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契约（共3篇）
信任契约 篇1
摘要：农户在选择农地流转契约时, 会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契约。信任是农户选择契约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 信任程度随着亲缘、血缘和地缘等关系不同而有较大差异。随着信任程度的上升, 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越大, 选择书面契约的愿意越小。双方如果要维持良好的流转关系, 必须履行已达成的口头契约, 否则就会失去再次合作的机会。
关键词：农地流转,信任,契约选择,口头契约
一、引言
在科斯将市场视为短期契约, 将企业作为长期契约之后, 经济学家们对契约问题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 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产品契约与要素契约、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和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 (默认契约) 等等, 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崭新领域。在张五常教授看来, 科斯“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一种类型的契约替代另一种类型的契约”。[1]在契约经济学的视野中, 契约选择对于经济主体来讲是一个前沿性的课题, 按照契约经济学的逻辑, 每一种交易都是一种契约, 交易又是有成本的, 即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经济主体选择不同的契约安排。[2]
农地流转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交易行为, 契约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成为对于我们理解农地流转契约的重要理论基石。对于农地流转契约, 我们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类, 就其形式来讲, 我们可以将农地流转过程签订的契约分为书面契约和口头契约两种形式。对于农户来讲, 具体选择什么契约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现实生活来看,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 大多选择口头契约的形式。相对于书面契约, 口头契约由于它的成本较低, 在农村经济社会运行中普遍存在。据叶剑平、蒋妍、丰雷对17省1962户农户的调查表明, 在转出的土地中, 有87.6%的土地转包给本村的亲戚或其他村民, 有86%的农户在转出土地时没有签订书面契约。[3]从我们对贵州毕节市金沙县、黔东南州施秉县和锦屏县、安顺市平坝县4个县452 户农户的调查来看, 在农户的农地承租行为中, 4个样本县采取口头契约的比例高达97.46%, 采取书面契约的比例仅为2.54%;在农户的农地出租行为中, 采取口头契约比例高达97.24%, 签订书面契约的比例只有2.76%。[4]孟召将以中山市与清远市为例研究了不同区域农户对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 由于交易成本的不同, 使中山市选择以股份合作契约为主的农地契约安排, 而清远市则选择以租赁契约为主的农地流转契约。[5]李霞、李万明则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为什么选择口头契约进行了解释。[6]
以上研究为我们探讨农地流转提供了有益借鉴。实际上, 对于农地流转来说, 不仅提供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探讨和反思, 将农地流转的机制搞清楚, 只有认识清楚农地流转的具体机制, 我们才能够设计更好的制度安排, 促进农地的有序流转。基于此, 我们以对贵州四个县的调查素材为依据, 从信任这一视角对农地流转过程的契约选择进行分析和研究, 以期为我们理解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农地流转的内在机制发挥作用。
二、信任与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一个描述性分析
1.调查样本的选择
我们进行调查的县为贵州金沙县、遵义县、湄潭县、德江县、施秉县, 其中, 遵义县在贵州的经济发展中处于较好水平, 县域综合竞争力在2011年稳步提升, 部分核心指标进入全省前列, 综合测评位居全省第5位, 先后荣获“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十大范例县”、“全国产业百强县”、“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示范县”等称号。金沙县是贵州省农地制度改革试验区, 这个县农地制度改革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经济在毕业地区仅次于七星关区, 经济增长在毕节市是最快的, 在贵州属于经济水平偏上的县。湄潭县是全国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县, 经济水平一般, 处于中等水平。施秉县是苗族自治县, 其与德江县一样都是贵州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 (区) 之一。因此, 我们选取的调查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11年8月, 我们实地调研了贵州省金沙县、遵义县、湄潭县、德江县和施秉县5个县12个乡镇22个行政村280个农户。经过整理, 我们获取有效数据248个农户。其中, 选取的样本区域为贵州省西北部、北部、东北部和中东部地区, 所调研的农户包括以务农为主的纯农业农户、以农为主兼业农户、以非农为主兼业农户。我们采用的是随机抽样入户调查的方式, 其中走村入户调研280个农户, 经过数据整理, 有效问卷248份, 占调查总户数的88.57%。被调查农户的平均家庭人口为4.77人、平均年龄为46.6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4年、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为 1.27亩。
2.农户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 农户对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 从形式上看有书面契约和口头契约两种类型可供选择。农地流转过程中, 农户是否选择书面契约还是口头契约, 针对不同的分类人群有不同的对待态度。随着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由近及远, 被访问农户在农地流转中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比率由高到低, 而选择书面契约的比例则由低到高, 在总体样本中可以得出从对父母子女的82.26%, 到对偶尔见面的人的18.15%就是很好的证明 (详见表1) 。
依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不管哪个县的被访问农户, 他们对他们的亲属在农地流转中签订口头契约的比率都高于54%, 换句话说, 他们更喜欢用口头契约的形式, 而不愿意用书面契约来约定他们的亲属。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对待同村人的态度又有所不同, 五县签订口头契约的意愿和总体意愿均低于亲属且都接近于50%。表1所见施秉县的签订口头契约的意愿比例略高可能跟本人所调查的样本数据偏少有关。而对待不熟悉的人, 签订口头契约的意愿就明显的降低了, 且都低于30%。在总比中可以看出, 对待经常见面的人和偶尔见面的人签订口头契约的意愿比例都很低, 对于经常见面的人的意愿比例低于三成, 而对偶尔见面的人来说, 其意愿比例则不到两成。也就是说,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访问农户在农地流转中有意愿和不熟悉的人签订口头契约。
3.农户选择口头契约的信任解释
农户之所以选择口头契约, 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信任, 他们对于不同的特定人群, 其信任程度也不同, 从而也影响到他们在农地流转中是否签订口头契约形式的意愿 (具体见表2) 。如表2被访问农户对不同类别的信任度与签订口头契约形式意愿百分比统计表。
从表2可以看出, 被访问农户对不同类别的信任度与签订口头契约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结合图2被访问农户对不同类别的信任度与签订口头契约意愿所占百分比, 可以更直观的看出他们的关系。随着对不同类别的特定人群的信任度的降低,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与其签订口头契约的意愿逐渐降低。反之, 在农地流转中, 随着对他人的信任度的逐渐提高, 则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与其签订口头契约的意愿也逐渐强烈起来。
在现实中也是如此, 对自己的亲属的信任度比较高, 因此在与他们进行农地流转交易的时候, 就使用签订口头契约的形式居多;而对待不熟悉的人, 因对他们的信任度较低, 因此在与他们进行农地流转过程时签订口头契约形式的就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 如果一个农户完全履行前次签订农地流转契约之后, 对方愿意再次与其进行农地流转交易的占到总数的98.8%, 不愿意与其进行农地流转交易的仅占0.8%;在部分履行前次签订农地流转契约之后, 愿意再次与其进行农地流转交易的仅仅占4.0%, 而不愿意与其再次进行农地流转交易的高达93.1%, 这说明当一个农户在滥用他人的信任之后, 再次进行交易的时候, 很容易遭到他人的拒绝;在完全不履行前次签订农地流转契约之后, 就有98.4%的人都不愿意与其再次进行农地流转交易, 这说明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完全利用他人的信任之后, 再次与他人进行农地流转交易时, 将会失去所有的机会, 不再有任何人愿意再次与其进行农地流转交易。
三、信任与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一个计量分析
1.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
对不同人群的信任不同, 导致对农地流转的过程影响不同;随着信任度的不同, 对农地流转中是否签订口头契约的影响也不同, 对签订口头契约之后出现纠纷的几率也不同。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之一, 随着血缘、地缘关系的由远及近, 信任程度也不断增加。
假设之二, 农地流转过程中, 信任的程度越高, 则签订口头契约的几率就越高。
2.计量模型
我们根据实际需要选择logistic模型对信任与农地流转中的口头契约进行实证研究, 模型的基本形式就使用logistic函数。其函数形式表示为:
undefined
其模型估计式的具体形式为:
undefined
上述 (1) 中e代表自然对数的底, 上述 (2) 式中P代表事件发生的概率。由于logistic函数的值域范围为[0, 1], 而logistic模型中的变量关系又服从logistic函数分布, 所以此logistic模型的值域也在[0, 1]之间。
假定有一个容量为n的随机样本。为了得到以自变量为条件的最大似然估计量, 需要知道y在给定x下的密度函数。可以把这个密度函数写成:
f (y/x, β) =[F (α+βx) ]y[1-F (α+βx) ]1-y y=0, 1
由此可以得到:
P (y=1|x) =F (α+βx) y=1
P (y=0|x) =1-F (α+βx) y=0
3.模型变量
注: B1代表父母子女、B2代表兄弟姐妹、B3代表亲戚、B4代表同村人、B5代表经常见面的人、B6代表偶尔见面的人。
我们本次所用到的变量主要选择农地流转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农户及与农户的相对关系, 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同村人、经常见面的人、偶尔见面的人。父母子女就是所调查农户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是指所调查农户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是指所调查农户自己除了兄弟姐妹之外的其他具有远亲亲属关系的人;同村人是指所调查农户自己除了自己亲属之外的其他同村的人;经常见面的人是指所调查农户自己在生活中能够经常见面且不是同村的人;偶尔见面的人是指所调查农户自己在生活中偶尔能够见面且不是农村的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主要采取对信任的数字化即量化处理。完全信任取数值5.00, 完全不信任取数值0, 其他取[0, 5]之间的数值。所取数值越接近于5, 表示信任程度较高;反之, 所取数值越接近于0, 表示信任程度越低。在签订契约方面, 1为口头契约、0为书面合同。
4.计量结果
根据logistic模型的运行情况, 在信任与农地流转中的口头契约方面, 全部取为95%的置信区间, 得到表3和表4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 作为信任度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都为正数, 常量的回归系数全为负数, 并且通过了相应的wals水平性检验, 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 表现为较显著。
根据表4所示的参数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得出此研究结果在总体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分析信任与农地流转中的口头契约的关系, 可以得到结论: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 农户对不同关系的信任程度与农户签订口头契约有一种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 随着信任度的提高, 在签订口头契约时可能性较大。这也很好的论证了假设之二。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 在面对不同群体时, 其信任度是不一样的, 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随着亲缘、血缘和地缘等关系的由远及近也由低到高。由于信任度之差异, 使得农户在选择农地流转契约时, 采取不同的契约形式。在农地流转过程中, 随着人们的信任程度的由低到高, 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就越来越大, 选择书面契约的愿意越来越低。如果农户想长期与对方打交道, 维持已有土地流转关系, 必须履行自己达成的口头契约, 让对方信任自己, 否则就会失去再次合作的机会。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 由于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主要是在村庄内部进行的流转, 要使农地流转得以有序持续进行, 信任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 维护信任, 提高农户之间的信任度, 建设信任体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张五常.关于新制度经济学[A].科斯, 哈特等.契约经济学[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2)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 叶剑平, 蒋妍, 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J].中国农村观察, 2006, (04) .
(4) 洪名勇.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08) .
(5) 孟召将.交易费用决定了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区域比较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04) .
(6) 李霞, 李万明.农地流转口头协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交易费用分析的框架[J].农业经济, 2011, (08) .
信任契约 篇2
农户进行民间融资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式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万江红和徐小霞[1]在调查中指出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中。何广文[2]在调查中指出, 农户借贷行为更多依赖非金融渠道, 从放款的笔数分析, 93.95%的放款行为是在亲戚、邻居和朋友间进行的, 且农民碍于情面很少设置抵押。在发生纠纷时, 由于正式解决途径成本较高, 加之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影响, 多采用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第三方调解的办法解决, 这里的第三方在农村社会主要指受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民间精英, 这种民间精英在当地有较高的威信, 处理公正, 民间精英是根据其人品、能力而选择出来的。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农户之间进行借贷行为时, 不管是熟人之间的借贷、无抵押的借贷还是纠纷的解决, 人际信任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人际信任的内涵
郑也夫认为, 信任是一种态度, 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3]。人际信任是信任的最主要的表达形式, 人际信任是在人际交往中形成, 对人的能力的理性计算和对人的品格感性认同。储小平等认为信任程度往往与血亲距离有关, 血亲距离越近, 相互间信任度就越高[4]。杨中芳和彭泗清认为人际信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能力信任和人品信任[5]。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将人际信任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能力信任, 双方根据各自的声誉价值理性签订并履行契约;二是双方之间的人品信任, 这是高度的信任关系, 在签订和履行契约时不考虑经济因素, 具有利他性的特点;三是双方对第三方的人品信任, 这在发生纠纷时可以利用第三方即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民间精英来进行调解, 解决纠纷, 减小损失。探讨这三种人际信任关系在农户借贷契约中的作用。
三、人际信任关系在农户借贷契约中的作用分析
(一) 能力信任在契约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农户在实施贷款行为时, 贷方根据借方的还款能力来判断是否能够借款, 根据借方的还款能力形成的对借方的能力信任主要有三点:一是借方目前的经济实力, 这里的经济实力充当抵押的作用;二是借方在借款期的预期收入, 包括投资收入、工资收入以及农业性收入, 这将最直接决定还款能力;三是借方的声誉价值, 即借方的还款记录, 这也体现还款能力。根据贷方对借方的能力信任程度, 上述三点中, 如果借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或者有良好的预期收入, 或者拥有良好的声誉价值, 借贷契约都会发生。
(二) 双方间人品信任在农户个人借贷契约中的作用分析
双方间的人品信任是对私德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 人品信任是双方私人关系的产物[6], 是基于血缘和紧密地缘的关系, 一般是家人、亲戚和关系紧密的朋友。在农户借贷时, 如果双方是人品信任的, 贷方对借方的道德水平很信任, 那么贷方有能力贷款时便会执行借贷契约。
(三) 对第三方的人品信任在违约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在农村, 借贷双方共同信任的独立第三方通常是有威望、共同熟悉的民间精英。通过民间精英的调解, 既减少了纠纷解决的成本又缓和了双方之间以及双方与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调解时首先需要选择双方都共同信任的民间精英, 这样调解结果双方才会接受, 然后就是调解人和借贷双方进行协调, 分析无法还款的原因和还款的必要性, 对还款的数额和期限进行磋商, 形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论, 最终贷方通过很少的调解费用即一些礼物和一顿餐的花费取回了借出去的款项, 借方也不会因为不还款而诉诸法庭并降低自己人际信任能力, 并降低了对借贷双方人际信任的伤害。
四、结论
人际信任在农户借贷契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户在借贷时往往采取民间借贷, 向熟人借贷, 而贷方会因为能力信任和人品信任的因素来决定是否借贷。尽管有声誉、人情等关系的约束, 但是由于缺少担保、借方对自己还款能力估计不足等因素, 还是有贷款无法及时归还甚至恶意不还的情况发生, 产生纠纷。而基于血缘、地缘、亲缘等的人际信任关系, 贷方一般不采取诉讼的形式来解决纠纷, 往往是通过双方共同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调解, 这样既可以有效的追回欠款又可以减小对双方人际关系的影响。
摘要：农户与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高昂, 导致农户在借贷时大多采用民间借贷的形式。而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 所以农户借贷大都发生在熟人之间。本文从博弈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农户在借贷契约签订时和出现违约行为时人际信任所发挥的作用。借款时, 双方考虑的更多的是双方的人际信任, 这里既有考虑能力信任即声誉价值又有考虑人品信任的行为;而在发生纠纷时, 很少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通常是利用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调解。
关键词：农户借贷,人际信任,能力信任,人品信任,调解
参考文献
[1]万江红, 徐小霞.民间借贷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倾向分析——基于温州瑞安市T镇的个案调查[J].学习与实践, 2006, (11) :114-117.
[2]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J].中国农村经济, 1999, (10) :42-48.
[3]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19.
[4]储小平, 李怀祖.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J].管理世界, 2003, (6) :98-104.
信任契约 篇3
一、心理契约
由Argyris (1960) 提出的心理契约概念, 用以描述组织与员工之间存在的、隐含的、非正式的相互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新型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使企业做出战略层面的改革, 企业间兼并、重组和裁员愈加频繁, 而这种组织内外部的环境变化, 严重变革了组织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 更是打破了员工以前固有的心理上的平衡, 大量的消极怠工, 员工对企业信任和忠诚度下降。此时心理契约被专家学者们广泛关注。
心理契约概念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提出的, 社会交换理论指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方面的交换, 他的核心是“互惠原则”。而心理契约概念其假设是:组织与员工之间是基于互惠原则存在的关系, 双方都需要有一定的付出, 且需要得到一定的利益, 虽然双方并不存在明确具体的规定, 但是人们会基于社会规范和个人的价值观在内心进行对比与衡量。此时, 责任作为社会交换中的基本要素, 责任对等下, 双方可以维持长久、稳定的关系;而在责任不对等时, 则会对相互间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如今,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公司不能给予员工保证终身的雇佣, 所以心理契约作为强调提高员工职业适应能力的概念而非长期雇佣的保证, 是一个企业发展中对于人才资源掌控的最佳处理方式。
二、员工信任
在企业管理中信任是一个关键要素, 不论是什么组织要想正常运转, 信任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企业不景气时, 组织内部的不信任将会加剧。关于企业内部信任机制建立的理论模型, 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信任是基于一个周期性的循环过程。当员工认为管理者的行为值得信任时, 员工会更有信心, 从而鼓励自己以更大的热情去工作, 并表现出促进团队合作的行为。与此同时, 员工也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工作, 进而增进管理者对其的信心。通过这种方式, 企业内产生信任的良性循环。这个循环的开始需要管理者通过自己向员工传达值得信任的行为。
一个企业在复杂的经济交往活动中, 协调和理顺内外部信任关系, 降低组织内部系统风险和运作成本, 控制外部风险和交易成本, 提高组织绩效的一系列管理工作总称为企业的信任管理。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最重要的还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首先企业需要员工信任管理, 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企业管理者自身的不足, 还为夯实的团队合作提供了基础, 此外又可以降低企业管理的成本。
三、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是为了实现组织的长期目标, 以战略为导向, 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配置、充分利用以及科学管理的制度、程序和方法的总和。它贯穿于人力资源的整个运动过程, 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环节, 以保证组织获得竞争优势和实现最优绩。到了20世纪90年代,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方面的重要变化就是将人力资源当作组织战略的贡献者看待, 组织依靠核心人力资源建立竞争优势和依靠员工实现战略目标成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特征。
四、心理契约、员工信任、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影响关系
总的来说, 心理契约和员工信任对于人力资源战略管理来讲都是其必备的,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总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组织的长期目标, 为组织求生存, 而心理契约作为基于社会管理理论的概念, 更是强调了企业与员工的责任上的互惠互利。拿员工信任来说, 它是企业得以维持和谐内部关系, 促进企业高速发展的必备。
1. 心理契约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影响
心理契约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影响包含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 首先从其影响上讲, 第一, 心理契约减少了雇佣双方的不安感;第二, 从社会管理上出发, 以责任规范了员工行为, 员工可以以企业要求其所该有的责任来衡量自己的行为;第三, 心理契约可以让员工对企业产生情感反应。
心理契约具有消极影响, 因为心理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停变化的, 心里契约的变化, 导致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产生动摇, 在契约关系的重新确定时产生不确定性和怀疑性。
2. 员工信任对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影响
员工与企业之间信任的增强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开展, 在人力资资源管理战略的恰当实施上, 还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任, 同时降低企业员工离职率, 提高生产效率, 节省企业成本, 提高企业收益。员工信任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上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过程, 所以说员工信任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何健文.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员工心理契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 2012.
[2]陈小锋.知识员工心理契约对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 2012.
[3]侯景亮.基于心理契约的施工项目团队成员激励及目标实现的实证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