,政府不必介入;凡是能由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的事情,政府主要履行监督职能只有那些只能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情,才由政府直接管理。律师执业监管的主体是律师协会。我国目前应该做的当是加大“两结合”中行业监管的比重,更合理地发挥律师协会对律师应有保护和监管作用。

现有研究提出的加强律师律师协会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各地间的律师协会应当相互独立,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独立的财政保证和人事任免机制,与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机关真正分离。

第二,取消行政处罚权,由律师协会对其会员行使处分权,赋予律师协会接受对于律师违纪违法的投诉,对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律师法》及相关规章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的完整的惩戒权。即由律师协会行使纪律处分权。

第三,将行业准入等日常管理职能赋予律师协会,让其掌握管理的实权,充分保障行业组织在律师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树立律师协会的地位和威信。

信任关系的演进 篇4

中新社台北十月二十九日电(记者 黄少华 于晶波)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指出，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既是两岸关系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台湾主流民意所强力驱动，不容在野阵营的诬蔑和扭曲。

吴伯雄今天下午在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上就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即将在台北举行会谈发表谈话。

他表示，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应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之邀，订于十一月三日至七日率团来台，进行两会协商，并签署协议。这是自一九九三年四月辜汪会谈以来，两会领导人第四度会谈，也是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会领导人第二度会谈，更是海协会会长首度来台，象征两岸关系进入良性循环时期，极具历史性指标意义。

他说，民进党八年执政期间，两会管道完全失去互动，涉及人民权益的事项，无法透过两会协商来加以保障。同时，由于这八年民进党不断冲撞台海红线，造成两岸关系紧张，使得国际社会对台湾十分不谅解。幸有国民党和中共建立沟通平台，避免两岸政治及军事摊牌。

吴伯雄谈到，五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谈时，一致同意两岸两会“于最短时间内”复谈，海协会立即发函邀请海基会前去北京协商。六月十三日，江丙坤与陈云林在北京签署实施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来台旅游两项协议，获得台湾民众欢迎。

他指出，无论这两项协议，还是江陈台北会谈所预定要签署的四项协议，包括客运包机扩大化与便捷化、海运直航、直接通邮、食品安全机制等，都是现阶段台湾所迫切需要的，也是民进党执政期间想做而做不到的，因此，各项民调均指出，多数民众支持江陈台北会谈。可见陈云林访台，既是两岸关系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台湾主流民意所强力驱动，不容在野阵营的诬蔑和扭曲。

吴伯雄认为，两会协商制度建立于一九九一年，自始就是基于搁置政治争议、创造人民福祉的精神，迄今也都秉持台湾尊严与两岸对等的原则，所有的协商成果都有利于台湾。为避免台湾在东亚经济整合中被边缘化，提升台湾竞争力，以及弥补民进党八年执政几无成效的两岸关系，当前，两会管道尤须加强运作，以增进民众权益，创造经济利益，又完全无损台湾政治地位，也有助维护台海现状，在野阵营实在没有正当理由来阻挠。

美国大学与城市关系的演进历程 篇5

一、大学与城市在空间上的分离

殖民地学院时期,高校与城市在空间上基本处于分离状态。17世纪初期,一批受到英王迫害的清教徒来到北美大陆,为了使自己的教派延续下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教堂和学校培养未来的牧师。在宗教和社会因素双重影响下,殖民地时期美国先后建立了九所学院,这些学院大多建立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小镇或者城市郊区,很少建在城市的中心地区。例如,哈佛大学建立在波士顿以外的坎布里奇小镇;耶鲁学院在康涅狄格州的基林沃斯创立,1716年才迁往纽黑文市,而且当时的纽黑文市和一个村庄相差无几;新泽西学院建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小城。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曼哈顿地区,费城学院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大学与城市空间上的分离最初源于地理上的考虑,这种因素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宗教的作用。[1]地理上的考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该地是否为学院的建立提供了更好或更便利的条件,其中,土地和资金是最主要的因素。例如,耶鲁大学建校之初,校址暂定塞布鲁克(由于第一任校长住在离塞布鲁克十多英里远的科林沃斯,所以学校最初实际是在科林沃斯),1716年,康涅狄格殖民地政府拨款500英镑供建筑校舍之用,学校开始寻找永久性的校址,塞布鲁克、哈特福德和纽黑文这三个地方都想要得到这所学校,结果,由于纽黑文捐赠给学校城镇周围的八亩土地以及集资最多而获胜。[2]第二,是否靠近学院管理者的居住地也成为选择校址的一个主观因素。耶鲁大学之所以选择纽黑文作为永久性校址,除上述官方原因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董事会成员多数来自纽黑文。在商议筹建耶鲁大学的十位牧师中,有七人来自纽黑文地区。第三,为本地服务和地方自豪感也是美国在新大陆建立学院的重要原因。美国疆域广阔,地理上的分散使美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中心。殖民地学院建立初期主要是地方机构,其首要目的是为本地区提供有知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领导人物,对他们的支持也来自当地社会。因此,殖民地学院大多位于各殖民地事务中心,而不是像欧洲早期大学那样的政治和商业中心。

直到美国革命后,大学与城市的分离状态依然没有多少改变。独立战争后,美国兴起著名的学院运动(the College Movement)。1851年,阿布萨洛姆·彼得斯(Absalom Peters)曾经预言:“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学院之乡”。[3]这些新建立的学院大都喜欢广大的乡村地区,而不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例如,密歇根大学建立时,密歇根州议会(Michigan Legislature)并没有考虑将底特律作为密歇根大学的校址。奥古斯塔斯·伍德沃(Augustus Woodward)法官在1805年大火后计划重建底特律,他设计了一个复杂而详细的全州高等教育系统,并计划在底特律建立一所著名大学作为中心。但是,他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对州议会产生影响。他们很快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接受了安阿伯土地公司(the Ann Arbor Land Company)慷慨捐赠的40英亩土地建立了密歇根大学。同样,1857年,当霍拉斯·布什耐尔(Horace Bushnell)为加州学院(California College)寻找理想的校址时,也倾向于将学院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他描述了在城市选址的种种不利:“它十分便于年轻人晚上逃到城市参与城市放荡的生活……这里的气氛……将不会很安静,而更多的是冗繁和缺乏新意。学习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学习,没有脱离开这种氛围……”。[4]

总之,从殖民地学院建立到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大学的反城市倾向比较明显,乡村和小镇是大学的首选。大学的这种反城市倾向一直延续到南北战争以后。科米特·帕森斯(Kermit·C·Parsons)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理想的校园是在小城镇。大学对城市有一种憎恶感,如果它们‘幸运地’坐落在城市中,他们会很快离开它。参与大都市的学术和文化生活不是他们的本性。理想的校园是在乡村。”5

二、大学与城市初步联姻

1861年,南北地区生产关系的矛盾终于激发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国内战争。战争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美国逐渐由农村步入城市,不仅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数量也有显著增长。1860-1900年,1-1.5万人口的城市由58个增至280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9个增加到38个。[6]至19世纪末,美国的城市网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南北战争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使高等教育在招生规模、院校类型、学生来源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1870年,各类学院的入学人数约为6.2万人;仅仅20年之后,这一数字就膨胀到15.7万人;到1910年,总入学人数超过了35.5万人。[7]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学逐渐被城市化的海洋包围。这个时期大学与城市开始初步联姻,主要表现为:城市捐赠大学理念的提出、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在空间上的结合、市立大学的兴起和学生来源的“城市化”。

(一)城市捐赠大学理念的提出

赠地学院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适应了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和人口激增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使得美国现代公立大学体系开始形成”。[8]赠地学院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推动了大学与城市的联姻。随着美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农业教育的重要性逐渐消失,一些赠地学院农业教育的色彩逐渐淡化,发展了更多适合城市社会需要的工业和技术教育;一些实力强的赠地学院在坚持特色的基础上发展为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例如,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最初都由赠地学院发展而来,如今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一流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的发展也带动了周围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赠地学院为农业服务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大学服务城市提供了启示。二战后,福特基金会的保罗·尤维塞克(Paul Ysvilaker)和曾任加州大学总校校长的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提倡政府应该资助为城市地区服务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即建立城市捐赠大学(urban-grant university),该倡议推动了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城市服务。

(二)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在空间上的结合

南北战争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整个美国社会对创办研究型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正式建立,希尔斯(Edward Shils)称“这也许是西半球学术史上惟一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9]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下,芝加哥大学、克拉克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建立起来。此外,老牌的殖民地学院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也通过建立研究生院、发展专业教育向研究型大学转变。老牌大学的校址大多位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小镇;而一些新建的研究型大学则直接建在了城市中,与城市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它们很多位于大城市的中心或者附近,特别是一些工业城市,如波士顿学院、东北大学都建于大型港口城市波士顿;芝加哥大学则位于美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交通枢纽——芝加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位于重要的工业城市巴尔的摩;美国大学设在首都华盛顿。表2-1列出了1861-1900年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分布情况。

(三)市立大学的兴起

除了赠地学院、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联姻外,市立大学(municipal universities)也悄然兴起。市立大学与城市政府和市民具有直接的依附与合作关系,其财政支持主要来自城市政府,因此受城市政府的控制较多;学生主要来自所在的城市地区,与当地居民具有更多联系。卢卡斯(Christopher J·Lucas)指出,“如果说赠地学院和其它州立大学是为美国的小城镇而设,那么,市立学院和大学则是为城市而设”。[10]南北战争之前,市立大学已经开始初露端倪。1819年,辛辛那提市建立了一所学院,只向该市居民收取象征性费用,这所学院后来成为美国第一所市立大学。183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曾设想得到私立学院的支持建立一所市立大学。同年,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Louisville)也着手建立自己的市立大学。1847年,纽约州立法机关特许设立了纽约市自由学园(the Free Academy of New York City),这是后来发展为纽约市巨大的、范围广泛的学院系统的开端,该学院后来成为纽约城市大学的城市学院。在随后的时间里,市立大学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纽约和底特律的学校董事会分别建立了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和韦恩大学(Wayne University),阿克伦(Akron)、威奇托(Wichita)和奥马哈(Omaha)三个城市都将原有的私立学校转变为市立学院或大学。市立大学的兴起加强了大学与城市的联系,使高等教育开始真正考虑城市社会的需要。但市立大学的发展并不景气,常常面临生源不足、财政不稳定、课程僵化等问题。[11]城市政府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因此,一些市立大学后来转型为城市州立大学(urban state university)。12

(四)学生来源的“城市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大学与城市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首先,1914年14所大学13联合起来建立了城市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rban Universities,AUU)。其次,一战后城市居民比例增加,来自城市地区的大学生数量随之增加。20世纪初,一项对178所学院的调查表明,每10名大学生中有4名来自农村地区。20年代末,大学生来源发生了很大变化,截止到1928年,进入州立赠地大学的学生更多来自城市地区而不是农村地区;9个城市拥有城市政府管理的市立大学,纽约市成为拥有市立大学系统的第一个城市,有30万学生在城市的高校就读,相当于1900年美国所有学院的学生数量;洛杉矶15万,芝加哥12万,费城9.5万,波士顿9万。[14]而且,这些只是位于中心城市的大学生数,不包括周围郊区新建的大学。

总之,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二战前,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开始从分离走向初步“联姻”。但双方的“联姻”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未进入“蜜月期”,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仅仅是空间上的邻近,并没有展开实质性互动。

三、大学与城市共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美国通过战争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方面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人口继续增加,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纽约、芝加哥等世界著名的大城市。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心城市不断扩大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功能,与郊区和周围城市联合起来形成了包含中心城市和周围郊县在内的都市区。到1990年,美国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内。城市的蔓延和扩张给社会带来许多问题,如中心城市的贫困、种族隔离和文化冲突。这些问题在二战后表现得异常突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城市危机愈演愈烈。这些问题和危机也波及到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上述背景下,二战后大学与城市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学不仅在空间上与城市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而且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与城市展开了全面互动,二者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争性共生关系。

(一)大学在城市更新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城市更新运动是联邦政府于1949年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治理中心城市的运动,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下层居民的住房问题,是联邦政府继“新政”之后参与城市事务所采取的另一重要步骤。在城市更新运动中,联邦政府、城市政府和大学都意识到双方合作的重要性。1959年国会通过了《国家住房法第112条》(Section 112 of the National Housing Act)(以下简称《第112条》)。[15]法案鼓励通过城市更新计划在大学与城市之间建立有限的伙伴关系。根据该法案规定,大学或大学的非营利机构在“邻近或属于城市更新计划的范围内,为了获取土地、建筑物或其内部设施而进行的拆毁、……重新安置居住者和恢复建筑物等活动”,每花1美元,便可获得3美元的联邦城市更新补助。这些获得、拆毁或恢复的土地和建筑物必须用于教育目的,而且要和城市更新计划以及大学或其非营利机构提出的发展计划一致。《第112条》形成了强有力的国家政策,这一政策被称赞为“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和解”。康奈尔大学教授科米特·帕森斯称赞《第112条》为“大学与城市之间休战”的开始。[16]

城市更新运动从1949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历经20多年时间,几届政府,尽管初衷很好,但最终却未解决中心城市的贫民窟问题,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城市危机。城市危机的初期,大学很少参与城市的社会事务,反而成为城市问题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反对者看来:大学成为城市中低收入学生的一种经济障碍,使他们难以获得就业所需的文凭;大学在扩张过程中赶走了城市贫困者。[17]因此,城市中的大学成为学生抗议的目标。主要的大学,如加州伯克利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与学生和社区都处于一种对立状态。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衰退和中心城市的日益恶化,大学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解决城市问题,许多城市的大学管理者都将此作为工作的重点,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为城市穷人提供教育;发展良好的社区关系;开发城市研究和相关研究计划。在参与解决城市危机的过程中,大学加强了与城市的联系,同时也从中得到了一些益处:城市成为大学的实验室,城市问题成为大学学者调查研究的对象,城市社区则成为学者们检验城市理论的舞台。很多大学的城市学习课程(urban studies programs)和城市研究所(urban research institute)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1967年,美国有80个大学城市研究所,到70年代中期,全美大学的城市研究所已经达到300个。18

(二)大学与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展开全面互动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进入大都市区时代,大学与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

首先,在以知识和人才为核心的大都市区时代,大学成为都市区的经济发动机。它们在人力资本开发、吸引外部资金、就业、购买力、基础建设、通过各种消费拉动地区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都市区的经济发展中处于尤其重要的位置,成为都市区主要的雇主和最可靠的经济来源。例如,在高校集中的波士顿地区,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八所研究型大学19 2000年使波士顿都市区的经济增长了74亿美元;共培养31,900多名毕业生,其中很多留在了波士顿;创新研究获得了264项专利、280个商业技术许可证,并新建41个公司;为25000名非学位学生提供继续教育。[20]八所研究型大学提供的人才和知识基础使波士顿地区具有不同于美国其它地区的智力优势。

反过来,都市区的经济优势也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保障。一方面,良好的经济状况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改善了都市区的住房和交通状况,为师生的学习和住房提供了更多便利。另一方面,都市区的公司、企业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就业和兼职的机会。很多学生依靠兼职工作资助自己上大学,都市区的便利条件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补充性收入。此外,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都市区,一般聚集了大量企业家和大财团,他们能够为大学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其次,大学通过建立科学园区与城市展开互动。一方面,研究型大学聚集了各类优秀人才,承担着大量科研任务,成为城市的科研中心。一些大企业都愿意建在大学周围,并与大学合作形成了著名的高科技研究中心,如波士顿地区的128号公路、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航空街(Aerospace Alley)以及东南部由北卡罗来纳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构成的“三角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以大学为基础,带动着整个都市区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技园区也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为大学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实验的舞台,并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时至今日,我们很难说清楚是斯坦福创造了硅谷,还是硅谷成就了斯坦福。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已经从以往的分离和冲突更多地走向了融合与共生,无论失去哪一方,另一方都很难获得更大的发展。

第三,大学还是城市的文化中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提升了整个城市和都市区的文化品味。大学教授在参与地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为所在城市的领导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咨询,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大学生开展各种为社区服务的活动,通过为当地中小学服务、成人教育培训等促进了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大学里的图书馆和体育场等公共设施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学习和休闲的场所。因此,在大学和学者存在的地方,文化氛围都比较浓厚。同时,城市也为大学的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整个大都市区,学者与其他机构的同行保持着密切联系,便于学者了解大学之外关于该领域的进展情况。正如帕森斯所说,“对于大部分大学活动而言,位于大城市之内或者附近为其提供了一个最适宜的环境”。[21]

尽管大学与城市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双方越来越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但二者的矛盾冲突也是难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描述了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与城市社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大学给社区带来了很大荣誉,但许多市民仅仅将它看作是享用了城市服务而回报甚微的、规模巨大的、强大的免税实体。再加上大学喜欢作出不与城市协商的单方面决定,从而使得二者的关系日益恶化”。[22]当前,大学与城市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税收和环境等领域。例如:城市的土地比较昂贵,增加了大学的经济负担;城市的不良影响常常威胁着大学周围学术社区的发展,犯罪也危及大学的师生;大学的扩张会与当地政府和社区产生冲突;大学缺乏参与社区事务的兴趣,市民常常不重视大学对城市和社区的价值;此外,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使大学获得了包括免税在内的很多特权,这也引起了城市政府和市民的不满。

摘要：美国的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井没有延续欧洲的历史，而是经历了空间上的分离、初步联姻、全面互动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二者的互动关系是与美国的城市发展状况、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大学与城市关系的梳理为我们认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信任关系的演进 篇6

会计核算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尺度, 对特定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进行的价值核算。它遵从会计主体假设,属于微观层面的核算。统计上,宏观国民经济核算是在微观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经济活动进行核算。虽然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的核算主体和具体的核算方法不同, 但是两者的价值量核算要求和核算内容是相同的。

对会计和统计核算制度的演进规律研究, 会计上主要从会计环境变化、会计与经济的互动等角度进行研究的,而统计上则主要研究宏观国民经济核算演进,此外,也有少许学者将建国后某一时期的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但他们所研究的核算属于阶段性的。通过对两者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我们发现:放眼更长时期,宏观国民经济核算和微观会计核算围绕价值本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增长理念的指导下,两者的演进在每一阶段都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正确认识并把握好这两者的对应关系对于协调微观会计和宏观统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会计核算演进规律和统计核算演进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民经济核算体制和会计核算制度也得到渐进式的发展并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以往的研究多从会计制度和相关环境角度对我国会计核算制度的变迁进行研究。虽然我国学者们对建国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时期划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起止点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以变迁过程中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为划分点。如唐国平(1992)、杨时展(1998)、栾甫贵(2005)等都将会计制度的变迁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并详述了每个阶段会计核算制度与宏观经济环境变革的密切关系。以上对会计核算制度的变迁研究, 表面上看似只是对会计核算制度在不同时间段上的简单罗列,实则揭示了会计和经济的内在逻辑,即会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发展。我国会计核算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序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迁, 不同的经济管理阶段,会计核算对其核算主体的价值核算也随之变化。

统计上, 不少学者对国民经济核算体制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尽管分析的角度有所差异,划分的阶段略有不同,但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制的演进观点基本一致。牛文元(2002)从政府层面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实践经历划为4大阶段, 朱启贵(2013)基于发展观演进历程角度,将国民经济核算的变迁划分为3个阶段。他们都强调每个阶段国民经济核算体制的变迁都是同那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同会计核算制度相似,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制经历了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MPS核算模式、与有序的商品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MPS与SNA并存模式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SNA和SEEA模式。在不同的经济管理阶段,宏观国民经济核算模式不同,国民经济核算所注重的流量与存量的价值量核算也随之变化。

3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的对应关系

微观核算是宏观核算的基础,宏观核算是微观核算的概括。国民经济核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会计核算, 二者在内容和目标上具有明显的依存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计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价值理念也不同,并且两者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笔者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将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划分为传统会计和传统GDP核算、环境会计和绿色GDP核算以及会计综合报告和多角度GDP核算3个相对应的阶段来探析两者的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3.1 传统 GDP 和传统会计阶段

从建国初期到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有序的商品经济两个阶段。从建国初到1978年,我国效仿苏联,采用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MPS核算模式;从1978年到1992年,我国采用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MPS和SNA核算模式。这两种核算模式的共同特点:一是忽视环境成本核算(吴俊梅,2008);二是忽略社会福利核算(牛文元,2002),属于传统GDP核算范畴。与该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传统会计核算偏重权责发生制即历史成本下产出总量的增加。从单一经济资产价值角度进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3个要素的核算。

3.2 绿色 GDP 和环境会计阶段

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起基础性作用。但这种只重经济发展,轻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发展方式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环境危机初现端倪。传统GDP和传统会计核算也由此暴露出弊端。学者们开始修正传统的核算体系,以SNA为基础,改革SNA核算体系,将传统GDP核算中忽略的环境成本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考虑在内 ,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形成一种“真实的GDP”即“绿色GDP”。同时 ,绿色GDP呼唤环境会计的诞生。环境会计在会计要素的范围上涵盖了涉及自然环境的经济业务, 通过辨认确定其数量和价格,进行合理公允的确认、计量和记录,并进行披露报告。绿色GDP和环境会计都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3.3 多角度 GDP 和企业综合报告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深化,为了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衡量社会发展进步放入水平, 学者们提出对GDP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和立体的核算。多角度GDP,是从多个维度、全方位、立体地对国家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进行诊断和衡量的标准。如可持续发展GDP (杨充霖等,2008) 和3G-GDP (游士兵等,2010)等被相继提出。在微观会计层面 ,环境会计进一步得到完善, 企业综合报告成为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倡导的企业报告新模式。它是对传统的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3种形式的完善与整合 ,注重对公司持续价值创造情况的连贯报告,来达到提高信息质量、高效配置资本的目的。多角度GDP核算和企业综合报告体现出整合型价值理念的思想。

4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的对应关系深层原因剖析

会计是微观价值管理,统计是宏观价值管理,两者都需要与国家经济管理相适应。不同的经济管理阶段, 价值管理目标不同,会计和统计都需要作出改变来适应它的发展变化。但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对会计和统计的发展产生影响, 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管理服务? 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计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都呈现出对应关系, 并共同服务于国家经济管理的深层原因在于它们都受到相应的经济管理理念的影响。经济发展方式和微观会计、宏观统计及经济管理理念的相互作用如,图2所示。

4.1 单一性经济增长理念指导下的核算制度

单一性经济增长理念,即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集中一切力量将“蛋糕”做大,而不惜任何代价。从建国初到1978年,在单一性经济增长理念的指导下, 我国所确定的经济发展道路是结合中国国情,效法苏联,实行集权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制定全国统一会计核算制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会计报表提供给企业唯一所有者即国家,而不向社会公开,也不存在成本保密的问题。宏观国民经济核算只将经济资产而不将自然资产作为中间资产投入进行扣除, 因而生产过程中所耗用的各种自然资源也不被作为一种已存在的资产价值看待, 故实行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核算模式。单一性经济增长理念下虽然GDP实现高速增长,却导致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恶化、公共物品供给匮乏以及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三重矛盾(纪玉山 ,2012)。

4.2 转向包容性经济增长理念指导下的核算制度

“包容性增长” ( inclusive growth) 这一理念最早在21世纪初由亚洲发展银行与世界银行提出。所谓包容性增长是指“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它更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 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理念不仅会考虑怎样把蛋糕做大,更会关注如何把这块“蛋糕”做好以及怎么分配。

1978到20世纪90年代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并逐渐从长期以来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性增长”理念转向追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改革。但大多是对以前会计准则的恢复、修改与补充。在宏观经济核算层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催生了注重国民收入增长的SNA核算体系,但国家还未正式启用SNA核算体系,出现MPS和SNA核算体系并存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由“单一性”向“包容性 ”经济增长理念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开始注重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对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财务管理体制的变革提出了要求。因此我国借鉴国际惯例,制定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并不断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要求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 ”进行双重衡量。环境会计和绿色“GDP”应运而生。绿色GDP价值核算公式为: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 的虚数 (中国科学 院可持续 发展研究 组 ,2000)。其价值核算特点是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成本核算,将自然资源看作有限财富;不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的产品与服务总和,且对该交易引起社会福利的增减进行辨别。从微观层面上看,环境会计核算是以特定单位为会计主体,并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张百玲,2003《环境核算体系研究》)。可见,此时会计和统计核算更加注重环境成本收益的核算。

“十二五”时期 , 我国提出经济增长理念要实现从“单一” 到“包容”的转变。中共十八大宣示 , 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更加全面、合理,充分体现了包容性的经济管理理念。在经济建设方面,不仅仅对经济增长进行片面评价,更要求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更加全面、立体的评价,可持续发展GDP和3G-GDP应运而生。微观会计核算方面,也在吸收“包容性”增长理念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于2010年提倡构建一套全球公认的综合报告的方法。该方法提倡用明确、清晰、持续和可比的方式, 来报告对某组织历史和未来业绩产生影响的综合信息。我国学者汪祥耀等(2013)研究认为未来的整合报告应涵盖企业财务、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4个方面, 也就是“FESG报告”。可见 ,在包容性理念的影响下 ,会计和统计核算更加注重多角度、全方面地去进行价值核算,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同步改善。

5启示

信任关系的演进 篇7

关键词：公文文风,社会发展,历史分期

中华民族素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献闻名于世。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 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 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可以说, 人们创造文字的最初目的和主要目的在于实用, 用以解决各种问题。于是应用文这种文学体裁应运而生, 它的作用是解决问题, 具有切实的功用性。应用文体源远流长, 自有文字始就有了应用文。[1]而公文作为应用文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直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

公文, 今主要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在工作中产生和使用的公务文书, 而公文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 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而因古代社会分工的不甚明确, 古代公文便兼具了丰富的职能和多重属性, 公文文风也从《尚书》中的“尚质而不文”到西汉时期的强政治针对性, 从西汉后期的过形式化到东汉末期的文饰过度, 从隋初的华而不实到唐宋时期的理直质朴, 从元朝的不重章法到明清的僵化衰败, 最后才发展演变为今天简明、实用、通俗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文。由此可见, 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文同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它已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问题, 更是一定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在文章中的集中反映, 是一定的世界观、思想路线在其中的综合表现。而在我国四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四个时期公文文风的演进规律都与政治适度、文化潮流、价值取向、重大历史事件等多种社会要素的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一、奴隶社会之公文的孕育期———《尚书》之风

原始社会末期, 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字。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动则为公务文书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尚书》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 它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 是帝王和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 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而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共五篇, 从写法上看, 它们大多中心突出, 要言不烦, 富于气势和鼓动力。这些“誓”具有相似的名称、功用和格式, 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 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都有一定的层次, 在立意谋篇上也小有所成。其中《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称典范, 条理分明, 首尾呼应, 结构非常严谨, 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 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 用“若乘舟, 汝弗济, 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 都比较形象。[2]

春秋战国初期, 各国外交活动频繁, 变法革新运动兴起, 文化教育事业繁荣, 公文的体式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 收录于《左传》、《论语》、《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的《史记》等文献资料中, 还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作为公文的孕育初生期, 这一时期的公文写作有说理透彻简洁, 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依此说可推断:我国公文的产生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 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政治性功用决定的。

二、封建社会之封建公文的发端成熟期———“文”“质”之战

封建社会从公元前221年起至1840年鸦片战争, 共经历了两千多年。作为封建社会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官僚制不断强化, 要求改善管理手段, 加强管理, 公文在国家政治管理中的作用便日渐突出。

封建公文发端于战国, 到秦汉正式确立, 之后则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而秦代国祚短暂, 二世而夭, 在为数较少的公文中, 大多具有“尚质而不文”的特点, 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 “尚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可以说, 即使先秦公文尚处于生长萌芽期, 其丰富的文种、初具格局的分类仍为后代的公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经验。

西汉初期, 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成为官方统治思想, 统治者延请高文化素质的儒生进入政界, 推动了公文文风、语言技巧以及体制的发展, 汉代文坛也涌现出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 司马迁《史记》, 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等。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 表达了作者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见, 面对现实, 分析形势, 针砭时弊, 有的则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 借古喻今, 写得深切晓明, 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而从西汉后期开始, 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 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赋”作为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 其特点是以铺叙描写为主, 讲究辞彩, 语句整齐, 半散半韵, 似诗而实文。它的行文特点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 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 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 而汉武帝却大加赞美, 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风。

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产生了骈文。骈文的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称, 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 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一般说来, 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和文采, 但往往束缚内容。骈文比赋文更加不适合于公文写作。骈文自出现之后直到清朝封建社会灭亡, 一直没有中断其流绪。[1]其对公文写作的影响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三国时一些著名政治家比较务实, 公文写作以散文为主, 出现一些公文佳作, 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与少府孔融书》,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出师表》等。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 与散文分离, 但两晋公文仍是散文为主;南北朝时, 骈文达到鼎盛时期, 尤其是南朝, 多数朝廷的公务文书, 几乎全是用骈文撰写。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 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 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 形式奇巧, 而往往忽略了公文的实质内容。[3]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 不得不说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

隋代初年, 公文几乎完全继承了魏晋时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 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 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 便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 他于开皇三年 (583年) 呈《上高帝革文华书》, 历陈浮华文风之害, 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 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 (618年) 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 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 尚多虚诞。申请盗贼, 不肯直陈”, “乱语细书, 动盈数纸, 非直乖于体用, 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初唐时期, 唐太宗和魏徵、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 魏徵、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 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 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中期, 骈体文又有所抬头, 中唐时期文学大家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 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 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上倡导文风改革, 而且著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公文。公文制度的重新建立以及封建制度的完善推动了文书立法的日趋成熟。而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 而且质量高, 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而隋唐宋元时期, 中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变革便是出现了科举考试, 科举科目的不少内容与公文相关, 对于公文文风的重新规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元代统治者则重武轻文, 公文写作不重章法, 不甚规范, 因此元代缺少精采典范的公文篇章。公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 行文宜朴实简明, 而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 却是文牍主义盛行, 冗长而空泛的公文比比皆是。

明清可谓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时期, 官僚机构的设置分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严密细致。明代开国之初, 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 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感。于是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 “颁示中外, 使言者陈得失, 无繁文。”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当时对于克服繁文之弊确实起过不小作用, 但由于朝政日趋衰败, 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于未能禁止。而清朝是封建制度最完善也是最为僵化的历史阶段, 可以说公文这种文学体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已经耗尽了生命力。文风直接接受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文牍主义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 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的现实, 直接导致了公文文体的衰败。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文”“白”之争

从1804年至1949年的100年间随着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到彻底瓦解, 封建公文由稳定走向没落, 另一方面随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变化, 资产阶级公文从开始形成、发展直至衰落。在此阶段的后期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公文, 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在共产党机关和革命根据地政权所形成的公文。

公文内容的变革推进了公文体式的革新。[4]在近代, 太平天国时期开了反封建公文中那套浮文巧言的先河。太平天国发布的多数公文使用白话文, 开门见山, 直书不曲, 使人一目了然。1911年,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 不仅废除了封建文种和封建恶称, 革除了封建公文中那些体现皇权不可侵犯和等级森严的体式, 而且确定使用白话﹑标点, 制定了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的新体式。文风朝简明、实用、通俗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五四”运动时期, 人民起来打倒老八股﹑老教条﹑推动了文风大大解放。国名党政府时期接二连三地进行公文和公文工作的改革中, 虽对革除公文中的形式主义, 虚夸不实, 云云抄录等提出过纠正, 但国名党政权的腐败﹑没落, 文风日渐繁琐﹑冗长﹑空泛﹑僵化, 连语言也是半文半白的, 公文体式仍难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余毒。

四、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公文———时代之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在新民主主义公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文系统应运而生。由于经济基础及政权性质的改变和毛泽东发动的对洋八股和党八股的不断批判, 才有可能通过全面的公文改革。在此历史背景下,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公文章法开辟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至此, 社会主义公文才完成了革除封建等级制度的任务, 不断消除旧公文中官僚主义, 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 代之以社会平等﹑便利公务和服务民众的原则。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社会主义公文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较好地实现了公文向简明﹑实用﹑通俗化的转变。现代公文“务求简洁明确, 实事求是, 以能表达意思﹑说明问题为原则;反对就公文的繁文缛节﹑陈词滥调和等级观念……”[5]国务院2000年8月发布的现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 要求草拟公文应该做到“结构严谨, 条理清楚, 直书不曲……篇幅力求简短。”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 公文作为应用文体重在实用, 言简理周且为大众所明了。这一要求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终于得以逐步实现。发端于夏商周, 经春秋战国, 至秦汉奠其基的中国古代公文写作, 从《尚书》中的“尚质而不闻”到西汉初期的强政治针对性, 从西汉后期的过形式化到东汉末期的文饰过度, 从隋初的华而不实到唐宋时期的理直质朴, 最终遵循“辞尚体要”的准则, 以简明、朴实的文风反映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 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1]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M].扬州:广陵书社, 2012.

[2]侯迎华.公文发展史的开山之作:论许同莘的开山之作《公牍学史》[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5) .

[3]吴冰.中国公文历史沿革初探[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 .

[4]佚名.中国公文的历史分期及其演进规律初探[EB/OL].[2009-02-19].http://www.51test.net/show/554449.html.

信任关系的演进 篇8

论及美国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力,仅就大学功能演进及政府与大学关系转型的影响价值而言,呈现出两层内涵:一是基于对国际精英人才的争夺及在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中胜出的需求,政府加大对教育国际化的资助力度;二是政府转变了对高等教育是消费性事业等传统观念,逐渐将政府与大学的紧密合作当成国家安全体系内部的重要组成,以至于成为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基础支撑之一。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创了政府与大学伙伴关系的新纪元。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引领国家化趋势

(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与教育资助的增大

从二战胜利后至21世纪前十年,国际人才争夺战尚未平息。美国政府为满足维持世界头号强国的需求,通过颁布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法令、组建国际教育机构,较大规模的增加教育资金的投放。半个世纪以来,就其所获成果而言终究获得了丰厚回报。主要成果包括:1961年成立的国际发展总署,重视通过开展海外教育以实现对发展中国的援助计划。二战后建立的许多著名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议会、地区教育部长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将国际教育引进高等教育的专家会议(Experts Meet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o Higher Education)等。实施的著名国际教育计划如:1952年福特基金会发起的“外国区域研究机构会员计划”(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以及“国际培训和研究”项目;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并实施了“联合学校计划”(The Associated Schools Project)、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中美洲学者基金项目和中美洲和平学术研究计划。与上述成就相关的主要基金会组织包括: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国际教育法》颁布所设立的基金会等。颁布的重要影响力相关法案有: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及国际教育委员会建立;1991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法》,该法案设立一项总额达1.5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资助海外学术研究、合作研究和奖学金计划等各种海外项目;1993年国会通过参议员E.霍林斯(Ernest Hollings)提出的扩大教育与文化交流的议案,议案的通过使1993年财政年度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金额超过2.2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5%。在国际社会,高等教育国际化亦蔚为大观,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交流计划是盛行于欧盟各国间的《促进大学生流动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计划》,又称“伊拉斯谟计划”等。

(二)国家化趋势

美国是一个传统上的分权国家,宪法将举办与管理教育的主要职权赋予各州及地方政府。二战期间,大学参与了联邦政府的曼哈顿计划,达成政府与大学首次功绩卓著的合作,自此以后,高等教育和科研成为被联邦政府纳入国家安全防务计划之中的一项重大事业。从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到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推动了多元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之后,联邦政府又陆续发布一系列旨在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法令,导致二战前兼有升学与就业两重职能的、体现适应生活原则的综合中学大发展,不仅推动普及的现代中等教育的进程,而且为战后高等教育的扩展准备了充足生源。对于确立政府与大学间的新型关系,二战胜利可谓是一个分水领。战后由联邦政府颁布的相关法令包括:一是1944年国会通过“军人权利法案”,这一法案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为扩充;二是1947—1948年间由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的《为美国民主社会的高等教育》;三是1950年联邦政府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和1954年建立“协作科研计划”;四是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以后几年内“国防教育法案”拨款近40亿美元;五是1963年颁布“职业教育法”,联邦对教育事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六是1961年国会通过“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法”和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并且建立了“国际发展总署”(AID)。伴随联邦政府对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法令的颁布,联邦政府投向高等教育与科研事业的经费有着显著增长,1958年以来的10年间增长近3倍。由于联邦政府对于高校科研的大力资助,到了5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一批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博士教育为重点的研究型大学。美国著名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称这些大学为“联邦拨款大学”,并把联邦政府自二次大战以来对高校科研资助称为是美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这些研究型大学即为人熟知的“巨型大学(Multiversity)。

上述发展图景呈现出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崭新特征:

一方面,巨型大学作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组织类型被创立,不仅对推动高等教育自身研究与认知进程产生了深远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多个高等教育研究富有前途的新领域如高等教育阶段分期与统计的研究、高等教育结构和制度研究等。

另一方面,在美国产生了高等教育控制权从院校董事会转移到州政府、又从州政府移向联邦政府的权力上移趋势,即国家化趋势。具体而言,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内涵包括:政府通过颁布教育法令、拨款资助、签订合同、以及依托民间专业性组织,承担起资助与扶持高等教育的责任,以间接控制的途径,实现政府意志与院校利益的协调。

综上所述,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思潮获得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高等教育自身固有特性开展和成长的结果。如美国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教授所强调的:“学科有其国际化的途径,其自身具有跨越国家边界的特性”。[1]正如我们所知中世纪大学因拥有世界性学术语言——拉丁语;拥有世界性知识——象征人类最高智力水平的人类知识总体;世界性的教师与学生——他们来自欧洲及世界各地,运用同一种学术语言交流思想,探讨知识,足以证明国际化是大学自有之特性。正是因为知识固有的共享性与传播性,国际化特性虽然遭遇了封建城堡、修道院和象牙塔的禁锢,但依然未被磨灭,随着现代大学院校的围墙不断延伸至州、至全国、以至于跨出国家边界走向全世界,为人们所探索和思考,由此创造了政府与大学关系转型及高等教育思想更新的历史契机。

二、国家宏观调控的尝试——大学控制权的上移

美国极度的自由竞争所造成的混乱无序同样成为困扰学者们的麻烦问题。人们普遍地从两个方向去寻找解药:

其一,跨国研究的途径。为此,专家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即那些不会从别国的经验中学习的人很可能会重复别国的错误。通过学习别国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对本国的教育了解得更多。克拉克教授认为:“正如美国商界,在3/4个世纪之前,研究了日本商业组织方式,德国方式,甚至瑞典方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竞争机会恶化及工人的罢工,美国实际上也不得不从这些外国方式的借鉴中寻找解药。跨国研究的思想鼓励了采用长远的识见看待那些我们将有可能面临的问题。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什么是不应该做的。”[2]

其二,对政府责任及国家干预的途径进行探讨,试图通过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以摆脱自身制度的危机。此类争论由来已久,可追溯到建国初期独立国家的缔造者们所信奉共和主义的理想——“实现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由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这种理想在社会改造的实践中几经严重的挫折,但是仍未被完全磨灭。

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了经济上突飞猛进的时期。是时于1883年,莱斯特·沃德发表了《动态社会学》。他认为,只有国家在强者和弱者、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中居间调处,真正的自由才能蔚然成风;只有国家决心保证机会平等并扶植讨价还价的能力,保证经济稳定和提高全民的智力水平,真正的自由才会蔚然成风。这一切均可通过明智的立法来实现。立法,说到底,只不过是一项发明——斯宾塞派显然忽视了这一点——与无数发明中的任何别的发明一样,都是人用以战胜自然的手段。”[3]康马杰对沃德的观点作出这样的评价:“沃德是给社会学研究带来足资使用的科学和哲学工具的第一位美国人,也是第一位真正的进化社会学家。”当时,萨姆纳为代表的放任主义的观点在美国社会中颇为盛行,他有一个著名论点,即所有的经验都“证明国家控制是错误的”;而沃德的《动态社会学》所宣扬的主张,可谓是向当时盛极一时的放任主义第一次提出具有科学根据的挑战。沃德的观点不仅为广泛的国家干预开辟了富有前途的空间,而且深远地影响着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袖杜威的社会改造思想。经典著作《优良社会》的作者沃尔特·李普曼探讨总体规划对自由放任主义的重要意义的思想,以及在20世纪初出版《有闲阶级论》的维布伦所持有的对货币经济深刻批判的思想,诸如此类坚信国家干预合理化的信念,对20世纪前半期的遭遇经济大崩溃时期的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是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采取的战时新政,如果不是明显受其影响,至少也是“采用了(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它的部分内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曼哈顿计划证明维布伦论断的正确性之后,物检制度便被大张旗鼓地恢复了”。[4]在高等教育领域,始于政府1787年颁布拨地兴学的土地法令,标志着政府对大学和高等教育从采取放任态度到开始关注并正式卷入的转变。自此以后,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几个影响重大的教育法案,如1862年的《莫雷尔土地赠予法案》、1944年的《军人权利法案》、1958的《国防教育法案》、1964年的《民权法案》、1965年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不仅引领了美国现代教育体系改革的趋势,而且见证了教育国家化的历史进程。正如理查德·范斯科德对这一时期政府与教育关系的重要转变所作的评论:“关于联邦政府资助教育的争论,最近几年来减少了,但从许多政治讲坛上还能听到州的权力的呼声。”[5]克拉克教授认为这一时期表现出的教育决策权向上移动的趋势——主要是指公立教育领域从当地向州层次的移动,其次是从当地和州向全国层次上的移动,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6]上述观点除了侧重体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国家化,以及公立教育管理权上移的趋势之现实意义外,还更多关注到介于高等教育与政府之间建立起的中间机构:联邦政府层面如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层面设立的非官方的民间委员会有: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美国促进科学联合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美国人类学协会(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等,这些半官方或民间委员会机构在政府与大学控制之间起到了中间“缓冲功能”,如同英国有名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对于学院传统所起到的保护作用一样。这些民间专业协调组织有助于形成政府以立法与拨款为主要途径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的间接控制的模式,有益于推动人们对于国家控制的限度进行深刻探讨。

三、政府与大学关系演进的历史分期

所谓政府与大学关系,其实质性内容大都由一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体系所规范。而一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与其所在国家践行的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具有相当大程度的类似性,这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提供了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联邦制范例,其显著重心置于构建所谓精巧设计的分权与制衡的制度。《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提到:诺顿·朗恩(Norton E.Long)在一篇经典性论文中,把“政府权力中心之间的竞争”作为复杂的政府中一个——也许是唯一——最有效的协调工具。[7]“作为一个整体的高等教育系统要求采用联邦制原则。……在走向结构整合的趋势中,牵制与平衡是如何维持的。”[8]概括而言,理解政府与大学关系这一范畴,需要分析的关键制度要素包括:决策机构与权力关系、权力意志与权力协调、权威、竞争与民主、控制与自主,以及专业单位的独立利益等。

依据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分期的特征,将政府与大学变换的相互关系划分三个阶段,即殖民地时期、学院时期、大学时期。大学时期再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前期;二是二战后期。

第一阶段是殖民地时期(从殖民地国家建立至独立战争)。那个时期的美国政府与教会均具有资助殖民地学院的传统,政府将学院监督及内部管理的大部分权限交给当地教会和校董会,政府权限仅保留对学校设置、注册管理和资助等几项事务,政府与殖民地学院的关系是疏离松散和放任自流的。

在殖民地学院时期,政教尚未分离,政府与教会共同对高等院校进行资助与管理。例如,“从1669年到1682年,哈佛学院每年平均收入的50%左右都来自政府开支,大约12%来自私人捐助,来自学生学费则不足10%”。[9]由此可见,殖民地学院时期,政教尚未分离,对于学校的设置、管理和资助,政府与教会需有较明确的职责分工:教师的聘用去留、对学校管理的视察等事务大都由教会掌管;地方当局及市立法机关则负责学校设置的审批工作,以及必要的经费资助。

第二阶段是学院时期(自独立战争后至“莫雷尔法案”的颁布)。赠地学院的兴起,有效转变以往政府对大学和学院放任自流的传统态度,而且促成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紧密配合的新型关系。

尤其是19世纪初期,州立学院和州立大学在各地开始出现,成为美国创立影响深远的州立大学时代的开端,它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因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及达特默思讼案的重要影响而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自此以后,学院自治与国家管控的问题愈益浮出水面。

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达特默思学院诉讼案的判决,赋予私立学院依法行使独立于州政府、教会的学院自治。这一美国高教史上著名讼案的判决,鼓励了民间团体、公民个人办学的热情,其在法律上赋予大学和学院完整的法人自治权。

1862年“莫雷尔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联邦政府首次正式地卷入高等教育事业。此次卷入的成果卓著,不仅使各种技术学院,农业机械学校广布于各州,不仅推动高等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而且促进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确立——传统大学与政府相互抵制、回避,政府很少意识到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责任;而传统大学和学院也往往将有效抵制政府影响当作学院自治的标尺。赠地学院的兴起则促成政府与大学之间紧密配合的新型关系,不能不将赠地学院的兴起称之为对政府承担扶持、资助及对高等教育实施间接控制的一种激励。

第三阶段是大学时期——二战前期。南北战争以后直到20世纪初期,这个阶段比喻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模式的“性格形成”时期。它经历了几个大的历史事件,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演变步入了为工业化社会服务的政治论与以探索真知为核心的认识论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现代大学自产生、成型到繁荣发展的演变历程,实际上体现着认识论与政治论的交错发展——认识论从统领传统大学一切的前台逐渐后移,政治论则逐步上升、前移,直到二战以后,“知识产业”型大学日益走进经济生活的中心,标志着政治论的哲学成为知识经济的聚焦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工业化的推进可谓迅猛,赠地学院获得成熟而迅速的发展,如1868年建成的康乃尔大学,1865年创立的麻省理工学院,1855年在密执安州立大学校内设立的工学院等,都是产生于赠地学院的世界一流学府。其中,威斯康星大学更将大学围墙扩展到州的边界,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日盛,研究型大学参与战时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对战争的胜利、国家安全的关系之重大,都标志着政治论的哲学——大学应为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承担起重要责任——正在经历持续地发酵和扩展。在这种背景下,认识论又一次由其保守形式折损了它的实质的现实意义,再去讨论大学是否只应该从事“似乎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纯粹研究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然不合时宜。而面对政府、利益集团及市场的干预与控制,业界专家学者转而热衷于对大学自治限度等问题进行探讨。

第四阶段是大学时期——二战后期。20世纪50代末至70年代中期,正值欧美各国高等教育扩张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颁布《退伍军人法案》《国防教育法》,人口的激增和出生率的高涨,高校就学人数大为扩充,引发了师资、设备、校舍、资金等各方面的变革需求。人力资本理论提出高等教育不仅是消费事业,而且是可以获取更大收益的投资的论点,使得高等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联邦政府连续一个时期将大量资金投向高等教育,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对高等院校的控制也日趋加强。如上文所述,在美国产生了高等教育控制权从院校董事会转移到州政府、又从州政府移向联邦政府的权力上移趋势,呈现出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新阶段特征,即国家化趋势。

四、国际化时期的政府与大学的新型关系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缘起于泛世界的优秀人才争夺战,带有浓重的服务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各类需求的色彩

二战后的军备竞赛、在宇航事业上遭遇苏联领先的挑战、反思越战创伤、70年代中期货币经济的崩溃,以及经济长期陷入“滞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美国政府竭力寻求能够摆脱危机的解药:一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维护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需要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需要拥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科学家;二是为走出经济发展的低谷,为越来越多的剩余资本开拓出提高效益的空间,由此需要到海外寻找较高效益的投资与资源市场。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国会连续颁布《国防教育法》《国际教育法》几个重要的教育法案,以巨额资金支持和推动国际化教育的开展。由此可见,推动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被美国政府当作权衡利弊之后的较佳选择,既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掌握世界最先进科学技术、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传统的最优秀的科学家,又可以兼顾“饮水思源”,乘机建设出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世界人才储备库”,为美国在资讯时代走出“滞胀”阴影,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人才与科技的基础。

总之,上述历程表明美国政府已经转变了认为高等教育只是接受捐赠的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人力资本论的广泛传播,将“高等教育不仅是消费事业,而且是可以获取更大收益的生产性投资”的论点变成一句警世格言。美国政府颁布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教育法案,都伴随着巨额的教育投资,这些举措足以证明政府对高等教育抱有的传统态度发生实质的转变,以及对高等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由此,高等教育国际化亦不可避免地带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维护国家安全”等此类服务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需要的色彩。

(二)政府与大学关系走向国际化及国家化

伯顿.克拉克教授认为:“在美国,高等教育与政府变换着的关系表明高等教育变得更为政府化了。他们向政府部门内部移动,变成政府部门的一个要素或部分,成为公共行政管理内部的一个部门。”[10]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引导改革大方向的教育法案、在一流大学内创建为数不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国家教育部(1979年)、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签订“科研合同”等途径,转变了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放任自流的传统观念。一方面,鉴于对专业自治的尊重,形成了对高等教育施加宏观间接控制,即政府以拨款、立法和宏观调控等协调方式对国家高等教育事业进行治理,而其中包括了尽量避免使用行政命令等方式的含义。另一方面,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并且重视依靠民间专业组织等中间机构,使之运行于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起到缓冲政府直接控制力度的功能。

从大学与高等教育内部动力机制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现了学科的自然发展需求,学科国际化是其内部驱动力。但是,国家制度层面上存在着许多制约国际化发展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在不断增长,例如,有些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的官方政策等,都将明显阻碍国际间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欧洲传统的讲座制,其割据状态与守旧性,也会明显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造成阻隔。由此可见,国家制度、官方政策、财政资助都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

综上所述,二战以来,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参与高等教育事务的实践历程表明,正如美国学者范斯科德在《美国教育基础》中指出的:“联邦政府卷入各级教育的规模和深度已使得它不大可能退出教育。联邦政府资助教育是我们时代的既成事实,而且在美国已有相当长的、普遍认为是光荣的历史。”[11]反之亦然。大学与高等教育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广度与深度及由此产生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使得他们不大可能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轴心组织中退出,也将实际上阻碍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精英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因此,美国国际化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高等教育与政府之间紧密合作、互相依存乃至走向国家化的典型范例。

五、结语

二战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为世界展现了一幅确立高等教育与政府新型伙伴关系的图景:一方面,从权力结构与协调途径的角度看,经历着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型;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主流的冲击下,尤其是国际化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从紧密合作、互相依存走向国家化的典型范例,由此创造了高等教育理论和观念变革的历史契机。

注释

1[1]Clark,Burton R.“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R].In 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Report of A Conference,Occasional Paper Number Four,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1979:9.

2[2]Burton R.Clark,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Some Perspectives From Abroad.U.S.Connecticut:Yal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Group Working Paper,1977:2.

3[3][4](美)亨利·斯蒂尔·康马杰,著,杨静予,等,译.美国精神[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12-313,356.

4[5][11](美)理查德·范斯科德,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译.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77.

5[6]Burton R.Clark,“Social Trends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In Yal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Group Working Paper.Berkeley,U.S.Connecticut:California University,1964:6.

6[7]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91.

7[8]Burton R.Clark,“Institutional Change:A Cross-National View”.In Leslie Wagner(ed.),Agenda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SRHE Leverhulme 3,1982:198.

8[9]滕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7.

信任关系的演进 篇9

一、战略联盟与信任关系

很多管理理论的研究者和企业管理的实践者都预言, 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世纪里, 企业间的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企业相互之间组建战略联盟不再仅仅是一种战略选择, 而是一种战略必须。同一行业里的企业甚至都不再被单纯地称为竞争对手, 而是被叫做竞合者。统计数据也表明, 近年来各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数量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升, 《财富》世界500强里的大多数也同其他企业组建了战略联盟, 并且表示在未来几年里联盟的数量还会增加。很多企业组建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今天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时代里, 一个企业单靠自己很难获得所有必要的资源。有的资源虽可自己培育但代价太过高昂, 而有的资源靠自身的能力根本不可能获得。所以, 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就是与其它企业结成联盟关系, 互通有无。然而, 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联盟浪潮里却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有将近一半的战略联盟以失败而告终, 不欢而散。战略联盟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如选择了错误的伙伴、联盟前的准备不充分、双方文化不契合、联盟伙伴之间缺乏信任等等。而信任在不同学者的研究里面都被列为影响战略联盟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决定联盟成败的关键,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信任关系在战略联盟这一组织形式里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思索。

战略联盟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组成。这种组织模式与一个独立企业的最大区别就是联盟里强调跨企业的合作, 并且, 这种合作关系具有风险性。企业之所以要组建战略联盟是因为联盟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 如降低经营风险、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或专利互补、缓解竞争强度、规避贸易壁垒、实现国际化经营等等。不过, 并不是所有的战略联盟都实现了其预期的目的。战略联盟在多大程度上按预定的轨迹发展并最后取得成功取决于联盟各方关系的质量。而联盟里各方的关系质量就是指的各方信任度的高低。

在一个战略联盟里, 管理层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一种信任的文化。如果缺乏信任, 各企业就会互相猜疑。这样的一个联盟是不会走得太远的。建立战略联盟这一行为本身并不代表着伙伴之间信任关系的自然建立, 也不会保证信任度就会逐渐增加。企业在选择联盟伙伴时考虑的最多的还是资源上的互补性, 追求的是协同效应, 而伙伴之间对对方可信度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所以, 在战略联盟建立初期, 联盟各方的信任度是很低的。

二、战略联盟里信任发展的阶段模式

战略联盟是由两个或多个企业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而组建起来的。战略联盟这一形式天生就带有很多不确定性。联盟各方互相间在开始时多多少少都怀着戒备的心态, 生怕把过多的信息透露给其它伙伴后会把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这种担心其实就是不信任的表现。但是, 我们可以观察到, 那些运作得很好的战略联盟总是能够培育出一种信任的气氛。其实, 战略联盟信任关系的发展是分阶段的, 成功的战略联盟往往能够顺利地从初级阶段跨入高级阶段。

战略联盟里的信任通常有三种模式, 即基于计算的信任、基于各方了解程度的信任和基于各方认同感的信任。这三种信任模式往往也伴随着战略联盟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联盟建立初期, 占主导地位的信任是基于计算的信任。联盟各方对伙伴的信任程度是基于对方破坏共同约定后可能受到的惩罚和维护共同约定所带来的收益的分析。信任度取决于估计收益与惩罚所带来的成本之间的差额的大小。这种信任模式以经济计算为基础, 是战略联盟初始阶段的特征。这个阶段的信任是非常有限的, 基于这种模式的信任关系也是不牢固的。随着战略联盟进入发展期, 伙伴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相互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解的加深使得各方的行为具备了可预见性, 这种可预见性大大降低了各方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 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度, 为信息的沟通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处于稳定期的联盟里, 各方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的。由于大家长期为了同一目标而努力, 共同生产类似的或互补的产品, 提供相似的服务, 对外的宣传也是把联盟伙伴当作一个战壕里的人。这样, 联盟各方逐渐就会形成一种认同感, 把彼此当作自己人。这种情形对信任关系的发展是最为有利的, 也是各方信任度最高的时候。

一般说来, 战略联盟里信任发展的三阶段模式是不可跨越的, 任何一个阶段信任关系的发展都必须以前一个阶段信任的存在为基础。如果在初始阶段的信任关系都没有培育好, 战略联盟可能早就解体了, 根本就不会有机会形成下一阶段的信任关系。战略联盟信任关系这种阶段性特征是由联盟的控制机制、沟通程度、企业间适应程度和文化融合度所决定的。

在战略联盟建立初期, 控制机制在规范联盟各方的行为上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指的是联盟内各企业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条例的总和, 它使得各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 让联盟伙伴对今后的合作产生信心。战略联盟初始阶段的控制程度是非常高的, 它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以使联盟各方确信其它伙伴能按约定的方式行事。有效的控制机制就是要达到足够的控制程度, 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显然, 它的逻辑是只要运用了正确的控制机制, 组织目标的实现就是可以预期的。事实上, 控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规范各方的行为, 使之朝着组织的最终目标而努力。但是, 无论战略联盟的控制机制是多么完善, 联盟各方在初始阶段的信任度仍然是有限的, 而且这种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之上的。联盟伙伴对控制机制的信心决定了相互之间以计算为基础的信任度的高低。换句话说, 由对制度的信心所产生的对人的信任的实质就是经济利益的计算。这个时候虽然也存在信任, 但这种信任是经济计算的结果。也就是说, 一方给予另一方多少信任完全取决于另一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时所得收益和所付出成本之间的差额。当投机的获益大于可能受到的惩罚时, 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这时联盟伙伴之间的信任度就很低;如投机招致的惩罚大于获益时, 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小, 伙伴之间的信任度就高。然而, 控制机制永远都是不完美的。它或许在联盟建立的初期对信任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到了一定时候, 控制机制必然制约信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联盟里各企业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各企业的人员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那些代表各企业的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既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除了经济的范畴外, 就还应有情感的范畴。由于控制机制所孕育的信任完全是建立在经济计算基础之上的, 其对信任关系发展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

在信任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 控制机制的作用逐渐减弱, 联盟企业间的相互沟通开始成为信任发展的推动力量。沟通即联盟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信息的交流对信任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离开了坦诚而及时的沟通, 联盟伙伴之间不可能产生信任。不同的人对事物的认知有所不同。在沟通当中, 员工能及时了解到相互间所存在的分歧, 找到解决分歧的途径。这样, 沟通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分歧日后发展成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沟通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奠定了长期交往的基础。在频繁的接触中, 联盟内部会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把联盟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对加强彼此间的信任起到了促进作用。沟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收集可信度证据的途径。任何一个联盟企业的可信程度都需要有既存事实来支撑。如果只是凭借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或是从第三者的口碑中去了解联盟伙伴, 就不能掌握关于对方的第一手信息。而且, 根据交往中的回馈理论, 采取主动的姿态向联盟伙伴提供有利的信息也会得到对方相应的回报。这种信息交流的结果就是联盟成员间的深入了解。当各方都认为自己已熟知其它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后, 联盟成员行为的可预见性就大大提高了, 降低了合作的风险, 增加了成员间的信任度。不过, 这个时候信任的基础已经有别于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 信任的发展是基于联盟内部各企业对其它成员的了解, 经济计算已处于次要地位。

战略联盟内信任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联盟信任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这时维持信任关系的是联盟企业间的相互适应和文化融合。当联盟成员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合作的需要时, 就是在向联盟伙伴表示自己的诚意。成员间的相互适应体现为一种妥协的意愿, 这种妥协是为了实现联盟的共同目标。妥协反应了联盟成员对对方利益有所考虑, 加强了伙伴间的情感联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汽车行业里零部件供应商和整车厂家间的战略联盟。为了满足整车厂家的需要, 零部件供应商往往要在设备、研发甚至生产地点的选择上进行资产专有性质的投资。所谓资产专有性投资就是投资主要是为了满足联盟伙伴的需要而进行的, 如果把那些设备、研发能力和厂房用于其它目的则不能产生投资效益。可见, 这个时候联盟成员已把自己的命运同伙伴以及整个联盟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

除了联盟成员的相互适应外, 联盟的文化融合也是支撑第三阶段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文化融合是建立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的, 联盟企业间如不能相互妥协, 融合也就无从谈起了。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企业文化。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它是随着企业的成长而缓慢地培育出来的。所以, 企业文化一旦形成, 它就带有一种持久性, 不会轻易被改变。所谓企业文化, 其实就是一个企业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前面我们已提到过, 企业在选择联盟伙伴时考虑的最多的是资源上的互补性, 而对双方文化是否适应考虑较少。并且, 从外部观察一个企业也不可能对其文化有深入了解。但是, 战略联盟这一形式本身就意味着频繁而紧密的合作关系, 而良好的合作关系必须要以信任作为铺垫。通常, 联盟里各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的企业文化, 即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联盟建立初期, 为了合作的顺利进行, 联盟必须利用较强的控制手段来强迫各方按共同的规则行事。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 由于联盟伙伴的相互妥协, 一种共同的文化就逐渐形成了。在这种共同文化的熏陶下, 大家会自觉地去照顾到整体利益, 机会主义行为几乎不可能出现了。这时的信任关系就是一种以认同感为基础的信任, 是战略联盟信任关系的最高形式, 也是联盟管理者应努力实现的信任模式。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