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精选12篇）
社会契约论 篇1
“社会契约论”是以自然法为入口的, 它一般包括人性观、自然状态说和国家起源三个部分。其自诞生以来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它虽然时兴时衰、时行时废, 但是这一学说曾经以非常革命和积极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欧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般公民意识和道德的确立及成长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今天, 我们站在学术的门槛上去评说已往的“社会契约论”, 人们对它的热情赞扬声和激烈批判声仍不绝于耳。因此, 我们反思社会契约论的发展过程, 就是为了搞懂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特征和内容, 把握它的发展脉络, 汲取其精华, 弃废其糟粕, 为建构和完善我国的宪法体制提供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契约论”的起源
马克思曾经断言: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这一观点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伊壁鸠鲁处于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随着古希腊相继臣服于马其顿、古罗马后, 晚期的古希腊人无疑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他们若再停留于趋向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状态, 无异于饮鸩止渴。既然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实现真正的自我, 他们深深地感到只有依靠自己。现实生活催生着新的理论。正如W·塔恩所揭示的, 晚期的古希腊人“首先感到的是, 一个人不再仅仅是他的城邦的一部分;他是一个个体的人, 这样一个人需要新的指导”。这就是伊壁鸠鲁面临的时代课题。因此, 他的任务就是要把个人从整体中分离出来, 从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 追求人的主体人格的尊严, 探究人的本性、人的自由和人的幸福问题。为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伊壁鸠鲁借用“原子”理论的张力, 以形而上的方法宣布了人的自由的本质、国家起源的契约性质。
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说”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 自由、平等、人格尊严是人的本质属性, 原子间不存在此主彼从的隶属关系, 每一个原子在虚空运动是自由自在的。第二, 个人权利先于国家权力。所以, 在伊壁鸠鲁看来, “部分先于整体”, 因此就个人与国家而言, 个人权利先于国家权力, 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来源。第三, 突出人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想。作为社会的人, 活着由原子构造, 死亡是原子消散, 所以人的本性是独立的、自由的。社会契约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的“碰撞”与“排斥”, 目的在于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个体获得新生。
二、“社会契约论”的发展
1. 霍布斯的契约思想。
霍布斯, T. (Thomas Hobbes, 1588~1679) 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 契约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代表作《利维坦》, 他的契约思想主要体现在此作品第一、二部分“论人类”、“论国家”中。在《利维坦》的第一部分“论人类”中, 他指出一切物质都处于运动状态之中, 人的生命不过是四肢的运动而已。作为自然的生物, 人的自然本能首先在于求自保、求生存, 是自私自利的。由于人的利己天性, 一旦人们共同追求的事物不能使人们都可以享用时, 必然互相争斗, “人们必然会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正是由于人的利己天性, 人类在理性的帮助下, 使人订立契约倾向于和平。“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意志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 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力拿出来授予他, 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 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 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认为, 为了增进所有人的和平安全与便利, 为使主权者充分履行其职责, 主权者便应当是至高无上和不受法律约束的, 所以霍布斯主张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 法律不可能是非正义的, 至多只能说法律因违背自然法而变成邪恶的。因而霍布斯在政治制度上主张的乃是一种“开明专制”的政体。不过由于霍布斯在强调其“开明专制”的理论时是以人的平等性为社会学基础的, 所以, 平等、自由、权利等一些思想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已得到较多的阐述。由于霍布斯把国家权力看作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 也是和平、秩序、正义、公正、自由等的根本保证, 所以, 霍布斯设计“社会契约论”的旨趣仍在于维护公民的“安全”。正如“霍布斯……指出……‘既设有统治者, 则必有礼焉, 以定个人 (权利) 之界限, 所以维持公安也’。”
2. 洛克的契约思想。
约翰·洛克 (1632-1704) ,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 契约理论的又一重要代表, 主要著作有《政府论》、《人类理论解放》等。洛克“社会契约论”重点转向了法律中那些能够使法律制度起到保护个人权利作用的因素。洛克假设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平等的、和平的自然状态, 但这种自然状态存在严重缺陷, 因而人类必须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 同其他人协议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 以谋求他们彼此间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 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7]。不过, 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 只是把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 人们依然保存着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 所以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政府的存在不是目的, 只是工具。如果政府不能服务于人们的保存着的自然权利, 则人们就有废除原有契约的权利。洛克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出发, 把政府分为四种, 即民主制、寡头制、君主制和混合政体。洛克的理想是君主立宪制, 属于民主政体的类型。为了对政府权力形成制约, 洛克成为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第一个提出分权学说的人。洛克把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 而实际上洛克论及的权力分立并非三权分立, 而实际主张的仅仅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两种权力的分立。
3. 卢梭的契约思想。
卢梭 (1844-1910) , 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 社会契约论的重要代表之一, 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教育作《爱弥儿》以及晚年完成的《忏悔录》等, 其中《社会契约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是从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出发的, 但他反对霍布斯、洛克等人用自然状态对社会组织所做的一切辩护, 特别是反对为私有制辩护。他描述的是自然的野蛮的社会, 而要对比说明的是文明的现时的社会。卢梭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一派清新纯朴的景象。卢梭认为, 自然人不仅有自我保存的要求和自爱的本性, 而且对自己的同类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 从而使他为自己谋幸福的热情受到限制, 缓和了他的自爱心, 并且有一种自然美德。因此, 卢梭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友好的状态, 是人类的真正青春, 是人世真正的“黄金时代”。
但是, 随着人类的发展, 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 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我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 人们被迫去寻找自由与安全的新出路。经过努力, 人们发现通过放弃自己的生命权利, 以契约的方式让渡给国家是一条好的出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集合体表现了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 这个意志就是“公意”。“公意”即主权, 主权是绝对的, 完全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关于政制, 卢梭主张民主制。卢梭的思想不仅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对美国的联邦党人及其缔造的国家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社会契约论的再生
契约论在18世纪最为盛行, 在19世纪则遇到强烈的反对, 到20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危机又复兴了人们对于价值的追求, 罗尔斯通过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的观察与冷静地反思, 通过进一步概括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并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
1971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 使“社会契约论”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并由此产生出许多的“社会契约论”的变体。在《正义论》中, “正义”被作为正义哲学的主题, 而“正义”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在其晚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 被解释为:“社会的主要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它们是如何融合成为一个世代相传的社会合作之统一体系的”[8]。而只有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是正义的, 这个社会才能是正义的。那么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在哪儿呢?罗尔斯认为, 对于政治思想家来说, 主要问题不仅在于这种正义原则是什么, 而且在于我如何获得这种正义原则, 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所以罗尔斯主张程序正义的观念。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可以高度概括为:在一个假想的“原初状态”下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去找到正义的理想。“原初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这种状态是一种理性状态, 是一种“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原初状态”的人们处于厚厚的“无知之幕”后面, 不知身份、地位, 也不知宗教、哲学, 即每个人对他本人和社会的特殊知识信息一无所知。在此前提下, 人们按契约的方式做出的选择只能是:两个正义原则, 一为自由原则, 二为平等原则。这表明罗尔斯的“社会契约”是发现正义的方法和手段。所以,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是评价性的而非合法化的。并且他的“社会契约”也不是对道德的定义, 而是确认道德的指针。它是一种启发。罗尔斯通过进一步概括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 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 提出了“公正的正义”理论。
四、小结
社会契约论是关于国家和国家权力起源的学说, 它否定神权至上、君权神授, 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进步意义, 并且从一个侧面提示了国家权力的源泉。同时, 契约论还是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石。但笔者认为, 自“社会契约论”诞生二千多年以来, 还有着另一重要意义。即:古代的“社会契约论”是朴素的、非系统的;近代“社会契约论”是系统的、理性的、革命的, 但却是超验的、虚构的;现代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则是程序的、工具的。古代的“社会契约论”和近代“社会契约论”反映的是实质理性, 现代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反映的则是工具理性。“社会契约论”的这种由实质理性向工具理性转换的趋势体现了法律对程序正义的重视。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保障。我们认为, 一国的宪法在形式上往往具有“社会契约”的性质。如果说, 我国的宪法还须进一步完善的话, 那么强调工具理性
社会契约论 篇2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社会契约论》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导师的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开篇写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句话让人产生了无限的共鸣，但同样误导了人们。一生追求自由的卢梭以此开篇可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本意并不在于论证“人生而自由”这一论点，而是力图论证“为什么人生而自由，却在现实中处处受约束”，换句话说，就是“人生而自由却受约束”状况的产生原因及过程。在此文中，我将追寻历史中哲人的思绪，试图重述丝丝入扣的论证过程。在此之前，先来看看这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价值目标。
一、前提背景。
（一）时代背景。思想是时代产物，每个时代的侧重点不同，它所孕育的思想就不同。《社会契约论》一书有其宏大的社会背景，17、18世纪欧洲各国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正是处于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原本微不足道的一群人在经济上强大了起来，这群人也就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当时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是腐朽落寞的君主专制严重制约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资产阶级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政治权力上，力图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新政权，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制度障碍。
（二）价值目标。卢梭认为所有立法都是追求两大主要价值目标：自由和平等。他强调，法律是以人为的力量去纠正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然本性倾向于滥用权力，摧毁平等，而法律的倾向是力求维护平等。①
二、论证的过程。
（一）奴隶制。提起“枷锁”、“自由”等字眼，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奴隶。关于奴隶制，卢梭批判了格劳秀斯的两个观点。
第一，一个人可以通过约定转让自已的自由，全体人民也可以转让他们的自①张恒山：《卢梭与〈社会契约论〉》，人民出版社，第16页。
由从而成为一国的臣民。格劳秀斯的转让自由论，旨在于论证君主专制的统治权的合法性和来源。卢梭与之针锋相对，指出“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就只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
①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人民奉送自己究竟为了什么呢？为了谋求国王的保护
从而自我保存，但是战争中，人民往往充当了炮灰，成为了战争的工具——“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中个人决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是以士兵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②并且，卢梭还说了，国王往往是要依靠人民去养活的，也就是说人民不仅丧失了自由，还交出了财产，这样一来，人民就一无所有了。经过一番论证可以看到，“转让自身自由”的论调显得十分可笑。
第二，批判了格劳秀斯的关于奴役权的来源的观点——“征服者有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但被征服者可以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赎取自己的生命”。对此，卢梭说了，战争只是一个国家以另一个国家为敌，而不是人与人为敌；虽然战争可以产生战胜者的权利，但这要以实现战争的目的为限。“人们有权杀死敌国的保卫者，这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但是，只要他们放下武器而投降，他们就不再是敌人或者是敌人的工具了，因为此时，他们已经又成为自然的单纯的个人了，当然，别人就不再有杀死他们的权利了”③。所以奴役权是没有根据的。
卢梭还说了，既是一个人可以转让自己的自由，也不能转让孩子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有违道德性。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就要做奴隶，另一些人是天生来统治的”，卢梭重新理顺了其中的逻辑思路，认为胜于奴隶制下的人天生不平等，奴隶在枷锁之下，丧失了一切，失去了挣脱枷锁的欲望，习惯甚至喜欢被奴役的状态。
总之，卢梭论证了尚有理智的人民没有必要转让自身给国王，一个人或者国家也没有奴役另一个人的权利。奴隶制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
（二）“约定”的产生。暴力并不产生权利，而我们只是有义务服从那些合法的权力。最强者也不会永远做主人，除非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①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页。（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9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施新州编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化为义务。形成权利的是强力，但是人们并不需要服从所有的强力，只要服从合法的权力。“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只剩下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①
论证“约定”我们要从自然状态说起，卢梭同以往的主张自然法和契约论的思想家们不同，他“否认在政治社会之前有过单个的、相互孤立的人的社会状态”②，认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的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③。卢梭所说的原始社会中，人们自由、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主张自己天然有统治他人的权利。猛烈抨击了格劳秀斯的用奴隶制来论证明人类天生要服从与统治者的观点，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人生而不平等说”，这在上文中已做了论证。
自由平等的原始社会固然美好，然而，在原始状态中的人们在一定时候会遇到种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障碍，仅凭单个人的力量无法克服，只有通过人们结合起来相互协作才能克服，于是社会契约应运而生。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自我保全。“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着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是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有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④。于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都必须服从于共同体。通过契约，人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人格的道德共同体，也就是城邦或称共和国、政治体、国家、主权者、政权，而结合者则称人民、公民、臣民。
（三）主权者和社会状态。有了人民之后，才有主权者。形成共同体之后，人们一方面一个人的身份活动，另一方面，又以主权者的一个成员的身份活动，作为主权者的成员，他只服从自己；作为个人，他要服从共同体整体的主权者。如果个人不服从公意，全体可以强迫他服从。这样一来，人类便有自然状态进入了社会状态，人们的行为被赋予了道德性，正义代替了本能，从而，对人而言，产生了颇多好处。“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①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页。张恒山：《卢梭与〈社会契约论〉》，人民出版社，第38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页。
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是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①。
社会契约论 篇3
关键词 社会契约论；国家；格劳秀士；自然法
关于国家的起源与结构，最有影响的学说有二：一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契约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尽管“社会契约论”之前提假说是子虚乌有的,其逻辑论证的方法也是形而上的,但是,这一学说曾经是非常革命和积极的,并且对西方国家政治产生过深邃的影响。
国家的起源问题，由于它直接涉及国家的本质，牵涉到各个阶级的利益，所以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家，都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种种非科学的解释，有意无意地歪曲国家的起源问题。西塞罗的《共和国》中说道，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形式的暴力。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上）中提到：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
对国家的定义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马克思主义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革的规律，概括了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为国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①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点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它包括3层含义：①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组织。这说明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样，国家也必然伴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彻底消灭而自行消亡。这是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②国家是阶级统治。这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是哪个阶级的政权，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来源于它们的经济统治，而一个阶级的经济统治又必须依靠它的政治统治来维护和巩固，因此国家政权总是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统治是统治阶级的联合力量，是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和力量的表现，一般都是通过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奴隶制国家的本质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制国家的本质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统治。③国家是机器。它形象地指出国家是由许多部件所组成的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国家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有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的能力和有行使这种权力的官吏（干部），有实现这种权力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强制机关，还有供养官吏与强制机关的捐税和国债。这3项构成一种组织力量和物质力量，即特殊的社会权力。
格劳秀士的社会契约论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他认为，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谋求公正，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运用公众的力量，并征得公众的同意，保证每个人使用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让人们能过和平安宁的社会生活。他给国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国家是一群自由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利和利益结合起来的完善的团体。”②
他认为即使上帝存在,也不能改变自然法的规律。因为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不能使本质恶的变成本质善的。其次,在否定上帝的意志之后,认为符合自然法正义的国家源于人类的契约,而非上帝的创制。他首先设想了一种自然状态。他认为,在文明社会出现以前,人类历史上存在一种自然状态。人类在这种自然状况下得不到安全保障,经常受到异族或其他动物的侵扰。人们在理性的启示下,认识到联合起来的好处。于是,人们就通过契约放弃每个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把它交给某个个人或少数人,使其管理社会的事务,国家随之产生。格劳秀斯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然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利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博登海默认为,在格劳秀斯看来,国家起源于契约,但在通常情况下,人民把他们的主权让渡给了统治者,而统治者就像获得其私人权利一样操握这一主权,而且他的行为一般也不受法律控制。然而统治者都有义务遵守自然法则和万民法原则。一般而言,即使他滥用权力,人民也无权反抗。另外,格劳秀斯承继斯多葛派的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础上的世界中心主义观念，认为万民法是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契约。这为日后康德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提出欧洲共同体、世界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9)
②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32)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王希恩.國家起源与民族聚合[J]，民族研究，1997.
[6]黄甫生、刘凤健.政治学[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社会契约论 篇4
关键词：公意,道德,义务
最著名的书, 人们不是都最懂。《社会契约论》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一问世便遭群起攻击, 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 人们才开始予它热情的肯定和赞誉。不过, 正如其他同类情况的书, 《社会契约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人们把它当作一件工具来阅读。为了使一个文本真的对我们说话, 需要一个条件——即我们有问题向它提出。这也许也适合于《社会契约论》的情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否仅限于提出问题、揭露矛盾, 并且把政治当作一个有待认识和研究的问题来思考呢?从这个角度探讨《社会契约论》, 就是要在寻找它所给出的答案之前, 认识它所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现象开始说起。人们往往把《社会契约论》简缩为第1卷和第2卷前六章, 仿佛卢梭的真正理论就结束在对法律的述上面, 也就是著作的前四分之一篇幅上面。而后面的部分作为周边命题的系列论述, 它涉及包括立法者、政府、议员或代表, 以及公民宗教。某些人认为, 有些篇章 (论公民宗教) 纯属于附加部分。但事实上, 假设《社会契约论》是一个整体基础, 我们的理解难道不会更加丰富吗?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把《社会契约论》的提纲当作一个思考进程, 而不是一个资料统计。那么我们就能发现, 文本所探询的恰恰就是政治的原动力问题。
卢梭在第1卷第一章提出如下问题:如何使公民状态合法化?他声称“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第6章, 他用自己的语汇表达了“如何建立一个尊重自由的联合?”, 并且说“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乍看之下, 这一宣称仿佛就是最终的公告。由此, 人们只能把接下来的篇章看作这一重大结论的必然后续, 也就是一些次要的补充内容。卢梭从政治体的建制开始, 陈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系列命题和原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一般人看来, 这一结论没有为卢梭思考提供一个提问向度, 反而成了他的最终定论。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他真正想说的?
在《社会契约论》的中间章节 (第2卷第12章) , 卢梭区分了不同形式的法律:政治法构、民法、刑法。接着卢梭写道:“在这三种法律之外, 还要加上一个第四种, 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 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 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精神, 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 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这就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地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尽管他好像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章, 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 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卢梭在此讲的是立法者, 而且他一上来就说自己既不是君王也不是立法者;卢梭指明立法者以制定“个别的规章”来处理这第四个法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 人们往往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卢梭的宣告, 认为《社会契约论》只关注政治法。相反, 如果我们注意到, 卢梭在事实上就像立法者们一们始终“秘密”关注着第四个法律, 即风尚、习俗和舆论, 那么我们将会对《社会契约论》有更深入的整体理解。第2卷前七章展开论述了公意的理论, 后五章则分析了公意如何才有可能建立。
①公意是绝对的主权, 不受任何保障, 哪怕是社会契约的保障。公意自我建制, 并不断更新。②公意并不与公民的意志分裂, 在每个公民心里, 公意甚至就是公民的意志, 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 彼此之间的义务感作为公意之声传到每个公民心中的必要前提, 必须不断得到确定。否则公意就无法形成,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由此, 在卢梭看来, 义务具有三重涵义。它是道德责任, 在这一方面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意识负责。义务又体现了理性的自然权利, 它是一种政治的权利关系, 即主权主体的关系。第三层意思, 义务是一种情感, 通过这种情感, 政治体成员达成共识, 尊重法律。如果义务的这三重涵义都能得到实现, 那么人就成了神, 人类的普遍社会就卓有成效, 而政治建制则不再起作用。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义务感无非就是“社会性的感情”, 需要被唤醒, 被刺激。为此, 使用理性并不足够。重要的是要激发起风尚、习俗和舆论。舆论是政治的真正纽带。
认识舆论在卢梭政治哲学里的中心地位, 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契约论》的深刻统一性。主权人民如公意那般行事, 公意则如法律那般自我表达, 并如公共权力那般得到遵守。第4卷第7章提供了一种三元形态的解释:“正如公意的宣告是由法律来体现的, 同样的, 公共判断的宣告就是由监察官制来体现的。公共舆论就是一种法律, 监察官就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并且监察也照君主的前例那样, 是只能应用于个别的情况的。”公共舆论介于公意和公共权力之间, 成为第三个决策机构, 并同时兼具前两者的特点。正如公意, 公共舆论根据公共利益决定该与不该。在这层意思上, 公共舆论成了一种法律。但这种裁决从接受者角度来看, 只应用于个别情况, 因此公共舆论就是一种政令。前一个特点说明它与主权有关, 后一个特点则说明它只有通过执法者的介入才有可能发挥效果。公共舆论促使, 但不强迫。公共舆论的所有效用都体现在它的宣告上面。我们不能将带有强制意味的刑法与之混为一谈。我们还注意到, 监察官在修正风尚方面的作用, 与立法者在建制风尚方面的作用正相对称。卢梭在《致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长篇讨论了这个问题。此处卢梭仅用简短的篇幅加以说明, 也表明了他一点也不相信这种“监察官的法庭”。卢梭用“论公民宗教”章节替换了这方面的阐述, 显然是想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
《论公民宗教》原本不在卢梭的写作计划之中, 是在最后的时候才补写进去的。尽管如此, 这一章却不失为《社会契约论》的真正结论。让我们用上文揭示的观点来检查它的结构。与最初的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是舆论的某种神学—政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宗教权威是社会的纽带, 并保证了义务感。最初的政治宗教自然地呈现为多神论。“完善的”社会发展了理性。原先的神政形式不再可能存在。神圣感变得复杂了。信仰自由必须得到承认。理性的自然权利的最初摸索要求我们“对待其他人类, 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基督教以相反的角度对此作出阐释。一方面, “福音书宗教”, 亦即“自然的宗教”与理性的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普遍社会正相对应。这一宗教并不关注政治建制和公民义务, 因为对它而言, 政治建制毫无作用。另一方面, “牧师的基督教”, 也就是说建制社会的基督教, 政治的荒谬表现, 因为它造成了两种义务、两种权威 (国家和教会) 的竞争。全人类的普遍社会并不存在。单纯的理性并不引导人类, 我们生活在政治建制的社会之中:义务感要求得到巩固, 以使公意之声能够言说, 每个公民都能听见。因此, 公民的建制必须包含某个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目的在于建立“社会性的感情”, 在于保障义务得到尊重。公民宗教的学说将严格遵照这一职能来定义。
萨瓦亚牧师在《信仰告白》中说道:“我的孩子, 使你的魂灵长久保持这种企望上帝存在的心态吧, 你永远不要对他起疑。不管你宣称信奉哪一种宗教, 总要想到宗教的真正义务独立于人的制度的, 想到一颗正直的心才是上帝的真正殿堂……想到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免除了人的道德义务, 想到这些才是真正本质的东西, 想到内在的虔敬才是这些义务中至关紧要的, 想到缺乏信仰便会有真正道德。”这就是每个必须信奉的公民宗教。它否决了任何对外部权威的依赖与屈从, 不仅是对传统宗教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承罪”主体, 实现了责任的转换。于是公意实现的问题就不再于人类社会之外, 而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了。义务感提供了人类社会建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5
个人关于“自由”的浅显理解
风情万种的巴黎市，游人如织的塞纳河畔，孕育了许多人类进步的思想之光。卢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开篇许页“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足以让人为之赞叹。的确，人作为自然界万物之灵，人一出生应当是自由的，也必须是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无奈的，人是自然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是社会的。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一个人存在于社会的精华之所在。一个人要立足于社会，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天生的自然自由，去获得契约自由。
正如卢梭所说“由于社会契约，人类失去的是他的自然的自由，以及对诱惑他的和他能得到的任何东西的绝对权利，而通过社会契约他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它所占有的财产的合法权利。”人一但承认和接受了契约自由，就应该服从人民和社会的整体，服从国家精神，国家就如一种“公共人格和公共意志”的存在，来帮助个人去实现契约自由中交出的权利。一个人越是彻底交出自己的权利，那么国家也便越来越完美。卢梭认为自由应该是国家赋予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强制力量，如果一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整体，那么社会整体有权去迫使他“自由”。个人也因此获得“被自由”的权利。卢梭在此特别提出“公意”这一概念：“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强调了公共意志对人民自由的重要性。再者，为了防止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他主张国家干预工商业活动，反对经济自由，这在经济发展思想史上无疑是倒退的。
联系当下实际，我们大部分人百分之百地交出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且非常彻底。彻底到不懂，甚至不敢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并非完全获得了契约自由。例如学术界就不是自由的，以至于教育规模上去了，杰出人才始终没有出现。又如某些行业因为过多的干预和“被自由”导致与国际相比，竞争力不足。
卢梭的“自由”某些人看来是一种极端的或者称为“极权主义”，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首先很多著作写到卢梭是西方先哲中倡导个人平等、自由、民主的先驱之一，是想一切形式的专制、暴政做不妥协斗争的斗士。再者，此书始终有两个核心的问题围绕着，其一，人们怎样才能在国家状态中接受秩序约束的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其二，人们怎样才能防止国家中的政府组织侵犯自己的自由？所以说他的自由不能简单曲解为一种极端的思想。他的自由应当是一种拥有个人的自由权利之下，为和国家共同成员共处或达到某种共同利益而交出自己的部分权利，用契约来确定的权利。
当下我们所在的社会来讲，我认为我们的自由一直在被赋予更广泛的内涵，应该说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越来越重视自由和权利。近现代以来,“自由”可以说是最闪亮的旗号；一些人为了“自由”,甚至可以万死不辞。正如卢梭那句“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人们对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维护时，有的难免过了。自由应当也必须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任何超越法律自由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制裁。或许当下我们特色的社会里有些自由是未被触及，我们应该理性的去用自己的契约权利，去推动公共意志去赋予个人更多的自由。盲目追求个人极端自由和触及法律底线，实践证明都是对个人和公共没有任何好处的。
社会契约的故事 篇6
这一规定性是如此的严格和彻底，以至于英国17世纪的思想家洛克毫不犹豫地指出，当民众对政府的统治不再满意时，民众完全可以要求更换一个政府。在今天，人民主权原则成为了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共识，即便是事实上的独裁者也打着人民主权的幌子，以此寻求为自己的政权披上一件自欺欺人的外衣。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初始的社会契约的缔结，事实上就是明确了一些最基本的宪政原则，之后的政府行政、具体的管理社会的法律和规则，只能是在宪政原则之下进行。这是一个在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解释框架，可是，往往会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有谁真正见过人们为了走出自然状态而缔结了社会契约呢？有趣的是，考察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当年欧洲最初移居北美的人们在新大陆上上演了一连串社会契约的故事。
1620年11月11日，一艘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起航的名为“五月花”号的大帆船即将到达北美大陆。船上有102名乘客，他们是一批激进的英国清教徒，因为不满英国国教的奢侈腐败而移居荷兰，希望在荷兰宽容的宗教气氛里能保持他们的信仰。但是他们的理想在荷兰并没有得到实现，而后得知一些英国投资人组成的弗吉尼亚公司在北美开垦出了一块殖民地，于是他们与该公司协商希望在其领地上建立一个宗教殖民地。弗吉尼亚公司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成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殊殖民地，于是他们出发了。海上风大浪急，经过66天的漂泊，他们错过了当初约定的登陆地点哈德逊河口地区，却发现普利茅斯港已经遥遥在望，时令已是深秋，他们决定就此登陆。可是即将登陆的土地并不是当初协议的地点，导致当初的协议自动失去效力，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他们应该如何相处呢？
于是大家商议，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应该签订一个合约，以这个合约来约束各自的行为。就在“五月花”号船上，一共是41名男乘客签署了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他们的誓言是：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显然，在船员们看来，人民不应是政府暴力专政的对象，相反，政府之所以统治人民只能是因为它获得了人民授权和同意。虽然公约援引了上帝的旨意作为其存在的依据，但清教徒其实是更为注重世俗政治实体的运作，上帝的旨意无非是赋予了世俗政治一个法理基础。
圣诞后一天，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在普利茅斯上岸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他们组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自治体，他们大概确信，在公约的指引下，新的生活意味着自由的获得——宗教的自由和世俗的自由。
历史真是如此的偶然，这些亡命天涯的乘客肯定没有想到，他们签订的这份公约竟然在日后被认定为美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份政治契约性文件，当后来的人们对新大陆上的自治和法治追根溯源时，往往都追溯到当年下锚于荒凉海港的一条船上所达成的一份短短的公约。
北美大陆的社会契约故事揭幕了，就再也没有拉上过。随后建立的其他几个新英格兰殖民地也都签订了类似的政治文件，1635年，马塞诸塞州的一些清教徒因不能容忍当地总督的专横而移居到康涅狄格河下游地区，他们在1638年签订了《康涅狄格基本法》。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详尽地规定了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由，官员必须由所有的自由人组成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选举须在严格的程序下进行，基本法严格规定了行政架构的构成原则和立法机构的权限。1639年，纽黑文殖民地成立了，他们同样确立了一部基本法。1640年，在罗得岛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他们的基本法规定，殖民地容忍和欢迎不同的宗教信仰，允许和保护“良心的自由”。
1620年、1640年，距1787年55位制宪者代表当时320多万人民在费城立宪还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然而，美国的立宪精神早在当年的那条船上就大致确立了。这就是，将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看成了一种相互的承诺和契约，契约的核心是，必须对人民的自由予以尊重与保护。
与自然状态下的暴力社会相左，契约原则社会必然追求对人之尊严的无上推崇，人的尊严必然被放之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的价值意味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而人格平等原则在现实政治层面必然导致人民主权原则的创生。这在今天都是无须再强调的常识性共识了，回望历史，当年先民们开创的社会契约故事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呢？
自然权利下的“社会契约论” 篇7
(一) 自然状态
1.“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
在自然状态下, “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 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显而易见, 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然则霍布斯为何这样认为呢, 他有是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呢?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影响, 霍布斯坚持人性恶的观点。自然状态开始时是人人平等自由的状态, 然而人类自私、利己的天然本性中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持续战争。在没有产生公共权威的情况下, 自然欲望无限扩张, 势必造成生死博斗, 每个人放纵自己的欲望, 势必导致权力的追逐。
2. 完全自由的状态。
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就是自由的、平等的、独立的、理性的、是自我裁决的完满状态;是一种还没有出现政府、法律还没有结成政治权力关系的社会状态, 即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三点缺陷:“第一, 自然状态中人们缺少一种明确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 第二, 自然状态中人们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 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公认的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 并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
(二) 自然权利
1. 生命权。
霍布斯就将自然权利定义为生命权, “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霍布斯认为自我保全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要对我们自身的生命进行保全;二层是获得了可以维持生命的延续的可能。自我保全是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 自我保全不仅仅是保护生命本身, 只有获得了可以维持生命的生活时, 生命本身的延续才成为可能。
2. 自由权。
在古典社会制约论者那里, “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范畴, 几乎每一个契约论者都对“自由”的概念及内涵进行过探讨。霍布斯认为:自由, 按照其确切的含义说来, 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 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卢梭认为, 人的自然本性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设置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 由此形成对自由权的限制是必要的。
3. 财产权。
财产权问题一直是很多古典契约论者所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格劳秀斯曾经论述过财产权的起源和演进问题;霍布斯认为, 财产权并非自然权利;卢梭指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 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但是, 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系统地论证财产权问题的最为典型的思想家却是洛克。由于在自然状态下缺乏一个公共的社会权威, 就会导致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欲求争夺权力, 进而造成人与人是狼的状态。因此, 洛克所谓的财产权只能进入政治社会才能其实得到充分的保证。
4. 其它形态的自然权利。
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是自然权利的基本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从基本权利中派生出来的权利。杰斐逊提出了以“积极自由”为核心内涵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针对自然状态缺乏有效管理这一特点, 洛克提出了给予了个人执行权、惩罚权、同意权、抵抗权的自然权利。
二、社会契约:从自然权利到公民权利
(一) 社会契约订立之根本原因
维护和保障自然权利。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 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很难其实保证自然权利的有效性。自然权利作为一种天赋的、根本性的权利, 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与保护, 这也是古典社会契约论者思想学说的基本出发点。仅凭自然法的存在就能够真正达到维护和保障自然权利的目的,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二) 权利的转让问题
霍布斯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同意把其全部权力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以产生主权者, 每一个人通过社会契约一次性地将自己的自然权利全部无条件地转让。由此可以看出, 霍布斯的契约论内容转让全部权利, 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利维坦”。因此, 卢梭的契约充分显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
(三) 社会契约的达成
霍布斯认为契约缔结契约产生主权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即订立契约的当事人是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与个人, 是人人之间订立信约而成;第二个阶段是对代表者的授权, 即公共权威的形成———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指出, 这个主权者是缔结契约的第三方, 而不是缔结契约的当事人。公共的权威, 即主权者不受契约的制约, 也不存在是否同意契约内容的问题。而订立契约的双方实际就是服从主权者的臣民, 人们让渡自己的一切权利就是交给了这样一个第三者。由此可以看出, 公意赋予了主权者以相当大的权威与合法性。在卢梭看来, 政府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 是人民的公仆。
综上所诉, 我们探讨了古典社会契约论的一些思想内容, 包括社会契约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订立的根本原因、权利转让的方式等等, 通过社会契约的缔结, 人类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伴随着政治社会和国家的产生, 人们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也相应的转变为公民权利。简而言之, 公民权利的形成是由社会契约促成的。
参考文献
社会契约论 篇8
公民参与的历史最早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城邦制度也极大地培育了公民的个人意识, 在这之上形成的民主政体为公民参与法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雅典作为希腊民主政体的代表, 为公民参与提供了许多制度保障, 如轮番而治、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在罗马共和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平民与贵族两大等级之间的矛盾贯穿始终, 成为这一时期罗马历史舞台上的基本特征。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 不仅改善了平民的权利状况和法律地位, 而且也推动了平民积极地参与法律、参与政治活动。平民议会和保民官的创设维护了平民的权利和自由, 也为平民参与法律和其他政治活动提供了保障。
二、公民参与的法理基础———社会契约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为公民参与奠定了法理基础。卢梭认为,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应当是约定而非强力。他对专制政体进行了无情批判, 认为它不仅违反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 而且有悖于人们结合成政治社会的初衷。他对专制权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政府并不是从专制权力开始的, 专制权力只不过是政府腐化的结果, 是政府的终极点, 它使政府又返回到了最强者的权力上, 而最初政府的建立乃是对最强者的权力的补救办法。”
公意由于其指向公共利益而称为共同体的最高指导, 而法律则是公意的行为。卢梭认为, 意志是绝对不能由他人代表的, 法律所表达的是公意, 因而人民的立法权的行使不能由他人代表。卢梭推崇的是一种直接民主, 这种直接民主方式, 切实保障了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确保公意能够真正代表公共利益而非少数人的私利。与直接民主相对应的是一种间接民主形式, 相比之下, 间接民主方式下民众的意愿只能通过代表转达, 这必然产生一个不可克服的弊端, 那就是很多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得不到保障。由此可见, 直接民主是公民参与的最终的必然的选择。
三、公民参与是现实的需要
“对公共事务的态度, 是显示道德风尚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的好坏的一个相当可靠的标志。”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公共事务越是关心, 越能体现出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 而且越是有利于国家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人们越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就愈容易使政治成为少数人玩弄权术的舞台, 最终会使政治偏离为全体成员服务的目的, 变成少数人攫取私利的工具。正如权利是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存条件, 放弃权利就是道德上的自杀。放弃权利作为个人的行为是无害的, 但上升到行为的一般准则, 却意味着权利的毁灭。
公共事务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事务, 人民则委托少数人来管理公共事务, 所以行政权力的受托者不是人民的主人, 而是人民任命的官吏, 只要人民愿意, 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然而, 由于政治权力自身的弊端, 就使得很容易发生作为受托者的政府反而跃居人民之上的情况。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而这个界限就是通过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来划定的。公民参与就是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手段之一。
四、公民有序参与, 制度是保障
我国现存的保障公民参与的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听证制度、信访制度及人民陪审制度, 这些制度在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弊端, 正是这些弊端的存在阻碍着公民参与的充分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 是我国的立法机关。虽然卢梭极力批判代表制, 认为意志是绝对不能被代表的。但是在不具备由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的直接民主的实现条件的情形下, 这种代表制仍是目前最佳的选择。而当前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完善这种代表制度, 以期找到能够最大程度上代表人民意志的方式, 在完善间接民主形式的同时, 也为将来直接民主的实现培育生存的土壤。人民陪审制度是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程序的制度化通道,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陪审员早已被专职化了, 仅仅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存在, 这就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这样一来, 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制度化通道实质上也就被阻断了, 只好转向其他的非制度化通道, 如通过媒体、网络, 以舆论监督的方式来影响司法。然而, 这些方式只有通过进一步制度化, 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活动。在当前我国间接民主的架构下, 发展和完善基层自治制度成为保障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方向。基层自治制度是实现公民管理自己事物的直接方式, 能够极大地调动公民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对公共事物的管理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 不仅能够真正展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而且能够保证公共事务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 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此外, 发展和完善基层自治制度, 也是为最终实现直接民主形式奠定基础。
摘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致力于寻找一种切实而有效的政治治理原则, 也即是寻求一个能够把公意作为最高原则而行事的政府形式。社会契约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它的主要功能则是建立一个能够表达公意的政府。本文以《社会契约论》为思想基础, 从历史依据、理论基础、现实需要和制度保障几个方面来对公民参与理论加以研究。
关键词：公民参与,社会契约,公共事物
参考文献
社会契约论 篇9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政治合法性,挑战,对策
一、《社会契约论》中政治合法性产生的逻辑
(一) 论人类原始状态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中指出“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人格权力, 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曾经存在过的奴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人类原始状态下, 每个人是绝对的自由、平等的, 每个人是自己的主宰者。对原始状态的论述是其论述社会契约、政治社会、政治合法性的逻辑起点。
(二) 论社会公约与合法性
既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订立公约呢?卢梭认为“人类曾经达到这样的一种境地:在自然的状态下危及他人的生存障碍之大, 已经超过了每一个人为了这种状态下继续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 因此这种原始状态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 就会灭亡。”然而在这种状态下, 人类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力量, 去克服这种障碍, 因此这种状态下, 只有靠大家联合起来, 才能战胜自然。“社会公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 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梭指出“通过契约形成的共同体, 不是一个松散的组合体, 也不是‘支离破碎拼起来的怪物’而是一个有机的道德共同体”。共同体的意志即卢梭所谓的公意。公意和众意具有严格的区分。首先, 二者的着眼点不同, 前者注重公共利益, 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后者注重私人利益, 简单地将个人意志相加。其次, 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据, 永远是公正的, 同时其又是不可摧毁、稳固不变的, “公意永远是公正的, 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概括来说公意具有两个特点: (1) 公意永远是正确的, 因为公益是因公共利益而存在的。 (2) 公意是稳固的, 不会因为个别人的意志变化而变化。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公约订立、产生社会共同体, 不仅没有破坏每个人的平等、自由的权力, 反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得到了加强。任何共同体的成员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的特权。公意产生以后, 每个共同体的成员都要服从, 对于不服从公意的成员, 全体成员要“迫使”其服从公意、“迫使”其自由。
主权者是公意的运用, 是一个集体的存在, “它只能自己能代表它自己”, 权力可以委托他人行使, 但意志不能听任他人支配。共同体成员形成的公意是共同体统治的基础, 唯有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 至此, 卢梭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合法性论述, 为现代研究政治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公意的社会契约论的逻辑结果便是政治社会的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即主权在民, 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 所以人民有权决定政府, 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了自己自由、不能为自己带来幸福的政府。
二、现代学者对于政治合法性解释
政治合法性对一国政府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接决定了一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水平, 总结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 这些国家之所以经常动荡, 就是因为其政府缺乏政治合法性, 相比之下, 具有较高政治合法性的国家, 人们对政府的支持率较高、政治较为稳定。卢梭从“公意”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的合法性的来源, 现代的政治学者分别从其他方面论述了政治合法性。
针对一些发展国家面临的欠发展现象, L.派伊认为过渡时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是由一系列危及引起的。“他归纳了六大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合法性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产生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P) 探讨政治合法性内涵时, 强调“合法性是政治分析家门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然而, 它对于理解威权政权在二十世纪后期所面临的问题却必不可少”“对统治者而言, 合法性意味着统治的权利, 对被统治者来说则表现为服从的义务”可见其主要从权利和义务的两个角度去论述的。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 (Habermas Jurgen) 则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可的价值”, “政治合法性是以政治秩序被民众认可为基础, 只有当民众自愿服从某一政治统治, 该政权才能稳固”。可见其是从政治秩序的认可度与人民对政府的态度两方面去说明政治合法性的。李普塞特则指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民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 从信仰的角度阐释了政治合法性所具有的含义。
三、政治合法性的现实意义
从上述的理论分析中, 我们可知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系统有序、稳固运行的前提条件, 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但是,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政治合法性正日益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质疑, 这种情况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同样存在。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70年代末期开始, 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政策, 改造传统集权计划模式, 引进外国资本, 大力推进市场经济, 促进经济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 从而为合法性基础注入了新的因素, 即政策和政绩因素”一方面, 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可, 政府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但是另一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因素影响政府合法性。
(一) 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受到的挑战
1.经济发展不平衡, 成为政治合法性形成困境的首要原因
经济的发展是政府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GDP稳步的增长,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收入水平在稳步的提高。尽管我国的经济取得如此之大发展, 其中也存在问题, 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 地里条件差异大, 资源分配不均, 东部沿海经济水平和西部内陆经济水平差异较大, 存在着富者愈富、贫者愈的“马太效应”日益剧烈,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政治腐败问题是成政治合法性面临困境的催化剂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政府和主权者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 个别意志总是不断地在反对公意”, “因而政府也就会一直继续不停地在努力反对主权。君主或政府的滥用职权, 是一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病’, 它从政治体一诞生起, 就在无休止地趋向于摧毁政治体, 就如同衰老与死亡最后会摧毁人的身体一样”, 托克维尔在其经典著作《就制度与大革命》中深刻的分析了法国在大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状况, 通过其犀利的分析得出政府的腐败是导致爆发1789年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问题从古至今, 一直是各国政府的弊病。腐败问题严重的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当前中国政府存在的腐败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腐败案中,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案件所涉及不同职位的官员。这一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影响到政治的合法性, 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3.政治参与渠道不足对政治合法性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政治参与活动是现代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参与的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政治参与作为公民实现政治的权力的渠道, 是政治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所谓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影响政府的活动”, 这里指的是一种广义的活动, 既包括合法的, 也包括非法的活动。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从狭义, 合法性的角度定义政治参与, 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或多或少影响政府人员抉择即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我国学者孙关宏认为“政治参与是指特定体制框架内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种行为”, 政治参与是一国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途径, 是一国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的渠道。在中国当前的形式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的提高, 虽然规定了民众具有选举等权利的政治参与渠道, 但渠道相对狭隘, 这些政治参与的渠道不能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 阻碍了人们的利益诉求, 因此使民众产生很大的不满, 影响到政治合法性。“现有的体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政治参与渠道时, 政治参与的扩大经常导致制度超载而引起参与危机”。所以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认识。
(二) 应对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受到的挑战的对策
1.大力发展经济, 缩小地区经济、民众收入差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 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是根本, 当前形势下, 应大力发展经济, 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 一方面, 通过政策推动推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缩小地区经济水平差距, 另一方面, 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
2.严惩政治腐败
我国是中国共产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在政府机关内很大一部分的官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 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政治腐败问题, 只有严惩政治腐败才能纯洁党的队伍、净化行政风气, 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从而使人民更加信任政府, 使政府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使合法性得到进一步保障。
3.扩大政治参与渠道, 保证人民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在社会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自身的发展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的日益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反映了一国的民主程度, 由于政治参与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方式, 因此也反映了一国人民监督政府的水平, 有利于督促政府, 遏制腐败现象, 提高政府效率。中国当前虽然有选举、信访等为代表的政治参与渠道, 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因此, 扩大政治参与渠道, 有利于提高政权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12年
[2]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 《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4]年版哈贝马斯《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燕继荣《论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和实现途径》学海, 2004年4月刊
[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7]格林斯坦、波尔斯《政治学手册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9]聂运麟, 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9卷第1期
社会契约探讨 篇10
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世上只有天赋的人权, 没有天赋的统治权, 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也不存在, 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才算是合理。原因很简单, 统治者若想通过暴力强行违背被统治者的意愿, 那么其政权轻则动荡、重则被推翻,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了。因此, 合理的统治就需要一个社会契约, 在社会契约中, 每个人都放弃部分天然的绝对自由, 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 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一定程度的天然自由, 转让给整个集体, 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各自意志综合起来, 便是整个社会的公共意志, 也是社会契约的灵魂之所在, 社会契约的核心价值便是对公共意志的体现。社会成员对社会契约的违背, 必然会导致惩罚, 即使是拥有武力的统治者不遵守甚至违背社会契约, 人民也有权反对或反抗它, 游行示威、弹劾罢免、革命起义等都是社会成员反对和反抗统治者的手段。由此可见, 社会契约是代表广大社会成员意志, 即公共意志的体现, 其应当起着主导社会的作用, 所有社会成员, 尤其是统治者, 都必须严格遵守, 只有这样, 社会才能和谐、稳定、长久。社会契约的实现依赖于也促进着民主、法治这三个要素的存在, 因为, 只有社会民主, 公共意志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只有法治健全, 才能最终全面而彻底的将社会契约体现于整个社会。
2社会契约的诞生
在人类社会出现前的自然状态下, 每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 不用受任何人为力量的约束管制, 同时, 由于没有社会和同类的保护, 人类也过着艰难危险的生活。由于最初有些人发现群体活动可能比单独活动更加安全和便捷, 从而开始共同活动 (与动物的先天性的群居生活不同, 人类进行群居生活是基于理性选择的) 。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一起共同活动, 是因为他们之间在如何集体活动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遵守的规则。这些共同规则当然是大家一起提出、讨论和表决生成的, 最后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成为共同的规则, 当规则出现不适应自然或社会条件时, 社会成员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改进或废止。社会契约诞生了。
因为每个成员都参与了规则的讨论和确定, 所以每个社会成员也理所当然且心服口服地遵守这些共同规则。群体之中订立的每个人都参与且遵守的契约使得成员自愿遵守、互不侵犯、且互相协助, 从此共同生活成为可能, 并且逐渐成为潮流。从这层意义上说, 尽管群体里的人不绝对自由了, 可其实将部分权利被自愿地让予群体, 进而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帮助, 显然, 这是一种1+1>2的模式。这便是最初的“社会”, 最初的“公共意志”, 最初的“社会契约”。自此, 人类抛弃自热生活, 开始了社会生活, 即原始社会, 尽管其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很低下, 但社会契约在这一阶段却是最为贯彻的。
3社会契约的没落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逐渐丰富, 不管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生活领域, 人类社会都变得丰富和复杂。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很多相对强大的个人和集团, 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能力, 在人类趋利和征服本能的驱使下, 他们开始逐渐突破社会契约, 转而依据自己个人的利好左右甚至决定社会规则, 广大社会成员的参与讨论制定社会契约的机会被不同程度地剥夺。社会规则不再完全取决于社会契约甚至背离社会契约, 而是取决于某些强人或集团的个人意志, 人类进入了专制社会, 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社会契约没落了。
在专制社会中, 历史给我们看到的是, 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取代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成为高于一切的社会规则的来源。然而, 真正的真理绝不仅仅存在于形式, 而是存在于实质的规律之中。从表面看, 社会中确实没有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来发挥作用, 其实不然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是隐藏在人们和整个社会的意识中发挥作用的。纵观人类历史, 任何一个顺应民心的王朝都会繁荣稳定, 任何一个体恤百姓的帝王都会深受拥护爱戴, 相反, 任何一个专制的王朝都不会存在长久, 任何一个极端专制的统治者都不会坐稳江山, 越违背公共意志, 消亡得便越快。中国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道理, “民心”是指的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 “得天下”指得是社会长治久安, 人们不会造反, 执政者地位会长久。这样看来, 看似是统治者个人意志所决定的社会规则照样是从根本上间接地受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的决定和左右, 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而行, 就不能持续, 就会灭亡。
4社会契约的复苏
人类的认识终于在近代得以突破, 随着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在全世界范围的发起, 人类真得返璞归真了。千年之久的专制统治模式被打破, 生机勃勃的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但为民主思潮提供了理论支持, 也为民主制度提供了初步的原则和模式, 那便是重新把代表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且唯一依据。《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 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如今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无不受其深刻影响, 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大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等等, 都会看到社会契约论作用的影子。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2]与此同时, 这些国家还创设出一系列的理念和制度, 用以促进社会民主和法治的进步, 进而更加促进社会契约在人类社会中的完全实现, 这主要包括:
4.1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法治的别称, 其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这里的“宪”, 很大程度上便是指社会契约。在以往的专制社会中, 社会不是“法治”的, 而是“人治”的, 即主导社会的不是社会契约, 而是某些强者的个人意志。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要摆脱某些个人意志对于社会的操纵, 而依据体现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 即宪法和法律来治理社会。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就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监督机制。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把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作为一项根本任务。
4.2代议制
为了更便捷、科学地体现公共意志, 社会契约发展成为专门的民主立法活动, 因此, 民主立法活动应当是国家政治活动的核心, 社会的最高权力部门应当是包含所有社会成员的全民会议, 但由于人口众多和技术上的原因, 完全通过全民直接立法是不现实的。“代议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即全民通过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 进而让代表代替自己去行使自己的立法权, 这保证了立法的可操作性和效率不被破坏, 而且这些代表由于专门代表公民行使立法权, 他们也成为具有专业素质的立法工作人员, 这保证了立法的科学和技术。这不失是一种良好的“桥梁”机制, 既保证了法律从根本上是基于公共意志, 也解决了在现今社会中绝对直接民主的不足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挽救了民主制度。
4.3权力制衡
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便是由于公民代表接受了公民的参政议政委托后, 便具有了较大的权力, 他们很可能滥用代表权转而侵害公民和社会的利益, 因此, 为了防止代表滥用代表权力, 就要像制约统治者权利一样, 需将执法权力和司法权力严格分出并赋予二者对立法机关进行制约的权力, 同时, 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政治权力也应互相各有制约, 当任何一方出现重大或原则性问题后其他两方都有权且有责任予以纠正。分权制衡得以证实是最具持续性和科学性的社会体制。也正因为代表制和分权制衡, 才使得社会契约能够继续发挥社会赖以生存和持续之源泉的作用, 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社会契约论 篇11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来，我们党把实现社会公正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①党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倡导实现社会公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②。 可见，我们党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实现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一、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
当前，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那么，什么是社会公平正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正义”是指公正的、正当的道理。
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历史性，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不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中国古代的孔子就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③表现出追求一个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在近代，洪秀全举行农民起义，希望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公正重点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社会公平正义表现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规则公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第一、和谐的含义。首先，“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协调、顺和、之意。④也就是说“和谐”包含，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和睦之意。其次，“和谐”，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和处”、“和立”、“和生”等。我国传统文化就有“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等和谐境界。
第二、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各要素之间关系融洽、和睦、协调，无激烈的利益冲突，社会系统运转顺畅，社会协调发展。在我国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一书中就描述两种“和谐社会”理想：“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在西方也有“和谐社会”的构想。柏拉图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蓝本等都是对“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三、当前我国社会公正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繁荣，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流形态，并且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
第一、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合理的贫富差距有利于调动全体人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但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就会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基尼系数过大。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主要标准，国际上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在198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0.5。
2、城乡、区域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不仅区域间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很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由1978年的1.86：1到2013年的3.03：1，特别是在2008年达到3.36：1。
3、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证券业、金融业与农牧渔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据统计，证券业平均17.21万，是畜牧业的15.93倍。5不同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白领与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管理领导岗位与非领导岗位之间的差距。
四、实现社会主义公正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物质基础。社会产生不公正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经济不发达，物质财富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物质保障，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贫富差距悬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对社会的公正与和谐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要加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战略。减少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通过社会求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措施实现社会公正与稳定。
第三、加强法制体制改革，建立有效反腐机制、司法监督机制。完善和健全法制体制，增强公共服务，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机会公正和规则公正。加强党纪党纲的建设，严惩腐败行为。我国司法不公正主要是由于缺少必要司法监督，权利如果没有收到约束和监督就必滋生腐败。因此，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监督，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公正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国家、社会、个体付出长期努力。实现社会公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实现社会公正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极大地保障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加强实现社会公正，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艳国，彭隆辉，王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孙国华，周元.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注解：
① 《党的十八大报告》，新华社，2012.
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新华社，2013.
③ 《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第十六章，人民出版社，2005.
④ 张艳国、彭隆辉、王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35。
社会契约论 篇12
林文回顾了迄今国内外有关大学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成果, 梳理了学术发展的脉络, 并厘出了该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其特点是研究集中在美国, 主要运用统计法, 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二阶段为二战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是此一领域研究的成熟期, 表现为研究数量增加, 集中研究欧美国家的情况;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 其特点是, 研究范围从欧美主要国家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具有世界性, 但研究范式上无重大突破。林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已有成果的认识和理解。
李文、陈文、杨文和张文, 在性质上是对林文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李文讨论了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以公学和牛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精英教育体系在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方面的作用, 认为这种精英教育体系并没有为工业化培养技术人才, 工业化也没有对精英教育的变革提出迫切要求, 这就在事实上保持了传统文化和绅士风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延续, 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有其积极意义。陈文同样将研究视野放在近代英国的社会和大学关系上, 与李文不同的是, 它从伊丽莎白时期一个普通的社会阶层——约曼农 (yeomanry) ——从辉煌到消亡的历史线索中, 考察了大学教育在其变迁中的重要价值, 从而展示了一副底层群众为改变命运而积极争取大学教育机会的壮阔图景, 令人不禁掩卷深思。如果说在英国大学的近现代史上, 我们看到的只是社会而不是政府的作为 (或者说有但很少) , 那么地处大洋彼岸的美国联邦给我们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杨文集中笔力, 深入剖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在二战后是如何通过大学生资助来干预美国大学的发展, 从而在实际上促进了社会公平流动, 推动了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发展。在文章最后, 作者还探讨了美国政府的大学政策对我国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尽管英美教育体系存有差异, 但相比较于法国, 两者的相似性会更多一些。张文以对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经典作品《国家精英》的深入解读, 不仅向我们细致地展示了布氏笔下的法国大学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通过历史例证的阐释, 透析了法国大学与社会权力各形式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微妙联系, 以及所谓的阶层复制与权力再生产的模式。
尽管叶文和吴文被放在了本文的最后才予以介绍, 但笔者想说的是, 它们不是最不重要的, 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它们被放在了该书的最前面, 这或许表明了张、王二位主编对中国教育史同行们的高度尊重。叶文以1840-1922年的中国近代大学为分析对象, 从接受大学教育者的出身和就业两个方面, 考察了近代大学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流动功能不彰的成因、后果与影响, 并据此反思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自身特性;该文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吴文考察的是近代大学的又一主体即教师, 这是它与叶文最为明显的区别。吴民祥博士在此文中, 详细追溯了导致中国近代大学教师频繁流动的原因、流动的程式与后果。尽管吴文对原因的分析很见功力, 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把大学教师的流动分为自由流动和压力流动两种程式, 并坚持认为从后果来看, 由教师主动选择的自由流动有利大学教育的健康发展;而由政治干预、教育经费短缺、战争压迫等因素所引发的压力流动, 由于干扰了大学正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从而对近代大学教育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一结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