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社会（共12篇）
契约社会 篇1
1社会契约事实的基本原理
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世上只有天赋的人权, 没有天赋的统治权, 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也不存在, 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才算是合理。原因很简单, 统治者若想通过暴力强行违背被统治者的意愿, 那么其政权轻则动荡、重则被推翻,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了。因此, 合理的统治就需要一个社会契约, 在社会契约中, 每个人都放弃部分天然的绝对自由, 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 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一定程度的天然自由, 转让给整个集体, 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各自意志综合起来, 便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意志, 也是社会契约的灵魂之所在, 社会契约的核心价值便是对公共意志的体现。社会成员对社会契约的违背, 必然会导致惩罚, 即使是拥有武力的统治者不遵守甚至违背社会契约, 人民也有权反对或反抗它, 游行示威、弹劾罢免、革命起义等都是社会成员反对和反抗统治者的手段。由此可见, 社会契约是代表广大社会成员意志, 即公共意志的体现, 其应当起着主导社会的作用, 所有社会成员, 尤其是统治者, 都必须严格遵守, 只有这样, 社会才能和谐、稳定、长久。社会契约的实现依赖于也促进着民主、法治这三个要素的存在, 因为, 只有社会民主, 公共意志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只有法治健全, 才能最终全面而彻底的将社会契约体现于整个社会。
2社会契约的诞生
在人类社会出现前的自然状态下, 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 不用受任何人为力量的约束管制, 同时, 由于没有社会和同类的保护, 人类也过着艰难危险的生活。由于最初有些人发现群体活动可能比单独活动更加安全和便捷, 从而开始共同活动 (与动物的先天性的群居生活不同, 人类进行群居生活是基于理性选择的) 。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一起共同活动, 是因为他们之间在如何集体活动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遵守的规则。这些共同规则当然是大家一起提出、讨论和表决生成的, 最后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成为共同的规则, 当规则出现不适应自然或社会条件时, 社会成员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改进或废止。社会契约诞生了。
因为每个成员都参与了规则的讨论和确定, 所以每个社会成员也理所当然且心服口服地遵守这些共同规则。群体之中订立的每个人都参与且遵守的契约使得成员自愿遵守、互不侵犯、且互相协助, 从此共同生活成为可能, 并且逐渐成为潮流。从这层意义上说, 尽管群体里的人不绝对自由了, 可其实将部分权利被自愿地让予群体, 进而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帮助, 显然, 这是一种1+1>2的模式。这便是最初的“社会”, 最初的“公共意志”, 最初的“社会契约”。自此, 人类抛弃自热生活, 开始了社会生活, 即原始社会, 尽管其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很低下, 但社会契约在这一阶段却是最为贯彻的。
3社会契约的没落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逐渐丰富, 不管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生活领域, 人类社会都变得丰富和复杂。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很多相对强大的个人和集团, 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能力, 在人类趋利和征服本能的驱使下, 他们开始逐渐突破社会契约, 转而依据自己个人的利好左右甚至决定社会规则, 广大社会成员的参与讨论制定社会契约的机会被不同程度地剥夺。社会规则不再完全取决于社会契约甚至背离社会契约, 而是取决于某些强人或集团的个人意志, 人类进入了专制社会, 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社会契约没落了。
在专制社会中, 历史给我们看到的是, 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取代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成为高于一切的社会规则的来源。然而, 真正的真理绝不仅仅存在于形式, 而是存在于实质的规律之中。从表面看, 社会中确实没有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来发挥作用, 其实不然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是隐藏在人们和整个社会的意识中发挥作用的。纵观人类历史, 任何一个顺应民心的王朝都会繁荣稳定, 任何一个体恤百姓的帝王都会深受拥护爱戴, 相反, 任何一个专制的王朝都不会存在长久, 任何一个极端专制的统治者都不会坐稳江山, 越违背公共意志, 消亡得便越快。中国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道理, “民心”是指的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 “得天下”指得是社会长治久安, 人们不会造反, 执政者地位会长久。这样看来, 看似是统治者个人意志所决定的社会规则照样是从根本上间接地受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的决定和左右, 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而行, 就不能持续, 就会灭亡。
4社会契约的复苏
人类的认识终于在近代得以突破, 随着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在全世界范围的发起, 人类真得返璞归真了。千年之久的专制统治模式被打破, 生机勃勃的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但为民主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 也为民主制度提供了初步的原则和模式, 那便是重新把代表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且唯一依据。《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 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如今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无不受其深刻影响, 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大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等等, 都会看到社会契约论作用的影子。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2]与此同时, 这些国家还创设出一系列的理念和制度, 用以促进社会民主和法治的进步, 进而更加促进社会契约在人类社会中的完全实现, 这主要包括:
4.1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法治的别称, 其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这里的“宪”, 很大程度上便是指社会契约。在以往的专制社会中, 社会不是“法治”的, 而是“人治”的, 即主导社会的不是社会契约, 而是某些强者的个人意志。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要摆脱某些个人意志对于社会的操纵, 而依据体现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 即宪法和法律来治理社会。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就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监督机制。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把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作为一项根本任务。
4.2代议制
为了更便捷、科学地体现公共意志, 社会契约发展成为专门的民主立法活动, 因此, 民主立法活动应当是国家政治活动的核心, 社会的最高权力部门应当是包含所有社会成员的全民会议, 但由于人口众多和技术上的原因, 完全通过全民直接立法是不现实的。“代议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即全民通过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 进而让代表代替自己去行使自己的立法权, 这保证了立法的可操作性和效率不被破坏, 而且这些代表由于专门代表公民行使立法权, 他们也成为具有专业素质的立法工作人员, 这保证了立法的科学和技术。这不失是一种良好的“桥梁”机制, 既保证了法律从根本上是基于公共意志, 也解决了在现今社会中绝对直接民主的不足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挽救了民主制度。
4.3权力制衡
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便是由于公民代表接受了公民的参政议政委托后, 便具有了较大的权力, 他们很可能滥用代表权转而侵害公民和社会的利益, 因此, 为了防止代表滥用代表权力, 就要像制约统治者权利一样, 需将执法权力和司法权力严格分出并赋予二者对立法机关进行制约的权力, 同时, 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政治权力也应互相各有制约, 当任何一方出现重大或原则性问题后其他两方都有权且有责任予以纠正。分权制衡得以证实是最具持续性和科学性的社会体制。也正因为代表制和分权制衡, 才使得社会契约能够继续发挥社会赖以生存和持续之源泉的作用, 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2]杨长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N].人民代表报, 2000-06-24.
契约社会 篇2
带着对这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之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的惊叹，我坚定地拿起了这封面简单、薄薄的小册子，怀着它是如何影响激励这后来的仁人志士的好奇心，历经半个月的“艰苦奋战”,我的回答是，不枉不枉。
“每个思想家都有其自己的理想国，那里面寄托着他本人对政治社会的向往，然而理想与现实，理论和实践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卢梭是法国人权理论当之无愧的首席代言人”想必这些是每位读者的感想。
下面，我主要想谈谈，我所汲取的精华观点，以及我对有些地方的略加思考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些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这里我不禁重新定位了下，、法律、秩序和效率之间的一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是一种秩序，带来的秩序价值进而能转化为实用的效率。就拿每天发生在校园内的，摆放自行车，这一小事来说，从整齐有序的按规操作中，我们可以“窥视”其规则潜在下的秩序价值——我们不必为一小小地盘而发生口角、也当然不会发生因蜂拥而之事我们处于“撞人撞车”的尴尬境地。
作为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卢梭在文中对奴隶制渐进的，富有逻辑的批判让我影响甚是深刻，他从奴隶的起源——战争，的非法性和不合理性开始批判：他认为，战争不是人与儿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在战争中在战争中人与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只是以士兵的资格，才偶然的成为仇敌，如果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人或者是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成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就不再有生杀之权了。被俘虏之后，用自己的自由换取别人对你本应不享有的生命，这是及其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同时，这些也应是为后世的尊重俘虏的生命及其其他权利提供了原始的理论基础,不然，现世我们“英勇的”弑杀作为战俘的卡扎菲这一士兵，怎能又“冤枉地”即将承受牢狱之灾.在卢梭的政治法律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的“公意“。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认为，社会契约士基于公意而产生的，在谈论的社会公约的第六章中，他认为只有毫无保留的转让，才能做到所有的人条件等同，只有毫无保留的转让才能使联合体完美，同时人们可以从社会中获取同等的权利，在此中，社会里力量会得以增强，从有利于保护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意论“还是存在许多不足和其历史局限性的。这里，他把人权放置在一种近乎消极的境地，过分强调了公共利益了，同时也有其充分显示了其理想主义的色彩，当然这也是自然法学派本身所固有的理论缺陷。
在论财产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是积极肯定“先占”这一财产取得的方式并对其概念加以明析。他主张，在自然状态中最初占有者的权利虽使脆弱，但确却是倍受尊重的。就“占有”，这一概念，他定义为，比按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不曾有人想享有；第二，只能维持自己生存需要的数量；第三，占有，不能只是个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自己的劳动
和耕耘的。这些才是，缺乏法理时，所有权能受到尊重的唯一标志。看到这里，我自由地反
面联想到，这段话，令是给之后的殖民者、拓荒者带来的多大的鼓舞了。
“公意是否可能错误”这一章节，在未仔细阅读之前，我也有些思考。庆幸，是与笔者
大致相同的。是的，公意虽是永远以公共利益未归依但，并不能由此推论，人民的考虑，也
有着同样的正确性。卢梭在此，却极端的臆断，只要国家没有派系政党之争，公民就能很好的表达其真实的意思，这里他忽略了民意实现其他的众多要素，如，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及地
理环境的影响。
卢梭还认为，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立法赋予政治体以行动和意志。法律
是政治体唯一的动力，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它虽是存
在但不能行动。他主张法律士公意的体现，所以，法律就具有了公意的特点。一是普遍性，公意倾向于平等，总是与公正为基础，以维护社会公共幸福为己任。另一个就是对象的普遍
性，他所规定的全体公民的集体的抽象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人及个别行为。法律，很可能
规定各种特权，但他却不能把指名的特权赋予某一个人。
主张法律具有普遍性及其意志的公意性之后，卢梭对立法者，又继续做了有相当富有
思想和精辟的论述。迁移到司法的独立性上的问题，也是由很大的借鉴意义的。但是我们还
是能挖到其蹩脚之处，他是这样称赞立法者的“为了发现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一个能洞察人类的全部情感而由不受任何感情而支配的最高智慧…….要为人类制定
法律简直需要神明”“它与我们的人性没有任何的关系，担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然无我们无关，然而它有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爱的非凡人物”。这些，像是他欲把，确认“公意”与否的能力赋予一个立法者，把它若视神明，这是很容易导致个人集权，可能并不利于发扬民主。
卢梭说，“正如建立一座大厦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他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
一样；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下，他要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是以接受那些法律”，这段话，应是给后世的法学家和立法者莫大的启示：注
重本土资源结合实际情况而加以立法、司法，特别是对于法律移植这一问题更需加谨慎，移
植不是嫁接，还需注重和种种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
本书内容，我就谈及于此。最后，很想评论下：“主权在民”，卢梭这样振聋发聩的提出，大是让那些饱受君主、教士、贵族压迫的下层阶级猛然觉醒，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真正主
人，同时，他的诸多思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契约，不仅对18世纪的西方社会
有很大的影响，更是对我们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能扑捉到了很多现代立法精神的影子。
很喜欢他的那句名言：人是被迫自由的。
在这里，我真心感谢李老师，在课堂上的对法理问题的透视与
分析讲解，以及给与的仍能在课后法学的学习中发挥作用的关于
多多看书的一些启发。
学生：彭瑶瑜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社会契约 篇3
为什么要投票？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是多余的,投票是为了选举出人们愿意服从的权威,进而确立行为规则、管理公共事务。在鲁滨孙的世界里是无须投票的;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要频繁接触、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规则、需要权威来协调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需要界定人们自由的边界。
可以设想,如果自由是没有边界的,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由于人与人之间在能力上大致差不多,人们都会希望能够平等地得到一些物品和权利,当物品具有排他性时,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冲突。这种没有规则、没有权威的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每个人拥有绝对的自由,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自身的利益得到满足,任何人对世界上每一样事物、甚至包括别人的生命在内,都会把它们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样人与人之间必然相互掠夺,甚至会争相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以满足自己,这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结果是,由这种貌似绝对的自由最终导致的是事实上的绝对不自由,诚如英国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的生命是“孤独的、贫穷的、凶残的、充满恐惧的和短促的”。
人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走出可怕的 “自然状态”。可以设想的方式是,人们彼此之间签订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将规定每个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协议必须是所有人都完全认可的,这样谁违反协议就应该被制止,由此执行协议就可以保障人们之间和平相处彼此尊重。这一思想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社会契约论”思想强调的是,政治权威的产生必须得到全体民众的授权和认可,构成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人们的同意和授权, 舍此别无它途。不错,既然政治权力将制定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并强制人们遵守,且这种强制是人们不得反抗的,那么,要是规则违背了某人的意愿,这个人无疑将成为规则的受害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这个人来说,这和处于自然状态又有什么两样呢？他当然就不会同意这个契约。所以, 政治权力毫无疑问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
然而,有几种极具欺骗性的论说也曾经主宰了人们的观念。一种说法是,统治者由于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成为了真理的化身,从而他应该成为独一无二的权威。某位统治者非常爱他的人民,他像一个慈父一样,他对人民的爱甚至超过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那么这位统治者当然是有合法性的。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伟大的“革命”,听命于某种统治者是应该的;或者说,某位统治者因为“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的“革命”,为建设国家不辞辛苦,因此他的统治是合理的。这些看法就是曾经在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且至今仍然在有意无意发挥影响着父权主义与君权神授论思想。
君权神授论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基础上的,人们应当服从一个整体，即神的意志或某种绝对的真理。在当下,以君权神授论为政治权威进行合法性论证已显得荒诞不经,但其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很难说已完全消除,而父权主义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还时时可见。
政治上的父权主义立足于家和国的类比,认为国家是由若干人家组成的合法政府,家庭是私有范围,国家是公有范围,家长是私有范围的绝对主宰,君主是公有范围的最高权威。国是家的扩大,君主是国家的父亲,因此,君主拥有父亲对子女那样自然的权力和权威。这种观念自古有之。在大工业社会出现之前,欧洲人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家长式的,16、17世纪家长的地位还因宗教改革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英国内战前夕,菲尔默爵士宣称,人类的先祖亚当是由于父亲的身份而拥有对其后裔的主权,这种初始的、基于自然的权利是一切君权的渊源和基础,而后,君主因为对子民的爱而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
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让人们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但其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洛克曾这样反驳,尽管子女出世时和出世后一段时间受制于父亲,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他们的成长,年龄和理性将解脱这些限制, 直到最后完全解脱而能使一个人自由地处理一切为止”。因此,将父亲的统治权以及由此引申的君权绝对化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论” 思想无疑已成为普遍共识,但父权主义和神权主义却并没有被人们从观念上予以完全根除。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官员们冒着严寒酷暑,走乡串户慰问群众,和群众亲切握手,赠送纪念品,而群众对此感激涕零;某些公共政策尽管违背了民众意愿,但依然强行出台,为之辩解的理由是这些政策为了“长远利益”、“公共利益”，能更好地提高民众福祉。这其实就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情结在主导人们的思想,在这里,为政者把自己当成了民众的父亲,认为他们对民众施加的都是确定不疑的爱,民众必须感恩戴德地接受,而民众也往往把自己当成了被恩赐的对象。
社会契约视角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篇4
一、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虚假陈述成为公司责任的重点话题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 准确地揭示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真实性并不要求会计信息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实际。事实上, 会计信息往往是近似计量的结果, 而不是精确计量的结果。只要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合规、合理, 并进行了无误的加工、整理, 会计系统所输出的会计信息就认为是真实的。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 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 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 即所谓的虚假会计信息。
二、会计责任缺失的理性分析
1. 准则、法规执行的监管不力、缺乏效率
在我国市场缺乏效率的现阶段, 执行机制的完善有赖于立法与司法的支持, 即政府监管的深化。与此同时, 在追究虚假会计信息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上,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现象大量存在。围绕会计信息, 主要的相关利益方面有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控股股东、中介机构等。在现行法律制度下, 重经济处罚, 轻行政法律处罚;重单位处罚, 轻个人处罚;重内部处理, 轻外部处理, 使得法律效力不断弱化。这种法律效力弱化的状况, 对那些后来者, 特别是那些经营不佳, 需要上市“圈钱”的企业管理当局来说, 其诱导效应是显著的, 也急剧恶化了市场的失灵程度。
2. 供给 (Supply) 需求 (Demand) 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信息, 作为一种产品, 必然会在市场上同时存在供与求。从理论上讲, 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作为矛盾的统一体, 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共同决定着会计信息的质量, 任何忽视需求质量的行为, 都不可能形成令客户满意的供给质量, 但我国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强有力的需求团体, 有效市场主体的缺失, 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下面分析我国会计信息主要需求主体——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缺乏对真实会计信息需求的现状。
政府作为最大的会计信息需求主体, 在市场经济中的多重角色, 制约了其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政府经济职能与行政权利兼容 (Compatible) 的交叉重迭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在对市场行使经济调控职能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行政干预的色彩, 从而产生政府经济行为的非市场依托性, 政策法规的模糊性以及相互之间缺乏稳健性、配套性和层次性等复杂现象, 并且由于制度原因“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效应的普遍存在, 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因虚假信息受益。因此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出于自利动机, 会与企业合谋, 共同提供虚假信息, 甚至强制或暗示企业提供预定的数据, 这样的政府部门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不可能真正成为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者。
3. 契约单一性、不完备性以及委托人的缺失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契约单一性与不完备性 (Single Contract&Incomplete Contract) 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契约作为规制企业产权经济关系与社会产权经济关系的手段, “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建构人际关系、平抑冲突、消弭差异的最佳手段之一”。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市场与契约便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在广泛的契约化基础之上。而从本质上讲, 会计对产权运动过程与结果的反映、控制及其产权经济关系处理的过程, 也是一种契约安排过程及依据契约法对契约的监控过程。
委托人的缺失。按博弈论的说法, “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那么, 中国会计中的“囚徒困境”现象是如何表现的呢?会计在现代成为了维系投资者与经营者、企业与市场、管理者与公司职员, 甚至包括企业与政府、客户、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基础。尤其是在证券市场上, 良好健全的会计制度是证券市场顺利运行的基本保证。正因为在经济信息的纵向 (企业上下) 与横向 (人与人, 企业与外界) 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而契约关系的委托方恰恰又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有效保护委托方利益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块基石[6]。因此, 消除委托方的信息劣势就成为必需。现代会计制度恰恰充当了消除委托方信息劣势的角色, 完整的会计信息有效地满足了委托方、监管代理方的基本要求。
三、提高会计责任的战略对策
1. 完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 强化制度建设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留有过多的灵活性和真空地带 (Vacuum Zone) , 是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前提。因此, 防范会计信息失真, 应对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予以完善, 使得信息的披露客观、真实, 并且有更强的可比性 (Comparision)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是一种“微妙平衡”的政治问题, 它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目标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评判和权衡, 还应考虑其与经济环境的融合性。为此, 单从“技术性”层面制定准则, 而忽视其他因素, 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2. 对会计信息外部性予以内部化 (Internalization) , 加强政府监管
既然会计信息供求过程中存在着外部性, 那么就应该将其内部化。若能通过对会计信息产权 (Property Rights) 进行界定或进行恰当安排, 使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 就可以形成对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内部化, 但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 会计信息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是企业在所有权界定的前提下, 即便利益相关者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存在着个人理性的限制。他们在事前预期到高昂的交易费用后, 往往不再愿意进行会计信息的博弈和界定, 而只希望“搭便车”。
3. 建立高效的产权制度, 理顺产权关系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 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美国经济分析学家波斯纳认为建立高效的产权要做到以下五点:即产权的排他性、明晰性、可转让性、竞争性、界定的有效性。产权的排他性有利于产权人做出努力提高财产的价值, 同时降低财产个人保护的成本;产权的明晰性和可转让性使产权价值有了保证, 并使财产从较低价值用途向较高价值用途转移, 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效用;产权的竞争性有利于提高产权的市场交换价值;产权界定的有效性则可以减少因交易费用而产生的资源浪费。
因此, 只有高效产权制度的建立, 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展开会计管理交易活动。同时, 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 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功能。
参考文献
[1]蒋尧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产品民事赔偿责任研究[J].会计研究, 20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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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雄胜:会计诚信问题的理性思考[J].会计研究, 2002. (3)
[4]谭劲松 丘步晖 林静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学思考[J].会计研究, 2000. (6)
[5]王性云: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J].财务与会计导刊, 2002. (2)
[6]樊行健 孙峥嵘:上市公司经营者剩余索取权的经济分析[J].财经科学, 2004. (2)
[7]董 兰 张 健 郭 毅:浅析经济学与财务信息公开政策[J].财会研究, 2000. (4)
读书笔记——社会契约论 篇5
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一、人生而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些天赋，人人可以享受”，“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
卢梭1753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一书可谓其于1762年编写并影响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契约论》的奠基。该书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并阐明在自然状态下，野蛮人的本性是动物性的；人类保持单纯简朴的生活方式，因而少有疾病；野蛮人对于脱离自然状态表现出强烈不满；他们心中没有“在我们中间造成那么多祸福的想象力”，并缺少没有远见和好奇心。该书通过对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深入研究，得出 “人类的不平等，在自然境界中，是不易感觉到的”。
二、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在卢梭阐述其教育思想的《爱弥儿》中，提到“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因此，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么遥远。”自然状态，即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在卢梭看来，家庭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变革”：“这一时期，应该是最幸福而最持久的一个时期，是人类所经历的最美好的时期。”
然而，随着人们逐渐有了社会生活的观念，其精神和智慧进一步提高，“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并且希望别人关注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最善于跳舞的人、最美的人、最强壮的人、最灵巧的人活着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人类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愧和羡慕。”“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至此，私有财产观念随着各种感情的产生而产生。人们通过冶金、农耕等手段将自己的劳动产品视为私有财产，由于对资源占用的不同数量和程度，一些人成为了富人，与之相对的穷人和贫困随之而来；一些人控制他人的人身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奴隶制由此产生。富人通过制定法律、运用各种暴力统治工具维护自己权力的稳定和生活的安定。政治上的巨大差别导致人与人之间地位日渐悬殊，暴政体制下绝对的服从使不平等发展到极端。
天然的自由一去不返，被暴虐统治残酷压迫的人们极力寻求一种将桎梏削弱到最小、公共决策与自身利益契合度高、决策外部成本相对较低的社会运作模式：“要寻找出一种结
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这句写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头一句话从一个辩证关系角度揭示了天然的自由让渡给约定的自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第三章《论最强者的权利》中卢梭提到：“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第四章《论奴隶制》指出，“这样一种弃权（奴隶放弃自己的自由）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是无限的服从，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因此，“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此外，在第八章《论社会状态》中，卢梭还列出一张收支平衡表：“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人类将“天然的自由”让渡给“契约的自由”，实际上是获得了更为量化、确定且赋予了保障的自由。
三、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得到了法国大革命以罗比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的大力追捧，并根据其思想要领于1789年月26日推出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
人民主权由社会契约的订立得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社会契约也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一定保障和救济手段：“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的自由。”《人权宣言》表示，如果政府压迫或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和起义的权利。
契约社会 篇6
目前，全民医保的目标已经达成，但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依然存在着诸多结构性问题，导致其运行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作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支柱之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职工医保”）长期以来实行退休者免缴费、享待遇的政策。这是城镇职工医保制度建立之初确立的一项游戏规则，后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成为一项法定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有其合理的历史考量，但现在却难以为继了。因为其现在却对医保筹资的公平性、医保给付的可持续性、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等诸多方面造成阻碍，严重影响着整个医保体系运行的公平与效率。
退休者免缴费规则：历史遗产与制度设计
1.历史遗留。退休者免医保缴费，是历史的遗产。1998年12月14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予以适当照顾。”这意味着，不论缴费年限长短，参保者退休之后的医疗保障待遇都一样，这显然不公平。于是，部分地区很快就开始设置了医保最低缴费年限，之后这一做法在全国推开，并且在2010年10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得到确认。
退休者免缴费是市场转型时期历史背景的一种反映。当单位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在市场转型的进程中无以为继之时，以社会统筹为特征的城镇职工医保建立起来，并逐渐取代了单位福利体制中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者都无需缴费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在旧体制下，国家与职工（以及离退休者）实际上签订了一项社会契约，即国家向职工支付较低的工资，但为职工提供终身就业和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障）。这种社会契约在所有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只不过中国落实这一社会契约的具体模式较为特殊而已。既然所有退休者在旧体制中已经履行了社会契约，因此要求他们在新体系中缴费，一来属国家违约行为，二来其微薄的退休金也根本无力负担缴费。因此，城镇职工医保在建立之初设立退休者缴费的规则实属顺理成章。退休者免缴费规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
2. 制度设计。《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由此可见，退休者免缴费规则由最低缴费年限和法定退休年龄两项内容所组成。法定退休年龄是由养老保险政策所决定的。2015年，延长退休年龄既成为业已确定的社保政策，点燃了舆论的反对之火，而2016年拟议的退休者医保缴费新政无异于火上浇油。
医保缴费年限则是城镇职工医保的最重要游戏规则之一。年限的确定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而究竟是哪一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基本上取决于医保统筹层次。医保统筹层次太低，是另一个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由于统筹层次全国没有统一，医保行政管理必定出现碎片型地方化的格局，就本文而言，其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导致最低医保缴费年限的规定五花八门。除省际差别之外，在同一个省内，不仅不同统筹地区有差别，而且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参保人员也有差别，从15年到30年不等。
除了时间长短有差别之外，关于缴费年限的解释也出现了地方差异，即缴费年限究竟是累计计算还是必须连续计算？《社会保险法》规定缴费年限为累计计算，这意味着参保者因故（如工作变动、非自愿性失业、学习进修、搬迁等）而中断参保，不影响其最低缴费年限的计算。可是，在实践中，许多地方执行的是“连续参保”的政策，即参保者如果因故断保，则必须将断保期间的参保费予以补缴，方能享受其退休后的医保待遇。由于补缴费的规则细节上又有差别，从而导致退休者免缴费规则本身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地方差异。
这些看起来琐碎的规则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对城镇职工医保乃至整个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运行，都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
城镇职工基本医保面临老龄化危机
退休者免缴费首当其冲的后果，就是城镇职工医保参保者的老龄化及其对医保基金可能产生的支付压力。众所周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这一大趋势必定会转化为城镇职工医保参保者的老龄化。退休者免缴费的游戏规则，加上针对住院服务的医保给付水平的提高，必定会为医保基金的支付增添额外压力。中国学者就此展开过不少研究。共识性的结论是：随着参保者的老龄化，缴费人群的规模相对变小，而高给付受益人群的规模相对增大，最终导致医保老龄化危机。
城镇职工医保的职退比（即缴费的职工与免缴费的退休者之比，又称“负担比”、“赡养比”），可以反映其老龄化的演变趋势。在城镇职工医保试点之初，职退比都在10以上，尤其是在1995年，职退比达到16.2的高点，即每一位退休者有16.2位在职者为其承担医保缴费之责。退休者免缴费规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出来的。可是短短五年，职退比就大幅度下降，到21世纪来临，已经猛降到3.0上下的水平，并在此水平维持了十多年光景。到2014年，职退比下降到2.9。
可以说，自1998年“城镇职工医保”在全国正式推开之后，城镇职工医保老龄化危机就面临着随时引爆的危险。当然，过去的20年间，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每年都有当期结余，因此累计结余逐年积累，其总额已经达到了9449.8亿元的高水平，城镇职工医保在全国和省级范围内还没有出现支付危机。但这并不表明这一危机不存在，也不表明这一危机不会在未来爆发。城镇职工医保体系老龄化危机之所以尚未爆发，缘于诸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可以断言，退休者免缴费政策的客观效果是给城镇职工医保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只不过这一炸弹的引线过多，且相互缠绕在一起，无论通过何种精算分析，都无法判断出其引爆的准确时间。但是，如果不修改游戏规则，这一定时炸弹早晚会引爆，这是确定无疑的。
医保跨地区转移接续遭遇鸿沟
除了埋下老龄化危机的定时炸弹引信之外，退休者免缴费规则还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其中，最为严重的一大负面后果，就是参保者跨地区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由此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就业者跨地区流动以及退休者在长期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地之外的地区居住生活（可简称为“跨地区退休”），可谓人生常态，但其社保关系的转移接续一直是一个难解之题，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尤为困难。实质性问题在于参保者在搬迁前地区统筹基金的待遇能否在搬迁后地区得到承认。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绝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更不是技术性的联网问题，而是医保碎片化所引致的地区间制度失调的问题。
具体而言，难点有四：（1）转入地与转出地的基金平衡难以解决；（2）医保缴费年限互认以及折算办法缺失；（3）关系转接、缴费转接和待遇转接发展不同步；（4）不同地区间医保经办机构的沟通成本高昂。在这四个难点中，至少有两个与退休者免缴费规则有关。转入地与转出地的基金平衡问题，根源在于医保缴费年限规则，即搬迁者在不同地方的实际缴费年限如果不同，会给缴费年份少且高龄居住的地区带来沉重的医保支付压力。不少人年轻时在发达地区就业，进入中年甚至老年之后回归不太发达的故里，这一问题的存在，会给经济不发达地区带来更多的医保支付压力，从而导致社会不公平。
由于各地医保缴费年限的规定差别很大，因此在转移接续时如何互认以及如何折算、如何补缴等，成为新障碍。很多地方对所谓“最低实际缴费年限”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但这种规定不仅显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举，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医保的碎片化。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转移接续更多地发生在医保缴费年限差别不大的省内，而省际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则困难重重，更不要说医保关系的“全国漫游”了。
综上所述，退休者免缴费规则不仅为城镇职工医保植入了老龄化危机的引信，而且还造成了整个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失调。因此，这一规则必须改革。
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从社会医疗保险到准全民公费医疗
1.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框架。如何改革呢？很多专家主张医保应该采用现收现付制度，其核心原则在于，不管是就职期间还是退休以后，只要参加保险并缴费就享有当期的医保待遇，不缴费就意味着未参加保险，也就无法享受医保待遇，简称“即投即保、不投不保”。
实际上，在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中，城乡居民医保就实行现收现付的制度。然而，可商榷的是如何将城镇职工医保现行的代际风险转移制度转型为现收现付的制度。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实行退休者缴费，这也是已经显示出来的政府偏好。这一办法并未改变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既有的制度结构，呈现出渐进式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特征。但这一方面必定会激发民意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也会引致新的制度设计问题和行政成本问题。诸如，退休者缴费的基数和费率如何测定、退休者缴费的来源以及作为退休者缴费来源之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如何调整给付水平和结构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渐进式改革与其说体现了审慎性，不如说彰显了保守性，或零敲碎打式打补丁的改革特征。实际上，无论从公平还是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有必要打破路径依赖，走制度创新的新路，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即从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转型为准全民公费医疗。从专业角度来看，将新体制称为“全民健康保险”也未尝不可。
对新体制的制度架构陈述如下。
（1）目标定位：面向所有国民，无论老幼、性别和身份；
（2）筹资机制：所有参保者缴纳定额年参保费，而政府为所有参保者提供定额年医保补贴。在新制度实施的初始阶段，个人参保费可设定为200元，政府补贴费可确定为1000元。个人参保费和政府补贴费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数化。现行医疗救助制度的受益者免缴个人参保费，其个人参保费由政府财政支付。
（3）给付结构：现行城镇职工医保的给付标准和待遇适用于所有参保者。
（4）行政管理：国家设立全民健保总局或公费医疗总局，并在各省设立独立的公立法人医疗保障中心，负责筹资和支付。
2.建立准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新体制的名称之所以有一个“准”字，缘于其与全民公费医疗模式有一定的差别。准全民公费医疗的建立，从小的范围来说，意味着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从地方化、碎片化的多元付费者体系转型为集中化、一体化的单一付费者体系；从大的范围来说，意味着中国走上了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ate）的重建之路。
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亟待转型的今天，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大转型恰逢其时，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实施准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化解原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中退休者免缴费规则所引发的所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当延退新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又引发准全民不满的大背景下，适时推出准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社会戾气即便不会消散殆尽，也会大为舒缓。其次，准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的实施，可以一劳永逸地克服既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碎片化弊端，解决包括社会不公平、转移接续难、统筹层次低等在内的诸多问题。再次，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大转型可以为当今中国政府力推的供给侧改革助燃，即全国企业可减去6%-9%的医保缴费负担。与此同时，就业者可免去每年近千元的医保个人缴费，可增加其当期的消费购买力。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以当今中国最为薄弱且最为缺乏的普惠型福利模式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是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战略之举。适度发展普惠型的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从长远来看，重建福利国家的工作，应该列入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经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福利制度，这是一种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制度，尽管其福利给付水平较低。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经济制度逐渐瓦解，原有的社会安全网随之破裂。在过去的30多年，尽管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上了公共政策的议事日程，但长期以来一直从属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没有成为政府施政的重心，社会政策也没有成为独立的公共政策部类。近年来，尽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的格局有所改观，以居民为目标人群的多种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快速发展。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都还缺乏一种重建“福利国家”的意识。事实上，“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社会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正如交通、通讯等物质性基础设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一样，都是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无需赘言，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宜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但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大大滞后的。其中，普惠型福利又是最不发达的，亟待增强。因此，在医保领域引入普惠型福利的制度安排，利远大于弊。
当然，建立准全民公费医疗不仅需要重建福利国家的社会共识，也需要政府的政治决断力。毕竟，这一新制度的建立，需要政府在医疗领域新增财政支出，但新增部分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上仅在5%-8%这一区间。尽管如此，这依然需要政府对公共财政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从而将政府预算内支出的重心转移到民生领域。
契约社会 篇7
关键词：公意,道德,义务
最著名的书, 人们不是都最懂。《社会契约论》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一问世便遭群起攻击, 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 人们才开始予它热情的肯定和赞誉。不过, 正如其他同类情况的书, 《社会契约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人们把它当作一件工具来阅读。为了使一个文本真的对我们说话, 需要一个条件——即我们有问题向它提出。这也许也适合于《社会契约论》的情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否仅限于提出问题、揭露矛盾, 并且把政治当作一个有待认识和研究的问题来思考呢?从这个角度探讨《社会契约论》, 就是要在寻找它所给出的答案之前, 认识它所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现象开始说起。人们往往把《社会契约论》简缩为第1卷和第2卷前六章, 仿佛卢梭的真正理论就结束在对法律的述上面, 也就是著作的前四分之一篇幅上面。而后面的部分作为周边命题的系列论述, 它涉及包括立法者、政府、议员或代表, 以及公民宗教。某些人认为, 有些篇章 (论公民宗教) 纯属于附加部分。但事实上, 假设《社会契约论》是一个整体基础, 我们的理解难道不会更加丰富吗?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把《社会契约论》的提纲当作一个思考进程, 而不是一个资料统计。那么我们就能发现, 文本所探询的恰恰就是政治的原动力问题。
卢梭在第1卷第一章提出如下问题:如何使公民状态合法化?他声称“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第6章, 他用自己的语汇表达了“如何建立一个尊重自由的联合?”, 并且说“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乍看之下, 这一宣称仿佛就是最终的公告。由此, 人们只能把接下来的篇章看作这一重大结论的必然后续, 也就是一些次要的补充内容。卢梭从政治体的建制开始, 陈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系列命题和原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一般人看来, 这一结论没有为卢梭思考提供一个提问向度, 反而成了他的最终定论。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他真正想说的?
在《社会契约论》的中间章节 (第2卷第12章) , 卢梭区分了不同形式的法律:政治法构、民法、刑法。接着卢梭写道:“在这三种法律之外, 还要加上一个第四种, 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 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 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精神, 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 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这就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地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尽管他好像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章, 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 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卢梭在此讲的是立法者, 而且他一上来就说自己既不是君王也不是立法者;卢梭指明立法者以制定“个别的规章”来处理这第四个法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 人们往往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卢梭的宣告, 认为《社会契约论》只关注政治法。相反, 如果我们注意到, 卢梭在事实上就像立法者们一们始终“秘密”关注着第四个法律, 即风尚、习俗和舆论, 那么我们将会对《社会契约论》有更深入的整体理解。第2卷前七章展开论述了公意的理论, 后五章则分析了公意如何才有可能建立。
①公意是绝对的主权, 不受任何保障, 哪怕是社会契约的保障。公意自我建制, 并不断更新。②公意并不与公民的意志分裂, 在每个公民心里, 公意甚至就是公民的意志, 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 彼此之间的义务感作为公意之声传到每个公民心中的必要前提, 必须不断得到确定。否则公意就无法形成,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由此, 在卢梭看来, 义务具有三重涵义。它是道德责任, 在这一方面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意识负责。义务又体现了理性的自然权利, 它是一种政治的权利关系, 即主权主体的关系。第三层意思, 义务是一种情感, 通过这种情感, 政治体成员达成共识, 尊重法律。如果义务的这三重涵义都能得到实现, 那么人就成了神, 人类的普遍社会就卓有成效, 而政治建制则不再起作用。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义务感无非就是“社会性的感情”, 需要被唤醒, 被刺激。为此, 使用理性并不足够。重要的是要激发起风尚、习俗和舆论。舆论是政治的真正纽带。
认识舆论在卢梭政治哲学里的中心地位, 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契约论》的深刻统一性。主权人民如公意那般行事, 公意则如法律那般自我表达, 并如公共权力那般得到遵守。第4卷第7章提供了一种三元形态的解释:“正如公意的宣告是由法律来体现的, 同样的, 公共判断的宣告就是由监察官制来体现的。公共舆论就是一种法律, 监察官就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并且监察也照君主的前例那样, 是只能应用于个别的情况的。”公共舆论介于公意和公共权力之间, 成为第三个决策机构, 并同时兼具前两者的特点。正如公意, 公共舆论根据公共利益决定该与不该。在这层意思上, 公共舆论成了一种法律。但这种裁决从接受者角度来看, 只应用于个别情况, 因此公共舆论就是一种政令。前一个特点说明它与主权有关, 后一个特点则说明它只有通过执法者的介入才有可能发挥效果。公共舆论促使, 但不强迫。公共舆论的所有效用都体现在它的宣告上面。我们不能将带有强制意味的刑法与之混为一谈。我们还注意到, 监察官在修正风尚方面的作用, 与立法者在建制风尚方面的作用正相对称。卢梭在《致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长篇讨论了这个问题。此处卢梭仅用简短的篇幅加以说明, 也表明了他一点也不相信这种“监察官的法庭”。卢梭用“论公民宗教”章节替换了这方面的阐述, 显然是想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
《论公民宗教》原本不在卢梭的写作计划之中, 是在最后的时候才补写进去的。尽管如此, 这一章却不失为《社会契约论》的真正结论。让我们用上文揭示的观点来检查它的结构。与最初的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是舆论的某种神学—政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宗教权威是社会的纽带, 并保证了义务感。最初的政治宗教自然地呈现为多神论。“完善的”社会发展了理性。原先的神政形式不再可能存在。神圣感变得复杂了。信仰自由必须得到承认。理性的自然权利的最初摸索要求我们“对待其他人类, 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基督教以相反的角度对此作出阐释。一方面, “福音书宗教”, 亦即“自然的宗教”与理性的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普遍社会正相对应。这一宗教并不关注政治建制和公民义务, 因为对它而言, 政治建制毫无作用。另一方面, “牧师的基督教”, 也就是说建制社会的基督教, 政治的荒谬表现, 因为它造成了两种义务、两种权威 (国家和教会) 的竞争。全人类的普遍社会并不存在。单纯的理性并不引导人类, 我们生活在政治建制的社会之中:义务感要求得到巩固, 以使公意之声能够言说, 每个公民都能听见。因此, 公民的建制必须包含某个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目的在于建立“社会性的感情”, 在于保障义务得到尊重。公民宗教的学说将严格遵照这一职能来定义。
萨瓦亚牧师在《信仰告白》中说道:“我的孩子, 使你的魂灵长久保持这种企望上帝存在的心态吧, 你永远不要对他起疑。不管你宣称信奉哪一种宗教, 总要想到宗教的真正义务独立于人的制度的, 想到一颗正直的心才是上帝的真正殿堂……想到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免除了人的道德义务, 想到这些才是真正本质的东西, 想到内在的虔敬才是这些义务中至关紧要的, 想到缺乏信仰便会有真正道德。”这就是每个必须信奉的公民宗教。它否决了任何对外部权威的依赖与屈从, 不仅是对传统宗教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承罪”主体, 实现了责任的转换。于是公意实现的问题就不再于人类社会之外, 而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了。义务感提供了人类社会建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社会契约论》的法哲学透视 篇8
(一) 《社会契约论》中的法律思想
第一, 关于法的分类。在《社会契约论》中, 卢梭把法律分为四种:政治法、民法、刑法以及他认为最重要的风尚、习俗和舆论。第二, 关于法的本质。在《社会契约论》中, 卢梭认为法是主权者之行为, 公意之宣告。这个论断包含三层含义:法是主权者之行为;法是公意之宣告;法律的对象具有普遍性。第三, 关于法治思想。卢梭十分崇尚依法治国的原则, 在他看来, 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官员而是法律。
(二) 关于法的分类的法哲学思考
在对刑法的思考中, 卢梭反对严厉的惩罚而主张对公民实行守法教育, 但是他并不反对死刑。卢梭这种主张轻刑、反对重刑但又不反对死刑的刑法和刑罚思想富有辨证色彩。
卢梭将风尚、习俗和舆论也视为法的种类之一, 尽管这种法律无法写成条文, 但卢梭对它讲的最多, 也最深刻。并且他认为人们长期形成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意识比法律本身更加重要。从法哲学角度出发, 卢梭强调权利义务观念比法律本身更重要的具有合理性。再从法哲学的角度看看法律意识和法律本身的关系, 法律意识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是一种社会意识, 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法律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对于法律本身具有巨大的指引作用, 它可以影响法律的制定以及法律的实施效果。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决定人们法律信仰的强弱。法律信仰的强弱深刻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法治程度与法制进程。
(三) 关于法的本质的法哲学思考
在卢梭看来, 法律首先要关注的是公意, 而不是君主或贵族的利益, 也不是某一个政治派别的利益。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很多人看来, 法代表统治阶级意志, 实际上, 法应该超脱于统治阶级意志, 置于国家之上, 成为一种超然的信仰, 代表整个人类的正义与自由。卢梭关于法的本质的观点, 契合了这一点。
法的本质的外延, 包括法的对象,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了法的对象问题。他认为法的对象具有普遍性, 法律的对象只能考虑涉及人民公共利益的国家以及各种抽象的行为, 而不能是个别的人或个别的行为, 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哲学理念。
(四) 关于法治思想的法哲学思考
法治思想也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必然逻辑结果。卢梭的法治思想包含以下几层法哲学内涵:一是法律至上性。因为主权是至高无上, 神圣不可侵犯的, 作为主权者的意志表述, 法也具有至上性。二是依法治国。卢梭认为政官只不过是主权者的公仆, 法律的奴隶,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 依照法办事。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认为, 君主首先是国家的成员, 一国的公民, 他不具有超乎法律的任何特权。
二、对《社会契约论》中法律思想局限性的法哲学批判
(一) 过分强调公意
卢梭认为是人民让渡其全部权利组成国家, 再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范围, 这实际上将人权置于消极的境地。一般来讲, 法律中自由的含义是“法不禁止即是自由”, 而卢梭的这种理论恰恰相反致使人权的范围大大缩小, 极不利于人权保护。此外,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 而忽视了个人的权益。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完全纳入到共同体中去, 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 这样的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 他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 忽视了个体保护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的作用。
(二) 代表公意的法不一定是良法
良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正义是法的本质与终极目标, 良法就是正义之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推崇代表公意的民主的法, 但是, 民主的法不一定是良法。因为公意也可能导致错误。例如一个国家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一项旨在侵略另一个国家的法律, 这项法律就是不公正的。纳粹德国的历史已足以说明一切。
(三) 直接民主的弊端
在《社会契约论》中, 卢梭将人民直投即直接民主作为完善法制的重要条件。这种制度只适宜于“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 并且还容易导致法律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在人民直投制度下, 只要主权者认为法律不适当, 就可以“千百次地废除他们”, 主权者甚至可以用立法来限制、改变和废除某一违反法律的政府, 这就使国家法律和政府变得极不稳定, 人民的自由与权利也因而失去了必要的法律保障。而且这也表明, 人民的意志或曰公意高于法律, 人民可以根据公意随意修改甚至否定法律, 破坏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
参考文献
[1]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1]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
[2]美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美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思想 篇9
一、缔结社会契约的原因
对于缔结社会契约的原因, 霍布斯认为这源于人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恐惧, 渴求建立一种和平安全的政治社会。霍布斯认为人类本性中存在两种最基本的激情:欲望和嫌恶。人类在本性上总是欲求对自己有利的, 逃避对自己有害的。人生的“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发展”[1]。因此, 霍布斯认为人类本性即“永无休止的权势欲”。
在自然状态中, 人们的自然权利都是相同的, 即“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生命的自由”[2], 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没有法律及其他任何公共权威存在, 人们可以自由追逐有利于自己的一切, 人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大致相等, 人们也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获得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权势, 而物质产品相对匮乏, 每个人在自由追逐权势时必然和他人发生冲突, 自我保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发制人, 这样每个人都卷入了对权势的争斗之中, 这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形成, “相互的恐惧就会使我们相信, 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状态中摆脱出来, 寻求联盟”[3]“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 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4]通过社会契约摆脱这种战争状态。
二、社会契约的缔结
由于人类具有自我保存的天性, 会理性地要求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 由此理性地形成了某些一般原则, “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指令, 它为了最持久的保存生命的可能, 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5]这种自然法的第一法则就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 利用一切可能办法来保卫自己。第二法则, 即每个人都应放弃自然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要求, 且当每个人要求他人满足自己的自由权利时, 也必须满足他人提出的同等要求。
缔结契约的人们让渡出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 即所谓的契约的缔结, 并且“一个人不论在哪一种方式之下捐弃或让出其权利之后, 就谓之有义务或受约束不得妨害接受他所捐弃或允诺让出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6]人们应力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就引出第三法则:遵守和履行所订立契约。“这种契约所以有约束力, 并不是在于其本质, 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7]然而霍布斯认为“没有武力, 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8]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具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公共权力来震慑所有人, 才能使人们平等履行契约。“在正义与不义等名称出现之前, 必须先有某种强制权力存在”[9]要形成这种公共权力“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10]
人们在订立契约之后所保留的就是与自我保存、生命安全相关的基本权利, “人们也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保留某些权利, 如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11]除此之外, 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在公共权力所代表的统一人格控制下履行责任和义务。而代表着人们统一人格的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也就成了他们统一人格的代理人。当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人在相互同意基础上让渡出权利并交付给某个人或某个多人组成的集体, 形成某种统一的人格, 公共权威得以确立, 从而可以使人们成功摆脱自然状态, 这些统一于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成了国家,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12]。
霍布斯将国家分为三种形式:君主国家、民主国家和贵族国家。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形式。“最绝对的君主制对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条件。”[13]主权者没有与臣民缔约, 不受契约约束。同时, 臣民不能反对主权者。“已经按约建立一个国家的人, 由于受信约束缚必须承认某一个人的行为与裁断, 按照法律, 不得到这人的允许便不能在自己之间订立新契约, 在任何事物方面服从另一个人。”[14]因而契约一旦形成, 国家一旦形成, 臣民就应当完全服从主权者, 主权者在行使臣民赋予其权力时就拥有了绝对自由。霍布斯不仅给予主权者使用权力的绝对自由, 也赋予其绝对权力, “也就是说他 (它) 拥有主权或绝对权力, 这种权力只受国家力量限制, 而不受别的东西限制。”[15]
三、对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的分析
(一) 人性论基础
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源于其关于人性及由此而推出的“自然状态”的假设, 正如黑格尔所说“在霍布斯的学说里, 至少存在这样一个特点, 即在人性、人的欲求、嗜好等等的基础上设定了国家的本性和机体。”[16]因而人性论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许这种人性论和自然状态的假设性前提是毫无历史根据的, 就连霍布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时代和这种战争状态从未存在过, 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状况”[17]但是, 这种假设性前提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并不会影响到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逻辑和价值。对此, 斯特劳斯指出“霍布斯不是在描绘一个真实的历史, 而是在把握一个典型的历史”, 从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出发, 从人的本性, 由人自身的能力自然地推出社会是人类运动的必然结果, 人类有能力创造和控制这个社会。[18]
霍布斯的人性论表现出强烈个人主义色彩, 他指出人在单纯自然状态下不受任何约束, 是生而自由平等的, 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大致相等;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在于保全生命;认为人为了保全生命而欲求的一切利益对其自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因此, 霍布斯的人性论体现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也充斥于整个社会契约过程中, 霍布斯终将社会契约视为个人在自然理性指引下能动的自愿的行为, 是一切人相互缔约才缔结了国家, 国家的主权是从个体中转让过来的, 而不是源于神授或天授, 国家的目的也在于保护臣民生命的安全与舒适, 国家成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某种工具性手段。
(二) 主权君主
霍布斯将个人安全和生命视为首要, 将国家本质视为“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 对内谋求和平, 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19]霍布斯实际上确立的是一种开明君主专制国家, 君主尽管集各种大权于一身, 但因为他代表人民的人格和意志, 因而不会做出有背于臣民利益的事情。霍布斯充分论证了只有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统一, 才能抵御外敌, 保卫和平, 这也充分体现了霍布斯对国家主权的重视, 但霍布斯认为只有主权者永恒存在, 才能永久地维持和平状态。于是霍布斯赋予了主权者能够使其自身永恒存在的权力—选择自身继承人的继承权, 然而正是由于这一权力的赋予引起了多数人的反对。霍布斯之所以意图使主权者能够永恒存在, 也是害怕这种绝对主权有所松懈或中断, 就会使各种纷争重新爆发, 社会重新陷入战争状态之中。
总的来说, 霍布斯敏锐地洞察到了时代的气息, 其社会契约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社会中的自私自利的人性以及这一社会对稳定和平的市场环境的欲求, 但由于其夸大了人性论基础的适用性、过分恐惧战争和动乱带来的不幸、过于恐惧权势竞争中存在的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力量, 孤注一掷地求助于一个绝对的主权君主来保障和平与安全, 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得出了君主专制的结论。然而我们发现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也存在可取之处, 他将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中心, 强调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充分肯定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全面而彻底地摒弃了神权和教权对政治的干预, 已初步为人们展现出了近代国家和社会的模型。
摘要：结合霍布斯的人性论、自然状态和国家学说, 本文论述了其社会契约思想。霍布斯强调个人的自然权利, 却最终推演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绝对主权者。研究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政治哲学精髓。
关键词：霍布斯,人性论,自然状态,社会契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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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霍布斯:《论公民》, 应星、冯克利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10, 13页。
[16][德]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160页。
社会隐性契约视角下财务治理分析 篇10
在社会隐性契约中主要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反映在政府的强制性法律制度以及企业的道德只度对社会的影响。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是提供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或满足不了的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等的竞争条件:第二, 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建立科技基础研究, 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第三, 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 完善社会保障事业,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第四,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使市场主体能够依据政策、信息自主决策:第五,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 缓解和化解利益失衡情况, 使公民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建立新的和谐机制。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主要表现在: (1) 企业改革与环境以来之间的冲突。企业改革需要政府的支持与配合, 但又不免陷入怪圈, 即干预多了企业有成为政府的附属物。 (2) 企业纳税与政府政策的冲突。企业纳税筹划的原则与方式有许多, 涉及企业的现金流量、股利政策以及财务战略等许多问题, 但向政府交税又是必需的, 两者不免会有摩擦与冲突。 (3) 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风险。政府的行为与政策对企业来讲, 照样会有风险, 特别是敢于国有企业过多的话, 影响企业进一步的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也只能使一小部分企业受益, 但破坏的却是市场的秩序。下面企业纳税与政府政策之间收益矩阵来简要分析他们之间的静态博弈关系, 其重复博弈模型类似于企业与员工重复博弈模型。 (见表1)
表1的博弈矩阵分析:R为企业正常经营正常纳税后收入, T为政府在正常情况下税收收入, B为企业偷漏税额外收入, A为政府在企业偷漏税没有进行惩罚 (也就是没有发现) 时损失税额, C为发现企业偷漏税时政府对企业的罚款收入, D为政府为了查处企业所付出的成本, 也就是说, 只要政府选择惩罚就要付出成本。从收益矩阵可以看出, 企业只有在R+B-C<R, 政府在T+C-D>T时, 企业才会更少的偷漏税, 政府才会更有动力去查处偷漏税企业。这里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但是, 由于政府和企业会随机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 则该博弈可以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假设政府分别以r和l-r的概率选择惩罚和不惩罚:企业分别以θ和1-θ的概率选择偷漏税和不偷漏税。根据博弈论, 政府选择惩罚的概率一定要使企业选择偷漏税和不偷漏税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
经营者选择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概率一定要使股东选择监督的期望与选择不监。督的期望相等, 即
根据 (1) 和 (2) 可以得出:
由于所以上述博弈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是政府以r·的概率选择惩罚, 企业以的概率选泽偷漏税。政府选择惩罚的概率受到C和B的影响, 如果C越小, 而B越大, 即政府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处罚越少, 企业所得的收益越大, 那么企业选择偷漏税的可能性越大, 致使政府不得不选择惩罚策略:如果C越大, 而B越小, 那么政府选择惩罚的概率将降低。企业选择偷漏税的概率则受到A、C和D的影响, 如果D越大, 而A和C越小, 即企业偷漏税的可能性越大, 但政府也会倾向于选择惩罚策略, 因T+C-D>T, 所以企业选择不偷漏税的概率就会加大;但是如果D减小, 而A+C增大的话, 那么企业选择偷漏税的概率就会降低。如果政府的惩罚概率r<r·, 则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偷漏税:如果r>r·, 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偷漏税;如果r=r·, 则企业可以随机选择两种策略。如果企业选择以偷漏税的概率θ<θ., 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惩罚:如果θ>θ., 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惩罚;如果θ=θ., 则政府可以随机选择。
二、完善财务治理机制的对策
在企业实际运营中加强对人力资本、融资结构、企业整体绩效等激励状况以及监督、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信用评级体系、信息披露有效性等监控状况相关指标的科学构筑与管理, 发挥其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相关人员通过分析企业激励监控各个方面更好的了解评判一个企业。针对本文契约各方博弈分析, 各企业应加大改进力度, 包括:
(一) 强化和改进财务决策机制
财务决策机制作为财务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重大财务行为的引导和规范机制。财务决策机制主要是基于股权契约来决定的, 因为股权契约一旦形成, 那么决策主体也得以产生, 包括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等获得相应决策权, 所以完善财务决策机制就应从股权契约角度出发, 首先应对各决策层的权利和责任的划分, 充分发挥中小股东和基层员工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作用:其次是应正确区分各种财务决策的类型, 并在集体决策基础上强化个人权责以提高财务决策的效率。
(二) 健全和完善财务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
财务激励机制是现代公司治理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又是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报酬契约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财务激励机制, 而股权契约、债权契约和社会隐性契约是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控机制, 基于企业契约对财务监控激励机制的完善措施具体包括:
1、改进财务内部监控激励机制。
(1) 加强监控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一是激发监控者参与监控的动机, 这里的监控参与者主要由股权契约中的股东和报酬契约中的员工组成, 他们具有相当的参与监控的动机。但仅有这个还不够, 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 如将其报酬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 来进一步激发监控着参与监控的动机, 因此针对董事和监事制定切实可行的激励手段成为必要。另外, 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员工最好是那些对公司有长期打算, 且在企业工作了较长年限的员工, 他们最可能把企业当做家。二是加强监控者的监控能力。监控着自身要努力学习业务, 钻研管理技术和方法, 掌握作为董事、监事应具备的知识。企业和社会也要有组织地对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们进行与行使自己职责的相关知识教育。事实上, 这己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2) 报酬契约中经营者与员工的业绩评价必须与其报酬计划紧密结合。完整的业绩评价系统包括指标设计、目标值确定、实际业绩取数和报酬计划设计, 作为业绩评价系统的关键环节之一, 经营者与员工的报酬计划应在经营者与员工聘任之前, 作为业绩评价方案的一个环节加以考虑。在报酬计划所带来的物质激励以外, 经营者与员工的激励机制是多方面的, 如经营者对于权力、成就感会有更强的追求动机, 出色的工作成绩同样能迅速提升其人力资本价值等。但经营者的工作是非程序化的, 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 关键利益相关者很难准确的定义经营者工作应完成的目标, 这为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契机, 经营者可能有决策失误或者利己行为而损害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种目标不一致以及由此带来的危害要求将经营者报酬与业绩评价结果密切联系起来, 由于业绩评价指标反映了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将考评结果与经营者个人利益挂钩是促进目标一致的有效激励手段。为了更有效地激励约束经营者行为, 经营者报酬要具有多元化和激励性的特征。所谓多元化是指经营者报酬中常常包括固定收入〈如固定工资) , 也包括不固定或风险收入 (如奖金、股票等) , 既含有现期收入, 也含有远期收入〈如股票期权、退休金计划等〉。所谓激励性, 是指风险收入在整个报酬数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 改进公司治理的组织和制度设置。要加强监控者对公司管理行为的了解, 提高其评判信息和作出判断的独立性以及增加调控管理行为的手段, 还必须从公司治理的组织模式和制度设置上得到保证。一是在组织设置上赋予监事会直接调节经营者行为的能力和手段。二是确定董事和监事能定期获得公司信息的报告制度, 明确公司管理控制系统中的哪些信息可以被董事和监事查阅。三是增强董事会监控工作的独立性, 防止董事会被执行董事操纵。四是增加监事会监控工作的独立性。监事的聘用以及员工监事在公司的报酬与聘用等应得到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批准。 (4) 完善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提高公司内部监控效果的重要途径就是努力提高被监控的管理行为的可规划度、可观察度和结果的可测量度, 从而改进监控者进行事前监控、行为监控和结果控制的能力。内部管理控制系统不完善的企业是难以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机制的, 在这样的企业里, 通常很难对公司记录的全面性和真实性进行检查, 更难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监控。因此, 要在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机制, 必须搞好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 建立一个完善的、全面的内部管理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标准、计划、方案的记录及其执行情况和财务统计结果等。完善的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本身也体现了公司管理水平的好坏, 它是监控者及时了解公司管理情况的信息来源。
2、建立和完善财务外部监控激励机制。
契约社会 篇11
关 键 词： 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心理契约；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4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5-0060-02
企业新员工通常是指刚入职的员工，本文将其界定为进入企业工作2年以内的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需要员工和组织长期的互动。新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将组织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不断内化， 与组织建立和谐的关系，进而融入和适应组织。新员工心理契约作为联系新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纽带， 在组织中是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现有的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出的，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我国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之间的关系， 就需要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研究我国新员工社会化和心理契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新员工更好地进行社会化， 和组织建立良好的心理契约，并减少新员工的适应期和离职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Schein认为组织社会化是将社会化的概念引入组织，进而研究员工如何能更快地适应组织。组织社会化是指个体为了适应其所在组织的价值体系、组织目标和行为规范，而调整自己态度、行为不断融入组织的过程。组织社会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内容和结构上。Schein指出， 组织社会化内容包括有关组织的信息和员工在组织中的基本责任。Fisher认为组织社会化内容包括：学习有关组织知识、学习如何在团体中发挥作用、学习有关工作知识和个人学习。实证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Chao等人提出了组织社会化内容的六维结构；Taormina提出组织社会化内容包括接受培训、组织理解、同事支持、未来期望四个方面；Haueter等人提出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学习内容应从组织、群体和任务三个层面来分析。
“心理工作契约”被阿吉里斯（1960）用来描述员工与组织的关系， 目前普遍认为心理契约是雇用双方的心理约定，雇佣双方不成文的相互责任是心理约定的核心。心理契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契约结构和内容上。Rousseau& Parks（1993）提出心理契约可以分为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两大类；Tsui（1997）通过实证研究也提出心理契约存在交易因素和关系因素；Kickul & Lester（2001）提出心理契约包括内在契约与外在契约两项因素；国内学者陈加洲（2001）认为心理契约包括现实责任和发展责任；杨杰等人（2003）认为心理契约分为本我立场型和组织立场型。
二、组织社会化与心理契约的实证分析
（一）问卷调查的设计及发放
1. 问卷调查的设计。首先使用访谈法和问卷法形成调查的量表，形成了新员工社会化和心理契约的问卷。之后进行问卷的预发放，总共发放问卷50份，回收48份，回收率96%，有效问卷45份，有效率为90%。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其中新员工社会化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性地提取6个公因子，累计可以解释总体变异的60.47%。新员工心理契约的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为0.8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性地提取3个公因子，累计可以解释总体变异的80.56%。量表信度和效度都符合要求。
2. 问卷调查的发放。选取进入企业工作2年以内的毕业生作为被试，调查问卷共发放230份，收回212份，回收率为92.17%，其中有效问卷208份，有效率为98.11%。被试中中小企业占87%，大型企业占13%；民营企业占90.3%，国有企业占9.7%。
（二）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的关系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收集到的有效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2. 调查结果的分析。（1）新员工组织社会化的结构。对回收问卷中新员工组织社会化的32个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结果得到比较清晰的四个因素的结构：一是组织文化社会化。包括了解组织发展历史、组织的价值观等。二是工作胜任社会化。包括掌握工作所需的技能、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等。三是人际关系社会化。主要包括与同事关系融洽、在组织中比较受欢迎等。四是组织政治社会化。包括了解组织中的某些潜规则等。（2）新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对回收问卷的新员工的心理契约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组织对新员工的心理契约支持三因素的模型；新员工对组织的心理契约也支持三因素的模型。根据因子命名的规则，将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契约的三个维度命名为规范责任、人际责任、发展责任；将员工对组织的责任也命名为规范责任、人际责任和发展责任。
3. 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的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契约各个维度与组织社会化的关系。根据文献综述和问卷的初步分析，本文做如下假设：新员工的心理契约对新员工组织的影响显著。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契约与新员工社会化呈正相关；员工对组织的心理契约与新员工的社会化呈正相关。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来考察新员工社会化和心理契约之间的个变量的密切程度，即当一个变量变化时，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程度。本文采用Pearson法，结果见表2。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出：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关系显著相关的假设成立。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1. 结论。新员工组织社会化的维度包括：组织文化社会化、工作胜任社会化、人际关系社会化和组织政治社会化。新员工心理契约包括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契约和员工对组织的心理契约。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契约包括组织对员工的规范责任、人际责任和发展责任；员工对组织的心理契约包括员工对组织的规范责任、人际责任和发展责任。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对新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心理契约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支持心理契约和新员工组织社会化的相关性显著。
2. 建议。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员工的社会化并构建合理的心理契约，从组织和员工角度来讲应该积极进行信息的搜集和反馈，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应该做好相应的培训（比如新员工导向的培训），重视和员工关系的维持，为新员工提供技能和角色行为的指导，帮助新员工减少入职的压力等。组织应该重视新员工导向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帮助员工建立导师关系，使其更好地进行组织社会化，与组织建立和谐的关系，进而融入和适应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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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社会 篇12
关键词：社会契约,自然状态,自然法,人性,民主政治
一、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思想分析
(一) 人性
霍布斯的人性观具有鲜明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风格。霍布斯以激情作为其论证人性的基础, 激情是决定人们行动的指南。“当这种意向是朝向引起它的某种事物时, 就称为欲望或愿望。”“而当意向避离某种事物时, 一般就称之为嫌恶。”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公共政治权威, 每个人都从自身出发来判断善恶。霍布斯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上, 并没有提出人性善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欲望, 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贪欲。欲望本身并不是罪恶的, 而在于人与人之间彼此欲望的矛盾。“因此, 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 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人与人之间相互相互猜疑、争夺、杀戮。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战争状态。但是人性中也包含有理性的成分, 正是由于理性的存在, 人们之间才能订立契约, 摆脱战争状态, 而进入政治社会。霍布斯的人性观摆脱了以往神学人性观, 重新构建了世俗主义的政治观。对解放人、发展现实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洛克与霍布斯一样并没有提出人性善恶论。在洛克看来, 人性的本质在于追求利益。洛克在《政府论》中进行了详细论述, 个人追求利益是人性中的积极因素。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利益的作用, 但是过分地利益追逐却影响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稳定。“一方面既能够在自然法则和法律的约束下合法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一方面却能够在约束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 (1) 。为了防止人性走向恶化, 就需要对人性进行道德监督和制度约束。洛克的人性观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 有利地抨击了神学政治观和伦理政治观。其对人性的两面性的合理思考, 对西方政治体制有着重要的影响。
卢梭不认可霍布斯的观点, 与霍布斯、洛克不同, 他明确地提出了人性是善的, 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卢梭对人性得出了较为乐观的认识, 即人除了保存自己的欲望之外, 更存在着一种堪以产生‘一切社会美德’的‘怜悯心’, 它犹如人的自爱一样是人的天性” (2) 。“一个人并非仅仅由于他接受了后天的智慧的教训, 才对别人尽他应尽的义务;而是, 只要他不抗拒怜悯心的自然冲动, 他不但永远不会加害于人, 甚至也不会加害于其他任何有感觉的动物, 除非在正当的情况下, 当他自身的保存受到威胁时, 才不得不先爱护自己” (3) 。而现实人之所以走向恶, 在于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 应该归咎于社会和文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从政治入手, 重构契约。
(二) 自然法
霍布斯的自然法思想继承了格劳修斯的看法, 他认为自然法的思想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这种戒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 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 (4) 。与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发展而来抽象的自然法不同, 霍布斯的自然法更为具体、更为实际。他在《利维坦》中提出自然法的内容, 那就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 “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 这是其自然法的基础。由此条自然法从而派生了“契约”、“正义”等自然法。由于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 “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 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这一权利将很有可能导致战争状态, 因此需要自然法的约束和限制。
与霍布斯不同的是, 洛克的自然法是赋予了人广泛的权利。在洛克看来, 人的理性就是自然法, “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他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 也就是自然法,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 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5) 。在自然状态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自然法规定人们享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权利。在自然状态下, “完全自由并不受限制地利用自然法提供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而不存在公共的权威机构, “人人都享有惩罚罪犯和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的权利”。这样自然状态就不稳定不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放弃了这一自然权利, 但其他的如生命、健康等自然权利没有放弃。尤其是财产权, 洛克强调要尊重私有财产。
卢梭的自然法思想更为深刻, “关于这个法则, 我们所能了解得最清楚的就是:它不仅需要受它约束的人能够自觉地服从它, 才能成为法则, 而且还必须是由自然的声音中直接表达出来的, 才能成为自然的法则” (6) 。“‘自然的法则’不仅应该是‘善’的, 而且也应该是‘真’的;也即是说, 它既是应然的, 也是实然的, 是两者的统一”。与洛克不同的是, 卢梭强调人的感觉和感情是自然法, 而不是人的理性。感觉和感情是先于理想而成在的, 自然法的基础是人的自保和怜悯。卢梭更为强调的是自然权利中的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平等的自然权利丧失了, 为了重获这些权利。“每一个人既然把自己交给所有人, 也就不是交给任何人;而人们既然把支配自己的权利交了出来, 也获得了同样的支配所有参加联合的人的权利, 那么也就得到了与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等价的东西, 而又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所有物” (7) 。通过契约建立了公共权威, 而契约的核心内容在于公意。“公意是全体订约人的共同人格, 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 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二、社会契约思想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
(一) 自由
社会契约思想的一大重要作用在于使西方社会从“身份社会”过渡到了“契约社会”。人身依附的观念逐渐淡去,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契约思想。自由契约从社会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政治层面, 人的自由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无论是霍布斯, 还是洛克、卢梭都承认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自由的。洛克认为, “人的自由, 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利的约束, 不处于人们的意志或特权之下”。卢梭更有着精彩的论断, “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只有人都是自由的, 才有可能去订立契约。“就人的意志来说, 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是一般需要、表示好感、有利可图等等, 但是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毕竟是自在的理性, 即自由人格的实在即仅仅在意志中现存的定在的理念” (8) 。人们在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出于对生存和安全的考虑虽然放弃了部分自由, 但是契约却保障和促进了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放弃的自由。所谓“法律之外皆自由”。
宪政中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 与社会契约思想中的自由思想一样, 都强调对公民合法领域中自由的保护。特别重视公民的自主性, 使其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得到自身更好的发展。同时也强调公民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议题选择的自由, 与民主理论紧密相连。
(二) 法治
西方宪政中法治是宪政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宪政的重要手段。社会契约思想有着浓重的法治色彩, 就具体内容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限制权力, 二是建立法治社会。二者的综合作用就是建立有限政府。
契约本身就意味着要求法治, 因为契约是彼此之间做出的承诺, 需要彼此遵守。而法治具有普遍的约束效力, 能够满足契约的需求。自然状态下人们通过社会契约, 将部分让渡出来, 结成公共权力。又从公共权力中得到个人权利, 实现了自然权利向公民权利的过渡。
社会契约思想家们早就认识到权力可能会出现异化, 要求对权力做出限制。对权力限制, 他们设想出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分权, 洛克主张将权力划分为执行权和立法权。另外一种方法则是法治, 自然法是道德自律的价值观念, 缔结的契约则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它不仅要求公民之间遵守契约, 也要求政府在契约的规定之内的范围运行。
就建立法治社会而言, “社会契约理论作为自然法思想在近代的理论产物, 既是一种政治学说, 也是一种法律学说。社会契约论者运用契约论的原理, 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制度规范和控制公共权力的法治方案, 第一次将公共权力的建立及运作纳入到受人民主权规制和公民权利约束的法治轨道上来” (9) 。主权的行使是以公意为基准的, 它是要求是在维护民主的法律秩序上运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 在这种生活中享有着最高的地位。契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最根本的宪法。
三、社会契约论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 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民主在社会主义中有着广泛的含义。社会主义与社会契约论有着相同的主体—人民, 社会契约论中的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参考。民主不仅仅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和一切权利归属于人民的政治资源分配, 更要求我们在政治信念上和政治程序上注重人民的作用和利益。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 但人民并没有放弃自己所有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要给民众带来切身的利益, 确保人民自身合法领域不被政府的公权力所侵害, 确立公域与私域的划分。
(二) 提供了政府改革的思路
现代政治中政府是重要的一环, 政府改革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 需要政府管理的事务和领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民众政治意识的提高, 对政府限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契约思想影响下的宪政模式中政府是“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也就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讲求效率, 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政府赢得民众的信任, 得到人民的委托。
注释
1张雷雷.洛克的自然状态下人性观浅析[J].华章, 2012 (24) :3.
2王春.回顾与前瞻中的人性-卢梭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人性视野[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4 (4) :60.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63.
4张宏生,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107.
5洛克.政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48.
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67.
7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20.
8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