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博弈

2024-12-01

契约博弈(共7篇)

契约博弈 篇1

引言

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逐步深入, 投资市场日益火爆起来, 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将手中的闲钱作为资本投资项目, 这样, 作为投资人主要的咨询对象投资公司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投资人经常把资金交给投资公司去投资, 源于投资公司的道德风险就成了投资市场发展的一大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实质是在合同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行为关系。从投资人与投资公司在投资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看, 二者的关系很明显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投资人作为委托人不能够直接地、有效地控制作为代理人的投资公司的行为, 因而投资人只能够通过外部的激励机制间接地影响投资公司的行为。

投资市场道德风险是指投资人与投资公司签订合约后可能会采取隐蔽行为, 在代理人 (投资公司) 与委托人 (投资人)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投资人难以准确地判断投资公司是否高努力工作, 投资公司就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从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在投资市场中, 投资公司承接项目后, 一部分投资公司为获得丰厚的收益会高努力工作, 这样就减少了项目失败的概率;而另一部分投资公司会不再高努力工作, 反正损失会由投资人来承担, 并且自己还会得到最基本的佣金, 我们就将这种行为称为道德风险。目前,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一般限于定性分析, 具体的数量模型分析较少。本文讨论的就是建立在这种道德风险下的博弈问题分析, 以及均衡状态下双方的最优博弈策略, 最后建立投资人的激励优化模型, 使投资人的期望效用达到最大, 并确定其最优决策。

一、投资人与投资经理的博弈模型及均衡分析

1. 投资人与投资经理的博弈模型

假定投资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于是投资人的期望利润为0。另设投资人的效用函数为u2 (x) |;设投资经理的效用函数为u1 (x) |。图为该博弈问题的博弈树。

由图可见此博弈为三阶段动态博弈, 第一个节点表示投资经理, 分支表示其选择 (高努力与低努力) 。第二个节点表示投资项目自然的选择, 即项目是否投资成功。第三个节点表示投资人, 分支表示投资项目失败后投资人是否对其进行审核。其中终端括号表示投资公司 (投资经理) 的最终效用与投资人的最终效用。

有关双方博弈顺序如下:

(1) 合约双方 (投资人与投资经理) 签订项目合约, 合约规定了:投资经理的基本佣金A (无论投资经理是否能投资成功, 都会得到的报酬) 、奖金B、罚金F。

(2) 投资经理选择自己的风险状态, 即可选择高努力, 又可选择低努力, 投资经理知道自己的选择, 而投资人是不知道的, 只知道其选择高努力与低努力的概率为1-t和t。并且在高努力情况下其花费的成本为, 低努力情况下其花费的成本为eL, 易见eH>eL。

(3) 投资经理高努力情形下项目投资失败的概率为α, 低努力情形下项目投资失败的概率为β, 明显β<α。若项目失败, 投资人会损失S, 且投资人只会给投资公司 (投资经理) 最基本的佣金A作为投资公司的报酬;若项目成功, 投资人会盈利T, 且投资人会给投资公司A‘作为投资公司的报酬, 其中A‘=A+B, B为投资人给投资公司成功投资项目的奖金。

(4) 若项目投资失败, 投资人会以概率q对投资经理是否高努力进行审核 (假定审核一定可以发现投资经理的努力状态) , 且审核的费用为D。若审核的结果为投资经理低努力, 则投资人要对投资经理处以罚金F。

(5) 支付最终分配。

2. 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

按照博弈的行动顺序, 当投资人发出信号时, 他预计到投资公司会根据其信号修正自己类型的判别, 因此选择一个最优的类型依存信号战略;同样, 投资人也知道投资公司选择的是给定类型和考虑信息效应情况下的最优战略。因此, 投资人使用贝叶斯法则修正对投资公司的类型进行判别, 然后选择最优策略的行动。

令q为混合策略意义下使投资公司认为高努力与低努力之间是无差别的审核概率, 此时, 投资经理高努力与低努力的情形下的期望效用无差异。即

若投资经理是风险中性的, 为计算方便, 简化的设u1 (x) =x|, 则

因此, 只要投资人将审核概率大于q, 投资公司就会为追求更高的期望效用而选择高努力。

同理, 当投资公司努力的比例达到一定值时, 投资人对项目失败的投资公司的审核与不审核是无差异的。为此, 我们引入一个条件概γ, 表示投资项目失败的条件下投资人认为是由于投资公司努力程度不够造成损失的概率, 由贝叶斯法则, 得

这种情形下, 审核与不审核的期望效用是相等的, 则

若投资人是风险中性的, 为计算方便, 简化的设, 则

易见, 当投资人认为投资公司低努力的概率低于此值时, 考虑到审核费用等因素, 投资人会选择不审核。t与F成反比, 即罚金越高投资经理低努力的概率越小。由此, 求得罚金的临界值为

对于投资人而言, 应该采取激励机制将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控制在t值以内。因此根据求得的F这个临界值来确定罚金, 当罚金大于此临界值时, 投资公司会为追求更高的期望效用自然会选择高努力。

二、激励契约

投资人在设计合约时, 应该全面的考虑到投资人与投资经理双方的博弈策略, 从而设计激励契约, 既要保证投资经理乐于代投资人投资, 又能激励其高努力完成自己的投资项目, 且使投资人的期望利润最大。

为计算方便, 简化的设, 建立如下激励模型:

其中Eu (A, B) 为投资人的期望效用, Eu (A, B) 至少为0, 且A’=A+B。约束条件 (1) 为投资经理愿意承担此项目的参与约束, 即无论投资经理是否高努力, 其期望效用不低于投资公司的平均收入K。条件 (2) 式为激励约束, 即投资经理高努力工作的最终期望效用大于等于低努力工作的最终期望效用。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当λ1≠0, λ2≠0即t≠1|, (1) (2) 式等号成立。将前面求得的t与q的值代入 (1) (2) 式, 可得

当λ1|=0, 即t=1时, 投资人认为投资公司一定不努力, 则审核的概率q也相应为1。此时, 优化模型为: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为:

一阶条件为:

即λ|=1>0, 故 (4) 式等号成立, 整理得

通过这个结论, 可以看出在最优博弈策略的基础上, 投资人期望效用最大化时投资公司的奖金B和基本佣金A满足上面线性条件。由 (3) 式可知, 当成功概率1-α、投资公司平均收入K、努力成本eH一定的情形下, 奖金B与基本佣金A成反比, 即给投资经理的基本佣金越低, 投资经理就会更加努力投资项目从而获得更多的奖金。由 (5) 式可知:当成功概率1-β、努力成本eL、罚金F一定的情形下, B与A成反比。即佣金越低, 投资经理就会更加努力投资项目从而获得更多奖金。因此为了保证投资经理高努力工作, 要相应的控制基本佣金和奖金, 投资人通过支付不同的基本佣金和奖金对投资经理起到激励作用。

三、结论

由于在投资市场内部存在着被称之为道德风险的市场失效行为, 使得一部分投资公司承接项目后低努力工作, 从而导致项目失败的概率更大。本文建立了双方的博弈模型, 讨论了均衡状态下的最优策略, 得到投资人将审核概率和罚金控制在一定值之上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发生的结论。最后, 建立了投资人的激励契约, 得到奖金和基本佣金的最优线性关系。在实际中, 投资人通过设置不同的佣金和奖金, 激励投资经理努力工作, 降低投资失败的概率, 有利于投资工作的正常运行,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徐新邱苑华:道德风险与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最优保险契约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1, (3) :26~30

[3]误修君王先甲楚扬杰:防范道德风险的博弈分析和契约设计[J].运筹与管理, 2005, 14 (2) :92~94

[4]曹洁:银行信贷决策博弈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6, 5 (6) :86~90

[5]刘军:道德风险与最优保险产品设计模型[J].系统工程, 2003, 21 (4) :66~71

契约博弈 篇2

20世纪下半叶知识经济的到来, 使企业逐渐认识到对员工进行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企业员工拥有的知识, 特别是隐性知识, 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当他离开企业后, 他的知识也随之离开, 这不仅造成了知识的浪费, 还加大了企业对员工的依赖性。因此企业应尽可能地实现员工的知识共享, 对企业内部的知识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进而实现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企业员工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障碍, 需要企业针对不同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措施, 从而促使员工克服障碍, 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增值。

二、知识共享的障碍分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1]。显性知识是指可以存储于各种载体上、编码在手册、程序和规则中的易识别的文字和信息资料等。隐性知识[2]是指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未经编码的经验性知识, 如个人的技巧、想象与创意等。由知识的分类, 可把知识共享分为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

由于显性知识具有客观性、数字性及理论性等特点, 可以通过文字来记录和传播, 所以企业的显性知识比较容易共享, 企业内部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交流媒介的应用来实现政策、规则等的共享。然而, 企业的隐性知识则会因为受到各个方面的障碍而难以共享。隐性知识的个体性、非理性、随意性等特征, 以及企业员工心理障碍造成的知识垄断, 使企业内部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障碍。

在实现企业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中, 员工的心理契约起很大影响。员工如果在共享知识后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就不愿共享知识, 从而阻碍共享环境的形成。实际上员工进入企业时, 就与企业签订了两份契约。一份是显性的经济契约, 经济契约是稳定不变的, 是企业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来约束员工行为的。另一份是隐性的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3]是动态多变的, 是指企业与员工对彼此对对方应付的责任与义务的一种主观期望。

本文将心理契约划分为两个维度:交易型和关系型[4]。交易型契约主要指组织提供明确具体的物质利益方面的报偿, 主要包括薪水、福利等。关系型契约主要指组织给员工提供广泛的、长期的、强调未来发展和社会情感方面的责任, 包括事业发展的机会、工作的挑战性及对个人的关怀和支持。缺乏科学有效的措施可能会引起员工的心理契约违背[5], 继而导致员工在共享知识的过程中出现拖延应付等行为。因此企业应该采取措施与员工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心理契约, 以提高员工知识共享的程度。

三、基于心理契约的知识共享博弈分析

1. 博弈模型的构建

现将企业与员工间建立的心理契约分为交易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两种, 与员工的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进行博弈。企业在与员工建立心理契约的过程中要付出成本, 比如金钱、培训和关怀等, 而员工在此过程中也会受益, 员工的收益不仅包括企业付出的成本, 还有员工自身在此过程中得到的知识或能力提升。员工在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也会付出一定的成本, 这些成本不仅包括员工贡献的知识, 还包括因自身独特知识的公有化而产生的损失。企业可以选择建立交易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两种, 同时员工也可以选择进行显性知识共享或隐性知识共享两种。在此做出假设:

(1) 员工和企业都是理性的, 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6]。

(2) 员工选择进行显性知识共享时, 付出的成本为e1;员工进行隐性知识共享时, 付出的成本为e2。

(3) 企业选择建立交易型契约时, 付出的成本为C1。此时若员工选择进行显性知识共享, 则员工得到的效益为U1, 企业得到的效益为V1;若员工选择进行隐性知识共享, 则员工得到的效益为U2, 企业得到的效益为V2。

(4) 企业选择建立关系型契约时, 付出的成本为C2。此时若员工选择进行显性知识共享, 则员工得到的效益为U3, 企业得到的效益为V3;若员工选择进行隐性知识共享, 则员工得到的效益为U4, 企业得到的效益为V4。

(5) 企业与员工间建立关系型契约所付出的成本大于交易型契约, 即C2>C1。隐性知识共享的难度要大于显性知识, 即e2>e1。在交易型契约中, 员工共享显性知识得到的效益要大于隐性知识, 即U1>U2, 而在关系型契约中正好相反, 即U4>U3。

基于以上假设, 得到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 如表所示。

2.博弈模型的分析

(1)员工收益

企业若建立交易型契约, 根据假设, e2>e1, U1>U2, 那么U1-e1+C1>U2-e2+C1, 此时员工选择显性知识共享收益最大, 即当企业对员工采取金钱等物质上的奖励时, 会与员工建立交易型的心理契约, 此时员工会倾向于选择付出较少成本进行显性知识共享, 而对需要较高成本的隐性知识共享不做努力;企业若建立关系型契约, 当U3-e1+C2

(2) 企业收益

若员工进行显性知识共享, 由于C1V3时V1-C1>V3-C2, 企业建立交易型契约, 反之企业建立关系型契约;若员工进行隐性知识共享, 当V2-C1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得出, 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 他们的心理需求大多仅停留在物质报酬方面, 此时企业可以与员工建立交易型心理契约, 促进员工的显性知识共享。而对于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员工, 他们具有高学历高需求, 这类员工往往更加注重领导关怀、工作挑战性及职业发展等, 此时企业应努力与员工建立关系型心理契约, 使员工感到满意, 促进员工的隐性知识共享。

企业员工知识共享的实现受到员工心理契约、环境及组织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仅从员工心理契约角度出发建立了博弈模型, 系统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知识共享与心理契约的分析, 构建了基于心理契约的知识共享委托代理模型, 分析了博弈双方的策略、效益和纳什均衡, 可以为企业采用交易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促进员工的知识共享提供借鉴。

关键词:心理契约,知识共享,博弈

参考文献

[1]张红太.浅谈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11, (7)

[2]余仙仙.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和组织方法[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6, 16 (15)

[3]波特·马金, 王新超.组织和心理契约[M].北京:北京大学, 2000.

[4]MacNeil, I.R.Relational Contract:What We Do and Do Not Know[J].Wisconsin Law Review, 1985, (3)

[5]杨艳玲, 于正东.构建中小企业核心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补偿机制[J].当代经济, 2012, (5)

契约博弈 篇3

关键词:逆向物流,利益共享,联盟博弈,产品回收

一、引言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剧增, 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自然资源日益紧张, 尤其在制造业中体现的更为明显。所以, 企业界和理论界对逆向物流实践与研究关注渐多。逆向物流是对原材料、加工库存、产成品, 从消费者到制造商的过程。逆向物流主要包括退货物流和回收物流两部分。从企业现有逆向物流模式看, 主要有两种模式:企业依靠自身正向物流系统的逆向物流模式;多方合作的逆向物流模式。前者较为简单, 而后者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

二、问题描述和模型构建

(一) 基本假设和参数符号

1、模型的基本假设

各节点企业都是“经济人”, 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再制造企业进行废旧产品的回收活动, 并给出相应的经济补偿鼓励节点3制造商的回收活动;回收产品的回收产量随着回收价格提高而增长;回收产品经节点3制造商处理后价格稳定;经过各节点的回收品的回收量相同。

以上假设意味着下游节点的回收品都会被其上游节点购入。不考虑其他的逆向物流模式, 如制造商与回收企业直接交易。

2、相关参数符号意义

P0:回收企业支付给消费者的单位回收品价格;P1:第三方物流公司支付给回收企业的单位回收品价格;P2:制造商支付给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单位回收品价格;P:回收产品经过处理后制造商再卖出的价格, 本文中设其为常数;t:政府给制造商回收单位产品的经济鼓励;πi:节点i所获得的利润, i=1, 2, 3;π总:各节点的利润总额, π总=π1+π2+π3;Q:回收产品的回收量;Ci:节点i在回收过程中耗费的单位产品回收成本, i=1, 2, 3;N:三节点组成的集合, N={节点1, 节点2, 节点3};Θ:集合N中的任一子集, 表示子联盟, Θ哿N;υΘ:三节点联盟博弈中联盟Θ的特征函数。

(二) 模型构建

1、普通契约下的回收合作

普通契约下, 节点3制造商、节点2第三方物流公司和节点1回收企业是不同的利益主体, 各方都根据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要求制定回收价格, 各节点之间均采取委托转让的形式。设节点1的回收价格逆供给函数为简单的线性形式:

P0=a+bQ, 其中a, b为>0的参数。

各节点企业的利润函数表示为:

由于节点1具有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所以可以利用一阶化最优条件将P0代入 (1) 式, 令, 得:

同理, 将P1*代入 (2) 式求出的一阶化最优条件为:

将P*2代入 (3) 式并令, 可得出普通契约下的回收批量的均衡解Q*:

将Q*代入 (1) - (5) 式可得普通契约下的其他相关指标的均衡解, 并可得出此时各利益主体的利润总额:

根据普通契约下的均衡解, 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1:各节点企业给出的回收价格随着政府给出的经济补偿的增加而增加, 各节点的利润也随之增加。

推论2:下游节点的利润高于上游节点企业的利润, 节点3制造商所获得的利润最多。

2、利益共享契约下的回收合作

利益共享契约指各合作方按一定比例分配总利润。设节点i所得的利润分配比例为λi, i=1, 2, 3且λ1+λ2+λ3=1, 0<λi<1。此时各节点企业的利润函数表示为:

要使得利润最大, 需满足, 得此契约下回收量的均衡解Q**:

将Q**带入 (6) - (9) 式联立方程组求解可得出利益共享契约下各指标的均衡

通过对利益共享契约下的均衡解与普通契约下的均衡解比较, 可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3:利益共享契约下的回收量相对于普通契约下的回收量提高了3倍, 回收企业支付给消费者的回收价格也高出许多, 这不仅有利于产品的回收, 也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参与逆向物流活动的积极性。

推论4:利益共享契约下的总利润是普通契约下的总利润提高的2倍多, 从而分配到各节点企业上的利润就很可能也大幅度提高, 这就符合节点企业“经济人”的假设。

推论5:各节点企业所支付的回收转让价格随着各自的利润分配比例增加而增加。

由上述推论可知, 各节点企业要利益共享, 其中λi (i=1, 2, 3) 的取值影响至关重要, 这需要各节点企业通过协议达成共识以取得各方都乐于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各方均可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存在的前提是供应链各方有条件结成可转移支付的供应链联盟。这可以通过联盟博弈理论加以分析, 只要联盟博弈的核心非空, 那么供应链联盟就有了存在的基础。而联盟博弈核心中的元素均为可行的利益分配方案。

3、基于核心的联盟博弈分析

上述分析中, 各方利益共享时的契约方案可认为是各方结成一个联盟, 在一个n人博弈中, 全体以分配方案形成的集合称为核心 (core) , 记为C (υ) 。可表示成如下集合形式:

将节点1制造商、节点2第三方物流公司和节点3回收企业集成看作一个联盟博弈, 本文以联盟的利润水平作为特征函数:

任意两个节点结成联盟的特征函数分析如下:

(1) 节点1与节点3结盟

根据假设5, 节点1与节点3如果结盟就形成另一种产品回收逆向物流模式, 在本文的逆向物流模式中认为它们二者不能进行跨节点合作, 因此, 子联盟{节点1, 节点3} (简记为{1, 3}) 的特征函数为:

(2) 节点1与节点2结盟

类似于上文的分析, 此时各节点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分析可得:

(3) 节点2与节点3结盟

同理, 类似于上文的分析, 此时各节点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分析可得:

根据核心的定义可知节点1制造商、节点2第三方物流公司和节点3回收企业三节点集成联盟博弈核心非空的充要条件是:埚x= (x1, x2, x3) , 满足:

将各节点结盟后的特征函数分别代入上式, 整理后令A=P+t-a-C1-C2-C3, 则核心非空条件可重新描述为:埚x= (x1, x2, x3) , 满足:

三、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博弈论的分析, 得出在利益共享契约下的合作会给各方带来更多利润, 并证明了各节点企业均可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的存在性。但是, 由于逆向物流活动的复杂性, 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不确定变量因素, 这就给产品回收逆向物流策略研究带来更多挑战。在今后研究中, 将进一步研究如何克服这些不确定变量。

参考文献

[1]、Simpson V.p, Silver E.A..Optimum Solution Structure For a Repairable Inven-tory Problem Operations Research[J].1978 (2) .

契约博弈 篇4

在供应链环境中, 为了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和利润, 企业的决策应该从整个供应链合作最优的角度出发, 实现全局最优化和双赢, 而不仅仅是各节点企业满足各自目标最优[1]。利润的分配是供应链企业间合作与纷争的焦点问题[2]。然而, 一般来说, 在供应链合作中, 企业间的权力和地位总有不同程度的不对称性, 呈现出供应商主导型或零售商主导型结构的特点。主导企业通常在规模、技术、资金或市场份额上有绝对的优势, 其他的合作企业处于从属地位, 他们依附于主导企业, 从供应链合作中获得利润。因此, 在利润分配方面, 主导企业就可能运用自己的权力优势, 操纵供应链的利润分配均衡[3]。

目前关于供应链利润分配的研究在国内外日益受到重视。钟磊钢, 等[4]建立了一种基于协商定价的利润分配模型, 并根据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制定了双方利润分配因子的取值;张钦, 等[5]考虑了由一个供应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 其中供应商占据垄断地位, 在这种条件下给出了最优交货时间和最优订货周期的近似解;潘会平, 等[2]利用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供应商与零售商的不同分配比例对合作双方利润产生的影响, 并依据合作区间得到了一个利润分配的新方法;卢少华, 等[6]通过研究供需链上相邻两个企业之间的交易情况对动态联盟的利润分配进行了讨论;王利, 等[7]在变形需求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分销商占主导地位时厂商供应链的利润分配模型;周嫄媛, 等[1]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上建立了成员之间的利润分配模型;张贵磊, 等[3]则分别讨论了供应商占主导与零售商占主导时的Stackelberg利润分配模型, 并将利润共享契约作为供应链利润再分配的手段;夏蔚军[8]等提出了一种混合契约, 采用了Stackelberg博弈理论对供应链进行了协同分析。

研究供应商占主导的供应链利润分配Stackelberg博弈模型, 在模型中引入了回购契约 (Buyback Contract) 作为供应链利润再分配的手段。所谓回购契约是指供应商用一个合理的价格买回零售商在产品销售周期末还没有卖出的产品, 从而刺激零售商增加订购量, 扩大产品的销售量。回购契约大量运用于短生命周期的产品, 如报纸、计算机软硬件等[9]。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使得零售商只能获得保留利润, 而自己则获得供应链中所有的剩余利润, 所制定的利润分配参数也能使供应链达到最优利润水平。

1模型与符号

符号说明如下:p是产品零售价格;w是供应商出售给零售商的批发价格;c是单位产品生产成本;v是销售周期结束后未售出的单位产品的残余价值;ce为零售商超量定购的单位产品成本, 包括库存成本、管理成本等;cu为零售商的单位产品缺货损失费;Q是零售商的产品订购量;x是在产品零售价格为p时的随机需求;f (x) 是需求x概率密度函数;F (x) 是需求x的分布函数, 根据数理统计有关知识, 有F¯ (x) =1-F (x)

设零售商的期望销售量为S (Q) , 则:

S (Q) =0min (x, Q) f (x) dx=0QF¯ (x) dx

I (Q) 为零售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数量, 则:

I (Q) =E (Q-x) +=Q-S (Q) 。

L (Q) 为零售商缺货的产品数量, 则

L (Q) =E (x-Q) +=μ-S (Q) 。

2 Stackelberg博弈模型

在不考虑的回购契约的情况下, 供应商的期望利润∏s与零售商的期望利润∏r此时分别为

∏s= (w-c) Q (1)

∏r=pS (Q) -ceI (Q) -cuL (Q) -wQ=

(p+ce+cu) S (Q) - (w+ce) Q-cuμ (2)

现在假设供应链与零售商通过制定回购契约来重新分配供应链的总利润。即供应商在产品销售周期结束时以一个合理的价格r来买回零售商没有卖出去的产品。此时供应商、零售商、供应链整体的期望利润分别为

∏′s=wQ-rI (Q) -cQ=rS (Q) + (w-r-c) Q (3)

∏′r=pS (Q) +rI (Q) -ceI (Q) -cuL (Q) -wQ=

(p+ce+cu-r) S (Q) - (w+ce-r) Q-cuμ (4)

∏′t=∏′s+∏′r= (p+ce+cu) S (Q) -

(c+ce) Q-cuμ (5)

若要使零售商和供应商都参加这一契约, 则他们所得到的利润都不能低于其保留利润值, 但他们的保留利润值之和应该低于供应链的最大盈利能力。设供应商、零售商的保留利润值分别为∏0s、∏0r, 并记∏maxt=max∏t, 则有:

∏′s≥∏0s, ∏′r≥∏0r, ∏maxt≥∏0s+∏0r (6)

由于供应商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 其提出回购契约有关参数, 零售商只能选择或者拒绝;另外假设供应商与零售商都是理性的决策者, 具有关于需求、成本等完美信息。假设表明此过程是一个具有完美信息的两阶段Stackelberg博弈过程, 供应商是博弈的领导者 (leader) , 零售商是博弈的跟随着 (follower) , 双方所处的地位具有主次之分。供应商与零售商的Stackelberg博弈过程为:供应商首先制定回购契约, 公布产品回购价格r, 之后供应商给出能最大化自己期望利润的批发价格w*, 然后零售商再决定能最大化自己期望利润的订购量Q*。

对于零售商来说, 所面临的问题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Ρ1Q*=argmax´r (Q|r, w) s.t.´r (Q|r, w) r0

根据式 (4) 可以看出, ∏′r为Q的凹函数, 由此可得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为

(7) 式的第一种情况表明, 零售商将参与供应链的合作, 所得到的利润不小于∏0r;第二种情况表明在供应商给定rw后, 零售商所获得的利润总小于∏0r, 它将选择退出供应链, 不会向供应商订购任何产品。

在供应商能够预见零售商的最优反应函数式 (7) 时, 它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Ρ2 (r*, w*) =argmax´s (r, w|Q*) s.t.´s (r, w|Q*) s0

由于供应商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 它能够获得的最大利润必然超过∏0s。所以在供应商的决策问题中也可以不考虑约束条件∏′s (r, w|Q*) ≥∏0s。为求解出供应商的最优决策 (r*, w*) , 考虑它可能获得的利润值

∏′s (r, w|Q*) ≥max∏′t-∏0r (8)

要求得∏′s (r, w|Q*) 的最大值, 供应商要确定rw的关系, 使得供应链的整体利润达到最大值水平max∏′t。

根据式 (5) 可以看出, ∏′t为Q的凹函数, 可得求得max∏′t, 得:

Q**=F-1 (p+cu-cp+ce+cu) (9)

要使零售商的最优订货Q*等于Q**, 应有

F-1 (p+cu-wp+ce+cu-r) =F-1 (p+cu-cp+ce+cu) (10)

可以得出

w=c+rp+cu-cp+ce+cu (11)

故只要供应商保证式 (11) 成立, 且使得零售商至少获得其保留利润∏0r, 则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就可以达到最大值∏maxt, 供应商的利润也同时达到最大水平。将式 (11) 代入式 (4) , 得

´r=p+ce+cu-rp+ce+cu´t-rp+ce+cucuμ (12)

解方程∏′r (Q*|r, w) =∏0r, 可得

r= (p+ce+cu) tmax-r0tmax-cuμ (13)

故供应商得最优决策为

故当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为Q*时, 零售商与供应商的均衡利润分别为

至此, 已得到Stackelberg博弈的均衡结果, 由式 (15) 也可看出供应商的保留利润约束可以不用考虑。

从上述的均衡利润分析可以看出, 在供应链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零售商只能获得保留利润, 而处于主导地位的供应商可以获得高于其保留利润水平的利润, 并且通过制定相关契约, 可以获得供应链中所有的剩余利润。

3 结束语

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利润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供应链成员合作利润分配关系到供应链的成功与否, 如果供应链合作利润得不到合理、公正的分配, 则供应链企业间就难以形成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 甚至会导致整个供应链崩溃。本文基于Stackelberg博弈, 考虑了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 其中供应商占据主导地位, 建立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Stackelberg利润分配博弈模型, 并且利用回购契约作为利润再分配的手段, 得出了均衡解和各自的均衡利润。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发现, 处于从属地位的零售商只能获得保留利润, 而供应商可以获得供应链所有的剩余利润, 在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也可以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由于在现实世界中, 供应链中往往具有多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 如何考虑他们之间的利润分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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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博弈 篇5

博弈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按照局中人是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所谓合作性博弈是指局中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谈判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或形成联盟, 其结果对联盟方均有利。[2]

合作博弈追求的是一种共赢, 强调的是集体利益均衡和团体理性。而我们的教育目的也是通过师生双方的互动作用, 追求一种共赢:学生科学健康的全面发展, 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 我们把合作博弈理论引入学生工作, 提出了学生契约式管理理念。即学校与学生之间达成协议 (契约) , 学生向学校做出一定承诺并严格遵守, 学校即为该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条件和便利, 从而达到双赢。这种新的教育管理模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和值得探讨研究的。

一、学生契约式管理的可行性

学校在过去制定规章, 以及针对学生中出现的不良行为不断补充新的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要求学生被动地去遵守。即在博弈中以违反了会面临什么样支付来告知对方, 促使学生在选择策略行为时, 被动而有限制地去选择合作。这在管理行为上可能是有效的, 但从教育目的来看, 就有些折扣了。很可能学生的不违反, 只是因为他明确知道违反的后果即面临的支付, 而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要遵守, 或者说是不清楚遵守的行为会带来哪些好处。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并没有达到目的, 学生的合作行为只可能是被动的、短期的行为。学生被动的被约束时间长了, 主动去打破均衡, 即违反制度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这也是刚进校的新生容易服从管理, 而熟知校纪校规的老生却违纪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如果参考合作博弈理论, 学校和学生订立协议, 如签订学生行为承诺书, 这对双方都将有好处。首先, 可以通过协议, 让学生明确承诺将遵守学校的规定, 如有违反将同意接受何种处理, 学校也明确表态保证遵守承诺的学生可得到的学习条件和设施支持, 从而一方面使学生不仅知道了学校有哪些规定和制度, 还明确知道了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会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使学校不仅有效地告知了学生自己的要求, 而且还通过承诺充分调动了学生主动去遵守的积极性。其次, 对于违反规定的学生, 我们的处理也就可以相对简化, 事先的承诺基本上确定了违反者应承担的责任和后果, 只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处理, 从而相对减少了处理的周期和时间, 提高了学生工作的时效。第三, 根据合作博弈理论, 协议的双方是平等共赢的, 这就强调了师生在教育管理中的平等地位, 体现出对学生在学校的主人翁地位的尊重, 从而利于调动和发挥学生积极能动性, 促使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由被动执行变为主动维护。最后, 协议是以不违背校纪校规为原则, 但相对于学校根据过去经验制定的校纪校规, 协议则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也可以为学校规章制度的修改创新提供依据和案例。

例如, 学校就校园网络管理与学生签订协议, 学生承诺文明上网, 服从学校管理, 不散播病毒破坏网络秩序, 不利用网络从事其他违反法律和学校制度的行为等, 如有违反即由学校取消其校园网用户资格, 并根据其行为的危害性按照相关的法律或学校的规章制度严格处理。而学校也就学生的上网条件和在校园网的权益予以保证, 如保证网速和网络的通畅以及服务的到位, 校园网络内部资源的更丰富, 甚至在上网费用方面予以优惠等。使学生切身体会到积极主动遵守承诺所获得的利益和帮助, 从而更加坚定和持续自己的行为, 同时也使学校网络管理部门的工作得到促进, 良好秩序得以维持, 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二、实现学生契约式管理的途径

协议的达成是比较容易的, 但要学生克服在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和诱惑, 而长久地维持承诺就比较困难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却也是我们需要预防的。这需要我们一方面让学生相信学校长期的承诺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要不断给予关注, 实现对学生的长期刺激和激励, 从而建立契约式管理的长效机制。

1. 建立策略意义上的可信度

建立策略意义上的可信度意味着你必须让别人相信你确实会实践你的无条件行动, 你会信守承诺, 也会实践你的威胁。

《商君书》有这样的记载:商鞅准备在秦国变法, 为了使百姓相信新法是能够坚决执行的, 他便在京城的南门口树了一根大木, 承诺谁要能将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 就赏他五十两银子。这时有一个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 商鞅当场兑现了赏赐。于是, 人们都相信商鞅说的话是算数的, 当他推行新法时人们也就遵守了。

相反, 如果我们订立了协议, 却总是以爱护学生为由姑息迁就违反者。订立协议明确了对违反者的处理, 却不能认真执行。就好像在喊“狼来了”一样, 一两次可能有效, 但久而久之, 就没有人相信你会真的实行了。既然不会真的实行, 就很可能引起学生的错误推论, 即认为老师不会禁止甚至已经默许了这种违反。于是, 更多的人不再相信协议, 开始违反和破坏。协议失去了威慑力和权威性, 也就名存实亡了, 原有的均衡也就被破坏了。而一旦学生确定了老师的“威胁”与“承诺”是不可置信的, 在选择行为上就少了许多理性的思考, 博弈原有的均衡也就由此被打破了。我们的教育也将达不到期望的目的。

2. 坚持建立双向承诺或共同承诺

双向承诺即学生行为承诺书应该充分阐明学生遵守承诺将会享有的权益和不遵守承诺将会面临的惩罚, 同时也对学生承诺使学生确信权益和惩罚是确实会实现的。共同承诺则是协议双方都做出承诺, 共同遵守某些规定和要求, 如社会公德等。

我们已经明确了, 在学校和学生的博弈之中, 师生之间地位是平等的, 协议也应该是对双方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单方面的协议, 更多时候会被理解为被动地让步与屈服。学生对老师有承诺, 受到约束;而老师却不需要承诺, 没有从学生那受到约束。这就是不平等的协议。这和学校制定规章制度, 强制要求学生遵守没有区别, 协议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设。而且学生没有得到老师的行为承诺, 看不到自己行为的支付。在这里, 合作博弈将不会真正实现。

在教育学生遵守公共道德时, 共同承诺也尤其重要。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情, 如果老师自己首先做到了, 这就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使学生明白遵守社会公德不是对个别人的强制和歧视, 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如我们在教育学生要爱护环境时, 自己就不能随地吐痰;在教育学生遵守交通安全时, 自己就不能乱穿马路;教育学生不迟到早退时, 自己就该按时上下课等。当遵守某种制度或道德成为一种共性的时候, 个体的行为就会由最初的从众而变为长久的习惯。

3. 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促使诚信的延续

从博弈中的理性人在具体策略选择时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特点, 我们可以了解到, 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 结果一定是诚信缺失。而反复交易即交易一次又一次地进行, 结果就会有变化。因为, 如果双方的交易是不限次数地持续下去, 就必定存在着对违背承诺的惩罚和对信守诺言的回报。

假设交易以甲违约开始。第二次交易时, 乙就不会信任甲, 提出更多的条件以惩罚甲的违约, 否则将放弃交易。在第三次交易时, 有鉴于违约的恶果, 甲在第三次交易时就会遵守游戏规则, 于是乙就会在第四次交易中信任对方。而如果甲在第四次交易中又故伎重演, 那么乙必然会在第五次交易中违约使甲受到惩罚, 结果是大家都不讨好。每个人都是理性的, 能够推演上述结果, 同时也会发现, 与其在二次交易中遵守规则, 不如在第一次交易中就遵守规则来得明智。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无限连续的博弈中, 每一次的均衡都表现为甲乙双方遵守规则、信守承诺, 形成最优结局。

但是, 如果博弈虽然重复进行, 但次数有限, 则每次的博弈仍然与一次性博弈相同, 理想的均衡并不能实现。道理很简单, 如果甲乙双方都知道交易的有限次数, 也就必然猜测到对方会在那时违背承诺, 既然如此, “先下手为强”就是上策。以次类推, 双方如果都想着在对手之前先违约以得到更大利益, 那么一直到第一次交易, 都不存在激励和惩罚的机制, 协议也就不可能会被遵守。

当然, 在现实中, 这个推理的结论不一定会完全出现, 如果措施得当, 激励和惩罚的机制设立有效, 使学生感到如遵守承诺会对其完成学业有很大帮助, 而违背承诺会对其完成学业有较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协议和承诺的遵守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三、建立学生契约式管理的长效机制

学校与学生之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反复博弈, 往往会因为学生毕业而导致最后一次博弈的出现。此时, 由于学生已基本完成学业而不必为此而担心, 激励和惩罚的机制逐渐开始对其失效, 故而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在毕业前期不愿再服从拘束, 表现出许多不良行为和习惯, 博弈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消极结果最终出现。这也是许多学校客观存在的, 让教育者头疼的“毕业生最后的疯狂”。

要避免这一不良现象, 只有把博弈延长为无限期。例如, 坚持执行激励和惩罚的机制, 使其贯彻于学生在校在读的每一天, 哪怕是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天违纪, 也决不姑息, 并且坚持把按规定做出的处分决定, 送至该毕业生所在的单位或家庭所处的街道居委, 使学生即使离开了学校, 也要为自己曾经的行为“买单”。当然, 我们在事前也应该把这些信息明确地告知学生, 并使之确信我们会采取的行动, 从而在行为时有所警示, 实现博弈的延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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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博弈 篇6

一、心理契约和博弈论

1.1 心理契约

在历史渊源上, 心理契约内容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Mayo在霍桑试验中对物质因素和非物质的因素的关注。而大家普遍认为, 从Argyris (1960) 提出“心理契约”的概念[1], 对心理契约内容的探讨才真正开始。对心理契约的界定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Levinson (1962) 、Kotter (1973) 、Schein (1980) [2,3,4]等众多学者对心理契约进行各种解释, Rousseau等 (1994) 认为心理契约是在个人和组织之间对双方义务的承诺和互惠[5], 本文采用Rousseau的定义。

1.2 博弈论

博弈是指拥有决策权的若干方面参与的广义竞争活动。博弈论就是关于这类广义竞争的一般理论, 英文名称为“Game theory”, 直译就是“游戏理论”, 是研究各方策略相互影响的条件下, 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的一种理论。在博弈中每个决策者在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时, 不但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行事, 也要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的可能影响, 以及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可能影响, 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 来寻求收益或效用最大化[6]。

二、由学历教育转入任职教育后心理契约重构的意义

相对于条令条例和各种规章制度规定的正式内容, 心理契约大多数是非正式的、隐性的、不公开的, 任何组织方式的变更都对心理契约具有影响。由学历教育院校转入任职教育院校是一种典型的组织变革, 在这一过程中, 院校的各种资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处理不好, 最终会造成心理契约的破裂, 进而影响到任职教育的成效[7]。

2.1 院校的转换活动促使原有心理契约的不稳定

院校转换使心理契约的原有组织承诺基础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转换院校后, 学员可能充满敌意和防御心理, 对组织的依赖感和忠诚度将被破坏, 心理契约破裂的可能性非常大。对任职教育认识的模糊, 使刚刚结束学历教育的学员无法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任职教育院校, 也因此无法形成对新组织的承诺。旧的心理契约面临破裂, 新的心理契约建构的基础又如此脆弱,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学员采取对抗或者消极怠工的措施应对新的管理环境, 给任职教育制造了极大的障碍。

2.2 任职教育院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心理契约重构

心理契约认为组织与成员之间不是你得我必失的“零和游戏”, 而是互惠双赢的关系, 双方均需要在一定的付出后得到一定的收益。任职教育院校应建立与学员之间的信任, 在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 以情感为动力, 以组织为基石, 以文化为导向, 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与创新精神为目标, 实现组织的“帕雷托”最优[8]。任职教育院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是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学员的成长进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学员的主体地位, 促进学员的全面发展, 从而实现为部队提供高素质的复合型军事人才。

2.3 任职教育院校管理需要心理契约重构

心理契约集中体现了管理关系的变化, 以情感为丝带, 有助于学员与管理者矛盾的化解;以组织发展为目标, 可整合组织行为, 激发组织活力;以信任和沟通为手段, 可平衡组织期望与个人期望, 有助于及时消除误解, 保持发展动力。任职教育学员在经过学历教育后, 具有一定的管理实践经验, 智力和心理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学习的目的性、现实性、指向性、功利性相对较强。院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组织, 管理者与学员之间的关系不像也不能像基层部队那样严肃、刻板, 双方更需要相互的信任、理解和默契的达成。这种心理上的维系, 从某种程度来说比规章制度更能影响学员对学校的热爱和忠诚。因此, 相对于部队来说, 院校组织中的心理契约显得更为突出, 心理契约的重构意义也更为重大。

三、博弈过程分析

下面的分析主要围绕博弈过程中院校管理者如何才能取得最优策略展开。由于心理契约涉及到的因素太多, 大部分都是不可量化的, 无法直接成为博弈分析的要素, 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对所涉及的一些抽象概念赋值。

3.1 心理契约重构中的博弃

新的心理契约重构过程的实质, 是学历教育院校刚毕业的学员同任职教育院校管理者之间的博弈, 博弈的前提是学员和管理者都以转换院校前的心理契约为基准点作为参照, 双方是非合作关系, 在做出自己的行为之前无法掌握对方的对策。院校管理者将根据博弈的结果来选择最优策略。院校管理者和学员各自的策略及组合如表1所示。

(l) (a, c) .学员和院校管理者期望刚好相反。对学员来讲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出现消极情绪, 与新环境的不融洽等敌对心理, 极端的情况是学员对任职教育院校的感知、期望与认同完全失望, 进而对抗或退学;对院校管理者来讲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对学员能力的不认可, 认为其不服从管理, 要求过高, 极端的情况是管理者给学员处分甚至开除学员。这是最不理想的一种心理契约, 假设双方的赢得都赋值为“0”。

(2) (a, d) .学员和院校管理者期望大体一致。院校管理者成功的安抚了学员, 但其并没有发挥其能量, 能力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同;院校失去了挖掘人才潜力的机会。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稳, 即使出现个别学员违反纪律的情况, 院校所受影响不大。这是较为理想的一种心理契约, 假设双方的赢得都赋值为“2”。

(3) (b, c) .学员和院校管理者期望大体一致。院校管理者成功的安抚了学员, 而且学员认同任职教育院校的管理, 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快速融人新的环境;院校自身也可以较为顺利的实现变更时期工作开展, 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是最为理想的一种心理契约, 假设双方的赢得都赋值为“3”。

(4) (b, d) .学员和院校管理者期望刚好相反。虽然院校管理者成功运用制度约束实现了正常管理秩序, 但可能会因为消耗过多的资源而导致得不偿失;或者也可能学员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 虽然形式上服从管理, 一片和谐, 但对任职教育的期望过高, 长时间会产生失望、愤怒等一系列悲观的敌对情绪, 极端的后果是学员对抗或提出退学。这是较为不理想的一种心理契约, 假设双方的赢得都赋值为“1”。双方博弈的赢得矩阵分别为:

3.2 最优策略

理论上讲, 学员和院校管理者都是“理性人”, 前者在其两种纯策略下可能得到的最少赢得分别为0和1, 其中最好的结果是1, 因此, 在非合作的条件下, 无论后者选择什么样的纯策略, 它只要以策略b参与, 就能保证赢得不会少于1;后者的心理也是如此, 无论前者选择什么样的纯策略, 它只要以策略d参与, 就能保证赢得不会少于1。所以双方的最优纯策略分别为b和d, 即对策的解为 (b, d) 。这个局势就是双方均可接受的, 且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最稳妥的结果。但在现实中非合作的前提条件下, 这个局势是难以达到的。上面的分析没有区分学员之间的差别, 实际上学员也有骨干和普通学员之分, 而且就院校管理者的观点来看, 原有骨干和普通学员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 即赋予的权重不同。假设原有骨干的权重为W1, 普通学员的权重为W2, 院校管理者在两次博弈中的赢得分别为V1和V2, 另外考虑与博弈相关的其它因素所造成的赢得误差, 最终任职教育院校的总赢得应该为:

由上式可以看出, 在的条件下, 无论院校管理者是不是“理性人”, 他都不必也不应该在博弈中选择 (b, d) 作为最终的决策, 最优策略应该由院校管理者根据自己对两类学员赋以权重的判断而定。一旦院校管理者确定自己的策略, 另一方的学员只有被动的接受, 而不存在博弈理论上的平衡局势。这是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 即使因为博弈的动态性可能会出现反复博弈现象, 任职教育院校所掌握对方足够的信息量也使其在每次博弈过程中占有优势, 在此基础上双方逐渐建立起来新的心理契约。

四、心理契约重构的措施建议

在由学历教育转入任职教育后的管理过程中, 任职教育院校管理者通过博弈与学员建立新的心理契约, 确保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 院校管理者要做出最优策略, 采取正确传达信息、构建透明沟通、抓住学员本质兴趣、加强自管等一系列措施是很有必要的。现实中影响重构心理契约的因素很多, 尤其是无形的组织文化等, 为了提高任职教育院校的管理水平, 实现任职教育管理在心理层面的良性循环互动, 任职教育管理院校的管理者必须重视并实现心理契约的及时重构。

4.1 以院校文化为基础, 促使学员的认同

院校文化是心理契约形成的基础。因为只有当院校和学员对院校的核心价值观有了一致的认识, 才有可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优良的院校文化能够创造出奋发、进取、和谐、平等的氛围和精神, 为心理契约重构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空间。院校文化反映了院校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 向学员发出了某种期望, 使外在激励转化为其内在动力。以院校文化为背景的心理契约重构, 更具有长远性和稳定性。

4.2 建立有价值的共同目标

组织目标是否有意义, 取决于它与学员价值观的吻合程度。构建共同的目标, 在心理上引起学员的共鸣, 学员就会更愿意奉献服从、忠诚和热爱院校。因此, 要设法把院校的发展目标与学员的发展目标协调起来, 构建一个“双赢”的共同远景。另外, 挑战性目标对学员也十分重要,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对学员能力考察的机会, 同时也意味着管理者对他的重视与尊重。设立挑战目标, 让学员有发挥才能的更大空间, 因此, 要设立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目标, 让学员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提高对院校在心理上的认同感, 为进一步心理契约重构营造基础。

4.3 纠正学员的认知差异

院校在对制度和工作改进的同时, 也应当注重对学员进行教育, 纠正他们与院校间的认知差异。有许多学员对任职教育院校缺乏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依靠感, 部分学员认为任职教育仅仅一年时间, 而且院校不能决定学员的进、退、去、留, 队干部的约束有限,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只是相互给面子的问题。心理契约重构必须纠正学员的认知差异。一是要从学员感兴趣的信息入手, 尽量避免会造成其心理不安的信息, 同时还要掌握灌输的信息的量, 不要超过其知觉接收能力, 以避免学员产生知觉防御;二是要综合运用各种正式非正式手段, 同时考虑学员自身的实践和特点。

4.4 持续有效沟通, 加强动态管理

当任职教育院校意识到学员因组织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种种猜疑时, 应积极主动地进行有效沟通以削弱或消除学员的猜测。心理契约的主观性、隐含性以及变更性致使组织和个体对于期望的理解常常会不一致。因此, 任职教育院校管理者应与学员保持有效的沟通, 使双方的心理契约明晰化, 在理解方面达成一致。特别是当院校某一方面发生变动时, 应及时向学员传递相关的信息, 便于他们做出必要的调整, 使其更符合实际。而当院校违反心理契约时, 管理者也有必要通过沟通向学员做出合理的解释, 使双方能够在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前提下, 让渡出一部分利益, 重新达成一致。

摘要:本文主要从任职教育院校管理者的角度出发, 就由学历教育转向任职教育后如何才能重构合理有效的心理契约这一问题, 运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进行探索性分析。新的心理契约构建过程的实质, 是刚由学历教育转入任职教育的学员同院校管理者之间的博弃, 博弈的最优策略是新学员和任职教育院校双方之间互相的感知、期望与认同达到一种平衡, 以实现院校工作在人员快速变更中的平稳发展。

关键词:任职教育,心理契约,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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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博弈 篇7

关键词:契约自由,消费者权益保护,冷却期,反悔权

一、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博弈

1. 契约自由原则

法谚有云:“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一谚语反映在私法中便体现为意思自治理论。按照意思自治理论, 每个社会主体都可以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衡量与意志判断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这一原则在整个私法领域, 如婚姻、遗嘱、契约等以意思为核心的法律行为支配的私法领域内, 均普遍适用, 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的实质是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必要, 契约权利义务仅以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时, 才具有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效力。具体说来, 契约自由应当包括以下含义: (1) 是否缔约的自由; (2) 与谁缔结契约的自由; (3) 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 (4) 当事人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先生在评价和总结近代民法的理念时, 将其归结为“形式正义”, 并指出:“例如, 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 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法律, 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义务, 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 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例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 至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 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 均不应考虑在内。”

2. 现代社会对消费者权益的大力保护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经济组织形式的改变, 以及商品种类、结构和科技含量的急剧变化使得消费者和经营者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在平等的地位上讨价还价, 无论是经济实力, 还是信息的获取和占有方面, 经营者都处于优势地位;而且, 由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 以及产销多层次化, 更导致了消费者受到损害难以救济这一局面的形成。所以, 就必须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以倾向性保护。对消费者权利进行大力保护的消费者运动启蒙于1 9世纪的英国、勃兴于美国, 它改变了“买者注意、当心, 卖者不负责”的传统做法和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消费者运动也在各国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人类社会在进入2 1世纪以后, 消费者运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立法保护, 而是更加侧重于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使得消费者保护制度更加完善。许多国家制定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 并与各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具体法律制度相配套,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和法律体系。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不仅涉及到消费者的人身健康与安全, 而且涉及到消费交易的公平、消费环境的改善, 以及消费者的社会角色等各个方面。

3. 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权利保护在某些情形下的对立

在传统的交易方式中, 消费者处于主动地位, 他们可以主动到经营者所在地购物、消费, 面对着并不复杂的、可以当场发现其瑕疵的商品, 可以进行充分的选择与理性的判断, 并且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由此, 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全力保护一般是一致的, 经营者与消费者都能各得其所、各遂其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商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 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往往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 消费者才能发现其中的瑕疵或缺陷。并且, 一些与传统交易方式不同的非典型买卖, 如上门买卖、分期付款买卖、电话推销、电视直销、有狗买卖、网上买卖也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的非典型买卖却是经营者在消费者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主动向消费者推销产品, 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 很多时候交钱和交货并不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形下, 消费者容易受到诱惑, 在不利条件下购买不符合他们需要的商品, 从而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时, 如果仍然仍然固守契约自由原则, 就不能实现对消费者权利的实质上的充分保护。契约自由原则与消费者权利保护就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为此, 就有必要对契约自由原则, 尤其是对严格遵守契约这一要求进行修正、补充, 由此, 冷却期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对冷却期制度的国际借鉴

1. 冷却期制度的概念及由来

冷却期制度 (Cooling-Off Pe-riod) , 又称反悔期制度, 是指在合同成立后, 消费者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无条件地解除合同, 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制度。冷却期制度是直接赋予消费者单方以反悔权, 对消费者提供特别保护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立法中都有规定。

英国1964年的《租赁买卖法》中首先出现了有关冷却期制度的规定。该法规定:若买方是在“适当交易所在地” (通常为经营者的经营所在地) 之外的任何地方签订了租赁买卖合同或分期付款合同, 都有权自收到正式合同的副本之日起4天内解除该合同。其后, 英国又在《消费者信用法》中规定, 除了涉及土地买卖或者抵押的信用合同以外, 消费者都享有在冷却期内决定最终签订或者撤销合同的权利。冷却期自消费者签订协议之日起, 至其收到第二份协议副本之后的第5天为止。

美国大约有4 0个州在法律上规定了冷却期制度。这些法规一般要求, 求售和签订销售合同都发生在消费者住宅里, 消费者可以在三日内撤销交易, 并且不需要说出改变主意的任何理由。若销售者在上门促销时 (提供信贷或其他形式) 未告知消费者其有3日内的解约权的, 则为不公平的或欺诈的商业行为。

欧洲国家的冷却期制度普遍规定的退货时限是7天, 个别国家 (如匈牙利) 规定为8天。法国规定:“自订货或同意购买后7天内, 包括节假日, 顾客有权通过挂号信寄回回执取消订货或毁约。合同中所有有关顾客放弃上述权利的条款都一律无效。”

日本《分期付款销售法》规定, 消费者在接受分期付款销售合同的提议或者缔结该合同后的4日内, 可以撤回自己的承诺或者解除该合同而不须承担违约责任。此外, 《访问贩卖法》规定, 访问销售中, 购买人可以书面形式申请该买卖合同的撤回, 或解除该买卖合同, 但自贩卖者告知日起过4天的不能撤回或解除。

2. 我国冷却期制度立法的现状

从国际立法来看, 绝大多数国家是以通行全国的立法确立冷却期制度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都没有就“冷却期”制度做出专门规定。最早制定类似“冷却期”条款的是1996年辽宁省实施的《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根据该《规定》第12条, 消费者对购买的整件商品 (不含食品、药品、化妆品) 保持原样的, 可以在7日内提出退货;经营者应当退回全部货款, 不得收取任何费用。遗憾的是, 该《规定》作为地方法规效力层次较低, 实践中执行的效果甚微, 而且在2 0 0 4年修订该《规定》时删除了这一条款。2 0 0 0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第26条规定, 非因质量问题且尚未使用过的商品, 消费者可在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更换或退货, 更换或退货中发生的运输、包装、邮寄等有关费用由消费者承担。这是建立冷却期制度的有益尝试, 但是, 该《办法》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 仅规范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经营者与消费者 (B2C) 、经营者与经营者 (B2B) 之间进行的网上交易活动。2005年国务院《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 直销企业应当建立并实行完善的换货和退货制度。消费者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3 0日内, 产品未开封的, 可以凭直销企业开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或者推销产品的直销员办理换货和退货;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和直销员应当自消费者提出换货或者退货要求之日起7日内, 按照发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办理换货和退货。2007年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流通领域食品销售者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第11条规定:“实施无理由退 (换) 货, 在合理期限内, 消费者能够提交购货发票或消费凭证, 并且所退 (换) 的商品不影响第二次销售的质量要求的, 应予全额退款或者予以更换”。由此可见类似冷却期制度已经在我国不同的领域开始构建。但应当承认, 这些办法或条例毕竟效力层次较低, 发生效力的范围有限, 且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与国外的冷却制度相比还是有所不同, 未达到全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需要加以完善。而一旦我国实行统一的冷却期制度, 就可以规范当前商业实践中经营者经常采用的无条件退货等做法, 可以防止经营者利用“无条件退货”等诱饵欺诈消费者。

3. 对我国冷却期制度的完善

(1) 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对冷却期制度加以规定

在我国, 比较可行的方案是, 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体系, 做好既有规则的衔接和协调, 保持现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稳定性。首先要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专条专款来构建冷却期制度, 明确冷却期制度属于强行性规定, 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 仅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长于法定“冷却期”的期限, 以防止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 迫使当事人放弃由该项制度所应当获得的反悔权。同时, 应当明确经营者的强制性告知义务, 即在订约时必须明确告知消费者享有取消合同的权利及行使该权利的期限, 否则, 不作为冷却期间的起算, 或相应的延长冷却期, 此外, 亦应当明确:如果消费者选择撤销合同而退货, 双方应互返根据合同而取得的财产, 恢复原状, 消费者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双方各自的费用与损失自行承担。其次, 为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 应当修改《合同法》, 在该法第5 4条 (即可撤销、可变更合同的情形) 中增加“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2) 明确冷却期的适用范围

从国外立法例看, 冷取期制度仅适用于少数领域。如法国法律赋予远程买受人、上门储蓄的存款人、集资合同的投资人、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和某些贷款合同的借款人等当事人反悔权, 日本在《分期付款销售法》和《访问买卖法》中规定作为买方的消费者有权取消合同, 英国在《购买租赁法》中规定买受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 德国在《分期付款买卖法》中规定买方有撤销合同的权利, 美国则在《消费信用保护法》中规定信用接受者有取消合同的权利。从这些国家的立法来看, 其所选择的适用冷却期制度的主要领域有如下特点: (1) 在交易的过程中, 作为消费者的买方和销售者往往缺乏较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消费者也较容易受销售者不当劝诱的影响。这在远程交易和销售中表现较为明显。 (2) 交易额通常较大, 消费者一旦受到欺诈、不当劝诱或产生误解, 往往受到较大的损害。这在分期付款销售、租赁销售及其他一些消费信用交易中表现较为明显。结合我国当前商业实践及我国国民的整体法律素养, 宜将冷却期制度限制在上门销售、分期付款买卖, 以及远程交易如电话推销、邮购买卖、电视直销、网上买卖等领域。

(3) 对消费者滥用冷却期制度的规制

学者李绍章认为, 民事权利具备自由品格、利益品格与法力品格, 民事主体具有意志自由性、对利益的驱动性以及权利救济的单薄性。其中, 意志自由性容易使民事主体扩张意志自由;对利益的驱动性容易使民事主体不当追求利益最大化;自力救济的单薄性又容易使民事主体过度指望法律保障而忽视了自己对民事权利的珍视。而这些又都会导致民事权利的滥用。以此类推, 一些法律意识单薄、道德修养不够高的消费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能滥用冷却期制度所赋予的反悔权从而侵害到合法经营着的正当权益。为了维持权利和利益的平衡以保证公平, 也更为了实现和维护冷却期制度, 法律决不能以牺牲经营者的正当利益的方式去满足消费者的不正当要求。所以, 冷却期制度也应当受到制约。一是冷却期的时间限制, 以7日为宜, 超过此期限则不能行使反悔权。该期限的起算时间不宜完全相同, 有些交易可以从合同成立时开始计算, 如分期付款买卖、访问销售等, 有些交易可以从消费者收到商品时开始计算, 如电话推销、邮购买卖、电视直销、网上买卖等。二是行使权力的禁止规定, 即除外规定。如经消费者拆封的视听产品或电脑软件、报纸和杂志、彩票等不适用冷却期制度。此外, 如果是消费者邀请经营者提供上门销售的, 也不宜适用冷却期制度。

参考文献

[1]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J].中外法学, 1997年第2期, 第21页

[2]赵艳秋:冷却期制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 2008年第3期

[3]R.M.Goode.Consumer Credit Law[M].London Butterwor-ths, 1989.427

[4]唐墨华严晓磊:访问销售的法律规制[J].经济论坛, 20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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