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契约（共9篇）
生产契约 篇1
摘要：畜禽养殖业是农业清洁生产问题的“重灾区”。养殖户自身难以解决清洁生产问题, 政府的清洁监管短期有效而长期低效, 龙头企业的契约治理可能成为有效手段, 但仍存在着治理深度和治理广度上的局限性——选择性轻度治理问题。这种局限性的成因主要是, 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全面深入治理农户。相应的对策建议是, 完善市场化的第三方清洁信息认证, 提升龙头企业的清洁治理动力;将养殖清洁责任部分界定给企业, 增加龙头企业的清洁治理压力;政府以清洁生产补贴激励龙头企业实施清洁治理。
关键词：清洁生产,契约治理,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农户
一、引言
近年来, 我国农业的清洁生产问题日益突出。首先, 农业源已经超过工业源和生活源, 成为我国的第一大污染源。其次, 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餐桌上的安全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第三, 农业的生态资源破坏流失加剧, 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在农业源污染中, 畜禽养殖业所排放的COD (化学需氧量) 、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排放量的96%、38%和65%, 超过种植业和农业生活污染, 成为农业的第一大污染源。畜禽养殖业也是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多发的领域, 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和苏丹红等重大事件等, 多集中在畜禽养殖行业。畜禽养殖行业对生态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严重, 由于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分离, 畜禽养殖业的粪污从传统农业意义上的资源变成了破坏生态的危害, 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生态环境。
如何治理畜禽养殖户的清洁生产问题?产业实践和学术研究给出了以下几种途径和探索。一是, “谁污染, 谁治理”的办法, 依赖畜禽养殖户 (场) 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清洁生产问题;二是, 政府监管治理的办法, 依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处罚, 以行政力量从外部治理;三是, 市场机制治理的方法, 利用下游交易商 (龙头企业) 的市场化力量, 通过交易契约治理养殖户 (场) 的清洁生产问题。这三种治理方式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本文在此着重探讨市场机制下契约治理畜禽养殖户清洁生产问题的可能及其实现条件。
二、畜禽养殖的清洁生产约束
(一) 养殖户自身难以摆脱清洁生产约束
从实践来看, 养殖户自己解决不了清洁生产问题。第一, 养殖户没有足够的能力实施清洁生产 (吴林海, 2015) 。清洁生产所要求的污染减量、食品安全和废污利用, 养殖户往往因为规模小、资金和技术缺乏而难以实现。例如在“一池三改”项目中, 很多农户的沼气池成为“一次性”的废池。主要原因是, 农户的养殖规模小, 没有足够的后续发酵原料;农户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解决不了产气少、漏水漏气等使用故障。能力欠缺阻碍了农户自身实施清洁生产的可能。第二, 养殖户没有足够的意愿来实施清洁生产 (刘雪芬, 2013) 。因为清洁生产往往不能给养殖户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清洁畜禽产品的“溢价”,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购买者的逆向选择, 往往不能充分实现;养殖区的环境污染, 又由于“外部性”而落入“囚徒困境”;加之很多养殖户没有对生态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充分认知。因而, 养殖户一般缺乏实施清洁生产的动力。可见, 由于养殖户能力和意愿的缺乏, 养殖业的清洁生产问题不能依赖养殖户自身而得以有效解决。
(二) 政府对养殖户的清洁监督, 短期有效而长期低效
行政控制性监管在治理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方面存在着长期低效率的问题。行政控制性监管对于工业的点源污染是有效的, 因为工业生产集中化、规模化和污染末端治理的特点, 会降低监督成本。但对于分散经营的养殖业面源污染, 由于养殖户规模小、经营分散、需要源头预防和过程控制的特点, 行政控制性监管是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的 (杨小山, 2011) 。现实中, 有些地方政府派出环保执法队下乡执法, 监管养殖户的畜禽粪便污染。只能采取突击检查和罚款处理, 而后, 养殖户又恢复了对畜禽粪便的偷排, 环保执法部门无力长期监控众多分散养殖户的全部生产过程。行政控制性监管对养殖户缺乏持续有效的约束力。
三、龙头企业契约治理的可能及其局限
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 龙头企业能通过市场契约机制治理养殖户的清洁生产, 特别是在食品安全和废污利用两个领域。
首先, 龙头企业有治理养殖户清洁生产的意愿。通过契约关系激励约束养殖户实施清洁生产, 能为龙头企业节约成本、增加收益。在完达山乳业案例中, 完达山公司通过契约关系对养殖户施加清洁管理, 用以控制原料奶的质量安全, 从而降低了原料奶交易环节的检测成本和质量安全风险, 提高了完达山乳品的价格和品牌价值。在常州立华养鸡案例中, 立华公司协议收购养殖户的畜禽粪便和圈舍垫料, 集中输送到自营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 制成复合有机肥销售市场, 除了有机肥收益以外, 每吨有机肥还可以获得200元的政府补贴, 年经济效益达到480万元。
其次, 龙头企业有治理养殖户清洁生产的能力。相对于养殖户有限的资金和技术能力, 龙头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和认知能力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金坛金谷牧业的案例中, 金谷公司有资金实力建设年发电量60万千瓦的大型沼气池, 有技术能力克服冬季气温低产气少等技术障碍, 有生态能源可循环再利用的专业认知, 有专业的沼气项目管理团队 (朱新法, 2014) 。这些能力都是分散养殖户难以企及的。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清洁治理存在局限。虽然实践案例表明龙头企业有能力和意愿治理养殖户的清洁生产问题, 但这种清洁契约治理模式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龙头企业的选择性偏好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这种清洁契约治理的广度不足, 范围有限。即龙头企业偏好治理那些与自身利润相关的清洁生产问题, 例如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和废污资源化利用问题, 而易于忽视环境污染问题。二是, 这种清洁治理模式, 存在治理的深度不足问题。即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清洁治理程度有限, 清洁生产治理不彻底, 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不达标或生态资源的浪费等, 不能完全实现农业清洁生产的要求。
四、龙头企业选择性轻度治理的原因
(一) 缺乏契约治理意识和制度设计能力
龙头企业普遍缺乏对交易对象的契约治理意识, 意识不到清洁契约治理的潜在收益, 如交易费用的节约、清洁产品的溢价、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收益等。契约治理意识和契约设计能力的欠缺, 使得龙头企业普遍沿袭传统的、简单的市场交易模式, 清洁治理的程度难以加深。
(二) 清洁治理的收益不确定, 清洁治理的动力不足
龙头企业不愿意深入治理农户清洁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 清洁治理的收益是不确定的, 特别是清洁产品的溢价, 消费者信任并高价购买清洁产品是龙头企业清洁治理的前提。由于我国目前清洁信息认证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所以普通消费者不能通过有效的信息标签界定产品质量, 并支付相应价格。所以导致龙头企业实施清洁治理的动力不足。
(三) 清洁责任的界定不清, 企业缺乏清洁治理的压力
根据科斯定理, 权利或责任界定给谁, 排污的工厂还是被污染的居民?依据的不应该是道德规范, 而应该是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越低, 外部性困难越小。在畜禽养殖交易中, 如果将清洁责任界定给农户的监督费用高, 而界定给企业的监督费用低, 那么就应该更多地将清洁责任界定给龙头企业, 即便养殖污染是农户直接造成的。
(四) 缺乏清洁治理的技术、资金和管理能力
对交易对象的契约治理要求龙头企业有较高的管理能力, 而我国的农业企业普遍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同时, 龙头企业也缺乏实施对农户清洁治理的技术能力, 龙头企业虽然相对于农户具有技术优势, 但相对于农业清洁生产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管理和技术能力的不足, 最终表现为资金实力的不足。即调查中龙头企业普遍反映的资金短缺, 对养殖户实施清洁治理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
五、对策建议
(一) 立法将契约养殖的清洁责任界定给龙头企业。
通过立法将养殖清洁责任界定给 (或部分地界定给) 龙头企业, 政府集中监管龙头企业, 推动龙头企业运用清洁契约治理农户, 将改善目前直接对养殖户监管的低效率状况。
(二) 培育第三方认证, 提高食品认证公信力。
“毒奶粉”、“瘦肉精”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 破坏了现有食品认证的社会公信力, 也暴露了我国现行的半官方认证机构滥用政府公信力的缺陷。培育市场化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重建食品消费者信心, 食品企业才有动力实施清洁管理。
(三)
增加政府补贴, 降低龙头企业的清洁治理成本, 提高企业的清洁技术和契约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吴林海, 谢旭燕.生猪养殖户认知特征与兽药使用行为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02) :160-169.
[2]刘雪芬, 杨志海, 王雅鹏.畜禽养殖户生态认知行为决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10) :13-19.
[3]杨小山, 金德凌.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中政府与农户的博弈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9) :898-901.
[4]朱新法.沼气是个宝, 农民为啥不稀罕[N].新华日报, 2014-5-19 (A05) .
生产契约 篇2
提交者: humanities.cn 日期: 2008/12/06 阅读: 207 作者:朱苏力
摘要: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Tag: 朱苏力 社会契约论 法理学 法学理论知识社会学 国家学说 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大量增加的契约现象不仅是可供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为人们普遍认同以契约来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条件。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神权、教会权力和许多传统受到了挑战，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专制政体的出现呼唤着新的国家理论。契约所具有的世俗性，它所隐含的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霍布斯、洛克正是把一般的契约理论作为原型和隐喻，细致地、富于创造性地论证了国家的发生及其权力的合法性。普通契约理论与社会契约学说在前提、模式和原则上都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差异，霍布斯、洛克二人的主张分别带有绝对主义（集权）和自由主义（分权）的倾向，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对社会契约缔约各方的分配（认定）也很不相同。这种国家学说并非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从更广阔的理论层面上看，家国说、社会契约说等国家理论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合理性，可以利用本土资源来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当然，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
一位挑水工一天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扁担挑水？他的结论是：用金扁担！
——民间笑话
一、问题及其意义
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观，特别是社会契约的思想，是人类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国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国家观念对于近现代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用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时至今日，自然法学派的关于自然状态以及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的描述在经受了许多学派的批判之后，已经被众多学者放弃〔1〕。即使如此，那种关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仍然存活在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2〕。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融入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并且成为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是难以凭借理论的否证就能使人们对之加以拒斥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回答，这就是这种国家观是如何形成的，又何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归于自然法学派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个人的远见卓识，归于他们个人的影响力。但是，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与作者本人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大，而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有关。把这一观点推及社会契约理论，我们则可以说社会契约理论的被接受更多地与一个时代的需求、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前见有关。因此，过分强调思想家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正是在充分意识到理论发生的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性的同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求作为一种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的发生和被接受何以可能（因此不必定是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再现，而是一种探求性解说），并由此引申开来，探求思想传统、知识的社会结构对一种理论的发生和接受同时具有的促成性和制约性影响。换句话说，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命题，是基于下面这样一些学术思考。
首先，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使用了社会契约的观点来论证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发生论。在中国，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通过家庭这个模式得到证明的，国家被认为是家庭的扩大。尽管许多中国学者将家国说归结为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特点，但这实在是由于对西方政治学说史知之较少，或为批判中国文化而作出的虚构。仔细阅读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大量的西方学者——包括本文将论及的社会契约论者 ——都曾以家庭为模式论证过国家发生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3〕。这表明，社会契约论和家国说都只是证明国家发生及其合理性的模式或话语之一，在这种意义上两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和脱离语境的优劣高下之分。此外，在西方思想史上，社会契约模式也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柏拉图的国家社会分工论，后来中世纪社会的神权政治理论，都在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国家发生理论占统治地位之前有很大影响。尽管有关社会契约的某些观点一直存在，但影响不大，最多只是诸种国家理论之一。因此，为什么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会在 17、18世纪从默默无闻而变得走红，取代了先前的国家学说并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石？为什么在中国却一直都是家国不分的国家学说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变革，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强调社会契约派的国家法律学说〔4〕。理解、发掘这一学派的思想和潜在意义，对于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契约说来解说国家和社会，这种解说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形成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试图论辩，这种国家学说的兴起，是与西方的社会变革，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普遍的契约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联系的。契约活动大量增加，契约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为人们普遍接受以契约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 ——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的条件。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主要是对秩序正当化的一种论说方式，而不是这种秩序的建立方式。当然，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理论资源，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近代社会契约国家观的唯一来源。其他许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变化都对近代以契约为模式的国家学说的产生和确认具有不可低估甚至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5〕。换言之，仅仅有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必然导致近代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产生。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契约自由的思想为社会契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根本的或基本的模式。
我的论文大致组织如下。首先，我将论述，在社会契约派出现前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要求一种新型的国家发生学说来支持国家权力的正当化和合理化。然后，在分析理论需要传统资源的前提下，我将简单分析契约自由原则，并对西方契约自由的发展作一个概要的介绍。随后的两节，我将以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为例，分析社会契约学说与普通契约学说在模式和前提条件上的一致性，以此表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学说与契约自由原则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最后，我还将就此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作一些理论的分析和总结。
二、社会契约论发生之时代背景
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发生是时代的需求。在近代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思想家讨论了“国家”产生的问题〔6〕，但国家学说相对地讲并不像近代社会那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西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除了一些以武力建立的帝国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较小的城邦国。在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威至高无上，经院哲学论证了世俗的政权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力。既然政权要服从于神权，国家学说相对地讲也就不具有近代以来那样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传统的力量，许多起初似乎“不合法”、不合理的事物都往往可以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其合法性和正当性〔7〕。中世纪那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地域上分布极宽，在时间上持续甚久，这就很容易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事物而不会受到怀疑。
从16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近代社会（或称“现代社会早期”），传统的国家学说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及其存在理由都要求有新的国家学说来为其提供正当化的根据。
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对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变化〔8〕。首先是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一系列极其伟大的科学家连续诞生，如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1—1630）、伽里略（1564—1642）以及牛顿（1642— 1727）。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发现——如日心说、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以及关于物理运动的一些基本定律和规律——并非有意对宗教神权提出挑战〔9〕，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却否定了宗教神权的一些基本假设或信仰，危及了教会的权力和神权，并进而危及了基督教教义中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因此，即使是一些主张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时也纷纷谴责哥白尼的日心说〔10〕。
不仅是神学，作为社会秩序另一支柱的传统也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空中降落的速度是不同的，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无人怀疑的信条，而伽里略却怀疑了，并以实验对它进行了证伪。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秩序的基础。
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反映在社会思想和人文研究中。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学者和思想家就力图摆脱宗教的眼光而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主张尊重事实，而社会也在日益世俗化。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的前十章中对人的分析所用的完全是运动定律。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则采用了几何学的推理方法来研究哲学、构造体系。在他那里，神等于自然，等于实体，其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神，实体是由自然律决定的〔11〕。尽管今天我们对那些近乎奇谈怪论的观点或论述方式感到十分荒唐，但正如罗素所说，这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们具体提出和相信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的〔12〕。换言之，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隐含着的社会变革因素。
不仅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宗教神权提出了挑战，教会内部也对罗马教皇的神权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当时第二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宗教改革运动。这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运动，对后代却有很大影响。当时欧洲的宗教精神还很强大，人们普遍信仰上帝和教会，把个人的拯救寄托在上帝和教会身上。但是，马丁•路德（1483—1546）在德国，加尔文（1509—1564）在英国、法国和苏格兰都提出并论证了个人信仰自由。他们仇恨罗马教皇，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对宗教进行了改革〔13〕。这种做法尽管是出于宗教的原由，但客观上对破坏传统神学的权威、确立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因此称路德破坏了对权威的信仰，而恢复了信仰的权威〔14〕。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弗罗姆说，路德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发展的一个源泉〔15〕；而韦伯则认为加尔文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了一个近代理性化过程〔16〕。
第三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强调国家主权。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本乡本土。这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必然带来的后果。幅员辽阔的领土是无法管理的，除非采取联邦制，允许各个地方实体有广泛的独立性。贸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甚至在有些地方贸易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经过固定的路线运到被垄断的港口和市场”〔17〕。这种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商人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为了反对教会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战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统一的市场，商人和市民阶层都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到16世纪，所有王国政府都有意识地执行一项开发国家资源、鼓励国内外贸易和增强国力的政策”〔18〕。政策的转变必然要求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一种正当化的理由。
因此，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主张国家的统一，甚至主张用武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19〕。布丹（1530—1596）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主权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指挥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是国家的最明显的标志，没有主权，国家就不成为国家。国家主权具有永恒性，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政府是可以变化、更替的，但国家是不变的。国家主权具有无限性，即在国家的范围内，主权绝对支配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臣民。国家主权具有至上性，主权不受法律的约束，恰恰相反，它是法律的渊源〔20〕。其他思想家（如格劳修斯）也认为，所谓主权，就是说这种权力的行为不受另一种权力的限制，不会被任何其他人类的意志随意认为无效。其后的霍布斯等人也都谈论过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转让〔21〕。
不仅是理论上如此，从实践上看，西欧各国当时先后出现了近代的专制政体。到16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十分普遍，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都在土崩瓦解〔22〕。
中世纪机构体制的土崩瓦解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政权组织方式变革之必然，但是这种变革至少在初期并不能自发地获得合法性，即获得人们下意识的、习惯性的认可和认同，因为它与传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相悖的。新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种合法性，需要有力的论证，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人们不能仅仅主张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或主张重新构建政治秩序，而必须以一种为多数人所容易和能够接受的，且比较便利的方式论证国家主权为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它将如何构建，以及它的基础是什么。但是，在神权衰落、人们对传统提出疑问和挑战的环境下，思想家不能采用传统的神学来作有效论证，他们也不能仅仅声称、甚至根本无法声称传统就是如此。因此，这种论证就必须是“理性的”，必须诉诸人们的常识，同时又必须依赖人们现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3〕。人文主义和科学的发展、科学原理的发现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世俗商业文化的发展为这种新论证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工具和有利的社会条件。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此时在欧洲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家，他们面对传统的国家合法性理论话语丧失的现实，以世俗理性为指导，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新的社会设计和合法性的论证，并试图以这些设计方案重新塑造社会和国家〔24〕。而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从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都是这一时代背景图上的一笔。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国家的理论构想，其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在今天看来，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的是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共和国；有的主张绝对君主制，有的主张权力制约的民主制，有的主张人民主权；有些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浪花，而有的则似乎进入了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成为今天仍在继续起作用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习惯地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的标签来对这些思想家进行分类，如果我们不是从后来的发展结果去对他们加以评价，而是将这一切思想论述都放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就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具有空想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提出各种新的国家学说，都在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为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度提出某种论证。同时，他们实际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国家不是神创造的；国家应按照人的理想、人的知识来设计、创造；国家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其中形式最激进、激烈的重建就是革命；理性是构造国家的原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在纷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法学和政治学的趋势，即重新构建国家学说，重新设计理想国家，重新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正当化的理由。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的确是人们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随心所欲地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创造，这些条件和前提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传统〔25〕。思想学说的创造也同样如此。即使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经济政治生活、文化传统甚至教育状况的具体差异，可供他们利用的理论资源必然有所不同。正是依据了不同的资源，他们才构建出不同的国家学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社会中已长期存在并日益普遍化的契约实践和思想为一些后来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实用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理论资源，用以构建现代国家学说。
三、契约和契约精神
在研究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西方社会中关于契约的历史实践和其中体现的思想加以分析，然后再讨论契约及其潜在含义又是如何作为理论模式和理论要点而影响了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契约交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关于契约的思想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传统在西方似乎格外强烈。在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之“灵”的犹太文化中，圣经就被视为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的一种契约，而犹太人之所以受苦受难，一种传统的犹太文化解释就是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契约。这种思想在经由基督教的传播而进入欧洲大陆，特别是进入罗马之后，又通过罗马法中固有的契约思想而得到强化，或者反过来说强化了罗马法中的契约思想和欧洲人的契约意识〔26〕。
法学家一般认为，罗马法最早概括且全面反映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制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3世纪欧洲复兴罗马法时期，在后来被称为民法法系的国家中，罗马法的原则就获得了普遍认同。在欧洲大陆，从12世纪玻伦亚大学研究和教授《国法大全》开始，13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14世纪的德国纷纷建立大学，法学教育在这些学校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伦亚大学开创时仅有的一个系就是法律系，其他大学也都设有法律系，而在各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首先都是讲授罗马法，其次才是讲授教会法。至于本国法的讲授，不仅地位次要，而且开始较晚〔27〕。与此同时，各国法学家都承认注释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在罗马法精神和注释法学派的熏陶下，一个崭新的法学家阶层在西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民法法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28〕。
在罗马法复兴和注释法学流行的背景下，欧洲普通法（JusCommune）形成了。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精神运用于当时各国具体的社会实际，探讨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法律文书规则问题的各种方法〔29〕。随着西欧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主权观念的兴起，这种普通法作为超越国家和地区而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其地位有所下降。即使如此，它的影响却以新的形式维持着，甚至还得到了加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法的接受”〔30〕。
在英格兰，罗马法的影响尽管没有在西欧那么强大，但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罗马法也引起了英国法律界的兴趣，罗马法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原则也被运用到衡平法、商法当中去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在英国讲述罗马法。英国一些著名的普通法权威法学家，如布拉克顿、黑特尔顿、斐利摩尔等人都受过罗马法的熏陶，许多大法官也都熟悉罗马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商法的创制者曼斯菲尔德曾大量研究罗马法文献，他认为英国商法体系就是以罗马法，特别是契约原则为基础的〔31〕。马克思曾经谈到：“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但是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32〕
罗马法，特别是其中的契约原则在欧洲的复兴和传播，使得契约思想成为人所共知的一种理论资源。由于这种思想是与日常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活动相联系的，它很容易渗透到普通人的心中，成为“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常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天然的”基本原则之一。
然而，即使契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并不意味着契约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提出某种国家学说所依据的原型。从一般的契约到把国家想象为一个契约，需要跨越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二者在直观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沟通起来，并从中发现共同性，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就必须有一种被福柯称为“异中求同”的欲望和能力，而福柯的一系列知识考古学研究恰恰表明，16、17世纪欧洲社会中的主导话语就是这样一种“异中求同”的欲望。这一时期的科学迷恋于“类似”，试图发现任何特定对象之间的彼此相似程度，并借此建立一种“事物的秩序”〔33〕。不难看出，社会契约论发生在这一时期又是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迷恋类似”不可分离的。
契约的常规性和这一时期的“迷恋类似”固然为社会接受契约观念并使它能够延伸到其他领域创造了条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们会问，别的事物——比如说家庭——为什么没有成为新的国家学说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家庭比契约更为常见，至少也与契约同样常见。因此，更重要的也许是契约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在某些方面适合当时思想家对其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的一些朦胧想法，并有助于澄清和强化这些想法。这样，我们就必须研究契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或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契约原则在哪些方面可能影响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的构建。
一般说来，契约是一种交易各方同时为获得更大利益而进行的基于平等地位的一种自由交易，各方并因此而建立起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和常见的活动。按照民法的理论，契约或合同的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34〕，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才对所有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并由此导出契约必须信守的结论。其次，契约是当事人不受干预和胁迫地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括缔约与否的自由、选择缔约方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任何第三者，包括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国家，均应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合意。
除了强调自由之外，契约原则还隐含着交易各方地位平等的精神。这是合同区别于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是契约关系的内在要求，而且这一原则与自由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没有双方地位的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意思表达，因此，契约双方地位平等是契约发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假定。
上面两个原则是一般民法教科书中早已确认了的。然而从制度和功能的角度来看，上述分析还是不够充分。现代的法律经济学指出了契约的另一个特点，即契约是立约人在立约时认为对双方均更为有利的一种交易。法律经济学认为，没有这一条件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进入契约。换言之，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这种交易至少会使一方的利益有所改善。这是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必须注意，这种“对双方有利”只是在交易前双方的理性预期，而不必定是交易的实际后果。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订立契约之时，双方的预期被后来的现实所打破，以至交易或契约一方无利可图、利益受损，甚至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能改变契约发生的上述基本前提〔35〕。
由此可见，契约具有世俗特性，它隐含了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以契约作为一种构建组织秩序的方式，与中世纪秩序组织的神权色彩以及以命令为特征的社会和权力组成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契约模式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基本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后文将指出，契约的所有这些特点在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中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并构成了这一学说的基础。
然而，上述条件的总和仍然只构成一种学说发生的可能性。要真正把一种经济活动的原则和方式升华到一种社会和权力组织方式，升华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理论，就不可能简单照搬一般的契约学说，而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补充、修改、完善，并辅之以其他必要的学说。这种工作是由许多自然法学家逐步完成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本文将主要以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思想为范例加以分析。
笔者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我们知道，从古典自然法学派中主张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来说，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一般认为，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说的主要创始人和系统阐述者，而洛克的学说对社会契约理论的确立和后代政治实践的影响更为巨大〔36〕。相比之下，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则较少系统论及社会契约。最值得争议的也许是卢梭。卢梭无疑是最重要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之一，他有一部著作甚至题名为《社会契约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卢梭与其他自然法学派学者之间在观点上有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卢梭自己就在著作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假定，而不是如同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把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来信赖。换言之，卢梭只是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为了接近读者而运用了当时极为流行的自然法学派的那一套语言〔37〕。其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都谈到了国家发生的问题，但却表现出强烈的不一致〔38〕。在前一书中，国家被卢梭说成是富人欺骗穷人的产物，不是一种契约的产物，因此是不平等的加深；而在后一书中，卢梭又规范式地讨论了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国家。两者的不一致，使我们无法确认卢梭究竟是如何认识国家发生问题的。第三，卢梭尽管强调平等，但这种平等不同于英国式的平等。在英国，平等是建立在自由和独立意义上的，而卢梭强调社区情感，强调共同体，强调一个人首先是公民，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人。由于这些差异，一些学者认为，卢梭是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人物，他既把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推到了高峰，同时又开始从根本上摧毁原先的自然法传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卢梭是近代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之父〔39〕。因此，我经过斟酌，决定不以卢梭作为社会契约说的范例来研究，而集中分析霍布斯和洛克。
这种选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一个学派形成的过程中，其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要提出的是全新的话语（例如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人），或几乎是全新的话语（例如这里的霍布斯）。他将把一个原型作为隐喻延伸到一个新领域，但既然这两者之间本来没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者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他们后来习以为常的相似性），或具有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对普通人来说一时就很难理解两者的种种相似〔40〕。因此，由一种理论的奠基者第一次指出的那种相似性及其有关论述，就具有首先“格式化”和理论定向的作用。即使他仅仅指出了一个或某几个相似点，而接受这一隐喻的人们就会在此后不断努力发现一些新的、被首创者忽视的相似点。社会契约国家学说尽管不是霍布斯的独创，但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因此具有特殊意义。而洛克，作为一个后来者，则从这一隐喻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相似点。从这一角度分析这两位学者，具有理解理论是如何借助同一隐喻的不同侧面而演化蜕变的意义。
况且，这两位学者在另一层面的近代国家学说分类上也具有代表性。霍布斯是近代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absoultism）的代表，主张集权；而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分权。因此，分析这两位对国家权力持不同主张的学者，能够从中发现一般契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更足以说明本文的基本观点，并给我们以其他启发。
在下面的两节中，我假定读者大致熟悉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国家产生的一般观点，以节省篇幅集中讨论与本文中心命题相关的要点。
注释：
〔1〕实际上，在自然法学派学者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对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理论提出了批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梭。尽管卢梭也阐述了“自然状态”、“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假定，一种推理的便利。他强调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与霍布斯和洛克所强调的都很不一样。例如，卢梭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们的团体感，而不是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强调的个人性，他强调感情而不是理性（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卢梭之后，有休谟的批判，有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对自然法学派国家发生理论的批判。伯克就认为，如果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话，那么也是各代人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一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契约的理性创造国家说，而趋向于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参见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The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55）；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弗格森则明确指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文明社会史随笔》，转引自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此后还有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功利主义学派的批判（参见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以及实证主义学派的批判。所有这些学派或人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自然法学派观点的不能成立。
〔2〕当代最著名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研究，也许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3〕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1113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君王正是家长和村长的发展”，《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里，都是以家庭为模式讨论国家问题的，洛克（参见《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9页）、休谟（在君主制下，“国王安居于他的臣民之中，像父亲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之中一样”，《谈公民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9页）亦然。据语源学考证，希腊文中的“王”一词源于梵文中的“家长”一词（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页，注2）。美国人则称华盛顿等人为“国父 ”（FoundingFathers）。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还是认为随着美国社会的工业化，美国总统的职责也应发生变化。他把总统理解为美国的“管家”，而不能“无为而治”。显然，这个“ 管家”背后的隐喻就是国家即家庭（参见Alfred H.Kelly，Winfred A.Harbison and Herman Belz，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ItsOrigins and Development，6th ed.，W.W.Norton ＆ Company，Inc.，1983，p.421）。
〔4〕例如李仁玉、刘凯湘合著的《契约观念与制度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便阐述了有关的观点。
〔5〕例如，马克思和许多思想家都论证过摆脱了封建约束的独立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条件（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Freedom，Avon Books，1965，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普遍契约化，以至社会契约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6〕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参见《政治学》，第7页以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以下），又如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的学说。
〔7〕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伯克（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 页以下）。萨维尼也曾指出，“一切‘所有权’都是因‘时效’而成熟的‘它主占有’”（转引自梅因《古代法》，第 144页）。
〔8〕参见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 Touchstone Book，197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
〔9〕例如，哥白尼由于顾忌日心说与教会传统说法的矛盾，一直等到去世那年才出版他的著作，并且采取了两个保护性措施。其一是说他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事实；其二是他将此书题献给了罗马教皇，从教皇那儿获得了一种“保护色”（参见Russell，A Historyof Western Philosophy，p.526）。因此，日心说直到伽里略那里才真正引起了教会各派的谴责，包括主张宗教改革的各位思想家。但是，伽里略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参见德雷克《伽里略》，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牛顿尽管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也在他的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
〔10〕例如，当路德听说了日心说以后，大为震惊，说：这位傻瓜想把整个天文科学颠倒过来！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稳定不动，而地球要运转。加尔文也愤怒地问：谁胆敢把哥白尼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11〕有关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世界观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527。
〔13〕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参见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二编，孔祥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以下。
〔17〕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6—397页。
〔1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7页。
〔1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0〕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62页以下。
〔21〕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47—448页。
〔2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8—390页（“近代专制主义”一节）。
〔23〕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他认为，近代国家秩序的合法性证明是用一种科学自然律的论证手段代替了传统的神学论证和本体论论证的策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24〕例如，在1610年出版的《新大西洋岛》这本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小说中，培根（1561—1626）描述了一个理想国。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幻想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有制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国家统一组织生产，产品归公，按需分配；贤人治国、政教合一；同时实行基于优生学原则的婚姻制度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哈林顿（1611—1677）于1656年出版了题为《大洋国》的政治小说，以大量虚构的细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温斯坦莱（1609—1652）在1652年出版的《自由法》中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造成的罪恶，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宣传了原始平等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最早的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在实践上，我们还可以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参与建立的那种强调理性化的神权共和国。
〔25〕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26〕这里的因果关系很难分清。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在此不能也无法详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对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契约意识的形成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27〕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关于具体的事实可能有争议，这里的引证并不试图确认事实，而仅仅是旁证。
〔28〕由嵘等：《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8页。
〔29〕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09页。
〔30〕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10页。
〔31〕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142页； 参见梁治平《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页。
〔33〕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Random House，1970.应当指出，福柯分析的只是后来形成学科的语言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而从契约发展到社会契约的学说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因此福柯的分析在此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但在我看来，福柯著作展示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例如，本文中提到的霍布斯用运动力学来解释人的情感、欲望也是这种迷恋类似的体现。福柯著作中讨论的是那些最后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异中求同，而从契约类比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以及霍布斯对人的情感、欲望的力学解释只是没有最终形成独立学科的异中求同。
〔34〕对此，当代学者在法理学上是有争议的（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
〔35〕关于对合同的经济学分析，参见波斯纳Economic Analysisof 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2年英文第四版； 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6〕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04页。
〔37〕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8—659页。
〔38〕沃恩曾评论说，“《论不平等》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转引自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0页）。
〔39〕这是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早期的阿克顿勋爵就认为卢梭是绝对统治论者（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和Russell，A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关于卢梭的讨论）。
〔40〕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唐纳德•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牟博编译《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4页。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社会是一个契约”这个命题是一个隐喻还是一个明喻？“社会和契约一样都是合意的产物”，我认为是一个隐喻。霍布斯在提出社会契约论时曾把社会与契约作了多次类比。因为按照戴维森的分析，“明喻说的是存在一种相似性，„„隐喻并没有明确断定一种相似性，可是，倘若我们把它接受为一种隐喻，（人们）就又被诱使去寻求一些共同特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下）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
四、契约理论和绝对主义国家学说——霍布斯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13章“描述”了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产生的过程〔41〕。对于我所要论证的本文中心观点来说，这些描述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据此揭示霍布斯如何借助了普通契约理论，却又将之隐藏在关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描述” 中。前面已经提到，依据契约学说，契约之达成首先必须是交易各方都预期有利；其次，必须是交易各方自由的理性选择，这种自由的理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平等包括所交换的物品在价值上的大致平等。我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证明这些预设条件全都以某种方式隐含在他的文字叙述之中。
首先，要使契约之说得以成立，他就必须论证：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霍布斯在书中的确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说大自然如何使人具有大体一致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42〕。这似乎仅仅是在描述自然状态，但从他的理论构成来看，这种描述甚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等，那么他就无法以契约理论来解说国家的发生。但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吗？我们不能未加验证地接受霍布斯要求我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的这一假设。如果以现实的眼光观察社会，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智力、能力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个清醒的、无情的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他从一般契约理论中感觉到，如果要把国家说成是一个社会契约，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如何获得这一前提呢？作为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能仅仅宣称它的成立——因为这种宣称不仅有违经验，而且会导致整个理论基础的空虚。然而，要求他从经验上论证这一前提显然有困难，霍布斯于是作了非常含混的说明。他说，这种大体平等表现为即使那些弱小者也可以运用密谋，或者联合起来征服那些体力和智力上的强大者〔43〕。
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以“人多力量大”这样的常识来证明所有的人体力上都大致平等，正如我们无法以“三个臭皮匠，抵上个诸葛亮”的说法来证明臭皮匠的智力与诸葛亮的智力大体相等一样，而且这种论述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花那么大的篇幅论证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恰恰表明自然状态下的人并不平等。正如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说，我们之所以说什么东西像另一个东西或要把什么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恰恰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理上前者决不是后者〔44〕。那么，作为一个极为精细的大思想家，霍布斯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逻辑推理错误，而又显得如此笨拙呢？比较满意的解释只能是“需要”，即霍布斯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否则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将崩溃。他不一定是有意“作弊”，而很有可能是无意间犯下了这种错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以一般契约说论述国家契约说，这种理论上的逻辑盲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霍布斯强调这种平等的重要性还在于，平等是自由表达意志，是放弃个人权利的前提，因此也是此后契约必须信守的前提。如前所析，没有大致的平等，意志表达就可能是被迫的，那么契约也就可能不成其为契约，而只是一种胁迫的结果。因此，霍布斯的这一“ 大体平等”之说对其理论构建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甚至霍布斯自己在书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写到，“如果人生而不平等，那也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平等，除了在平等的条件下不愿意进入和平状态，因而同样必需承认这种平等”〔45〕。由此可见，霍布斯是将这种平等作为社会契约的先决条件而构造出来的。
其次，在契约交易中，所交换的总是某种物品或对于某种物品的权利。如果真的存在着契约论国家学说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契约，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权利的交换。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又能对什么东西声称享有权利呢？显然，在连自己的生命和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声称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法律，西文同源，其实践（特别是在英国）更是一直都与司法相联系〔46〕。换言之，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那么，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下，如果以契约进行交易，人们之间又能有什么权利可供交换？这是社会契约论学者在试图以契约解说国家发生时必须回答的另外一个难题。为此，霍布斯首先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然后将安全、生命等解释成一种与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的思想〔47〕。由于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天赋的自然“权利 ”，因此，他们可以以放弃这些权利为代价而完成契约的要求〔48〕。显然，霍布斯再次为满足普通契约的要件而对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了一番精心构造。
第三，契约的构成和履行还要求交易者有行为能力，也就是能够做到意思自治。试图以契约来解说国家发生，同样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霍布斯仍然以定义的方式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假定自然的人都有掠夺性和理性，把理性视为自然法的体现〔49〕。这种解决契约所要求的行为能力问题的手段，尽管在逻辑上是成功的，但经不起经验的验证。一般说来，民法上只承认惟有比较成熟的人才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即进行契约交易的能力），而实际生活中的个人并不总是成熟的个人，有许多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所要求的理性或行为能力的，如孩子或一些智力发育不足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假定其存在的话——这种理性不足的人也必然存在，不可能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理性，并因此而同样具有行为能力。如果这样追究，霍布斯就无法完成他的社会契约说了。因此，他通过界定“人都是有理性的”这样一种定义的手段避开了矛盾，而使自己的学说体系得以完成。
第四，我们在前面提到，契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愿参与交易的各方都预期有利，而国家作为一种契约，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恰恰就是如此〔50〕。霍布斯承认，在放弃自然权利、建立国家之后，在国家的绝对权力的严格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很愉快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由战争和灾难所导致的悲惨境遇要好一些，人们只能在自然状态和国家统治这两种情况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指出，这一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51〕。他实际上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国家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产物。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普通契约思想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应用在对于国家发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上。要将这两者联系起来，需要按照一般的契约原则来对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以及他们的签约过程补充许多假说，给定一些条件。因此，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就不仅在于他依据普通契约理论提出了论证国家产生和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路径，而且在于他几乎是处处都按照普通契约原则的要求细致地作了这些必要的论证。
不仅如此，即使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普通契约理论的利用。在此，我将进一步分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通过对这一显然具有霍布斯个人特点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他那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论也仍然是从普通契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不仅仅是对其个人偏好的率直表述。
许多学者指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具有强烈的集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霍布斯所处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代及其亲身经历的产物〔52〕。英国从1640年内战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经历了将近50年的动荡。霍布斯的整个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这对他这样一个关注世事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对问题的判断和价值选择。同时，霍布斯本人与英国革命人物的特殊关系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命运。他担任过查理二世的家庭教师，因此革命者拒绝他；其著作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又令保王党痛恨。他处于两面不讨好的痛苦境地里。
从时代背景来理解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无疑是一针见血的。然而，这种“一针见血”又往往影响了我们对霍布斯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深刻理解。霍布斯毕竟是思想家，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53〕。因此，即使霍布斯在表达他个人的判断、作出一个便利的政体选择的时候，他也必须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一种与其总体理论相兼容的方式来表达。否则，霍布斯就与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没有什么区别，而不会成为被后代学者所反复研究的伟大思想家。如果经过系统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表述他个人对绝对主义的信奉时，霍布斯也没有简单地、直通通地主张某种观点，而是仍然坚持借助普通契约理论来论证。
首先，为将国家权力集中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君主或者议会）手中，霍布斯的论证是：建立国家的契约只是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而不是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54〕。换言之，主权者只是契约的证人和监督者。这样一来，由于主权者不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因此不受契约的制约，也不存在不遵守契约的问题。这样，霍布斯就成功地运用了普通契约的观点，论证了他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主张的那种绝对主义思想。他既保持了理论的统一性，又能够使之具有实践的意义。
此外，霍布斯作为思想家还看到了以普通契约学说构建的国家理论所具有的一个重大弱点：它可能会为社会的动荡不安留下一种借口。一般的契约总是可以撤消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种种毁约行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依据社会契约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因为人们随时可能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他所希冀的稳定社会可能因此而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国家的确是一个契约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不同于一般的契约，它就必须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契约。这个问题同样是霍布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仍然必须保持理论上的一致，要以普通契约理论或观点来传达一个政治价值判断。霍布斯指出，国家尽管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但这个契约实际上与其他契约不相同。这个契约一旦签订，不经作为契约监督者和证人的主权者的同意，它就无法重新签订〔55〕。这种论证不仅符合当时流行的契约（covenant）实践〔56〕，而且在理论上也能够成立。其次，他还指出，由于这一契约是多数人定的，个人就必须服从大众，因为当一个人签订社会契约时，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必须服从大众的意义。因此，一个签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主权者的命令（这个主权者可以是国会也可以是君主，在霍布斯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回到先前的战争状态中去，而在战争状态中，一个人即使被他人杀死，也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57〕。因此霍布斯说，在订立契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契约〔58〕。霍布斯再次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成功地克服了他所面临的难题，同时再次成功地保持了理论的一致性。
他还认为，一旦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无论主权者做了什么，都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所谓正义或不正义，只有在存在主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抱怨主权者的行为，那么他首先应该抱怨自己，因为是他自己签订了契约，将权力交给了主权者。这种论证固然可以被看作是霍布斯在为统治阶级辩护，但它与普通的契约实践和理论是一致的，即人们不能因为发现履约对自己不利而拒绝履行已经签订的契约。
这样，霍布斯利用普通契约学说，不仅对国家的发生作了合乎逻辑的契约化分析，而且从普通契约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其绝对主义国家理论作了正当化论证〔59〕，保证了其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使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和范式上都相当完整和自恰。
五、契约理论和有限权力国家学说——洛克
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固然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论具有一个潜在的重大弱点，即对主权者的权力没有限制。尽管从霍布斯的时代看来，社会安定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实践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是其局限性，即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此种合理性就会失去其普遍的可适用性和意义。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12年后的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条例，该法律扩大了国会的权力，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分权共治。英国宪制的变革表明英国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能接受霍布斯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学说，而需要一种能确立“资产阶级的妥协”并使之正当化的理论，以此来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同时也限制议会的绝对权力。
要创造这样一种理论，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当然不少。西方历史上的混合政体理论就是一种资源。然而，仅仅恢复这一理论还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因为混合政体理论固然可以用来限制权力，但其所限制的权力仅仅是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它并没有指出应当保护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以及在国家——无论是君主还是议会——侵犯了这些权利时，人们可以如何行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显然需要一种不同于混合政体理论的新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洛克，这位“光荣革命的辩护士”和“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60〕成功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同样从普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有限权力的国家学说。正因为如此，尽管洛克理论的实际后果是为已经形成的混合政体辩护，但后来的学者并没有称洛克为混合政体理论家或思想家，而称他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这种认定是恰如其分的。
洛克的思想忠实地反映了光荣革命的精神。他在光荣革命后写下的《政府论》，以普通契约理论为这一革命后的现实作了正当化论证。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人们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因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有权起来重新建立政府，但这只有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才能这样做。
就运用契约理论来论证国家发生这一点而言，洛克所要做的工作远不如霍布斯那样巨大，那样富有原创性，因为霍布斯已经为他创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国家发生学说的基本模式，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和概念。洛克要做的只是调整霍布斯的理论框架，强调或发现契约与国家的其他相似点，对霍布斯的某些观点加以重新阐述，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政治需要〔61〕。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节中将不作重复分析，而集中论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洛克在许多方面都完全重复了霍布斯。例如，在人们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私的和有理性的；由于理性，人们受到自然法的调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洛克认为是为了消除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人们理性地、自愿地作出了建立国家的选择〔62〕。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63〕，这种论述似乎与霍布斯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仔细研读《政府论》下篇，我们就会发现洛克所说的“完备无缺”的自由指的仅仅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由，这里的自由并不一定具有目前汉语中“自由”一词所具有的那种褒义，并因此是可欲的，而是如后来许多学者曾指出的那种可能使人感到孤单、不安全、不确定，并因此而导致焦虑的自由〔64〕。在洛克看来，实际上人并不仅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合作、互助、秩序、权威以保证安全，所以他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了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65〕。洛克为什么强调这样一种自由状态？这必须从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总体去寻找解释。
洛克与霍布斯两人的思路完全一致。他们都意识到，要使契约学说能够解释国家的产生，那么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洛克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决定和平等地位，即没有人能够享有比他人所享有的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66〕。这是洛克的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
但是，洛克所说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抽象自由平等，却更好地避免了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具体的和经验的自由平等可能引出的难题。如前所述，霍布斯论证的是自然状态下人们身体和智力上的平等，并从中引出了自由，但这种平等在经验上是难以证明的，不能令人信服。洛克则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强调了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并从中引出了平等。由于抽象，洛克就避免了霍布斯的那种经验证明上的困难，却似乎更成功地构建了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
如果自然状态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呢？建立国家对订约人有什么好处？洛克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有一些缺陷：⑴没有法律——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共同尺度以评定是非，裁判纠纷；⑵没有裁判者——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⑶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机构——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之得到应有的执行〔67〕。概括说来，就是缺少法治。由于上述缺陷，洛克认为人们无法长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然权利：放弃做自己认为自己合适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即放弃自己确定是非标准的权利和按照这种标准去行动的权利；放弃自行处罚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的权利。这些被放弃的权利交给了订约者中被指定的专门人员，由这些人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因此，社会契约的功利就在于享受这种法治带来的利益。尽管国家的建立使人们放弃了不受任何上级权力或法律约束的自由，但人们获得了在国家下的自由，即法律保护和约束下的自由。因此，洛克认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人们在享有自由平等之外还有额外的收益，即纠纷解决之便利。这是契约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分析过程来说，洛克的这些分析与霍布斯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差别，洛克不过是以同样的语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发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由于对自然状态下的自由的描述和对缔约方的分配与霍布斯不同，在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提出国家学说时，洛克在理论上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更便于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达到他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格局。
首先，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特别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为此后建立的国家确定了一个基本限制，那就是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换句话说，既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了那些自由，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新的便利和自由，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要进入国家。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不享有那种完美的自由和平等，不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那么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没有义务要充分保护这些权利，国家仅仅保护人的安全，人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这样一种理论显然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相比之下，洛克的说法当然更适应资产阶级关于政治社会中政治经济自由平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精心构造的。
其次，这种描述从功利上为洛克的人民革命主张作了铺垫。如果自然状态真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么悲惨，那么即使人们在国家的统治下非常不幸福，人们也不可能愿意撕毁契约，回到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下。然而，在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仅仅是生活有些“不便”而已。因此，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协议建立新国家。
第三，洛克的社会契约说也为革命之正当性作出了论证。他用普通契约的关系来类比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认定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68〕。这样一来，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依据契约理论，统治者就是毁约；作为缔约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进行革命。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自然状态下人们境遇的描写，已隐隐地转化为契约的具体条款，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违约，国家是否合法、合理的标准。
第四，洛克对以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人们放弃具体权力的描述，还进一步为他的权力分立理论奠定了基础。必须指出，洛克之所以提出主权分立，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即要使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权力分配制度化。但是，与霍布斯相同，作为理论家的洛克只能而且必须将这种权力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融化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之中，而不是与他的理论相分离。在论证这一点时，他仍然借助了他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重新描述。这就是他描述了在自然状态下，除了其他权利外，人们都有两种权力，即决定做什么事的权力，和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权力。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来源和基础〔69〕。一个人决定做某事和具体做某事是不能——至少是很难——划分的，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而洛克恰恰是经验主义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主义者），这种划分甚至没有意义〔70〕，那么洛克为什么要做这种与其哲学体系有矛盾的划分？我只能说这种划分对于洛克构建的国家学说是有意义的，对当时的英国政制则更有现实的意义—— 这种分权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概括，是对人们为达成社会契约所放弃的权力的概括；这样，自然的权力区分可能使他的分权主张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获得更大的正当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洛克在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权作辩护时，仍然极力运用一种普通契约的理论。他在霍布斯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成功地通过重新描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利地位以及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而实现了这一点。他的重新描述，并没有改变普通契约理论的基本要件和精神。他唯一的重大发展也许是调整了契约各方，把主权者从契约监督者的地位落实到契约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即使如此，他的理论框架和原型仍然是普通的契约理论。
六、结论和思考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介绍之后，我们再回头考察自12世纪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关于契约的一般思想与16—17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民商事上的契约理论和作为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尽管适用范围不同，但其基本结构框架是一致的，两种理论都以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无论二人在其他方面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有何重大区别，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摧毁这两个基本点。
其次，这两种契约论所追求的利益尽管不同，但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一般契约论所追求的是民商事利益，而社会契约论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普遍的社会利益。然而，归根结底，两者都以获利为目的，并且是对当事人各方都有利。契约原则的活力也许正在于此。社会契约的国家论，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们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使原来更多地属于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与凸显着一般平民世俗特征的契约活动相吻合，为资产阶级进入政权作了多重正当化准备，而且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国家理论的需求。这就使得霍布斯和洛克的明显带有英国地方色彩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一个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精神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快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也许不是由于这种学说比传统的国家学说更为正义，而是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色彩适应了一个功利的时代。而普通契约理论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也许就在于它的这种理论意蕴。
第三，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再次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刻判断。这一分析表明，大量的经常性契约交易活动使契约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民商事活动中的核心原则，然后渗透到国家学说中，进入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领域。
第四，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我们当然不应否认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应过高地将之视为一种绝对合理的国家学说。这对我们今天批判地借鉴考察西方的国家政治法律学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可以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家国说、社会契约说，以及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有机体说、功能主义说和结构主义说等各种国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它们都是在运用当时人们最易理解、意蕴丰富的原型来系统地和理论化地解说国家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都是证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制”国家学说和西方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合理性，重新理解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法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一定视角上看，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那些国家学说错了，或社会契约理论更正确、更真实地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而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学说所借助或依据的原型无法或未能提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理论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理论必定具有地方特色。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在近代西方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生活在一个契约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他们利用了最容易得到的、最便利的，同时也是普通人最常见因而也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理论化、体系化的创作，从而实现了国家学说的发展。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在众多的国家学说中接受了这一派理论，就是因为契约实践和契约精神培养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接受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本土的理论资源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有理由依据自己的资源创造新的但更富有解说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学说。
我强调可以利用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又强调社会契约论不是永恒真理，但并不认为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隐喻可能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启发，因为一个“东西”可以以无穷无尽的方式与另一个“东西”相似。有创见的思想家并不仅仅重复前人已发现的相似性，而是可以发现新的相似性。必须指出，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家国说。当然，此处不可能详细讨论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理论意蕴，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仅仅想指出，“家长制”一语并不天生具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种贬义。作为国家理论的家国说之所以被认为应当废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家庭同一个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并不经常出现的现象或形象——武断粗暴的父亲—— 联系起来，并将它固定化了。实际上，家庭并不仅仅意味着父子关系，其中还有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等等；父亲也并不都是，甚至大都不是武断粗暴的。更何况，“ 家庭”这个概念也不是恒定的、普适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家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甚至血缘关系也并不是构成家庭的必要条件（只要想一想收养子女的家庭，想一想同性恋家庭即可明了）〔71〕。那么，为什么我们只能从家这个隐喻中发现一种应当否定的东西呢？当我们批判家国说之际，也许恰恰反映出我们理念中的“家”就是也仅仅是“父亲说了算”；因此，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的这种批判其实正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强化着我们试图批判的那种家庭关系，并使其正当化、合理化。如果我们从其他方面或多方面来理解“家”（例如“温暖的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严父慈母”等等），以这样的“家”作为隐喻，提出或发展出一种国家学说，是否会显示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我并不是在主张以家庭为隐喻来重建我国的国家学说，上述分析仅仅是试图指出，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深刻反省的盲点或荒谬，同时也指出理论发展的潜在资源和可选择性。我之所以持这种比较消极的态度，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学说的确立最终都要基于接受者的习惯（这时原来的隐喻就变成了一种字面真理）〔72〕，而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标新立异或理论言说。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不适当地利用任何一种本土资源，或者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同样可能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实际上，就国家学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国家本身，而不是研究提供某一研究思路的那个原型或隐喻。霍布斯、洛克的例子都表明，普通契约理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构建各自的国家学说的工具，因此必然会随着他们各自所理解、感受到的社会需要而有所调整。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契约、家庭、有机体或其他任何一种隐喻无限推延、绝对化，把它当作普适的绝对真理，都同样会使学者放弃对国家本身的研究，而专注于隐喻，削足适履地用原型套国家，其结果必然会使对国家的研究或国家学说的发展陷入困境，甚至会造成政治实践上的困境。国家就是国家，任何隐喻也仅仅是隐喻。说国家像什么，恰恰因为国家不是那个“什么”。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个笑话中隐含着的双重意蕴。
注释：
〔41〕从霍布斯的著作看，其实他也未必真相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而更多地是将自然状态视为其理论构造之必须：“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状态”，“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 96页）。
〔42〕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章。
〔43〕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2、93页。
〔44〕参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第218页。
〔45〕霍布斯：《利维坦》，第117页。
〔46〕参见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7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85—686页。
〔4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页。
〔48〕“权利的交换就是人们的契约，而不必是物的交换”（霍布斯：《利维坦》，第100—101页）。
〔49〕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99页。
〔50〕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
〔51〕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9页、第133页以下。
〔5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15页。
〔53〕早在1640年，霍布斯就写下了《保卫在国内维持和平所必须的王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王权来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革命后，他在巴黎出版了《论公民》，又预见到英国内战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这表明他的著作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指导下的选择。
〔54〕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5页。
〔55〕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3页。
〔56〕据记载，从13世纪开始，普通法解决合同问题主要通过两种诉讼，债务（debt）和契约（covenant）。直到15世纪，这种契约还可以在普通法院强制执行。到16世纪中期，即霍布斯出生前不久的时代，“（普通法中的）现代合同法概念从本质上说已经形成了”（参见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and James Russell Gordley，The CivilLaw System，2nd ed.，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p.16 —17）。
〔5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9、135页；“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霍布斯：《利维坦》，第96页）。
〔58〕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8—109页。
〔59〕当然，霍布斯对君主制的论证并不仅限于此。他偏好君主制，是因为从最根本上说，“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霍布斯：《利维坦》，第167页）。同时，他认为主权者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回事”（霍布斯：《利维坦》，第144页）。此外，霍布斯还在《利维坦》 一书的第19章中论述了君主制的其他好处。
〔60〕恩格斯：《致康德拉•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页。
〔61〕正是从这一点上看，一些学者认为洛克并非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调和折衷者，一位概括者（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87页，第602页以下）。
〔62〕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9、77—78页。
〔63〕参见洛克《政府论》，第6、59页，第77页以下。
〔64〕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特别是其中的第2、3 章；托克维尔在对个人主义的分析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参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7页，第630页以下）。
〔65〕洛克：《政府论》，第77页。
〔66〕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页。
〔67〕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8页。
〔68〕洛克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这种观点是隐含在其论述中的（参见洛克《政府论》，第80—81页，第82页以下）。
〔69〕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页以下。
〔70〕尽管这种区分今天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成为立法、行政的区分基础，但其理论基础是可疑的——它是一种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心理学模式，假定有一种脱离行动的意志活动存在着（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对司法裁量的分析和批评；参见Wile，Constitutiona-lism and Separation of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78，此书中译本将于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苏力译）。
〔71〕David M.Schneider 在此问题上曾作过自我批判（参见Schneider，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4）。
生产契约 篇3
2012年中国民航发展论坛上, 中航信总经理朱晓星认为民航业是最先拥抱和最充分使用信息网络技术的一个行业, 英航前任CIO Paul Coby也指出IT每隔10年就将为航空业带来一场革命。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航空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计算机系统, 航空业是从信息网络技术行业发展中收益最大, 同时也是最受其发展影响的行业之一。对我国航空公司来说, 近年来, 几大航空公司也纷纷通过计算机系统提升整体竞争力, 南航、东航、国航先后引进美国SABRE公司的SOC系统, 以期实现航空公司资源的集中控制、统一调配, 从而将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工作由分散转向集中、由横向转向纵向、逐步建立集中统一控制的运行管理模式。
2 当前航空公司SOC生产组织方式
在民航局发布的《航空公司运行中心 (AOC) 的政策与标准》中, 指出AOC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也可以依据公司的规模由几个不同的部门组成, 它是公司总裁的全天候运行授权的代表, 是公司组织和实施飞行的指挥中心, 是每时每刻协调、控制公司航班运行的职能部门。AOC是公司运行的决策中心, AOC是航空公司运行的“大脑”, 同时也是责任中心, 对于AOC的组织建议采用以下模式:
其中AOC值班主任:做出航空公司运行的战略决策, 监督AOC内的决策过程, 监控航空公司的所有运行, 处理不正常的运行, 与政府管理机构联系, 对AOC的高级管理层进行讲评。权力为根据执行管理层的授权, 对整个航空公司的日常运行进行决策。
区域经理在日常运行的战术管理方面向AOC值班主任负责。战术管理包括通过积极地决策和以最佳的方法是用所有的资源来有效地管理日常运行。管理一个以区域划分 (北、南、国际、国内等) 或以机型划分的分区。
维修协调员协调AOC和航空公司维修支持人员, 保证尽最大努力支持故障飞机的修理工作, 向管理层和部门领导提供最新的机队状态信息, 向AOC维修经理报告有关飞机、飞机部件以及其它维修情况。
通过以上的组织形式以期来实现安全、舒适、服务和效益, 使得航空公司的资源, 包括人员、机队、程序、技术支持工具和基础设施等以最佳的方式使用, 使航空公司提高安全水平并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组织形式本质上是矩阵式组织结构, 均是由若干个“椭圆”和联结这些“椭圆”的“线段”组成的, 在组织结构图中的“椭圆”代表每个部门的责任领域, 而“线段”则表示权力和隶属关系。
3 基于契约驱动的航空公司SOC生产组织方式
契约关系代替权力关系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权力关系的背后是控制, 是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在矩阵结构中, “椭圆”代表的是专业职能的范围。由于“椭圆”的限制, 位于“方框”内的员工关注于专业成果, 而不是专业成果的根本目的。各部门员工侧重于“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即侧重于效率而不是效果, 从根本上说, 这些组织方式将导致员工的以过程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契约式关系倡导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思维方式。
3.1 总经理-运行执行官:业主与业主代表的关系
总经理授权运行执行官全权负责航空公司的生产运行。
3.2 运行执行官-运行总监:业主代表与任务完成者的关系
运行执行官代表企业向SOC投资, 运行总监向运行执行官提供公司航班运行的安全、服务、效益。运行执行官根据公司航班运行的状况对运行总监进行考评。
3.3 总经理与各部门:投资者与资源/服务的育成者关系
部门经理在培育足够的专业资源方面向总经理负责。契约式组织关系并不是要彻底抛弃组织结构图中“方框”所代表的专业领域, 而是要使员工的努力由面向专业领域转变为面向根本结果, 从面向部门目标转而面向公司整体运行目标。实现这种转变的方式是将职能部门转变成专业资源育成和提供部门。管理人员的职责之一是培育人才、孕育资源, 总经理以职能部门向SOC提供的各种资源的质量情况作为对其绩效的考核。
3.4 运行总监与各部门:资源/服务的使用者与资源/服务的供给者的关系
运行总监并不拥有各种资源/服务, 而只是资源/服务的使用者, 并以各个部门提供资源的情况反馈运行执行官。SOC管理是通过各个席位完成任务, 各个部门的主要工作便是以SOC运行总监设置的生产任务情况安排资源的引进、培育、成长和监控, 并向SOC提供合格的资源和服务。
3.5 各部门与席位:资源/服务的育成者与专业资源的关系
各席位作为来自各个部门的业务负责人, 是各种资源的直接使用者, 如来自飞行部门的负责飞行机组的排班和调整, 机务部门的负责飞机的安排和调整, 运行部门的则负责航班的放行、监控、调整等等, 各个席位通过对机组、飞机、航班等等资源的使用确保公司生产的顺畅进行, 并向运行总监负责。
各席位不仅仅是来自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而且是带着各个部门的相应资源进入SOC, 席位工作人员应当具有较高工作能力, 从公司航班运行的角度, 高效使用部门资源, 对于席位的工作绩效不由部门负责, 而是由运行总监负责。
3.6 运行总监与席位: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运行总监和席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各席位对运行总监负责, 运行总监根据各席位的表现情况决定各席位负责人的合适与否, 如果不合适, 运行总监可以向相应部门要求更换合适的席位人员, 各部门负责席位人员的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从而对于各席位来说, 确保各部门由简单的上级转变为顾问-教练。
对此, 从生产任务的完成来说, 总经理授权各个部门进行资源的培育, 部门经理就资源供给向总经理负责, 运行执行官向运行总监下达工作任务, 运行总监使用各个部门提供的资源完成工作任务, 并就任务的完成情况向运行执行官负责。
从绩效考核来说, 对于各部门, 总经理根据投入-产出的情况以及对SOC资源的提供情况, 对部门经理进行考核, 运行执行官根据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对运行总监进行考核, 并收集来自运行总监对各部门资源提供的资源的质量信息, 运行总监根据各席位对具体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4 结论
按照系统式思维, AOC是一个系统, 该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均对系统整体的绩效起作用, AOC的组织运行必须靠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来驱动, 而不只是靠职权关系来驱动, AOC不拥有资源的所有权, 但拥有资源的使用权, 以资源为基础, 以契约关系为驱动力, 以共同绩效为目标,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挥部门的协同作用。
摘要：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先进系统的引进只是采用了更高级的生产工具, 如果要让生产工具发挥效力, 还需要组织结构、企业制度、相关企业文化方面的调整, 只有这样才能让生产工具融入企业中发挥效力, 因此航空公司针对SOC建设提出大一统的运行模式, 大一统运行模式应如何实现并未有统一明确说法, 为此, 基于机理分析, 采用契约驱动设计SOC生产组织方式。
乐谱与契约作文 篇4
在人生那匆匆而又漫长的旅途中，有许许多多喜形于色的话语，它们无时无刻都在演奏着属于自己的“锅碗飘盆交响曲”，在这五彩缤纷的音乐中，爸妈曾送给我一张乐谱，这张乐谱成为我一辈子与生活的契约。
爸妈曾经给那年幼无知懵懂的.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诚信为做人之本”。当时的我，又怎么会理解父母对我说的那番话呢？
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令人害怕而又激动的单元测试卷分数就要公布了，当试卷“隆重登场”的那一刹那，一个令人开心的分数映入眼帘，它用鲜艳美丽的红色，大大地写在试卷最显赫的位置，美丽的满分让我原来的小鹿蹦蹦乱跳心逐渐平复下来。
旁边的同学都投来赞许的话语“哇！你考得好好啊！”“满分，好厉害啊！”这些让旁人听了会高兴的话，在我眼里却是一句又一句无声的讽刺。因为在考试时，一道简单如鼠的题目，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解题的方法，绞尽脑汁的我，在我那强烈虚荣心的驱使下，我偷偷地看了书，而周围的同学也出于好心，没有向老师举报我。
同学们一句又一句的“赞许”让我像打乱了五味瓶似的，口里尽是一些说不出来的“辣”。真是“哑巴吃‘辣椒’，有‘辣’说不出啊”！
最后，我拿着那不光彩的分数向老师诚恳认了错，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老师也十分宽容地原谅了我。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考过那“如此之高的满分”，每当在我身边又再次出现那“满分”时，那乐谱中的音乐，总会在我耳畔旁响起，我谨慎地把握住生活的小船，使它不被那股强烈的风刮倒，努力向前使去。
父母的那句话“诚信为做人之本”成为我现在乃至一辈子最喜欢的一句话，那句话成为了我与生活一辈子的契约！
契约理论视野中的“全球契约” 篇5
一、契约及其基本原则
汉语契约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汇主要有两个, contract和compact, 在学术语言中, 尤其更多用contract一词表示契约。因此, 尽管全球契约在英文中表述为Global Copact, 但是依然可以纳入契约理论的研究领域中。从法的角度看契约 (或合约) , 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对立合致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法律行为, 为私法自治的主要表现。契约是以双方当事人互相对立合致的意思表示所构成的, 其中包括要约及承诺两个基本的意思表示。要约是表意人所发出, 欲得到相对人承诺而发生一定私法上效力的意思表示。承诺则是针对要约所为的肯定答复, 承诺的内容必须和该要约的内容完全一致, 否则即为新要约而非承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 现代经济学就是称为契约经济学。而历史法学家梅因则认为, “迄今为止, 一切进步性的社会运动, 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契约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社会生活中契约的普遍化, 与经济的市场化直接相关。作为适应社会化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 客观上要求参与市场的各相关方必须建立起稳定的契约关系, 否则市场分工与合作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是国家和政府, 还包括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由于自然人和法人主体地位的确立, 摆脱了昔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 而通过物 (包括实物和货币) 的依赖关系进行活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主体与主体间、主体与客体间造成了只能由契约关系为基准的经济运行模式, 因此确立契约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在民法意义上, 契约要成为具有有法律效益的约定, 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 市场上利益主体之间进行交换, 双方都以主体的身份
出现, 契约方式体现了他们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平等不仅是契约缔结的前提, 而且还可以看做是契约实现的过程和结果。同时, 利益主体在缔结契约时, 其意志的表达是自由的。市场主体的双方就是以这种方式, 彼此为对方提供服务, 以满足自身利益。
2. 契约成为规范人们经济或其他行为、保证交换活动正常进行的具体标准。
首先, 从市场规则说, 市场活动是群体性的社会活动, 任何想进入市场从事交换活动的人, 必然首先都要通过各种方式习得并从内心承认市场规则, 只有按照规则行事, 他的行为才能被他人所认可, 他所期望的与他人的交换才能实现。而这种市场规则本质上反映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 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给予保证, 体现了人民的共同利益或要求, 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带有契约性质的社会约定。其次, 任何市场规则都具有抽象性, 是对某一类行为共性的认识或把握, 因此就有了具体契约存在的合理性。通过具体契约, 市场主体双方的约定具体而明确, 对双方产生法律所承认的约束力。
3. 契约使社会主体或企业法人的权利和义务明确, 是社会主体或企业法人活动的基本依据。
如前所述, 市场机制, 特别是对资源的合理配置, 离不开契约关系的建立, 是在契约精神的引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中介, 没有契约精神的指引,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同时, 契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与此相联系, 依照契约也就产生了权利和义务关系。在这里, 契约既是权利和义务实现的手段, 又是权利和义务形成的条件, 社会主体或企业法人的活动由此就有了基本依据。如果合约的一方作出违背契约的意思表示和行为, 或第三者实施了破坏现有契约关系的违法犯罪行为时, 及时排除妨害, 就是绝对必要的了。凡是不符合契约关系的行为, 实际上也就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和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干扰与破坏, 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不仅是当事人必须做的, 也是政府或国家有义务这样去做。
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它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秩序或方式, 契约精神的确立, 正是对这种客观的契约关系的能动自觉的反映, 并以此自觉地适应市场的要求, 处理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关系, 调解人们的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及其他活动。
简言之, 契约的有效性, 必须体现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个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主要是指订约主体双方基于自主自愿原则, 而非受外力胁迫下的行为, 契约自由原则关注的是缔约的程序合法。契约正义则不仅要求缔约的程序合法, 而且要求缔约内容所要界定和分割的利益关系理当公平公正。契约自由有关的契约正义就是指双务合同中当事人的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是否具有等值性。如果等值, 合同就是公正的, 否则, 即为不公和非正义。从某种角度上说, 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契约正义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补充与矫正。传统契约理论通常认为, 只要缔约是自由的, 那么契约就是正义的。而现代契约理论则认为, 除了契约必须遵循契约自由, 还必须体现契约正义。若契约不能体现正义原则, 即便缔约双方是自由的, 那么也不能保障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 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 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两个基本原则的统一。
二、全球契约的特征
联合国主导的全球契约作为推进全球性的社会责任运动的一种形式, 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 学界存有争议。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单个公司和联合国签署的全球契约协定, 至多只是一个伦理性的宣誓, 缺乏通常契约上的法律效益, 也无法依靠公权力的强制, 来确保这个契约内容的实施。
诚然, 严格意义上的民法中的契约应当是两个直接利益关系人之间的约定, 而在全球契约中, 联合国本身作为国际性组织, 并不是和某个具体企业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联。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舞台上,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存在着不确定性, 企业无法和特定的利益相关者一一通过格式化的要约对利益相关者承诺社会责任, 于是, 联合国就作为全人类公共利益的代表, 抑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总代表, 来与有意承诺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企业缔约。在全球契约中, 联合国并无涉及这一国际组织的具体利益。因此, 即便企业违背全球契约, 联合国也没有办法一一与缔约企业通过法律途径来强迫企业履约, 因为尽管联合国是发出要约的一方, 却不是契约要调整彼此权利义务的一方, 由此就构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契约类型。全球契约法理意义上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契约双方非对等性。
固然, 在民法中, 国际组织也可以成为缔约一方, 也当受到法律的约束。不过, 联合国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 严格说来并不受制于任何主权国家的法律约束。而企业, 无论在何处经营, 都要受到特定民族国家的法律约束。由此, 我们看到的全球契约和一般契约是不同的, 代表全球人类共同利益的联合国用一个格式文本, 来要求所有要加入全球契约组织的企业。固然不能由此推定具体企业和联合国在签订契约时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 但是显然联合国的特殊性, 使其契约主体双方事实上并不具有对等性。
2. 契约内容的原则性。
与一般意义上的契约格式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清晰界定不同, 全球契约中的约定更多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表达。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联合国无法在全球契约中提出可以具体衡量的数量化的尺度, 来要约缔约企业, 只能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等相关国际法提出一些普遍性的要求。契约内容的原则性, 固然指明了契约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 但是却也为企业弹性解释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模糊空间。
3. 契约履行的非强制约束性。
全球契约的履行, 更多依赖的是企业的自愿, 也就是说如果违背全球契约的原则规定, 并没有明确的第三方可以强制企业履行其责任承诺。不过, 非强制约束, 并不等于没有约束, 事实上, 在一个信息网络传媒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中, 企业若违背其承诺, 必将为其行为付出市场的代价。
归根结底, 全球契约之所以具有如此特性, 是因为这个契约仅仅是作为人类公益代表的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约定, 联合国代表的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所要协调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契约中, 联合国并无涉及这一国际组织的具体利益。因此, 即便企业违背全球契约, 联合国也没有办法一一与缔约企业通过法律途径来强迫企业履约, 因为尽管联合国是缔约一方, 却不是契约要调整彼此权利义务的一方, 由此就构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契约类型。
尽管全球契约是一种特殊契约, 但是它依旧具有契约的特性, 首先它符合契约自由原则。缔约企业是基于企业自身利益的综合考虑而自愿的行为, 并非联合国强加于企业的。契约文本反映的原则清晰明了, 对企业的要求也无额外的超出企业能力之外的无理主张, 在缔约程序上具有合法性。其次, 它也合乎契约正义原则, 联合国全球契约文本中的列举的原则, 依据的是《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为依据, 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 包括人权 (两项) 、劳工 (4项) 、环境 (3项) 和反贪污 (1项) , 虽然非常基本, 也几乎称得上是一种普世价值, 宣示这些基本原则, 是为了维护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 无论在法律程序上, 还是道德正义方面, 全球契约都无可指责, 对于理顺全球化时代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建设性的价值。
三、履行全球契约的途径
全球契约的特殊性, 使其企业在履行全球契约方面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状况。的确有些企业, 试图机会主义利用全球契约, 即通过加入全球契约所附带的企业声誉和企业形象的优化, 来谋求更多的企业利益, 却不愿意认真履行全球契约所要求的基本社会责任义务。而这也是人们对全球契约心存疑虑的主要原因。当然, 如果用法律契约的角度去看全球契约的效力, 的确其法律效力因为各种原因使其法律效果打了折扣, 但是全球契约作为一种推进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形式, 事实上还是具备系统的保障其契约原则履行的途径。大致而言, 可以借助如下方式, 来保障全球契约的有效履行。
1. 企业与联合国签订全球契约, 当被视为企业对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诺。
因此, 一旦企业公然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约定, 严格来讲,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依据全球契约的条款来起诉企业, 要求企业履行其与企业能力相适应的责任承诺。这种潜在的法律强制力, 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里, 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种事实。因此, 对于签约的企业而言, 不履行企业责任承诺, 客观上存在着受到法律强制履行的可能性。尤其是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 在所在国经营时, 必须严格履行其责任承诺, 否则所在国的政府及其司法机构, 可以通过受理利益相关者的申述, 而强制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承诺。
2. 依照全球契约的约定, 签约契约必须定期提交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报告, 向联合国和全球社会大众汇报企业履行社会中责任的状态。不仅如此, 联合国还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报告内容进行第三方审验, 以确保其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旦签约企业不能定期提交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公民报告等文本, 或者提交报告中存在虚假信息, 联合国可以据此将该企业剔除出全球契约组织成员企业。为此, 企业将遭到巨大的企业声誉损失, 失去许多商业机会, 尤其是失去与那些良好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相互合作的机会。截至2008年上半年, 全球契约大约除名了1 000家企业, 大都因为没有提交进展通报或者通报不及时造成的。全球契约组织认为, 公开和透明的责任报告, 将激励参与全球契约的企业的良好实践。
3. 非政府组织的压力。
全球契约本来就是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倡议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代表各种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在企业履行全球契约方面, 也构成一个有力的外在压力, 比如劳工组织就可以通过工会对企业施加影响, 要求企业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和薪资福利等, 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则可以对企业的环境政策进行评估, 并通过社区力量共同施压, 迫使企业实施更高的环境标准等等。非政府组织通过全球性的网络, 以及相关的媒体资讯, 及时发布各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评估报告, 从而使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不得掉以轻心。
总之, 基于人类共同合长远利益, 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更多主动地道德认知, 就会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 不仅是一种义务, 而且还是一种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社会投资, 是社会资本的积累, 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有形与无形资源, 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 加入全球契约的企业最终将在社会责任和投资者利益之间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 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 多数有意加入全球契约的企业, 也当是在企业核心价值和企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性选择。签署全球契约对于企业而言, 既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律基础上的内在的道德承诺, 也是一个具有一定外在约束力的法律行为。
摘要：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看, 作为推动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一种新模式, 联合国启动的全球契约计划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契约。践行全球契约的原则, 既有赖于企业自愿基础上的内在道德认知, 也依靠各种外部力量的约束。
关键词：契约,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契约
参考文献
[1]全球契约及其争议[EB/OL].http://www.onefoundation.cn/html/54/n-954.html.
[2]汪莉.契约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J].学术界, 2005, (6) .
[3]董宇.契约法规范的性质演变[J].法制与社会, 2007, (7) .
生产契约 篇6
根据Morrison&Robinson (1997) 的划分, 心理契约的破裂是指个体对于组织未能完成其在心理契约中应承担的责任的认知评价;心理契约的违背则是指个体在组织未能充分履行心理契约的认知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 其核心是愤怒和失望, 源自个体感觉组织背信弃义或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从概念上看, 心理契约破坏与心理契约违背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Robinson&Morrison进行了一项长达18个月的追踪研究, 结果表明心理契约破坏是心理契约违背的一个良好的预测指标 (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7) , 但前者并非必然导致后者的产生。那么, 在员工心理契约破裂产生之后, 哪些因素, 包括员工个人本身的和组织中存在的, 能够在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转化的过程中起促进或缓解作用?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2 心理契约违背的发生机制
对员工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转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首先要了解心理契约违背是如何发生的。Morrison&Robinson (1997) 在对心理契约违背进行解构的基础上, 提出了心理契约违背的发展模型, 如图1所示。
该模型指出, 组织有意违约、无力兑现和契约双方对承诺或责任的理解不一致是造成心理契约破裂的三大主要原因, 并认为雇员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经历了三个阶段:感知到承诺未履行、感知到契约破裂、感知到契约违背, 在每一个阶段都受到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 员工的个体差异 (如归因、判断等) 会影响到心理契约违背的产生。学者何燕珍, 张莉等 (2004) 也发现, 当员工认为心理契约破裂时, 以生气、愤怒为主要特征的心理契约违背反应是否出现, 取决于员工对心理契约破裂的解释。这个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归因和对公平性认识的过程。本文的研究也将在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进行。
3 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转化的因素
3.1 知觉到的控制
知觉到的控制是指对事件结局的可控制性以及控制点 (即心理控制源的定向) 的认知评价过程。一般认为, 心理控制源分为内控性和外控性, 内控性是指人们相信本人的行为、个性和能力是事件发展的决定因素, 外控性是指人们认为事件结局主要由外部因素决定, 如运气、社会背景及他人。
心理控制源为外控性的员工在对组织的变动调整 (如职位升迁、调动, 薪酬的变化等) 的归因中, 会弱化自己的行为在所导致的后果中的作用, 更加倾向于将一切后果 (尤其是不良后果) 归因于组织。心理控制源为内控性则相反。显然知觉到的控制会影响员工的归因, 所以知觉到的控制是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转化的一个因素, 理论上心理控制源为外控性的员工在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后更容易转化为心理契约违背。
3.2 组织公正
组织公正是个体对组织对待他们的方式的公平性的感知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反应。双维度的组织公正概念模型在现存的文献中被广泛引用: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分配公正是对雇员所得到的结果的公平性感知, 程序公正是对产生这些结果的方式的公平性的感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心理契约违背的产生恰恰是建立在个体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而产生不公平感知的基础上的, 因具体的承诺和结果没有履行而产生的一种分配不公正感以及强烈的情绪体验。组织公正的两个方面正是影响员工对公平性认识的决定因素。所以, 组织公正是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转化的一个因素, 理论上组织公正越高, 员工在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后更不容易转化为心理契约违背。
3.3 组织政治知觉
组织政治知觉是组织员工对工作环境中自利行为发生程度的主观评价, 其中包含了个体对这种自利行为的归因。在高政治知觉的组织中, 报酬与工作绩效不一定相关, 而是与关系、权力等一些非客观的因素相联系着, 员工易产生挫折感。
组织成员敏感的政治知觉导致成员彼此之间出现不信任状态中的自保行为。同时, 自保行为的过程中激发员工的警觉心理, 不断收集信息, 判断形势, 从而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政治知觉使员工容易将导致心理契约破裂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行为显失公平, 这会影响员工的归因、对公平性认识两方面。所以, 组织政治知觉是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转化的一个因素, 理论上组织政治知觉越高, 员工在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后更容易转化为心理契约违背。
3.4 领导——部属交换
领导——部属交换是领导与部属之间基于关系的一种社会交换 (Graen&Uhl-Bien, 1995) 。该理论认为, 上司会采取不同的管理风格, 与不同的下属建立起不同类型的交换关系。领导会与少部分下属建立起特殊的关系, 他们被看作是“圈内”人, 并受到更多的关照、尊重与特权, 如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报酬。其他下属则被视为“圈外”人, 他们占用领导较少的时间和得到较少的奖励。
领导将会分配更多的资源给那些与其有着高质量关系的下属 (“圈内”人) 。所以, 这部分员工在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之后, 会通过领导进行补偿 (尤其是精神上) , 或是得到更及时解释或解决, 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的转化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这同样会影响员工归因、对公平性认识两个方面。所以领导——部属交换是影响员工心理契约破裂向心理契约违背转化的一个因素, 理论上有着高质量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员工在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后更不容易转化为心理契约违背。
参考文献
[1]何燕珍, 张莉.从员工视角分析心理契约的破裂与违背[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10) .
[2]郭力平, 黄惠香.抑郁学生的控制动机与控制知觉的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 1998, (1) .
[3]Folger R, Konovsky MA.Effects of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on reactions to pay raise decisions[J].Academy of Manage ment Journal, 1989, 32:115-130.
[4]Ferris GR, Fedor DB.A polit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managerial behavior[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1994, 4 (1) :1-34.
生产契约 篇7
劳务派遣是一种新型用工模式, 即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承担雇主责任, 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签立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单位将派遣员工派遣到用工单位进行工作。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次确定了劳务派遣的合法地位, 明确了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员工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该法实施后, 一方面, 劳务派遣管理进入法制化时代。首先, 将人才派遣、劳动派遣、劳动力派遣和人才租赁等统一称为劳务派遣, 将劳务派遣与非标准用工、人事代理、劳务中介和劳务外包区分开来。其次, 严格规定了劳动合同的订立,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按月支付劳动报酬。雇佣式派遣取代登记式派遣。最后,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也适用于劳务派遣, 雇佣关系趋向稳定、长期化。另一方面, 给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挑战。首先, 派遣员工在不同用工单位之间流动, 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加大了劳务派遣单位的管理难度。其次, 长期形成的“招人不用人, 用人不管人”的管理理念导致用工单位的差别管理甚至歧视管理, 派遣员工的激励处在低水平阶段。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现代企业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将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管理学研究者认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包括经济契约和心理契约。经济契约也称法律契约, 是企业与员工在谈判、协商基础上订立的对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进行约束的文本契约, 表现为劳动合同形式、企业规章制度等形式。心理契约是雇用双方基于各种形式的 (书面的、口头的、组织制度和组织惯例约定的) 承诺对交换关系中彼此义务的主观理解。Rousseau等将心理契约内容划分为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交易型心理契约指雇员追求经济的、外在需求的满足, 它是稳定的、无弹性的;关系型心理契约指雇员追求社会情感方面需求的满足, 它是动态的、有弹性的。心理契约研究进展表明随着社会分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员工的心理契约内容发生变化, 突出表现在对就业竞争能力的需求。这样心理契约的内容为交易型、关系型和发展型的三维结构。
二、劳务派遣经济契约的特征
劳务派遣经济契约是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员工经过协商、谈判, 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约定三方的责任和义务, 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来调整三方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三方当事人、两份契约”的形式。三方当事人指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员工三方, 两份契约指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1. 多重劳动关系。
劳务派遣形式上的“两份契约”却包含了三重劳动关系。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是该单位的正式员工, 却不在劳务派遣单位从事具体的生产工作, 双方具有一定的法定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劳务关系, 与以物为标的的租赁不同, 劳务派遣的租赁对象是人力资本, 受到《劳动合同法》和《合同法》共同调整;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之间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但在用工单位从事生产或管理等工作, 双方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
2. 雇佣和使用分离。
人力资本进入市场进行交易, 通过用人单位雇佣和使用实现其功能。劳务派遣用人单位雇佣不使用, 用工单位使用不雇佣, 即雇佣和使用分离。从劳动关系期限分析, 雇佣强调的是稳定、长期的劳动合同关系;使用强调的是过程, 劳务派遣使用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 对某个派遣员工的劳动关系期限来说, 雇佣期限被分割成一个或多个使用期限, 即雇佣期限等同使用期限或雇佣期限等于不同用工单位使用期限的集合。
3. 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发生多次分离。
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划分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四维结构。按照经济契约的形成阶段将劳务派遣过程划分为未签订契约阶段、劳动合同阶段、劳务派遣协议阶段和劳务派遣协议终止阶段。在劳务派遣过程中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发生了多次分离:在未签订契约阶段, 派遣员工具有完备产权, 产权权能没有发生分离。在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阶段, 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发生第一次分离——派遣员工保留所有权和收益权, 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转移到劳务派遣单位。在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阶段, 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发生第二次分离——派遣员工保留所有权和收益权, 劳务派遣单位保留处置权和收益权, 并将使用权和收益权进一步转移到用工单位。在劳务派遣协议终止阶段, 派遣员工回归劳务派遣单位, 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发生第三次分离——派遣员工保留所有权和收益权, 用工单位归还使用权和收益权。
三、劳务派遣心理契约的特征
与经济契约“三方当事人、两份契约”的表现方式不同, 心理契约表现为“三方当事人、三份契约”, 即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员工三方对彼此责任和义务的主观理解。
1. 心理契约的三维结构。
劳务派遣三方存在着短期使用和长期雇佣的现象。用工单位短期使用派遣员工的行为, 使得双方的心理契约以交易型为主导;劳务派遣单位长期雇佣派遣员工的趋势下, 雇佣双方更关注长期的、稳定的合作, 以关系型为主导。同时, 在长期雇佣下, 派遣员工更关注自身就业能力的提升, 心理契约就突出地表现为发展型。
2. 派遣员工的就业竞争能力是核心内容。
派遣员工在不同的组织间流动的依据是其就业竞争能力, 并且劳务派遣单位的发展取决于派遣员工就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因此, 派遣员工是否通过努力, 主动地提升就业竞争能力,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为派遣员工就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成为雇佣双方心理契约的核心内容。
3. 职业忠诚和组织忠诚的分离。
传统组织形式下, 员工通过对组织忠诚换取长期的就业保障。劳务派遣模式下, 派遣员工的职业忠诚和组织忠诚出现了分离, 通过对用工单位的职业忠诚和对劳务派遣单位的组织忠诚来换取长期的就业保障。尹虹艳的实证研究表明, 派遣员工对用工单位的职业忠诚显著高于组织忠诚。在用工单位的组织中, 派遣员工的职业忠诚占主导地位, 即派遣员工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任务;而派遣员工不是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弱化了组织忠诚。而在劳务派遣单位的组织中, 派遣员工的组织忠诚占主导地位, 派遣员工是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双方更关注长期、共同发展;派遣员工不从事该组织的日常工作, 弱化了职业忠诚。
4. 心理契约违背和破裂的预期提前。
从社会认知角度分析, 由于整个社会对劳务派遣缺乏了解、误解甚至歧视, 派遣员工在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经济契约前已经产生了心理契约的违背和破裂的预期。从组织角度分析, 派遣员工在不同组织中流动, 劳务派遣单位的雇主责任是相对稳定的, 然而不同用工单位对责任、义务的理解和执行上存在差异, 派遣员工自然地对各用工单位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比较。另外, 每个组织都有特定的符合组织和员工利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派遣员工在多组织间流动时也存在着对各组织文化的比较, 比较的差异往往造成心理契约违背和破裂的预期提前。
5. 短期派遣和连续用工派遣的心理契约存在差异。
短期派遣员工希望通过明确的工作绩效获得合理的回报, 完成工作任务后就回到劳务派遣单位等待再次派遣, 这样, 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心理契约突出地表现为交易型特征, 心理契约不稳定。连续用工的派遣员工比短期派遣员工在心理契约上具有相对稳定性, 与短期派遣不同, 连续用工派遣下, 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的关系相对稳定, 表现为心理契约不仅具有交易型特征, 还具有关系型特征。
三、劳务派遣管理的思路和模式
在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中, 将经济契约的激励功能和心理契约的激励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实施对派遣员工的最大激励, 以实现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员工三方“共赢”的全面、持续的发展。首先, 细分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管理职能。劳务派遣单位的管理职能包括:招聘、培训、薪酬管理、劳动合同管理和职业生涯管理;用工单位的管理职能包括:日常管理、薪酬管理和绩效管理。其次, 根据派遣员工的个体差异性和派遣期限选择不同的经济契约和心理契约的结合方式,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对处于不同职业生涯的派遣员工实施权变式管理。再次, 设计有吸引力的工资、福利制度和合理的人才引进、退出机制来实施经济契约的激励功能, 通过构建组织文化、职业生涯设计和员工参与来实施心理契约的激励功能。最后, 劳务派遣管理的动态性和连续性。
1.权变式契约管理:对处于不同职业生涯的派遣员工实施权变式管理。Stephen P.Robbins将职业生涯划分为探索期、建立期、职业中期、职业后期和衰退期。按照组织对派遣员工在经济契约与心理契约的关注程度划分为四种结合方式:
(1) 探索期的派遣员工。采用低经济契约——低心理契约的结合方式。由于目前对劳务派遣的社会整体认知水平不高, 探索期的派遣员工往往产生不现实的职业预期。同时, 探索期的派遣员工没有形成职业忠诚和组织忠诚的观念。这就加大了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风险,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应及时引导派遣员工的就业观念, 引导失败则立刻中断雇佣和使用关系。
(2) 建立期的派遣员工。采用低经济契约——高心理契约的结合方式。建立期是派遣员工就业竞争能力不断提升的阶段, 也是其职业忠诚和组织忠诚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派遣员工心理契约表现为关系型特征 (渴望得到劳务派遣和用工单位的认可) 和发展型特征 (追求就业竞争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的满足) 。劳务派遣单位可以采用与派遣员工共同设计职业生涯规划的方式满足派遣员工发展的需要, 用工单位为其提供丰富性工作, 构建良好的人际环境来促进派遣员工就业竞争能力的提升。由于派遣员工学习能力不同, 以及对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的认知水平不同,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采用低经济契约的激励来降低人才培养成本和使用成本。
(3) 职业中期的派遣员工。采用高经济契约——低心理契约的结合方式。职业中期的派遣员工具有职业忠诚度高、组织忠诚度低的特征, 即派遣员工具有一定的就业竞争能力, 清楚自己在人力资源市场的价值, 对组织的依赖性低, 心理契约关注于交易型内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可以通过工资、福利的调整对其进行激励 (采用效率工资的调整使其工资、福利待遇高于人力资源市场的工资水平, 采用绩效工资的调整使其工资、福利待遇与组织绩效挂钩) 。另外, 通过建立长期雇佣关系来实施激励 (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员工经过协商, 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双方建立长期雇佣关系;用工单位与符合组织需求的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双方由使用关系转为正式雇佣关系) 。采用低心理契约以降低派遣员工离职给组织带来的成本, 激励失败则及时终止雇佣关系和使用关系。
(4) 职业后期的派遣员工。采用高经济契约——高心理契约的结合方式。职业后期的派遣员工具有职业忠诚度高, 组织忠诚高的特征, 即派遣员工具有较高的、稳定的就业竞争能力, 与劳务派遣单位建立信任的关系。由于职业后期的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的心理契约表现为关系型特征, 劳务派遣单位一方面通过采用派遣员工参与组织利润分享的方式加强经济契约的激励;另一方面, 采用派遣员工参与组织管理的方式实施心理契约的激励。职业后期的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心理契约同样表现为交易型特征, 可以采用职业中期的派遣员工的激励方式。
(5) 衰退期的派遣员工。采用低经济契约——高心理契约模式的结合方式。衰退期的派遣员工更关注组织的认同和尊重。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采用高心理契约的激励提高其归属感和认同感, 充分发挥老员工的作用。处于衰退期的派遣员工, 由于其就业竞争能力不断下降, 采用低经济契约的激励以降低用人成本。
2.动态式契约管理
(1) 招聘和培训。招聘的关键在于信息的传递。需要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客观真实地传递明确的信息, 劳务派遣单位应详细地解释劳务派遣的运作方式及优势, 打消求职者的误解;求职者也要将个人需求传递给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劳务派遣的培训不仅要满足用工单位岗位的基本需要也是提升派遣员工的就业竞争能力的需要;劳务派遣单位立足于培养人才市场需求的通用型人才, 用工单位的培训满足岗位的特殊性要求。组织文化的培训是为了修正和加强心理契约, 初步构建派遣员工职业忠诚感和组织忠诚感。劳务派遣单位是人才服务机构, 需要设计共同发展、服务性、实现三方共赢的组织文化。用工单位需要将公平竞争纳入到组织文化设计中, 协调好正式员工与派遣员工的关系, 为派遣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人际环境。
(2) 绩效和薪酬。劳务派遣单位根据用工单位提供的工作绩效反馈信息和派遣员工自评信息, 对派遣员工工作表现进行绩效考评。用工单位需要完善的绩效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设定合理的可量化的指标作出评价。派遣员工的自评信息也是绩效管理的重要依据, 自评信息是在与正式员工比较得出的, 反映了派遣员工渴望得到公平对待的心理需求。劳务派遣单位需要建立绩效考核的审查与申诉系统, 保证派遣员工享有申诉的权利。合理的薪酬制度有利于加强心理契约的激励,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可以根据组织成本状况和派遣员工的就业竞争能力来选择不同的薪酬结构以满足派遣员工不同层次的薪酬需求, 以实现薪酬的有效激励。
(3) 职业生涯。 (1) 劳务派遣单位的纵向加横向的双向职业生涯设计。
双向职业生涯设计是在传统的基于职位、薪酬提升的组织职业生涯设计基础上根据派遣员工跨越多组织的特点做出纵向加横向的职业生涯设计。劳务派遣单位通过招聘、培训选择符合A用工单位需求的派遣员工, 将其安排到b工作岗位。根据派遣员工工作绩效的结果, 将就业竞争能力得到提升的派遣员工进行培训, 将其安排到B用工单位的a工作岗位。同时, 劳务派遣单位也可以根据派遣员工尝试新工种的意愿, 对其进行培训, 将其安排到工种不同的C用工单位。这个过程中, 派遣员工薪酬和职位得到提升, 也满足了派遣员工尝试丰富性工作、提升就业竞争能力的心理需求。由于派遣员工在能力、工作态度上存在差异, 需要设计派遣员工的退出机制。将不符合B用工单位a工作岗位工作需要的派遣员工, 下派到A用工单位的b工作岗位, 若仍不符合需要, 则及时终止雇佣关系。
(2) 用工单位将派遣员工纳入组织内职业生涯设计——正式员工的退出机制和派遣员工的转正机制的结合。
用工单位将正式员工由a工作岗位下调到b工作岗位;通过工作绩效对比, 如果派遣员工能力符合a工作岗位需要, 将c工作岗位上的派遣员工上调到a工作岗位。用工单位与派遣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与不符合岗位需要的正式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通过设计正式员工的退出机制和派遣员工的转入机制, 既满足了派遣员工长期雇佣的心理需要, 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组织环境, 有利于提升派遣员工的就业竞争能力。
3.开放式契约管理。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通过沟通、鼓励员工参与和建立反馈机制的措施, 将心理契约明晰化, 进而达到修复和维护心理契约的目的。
(1) 沟通。劳务派遣的组织形式跨越了单一组织边界, 沟通具有跨组织的复杂性。从劳务派遣“三方当事人, 两份契约”的契约关系分析, 劳务派遣存在两个管理主体, 并且管理职能具有交叉性, 劳务派遣单位是实施有效沟通的“桥梁”。在劳务派遣管理中, 实施有效地沟通必须强调沟通的过程性, 存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管理、职业生涯管理全过程。
(2) 员工参与。员工参与能很好的激励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提升工作满意度。其管理学概念是指员工参与组织制度的制定, 组织的管理, 组织变革和组织文化建设等, 使员工成为自己的主人, 提升员工的组织认同感。现阶段, 国内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主要是通过工会来实现, 《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会更广泛的权利。因此, 加入工会组织是提高派遣员工的参与度的重要方式。与单一组织不同, 派遣员工同时存在于劳务派遣单位的工会组织和用工单位的工会组织中。派遣员工通过加入劳务派遣单位的工会, 满足其追求民主、长期发展的心理需求;通过加入用工单位的工会, 满足其追求公平对待的心理需求。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要积极与工会展开合作, 发挥工会在调整劳动关系上的优势, 同时工会要积极转变职能, 切实维护派遣员工利益, 提升派遣员工参与程度。
参考文献
[1]魏峰李燚张文贤:国内外心理契约研究的新进展[J].管理科学学报.2005, 8 (10)
社会契约探讨 篇8
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世上只有天赋的人权, 没有天赋的统治权, 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也不存在, 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才算是合理。原因很简单, 统治者若想通过暴力强行违背被统治者的意愿, 那么其政权轻则动荡、重则被推翻,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了。因此, 合理的统治就需要一个社会契约, 在社会契约中, 每个人都放弃部分天然的绝对自由, 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 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一定程度的天然自由, 转让给整个集体, 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各自意志综合起来, 便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意志, 也是社会契约的灵魂之所在, 社会契约的核心价值便是对公共意志的体现。社会成员对社会契约的违背, 必然会导致惩罚, 即使是拥有武力的统治者不遵守甚至违背社会契约, 人民也有权反对或反抗它, 游行示威、弹劾罢免、革命起义等都是社会成员反对和反抗统治者的手段。由此可见, 社会契约是代表广大社会成员意志, 即公共意志的体现, 其应当起着主导社会的作用, 所有社会成员, 尤其是统治者, 都必须严格遵守, 只有这样, 社会才能和谐、稳定、长久。社会契约的实现依赖于也促进着民主、法治这三个要素的存在, 因为, 只有社会民主, 公共意志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只有法治健全, 才能最终全面而彻底的将社会契约体现于整个社会。
2社会契约的诞生
在人类社会出现前的自然状态下, 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 不用受任何人为力量的约束管制, 同时, 由于没有社会和同类的保护, 人类也过着艰难危险的生活。由于最初有些人发现群体活动可能比单独活动更加安全和便捷, 从而开始共同活动 (与动物的先天性的群居生活不同, 人类进行群居生活是基于理性选择的) 。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一起共同活动, 是因为他们之间在如何集体活动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遵守的规则。这些共同规则当然是大家一起提出、讨论和表决生成的, 最后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成为共同的规则, 当规则出现不适应自然或社会条件时, 社会成员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改进或废止。社会契约诞生了。
因为每个成员都参与了规则的讨论和确定, 所以每个社会成员也理所当然且心服口服地遵守这些共同规则。群体之中订立的每个人都参与且遵守的契约使得成员自愿遵守、互不侵犯、且互相协助, 从此共同生活成为可能, 并且逐渐成为潮流。从这层意义上说, 尽管群体里的人不绝对自由了, 可其实将部分权利被自愿地让予群体, 进而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帮助, 显然, 这是一种1+1>2的模式。这便是最初的“社会”, 最初的“公共意志”, 最初的“社会契约”。自此, 人类抛弃自热生活, 开始了社会生活, 即原始社会, 尽管其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很低下, 但社会契约在这一阶段却是最为贯彻的。
3社会契约的没落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逐渐丰富, 不管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生活领域, 人类社会都变得丰富和复杂。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很多相对强大的个人和集团, 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能力, 在人类趋利和征服本能的驱使下, 他们开始逐渐突破社会契约, 转而依据自己个人的利好左右甚至决定社会规则, 广大社会成员的参与讨论制定社会契约的机会被不同程度地剥夺。社会规则不再完全取决于社会契约甚至背离社会契约, 而是取决于某些强人或集团的个人意志, 人类进入了专制社会, 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社会契约没落了。
在专制社会中, 历史给我们看到的是, 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取代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成为高于一切的社会规则的来源。然而, 真正的真理绝不仅仅存在于形式, 而是存在于实质的规律之中。从表面看, 社会中确实没有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来发挥作用, 其实不然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是隐藏在人们和整个社会的意识中发挥作用的。纵观人类历史, 任何一个顺应民心的王朝都会繁荣稳定, 任何一个体恤百姓的帝王都会深受拥护爱戴, 相反, 任何一个专制的王朝都不会存在长久, 任何一个极端专制的统治者都不会坐稳江山, 越违背公共意志, 消亡得便越快。中国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道理, “民心”是指的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 “得天下”指得是社会长治久安, 人们不会造反, 执政者地位会长久。这样看来, 看似是统治者个人意志所决定的社会规则照样是从根本上间接地受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的决定和左右, 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而行, 就不能持续, 就会灭亡。
4社会契约的复苏
人类的认识终于在近代得以突破, 随着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在全世界范围的发起, 人类真得返璞归真了。千年之久的专制统治模式被打破, 生机勃勃的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但为民主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 也为民主制度提供了初步的原则和模式, 那便是重新把代表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且唯一依据。《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 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如今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无不受其深刻影响, 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大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等等, 都会看到社会契约论作用的影子。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2]与此同时, 这些国家还创设出一系列的理念和制度, 用以促进社会民主和法治的进步, 进而更加促进社会契约在人类社会中的完全实现, 这主要包括:
4.1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法治的别称, 其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这里的“宪”, 很大程度上便是指社会契约。在以往的专制社会中, 社会不是“法治”的, 而是“人治”的, 即主导社会的不是社会契约, 而是某些强者的个人意志。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要摆脱某些个人意志对于社会的操纵, 而依据体现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 即宪法和法律来治理社会。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就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监督机制。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把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作为一项根本任务。
4.2代议制
为了更便捷、科学地体现公共意志, 社会契约发展成为专门的民主立法活动, 因此, 民主立法活动应当是国家政治活动的核心, 社会的最高权力部门应当是包含所有社会成员的全民会议, 但由于人口众多和技术上的原因, 完全通过全民直接立法是不现实的。“代议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即全民通过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 进而让代表代替自己去行使自己的立法权, 这保证了立法的可操作性和效率不被破坏, 而且这些代表由于专门代表公民行使立法权, 他们也成为具有专业素质的立法工作人员, 这保证了立法的科学和技术。这不失是一种良好的“桥梁”机制, 既保证了法律从根本上是基于公共意志, 也解决了在现今社会中绝对直接民主的不足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挽救了民主制度。
4.3权力制衡
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便是由于公民代表接受了公民的参政议政委托后, 便具有了较大的权力, 他们很可能滥用代表权转而侵害公民和社会的利益, 因此, 为了防止代表滥用代表权力, 就要像制约统治者权利一样, 需将执法权力和司法权力严格分出并赋予二者对立法机关进行制约的权力, 同时, 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政治权力也应互相各有制约, 当任何一方出现重大或原则性问题后其他两方都有权且有责任予以纠正。分权制衡得以证实是最具持续性和科学性的社会体制。也正因为代表制和分权制衡, 才使得社会契约能够继续发挥社会赖以生存和持续之源泉的作用, 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生命的契约 篇9
今年春节后我突发脑梗, 半身不遂。从一个四肢健康的人变成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废人”, 我的情绪低落到低谷。
是亲朋好友们和单位领导给了我巨大的精神鼓舞。他们对我说:在这个时候我更要想想张海迪等人的坚强信念。不管怎么样, 人能够活着, 看看这个世界不是很好吗?
当我从华山医院转到青浦区朱家角人民医院康复科时, 忽然看到, 现在的朱家角人民医院可说是“鸟枪换炮了”。不但新造在一片广阔的田野边上, 周边环境堪称一流。而医院内的硬件设施和整洁卫生不比市中心的二、三级医院差多少。来到这里, 就让我舒心了不少。最让我在康复过程中, 感受生命的契约元素是康复科的两位工作人员。在这里, 我不得不借用媒体的力量, 为他们点赞一番。
两位年轻的医护人员, 一位叫曹伟苹, 不到三十岁, 专门负责康复科的病房工作和病人治疗。另一位叫邹贻沁, 才二十四岁, 专门负责康复科的日常康复训练工作。我在他们二人的精心医治下, 终于得到很好的康复效果。
刚进医院时, 我虽然已经脱离了脑部病源体的扩散危险, 进入真正的肢体康复训练。曹医生给我制订的康复计划立足于避免肢体痛上加痛, 我却三天两头缺那样少那项, 不是认真地逐步完成。小曹医生开始对我进行“训导”。他说:“康复计划是按照你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你如果不按照计划进行康复训练, 怎么能让自己的生命再放光彩?”为此曹医生多次在康复计划中, 进行了针对性更强的调整。其实, 所有的康复计划, 都浸透了医护人员对待病人的真诚之意。
躺在病房里, 我反复推敲着小曹医生的话语, 医生给我的康复训练计划, 真的好比是医生与病人达成的一种契约。这个契约就是生命的契约。你不遵守就违约, 违约处罚不是康复慢, 而是生命的艰难。守信的第一要素就是抓紧黄金时期, 刻苦训练, 达到康复的完美效果。按照曹医生的康复计划, 康复科的训练师邹贻沁就在每天的康复训练中, 认真的指导我。每天按部就班康复训练, 虽然很单调, 但效果很明显。逐步感受到生命的张力。二十多天后, 我竟然一个人可以独立走步了, 而小邹还在纠正我的开步姿势, 在走路步调等方面下功夫, 使我掌握了一定的要领, 向着生命之花再绽放的方向迈进。
在我的康复逐步取得效果时, 小曹医生经常给予鼓励。他还要我做病房里病人的表率。他说:“你的工作是传播先进文化的。在这里, 你也要成为传递正能量的榜样。”我就遵循他的要求, 不但在康复训练方面, 刻苦努力, 在病友的情绪化解方面, 也做些力所能及的解读工作。为此, 在朱家角医院里进行康复的一个多月里, 我也结交了几位病友。我们在康复训练之余, 都在病房里讨论着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和生命质量等, 偶尔也谈起这里的医生, 说得最多的是曹伟苹、邹贻沁这样的认真负责的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现在的医患矛盾很突出, 而朱家角医院康复科却给病人的是一种温馨、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