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信任

能力信任（通用9篇）

能力信任 篇1

因为患者的不合作, 导致了许多医疗悲剧的出现, 这些案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 存在患者不合作的事实。面对患者的不合作, 医生在必须遵守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 即“尊重自主”与“知情同意”面前 (《侵权责任法》已将此原则写入法律) 也无能为力, 没有患方的合作, 医疗服务就不能有效完成。医患本是命运共同体, 是一种共生关系[1], 需要彼此合作才能战胜病魔。第二, 这些患方为什么不合作, 深入分析这些案例会发现, 患方不合作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点, 其一为患方不信任医方的善意, 其二为患方不信任医方的能力。事实上, 这也是所有患者在就医中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医院及医生能不能治好我的病?”这是患者对医方的“能力信任”;其次是“医院及医生的服务态度是否友善”, 这是患者对医方的“善意信任”。患者对医方的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医患合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 研究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

1.1.1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

有关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3种视角, 第一种是从施信方, 即从信任者的角度分析;第二种是从受信方, 即从被信任者的可信度的角度来研究;第三种是从施信方与受信方之外的情境因素, 如制度、文化等进行分析。从受信方角度对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最早研究者是Hovland等[2], 他们认为信任的影响因素是专业技能和撒谎的动机。概括得最全面的当属Butler[3]提出的信任的10 种影响因素, 即能力、有效性、一致性、正直、忠诚、开放性、实现承诺、态度、公正性、自信。影响力最大的是Mayer等[4]的信任三因素论, 即正直、能力与善意。不过, 国外研究者Levin和Cross[5]为了有更好的区分度, 将三因素进一步概括为二因素, 即能力与善意, 这种信任的二维分析也得到国内学者[6,7]的采用。

能力信任对患者合作行为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会提升患方对未来治疗效果的预期[8]。善意信任对患方合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减少了患方感知的医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使患者确信医方不会利用其信任而损害患方利益[9]。

通过文献回顾还可以发现, 在对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这两个变量的处理上, 几乎所有学者都将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作为两个单一维度的变量, 而并没有分别检验能力信任不同维度、善意信任不同维度对关系行为的影响。根据社会判断理论,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都是多元的, 从信任的不同主体看, 能力信任有员工能力信任和组织能力信任, 善意信任也有员工善意信任和组织善意信任[10]。付晓蓉等[11]的研究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员工拥有的信任与组织拥有的信任无论是在先行因素上还是后置效用上都是有差异的。

据上述分析可推论: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 医生拥有的信任与医院拥有的信任无论是在先行因素上还是后置效用上也都是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患方对医方的信任既有人际信任也有组织信任, 患方对医方的信任是双归属维度, 即能力信任可分为医生个体能力信任与医院组织能力信任, 善意信任可分为医生个体善意信任和医院组织善意信任。

1.1.2 患者合作

Fiechbacher[12]开创性地将合作类型分为4 种:搭便车者、条件性合作者、驼峰型合作者和“其他”。国内学者王娜[13]将合作分为内部准备阶段即合作意识和外部表现阶段即合作行为, 崔丽莹[14]则将合作分为任务导向合作与人际导向合作两类。本研究中关于医患合作的分类将以崔丽莹的理论为基础进行改编, 因为医患合作是一种“任务导向”的合作, 医患合作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完成医疗任务, 人际导向的合作特征并不明显, 因为现在的医患关系已从过去的朋友式转为现在的消费者式, 但在医方认知里, 还是帕森斯的父权式。然后在“任务导向”合作的基础上, 加入“卷入度”概念, 将医患合作分为高卷入度合作与低卷入度合作, 高卷入度合作即深度合作, 低卷入度合作即松散式合作。

根据以上的文献回顾和推理,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a, 对医生个体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1b, 对医生个体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2a, 对医院组织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2b, 对医院组织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3a, 对医生个体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3b, 对医生个体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4a, 对医院组织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4b, 对医院组织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

1.2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交互效应

国外学者Bell等[15]和Nooteboom等[16]指出:能力信任像一把双刃剑, 如果被信任者具有正确的动机, 能力越高, 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正面预期就会越大;但如果被信任者的动机不良, 其能力越高, 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负面预期就会明显地增强。而善意信任是对被信任者主观动机的感知[17], 善意信任会让患方相信, 医方不会利用其优势而损害患方的利益。因此, 善意信任对能力的作用边界有约束, 以保证其作用方向符合患方预期。

根据以上的文献回顾和推理, 提出以下假设:H5a, 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对患方的低卷入度合作有正向的交互效应, 即当善意信任高时, 能力信任对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H5b, 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对患方的高卷入度合作有正向的交互效应, 即当善意信任高时, 能力信任对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调研过程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浙江省温州、杭州、宁波、丽水、金华、湖州、台州、绍兴、嘉兴等地的35 家医疗机构的门诊患者与住院患者。涵盖三级甲等医院、二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共发放问卷800 份, 回收问卷592 份, 回收率为74%;删除无效问卷及无法匹配的问卷后, 最后收回的有效问卷411 份, 有效回收率51.4%。调查样本中患者分布:男性占47.4%, 女性占52.6%;从患者学历构成上来看, 小学及以下占9.2%, 初中占23.1%, 高中及中专占38%, 大专及本科占25.8%, 研究生占3.9%;从年龄分布看, 44 岁及以下 (青年) 占57.2%, 45 岁~ 59 岁 (中年) 占29%, 60 岁及以上 (老年) 占13.9%, 此次调研因为考虑到本问卷是自陈报告式, 要有能力独立完成问卷, 因此没有选择未成年的患者;从职业分布看, 党政机关员工占3.2%, 国有企业员工占9.0%, 民营企业员工占37.2%, 事业单位职工占25.5%, 无业者占25.1% (多为在校学生) ;从享受医保情况看, 享受城镇职工医保者占40.6%, 享受城镇居民医保者占33.1%, 享受新农合者占21.9%, 无医保者占4.4%, 需要说明的是, 现在国家很多地方已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两个医保合二为一, 进行了并轨, 但在预调查中, 很多被调查者, 还是习惯性的认知, 并不清楚两种医保的并轨, 所以在此次调研中, 仍延续原来的医保分类。

2.2 变量的测量

调研中涉及医生个体能力信任、医院组织能力信任、医生个体善意信任、医院组织善意信任4 个自变量, 以及低卷入度合作与高卷入度合作2 个因变量, 所有变量都采用李克特7 级量表, 其中, 7表示完全同意, 1 表示完全不同意。

2.2.1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的测量

主要借鉴Mayer等人的信任测量问卷, 其次参考了Levin和Cross[5]、Sezen和Yilmaz[10]以及付晓蓉等[11]的研究成果, 再结合医疗服务的行业特点改编而成。其中, 医生个体能力信任题项6 个、医院组织能力信任题项4 个、医生个体善意信任题项6 个、医院组织善意信任题项5 个。

2.2.2 合作的测量

主要依据社会调查问卷方法, 以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 为基础, 再辅之考虑卷入度, 进行改编而成, 低卷入度合作题项3 个、高卷入度合作题项3 个。

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 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2.4 测量的有效性评价

通过Cronbach' sα 系数来分析信度, 通过因子负荷来分析收敛效度, 以评价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量表的有效性。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 测度了量表的信度, 所有量表的Cronbach' sα 都大于0.7, 说明其内部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Nunally的理论, a值高于0.7 即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另外, 所有因子负荷都显著地大于Bagozzi (1988) 建议的0.5 这一阈值, 这表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3 研究结果

分别以合作的2 个维度为因变量, 以患者对医生的个体能力信任、患者对医院的组织能力信任、患者对医生的个体善意信任、患者对医院的组织善意信任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交互效应分析时, 首先将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 然后采用分层回归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1 与表2。

3.1 能力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

从表1、表2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F值表明模型显著, 并且R2达到0.317 与0.229。观察表1、表2 中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值) 可以发现, 2 种能力信任对患者低卷入度合作与高卷入度合作都有正向影响, 并且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 因此, H1a、H1b, H2a、H2b的研究假设都得到支持。

3.2 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

从表1、表2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F值表明模型显著, 并且R2分别达到0.376 与0.264。观察表1、表2 中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值) 可以发现, 组织善意信任无论对患者低卷入度合作, 还是对患者高卷入度合作都有正向影响, 并且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医生个体善意信任对患者低卷入度合作与高卷入度合作也都有影响, 在0.05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 H3a、H3b、H4a与H4b的研究假设都得到支持。

3.3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交互效应

观察表1、表2 中的参数可以发现, F值表明模型显著, R2达到0.394 与0.286, 但交互效应的Beta值不显著, 这说明交互效应不存在, 因此H5a与H5b的研究假设未得到验证。

注:a) P ﹤ 0.001; b) P ﹤ 0.05

注:a) P ﹤ 0.001; b) P ﹤ 0.05

4 结论与启示

医患合作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行为, 是医患双方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协调活动, 以促进一种既有利于患方又有利于医方的结果出现的行为[18], 是“自利性与互利性的统一”[19], 是基于“共识决策”的“自愿选择”[20]。目前的医患合作呈现何种景况, 一方面, 绝大部分患方与医方的关系处于有序状态, 另一方面, 虽然新医改后医疗回归公益性, 看病难、特别是看病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但医患关系并没有改善, 医疗纠纷的暴力化与群体化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医患关系状态就是马伊里所描述的“有组织的无序”状态[21], 一方面医患行为或多或少地处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体系之中, 不同程度地处于一种“组织化”状态中;另一方面, 医患行为也存在着大量类型各异的理性或非理性的碰撞与对峙。医患的深层秩序处于一种偶然性的无序状态, 按照决策分析专家马西姆瓦格林的说法, 就是“组织表面的秩序下面隐藏着巨大的无序”。“有组织的无序”的医患关系有可能使医患合作陷入困境, 即医患合作参与双方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对合作规则作出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局部化, 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医患合作的达成, 医患双方需要建立共识, 而建立共识的前提是医患间有基本的信任度。

4.1 医院组织信任

从表1、表2 的数据可知, 医院组织能力信任对两个维度的患者合作的影响力要高于医生个体能力信任的影响力,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对两个维度的患者合作的影响力更高于医生个体善意信任的影响力, 这说明, 从信任的双归属维度来看, 组织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力要高于个体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力, 该研究结论与王毅等[22]关于服务补救的研究结论有一致之处。分析其中的原因, 即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民更认同组织, 而不是个人的保障, 组织比个人更有保障力。我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 传统的在熟人间靠个人声誉保障的人际信任约束力逐渐弱化, 需要组织来保障信任。因此, 应该加强医院的制度建设与信用建设, 提高组织信任。

4.2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

将组织信任进行比较, 可发现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力又高于医院组织能力信任的影响力, 其标准化路径系数:0.542 > 0.327, 0.424> 0.286, 无论是对低卷入度合作还是对高卷入度合作,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的影响力都是最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对患者的合作最重要, 这提示管理者, 从组织信任角度看,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的建设比组织能力信任的建设更为关键, 如果说组织信任建设是重点, 那其中的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建设则是重中之重。

4.3 医生个体能力信任

再将个体信任进行比较, 可发现医生个体能力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力要高于医生个体善意信任的影响力, 即标准化路径系数:0.288 > 0.106, 0.236>0.130, 这说明医患信任如果具体到医生个体身上, 患者更信任医生的能力而非善意, 这其中的原因是:长期的医疗市场化体制使医疗服务过度逐利, 让患者不敢轻易相信医生的善意, 这提醒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 医务人员的善意建设不能忽略, 医患关系紧张时, 医务人员是第一责任人, 是化解矛盾的守门人, 是第一道防线, 也是最有效的防线。

能力信任 篇2

曾经信任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信任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信任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信任。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塑胶线，悬挂昨晚刚洗的衣物，其中一件淡绿细直纹短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信任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信任“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任了。曾经不信任“色即是空”，现在信任了。曾经不信任“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信任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信任，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成也信任，败也信任 篇3

很多年前，我还在一个软件公司做销售负责人。在一趟回乡的火车上，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合伙人张勇，我回四川，他回重庆。当时我们聊了几句，得知他是我同事，公司的研发负责人，技术能力很强，拿到过很多项国外的专利。我们相谈甚欢，甚至开玩笑说没有工作了可以共同创业。

2004年，我从公司离职，既是想给自己放假，也想多陪陪儿子。闲了一段时间后，又想找点事做。思来想去，觉得可以利用自己在软件销售上的经验和资源，去卖软件，但是我并不想找个公司上班，而是想找个产品来代理销售。

期间找了一些人聊，张勇是其中一个。我跟他提了两个方案：一是他负责开发产品，我付钱买断产品版权；二是我们合伙，他做研发，我做销售，挣了钱共同分。他选择了方案二。他无条件的对我的接受，奠定了我们后续合作坚实的信任基础。就这样，我们在零投入的情况下开始了合作。当时他研发的是一款针对企业级的数据备份及恢复软件，为很多大企业需要的产品。

产品销售出奇地顺利，当年销售额就做到300万元。到了2005年，我们正式成立公司，取名路模思。当年我27岁，张勇23岁，大家都非常年轻，既没有经营公司的经验，更没有合伙股份的概念，双方一人一半把股份分了，不设核心控制人。

由于天然的专业之别，从创业伊始，我们的分工非常明确，一个负责技术，一个负责市场销售。然而，一个公司不仅仅只需要这两种人，尤其是随着公司的扩大，在运营和管理上都需要投入。他对我有一种完全的信任，研发之外的所有事情，他都听我的。我每次跟他商量管理、市场等问题时，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听你的。久而久之，我也不问他了，我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强势。

现在回过头来想，公司在最关键的几年没能冲上一个新台阶，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研发和市场分居两地（2005年下半年，研发中心迁到重庆）。张勇是重庆人，家在重庆，他喜欢那里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而我当时已在北京安家。

尽管我们都考虑到了分居两地可能对公司发展不利，但谁也不能说服谁。中途我们曾尝试过几次，他驻北京或者我驻重庆，力图去适应，但是不出两三个月，我们都受不了。后来我们又搞过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也都不了了之。所以重庆研发中心基本是按照北京公司给出的产品需求来开发。

那几年软件行业市场火热，很多创业公司都能活得好好的，包括路模思。有很多问题，发展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至少营收数字很漂亮。

分手

当公司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一旦发展遇到问题，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激发出来。我们之间一帆风顺的合作开始遇到挑战。我对他事事都由我做主的态度，开始有微词。

首先是在引进投资上。2008年，微软和英特尔均有意投资我们。由于利润很好，日子过得很舒服，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把公司做到多大的规模，所以对引进投资的态度不是很开放。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英特尔总裁问我是否有压力时，我回答没有，当他们跟我聊完投资时，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想着我拿你1块钱，怎样才能还你10块。我试图寻求张勇的帮忙，但结果并不理想。

其次，市场在不断变化，而我们却因为研发和市场的日渐脱节，产品从完全不愁市场到开始需要去寻找客户。我的市场销售压力越来越大，有一段时间，我时常通过邮件把这种压力转嫁到他的身上。从他的邮件回复“我懂，我改”中可以看出，他同样承受着压力。但我们并没有为这种压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

2009年，为了加快公司发展以适应当时风云突变的市场环境，我引入英特尔的投资，对方持股5%，不干涉公司具体业务。次年，我又引进了一位自然人股东，具有跨国公司高管经验，精于管理和战略，不过是以顾问的身份，不负责具体业务。

公司的发展遇到了问题，尤其2009年金融危机后。我们都想过要退出，甚至考虑把公司卖掉。说实话，关掉公司，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但对于那些跟了我们好几年的员工，于心不忍。曾经有一次，我去重庆，准备裁员，有一位员工这么对我说：我们都是张勇在路上捡来的“小猫”、“小狗”，我们把这儿当成家。我到现在做公司都记得这句话。所以，我和张勇第二次做了共同决策，不关公司，也不卖，继续做。但是桌面软件市场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何让公司转型，是我们一直讨论的问题。张勇是产品方向的主导者，当整个公司的发展压在他肩上时，压力可想而知。

到了2011年，我的丈夫做了卓美教育——儿童英文戏剧培训学校。我经常带着孩子去上课，对卓美逐渐产生兴趣，以至于后来慢慢就想去参与管理，花在卓美的时间也随之增多。为了保证路模思的发展，我们商议之下决定引入职业经理人，而后我逐渐淡出，只有在谈重要客户时参与。

半年后，张勇提出退出公司，他通过MSN跟我说这件事，态度坚决。当时，我正在海南陪父母度假。后来我去重庆劝阻他，他也答应留下，但在2012年，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公司，没有保留股份。我想，他选择离开是由于责任和压力已经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我和张勇合作了8年，我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亲情的东西，以至于他离开公司后，我再也不用MSN。虽然公司分居两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信任危机，也没有因为财产问题引起争执。就个人而言，我和他都不是看重钱的人。我本不是家里的经济来源，财务压力较小；他又是一个对物质没有过多追求的人，创业很多年后，我甚至还能看到他穿着几年前的衣服。

但从商业的角度分析，过度信任和依赖，没有规范合伙人的责任和沟通规则，大家的压力没有出口发泄，是导致我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整理/本刊记者 徐利君

基于充分信任域的信任模型研究 篇4

关键词：PKI,信任模型,充分信任域,信任传递

0 引言

公钥基础设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是一个利用公钥概念和技术实现来提供安全服务的安全基础设施。PKI是信息安全技术的基础,也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关键。

PKI使用数字证书来管理公钥,在证书中将公钥与实体绑定在一起,然后由信任的第三方或者认证权威(CA),进行数字签名。这样其他的实体可以通过验证附有权威机构签名的数字证书来验证该实体的身份的真实性和有效性。PKI工作的重点就是如何管理这些证书,确保更大程度上的信任传递。PKI从技术上来看是一种在分布环境下公钥的安全分发机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递信任的机制。即将信任从它存在的地方传递到它被需要的地方。但是PKI并不产生信任,而仅仅传递信任。PKI通过使用信任模型来管理数字证书从而达到信任的管理和评估。信任模型是构筑和运作PKI所必需的一个环节。但是现有的信任模型难以满足缺少集中控制域的大规模分布式网络的需求。由于分布式网络缺少集中控制域,信任模型必须能够在完全分散的网络群体上建立信任关系,根据网络的特点形成有效的信任传播机制,管理实体间的随交互行为不断变化的动态信任关系,同时能够对信任关系提出具有量化的评价策略。

虽然PKI系统的应用具有普适性,但由于用户实际安全需求的不同,安全策略也大不相同,目前在网络中,各个PKI应用形成了无数个“信息孤岛”。因此,实现这些“信息孤岛”之间的互联互通成为当前凸显的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PKI的每一种信任模型都有其特定的适用环境,也有其不可回避的缺陷。选择何种信任模型用来作为安全基础设施架构的依据则应该作为PKI系统设计者首先需要掌握的。针对现有的信任模型在分布式网络环境中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充分信任域的PKI信任模型。

1 PKI信任模型研究分析

1.1 层次模型

在层次结构的信任模型中,根CA中心是所有用户的信任中心,一旦根CA中心出现信任危机,则整个PKI体系出现信任危机。这种模型不适合在Internet这样的开放环境中使用,当然电子商务系统也不适合,但它适合于局域网中,行业内部这种上下级关系明确的部门使用,譬如高校,政务部门,公司内部等。

1.2 分布式模型

分布式结构的信任模式没有明确的信任中心,各个CA之间是平等的。它不存在惟一的信任中心,因此当一个信任点出现信任问题之后,不会造成整个PKI体系的崩溃。但也具有一些缺点:

(1)证书验证路径难以确定。

(2)由于有多种验证途径可供选择,因此容易产生验证路径过长的情况(即无法估计验证路径的长度),并且如果存在单方信任的情况下,有些信任路径无法建立双向信任关系。

(3)在这种模式下的用户必须根据证书中的内容确认证书能够在什么应用中使用,而不能根据证书是那一个CA签发的来确定。

1.3 桥CA模型

桥CA模型也称中心辐射式信任模型,桥CA首先是一个CA,但是它与一般的CA不同,它不直接向用户颁发证书。桥CA不像根CA一样成为一个信任点,它只是一个单独的CA,它与不同的信任域之间建立对等的信任关系,允许用户保留他们自己的原始信任点。与分布式结构相比,桥CA结构的证书路径惟一,构造相对简单。但是,在使用桥CA进行系统扩展时,需要使用证书内容约束PKI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证书内容的生成较为复杂。另外,桥CA结构也存在单点故障的隐患。一旦桥CA出现问题(如私钥泄露等),将导致跨域交叉认证无法进行。

1.4 混合模型

混合信任模型将严格层次结构模型和分布式模型相结合,当独立的企业建立了各自的严格层次结构模型时,想要相互间认证,则可将完全的交叉认证加到严格层次模型当中,构建混合信任模型。混合模型的优点:

(1)跨域合作性好,不同组织间的证书认证非常方便;

(2)终止信任关系只需简单地撤销交叉认证证书。

混合模型的缺点:不同解决方案间需要交叉认证,这会导致证书的处理更为复杂。

1.5 四种模型的比较

我们对各个模型从信任锚、跨域合作性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

2 基于充分信任域的信任模型

在基于充分信任域的信任模型中,没有专门的CA中心,用户完全决定与其他用户之间的关系,用户通过亲属、朋友等关系网来建立信任关系网。每个用户向他的亲属和朋友签发公钥证书,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一个信任网(如图1)。

2.1 充分信任域的概念

充分信任域是指与用户A存在充分信任关系的所有用户,就称之A的充分信任域。在本例中,用户A的充分信任域就是A的父亲、A的同学和A的朋友。充分信任域中双方都是充分信任的。但也并非A的所有同学或朋友都属于A的充分信任域。

2.2 实现过程

(1)因为没有CA,用户可以自已制作证书,并生成密钥。

(2)在充分信任域中,我们可以通过保密的方式,互相交换公钥,并将对方的公钥存放起来,好比通讯录,但与通讯录还有区别,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通讯录可以存不太了解的朋友,但在信任模式下,只保存充分信任的用户。

(3)用户A想要与用户B通信,但用户A不知道如何与B联系,所以用户A向他的充分信任域广播,看域中是否存在与用户B有信任关系的,如果有则证书路径找到,立刻返回结果给用户A。如果没有,则A的充分信任域内的每一用户都向各自的充分信任域广播,以此类推,直到找到与用户B联系的路径为止。

(4)当找到用户B后,用户A向B发出通信请求,并向B提供的证书路径,用户B对路径进行回查核实,当确认无误后,A与B便可通信。通信过程仍是基于PKI的加解密过程。

(5)因为用户双方之间是充分信任的,所以通过信任传递,找到的用户B也是可以充分信任的。

(6)当用户A与用户B充分信任时,可将对方添加到各自的充分信任域中。下次对话时,便可以直接开始,无需再验证路径。当然,如果用户A认为用户B不能充分信任时,亦可将用户B从充分信任域中删除。

3 结论

本文只是针对基于充分信任域模型的研究和构想,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充分信任的条件是什么,域中的广播泛滥怎么办,都是下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关系网复杂,路径比较长,证书验证就比较费时。这种模型在高技术性和高利害关系的群体中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对一般群体(它的许多用户有极少或者没有安全方面的知识或PKI的概念)是不现实的。而且,这种模型一般在公司、金融或政府环境下是不适合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下,通常希望对用户的信任实行某种控制。

参考文献

[1]龚传,刘鹏,宗锐,伊英杰.公钥基础设施PKI信任模型研究[J].计算机安全.2009.

[2]梅颖.PKI信任模型比较分析[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

[3]陈程.PKI体系中证书路径构造方法研究[D].沈阳航空工业学院.2009.

[4]许鑫,袁翀.信任模型及其改进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

六年级关于信任的作文：信任 篇5

拥有信任时，心里是甜蜜的，暖洋洋的；在你拥有信任时，辜负了这信任时，心里是又酸又甜的；失去了这份信任，心里是后悔又痛苦的!我没有体会过失去信任的滋味，却辜负过那份信任。明明只有一次，可那次的滋味我缺永远也忘记不了！因为那一次的体会令我刻苦铭心，且记忆犹新。

那次，奶奶回老家去了。爸爸妈妈正要出门，我听到动静，心里想“嘿嘿！他们一出门，我就能休息会了！”正想着，妈妈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不做完作业，不能去玩！我和你爸爸要去仓库！”说完便走了。“唉呀！妈妈也太了解我了吧！”一听到希望破碎，我无力的趴在桌子上，看这次的作文题。

“唉，这次的作文可真难呀！”我毫无头绪。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没来的及想，这个念头就飞走了，我的身体却不知不觉跟着这个念头走了——我走到了厨房，从冰箱里把那袋冰糖橘提出来，跑到电视前，一边剥橙子一边看着起电影来……我看完了电影，天已经黑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电视。收拾好掉在地上的橙子皮，确认毫无破绽才又去做作业。

能力信任 篇6

【关键词】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

一、习俗型政府信任

在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强制性权力是进行社会统治的直接力量。统治者为了获得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往往为自己涂上一层道德色彩，甚至努力通过道德与政治的同构去谋求统治权力的权威。为了使这种权威不至于流失，统治者必须通过强化两个方面的社会构成来维护统治的稳定性：其一，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单元内强化同质性的等级结构；其二，必须限制人口流动，即把人们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等级结构的强化实际上起强化权力作用力的效果，而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一方面保证了等级结构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使人们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之中。既然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那么在人们之间形成一种信任关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事实上，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农业社会，由于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区域，不仅人们的经济生活具有很大的自然特征，而且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建立在人们自然联系的基础上，具有自然性的特征。同人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狭隘的关系相适应，是尚未完全斩断其自然脐带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社会关系，而且，国家也是以宗法组织形式为基础拟制生成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有着一条割不断的“自然脐带”，并不属于理性建构的范畴，而是在较为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内自然而然地生成的。把这种信任关系与近代以来理性化了的信任关系加以区别，称之为习俗型的信任关系是比较准确的。

在哈贝马斯从历史哲学视角对合法化危机进行的深刻阐发中，可以对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生成、维持和瓦解的历程得到充分的理解。在他看来，“原始社会形态”由于人口的增长及相关的生态因素，特别是由于交换、战争和征服而带来的种族间的依赖关系等，打破了按照亲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具有的有效的控制能力，摧毁了家庭认同和部落认同。进入“传统社会形态”后，社会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随着传统官僚制统治机器的出现，从亲缘系统中分化出一个控制中心，使得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从家庭组织形式转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亲缘系统的权力和控制的主要功能转让给了国家。以统治机器和法律工具为一方，以虚拟论证和道德系统为另一方，二者发生了功能分化，由它们共同提供合法性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整合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利益冲突，求助于传统的世界观和常规的国家伦理，后者同样依赖于传统且具有抵御普遍性交往形式的特征，统治秩序仍然可以得到维护。

但与传统社会形态分配关系制度化相伴随的是权力等级，这种等级结构与规范系统和论证系统的有效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前者使依靠特权占有社会财富成为一种通则，后者则不允许公开进行剥削。对于这一矛盾，虽可以用意识形态对于虚拟的有效性要求的保障暂时加以解决，却不可能长久地被掩盖，只能在强制性权力关系中得到控制，而由控制导致的危机不可避免。

二、契约型政府信任

在社会学意义上，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一个“熟人社会”开始瓦解，“陌生人社会”开始兴起的历史过程，工业社会的发展已经开始告别“我们大家都是熟人”的“乡土社会”，因为“熟人”的特殊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由此，“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

在这个社会中，管理型社会治理体系已不可能通过强化习俗型信任关系来获得合法性及社会秩序，它需要新的信任机制出现，即从原本直接信任转变为在媒介作用下的间接信任。也就是说，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需要进行改造，这种改造的实质就是根据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需要而建立起契约型的信任关系。

如果说熟人之间的信任有其自然的基础，那么要在陌生人之间达致信任，显而易见，是自然因素无法完全提供的，需要找到外在中介在陌生人之间搭起信任的桥梁。这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而被普遍运用的契约，为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了赖以利用的媒介。当然，这种媒介转换为一种新的信任机制的工作，是力图获得秩序的政府去完成的。出于谋求承认、获得合法性的要求，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有意识地强化契约精神，将市场交换意识运用于政治社会领域，以公民对法律的遵从为基本要求，以个体的利益保证和社会的安全稳定为条件，获取公民承认和信任。

这一过程中，在管理行政中首先产生的是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也正是由于管理行政对契约秩序的强化，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根据契约精神而被加以改造了，从而出现了契约型社会信任关系这一新的信任关系类型。

在西方文明历史进程中，以西欧城市自治中市民阶级的发展为基础，契约秩序的最终结果是现代国家的浮现。在韦伯看来，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国家包含以下内容：其一，三权分立且行政和司法受立法制约；其二，政府依法治理；其三，权威的普遍性和约束力；其四，合法政府可以合法地动用武力。法律秩序、官僚制、强制性司法权和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而历史发展中，现代国家的诸方面也的确是随着限制权力的一系列规定获取正当性而出现的，政治社会则是这一整套规定构成“法律秩序”的唯一正式的创造者。

在宗教启示和神圣传统的信念烟消云散之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律秩序正当性曾经是现代政府唯一可资利用的权威性资源。自然法观念依赖于一种形式上的假设：如果被颁布法律的条文出于自由人的契约，或与以协议为基础的合理秩序原则相一致，就是正当的。这种契约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保障个人获得财产、处置财产和人身的自由，它彻底否认了在家产制和封建统治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只要契约没有侵犯不可剥夺的自由，法律就是正当的，因为理性告诉人们，它们与“事物的自然本性”相一致，而这种本性是人和上帝都无法更改的。正是这种源于契约理论的自然法，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制度设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现实政权的合法性，也成为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确立的理论渊源。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契约型社会信任关系的确立是社会法制化的结果。它的逻辑进程是：在法制的理念深入人心之后，人们在法制的框架下自觉地对自己的角色加以定位，重建相互之间本无所期待的关系。正像齐美尔所指出的那样，政府与公民之间在遵循规则方面存在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政府实际上向公民保证：这是我们期待你遵守的规则。如果你遵守它们，我们就会保证它们就是适用于你们行为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契约型信任关系作为一种结构性关系，可以看作未纳入成文法体系中的“不成文规则”，它意味着这样一种预设：政府与公民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交换实体，市场法则是双方买卖的黄金律。或者说，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将市民社会中所依据的对等原则贯穿于治理领域。也如科耶夫所做的解释，不同于平等原则的对等原则，是一种交换性的平等，是基于契约性的公正原则。在近代以来的多元利益分化的社会，建构一种调整个人利益的法律原则是必需的，这个体系并不是给予每个人以形式平等的法权，而是建立一种实质上的交换。这种法权原则在法的作用过程中，发挥着无形却巨大的作用：它统摄了法律、契約与逻辑之间的理性主义关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年.

[2]姜占奎（台湾）：《行政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

[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

作者简介：

能力信任 篇7

信任使群体成员保持良好的心境,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罗特尔对人际信任的研究表明,个体人际信任的形成取决于父母、教师、同伴等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对诺言是信守还是违背的现实行为和态度。父母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采取的信任态度和信任措施,直接影响着幼儿的人际信任观念和人际信任水平。而处于5～7岁阶段的幼儿是人际信任开始建立的关键时期,所以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二、对象与方法

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分为父亲信任问卷和母亲信任问卷)。对家长发放问卷53份,回收50份。

儿童信任实验法是笔者对幼儿进行了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的实验。实验采用故事访谈的形式进行,为儿童创设一个和陌生小朋友分巧克力和送出巧克力的情景。在分巧克力实验中,要求被试从两种分法中进行选择(由教师分或由陌生小朋友分),选择由小朋友分表明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分巧克力实验中请被试选择送给陌生小朋友巧克力的数量,并预期小朋友返还巧克力的数量。送出及返还巧克力数量越多表明被试的信任水平越高。每个实验情景中,除了“陌生小朋友”外,还让被试评价信任对象为“同年级同学”“同班同学”“好朋友”时的选择。

2.研究对象。在50名幼儿中,男孩28人,女孩22人,分别占56%和44%。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5人,占30%,本科及以上有35人,占70%。母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6人,占32%,本科以上34人,占68%。

三、结果

(一)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 幼儿人际信任基本情况。

在对幼儿选择分巧克力的方式进行统计后,发现在老师和陌生小朋友中,37个选择让老师分,13个让陌生小朋友分,它们分别占总数的74%和26%。在老师和同年级小朋友中,62%的小朋友选择老师,38%选择同年级的小朋友;在老师和同班小朋友及老师和好朋友中选择老师的百分比分别为38%和14%。

笔者得出:在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的小朋友和老师中,幼儿更多地选择让老师分。在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中,幼儿会更多地选择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

为了检验被试对陌生小朋友等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别,又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得到P<0.05,差异显著,表明大班幼儿在面对四种不同的对象时,选择分巧克力的方法会有不同。所以说,他们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这也充分说明幼儿对人的熟悉程度越高,相对来说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进行统计后发现在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中,幼儿送出1块巧克力的人数最多,分别为28人和26人,都占总人数的52%,认为他们会返还给自己最多的也是1块,人数分别为20人和21人,占40%和42%;幼儿选择送给同小朋友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3人,占46%,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0人,占40%;送给好朋友3块的人最多,有26人,占24%,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也是3块,有14人,占28%。

由上述的分析看出,幼儿送给好朋友巧克力最多,人数也最多,按送和返还数量的多少依次为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幼儿对四类对象的信任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好朋友、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

从以上两个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大班幼儿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

2. 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1)幼儿性别与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

分巧克力方法选择和送巧克力实验的性别差异。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针对陌生的小朋友,82.1%的男孩会选择方法1,只有63.6%的女孩会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小朋友时64.3%的男孩选择方法1,59.1%的女孩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的小朋友,42.9%的男孩选择方法1,31.8%女孩选择方法1。所以看来,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在对送巧克力给陌生小朋友实验进行组统计后得出,男孩送巧克力的平均数是0.89,要比女孩的平均数0.82高,在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的平均数女孩(1.00)又比男孩(0.86)高。这说明相对于女孩子,男孩子对外界不够信任。

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送巧克力p=0.321和返还巧克力p=-0.640,所以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分析另外三个对象送巧克力和返还巧克力的数量的平均值后得出,送巧克力的平均数和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中女孩的总是比女孩的平均数高,笔者认为,女孩子又对外人抱有比男孩子更多的信任。为了检验他们的显著性,笔者又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也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2)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发现,在分巧克力实验中,面对老师和陌生的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孩子人数最多,共有37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有28人,占80%;在面对同年级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也最多,有31人,其中父亲是本科以上的有21人,占60%;是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时,选择方法2的孩子比较多,总共有31人和43人,其中本科以上的有20人和29人占60%和82.9%。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小朋友在针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会更多地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班小朋友时会更多选择方法2。这个结果和幼儿不受父亲学历影响的统计结果一致。母亲的分析和父亲的分析结果一致。从上面数据可以分析出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在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p>0.05,结果不显著。

在对同年级、同班同学和好朋友结果用同样统计方法检验,但结果都不显著。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也进行同样方法进行分析和检验,结果也是和分巧克力的结果一致,说明父母受教育水平并未影响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

(二)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父亲和母亲信任教育得分最高是3.67。父亲信任教育得分最低为1.61,而母亲则为2.00。相比较父亲而言,母亲的得分相对较高;在信任教育得分的众数上,父亲为2.67,母亲为3.00;得分大于3.00的,母亲的人数也比父亲人数多,就是说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

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教育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这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

2. 父母信任教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对父母年龄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进行了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看到在这些因素中,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母亲,给孩子提供的信任教育越多。

(三)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1. 分巧克力实验。

在对父母信任教育和分巧克力方法的选择进行分析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幼儿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对分巧克力方法对信任教育的T检验后,发现p>0.05,即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见表3:

2. 送巧克力对信任教育的相关。

在对幼儿送巧克力和父母的信任教育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对象为同年级小朋友时,期望返还巧克力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

四、分析与讨论

1.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幼儿人际信任实验结果。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异显著。即大班幼儿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和李伟民等的研究结果相似,李伟民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既受双方之间所存在的血缘家族关系的影响制约,同时也为双方之间所形成的亲近密切的交往和情感所影响,即“远亲不如近邻”,因而亲密朋友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而且是比一般亲属更多的信任。

(2)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这个结果与郑信军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没有性别差异一致。在中国,父母对男孩子的要求相对比女孩子要高,在人际信任方面也是。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发现,在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父母的学历没有影响幼儿方法的选择,进行卡方检验后也发现没有显著性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2.父母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这可能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以及社会中都比父亲承担了更少的压力和社会责任,他们所接触的也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对外界会更加信任一些。

在影响因素上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显著地影响到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

3.幼儿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在分析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儿童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综合以上方面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父母信任教育与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相关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完全忽略父母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一定影响。因此不能忽视家庭、幼儿园等因素对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作用。

五、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论,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亲子间的信任水平高,自然就会影响到孩子对除父母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但是这个研究中幼儿人际信任与父母信任教育没有相关性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样本容量不足,不能保证分组分析时每组样本数多于30个。所以扩大样本容量,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牛江河,辛自强.不同主题和风险下的人际信任:“信任圈”的中、加比较[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

[2]井维华,张庆强.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度与家庭因素的相关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6,(2).

[3]王玲,刘学兰.心理咨询[M].广州:暨南人学出版社,1998.

[4]张静.家庭因素与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述评[J].毕节学院学报.2009,(5).

[5]杨中芳,彭泅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1999,(2).

[6]张建新,张妙清,梁觉.殊化信任与泛化信任在人际信任行为路径模型中的作用[J].心理学报,2000,(3).

[7]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

能力信任 篇8

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是由部署在监测区域内大量的廉价微型传感器节点组成, 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的自组织的网络系统[1]。相对于传统网络, WSN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2]:节点能量有限, 通信能力有限, 安全性低。目前, 针对WSN的安全性低的问题主要是建立信任模型[3]。

节点在每次进行交互之前, 都要根据两方面的信任信息来对目标节点的信任值进行评定。一方面, 该节点依据自身与目标节点的交易记录来计算目标节点的直接信任值。另一方面, 与该节点有过交互行为的其他节点对目标节点进行间接信任值的计算。根据节点信任两方面的内容,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间接信任表的无线传感网络的信任模型。该模型能较好的反映无线传感网络环境下实体间的本质联系, 在交互成功率上有较好表现。

1 目前常见的信任模型分析

随着无线传感网络的发展, 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信任模型, 主要有以下几类:

根据信任主观动态等特性, Marsh提出了基于行为的动态信任模型, Manchala等人提出了基于模糊数学理论的动态行为信任模型, Phoha等人提出的基于Dempster-Shafer证据理论的动态集中信任模型[4]。这些动态信任模型的共同点是采取集中的方式进行信任管理和评估, 在Ebay在线信誉评估系统、P2P信誉评估系统等自治网络系统、商务系统中有一定应用。

Abdul-Rahman和S.Hails提出了分布式信任模型及基于信任推荐的信任模型[5]。这些模型通过用户使用资源的评分统计来对资源提供方的信誉进行信任评估[6]。

西安交通大学的李小勇等提出了一个多属性的动态信任模型[7], 该模型通过信任反馈、直接信任、激励机制等多个属性将信任量化, 并且确立各个属性的权重, 从多个角度描述信任关系并做了更精细的建模。

2 信任模型

2.1 基本概念

定义1:间接信任表 (Indirect Trust Table) :每一个节点需要维护一张间接信任表, 如表1所示。以节点h1为例, 表中记录了交互时间, 交互节点ID以及间接信任可信度。

定义2:间接信任可信度 (Indirect Credibility) :节点h1与节点i的交互时的信任值有一个采纳程度, 即间接信任可信度。

2.2 信任模型基本框架

在基于间接信任表的无线传感网络信任关系量化模型中, 主要包括直接信任度和间接信任度的计算, 信任管理和信任决策。直接信任度的计算主要是两节点之间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计算, 间接信任度的计算需要用到存储在节点中的间接信任表。

2.3信任度的计算

2.3.1 直接信任度的计算

模型对于没有交互行为的的直接信任度均初始化为0.5, 然后随着交互的积累, 将根据如下所示的信任度计算公式来计算其直接信任度。

其中, Va为节点之间正行为的交互次数, β体现历史权重。

2.3.2 间接信任度的计算

信任模型中的任意节点都在本地维护一张间接信任表, 里面记录着对一些节点的交易状态。所以对于节点i来说, 我们必须寻找与节点i有过交易记录的节点k, 通过k的间接信任表找到节点k与节点i的交互记录。

间接信任的计算如公式 (3-3) 所示。

其中ITij表示节点i与节点j交互的间接信任值, n表示节点i与节点p中交互的总次数。

DTp表示节点i与间接信任节点p交互时的直接信任值, ICp表示间接信任表中节点p对节点i的间接信任的可信度。

2.4 信任度的整合

这两个信任度的改进的整合公式如公式 (3-3) 所示。

其中:FTn表示节点间的最终信任值, DTij表示节点间的直接信任, ITij表示节点间的间接信任。

3 实验过程与结果分析

实验假设无线传感网络中的一个簇中共有20个节点, 每个节点的初始条件均相同。仿真实验执行100个任务, 每个任务随机挑选簇内的实体A来向簇内的其他实体进行数据交互, 在接收到数据交互请求后, 实体B通过本文提出的信任模型和经典信任模型进行信任计算, 来决定是否接受数据交互请求, 然后在交互成功率上比较两种信任模型的效率。仿真实验的相关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实验通过Java编程实现, 实验结果用Matlab拟合得到图1。

仿真实验的结果表明, 本文的信任模型比经典信任模型更能较好的反映无线传感网络环境下实体间的本质联系, 在交互成功率上有明显的提高。

4 结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间接信任表的无线传感网络信任模型, 该模型很好的体现了间接信任对目标节点信任值的影响, 较好的反映了无线传感器节点之间的联系。

摘要：提出了一种基于间接信任表的应用于无线传感网络的信任模型, 在节点进行交互时, 考虑了间接信任可信度对间接信任值的影响, 可信度越大的交易行为在信任值的计算中的参考价值也就越大。理论分析和仿真实验表明, 该模型能更好的反映无线传感网络环境下节点间的本质联系, 在交互成功率上有明显的提高。

关键词：间接信任表,无线传感网络,信任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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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gre J, Clare L.An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for cooperative sensing networks[J].IEEE Computer Magazine, 2010, 33 (5) :106-108.

[3]Tanachaiwiwat S, Dave P, Bhindwale R.Secure locations:routing on trust and isolating compromised sensors in location-aware sensor netwoeks[C]//Proceedings of the Sen Sys2010.New York;ACM Press, 2010:24-32.

[4]Theodorakopoulos G, , Baras J S.On trust models and trust evaluation metrics for ad-hoc networks.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2006, 24 (2) :318-328.

[5]Liang Zheng Qiang, Shi Wei Song.Enforcing cooperative resource sharing in untrusted Peer-to-Peer environments.Journal of Mobile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Springer, 2005, 10 (6) :771-783.

[6]M.Blaze, J.Feigenbuam, J.Lacy.Decentralized turst management.In:J.Dale, G.Dinolt, eds, in Poreeedings of the 17th Symposium on Seeurity and Privacy.Okalnad, CA:IEEE Computer Soeiety Perss, 2006:164-173.

LoveThis推荐“信任” 篇9

基于“信任”以人为中心

日前，一家名为LoveThis的点评网站在英国伦敦成立，该网站内容以餐饮业为主，还广泛涉猎从网站、手机应用、游戏到聚会、餐馆、酒店的多个领域。乍一看，该网站似乎与大众点评网有几分相似，是一个涉及面更广、更笼统的大众点评，但它与大众点评网有着根本不同。传统的大众点评、Yelp等网站都以被点评的对象（如餐馆、书店等）为中心，而LoveThis 则以“人”为中心。

基于以“人”为中心，LoveThis的用户在这里更多关注的是自己所信任的人说了什么，而这样的方式会令推荐更加精确、可靠。因此，LoveThis只向用户展示两类人的推荐：一类是认识的人；另一类则是信任的评论家或美食博客。

另外，LoveThis 的推荐功能非常简单：一是你推荐的场所，二是你推荐的原因。简单意味着用户可以更专注于它的核心内容——推荐。在这里，用户不需要打分，毕竟每个人对分数的理解和感受不同。在这里，用户唯一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推荐。

不仅如此，LoveThis在推荐渠道上更为广泛。LoveThis可以用邮箱注册，但它更推荐用户使用Facebook连接登录，这样就能提供更多的服务，如可将Facebook上添加过的“Like”转化为自己网站上的一个推荐。此外，LoveThis还能对接到Twitter，用户发布的带有#lovethis 标签的tweet可以出现在网站的推荐中，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让用户在移动端做出更新，比如手机短信发送推荐等。

谋求发展联手内容发布商

目前，LoveThis 的评论数已经超过了2万份，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考虑到英国人口不过6000万，2万份的评论数是个不错的开始。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增加自身吸引力，以“人”为本的LoveThis现已与BBC Worldwide、《卫报》、IDG、《每日电讯报》、《华尔街时报》等 12 家内容发布商达成合作协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LoveThis的网站内容依然以餐饮业为主，因此，LoveThis的内容提供商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美食栏目和购物栏目。LoveThis把这些栏目内容与用户身边的朋友或专家的推荐综合在一起，极大地增加了用户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另外，LoveThis的内容合作商中，还有一部分是 BBC、《华尔街时报》等知名媒体，这些媒体的加盟进一步丰富了LoveThis 的内容。

毋庸置疑，对于尚处于发展初期的LoveThis，多种内容合作伙伴的加盟，将会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积累更多的人气，吸引更多的用户。

值得借鉴网站经营新思路

自2003年张涛创办国内第一家点评网，点评类网站在我国发展日渐成熟。纵观我国点评类网站，其基本的商业模式无非是靠点评聚拢人气，吸引合作商户投放广告。经过一番红红火火的发展之后，如今的点评类网站问题日渐突出，缺乏多样化的盈利模式、进入门槛低、同质化严重、点评的公正性备受质疑等成为国内点评类网站普遍面临的问题，大众点评网、爱帮网、口碑网等，无一幸免。

在这样的背景下，LoveThis一出世便备受关注、广为认可，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这与其差异化经营策略密切相关。在点评网大多关注点评对象时，LoveThis另类地聚焦于“人”，在互联网身陷信任危机泥沼时，LoveThis又适时打出一张“信任牌”，力挽狂澜。总之，LoveThis的出现，犹如沙漠中的一汪清泉，沁人心脾。或许，它能为困境重重的点评类网站带去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