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

2024-05-09

契约精神(共12篇)

契约精神 篇1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曾指出:“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样的论断放在西方也许有理,在中国恐怕又该另当别论。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2010年的央视“感动中国”人物中有俩兄弟,一位叫孙水林,一位叫孙东林。这两位湖北兄弟一直从事建筑工程行业,从1989年在外承包工程开始,在孙氏兄弟手下干活的农民工都会在春节前到武汉的孙水林家中领到一年的工钱,无论发生什么哥俩从未违背过这个约定。弟弟孙东林在领奖时说:“我觉得,我们二十年来,不欠工人的良心债,这样做是应该的。因为农民工在外边打工,不容易,特别辛酸。他们挣的钱不是拿出去挥霍,不是拿出去买那个奢侈品,他们挣的钱是为了回去过日子。从我们做起,不欠那良心债,我们干什么事要凭良心。”

维系孩子坟墓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西方人的契约精神: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从而,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

而在中国,更崇尚的是“聪明”而非诚信。正是因为这种崇尚“聪明”的社会风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却平等而变得暧昧或者冷漠。因此,不拖欠工资就足以感动中国了,那拖欠农民工工资可能就是一种常态。

中国长期缺乏商业文明,加之秦以后的历代制度均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和彼此隔绝的宗法村社为基石,难以培育出契约意识与规则。于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背景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主要靠感情、靠缘,而不是规则,不是契约。中国人做事要靠血缘、姻缘、地缘、人缘,实在没缘了就造个缘。“缘”也就成了中国人信任的重要基础,而陌生人当然是不可信任的。大多数人更津津乐道于不按规则出牌,习惯于从破坏规则中获得短期利益,乐于把破坏游戏规则当成一种生存智慧。生活中,你买房购车找工作,遇到不把合同、协议当回事的情形不可谓不多吧?

然而,一个把小聪明用到极致的民族被淘汰是无可逃遁的必然。如今,市场化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开始进入陌生人时代,动摇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冲击了传统的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和熟人信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只有遵守规则,才能尽快地融入国际社会;在现代化的洪流中,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科学管理,更需要契约精神。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倡导契约精神,对经济社会良性运转和人权保障有着积极作用:一方面,在促进商业文明的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而有效控制公权力,建立社会契约,不同主体遵照规则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促成社会和谐。

诚信诉诸的更多是自律的良知,契约则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并遵循自由、平等、信守、救济原则。因此,仅有诚信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在孩子们的认识结构中注入契约精神,哪怕仅仅是种下一粒种子,于人于己均善莫大焉。

契约精神 篇2

——为何“我们”缺乏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的来源

西方文明传统中具有一种契约精神。这种精神起先表述在“神人立约”的意义上。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于犹太人与上帝的契约关系,至少有三次“立约”被记载。基督宗教形成之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立约”。基督徒认为救主耶稣降生即上帝与人重新立了“新约”,因而将以往上帝通过立法而与犹太人所立之约称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宗教的传承和弘扬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这可以说是西方“契约”概念的萌芽。西方社会至今对“契约”、“合约”等有强烈的重视,也受此影响。

契约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尊重规则和重视规则的意识,就是以团队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的大局观念,就是与合作者、竞争对手实现共赢多赢的思想,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别人负责的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法国教育家卢梭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在现代社会,人一出生,各种各样的规则就会对他产生效力。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么多规则,原因在于规则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的同时,还在总体上降低了治理社会的成本。规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规则的强制作用,但也不能总依赖强制作用——理想的状态是,每位公民都养成一种很强的规则意识(是指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意识。比如说:遵守校规、法规、遵守社会公德等),让依赖规则办事成为一种习惯。

契约精神—西方文明的基石

契约规定着利益双方在权力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是西方现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石,也是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信用与契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甚至信用要靠契约来维系,也可以说传统的商业文明是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不断发展的商业文明又反过来催生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诚信精神,只有交易的双方遵守契约,切实履行合同,才能确保交易安全,市场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欧美国家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优良的契约精神;我国的香港和东南亚的区别,就在于香港人有着优于东南亚人的精神契约;就连犹太人在面临磨难时表现得十分优秀,也是出之于这个民族所具有相当重要得契约思想的原因。

中国人为何缺乏契约精神?

个人不履约:2008年10月,国际艺术品拍卖巨头佳士得宣布,将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2009年2月25日,佳士得拍卖行在一片反对声中对兔首、鼠首铜像进行了拍卖。随后,佳士得对外宣布,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成功竞得两尊兽首。然而,蔡铭超在成功竞得两尊兽首之后,竟然多次对外高调表示,将拒绝付款。

企业不履约:1996年,在招商引资大潮中,国内知名饮料品牌哇哈哈与国际饮料巨头法国达能公司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双方持股比例分别为49%、49%。后因金融风暴等原因达能得到2%股权转让,取得了绝地控股地位。而后哇哈哈创始人感到当初签定合约比较吃亏,于是另起炉灶,背着达能在外建立非法合资公司数十家,并擅自使用“哇哈哈”商标。几年之后,非合资公司得到了高达10.4亿元的利润,于是达能就想以40亿元人民币将其并购,并扬言如不答应就告非法使用。曾经的合作伙伴除了继续大打口水仗以外,还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

其实,不管人与人之间,还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契约精神实际很简单,就是说话算数,一旦作出了承诺就必须执行,而且是不打任何折扣的。一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很多行为并不是体制上的改革,而仅仅是去调整、理顺一种参与市场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商业与市场是多元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进行交易与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交换的过程要达到大家可以计算、判断和衡量,就需要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契约。契约精神是维持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进行理性判断、预测以及比较的基础,实际上,契约精神恰恰是一个商业社会最基本的文化,是基因,而我们中国向来缺乏这种文化,缺少这种基因。

契约精神体现自由、平等的原则,它是一种以法律为准则,以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守信、公序良俗(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准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等为基本原则的行为规范。然而却有人以不遵守规则、不承担责任视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特权。正是这些人破坏了我们的契约精神和契约文化。

重礼义、轻规则:观中国历史,既缺乏发达的商品经济,又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更缺乏产生契约文明的契约文化。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在以农业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在政治上表现为集权专制,在文化上等级观念浓重,契约文明是不会在这样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上产生的。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的相对稳定,民族的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很显然,这样一种行为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中国,这个故事一直作为智慧的典范来传颂,但其实田忌赛马是犯规的,这反而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正是中国人缺失契约精神的表现,也是典型的轻规则,无契约精神的。假使将这种比赛方式放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中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我想这应不言而喻吧。

缺信用、薄公德:今年6月6日“信用日”,芝麻信用和全时便利店一起,在北京搞了一次“无人超市”实验活动,整个便利店内采取自助收银的方式,顾客可以通过支付宝扫码或者现金来自助买单。上午虽井然有序,可到了下午却风云突变,“不付钱”和“没付够钱”的情况就此出现。在现场,有三位女性拿走贵重货物,而没有付钱,还有很多人往返好几次,拿走数袋价值不菲的烟酒。通过一天的实验来看,活动确实是喜忧参半。通过这个实验活动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公民是缺乏信用及公共道德的。P73 潜规则、小聪明:近些年,潜规则和耍小聪明受到了一些人的狂热追捧,它所需成本很低,收获却很高,而且不易被人发现。例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2009年的蒙牛0MP、广州瘦肉精等,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严重违背了契约精神。重利益、欠思考: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商人也都是追求收益的。当违约的收益远大于守约的利益,或者说违约的收益远大于违约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时,违约对他们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秦池勾兑白酒这一缺乏诚信的不争事实就注定了秦池只能昙花一现。就是这样的人和企业促使了功利主义的盛行。

力度薄、缺办法:在中国,对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缺乏完善的违约制约机制。社会契约机制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到与时俱进。当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契约机制与社会的进步不相适应时,我们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让其达到应有的约束力。

有契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 让契约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等问题上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5%左右,经济损失更是达到每年5855亿元。很多事例表明,在一个失信的环境中,企业运行的成本将大大提高,其结果是既不利于消费者,也不利于生产者。

作为企业,巫山新华书城更是要做到做事明确、公开,不私下做出不合理的事情。顾客的利益高过一切利益,更要体现契约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要保护书城的利益。任何的偏袒都不符合契约精神。例如书店的书,经小朋友、大人翻阅后,有损坏的图书,我们要明确告知,不“强行”卖给顾客,避免引起顾客的反感。

作为企业,我们更应积极承担责任和履行契约,为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有着高度社会责任的企业有很多,他们无一不是在造福社会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长足发展。比如建筑业的德胜公司就是这样。2002年时,为某公司建筑时员工姚百灵发现了材料质量问题,她坚持质量问题不可商量的原则,为公司赢得了“契约口碑”。最后德胜凭着优秀的契约精神和对客户高度负责的态度,不仅做到了行业第一,而且市场份额也占到了70%以上的好成绩。

作为企业,追逐利润、讲求回报固然无可厚非,但其行为一定要遵守最起码的社会道德,要具有一种契约精神和责任意识。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建议企业应确立以下的社会责任标准:

一、明礼诚信确保产品货真价实;

二、科学发展与交纳税款;

三、可持续发展与节约资源;

四、保护环境和维护自然和谐;

五、公共产品与文化建设;

六、扶贫济困和发展慈善事业;

七、保护职工健康和确保职工待遇;

八、发展科技和创自主知识产权。只有这样企业才会长盛不衰,一直得到社会及消费者的信任。

作为企业员工,我们应努力工作、聪明工作、更要快乐的工作。既要不定期的学习和培训,也要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更要有良好的契约精神,和管理者、企业都要建立良好的心理契约。一个严格自律、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往往能够发现自己的最大潜能;而一个对自己放松了要求、不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则会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一些错误,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作为企业员工,我们也要学会感恩,感恩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使我们自己迈向成功的保证。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良好的感恩文化和传统。不知感恩,不懂回报,是一种“职业癌症”,作为一名员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企业,它不仅给了我们赖以生活的工作,还为我们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让我们的人生阅历得以丰富;对领导,我们要心怀感恩,正是因为有了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的更好,把自己磨练得更加成熟;对同事,我们要心怀感恩,因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有了大家的共同奋斗,才能创造辉煌的业绩…… 作为企业员工,我们应树立这样的思想和观念:不管你对企业的贡献有多大,那仅仅是为你能够在这个企业工作付出的“利息”,是对企业中那些给与你帮助的人的回报。常言道“心存感恩,知足惜福”。感恩别人,回报自己。懂得感恩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感恩作为自己付出的回报。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团队,就缺不了感恩这种有助于调节矛盾、构建和谐的润滑剂。人人学会感恩,社会和团队就会处处充满和谐与温馨。

不践踏法律、道德和良知,是做人的底线。而追随自己的良知,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善事,帮助一下周围的人,则是值得称赞的美好品质。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守住良知这个底线的时候,契约社会和契约文明就会到来。

从小养成“契约精神” 篇3

当父母认为孩子的话不必当真时,他们也会本能地认为,自己对孩子说的话也没必要太认真。

可是,人与人之间要相处愉快,都要遵守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守则。诚信即为其中之一。假如你认为因为两岁的孩子记性不佳,可以随便许诺之后说了不算,那么三岁呢?四岁呢?从哪一天那一时刻起,你觉得孩子就应该“突然”开始信守承诺了呢?

作为一个人,我们就应当言出必行,这不应该因为对象的年龄或是亲疏远近而区别对待。我们不应该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又是自己的至亲,就对他放弃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只有父母做到了这一点,孩子才能从小养成诚信、遵守契约的习惯。

父母有原则,就是最初的诚信教育

对于小婴儿来说,父母坚定而有规律的态度就是一种最初的诚信基础。只是很多父母本来也有原则,但面对孩子的哭闹,就开始丧失原则。很快,别看才是不到一岁的小婴儿,就已经知道假如自己哭闹得足够严重,父母就没有真正的原则。

到了幼儿时期,父母不断放弃原则的行为就更多了。在游乐场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情景—— 家长对孩子说:“该走了。”孩子央求说:“再玩五分钟。”家长同意了。可是五分钟过后,孩子又央求:“不行,再玩五分钟。最后的五分钟了。”家长再次妥协。就这样五分钟又五分钟,一直到家长情绪失控,发起火来才算结束。

这种时候,家长总是气呼呼地说:“小孩子说话根本就不算数!”

确实,孩子说话没有算数。但那位因为孩子不断增加的“五分钟”而批评孩子不守承诺的家长,大概从来都没有想过,是大人放弃原则在先,才让孩子不守承诺在后。既然说好了玩五分钟就走,而孩子也已经答应了,那么,到了时间之后,为什么却允许孩子不遵守这最初的约定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家长时间还充裕,面对孩子的请求,他们觉得再玩五分钟也无所谓。

于是,家长就用自己的行动,向孩子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所谓“再玩五分钟”并不是真的只能玩五分钟。只要我央求、耍赖或是采取一些其它的行动,就还可以不断延长。换句话说,孩子会认为,不必理会父母的话,因为他们根本就说话不算数。

其实,事情本来可以很简单。家长完全可以一开始就认真估算一下时间,然后告诉孩子:“你可以玩10分钟。”然后,到了约定的时间,就绝对不再允许孩子讨价还价。

如果从第一次就这样做,那么不超过三次,孩子就会认识到家长是说话算数的。孩子不仅会自动遵守承诺,而且还会养成守时的好习惯,避免做事拖拖拉拉。

让孩子学习自己承担后果

父母应该教给孩子进行这样的思考: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承诺的,哪些承诺则会超出你的能力。人不应该轻率地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也不应该习惯于用“我尽力了可是没做到”的借口来逃避承诺。

有次我和女儿一起出门,女儿想带很多东西:玩具熊、零食、漫画书、画笔、图画本……眼看东西越装越多,我就提醒她:“妈妈可不想拿着这么多东西出门,你如果想带,就要自己背着。”

当时才三岁的女儿毫不犹豫地向我保证说:“妈妈,我保证自己背着。”

我想了想,觉得应该再向女儿认真说明一次。我对她说:“宝贝,妈妈觉得你肯定会背不动的。如果你一定要拿这么多东西,那么等你背不动的时候,要想一想你现在对妈妈说的话,再累,也得自己背,可以吗?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以后出门带什么,就都是妈妈说了算。”

这回女儿仔细地想了想,还是决定拿很多东西。

出门后没走多久,女儿就背不动她的小书包了。这时她想让我帮她拿,我就提醒她曾经说过的话。我说:“你实在累了就歇一歇。今天妈妈不帮你拿,是因为已经提醒过你,你也向妈妈保证了要自己拿。如果现在妈妈帮你拿,以后再出门你就不可以自己挑东西了哦。”

女儿思索了一会儿,决定还是自己努力背着包。我其实也尽量暗暗地安排她多休息,并提前结束行程,早早回家了。尽管如此,这次“负重远行”也给女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到下一次我们要出门时,她开始慎重地考虑到底要带多少东西。她学会了不再贪心,只带力所能及的行李。尽管当时她还只有三岁多,但她已经开始学习自己承担后果。

后来,当女儿觉得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承诺时,还常常会向我请教,让我帮她一起评估事情未来的可能。这也是她在坚守承诺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好办法:向有经验的人求助。

同时,父母也不应该逼迫孩子答应一些超出孩子能力范围的事情,让孩子不得不违约,从而养成了毁约的习惯。诚信教育不仅是道德教育,也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也能获益匪浅。

让孩子体验诚信带来的快乐

当孩子信守承诺时,应该给予丰厚的回报,这样孩子才会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去遵守承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所谓丰厚的回报,不一定是物质鼓励,更多应该是精神上的回报。女儿幼儿园暑期可自选是否放假,女儿想放假和我待在一起,但有时我必须出门办事,于是就规定了一些跟着我出行的注意事项,告诉女儿:“你只有做到不影响妈妈办事,才能继续放假。”女儿全部答应了,而且一路上她都表现得特别好。回到家后,我立刻夸奖了她,等她父亲下班后,还让女儿自己告诉爸爸,今天做了很棒的事情。

女儿就很骄傲地说:“爸爸,今天我跟妈妈去办事了。那个地方很远,可是路上我都没有说话打扰妈妈,让妈妈专心地开车找路。办事的时候,我坐在一边等着妈妈。我今天没有给妈妈添麻烦!”

然后我们夫妻两人就一起鼓掌,说:“真是太棒了!”

而且,我还告诉女儿:“妈妈知道,这么小的娃娃,坐在车上一路上都不说话,是需要自己控制自己,是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人,也做不到这么好,可是你答应了妈妈,就努力做到了,这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女儿能安静地坐很久,对她的年龄来说确实很了不起。但我想夸的不是她“坐得住”,而是她在努力克服儿童好动的天性,在遵守她与我之间的契约。同时,在基本完成契约之后,女儿自己也获得了成就感,并感受到了我对她的尊重和欣赏。

很多父母在孩子完成小小的努力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却总在孩子做的不好时,无情地批评,要求孩子进步。可是,如果只是一味指出孩子的缺点,而不告诉孩子哪里做得好,又如何能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呢?

契约精神漫谈 篇4

西方契约思想滥觞于希伯来《圣经》中犹太初民与上帝的“立约”, 经由古罗马到中世纪教会契约法, 至近代以来孕育于经济活动领域中的契约自由、社会契约论等思想的产生, 契约精神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与本能。相比较之下, 我国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体制、熟人社会不利于凭信用而维系的契约的蓬勃发展, 更遑 (huáng) 论契约精神的构建。记得小学语文教科书中讲到, 田忌赛马时孙膑以卓越的计谋和智慧让田忌赢得比赛, 殊不知这也是在教导我们在胜利的终点和利益之下, 打破游戏规则未尝不是必要手段。诚然, 故事的本意是要学会扬长避短, 但从法律的角度看, 规则既经双方合意生效, 那就必须遵守。孙膑与田忌的做法无异于暗地违反规则, 用行话来说就是契约精神的缺失。

近段时间,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收紧使得房价有所下跌, 引得无数房市高点时买入的房主们大呼“上当受骗”, 愤而掀起退房热潮。仔细审视, 这其实是强盗逻辑:房价下跌, 自己作为业主就有权要求开发商退房或返价;那房价上升, 自己就有权要求开放商返利、分红?后者显然不会发生。归根究底, 这也反映了我国公民契约精神的缺失。契约精神强调主体意识的释放, 同时也强调公民理性订约。黑格尔构筑了理性主义人本学理论, 经济学假定人为理性人, 法学理论也也应对缔约者持相同的期待。闹房潮中公民联合起来掀翻售楼处, 有意识找律师保驾护航, 这是权利意识觉醒、主体意识释放的表现, 纵然行为方式、表达诉求途径有失偏颇。另一个方面讲, 公民既然有缔约的意图, 那就应对自己所选择的缔约的形式、缔约的内容、缔约后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一定程度的预见并能恪守契约, 如此公民素质才能实现现代化。倘若人人都因为市场的突发状况、不可抗力所致而废约, 那契约精神之塑造、市场规则之重构将永无天日。因此, 理性的思忖对价而非盲目缔约是预防日后纠纷产生之时吸收不满的关键因素。

前文所述多属于狭义的契约层面, 但正是大量增加的私法领域的契约现象才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资源, 而且人们普遍认同以契约来解说各种关系, 这其中就包括国家, 典型即为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理论。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权利, 经过对自然状态下危险性、不便性的理性思考, 彼此之间签定社会契约、让渡部分自然权利给公共权威, 最终进入国家状态。社会契约论现已成为西方列国主流国家学说, 其适用范围虽然与民商事契约有所不同, 但究其基本框架结构仍是一致的, 最重要的是两种理论都以当事人平等自由为前提。

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即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彼此张力的历史性渐进式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作为契约的最初主体, 依次完成缔结契约、组建国家、制订法律, 随即转化为公民, 而国家则承担起管理型政府的应有责任。随着罗尔斯《正义论》时代的到来, 新社会契约理论拉开帷幕, 服务型政府的呼声高涨。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矛盾交织, 表现在政治国家领域即为政治共同体凭借公民自下而上授予的权力时常违反双方当事人所缔结的契约,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言, “议员一旦选出之后, 他们就是奴隶, 他们就等于零了”。正是如此, 这是对社会契约的背反, 是民主制度有待健全的进一步例证。

所谓民主, 是一种旨在强有力地颠覆政府公权的制度设计, 而契约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是关键一环, 是法治文明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上有法史学家梅因的《古代法》和“从身份到契约”, 有社会学家费孝通《乡土中国》里“熟人社会”将被现代化进路中成本低廉的契约制度所取代的必然趋势。而公民作为契约最主要的主体, 其意识则集中体现了契约精神。因此我认为, 任何契约的缔结, 如果每个主体都恪尽职守, 严守信用, 那公权的滥用就会警钟长鸣, 法治文明亦会水到渠成, 指日可待。诚然, 无论是格式合同、霸王条款的民商事契约中权义倾斜等强权特征的凸显, 抑或是社会契约中国家公权力的肆意践踏, 每一个都是公民意思自治的绊脚石, 每一个都是民主制度健全过程中无法逾越的坎儿, 它们使得民主成为了意思自治迷雾中的城堡。毋庸置疑, 这个过程无异于艰苦跋涉、万里长征。但我们已然没了退路, 正如篇头所述, 契约其实要求我们理性思量、谨慎订约、吸收不满、承受结果。江平老先生说他所能做的只是呐喊, 我区区一名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 没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坚定的法律信仰、激越的人文情怀, 自是不敢光膀子冲锋上阵、摇旗呐喊。但恰恰因为我是一名青年学生, 所能做的便是以一己之力不断学习、实践, 为契约增添新的、平衡的权利义务, 同时诚实守信, 守法尊德。待到某日山花烂漫时才有足够的资历去呐喊:呐喊契约精神不再迷失, 走出迷雾;呐喊市场活动理性运行, 诚实信用;呐喊社会契约严格遵守, 不再是公权力寻租而肆意蹂躏的妓女;呐喊一个民族契约文明之火种传遍大江南北、法治文明之曙光照亮四面八方。

希望谨记, 民主需要每一个个体不懈奋斗, 作为法科学生, 你已无路可走, 所能做的只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哪怕前路布满荆棘, 仍当义不容辞地担起重任,

契约精神 篇5

①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不尊重契约现象,导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甚至有人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中国历来就没有契约传统。中国人真的没有契约精神?中国真的没有契约传统吗?

②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狭义上,主要是私人契约精神,包含契约自由、契约平等、契约信守及契约救济的精神,这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价值基础。韦伯在讨论宗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质理性”概念,是法律的理想类型,它与黄宗智构建的强调统治者的意志在法律制度中起作用的“实体理性”概念,是两个比较切近的概念。很显然,这二者都不是适合解释中国传统契约实践的理论类型。而李泽厚提出了中国人侧重实用而相对地忽略形式理性与逻辑抽象的思维特性的“实践理性”概念,将这一概念结合一些较为常见的历史材料,似乎可以对中国传统契约实践作出一种可行的并且有说服力的解释。

③仅就契约文书本身而言,指责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就是值得怀疑的。西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刻在铜鼎上的买卖契约。到了秦汉,人们有关交易的契约被记载到竹简上,且数量颇为可观。魏晋以来,大量的纸质契约文书已经出现,一直延至明清,仅留存至今的就数以千万计。我们当然不能说存在契约文书就有“契约精神”,但数量庞大的契约文书无疑是我们观察中国契约传统的一个窗口。

④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历代契约文本的考察,发现民间契约的有效运作,是由于“契约的自己执行的性质”,尽管这种“自己执行”远非完美,但由于传统契约中这种复杂制度的存在,个人间交易的顺利完成,更多的是依靠契约形式的发展以及契约中重要的实体性规范,这些规范直接构成了保障契约自己实施和自己履行的机制。仔细审视历代契约文书,其中确实透露出不少有关订约、履约规范的信息。

⑤在中国古代,国家法制及司法亦对诚信履约极端重视,在涉及契约的法律裁判中,背信、违契等行为也是历代司法制裁的对象。早在唐代的律令制度中,就包含有保障契约履行的法律条文。《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很显然,对契约的毁弃,在传统司法中已是律令所禁止的“罪”。

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儒家历来倡导诚实有信的正面价值,要求人言为信,故“画指为信”“立据为信”等是历代契约书写的惯用语;佛教、道教等又以“违契遭报”等观念,从反面督促契约的诚信履行。这些基于道德伦理的礼俗文化观,虽然未必符合现代的科学精神,但确实从某个角度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契约精神,维系着民间契约的实际运行。

⑦今天部分国人存在不尊重契约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传统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旧的价值观几乎完全被废弃,新的价值观难以匆遽建立,又逢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一部分人唯利是图,道德、礼俗全置之脑后。当然,司法公正和权威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又从反面消解了人们在契约中诚实有信的积极性。当前,我们应重建中国人的契约精神,而不是武断地指责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契约精神。

15.概括作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不乏契约精神”的理由。(6分)

答:

16.文章第②、⑤两段各自主要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简要分析其作用。(6分)

答:

17.请联系全文探讨这篇文章的写作意图。(6分)

答:

试题答案:

15.①契约在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民间契约一直有效运作);②国家法制及司法极为重视契约的履行;③礼俗文化对契约的履行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6分。每点2分)

16.①比较论证。通过对实质理性、实体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比较,突出实践理性才可以对中国传统契约实践作出一种可行的并且有说服力的解释。②举例(引用)论证。举(引用)《唐律疏议》证明在中国古代国家法制及司法对诚信履约的极端重视。(6分。每点3分,论证方法1分,分析2分)

契约传统与权利精神 篇6

之所以如此,端在于中国传统中存在着发达的契约。予谓不信,可看看早年由福建师范大学内部印行的2册本《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集》,中匡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共20册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再看看近些年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的《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辑共40册《徽州文书》、3辑共30册的《清水江文书》,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契约文书》,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完全可称为如雨后春笋般在迅速成长!

笔者出于个人兴趣,在关注这些已经整理出版的、卷帙浩繁的契约文献的同时,也游走各地,或亲自搜集各类契约文书,或到一些地方档案馆查看其业已编辑成册、内部印行的传统契约文书,如在台湾宜兰、高雄,山东青岛、威海,贵州锦屏、从江等地档案机构或民间都见到过相关契约文献。记忆尤深的一次,是我和几位学生共游山东浮来山。在一处值班室里,居然发现有人以清代契约文本粘糊墙壁!足见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在这个文明发展历经数千年的国度,不时可以发现一些令人称心的古代契约文献。

指出我国传统契约之发达,是要藉此解构一个流传已久的观念:传统中国是个缺乏权利精神的国度。这种人云亦云的先入之间,让读书人沉沦于预设的结论,而对如此发达的契约以及这些契约文书中明显透出的与义务相对的权利主张和事实,或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者纵有见闻,也囿于既有成见而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种对传统契约的傲慢态度,买际上反映了一些学人的“反智”情结(尽管自以为很智),其固执于某种所谓“先进”理念,而对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活智慧,日用传统不但漠视,而且鄙弃。这里仍盛行的是某种“英雄史观”和精英传统,而不是现代国家所孜孜以求的民主史观和大众传统。

在我国,先前惹人注目的“权利本位论”,其着眼点就在于一种观念的历史。论述相关问题的学者,多以思想史及其思想家们的只言片语为依凭,偶尔对制度的关注,也多集中于引述制度规范,而并未关注规范的实践。这种依托思想家言说的权利学术研究,尽管切近人类高级的精神生活史,但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不仅是由高级精神生活史所构造的,在一定意义上,思想家及其高级精神生活史,只是社会构成性因素中极小的一个方面。虽然这种高级精神生活史,恰如暗夜中划破长空、耀眼四射的闪电,足以激荡人心,从而对“精神存在”的动物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而言,毕竟柴米油盐以及与此相关的日常精神生活才是其真正的需要,而那种高级的精神生活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点缀。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才在日益世俗化的时代,把其目光投注到日常生活本身,投注到人们物质和精神的日用交往、洒扫应对。

以此来衡量,则关注传统契约,就是关注长期以来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关注他们如何把日常生活的安排化成了一种精神产品——契约,关注在这种精神产品中所蕴含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如锦屏契约中不断出现的“地主”和“栽手”、卖主和买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权利义务关系之间有没有本位?如果有,究竟何者为本位?这些问题,绝非思想家高级精神生活中的苦思冥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民有没有权利精神和追求?这也绝非思想家高级精神生活中的指点江山。脱离开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而专注于思想史的学术论调,终究属于精英、属于人文、属于高级精神生活,而不属于大众、不属于社科、不属于日常生活。

本期刊出的3篇论文,来自同一课题组的成员在不同视角对《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在不同视角的论述。其中李亚的论文透过清水江习惯法,关注林业生产管理关系、特别是林杈关系问题的研究;郑姝的论文透过对某农家收藏的800余份契约的分析,关注清水江流域林权关系变动的研究;而简丽的论文透过清水江流域当代乡规民约的研究,关注当地当代社会秩序制度化运行的事实。这些文章,虽都说不上理论的创新和深奥,但通过这些文字,展示了和我国既有法理学论述完全有别的古人或今人的权利观念和权利精神。

信守契约精神不是过分要求 篇7

自2011 年我国首批免费师范生毕业以来, 关于其是不是能够在教师岗位上服务10 年、若不能服务期满应当如何处罚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而事实上, 相关规定早已明确———要退还在校期间享受的各项费用。所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上述办法, 是对免费师范生毕业之后责任与义务的重申。

客观来说, 免费师范生对许多家境一般的学生和家庭而言, 是一份诱人大餐———不仅不用付学费、住宿费, 每月还可领到约600 元的生活补贴。如此算来, 大学四年可以节省数万元的家庭开支。

然而, 当免费师范生步入社会, 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冲突。特别是自己作为部属师范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回到教师岗位尤其是到中西部的普通工作岗位上, 容易在跟其他同学的横向比较中产生心理落差。

2014 年底, 有媒体曾专门针对免费师范生的工作生活与心理状况进行调查, 聚焦了其经济收入、教学理念、文化差异、条件艰苦、个人情感、专业发展等内容。应该说, 免费师范生在毕业之后有相当一大部分会对自己的职业与理想产生怀疑。而自免费师范生政策实施以来, 我国至少已招收了8 万名免费师范生,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群体能否认真履行约定以及违约之后的处理情况, 直接考验着免费师范生政策今后的推行。

既然选择了走免费师范生之路, 那么, 所有与当地教育部门签订了协议的大学生, 就应该按照契约精神来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对大多已成年的学生来说, 并不是过分的要求。如果对未来能否执行相关政策规定摇摆不定, 还请谨慎选择和决定, 不要既占着免费的名额今后又不想履行义务。这对于今后想选择走免费师范生之路的家庭有镜鉴意义。

契约精神是现代教育的支点 篇8

在《教学勇气》一书的导言中,作者帕克·帕尔默开宗明义,指出,在有关教育的研究和行动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忽略:教师自我的内心建设——认识自己,建立身份认同和自身完整。毋庸讳言的是,今天教育的窘境,绝不仅仅是我们一直以来诟病的所谓教育体制问题,也不仅因为整个“场”、整个团队、整个环境在教育发展中,还残留着旧背景、旧时代、旧思维的逻辑和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

更可怕的还是旧文化、旧意识、旧观念在我们身上的根深蒂固。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定势下,我们已经习惯了埋怨体制,或是哀叹现实,而不愿意从自我剖析、自身反思做起,从每一天可以把握的改善做起。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缺乏反思自我的勇气和责任。

由《教师公约》我最初想到的一个词是“契约精神”。这个词汇最早来自欧洲,然而我们的儒家文化中也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言论。做人做事恪守信义,无论中外,都是一个道理,只是表述不同而已。我想说的是“契约文明”绝不只是商业文明所独有的,它更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契约文明的主要表征是社会关系的契约化,这是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准则。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引导学生学会交往,学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而为他们建立起健康的社会关系奠定基础。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的《教师公约》通篇既没有以往我们常见的“禁止”、“不得”、“必须”等字眼,也没有任何奖罚措施,有的只是他们通过民主研讨达成的为师共识——作为学校和教师的本分所在。良渚实验学校的《教师公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作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学校,有必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重拾“契约精神”,努力形成一种共同商讨、平等对话、恪守规范的良好风尚,以改善和修正日益走偏的学校文化。

有人说契约精神,至少应有如下几层意义:对生活世界的共同理解和愿景,将理解和愿景化为行动的共同意志,每个个体对共同意志的内心肯定和自觉承诺,共同体全体成员对每个个体自觉承诺的信任和依赖。从这几个层面来看的话,良渚实验学校的这个“公约”更多的还像是规定,只不过比一般的规定用语温和了许多,并没有真正从“公约”的特征出发明确学校行政应履行的义务。不过,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良渚实验学校能以“公约”的形式来规范学校和教师自身行为的探索,应该说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契约精神与税收策划的合理界限 篇9

税收策划涉及到国家的税收利益、征管机关的职能行使和纳税主体的税收权益等多方利益和法律关系, 因此受到了各国理论界及实务界的长期关注, 其研究角度遍及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和实务技术等。现阶段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税收策划与节税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 即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 并且被各国税收法律制度所鼓励或提倡。随着我国税法规范的日益多元化、境外企业的大规模进驻、企业竞争步调的越发加快, 导致税收策划成为国内企业不可或缺但又经常异化的经济行为。但遗憾的是, 我国无论是税收立法还是学理研究都未能及时体现自我修正的精神, 作为对上述社会事实的回应, 在资源相对稀缺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 税收策划越来越跨越私法自治下契约精神的疆域, 异化成了各种各样的税收违法行为, 并无视构建在自由、诚信、平等、法治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为此, 若还是局限在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 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 而不能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 我国的税法学还是难以真正迈向回应型法。故而我国应当对税收策划进行多维度识别, 从而为规范不正当的税收策划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借鉴西方以契约论为源起的税收理论中的契约精神, 来进一步修正税收策划, 从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实现出发, 找出税收策划的自由与限制的边界, 不失为一种研究上的创新。

一、契约精神与税收策划之间的共同基础

现代契约精神是强调在正义、自由、平等和法治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强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当的税收策划及其规制的过程体现应该是现代契约精神中的那种在自由、平等和法治下有序、互利的价值追求。

1、正义。

正义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价值, 契约精神中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有序竞争等均起源于正义。税法对税收策划的认可和规制最终也受到正义价值目标的约束。

2、自由。

自由是人们的基本要求,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首要途径。契约精神中含有自由的精神, 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的一种向往。自由在税收策划中则是源于私法赋予人们的对交易形式的自由选择, 是私法意思自治的体现, 税收法律制度界定了纳税人的选择区域, 在此区域内的税收策划受到法律的保护。

3、平等。

平等作为正义的另一种途径, 虽然已经很古老但永远都有新意。契约精神中含有平等的内容。税收策划中的平等则体现在纳税人都有权利通过对经济活动中法律形式的选择来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

4、秩序。

法律保障下的和谐、有序是人类生存的前提, 秩序也是自由和正义的基础, 也是契约精神中含有的内容。税法维护的是国家有关税收征纳关系的秩序, 税收策划当然要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并应遵守税法所建立的秩序。

二、税收策划活动中契约精神的体现

首先, 人们作为财富所有者, 有权对自己财富进行选择是否将一部分财富投资给政府, 由政府用这笔钱来提供公共物品。人们自愿将财富交给政府, 他们就履行了纳税的义务, 而且出于对公共支出的需要和保护公共利益的考虑, 法律也不会允许人们随意撤回自己已经纳税的财富。这其中体现了契约精神的平等、自由、有序和互利的诸多内容。

其次, 纳税人与政府签订契约后, 就应该在契约约束下进行经济活动, 而不应该超出契约范围进行违反契约规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每个公民都有将履约成本降到最低的冲动, 而税收策划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途径。

第三, 纳税人用合法手段减轻税负, 促成了其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动态平衡, 又由于税收策划是一种私权的合法行使, 因此不会损害其他纳税人的利益, 进而体现了契约精神中自由、平等、法治之下的有序与互利。

三、税收策划中契约精神的异化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契约精神并非没有限制, 如果过度追求无限制的契约精神会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极端, 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此时, 税收策划也会偏离正规, 异化为避税、逃税等违法行为;如果过分的限制契约精神又会走向极权主义的极端, 是对纳税主体的私权的正当行使的超越。因此, 在分析了税收策划中蕴含契约精神后, 应该进一步寻求两者的边界, 即是寻求税收策划的正当与异化的边界。

在现实中, 许多纳税人由于追求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 加上自身的有限理性的限制以及税法的不完备性, 在进行税收策划时往往偏离了理性, 滥用了契约精神中自由的含义。具体来说, 异化在行为要件上包含两个要素, 一是税收策划中存在异常或不相当的法律形式, 二是欠缺经济上的合理理由。异化在效果要件上也有两层含义, 一是纳税人通过异常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形式达到了与正常的法律形式相同的效果, 二是虽实现了减轻或排除税负的效果, 但对国家税收构成了侵害。产生这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纳税人是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 二是税法的不完备性, 三是各国税制的现实差异。

四、税收策划与契约精神的合理定位

税收策划中契约精神的异化不仅使税收策划丧失了正当性, 而且使契约精神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遭到了践踏。因此, 对税收策划和契约精神进行合理定位并进而使税收策划恢复正当性是非常必要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税收策划中契约自由的底线是税法边界。但由于税法边界并非非常明确的, 而是存在很多的模糊区域, 这是由法律的不完备性造成的。当税法出现空白、模糊或者出现与民法等法规冲突时, 会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冲突, 此时, 税法作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法律要将纳税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坚持税收法定原则, 保护纳税人的财产自由不受国家及其行政机关的侵犯, 纳税人在私法上有效的行为也不能轻易被税法否认。

通过对滥用契约自由、妨碍税收公平正义的税收策划进行否定性评价虽然维护了税法的实质正义的目标,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在立法上进行否定性评价。对变异为逃税的税收策划可以直接采用与税法相关的规定予以规制, 棘手的是对变异为避税的税收策划如何处理, 考察各国立法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一般性的否认规则, 当有滥用的情况发生时, 依据与经济事件相当的法律形式, 成立租税请求权。二是特别性否认规则。一般性规则是通过一个总结性的法律条款对各种避税行为进行否定, 这类规则一般针对纳税主体的意图或行为结果, 看其是否违反一般商业常规。特别性否认规则是针对具有共同特征的避税行为进行否定, 这样虽然不会累及合法的税收策划, 且不会损及税法的安定性, 但对创新性的避税行为则无能为力。目前, 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一般性否定规则来解决避税问题,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 2007年3月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将一般性否定规则引入我国, 这样, 我国的反避税体系已经相对较为完整, 由一般性否定和特别性否定规则构成。

五、结语

契约理论历史悠久, 演进到现在形成了以平等、自由、合意、有序、互利为核心的现代契约精神。剖析税收策划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可以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税收策划的“弱理论性”问题。税收策划作为纳税主体利用其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私权追求可税性收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 其方式复杂, 实施的领域、范围和影响都不尽相同, 用税法作为判断税收策划中契约自由合法性与否的边界, 通过税收法定和实质课税原则将税收策划中异化的契约精神回归理性, 并进一步在税收立法上予以回应, 这对于契约精神及税法的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摘要: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契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尚法、平等、正义等原则越来越被学术界重视, 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在市场经济下, 税收策划是一种以增加纳税主体可税性收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安排, 税收作为我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具有尚法、公平、信用的契约精神与原则, 换句话说, 契约精神是衡量一国税收文明化的道德标准。

关键词:契约精神,税收策划,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1]、陈玄.不完全契约理论下的税收理念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 2009, (06)

[2]、张磊.基于契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税收筹划研究——以企业与税收当局的博弈为例[J].山东商业会计, 2007, (04)

[3]、刘淼.契约精神与税收筹划的合理界限[J].河北法学, 2008, (12)

[4]、陈玄, 王建超.我国税收征管中契约精神的构建[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08, (01)

[5]、朱秋明.大力倡导税收征管文化[J].辽宁财税, 2001, (08)

[6]、董智勇.契约精神[J].四川文学, 2008, (01)

契约精神 篇10

1 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关系

契约精神是公民从“身份”到“契约”转变的产物。契约精神的核心是诚信,其内容为自由、平等、权利。契约精神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认可,他们的“契约应严守”、“诚信原则之要求,在乎依约履行”、“订约在己,解约不在己”等谚语就突出了守信、诚信、践约等契约精神。我国古代也普遍将契约类比为法律,要求必须遵照执行。可以说契约精神既是一种道德原则,也是一种法律精神。契约精神的诚信、平等和权利等内容与法治建设息息相关,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国行政法也有信赖利益保护基本原则等等。

法治意识属于观念范畴,“是指公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参与法治实践、接受法治教育等方式,基于对法治的功能、原则、价值等知识的正确认知而逐步形成的理解、认同、信任、支持并捍卫法治的内心立场、观念和信念。”[3]

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之间存在一座“观念”的桥梁。如果没有公民在观念层面对契约和法律的认可,契约、法律和公民行为之间往往会脱节,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即信仰和遵守。因此,契约精神是法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要增强法治意识,就不能缺少契约精神。

2 培养大学生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重要意义

2.1 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诉求

目前,诚信已成为我国“稀缺资源”,重塑“诚信大国”形象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党的十八大把“诚信”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个人层面的内容。国务院2014年6月14日公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指出,要全面推进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等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要求“在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中进一步充实诚信教育内容。大力开展信用宣传普及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村屯、进家庭活动。”教育部2015年11月18日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修订稿)首次将诚信教育写入管理规定,并要求学校应当开展学生诚信教育、建立学生诚信记录,记录学生学业诚信、学术诚信等,同时建立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对失信学生可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等处分。

为了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做到全民守法,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中提出:“法制教育作为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重要载体,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指出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因此,培养大学生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诉求。

2.2 有利于和谐校园的构建和营造依法治校的良好氛围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一体化进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如何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构建和谐校园对于高校而言是个重要问题。契约精神符合公民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并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因而容易内化为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取向,也就容易化解矛盾和斗争,最终达到和谐。[4]法治意识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所必需的观念基础。因此,通过对大学生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的培养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有意识的根据法律原则、法律条款和契约规范自身的言行,养成良好的守法守约习惯,形成健康的心理和人格,从而为营造依法治校的良好氛围和和谐校园的创建提供有利条件。

2.3 有利于推进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大众普及化阶段,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迅速壮大的群体。据教育部2016年4月7日发布的首份《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预计到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50%以上。[5]因此,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坚力量的大学生也必将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主体。对大学生进行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培养有利于促进我国加快现代法治化的进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胜利实施。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提高不仅能在全社会起到广泛的先锋示范作用,更能形成一股强大的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的精神力量。

3 大学生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培养途径

3.1 重视对大学生的契约精神培养和法治教育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形成增强需要教育引导。[6]通过契约精神培养和法治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完善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当中不断完善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一是高校要严格落实每个学期的法治教育教学任务,教学方法和形式要灵活多样,不能满堂灌输一刀切。二是要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讲授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因为该课程是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课程,该课程的后三章内容都法律知识。三是教师在课程教育当中要有契约意识,并将契约精神教育贯彻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

3.2 充分利用大学生的生活领域进行实践活动

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不仅仅是思想形态问题需要内化,更重要的是外化为行为问题,因此,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培养是个长期系统的过程,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离不开大学生日常生活这一境域。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只有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才能通过不断发展的日常生活来不断地培养提高大学生的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加深对契约的严守、宪法至上的理解、提高对法的认识,培养对法的感情。一是签订各种承诺书。可以在每学期初和学生签订课堂学习承诺书、宿舍管理承诺书、考试承诺书等,然后老师在期末检查,对于做得好的学生予以奖励,对于违约的学生予以处罚。二是经常性地开展法治实践教育活动。法治实践是大学生法治意识形成的源泉,没有长期的法治实践,大学生就没有办法全面深入地认识法治,当然也就不可能生成法治意识。“一次良好的法治实践本身就是一次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其实际效果大大优于内容空洞的说教。”[7]因此,在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过程中,让学生参与法制宣传、法庭旁听、模拟法庭等法律实践活动,促使大学生从思想上对日常生活中的合法行为及思想产生认同感从而逐渐地自发地进行学习,并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和规范行为。

3.3 加强舆论宣传,积极营造诚信法治氛围

舆论宣传会对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环境则会对人起到潜移默化作用。所以,营造全民守约守法的诚信法治氛围是高校培养大学生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的重要路径。一是营造诚信法治的舆论气氛。首先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借助广播、宣传栏、校园网络等媒介进行广泛的诚信守法光荣,失信违法可耻的主题宣传活动,把校园网络发展成为开展诚信教育和法制教育的重要阵地。其次是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诚信档案可以包括个人基本信息、考试情况、奖惩情况、贷款情况、品行记录、实习经历等。学校相关部门要如实记载学生的诚信记录,毕业以后可以随着大学生的人事档案一起交给用人单位,把学生的诚信记录延伸到社会,让大学生认识到失信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诚信档案的威力。[8]最后是完善诚信奖惩机制。完善大学生的诚信管理体系,加大失信的惩罚力度,让失信者承担严重的失信成本,从而起到警示作用。二是构建依法治校的法治环境,为培养大学生较强的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庆勇.当前大学生诚信问题与诚信度评价体系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08.

[2]沈义,黎林.大学生犯罪新生最多[N].检察日报,2014-06-11(07).

[3]夏丹波.公民法治意识之生成[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5.

[4]任星.契约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0.

[5]赵婀娜.高教质量“国家报告”首次发布[N].人民日报,2016-04-08(004).

[6]杨经录.培育契约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J].河北学刊,2008(5):213.

[7]欧阳庆芳.党的十八大对法制教育目标要求的新发展[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88.

商业环境的契约精神等 篇11

专栏作家 孙永杰/文

上周,马云旗下支付宝股权转移一事成为了业内关注的焦点,直到这周,还余震不断。对此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为何一件应该相对简单的事情搞得如此复杂?笔者认为,这和我们目前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大环境有关,更和商业领域的契约精神密不可分。任何理由和借口都不应该违背诚信和契约的原则,国人就是善于给自己找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有时甚至还危言耸听,其实也就是我们这种的所谓“特殊情况”太多,让我们在生活和商业世界中步行倍感艰难。

扩张太快

速途网创始人 范锋/文

6月20日在京东商城上订了几台电脑,6月22日了都还没送到,我在微博上把这种情况@了京东的刘强东。这老兄风头正劲,号称已融资十几亿美金,在电子商务已独领风骚,正在百货、图书等市场上和当当、卓越等打的火热,按说不应该钱越多、服务越差吧?

本想个人的体验只是个案,在微博上牢骚戏谑一句也就完了,没想到一会儿就看到不少人发出同样感慨,有人订的空调,居然都快一周时间都还没到货;也有人说这事在当当、卓越等也常有。看来好像是共性问题。问题的背后也许是电商企业们的疯狂扩张,导致各种管理、配送资源短缺。

快速发展是好事。但是,对这些领导型电商企业来说,跑马圈地固然重要,而扩张的节奏跟企业的资源应该匹配,不然就会有让人乘虚而入的软肋。

年薪28万也是要排队的

资深媒体人 猛小蛇/文

媒体报道华为员工平均年薪28万元,我相信这个数据是准确的。但是重点在于“平均”和“被平均”。

我在QQ上问了认识的十几个华为人,很遗憾,他们在华为的时间比较短,大多数属于基层研发人员,他们纷纷表示拖了公司的后腿。其中惟一一个可能达到平均数的不久前还离职创业去了。

华为工号在12万以后的新员工很难拿到这个薪水了,个人理解18级以下的非老员工基本是拿不到这个数字的。19级是一个深刻的分界线,内部分红是一个更深刻的分界线。

在华为,基本是定岗定级定薪,分13级到22级不等,而最高22级的薪酬差不多是最低13级的1000倍(这个没有直接证据,但差不了太多),当然22级的数量相当稀少,不超过3个。

正所谓:任家有财一千万,邻居九个穷光蛋。统计局来平一下,个个都是任百万。

鲍尔默不好过

比特网新闻总监 曹增光/文

契约精神 篇12

一、美术类大学生诚信问题现状

通过调查问卷、网络调查等方式, 对湖北省内某专业美术类高校及综合性院校美术类专业学生的进行抽样调查, 在对有效问卷抽样分析的统计中发现:

(一) 考试舞弊行为异常普遍

调查发现, 认为考试舞弊行为非常普遍, 对于应试态度漠然, 美术类大学生思维结构相对较为自由, 发散性思维强, 对于现行的文化课考试认为有需要时就会舞弊, 对于舞弊行为也视而不见。甚至于研究生将重点过多放在艺术创作上, 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也时有发生, 抄袭比例惊人。在诚信考试教育方面, 虽然学校尤其是辅导员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仍然无法避免舞弊现象的出现。从对美术类大学生调查中得知, 56.7%的学生认为接受过考试诚信教育, 24.6%的学生认为好像接受过考试诚信教育, 18.7%的学生认为没有收到过诚信教育。在接受过诚信教育的学生中, 对诚信教育满意度也仅占46%左右, 大多数学生对于舞弊行为抱有侥幸心理。在对研究生的调查中发现, 明知论文抄袭检测存在的情况下, 对抄袭行为仍然大幅度“借鉴”, “学术”理念相对薄弱。

(二) 贫困生认定、国家助学金申请不诚信行为普遍

从现行的国家助学金评定及贫困生认定机制上来说, 美术类院校的贫困生相对较少, 但近几年招生规模增长迅速, 贫困生群体成为学生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 诚信问题在贫困生认定和资助中存在着严重弊端, 现行的认定模式主要以家庭所在地开具的贫困证明以及《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为依据,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 诚信问题就突显出来, 部分通过另外渠道开具的真实的“虚假”证明材料, 判定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偏差, 而且极少发生“惩罚”, 如此一来, “搭便车”的不诚信行为必然出现。

(三) 诚信教育环节相对薄弱

从统计数据上分析, 虽然认为接受过或者好像接受过诚信教育的学生比例不少, 但实际效果却难尽人意。现行的美术类高校诚信教育体系某种程度上来说主要依靠政治辅导员平时的教育, 但由于辅导员琐事繁杂, 起到的效果甚微。在课程教育上, 各类高校都开设有《思想道德及法律修养》课程。该课程中诚信教育是重要内容, 讲授课程的思政教师角色不言而喻, 但该课程对诚信的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教授不足, 导致学生对诚信认知偏差。面对失信行为, 学生表现出相对矛盾的心理, 其中固然有美术类大学生思维特点的原因, 但不因全部归结于此。大部分学生认为存在失信行为是不道德的, 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是诚信或者基本诚信的人, 在面对不诚信行为可能带来的利益前, 失信行为发生的概率急剧增加。 (见下图) 。

二、诚信问题出现的原因:“契约精神”的缺失

契约精神源自西方文化, 文字记载的契约概念最早出现于《罗马法典》, 文艺复兴后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 契约精神成为西方普世价值之一。在高等教育体系中, 中西方差异明显, 西方国家高校学生在契约精神的约束下, 考试、学术上诚信相当到位, 而我国高等教育近年来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诚信问题在各层次各专业院校屡见不爽, 契约信守精神在高等教育中存在缺位。究其原因, 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引起:

(一) 缺少“契约精神”社会大环境是诚信缺失的根源所在

契约精神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建立在稳固的“契约”基础之上的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 其契约信守是市场竞争中的核心原则。文艺复兴, 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逐步使契约理念发展到了公法领域, 契约精神深入到西方经济政治生活中。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但维系现代经济健康发展的契约文化没有形成, 传统的道德中的诚信理念在缺少制约的环境中有效性严重不足, 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成为了上行原则, “信息不对称”, “搭便车”等造成的诚信危机随着而来。高等教育不可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独立运行, 从根本上导致了校园文化中同样缺失“契约精神”。从大学生类型上来说, 美术类大学生似乎醉心于艺术, 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小,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思维活跃的个性, 更容易受到利益至上理念的影响, 高学费高生活成本也为学生在诚信与利益的博弈中更加倾向于利益选择。

(二) 文化差异导致的“契约精神”教育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的道德提倡, 其中也有类似的“契约精神”, 但相对西方文化, 诚信没有上升到文化、法律层面。今天社会的高速发展, 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 在美术类高校中, 接受西方文化艺术思想更为平常, 《外国美术史》等已经成为核心文化课程之一, 其中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艺术思想也是重点内容, 契约精神从中也可以得到体现。但美术类大学生对契约自由精神过于追求, 契约平等、契约信守原则视而不见, 导致艺术即自由, 不重视平等守信原则, 诚信认知偏差必然出现。

(三) 网络信息泛滥冲击“契约精神”理念

网络技术的发展, 移动互联网4G技术的普及成为现代生活的基本环境, 大学生的交流方式都习惯以互联网为媒介, 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都与移动互联网有着很大的契合。目前移动互联网平台众多, 从美术类大学生特点上来说, 思维发散性强感性成分大, 对信息的区分相对更偏好于从信息艺术表现力上判断, 信息“自由度”空前加大, 对美术类学生影响也被各种移动设备放大, 信息的隐蔽性, 使得“契约精神”中的平等、信守原则难以起到作用, 给诚信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三、契约精神视角下的诚信教育路径

基于契约精神的高校诚信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尤其针对美术类大学生, 应充分考虑学校特点和专业特点, 发挥艺术理论的作用, 突破诚信教育仅限于德育教育的范畴, 将契约理论融入到艺术专业教育中去, 多方位挖掘诚信教育的可行路径。

(一) 完善课堂教育模式, 文化及专业课堂相互配合

在课堂教育模式上, 文化理论课应加强对学生的契约精神的培养, 从以往的纯粹道德宣讲上升到文化制度、法律法规层面上来, 特别是将诚信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 明确契约精神的法理基础, 用与学生大学生活、就业相关的案例实证分析。此外, 专业课堂同样可以引入契约原则, 专业教师同学生联系相对更加密切, 在专业交流的过程中同学生形成“心理契约”, 杜绝学生抄袭他人作品, 以身做责, 以实际行动感染学生, 端正学习态度。同时在美术类高校中的各类艺术创作中, 引入契约信守主题, 此类艺术创作应该同政治宣传适当脱钩, 减少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美术类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 扩大参与度与影响力。

(二) 增强文本契约的有效性, 建立学生个人诚信档案

相对于“心理契约”, “文本契约”的有效性在于对于违约行为有直接的制约作用, 即一旦违背契约, 现在或者将来就会受到无法预估后果的“惩罚”。建立个人诚信档案, 考试舞弊行为、奖助学金申请, 专业课堂管理、专业作业是否存在抄袭等全面记录在案。专业教师在专业诚信上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课程结束后即可将学生表现进行归档, 毕业时一并放入学生个人档案中。当然, 契约精神中讲求平等, 教师与学生应该是平等的权利主体, 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 教师本身应该也接受学生监督, 师德师风是教师与学生“文本契约”与“心理契约”有效的前提。

(三) 加强网络空间契约精神的培育

网络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形式, 契约精神是构建和谐网络的重要支撑力量, 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大力引导的方面。网络契约精神的缺失导致大量真实、权威、先进的信息瞬间被各种边缘化甚至于腐朽化的信息湮没。针对网络环境, 加强网络舆情监控, 必须借助各类移动互联网平台宣传契约精神的内涵, 在充分尊重美术类大学生特点的基础上, 根据学生思维习惯, 把契约精神为主题的教育“推”出去, 同时在创新的基础上吸引学生, 将学生在信息爆炸的移动平台上“拉”回来。让学生理解自由、守信、权责对等的契约精神, 为网络空间契约精神的培养创造基础, 营造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

四、结语

契约精神及社会契约理论从本质上来讲属于西方文化范畴, 但是合理内核是我们必须学习借鉴的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实信守与契约精神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 美术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 契约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是必然要求。当然, 契约精神有其浓厚的社会背景,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实行也不是一蹴而就, 需要从行政管理, 师资队伍, 校园文化等各方面综合考量。提倡契约精神不是单纯的宣传西方价值观, 本着扬弃过度自由观念, 引入契约守信和公共利益等方面内容, 对高等学校诚信氛围的建立必将起到良好作用。

摘要:大学生诚信问题日益突出, 诚信教育成为高校思政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契约理论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日常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美术类专业大学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以契约精神为切入点, 分析研究诚信问题的现状及出现的原因, 以期对美术类高校诚信教育实践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契约精神,诚信问题,美术类大学生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译林出版社, 2014.

[2]欧阳永.美术类大学生思政教育困境问题及解决路径——基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思考[J].美术教育研究, 2015 (04) .

[3]蔡晓平.试论大学生在诚信教育中的契约精神培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03) .

上一篇:账户年检下一篇:人口素质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