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风险论文（精选10篇）
契约风险论文 篇1
风险资本是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资本, 风险投资契约是有别于一般股权契约的特殊股权投资契约。其特殊性在于风险投资契约主体涉及创业期的高科技企业, 此类企业的经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这一特征使风险资本融合了财务资本和风险资本家的人力资本。契约经济学所阐述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大量出现。因此, 本文分析契约经济学的道德风险, 探讨怎样的契约设计能够更有效地激励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 约束其不会做出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
一、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一) 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特征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产生于信息不对称, 交易的一方无法观察或证实另一方的行为, 二者的目标存在利益冲突, 另一方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选择努力水平, 没有达到对方的期望结果。而目前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对代理人的单边激励约束上。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特殊性决定了在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十分严重。首先, 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比普通契约中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由于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并且研发投入的金额和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而风险投资家的专长在于资本运作, 对于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新技术并没有相应背景, 从而信息不对称风险增大。信息不对称即是道德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次, 高新技术企业的性质导致道德风险后果严重。高新技术企业中无形资产比例较高, 新的商业模式与新的盈利方式都能使企业估值大大提升, 道德风险的发生会阻碍企业发展, 使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迅速缩水, 从而无不道德行为的一方损失惨重。最后, 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监管困难。企业拥有风险投资家的风险资本, 风险投资家获得企业的股份或董事会席位。这使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均需监督对方是否恰当运用权力, 促进企业发展。但一些隐蔽性行为难以被监控, 又无相应法律对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予以惩罚。
(二) 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
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道德风险存在于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者双方。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所拥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 双方都存在对方无法掌握的信息。企业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人员等信息拥有绝对优势, 风险投资家对投资契约的了解, 风险资本的运作等具有天然优势。风险投资家也有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 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也有可能发生。由于双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即为双边道德风险。所谓双边道德风险是指双方为追求各自的最大效用所采取的对方无法观察的利己行为。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包括努力不足;追求私人利益, 制造虚假数据, 不如实披露项目盈利水平;继续维持无效益项目;不计后果从事高风险项目;为了获得继续融资, 隐瞒企业亏损状况。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包括过多干涉创业企业;同时投资于同行业的竞争性高新技术企业, 影响本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窃取商业机密和技术;以停止投资相威胁, 要求修改契约条款;企图架空风险企业家, 套空高新技术企业。这都是双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
(三) 契约理论与双边道德风险
风险投资契约是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在风险投资的投入、运营、退出阶段设立的契约关系。由于人的有限理性, 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 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 风险投资契约也不例外。不完全契约为双边道德风险的发生提供了机会。为应对不完全契约, 化解未来不确定事项对契约双方的冲击, 减轻双边道德风险, 需要设计风险投资契约机制, 从而保证契约中的激励约束条款发挥作用, 提高当事人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成本。通过契约安排, 可以更好地对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双方实施激励约束, 减少道德风险发生风险投资中可能性, 使双方的行动选择与双方的利益一致。因此, 设立有效契约能够缓和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矛盾, 控制双边道德风险。
二、风险投资中双边道德风险治理方式
(一) 控制权安排
在风险资本的运作过程中, 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安排应从激励和约束角度进行, 通过合理安排使二者相互制衡, 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风险投资过程中, 风险企业中控制权的配置的方式一般为风险企业家拥有普通股, 并有股票期权作为激励;风险投资家拥有普通股, 并有可转换证券及参与管理的权利。风险企业中管理者的报酬通常由较低的固定薪酬、业绩提成和股票期权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缺乏资金, 这种报酬体系可以用未来期间可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的报酬来弥补当期较低的薪酬。长期薪酬的引入可以使风险企业家的专注于公司的长期业绩, 减少短视行为。风险企业家会为了获得期权收益抑制从事高风险活动的冲动, 减少不道德行为。同时, 持股比例的增加带来对企业的控制权对风险企业家有强烈的激励效用。而未来股份流入管理层也会使风险企业家对企业控制力加强, 防止风险投资家为自身利益干涉企业运营、架空企业原始管理者。可转换优先股与可转换债券是风险投资中最常用的金融工具。可转换证券使风险投资家在企业经营不善甚至破产清算时, 拥有优先清偿权。当风险企业的盈利水平达到目标值时, 可转换证券就能按照契约约定转换为普通股。在实际应用中, 风险投资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达到一定的收益水平之后, 投资者才会行使转换期权转为普通股, 从而迫使企业家者提高投资的效率。同时, 可转换债券附带的控制权条款也能使风险资本家对企业的运营进行监控, 防止资金滥用。这种契约设计可以改变双方承担的风险比例。可转换契约具有相机治理特点。在风险资本投资契约中, 在可转换证券与分阶段投资相结合时, 不同阶段投资的可转换契约的转换比例通常是根据企业盈利水平与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调整。可变性能激励和约束风险企业家, 使其与风险资本家利益一致, 为减少风险资本家在以后投资阶段通过可转换证券获取普通股数量而努力。而风险投资者在多轮投资中, 企业盈利达到目标, 实行股份转换后, 也会为持有股份未来估值提升勤勉尽责, 推动企业发展。在企业盈利不足, 未转换或未能转换优先股或可转债时, 优先剩余索取权也促使其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付出努力。同时, 对于转换期限时间长度的设计与可转债赎回和回购条款的设计也是对投资者和管理者的相互约束。可转换证券的这些特点为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双边道德风险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
(二) 资本的投入方式
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特征, 已投入资本的去向难以被监控, 风险资本在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后, 道德风险的发生成为可能并难以控制。资本投入企业的方式包括:一次性全部投入与分阶段投资。一次性投入资本难以对上述风险加以控制。分阶段投资在风险投资契约中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在分阶段投资时通常约定评价企业业绩的各种指标, 根据企业本期的经营业绩进行企业估值, 作为下一轮投资的依据。分阶段投资契约赋予风险投资家考察企业经营业绩, 并决定继续投资或中断投资的权利。如果高新技术企业未达到契约要求的业绩, 风险投资家可能会停止继续投资或者要求更高的股权份额, 从而稀释企业家的股份, 可能导致企业家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 风险企业家会选择与风险投资家的期待一致的行为, 努力经营, 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同时, 分阶段投资也能使风险企业及时终止妨碍企业经营的风险投资, 如窃取公司机密的风险投资, 或利用较少的资金获取发展迅速企业中的过多股份。分段投资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增加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交流, 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经营模式和产品技术都在飞速发展变化, 信息更新速度快。在每一阶段投资中, 二者会为了下阶段的投资细节进行商讨, 对本阶段的发展进行评价及预期, 如再投资定价等。在商讨中, 能获取对方的私人信息, 并会为了下阶段投资的注入再次博弈。获取对方的信息就越多, 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少。因而在高经营风险的高新技术企业中, 分阶段投资的间隔时间需要缩短。通常风险资本家趋向于在早期提供较少的风险投资, 随着投资轮次增加, 单个投资项目的金额也会增加, 用这种方式有效控制潜在的道德风险。在成思危在2011年的一项国内调查表明, 在712个披露了投资轮次的项目中, 第一轮的投资项目数量和投资总额都是最高的, 投资数量占总量的74.86%, 投资额度占总量的64.41%;第二轮投资数量迅速减少, 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分别占总量的16.15%和14.72%;但第三轮投资的平均项目投资额最高, 为第一轮投资的2.3倍;而第四轮投资数量仅占总数的0.7%, 平均投资额也远低于第三轮投资。这项调查表明目前风险投资中投资轮次与投资金额的分配能够控制道德风险。但从投资的有限轮次中观察出国内的分阶段投资虽然在广泛使用, 但实际应用程度比较有限。
(三) 风险资本的退出安排
风险资本退出高新技术企业的方式包括IPO上市退出、股权转让以及破产清算等。股权转让包括股份回购、管理层收购及转让给企业和其他风险投资机构。风险资本的退出方式是对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契约安排的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同时也是利益分配中的重要因素, 对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控制都有影响。2006至2010年, 我国有33.53%的风险资本采用上市方式 (不包括已经IPO但尚未退出的项目) 退出, 29.41%的风险资本通过股权回购退出企业。IPO是风险资本最理想的一种退出方式, 它能有效减轻双边道德风险。IPO对风险企业家在选择努力水平及行动时有影响在于, 风险资本的退出向资本市场传递经营状况良好的讯息, 这也是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经营业绩的认可, 从而增加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程度。同时,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 拥有后续融资的机会, 并且风险企业家手中原有股份的流动性大大提高, 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变现, 拥有私人收益。更为重要的是, IPO提供了使风险企业家重新获得企业控制权的方式, 从而激励其更好的治理企业。IPO也能激励风险投资家付出有效努力水平。若企业IPO成功, 风险投资家会获得高额收益, 成功退出高新企业, 投资于其他项目。相对的, 如果企业无法成功IPO, 风险资本只能选择其它方式退出企业, 而其它方式的退出收益大大低于IPO。经验研究表明, 若风险资本的退出方式为破产清算, 则风险投资家仅能收回投资额的64%。在契约条款中对股权回购作出约定则能约束风险投资家, 对风险投资家道德风险的防治有重要作用。股权回购是风险企业家在约定的情况下按照契约规定购买风险投资家拥有的股份, 从而收回控制权, 使风险投资退出。股份回购有利于公司股份的集中, 增强控制权。股份回购一般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其规模、市场和发展前景都十分良好, 但风险企业家基于多方考虑以现金形式向风险投资家回购本企业的股权。这能够防止风险投资家过分享有公司增值带来的收益, 也能使企业管理者让过分干预公司经营, 妨碍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家退出企业, 是对风险企业的保护机制。同时, 回购条款的设计也能保障风险投资家在企业家做出不道德行为时能得到适当补偿。
(四) 声誉机制
声誉机制是一项隐形契约, 在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形成约束。在多轮投资中, 风险投资家处在优势地位, 会给予其在下一轮投资中恶意压低企业价值的机会, 但基于声誉考虑, 可能会抑制这种行为。声誉效应的作用机理在于, 重复博弈中双方基于未来合作与收益的考虑, 会采取有利于达到双方共同目标的行为。因为在重复博弈中声誉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所以风险投资家如果采取一次性全部投资方式进入高新技术企业, 声誉机制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反之, 分阶段投资的投资特点使上一阶段的投资结果成为下一阶段是否继续投资的重要依据, 博弈次数的增加为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此时, 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形成了多阶段重复博弈。同时, 对风险投资家来说, 声誉价值是风险投资基金的潜在投资者衡量其经营业绩的标准之一。风险投资机构也有委托代理契约, 在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者面前, 前期投资回报率是后期是否持续或增加投资的依据。因而, 风险投资家能力的证明是以前投资的经营业绩, 这也是其建立良好声誉并成功筹资的保证。如果风险投资家培育的IPO企业越多, 报酬率越高, 风险投资家就越能获得市场认可, 风险投资基金就更易获得资金来源。声誉机制同样在风险企业家市场与投资家市场发挥作用。风险投资家可能与一家风险企业只有一次合作, 但是风险投资家会向其他风险企业继续投资。在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中, 如果风险投资家窃取了风险企业家的商业机密, 其声誉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从而以后就很难再通过风险投资从高新企业获取商业机密。不道德行为导致其潜在合作企业家意识到其不良声誉, 对是否合作进行重新考虑。从而声誉机制能够减轻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而在风险企业家市场, 一个企业家往往在不断失败中寻找新利润点进行创业。多次创业的企业家为取得风险投资家信任、赢得良好声誉, 在将来收获风险投资, 在经营过程中会考虑风险投资家的利益, 勤勉经营。在声誉机制下, 博弈双方均会基于声誉因素, 在选择行动时采取有利于高新企业的行为。因此, 声誉机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披露机制, 也是一项能够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的隐形契约。
三、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治理对策
(一) 完善法律体系
我国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 仍落后于实践。法律上企业可以考虑到更多创业者权利, 产权应更明晰, 如建立技术股、风险股、创业股、股票期权、管理股等多种形式的产权安排。并且需要为金融契约的建立提供法律支持, 使其激励和约束作用充分发挥。目前, 一些协议安排如风险投资中的对赌协议, 没有被证监会认可, 甚至有对赌协议被宣布无效的前例。而对赌协议在国外是广泛应用的平衡风险投资双方风险的协议。此外, 我国对金融工具的应用存在法律上的限制。可转换债券在我国发行条件严格, 应用主体限于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而目前需要风险投资的企业大多数尚未上市, 导致用于防范道德风险的金融工具无法在创业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应用。这就需要在法律上为可转债的发行降低门槛。
(二) 注重金融创新
我国的资本市场也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尚存差距。可转换优先股目前不能在我国风险企业中应用, 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之前, 我国风险投资契约的主要金融工具仍为普通股。而普通股受到我国《公司法》中“同股同权”等条款的限制, 无法具有可转换优先股的众多特点, 从而不能对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治理。因此, 应该在目前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借鉴可转换优先股的原理, 在设计普通股的投资契约时加入可转换优先股的核心思想是十分有必要的, 如通过可转债与普通股的组合来达到这一效果。从而使风险投资契约中投资者与管理者承担风险的程度发生变化。在投资方式上, 应注重金融工具的选择、控制权划分和以及引入分阶段投资机制。此外, 在引入分阶段投资时, 充实限制条款与保证条款, 如加入对风险企业家的某些特定行为的具体要求、对企业盈利目标的设定等。根据我国国情, 把金融工具创新性地应用于风险投资契约中, 能更有效地防治道德风险。
(三) 拓宽退出渠道
我国投资机构的退出途径依然狭窄并受到多方制约。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限制条件较多, 退出渠道狭窄, 退出方式较少。在IPO上市退出方式中, 本土上市门槛高, 不适合成立时间不长的企业, 早期的高技术企业上市往往绕道往香港、美国等境外市场上市。近年来在本土上市难度有所降低, 2012年A股进行IPO改革, 但仍比较困难。我国的创业板市场的进入机制需借鉴国外市场的制度, 降低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门槛, 大力支持高科技企业上市, 使我国IPO退出制度更有吸引力。股权回购退出也受限于我国股票回购政策难以实际操作。而在国外股权回购是风险资本退出的主要形式之一, 我国应放开对与股票回购的限制, 使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更完善。
(四) 强化契约精神
契约的订立需要双方的尊重及遵守, 契约精神是订立合约相互信任的基础。风险投资市场中, 只有双方都遵守契约订立的规则, 契约才能有效发挥遏制道德风险的作用, 否则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在中国市场上, 信任总是和地缘、亲缘紧密相连, 基于契约上的信任有所缺失。而健全的市场需要具备诚实守信、拥有契约责任感的市场成员, 若订立契约只为将来在不利于己方时寻找其他方式解除契约, 契约精神荡然无存, 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存在莫大危害。同时, 在契约精神成为市场主流精神时, 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节约风险投资的监管费用。所以我国需要提高人员素质, 强化契约精神, 建立信用体制。
摘要：风险投资具有较高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防范和控制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双边道德风险是风险投资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契约理论角度阐述了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双边道德风险的治理方式, 分析了我国风险投资中道德风险的现状,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风险投资,双边道德风险,高新技术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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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风险论文 篇2
提交者: humanities.cn 日期: 2008/12/06 阅读: 207 作者:朱苏力
摘要: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Tag: 朱苏力 社会契约论 法理学 法学理论知识社会学 国家学说 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大量增加的契约现象不仅是可供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为人们普遍认同以契约来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条件。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神权、教会权力和许多传统受到了挑战，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专制政体的出现呼唤着新的国家理论。契约所具有的世俗性，它所隐含的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霍布斯、洛克正是把一般的契约理论作为原型和隐喻，细致地、富于创造性地论证了国家的发生及其权力的合法性。普通契约理论与社会契约学说在前提、模式和原则上都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差异，霍布斯、洛克二人的主张分别带有绝对主义（集权）和自由主义（分权）的倾向，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对社会契约缔约各方的分配（认定）也很不相同。这种国家学说并非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从更广阔的理论层面上看，家国说、社会契约说等国家理论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合理性，可以利用本土资源来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当然，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
一位挑水工一天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扁担挑水？他的结论是：用金扁担！
——民间笑话
一、问题及其意义
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观，特别是社会契约的思想，是人类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国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国家观念对于近现代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用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时至今日，自然法学派的关于自然状态以及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的描述在经受了许多学派的批判之后，已经被众多学者放弃〔1〕。即使如此，那种关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仍然存活在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2〕。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融入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并且成为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是难以凭借理论的否证就能使人们对之加以拒斥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回答，这就是这种国家观是如何形成的，又何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归于自然法学派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个人的远见卓识，归于他们个人的影响力。但是，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与作者本人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大，而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有关。把这一观点推及社会契约理论，我们则可以说社会契约理论的被接受更多地与一个时代的需求、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前见有关。因此，过分强调思想家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正是在充分意识到理论发生的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性的同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求作为一种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的发生和被接受何以可能（因此不必定是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再现，而是一种探求性解说），并由此引申开来，探求思想传统、知识的社会结构对一种理论的发生和接受同时具有的促成性和制约性影响。换句话说，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命题，是基于下面这样一些学术思考。
首先，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使用了社会契约的观点来论证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发生论。在中国，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通过家庭这个模式得到证明的，国家被认为是家庭的扩大。尽管许多中国学者将家国说归结为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特点，但这实在是由于对西方政治学说史知之较少，或为批判中国文化而作出的虚构。仔细阅读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大量的西方学者——包括本文将论及的社会契约论者 ——都曾以家庭为模式论证过国家发生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3〕。这表明，社会契约论和家国说都只是证明国家发生及其合理性的模式或话语之一，在这种意义上两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和脱离语境的优劣高下之分。此外，在西方思想史上，社会契约模式也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柏拉图的国家社会分工论，后来中世纪社会的神权政治理论，都在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国家发生理论占统治地位之前有很大影响。尽管有关社会契约的某些观点一直存在，但影响不大，最多只是诸种国家理论之一。因此，为什么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会在 17、18世纪从默默无闻而变得走红，取代了先前的国家学说并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石？为什么在中国却一直都是家国不分的国家学说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变革，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强调社会契约派的国家法律学说〔4〕。理解、发掘这一学派的思想和潜在意义，对于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契约说来解说国家和社会，这种解说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形成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试图论辩，这种国家学说的兴起，是与西方的社会变革，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普遍的契约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联系的。契约活动大量增加，契约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为人们普遍接受以契约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 ——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的条件。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主要是对秩序正当化的一种论说方式，而不是这种秩序的建立方式。当然，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理论资源，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近代社会契约国家观的唯一来源。其他许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变化都对近代以契约为模式的国家学说的产生和确认具有不可低估甚至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5〕。换言之，仅仅有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必然导致近代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产生。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契约自由的思想为社会契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根本的或基本的模式。
我的论文大致组织如下。首先，我将论述，在社会契约派出现前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要求一种新型的国家发生学说来支持国家权力的正当化和合理化。然后，在分析理论需要传统资源的前提下，我将简单分析契约自由原则，并对西方契约自由的发展作一个概要的介绍。随后的两节，我将以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为例，分析社会契约学说与普通契约学说在模式和前提条件上的一致性，以此表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学说与契约自由原则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最后，我还将就此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作一些理论的分析和总结。
二、社会契约论发生之时代背景
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发生是时代的需求。在近代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思想家讨论了“国家”产生的问题〔6〕，但国家学说相对地讲并不像近代社会那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西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除了一些以武力建立的帝国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较小的城邦国。在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威至高无上，经院哲学论证了世俗的政权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力。既然政权要服从于神权，国家学说相对地讲也就不具有近代以来那样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传统的力量，许多起初似乎“不合法”、不合理的事物都往往可以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其合法性和正当性〔7〕。中世纪那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地域上分布极宽，在时间上持续甚久，这就很容易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事物而不会受到怀疑。
从16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近代社会（或称“现代社会早期”），传统的国家学说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及其存在理由都要求有新的国家学说来为其提供正当化的根据。
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对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变化〔8〕。首先是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一系列极其伟大的科学家连续诞生，如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1—1630）、伽里略（1564—1642）以及牛顿（1642— 1727）。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发现——如日心说、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以及关于物理运动的一些基本定律和规律——并非有意对宗教神权提出挑战〔9〕，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却否定了宗教神权的一些基本假设或信仰，危及了教会的权力和神权，并进而危及了基督教教义中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因此，即使是一些主张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时也纷纷谴责哥白尼的日心说〔10〕。
不仅是神学，作为社会秩序另一支柱的传统也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空中降落的速度是不同的，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无人怀疑的信条，而伽里略却怀疑了，并以实验对它进行了证伪。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秩序的基础。
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反映在社会思想和人文研究中。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学者和思想家就力图摆脱宗教的眼光而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主张尊重事实，而社会也在日益世俗化。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的前十章中对人的分析所用的完全是运动定律。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则采用了几何学的推理方法来研究哲学、构造体系。在他那里，神等于自然，等于实体，其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神，实体是由自然律决定的〔11〕。尽管今天我们对那些近乎奇谈怪论的观点或论述方式感到十分荒唐，但正如罗素所说，这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们具体提出和相信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的〔12〕。换言之，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隐含着的社会变革因素。
不仅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宗教神权提出了挑战，教会内部也对罗马教皇的神权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当时第二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宗教改革运动。这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运动，对后代却有很大影响。当时欧洲的宗教精神还很强大，人们普遍信仰上帝和教会，把个人的拯救寄托在上帝和教会身上。但是，马丁•路德（1483—1546）在德国，加尔文（1509—1564）在英国、法国和苏格兰都提出并论证了个人信仰自由。他们仇恨罗马教皇，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对宗教进行了改革〔13〕。这种做法尽管是出于宗教的原由，但客观上对破坏传统神学的权威、确立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因此称路德破坏了对权威的信仰，而恢复了信仰的权威〔14〕。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弗罗姆说，路德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发展的一个源泉〔15〕；而韦伯则认为加尔文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了一个近代理性化过程〔16〕。
第三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强调国家主权。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本乡本土。这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必然带来的后果。幅员辽阔的领土是无法管理的，除非采取联邦制，允许各个地方实体有广泛的独立性。贸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甚至在有些地方贸易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经过固定的路线运到被垄断的港口和市场”〔17〕。这种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商人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为了反对教会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战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统一的市场，商人和市民阶层都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到16世纪，所有王国政府都有意识地执行一项开发国家资源、鼓励国内外贸易和增强国力的政策”〔18〕。政策的转变必然要求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一种正当化的理由。
因此，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主张国家的统一，甚至主张用武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19〕。布丹（1530—1596）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主权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指挥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是国家的最明显的标志，没有主权，国家就不成为国家。国家主权具有永恒性，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政府是可以变化、更替的，但国家是不变的。国家主权具有无限性，即在国家的范围内，主权绝对支配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臣民。国家主权具有至上性，主权不受法律的约束，恰恰相反，它是法律的渊源〔20〕。其他思想家（如格劳修斯）也认为，所谓主权，就是说这种权力的行为不受另一种权力的限制，不会被任何其他人类的意志随意认为无效。其后的霍布斯等人也都谈论过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转让〔21〕。
不仅是理论上如此，从实践上看，西欧各国当时先后出现了近代的专制政体。到16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十分普遍，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都在土崩瓦解〔22〕。
中世纪机构体制的土崩瓦解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政权组织方式变革之必然，但是这种变革至少在初期并不能自发地获得合法性，即获得人们下意识的、习惯性的认可和认同，因为它与传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相悖的。新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种合法性，需要有力的论证，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人们不能仅仅主张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或主张重新构建政治秩序，而必须以一种为多数人所容易和能够接受的，且比较便利的方式论证国家主权为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它将如何构建，以及它的基础是什么。但是，在神权衰落、人们对传统提出疑问和挑战的环境下，思想家不能采用传统的神学来作有效论证，他们也不能仅仅声称、甚至根本无法声称传统就是如此。因此，这种论证就必须是“理性的”，必须诉诸人们的常识，同时又必须依赖人们现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3〕。人文主义和科学的发展、科学原理的发现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世俗商业文化的发展为这种新论证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工具和有利的社会条件。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此时在欧洲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家，他们面对传统的国家合法性理论话语丧失的现实，以世俗理性为指导，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新的社会设计和合法性的论证，并试图以这些设计方案重新塑造社会和国家〔24〕。而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从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都是这一时代背景图上的一笔。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国家的理论构想，其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在今天看来，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的是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共和国；有的主张绝对君主制，有的主张权力制约的民主制，有的主张人民主权；有些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浪花，而有的则似乎进入了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成为今天仍在继续起作用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习惯地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的标签来对这些思想家进行分类，如果我们不是从后来的发展结果去对他们加以评价，而是将这一切思想论述都放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就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具有空想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提出各种新的国家学说，都在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为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度提出某种论证。同时，他们实际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国家不是神创造的；国家应按照人的理想、人的知识来设计、创造；国家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其中形式最激进、激烈的重建就是革命；理性是构造国家的原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在纷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法学和政治学的趋势，即重新构建国家学说，重新设计理想国家，重新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正当化的理由。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的确是人们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随心所欲地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创造，这些条件和前提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传统〔25〕。思想学说的创造也同样如此。即使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经济政治生活、文化传统甚至教育状况的具体差异，可供他们利用的理论资源必然有所不同。正是依据了不同的资源，他们才构建出不同的国家学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社会中已长期存在并日益普遍化的契约实践和思想为一些后来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实用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理论资源，用以构建现代国家学说。
三、契约和契约精神
在研究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西方社会中关于契约的历史实践和其中体现的思想加以分析，然后再讨论契约及其潜在含义又是如何作为理论模式和理论要点而影响了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契约交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关于契约的思想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传统在西方似乎格外强烈。在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之“灵”的犹太文化中，圣经就被视为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的一种契约，而犹太人之所以受苦受难，一种传统的犹太文化解释就是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契约。这种思想在经由基督教的传播而进入欧洲大陆，特别是进入罗马之后，又通过罗马法中固有的契约思想而得到强化，或者反过来说强化了罗马法中的契约思想和欧洲人的契约意识〔26〕。
法学家一般认为，罗马法最早概括且全面反映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制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3世纪欧洲复兴罗马法时期，在后来被称为民法法系的国家中，罗马法的原则就获得了普遍认同。在欧洲大陆，从12世纪玻伦亚大学研究和教授《国法大全》开始，13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14世纪的德国纷纷建立大学，法学教育在这些学校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伦亚大学开创时仅有的一个系就是法律系，其他大学也都设有法律系，而在各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首先都是讲授罗马法，其次才是讲授教会法。至于本国法的讲授，不仅地位次要，而且开始较晚〔27〕。与此同时，各国法学家都承认注释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在罗马法精神和注释法学派的熏陶下，一个崭新的法学家阶层在西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民法法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28〕。
在罗马法复兴和注释法学流行的背景下，欧洲普通法（JusCommune）形成了。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精神运用于当时各国具体的社会实际，探讨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法律文书规则问题的各种方法〔29〕。随着西欧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主权观念的兴起，这种普通法作为超越国家和地区而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其地位有所下降。即使如此，它的影响却以新的形式维持着，甚至还得到了加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法的接受”〔30〕。
在英格兰，罗马法的影响尽管没有在西欧那么强大，但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罗马法也引起了英国法律界的兴趣，罗马法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原则也被运用到衡平法、商法当中去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在英国讲述罗马法。英国一些著名的普通法权威法学家，如布拉克顿、黑特尔顿、斐利摩尔等人都受过罗马法的熏陶，许多大法官也都熟悉罗马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商法的创制者曼斯菲尔德曾大量研究罗马法文献，他认为英国商法体系就是以罗马法，特别是契约原则为基础的〔31〕。马克思曾经谈到：“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但是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32〕
罗马法，特别是其中的契约原则在欧洲的复兴和传播，使得契约思想成为人所共知的一种理论资源。由于这种思想是与日常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活动相联系的，它很容易渗透到普通人的心中，成为“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常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天然的”基本原则之一。
然而，即使契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并不意味着契约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提出某种国家学说所依据的原型。从一般的契约到把国家想象为一个契约，需要跨越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二者在直观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沟通起来，并从中发现共同性，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就必须有一种被福柯称为“异中求同”的欲望和能力，而福柯的一系列知识考古学研究恰恰表明，16、17世纪欧洲社会中的主导话语就是这样一种“异中求同”的欲望。这一时期的科学迷恋于“类似”，试图发现任何特定对象之间的彼此相似程度，并借此建立一种“事物的秩序”〔33〕。不难看出，社会契约论发生在这一时期又是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迷恋类似”不可分离的。
契约的常规性和这一时期的“迷恋类似”固然为社会接受契约观念并使它能够延伸到其他领域创造了条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们会问，别的事物——比如说家庭——为什么没有成为新的国家学说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家庭比契约更为常见，至少也与契约同样常见。因此，更重要的也许是契约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在某些方面适合当时思想家对其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的一些朦胧想法，并有助于澄清和强化这些想法。这样，我们就必须研究契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或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契约原则在哪些方面可能影响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的构建。
一般说来，契约是一种交易各方同时为获得更大利益而进行的基于平等地位的一种自由交易，各方并因此而建立起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和常见的活动。按照民法的理论，契约或合同的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34〕，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才对所有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并由此导出契约必须信守的结论。其次，契约是当事人不受干预和胁迫地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括缔约与否的自由、选择缔约方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任何第三者，包括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国家，均应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合意。
除了强调自由之外，契约原则还隐含着交易各方地位平等的精神。这是合同区别于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是契约关系的内在要求，而且这一原则与自由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没有双方地位的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意思表达，因此，契约双方地位平等是契约发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假定。
上面两个原则是一般民法教科书中早已确认了的。然而从制度和功能的角度来看，上述分析还是不够充分。现代的法律经济学指出了契约的另一个特点，即契约是立约人在立约时认为对双方均更为有利的一种交易。法律经济学认为，没有这一条件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进入契约。换言之，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这种交易至少会使一方的利益有所改善。这是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必须注意，这种“对双方有利”只是在交易前双方的理性预期，而不必定是交易的实际后果。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订立契约之时，双方的预期被后来的现实所打破，以至交易或契约一方无利可图、利益受损，甚至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能改变契约发生的上述基本前提〔35〕。
由此可见，契约具有世俗特性，它隐含了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以契约作为一种构建组织秩序的方式，与中世纪秩序组织的神权色彩以及以命令为特征的社会和权力组成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契约模式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基本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后文将指出，契约的所有这些特点在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中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并构成了这一学说的基础。
然而，上述条件的总和仍然只构成一种学说发生的可能性。要真正把一种经济活动的原则和方式升华到一种社会和权力组织方式，升华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理论，就不可能简单照搬一般的契约学说，而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补充、修改、完善，并辅之以其他必要的学说。这种工作是由许多自然法学家逐步完成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本文将主要以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思想为范例加以分析。
笔者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我们知道，从古典自然法学派中主张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来说，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一般认为，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说的主要创始人和系统阐述者，而洛克的学说对社会契约理论的确立和后代政治实践的影响更为巨大〔36〕。相比之下，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则较少系统论及社会契约。最值得争议的也许是卢梭。卢梭无疑是最重要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之一，他有一部著作甚至题名为《社会契约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卢梭与其他自然法学派学者之间在观点上有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卢梭自己就在著作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假定，而不是如同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把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来信赖。换言之，卢梭只是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为了接近读者而运用了当时极为流行的自然法学派的那一套语言〔37〕。其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都谈到了国家发生的问题，但却表现出强烈的不一致〔38〕。在前一书中，国家被卢梭说成是富人欺骗穷人的产物，不是一种契约的产物，因此是不平等的加深；而在后一书中，卢梭又规范式地讨论了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国家。两者的不一致，使我们无法确认卢梭究竟是如何认识国家发生问题的。第三，卢梭尽管强调平等，但这种平等不同于英国式的平等。在英国，平等是建立在自由和独立意义上的，而卢梭强调社区情感，强调共同体，强调一个人首先是公民，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人。由于这些差异，一些学者认为，卢梭是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人物，他既把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推到了高峰，同时又开始从根本上摧毁原先的自然法传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卢梭是近代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之父〔39〕。因此，我经过斟酌，决定不以卢梭作为社会契约说的范例来研究，而集中分析霍布斯和洛克。
这种选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一个学派形成的过程中，其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要提出的是全新的话语（例如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人），或几乎是全新的话语（例如这里的霍布斯）。他将把一个原型作为隐喻延伸到一个新领域，但既然这两者之间本来没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者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他们后来习以为常的相似性），或具有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对普通人来说一时就很难理解两者的种种相似〔40〕。因此，由一种理论的奠基者第一次指出的那种相似性及其有关论述，就具有首先“格式化”和理论定向的作用。即使他仅仅指出了一个或某几个相似点，而接受这一隐喻的人们就会在此后不断努力发现一些新的、被首创者忽视的相似点。社会契约国家学说尽管不是霍布斯的独创，但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因此具有特殊意义。而洛克，作为一个后来者，则从这一隐喻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相似点。从这一角度分析这两位学者，具有理解理论是如何借助同一隐喻的不同侧面而演化蜕变的意义。
况且，这两位学者在另一层面的近代国家学说分类上也具有代表性。霍布斯是近代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absoultism）的代表，主张集权；而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分权。因此，分析这两位对国家权力持不同主张的学者，能够从中发现一般契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更足以说明本文的基本观点，并给我们以其他启发。
在下面的两节中，我假定读者大致熟悉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国家产生的一般观点，以节省篇幅集中讨论与本文中心命题相关的要点。
注释：
〔1〕实际上，在自然法学派学者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对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理论提出了批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梭。尽管卢梭也阐述了“自然状态”、“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假定，一种推理的便利。他强调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与霍布斯和洛克所强调的都很不一样。例如，卢梭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们的团体感，而不是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强调的个人性，他强调感情而不是理性（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卢梭之后，有休谟的批判，有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对自然法学派国家发生理论的批判。伯克就认为，如果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话，那么也是各代人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一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契约的理性创造国家说，而趋向于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参见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The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55）；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弗格森则明确指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文明社会史随笔》，转引自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此后还有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功利主义学派的批判（参见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以及实证主义学派的批判。所有这些学派或人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自然法学派观点的不能成立。
〔2〕当代最著名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研究，也许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3〕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1113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君王正是家长和村长的发展”，《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里，都是以家庭为模式讨论国家问题的，洛克（参见《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9页）、休谟（在君主制下，“国王安居于他的臣民之中，像父亲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之中一样”，《谈公民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9页）亦然。据语源学考证，希腊文中的“王”一词源于梵文中的“家长”一词（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页，注2）。美国人则称华盛顿等人为“国父 ”（FoundingFathers）。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还是认为随着美国社会的工业化，美国总统的职责也应发生变化。他把总统理解为美国的“管家”，而不能“无为而治”。显然，这个“ 管家”背后的隐喻就是国家即家庭（参见Alfred H.Kelly，Winfred A.Harbison and Herman Belz，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ItsOrigins and Development，6th ed.，W.W.Norton ＆ Company，Inc.，1983，p.421）。
〔4〕例如李仁玉、刘凯湘合著的《契约观念与制度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便阐述了有关的观点。
〔5〕例如，马克思和许多思想家都论证过摆脱了封建约束的独立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条件（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Freedom，Avon Books，1965，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普遍契约化，以至社会契约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6〕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参见《政治学》，第7页以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以下），又如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的学说。
〔7〕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伯克（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 页以下）。萨维尼也曾指出，“一切‘所有权’都是因‘时效’而成熟的‘它主占有’”（转引自梅因《古代法》，第 144页）。
〔8〕参见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 Touchstone Book，197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
〔9〕例如，哥白尼由于顾忌日心说与教会传统说法的矛盾，一直等到去世那年才出版他的著作，并且采取了两个保护性措施。其一是说他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事实；其二是他将此书题献给了罗马教皇，从教皇那儿获得了一种“保护色”（参见Russell，A Historyof Western Philosophy，p.526）。因此，日心说直到伽里略那里才真正引起了教会各派的谴责，包括主张宗教改革的各位思想家。但是，伽里略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参见德雷克《伽里略》，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牛顿尽管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也在他的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
〔10〕例如，当路德听说了日心说以后，大为震惊，说：这位傻瓜想把整个天文科学颠倒过来！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稳定不动，而地球要运转。加尔文也愤怒地问：谁胆敢把哥白尼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11〕有关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世界观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527。
〔13〕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参见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二编，孔祥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以下。
〔17〕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6—397页。
〔1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7页。
〔1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0〕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62页以下。
〔21〕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47—448页。
〔2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8—390页（“近代专制主义”一节）。
〔23〕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他认为，近代国家秩序的合法性证明是用一种科学自然律的论证手段代替了传统的神学论证和本体论论证的策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24〕例如，在1610年出版的《新大西洋岛》这本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小说中，培根（1561—1626）描述了一个理想国。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幻想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有制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国家统一组织生产，产品归公，按需分配；贤人治国、政教合一；同时实行基于优生学原则的婚姻制度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哈林顿（1611—1677）于1656年出版了题为《大洋国》的政治小说，以大量虚构的细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温斯坦莱（1609—1652）在1652年出版的《自由法》中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造成的罪恶，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宣传了原始平等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最早的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在实践上，我们还可以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参与建立的那种强调理性化的神权共和国。
〔25〕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26〕这里的因果关系很难分清。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在此不能也无法详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对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契约意识的形成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27〕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关于具体的事实可能有争议，这里的引证并不试图确认事实，而仅仅是旁证。
〔28〕由嵘等：《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8页。
〔29〕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09页。
〔30〕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10页。
〔31〕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142页； 参见梁治平《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页。
〔33〕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Random House，1970.应当指出，福柯分析的只是后来形成学科的语言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而从契约发展到社会契约的学说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因此福柯的分析在此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但在我看来，福柯著作展示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例如，本文中提到的霍布斯用运动力学来解释人的情感、欲望也是这种迷恋类似的体现。福柯著作中讨论的是那些最后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异中求同，而从契约类比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以及霍布斯对人的情感、欲望的力学解释只是没有最终形成独立学科的异中求同。
〔34〕对此，当代学者在法理学上是有争议的（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
〔35〕关于对合同的经济学分析，参见波斯纳Economic Analysisof 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2年英文第四版； 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6〕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04页。
〔37〕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8—659页。
〔38〕沃恩曾评论说，“《论不平等》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转引自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0页）。
〔39〕这是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早期的阿克顿勋爵就认为卢梭是绝对统治论者（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和Russell，A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关于卢梭的讨论）。
〔40〕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唐纳德•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牟博编译《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4页。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社会是一个契约”这个命题是一个隐喻还是一个明喻？“社会和契约一样都是合意的产物”，我认为是一个隐喻。霍布斯在提出社会契约论时曾把社会与契约作了多次类比。因为按照戴维森的分析，“明喻说的是存在一种相似性，„„隐喻并没有明确断定一种相似性，可是，倘若我们把它接受为一种隐喻，（人们）就又被诱使去寻求一些共同特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下）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
四、契约理论和绝对主义国家学说——霍布斯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13章“描述”了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产生的过程〔41〕。对于我所要论证的本文中心观点来说，这些描述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据此揭示霍布斯如何借助了普通契约理论，却又将之隐藏在关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描述” 中。前面已经提到，依据契约学说，契约之达成首先必须是交易各方都预期有利；其次，必须是交易各方自由的理性选择，这种自由的理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平等包括所交换的物品在价值上的大致平等。我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证明这些预设条件全都以某种方式隐含在他的文字叙述之中。
首先，要使契约之说得以成立，他就必须论证：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霍布斯在书中的确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说大自然如何使人具有大体一致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42〕。这似乎仅仅是在描述自然状态，但从他的理论构成来看，这种描述甚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等，那么他就无法以契约理论来解说国家的发生。但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吗？我们不能未加验证地接受霍布斯要求我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的这一假设。如果以现实的眼光观察社会，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智力、能力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个清醒的、无情的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他从一般契约理论中感觉到，如果要把国家说成是一个社会契约，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如何获得这一前提呢？作为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能仅仅宣称它的成立——因为这种宣称不仅有违经验，而且会导致整个理论基础的空虚。然而，要求他从经验上论证这一前提显然有困难，霍布斯于是作了非常含混的说明。他说，这种大体平等表现为即使那些弱小者也可以运用密谋，或者联合起来征服那些体力和智力上的强大者〔43〕。
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以“人多力量大”这样的常识来证明所有的人体力上都大致平等，正如我们无法以“三个臭皮匠，抵上个诸葛亮”的说法来证明臭皮匠的智力与诸葛亮的智力大体相等一样，而且这种论述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花那么大的篇幅论证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恰恰表明自然状态下的人并不平等。正如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说，我们之所以说什么东西像另一个东西或要把什么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恰恰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理上前者决不是后者〔44〕。那么，作为一个极为精细的大思想家，霍布斯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逻辑推理错误，而又显得如此笨拙呢？比较满意的解释只能是“需要”，即霍布斯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否则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将崩溃。他不一定是有意“作弊”，而很有可能是无意间犯下了这种错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以一般契约说论述国家契约说，这种理论上的逻辑盲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霍布斯强调这种平等的重要性还在于，平等是自由表达意志，是放弃个人权利的前提，因此也是此后契约必须信守的前提。如前所析，没有大致的平等，意志表达就可能是被迫的，那么契约也就可能不成其为契约，而只是一种胁迫的结果。因此，霍布斯的这一“ 大体平等”之说对其理论构建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甚至霍布斯自己在书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写到，“如果人生而不平等，那也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平等，除了在平等的条件下不愿意进入和平状态，因而同样必需承认这种平等”〔45〕。由此可见，霍布斯是将这种平等作为社会契约的先决条件而构造出来的。
其次，在契约交易中，所交换的总是某种物品或对于某种物品的权利。如果真的存在着契约论国家学说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契约，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权利的交换。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又能对什么东西声称享有权利呢？显然，在连自己的生命和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声称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法律，西文同源，其实践（特别是在英国）更是一直都与司法相联系〔46〕。换言之，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那么，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下，如果以契约进行交易，人们之间又能有什么权利可供交换？这是社会契约论学者在试图以契约解说国家发生时必须回答的另外一个难题。为此，霍布斯首先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然后将安全、生命等解释成一种与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的思想〔47〕。由于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天赋的自然“权利 ”，因此，他们可以以放弃这些权利为代价而完成契约的要求〔48〕。显然，霍布斯再次为满足普通契约的要件而对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了一番精心构造。
第三，契约的构成和履行还要求交易者有行为能力，也就是能够做到意思自治。试图以契约来解说国家发生，同样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霍布斯仍然以定义的方式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假定自然的人都有掠夺性和理性，把理性视为自然法的体现〔49〕。这种解决契约所要求的行为能力问题的手段，尽管在逻辑上是成功的，但经不起经验的验证。一般说来，民法上只承认惟有比较成熟的人才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即进行契约交易的能力），而实际生活中的个人并不总是成熟的个人，有许多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所要求的理性或行为能力的，如孩子或一些智力发育不足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假定其存在的话——这种理性不足的人也必然存在，不可能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理性，并因此而同样具有行为能力。如果这样追究，霍布斯就无法完成他的社会契约说了。因此，他通过界定“人都是有理性的”这样一种定义的手段避开了矛盾，而使自己的学说体系得以完成。
第四，我们在前面提到，契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愿参与交易的各方都预期有利，而国家作为一种契约，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恰恰就是如此〔50〕。霍布斯承认，在放弃自然权利、建立国家之后，在国家的绝对权力的严格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很愉快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由战争和灾难所导致的悲惨境遇要好一些，人们只能在自然状态和国家统治这两种情况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指出，这一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51〕。他实际上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国家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产物。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普通契约思想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应用在对于国家发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上。要将这两者联系起来，需要按照一般的契约原则来对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以及他们的签约过程补充许多假说，给定一些条件。因此，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就不仅在于他依据普通契约理论提出了论证国家产生和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路径，而且在于他几乎是处处都按照普通契约原则的要求细致地作了这些必要的论证。
不仅如此，即使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普通契约理论的利用。在此，我将进一步分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通过对这一显然具有霍布斯个人特点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他那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论也仍然是从普通契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不仅仅是对其个人偏好的率直表述。
许多学者指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具有强烈的集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霍布斯所处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代及其亲身经历的产物〔52〕。英国从1640年内战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经历了将近50年的动荡。霍布斯的整个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这对他这样一个关注世事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对问题的判断和价值选择。同时，霍布斯本人与英国革命人物的特殊关系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命运。他担任过查理二世的家庭教师，因此革命者拒绝他；其著作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又令保王党痛恨。他处于两面不讨好的痛苦境地里。
从时代背景来理解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无疑是一针见血的。然而，这种“一针见血”又往往影响了我们对霍布斯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深刻理解。霍布斯毕竟是思想家，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53〕。因此，即使霍布斯在表达他个人的判断、作出一个便利的政体选择的时候，他也必须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一种与其总体理论相兼容的方式来表达。否则，霍布斯就与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没有什么区别，而不会成为被后代学者所反复研究的伟大思想家。如果经过系统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表述他个人对绝对主义的信奉时，霍布斯也没有简单地、直通通地主张某种观点，而是仍然坚持借助普通契约理论来论证。
首先，为将国家权力集中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君主或者议会）手中，霍布斯的论证是：建立国家的契约只是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而不是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54〕。换言之，主权者只是契约的证人和监督者。这样一来，由于主权者不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因此不受契约的制约，也不存在不遵守契约的问题。这样，霍布斯就成功地运用了普通契约的观点，论证了他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主张的那种绝对主义思想。他既保持了理论的统一性，又能够使之具有实践的意义。
此外，霍布斯作为思想家还看到了以普通契约学说构建的国家理论所具有的一个重大弱点：它可能会为社会的动荡不安留下一种借口。一般的契约总是可以撤消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种种毁约行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依据社会契约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因为人们随时可能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他所希冀的稳定社会可能因此而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国家的确是一个契约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不同于一般的契约，它就必须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契约。这个问题同样是霍布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仍然必须保持理论上的一致，要以普通契约理论或观点来传达一个政治价值判断。霍布斯指出，国家尽管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但这个契约实际上与其他契约不相同。这个契约一旦签订，不经作为契约监督者和证人的主权者的同意，它就无法重新签订〔55〕。这种论证不仅符合当时流行的契约（covenant）实践〔56〕，而且在理论上也能够成立。其次，他还指出，由于这一契约是多数人定的，个人就必须服从大众，因为当一个人签订社会契约时，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必须服从大众的意义。因此，一个签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主权者的命令（这个主权者可以是国会也可以是君主，在霍布斯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回到先前的战争状态中去，而在战争状态中，一个人即使被他人杀死，也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57〕。因此霍布斯说，在订立契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契约〔58〕。霍布斯再次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成功地克服了他所面临的难题，同时再次成功地保持了理论的一致性。
他还认为，一旦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无论主权者做了什么，都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所谓正义或不正义，只有在存在主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抱怨主权者的行为，那么他首先应该抱怨自己，因为是他自己签订了契约，将权力交给了主权者。这种论证固然可以被看作是霍布斯在为统治阶级辩护，但它与普通的契约实践和理论是一致的，即人们不能因为发现履约对自己不利而拒绝履行已经签订的契约。
这样，霍布斯利用普通契约学说，不仅对国家的发生作了合乎逻辑的契约化分析，而且从普通契约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其绝对主义国家理论作了正当化论证〔59〕，保证了其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使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和范式上都相当完整和自恰。
五、契约理论和有限权力国家学说——洛克
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固然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论具有一个潜在的重大弱点，即对主权者的权力没有限制。尽管从霍布斯的时代看来，社会安定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实践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是其局限性，即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此种合理性就会失去其普遍的可适用性和意义。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12年后的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条例，该法律扩大了国会的权力，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分权共治。英国宪制的变革表明英国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能接受霍布斯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学说，而需要一种能确立“资产阶级的妥协”并使之正当化的理论，以此来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同时也限制议会的绝对权力。
要创造这样一种理论，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当然不少。西方历史上的混合政体理论就是一种资源。然而，仅仅恢复这一理论还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因为混合政体理论固然可以用来限制权力，但其所限制的权力仅仅是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它并没有指出应当保护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以及在国家——无论是君主还是议会——侵犯了这些权利时，人们可以如何行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显然需要一种不同于混合政体理论的新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洛克，这位“光荣革命的辩护士”和“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60〕成功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同样从普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有限权力的国家学说。正因为如此，尽管洛克理论的实际后果是为已经形成的混合政体辩护，但后来的学者并没有称洛克为混合政体理论家或思想家，而称他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这种认定是恰如其分的。
洛克的思想忠实地反映了光荣革命的精神。他在光荣革命后写下的《政府论》，以普通契约理论为这一革命后的现实作了正当化论证。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人们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因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有权起来重新建立政府，但这只有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才能这样做。
就运用契约理论来论证国家发生这一点而言，洛克所要做的工作远不如霍布斯那样巨大，那样富有原创性，因为霍布斯已经为他创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国家发生学说的基本模式，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和概念。洛克要做的只是调整霍布斯的理论框架，强调或发现契约与国家的其他相似点，对霍布斯的某些观点加以重新阐述，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政治需要〔61〕。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节中将不作重复分析，而集中论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洛克在许多方面都完全重复了霍布斯。例如，在人们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私的和有理性的；由于理性，人们受到自然法的调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洛克认为是为了消除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人们理性地、自愿地作出了建立国家的选择〔62〕。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63〕，这种论述似乎与霍布斯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仔细研读《政府论》下篇，我们就会发现洛克所说的“完备无缺”的自由指的仅仅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由，这里的自由并不一定具有目前汉语中“自由”一词所具有的那种褒义，并因此是可欲的，而是如后来许多学者曾指出的那种可能使人感到孤单、不安全、不确定，并因此而导致焦虑的自由〔64〕。在洛克看来，实际上人并不仅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合作、互助、秩序、权威以保证安全，所以他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了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65〕。洛克为什么强调这样一种自由状态？这必须从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总体去寻找解释。
洛克与霍布斯两人的思路完全一致。他们都意识到，要使契约学说能够解释国家的产生，那么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洛克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决定和平等地位，即没有人能够享有比他人所享有的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66〕。这是洛克的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
但是，洛克所说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抽象自由平等，却更好地避免了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具体的和经验的自由平等可能引出的难题。如前所述，霍布斯论证的是自然状态下人们身体和智力上的平等，并从中引出了自由，但这种平等在经验上是难以证明的，不能令人信服。洛克则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强调了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并从中引出了平等。由于抽象，洛克就避免了霍布斯的那种经验证明上的困难，却似乎更成功地构建了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
如果自然状态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呢？建立国家对订约人有什么好处？洛克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有一些缺陷：⑴没有法律——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共同尺度以评定是非，裁判纠纷；⑵没有裁判者——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⑶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机构——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之得到应有的执行〔67〕。概括说来，就是缺少法治。由于上述缺陷，洛克认为人们无法长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然权利：放弃做自己认为自己合适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即放弃自己确定是非标准的权利和按照这种标准去行动的权利；放弃自行处罚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的权利。这些被放弃的权利交给了订约者中被指定的专门人员，由这些人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因此，社会契约的功利就在于享受这种法治带来的利益。尽管国家的建立使人们放弃了不受任何上级权力或法律约束的自由，但人们获得了在国家下的自由，即法律保护和约束下的自由。因此，洛克认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人们在享有自由平等之外还有额外的收益，即纠纷解决之便利。这是契约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分析过程来说，洛克的这些分析与霍布斯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差别，洛克不过是以同样的语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发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由于对自然状态下的自由的描述和对缔约方的分配与霍布斯不同，在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提出国家学说时，洛克在理论上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更便于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达到他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格局。
首先，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特别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为此后建立的国家确定了一个基本限制，那就是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换句话说，既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了那些自由，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新的便利和自由，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要进入国家。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不享有那种完美的自由和平等，不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那么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没有义务要充分保护这些权利，国家仅仅保护人的安全，人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这样一种理论显然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相比之下，洛克的说法当然更适应资产阶级关于政治社会中政治经济自由平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精心构造的。
其次，这种描述从功利上为洛克的人民革命主张作了铺垫。如果自然状态真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么悲惨，那么即使人们在国家的统治下非常不幸福，人们也不可能愿意撕毁契约，回到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下。然而，在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仅仅是生活有些“不便”而已。因此，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协议建立新国家。
第三，洛克的社会契约说也为革命之正当性作出了论证。他用普通契约的关系来类比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认定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68〕。这样一来，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依据契约理论，统治者就是毁约；作为缔约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进行革命。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自然状态下人们境遇的描写，已隐隐地转化为契约的具体条款，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违约，国家是否合法、合理的标准。
第四，洛克对以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人们放弃具体权力的描述，还进一步为他的权力分立理论奠定了基础。必须指出，洛克之所以提出主权分立，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即要使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权力分配制度化。但是，与霍布斯相同，作为理论家的洛克只能而且必须将这种权力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融化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之中，而不是与他的理论相分离。在论证这一点时，他仍然借助了他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重新描述。这就是他描述了在自然状态下，除了其他权利外，人们都有两种权力，即决定做什么事的权力，和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权力。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来源和基础〔69〕。一个人决定做某事和具体做某事是不能——至少是很难——划分的，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而洛克恰恰是经验主义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主义者），这种划分甚至没有意义〔70〕，那么洛克为什么要做这种与其哲学体系有矛盾的划分？我只能说这种划分对于洛克构建的国家学说是有意义的，对当时的英国政制则更有现实的意义—— 这种分权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概括，是对人们为达成社会契约所放弃的权力的概括；这样，自然的权力区分可能使他的分权主张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获得更大的正当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洛克在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权作辩护时，仍然极力运用一种普通契约的理论。他在霍布斯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成功地通过重新描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利地位以及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而实现了这一点。他的重新描述，并没有改变普通契约理论的基本要件和精神。他唯一的重大发展也许是调整了契约各方，把主权者从契约监督者的地位落实到契约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即使如此，他的理论框架和原型仍然是普通的契约理论。
六、结论和思考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介绍之后，我们再回头考察自12世纪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关于契约的一般思想与16—17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民商事上的契约理论和作为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尽管适用范围不同，但其基本结构框架是一致的，两种理论都以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无论二人在其他方面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有何重大区别，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摧毁这两个基本点。
其次，这两种契约论所追求的利益尽管不同，但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一般契约论所追求的是民商事利益，而社会契约论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普遍的社会利益。然而，归根结底，两者都以获利为目的，并且是对当事人各方都有利。契约原则的活力也许正在于此。社会契约的国家论，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们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使原来更多地属于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与凸显着一般平民世俗特征的契约活动相吻合，为资产阶级进入政权作了多重正当化准备，而且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国家理论的需求。这就使得霍布斯和洛克的明显带有英国地方色彩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一个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精神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快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也许不是由于这种学说比传统的国家学说更为正义，而是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色彩适应了一个功利的时代。而普通契约理论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也许就在于它的这种理论意蕴。
第三，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再次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刻判断。这一分析表明，大量的经常性契约交易活动使契约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民商事活动中的核心原则，然后渗透到国家学说中，进入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领域。
第四，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我们当然不应否认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应过高地将之视为一种绝对合理的国家学说。这对我们今天批判地借鉴考察西方的国家政治法律学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可以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家国说、社会契约说，以及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有机体说、功能主义说和结构主义说等各种国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它们都是在运用当时人们最易理解、意蕴丰富的原型来系统地和理论化地解说国家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都是证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制”国家学说和西方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合理性，重新理解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法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一定视角上看，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那些国家学说错了，或社会契约理论更正确、更真实地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而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学说所借助或依据的原型无法或未能提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理论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理论必定具有地方特色。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在近代西方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生活在一个契约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他们利用了最容易得到的、最便利的，同时也是普通人最常见因而也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理论化、体系化的创作，从而实现了国家学说的发展。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在众多的国家学说中接受了这一派理论，就是因为契约实践和契约精神培养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接受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本土的理论资源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有理由依据自己的资源创造新的但更富有解说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学说。
我强调可以利用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又强调社会契约论不是永恒真理，但并不认为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隐喻可能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启发，因为一个“东西”可以以无穷无尽的方式与另一个“东西”相似。有创见的思想家并不仅仅重复前人已发现的相似性，而是可以发现新的相似性。必须指出，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家国说。当然，此处不可能详细讨论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理论意蕴，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仅仅想指出，“家长制”一语并不天生具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种贬义。作为国家理论的家国说之所以被认为应当废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家庭同一个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并不经常出现的现象或形象——武断粗暴的父亲—— 联系起来，并将它固定化了。实际上，家庭并不仅仅意味着父子关系，其中还有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等等；父亲也并不都是，甚至大都不是武断粗暴的。更何况，“ 家庭”这个概念也不是恒定的、普适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家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甚至血缘关系也并不是构成家庭的必要条件（只要想一想收养子女的家庭，想一想同性恋家庭即可明了）〔71〕。那么，为什么我们只能从家这个隐喻中发现一种应当否定的东西呢？当我们批判家国说之际，也许恰恰反映出我们理念中的“家”就是也仅仅是“父亲说了算”；因此，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的这种批判其实正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强化着我们试图批判的那种家庭关系，并使其正当化、合理化。如果我们从其他方面或多方面来理解“家”（例如“温暖的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严父慈母”等等），以这样的“家”作为隐喻，提出或发展出一种国家学说，是否会显示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我并不是在主张以家庭为隐喻来重建我国的国家学说，上述分析仅仅是试图指出，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深刻反省的盲点或荒谬，同时也指出理论发展的潜在资源和可选择性。我之所以持这种比较消极的态度，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学说的确立最终都要基于接受者的习惯（这时原来的隐喻就变成了一种字面真理）〔72〕，而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标新立异或理论言说。另一个理由是，如果不适当地利用任何一种本土资源，或者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同样可能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实际上，就国家学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国家本身，而不是研究提供某一研究思路的那个原型或隐喻。霍布斯、洛克的例子都表明，普通契约理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构建各自的国家学说的工具，因此必然会随着他们各自所理解、感受到的社会需要而有所调整。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契约、家庭、有机体或其他任何一种隐喻无限推延、绝对化，把它当作普适的绝对真理，都同样会使学者放弃对国家本身的研究，而专注于隐喻，削足适履地用原型套国家，其结果必然会使对国家的研究或国家学说的发展陷入困境，甚至会造成政治实践上的困境。国家就是国家，任何隐喻也仅仅是隐喻。说国家像什么，恰恰因为国家不是那个“什么”。因此，我们也许应当想一想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个笑话中隐含着的双重意蕴。
注释：
〔41〕从霍布斯的著作看，其实他也未必真相信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而更多地是将自然状态视为其理论构造之必须：“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状态”，“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 96页）。
〔42〕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章。
〔43〕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2、93页。
〔44〕参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第218页。
〔45〕霍布斯：《利维坦》，第117页。
〔46〕参见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7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85—686页。
〔4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页。
〔48〕“权利的交换就是人们的契约，而不必是物的交换”（霍布斯：《利维坦》，第100—101页）。
〔49〕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7、99页。
〔50〕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
〔51〕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99页、第133页以下。
〔5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15页。
〔53〕早在1640年，霍布斯就写下了《保卫在国内维持和平所必须的王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王权来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革命后，他在巴黎出版了《论公民》，又预见到英国内战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这表明他的著作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指导下的选择。
〔54〕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5页。
〔55〕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33页。
〔56〕据记载，从13世纪开始，普通法解决合同问题主要通过两种诉讼，债务（debt）和契约（covenant）。直到15世纪，这种契约还可以在普通法院强制执行。到16世纪中期，即霍布斯出生前不久的时代，“（普通法中的）现代合同法概念从本质上说已经形成了”（参见Arthur Taylor von Mehren and James Russell Gordley，The CivilLaw System，2nd ed.，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pp.16 —17）。
〔57〕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9、135页；“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霍布斯：《利维坦》，第96页）。
〔58〕参见霍布斯《利维坦》，第108—109页。
〔59〕当然，霍布斯对君主制的论证并不仅限于此。他偏好君主制，是因为从最根本上说，“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霍布斯：《利维坦》，第167页）。同时，他认为主权者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在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回事”（霍布斯：《利维坦》，第144页）。此外，霍布斯还在《利维坦》 一书的第19章中论述了君主制的其他好处。
〔60〕恩格斯：《致康德拉•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页。
〔61〕正是从这一点上看，一些学者认为洛克并非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位调和折衷者，一位概括者（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587页，第602页以下）。
〔62〕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9、77—78页。
〔63〕参见洛克《政府论》，第6、59页，第77页以下。
〔64〕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特别是其中的第2、3 章；托克维尔在对个人主义的分析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参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7页，第630页以下）。
〔65〕洛克：《政府论》，第77页。
〔66〕参见洛克《政府论》，第5页。
〔67〕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8页。
〔68〕洛克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这种观点是隐含在其论述中的（参见洛克《政府论》，第80—81页，第82页以下）。
〔69〕参见洛克《政府论》，第7页以下。
〔70〕尽管这种区分今天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成为立法、行政的区分基础，但其理论基础是可疑的——它是一种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心理学模式，假定有一种脱离行动的意志活动存在着（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对司法裁量的分析和批评；参见Wile，Constitutiona-lism and Separation of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78，此书中译本将于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苏力译）。
〔71〕David M.Schneider 在此问题上曾作过自我批判（参见Schneider，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84）。
契约风险论文 篇3
一、 目前关于心理契约的研究局限
目前关于心理契约的研究局限体现在：①关于心理契约的概念研究局限。目前关于心理企业概念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受到很大的阻碍，国外古典学派和Rousseau 学派之间的争议仍在继续，国内的学者对心理契约的研究缺乏延续性，使得许多工作重复进行，许多文章仍在重复回答概念问题，仍停留在国外学者的观点之上。在国内很多学者把心理契约等同于信任，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信任只是心理契约概念范畴的一部分。②缺乏对心理契约研究的系统理论。心理契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心理契约形成及违约上的研究，研究的内容相对零散，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③国内有关于信任对企业间合作的影响研究，未见心理契约对企业间合作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④目前心理契约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主要将其应用在雇佣关系中。除了雇用双方，心理契约应该在其它领域仍然有广泛的应用空间，比如顾客与企业之间，企业合作之间等，但这些领域在国内外目前的研究尝试很少。
总的说来，现有文献多是关于心理契约在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研究，以及消费者与企业品牌心理契约方面的应用研究，或是关于对企业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关于心理契约对企业间持续合作的影响机制研究，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非常有限。在这种研究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企业间持续合作影响要素的心理契约框架，以及心理契约的建立如何影响企业间合作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
二、 企业间合作的心理契约理论分析基础
就理论而言, 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 属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范畴。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人类基于理性、相对利益的衡量、互惠的交换模式，基于人与人之间心理因素与行为的研究，从个体之心理因素来检视个体的行为与决策，从而对人类之社会与交换行为提出解释。但在实务上, 个体的心理因素与行为对于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关系的影响却没有如同理论般被重视以及被应用, 而常被提及的如信任, 关系营销与渠道营销等, 又无法充分解释个体心理因素与行为对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中的影响， 进而为管理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易提供另一个新的思维与工具。可见，社会交换理论尽管对社会现象乃有极大的解释力，但企业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社会系统，企业间的合作又和单独的个人交换有所不同，需要考虑社会学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才能更清晰更全面的描述企业间心理契约的形成过程和影响要素。因此，使用心理契约来解释企业间的合作关系，需要同时把心理契约和社会学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构才更实际，才更有可操作性。
三、 心理契约对企业合作交易成本与风险交易的影响
在一个企业为了和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企业为了能和别的企业进行合作,在双方不了解或者交往次数不多并未建立信任的情况下,需要合作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规范和行业规范,进行业务营销开拓,行业公关,维护合作关系，取得对方的信任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另外，双方企业在心理契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合作并不是很融洽，会导致合作效率不高，如物流配送部门存在滞后现象、财政部分存在拖欠现象、研发合作存在不配合现象以及销售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沟通效率并不顺畅现象，这会直接或间接的增加交易时间和交易费用。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或者合作双方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合作机会和诱惑，很容易停止合作，使前功尽弃，这就存在很大的交易风险和交易的不确定性。如图1所示，在建立正式契约（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将其表现为合作的合同契约）的过程中，正式契约的建立过程中企业时刻要考虑为了建立合同契约或者维系心理契约所必须要考虑的社会规范和行业规范，想方设法取得对方的信任，千方百计的维系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这往往需出很大的代价。即便如此，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合作企业人员的内部调整，先前建立的合作关系与信任可能发生变化，当合同期满后，合作企业就可能会和新的合作对象进行合作，使先前建立的合作关系化为乌有，迫使企业再找新的企业进行合作，存较大的风险和交易不确定性，如图2所示。
当合作企业产生心理契约后，合作企业双方相互信任，关系融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由于良好的合作关系和相互信任，避免了很多的营销费用和公关费用等市场开拓费用，以及维系关系的费用开支，另外由于合作企业双方各部门由于关系合作经验丰富，会导致合作效率很高，如研发部门合作彻底、物流部门快捷准时、财务方面准时到款以及市场和人力资源部门沟通及时顺畅，会直接或间接的较少交易成本。另外，由于心理契约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比较稳固，如果一方企业背叛则其机会成本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环境变化和外界诱惑而选择合作变更，而会选择持续合作，这会极大的减少交易的风险和确定性。如下图3所示。因此建立心理契约能大幅减少合作企业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使合作能够长久持续合作，应该是合作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四、 企业间心理契约对持续合作的影响机制模型框架构建
心理契约对企业间持续合作的影响机制与两个单独个体交换有所不同，它呈现出复杂性和系统性。具体来说，这种心理契约包括三个方面，交往企业的实力、企业交往感受与相互依赖程度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对企业间的持续合作都有影响，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影响关系，即企业实力影响合作企业交往感受，企业实力也影响相互依赖程度，合作企业交往感受也影响相互依赖程度。作为合作企业的两个组织，系统内企业间持续合作的意愿应来自于一个合作企业的综合特质，受企业实力、交往感受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影响，而这三个要素的完成则是有合作企业所有部门集体来完成的，而不是仅仅出于信任或者对品牌的认可，犹如一个冰山，浮于水面上的是合作企业的品牌和口碑，水面下面的则是企业的研发、生产、财务、销售、人事、售后服务以及供应链管理等综合能力，这个冰山就构成了导致企业间合作的本源，就是本文定义的影响企业间持续合作的心理契约的大致框架，如图4所示。因为企业间的心理契约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这也和我们前文的假设的企业间良好的心理契约能否消除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减少交易成本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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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0672071）资助。
作者简介：黄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炳宏，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契约风险论文 篇4
一、风险投资的契约机制
(一) 风险投资契约机制
风险投资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 是契约理论、经济理论、博弈方法等理论、方法的运用, 也是金融、经济和管理理论、方法的研究。风险投资的契约机制是风险投资运作中各参与主体相互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博弈行为的一系列契约作用结果, 并非单纯的外部环境对风险投资造成的影响结果。
风险投资涉及到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三个主体, 并以此形成了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 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 前者代理关系为风险投资者交给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资金, 由受委托的风险投资家选择风险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并管理;后者代理关系为风险投资家交给风险企业家资金用于企业的发展, 并为之提供增值服务, 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 实施监控与管理, 帮助风险企业成长与发展。
(二) 风险投资主体之间存在的问题
首先, 由于风险投资运作的主体涉及到三个, 有着两层委托代理关系, 因此在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信息表现出高度的不对称, 并由此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对风险投资的运作效率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在进行风险资金的筹集中, 针对上述特点要对契约进行合理有效的设计, 对风险投资家做出甄别与激励, 督促其努力工作, 减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在风险投资家将资金投入到风险企业后, 还会对其提供一系列增殖服务, 包括制定发展战略、进行管理监督等, 所以需要合理有效地设计风险投资契约机制来对风险企业家的工作进行激励, 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减少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次, 风险投资企业往往是出于创业阶段、高成长阶段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 有着风险高、不确定性高等特点, 因此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性, 同时也有高收益性。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风险, 高收益也都是以高风险为前提的, 对风险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 一方面为风险投资家进行项目选择提供依据, 同时也对风险企业的现金流权、控制权有着直接的影响, 并对风险投资契约的制定产生影响。所以在风险投资的运作中, 要重点考虑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等级, 以此进行项目的选择, 并控制和管理风险。
二、风险评估对策
风险投资本身的性质使得其投资对象, 主要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项目这类不确定性非常高, 投资收益高, 同时风险也较高。风险投资机构是风险投资运作的核心所在, 是从事风险投资具体运作的组织, 作为中介机构连接着风险投资者与风险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在进行资金投资前需要基于长期的经验、知识信息来综合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构成因素与风险的大小。风险投资所涉及的风险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意义层面的风险, 二是不确定性。传统意义层面的风险指的是决策者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结果以及每种可能发生的概率都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不确定性则指的是决策者了解各种可能发生的结果, 但是并不能确定其发生的概率。
(一) 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对风险投资中“风险”上述特征进行考虑, 以全面、系统、科学、可行、可比为原则, 选取风险评价指标, 并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国内外相关风险投资项目风险评价指标研究结果为基础, 考虑将以下几个指标作为风险投资的风险因素:
第一, 技术风险 (e1) , 风险项目在由于新技术、新思想的不成熟、具有缺陷, 加上可替代新技术等, 都面临着诸多的风险。第二, 环境风险 (e2) , 如经济环境、国家的政治、地理位置、社会服务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等。第三, 管理风险 (e3) , 指的是由于管理不当造成的项目失败的风险。与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团队能力、约束和激励机制等因素有关。第四, 生产风险 (e4) , 指的是和生产设备、人员结构、知识产权、能源材料有关的风险。第五, 市场风险 (e5) , 指的是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与产品的生命周期、市场需求度、销售网、市场占有率等因素有关系。第六, 投资工具风险 (e6) , 和项目投资的规模、投资工具以及企业资本结构等有关。
(二) 单个项目风险等级的确定
在风险投资机构面临着一个风险投资项目时, 则会提出融资申请, 这种情况下会由多个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提交的计划书进行分析评估, 根据项目各个情况评估其所承担的风险, 首要的便是确定风险评价指标的权重。
1、确定指标权重
将的一个区间数。定义
其中表示可能度, 以及二者的次序关系。
由于不确定层次分析法不需要精确判断风险投资家对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 因此根据各风险评价指标的重要性, 构建指标区间数判断矩阵A= (Aij) 6×6, Aij=[aij, a+ij]{t|1/9≤aij≤t≤9}这一区间数, 表示的是ei对ej的相对重要程度, aij=1/a+ij, a+ij=1/aij (i, j=1, 2, 3, …, 6) 。假设第h位风险投资家所给出的区间数为Ahij=[aij-h, aij+h] (h=1, 2, 3…, n) , 则有
假设A-= (aij) 6×6, A+= (a+ij) 6×6, 则有A=[A-, A+], 利用方根法等排序法, 求得两个矩阵的权重向量w-= (w1-, w2-, w3-, …w6-) , w+= (w1+, w2+, w3+, …w6+) ,
则区间数权重向量为:
当0<k≤m时, 表示区间数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条件, 反之则需返回让风险投资家重新进行判断。根据公式 (1) 所有区间权重进行两两比较, 建立矩阵P= (pij) 6×6, 利用互补判断矩阵排序向量公式, 获得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2、风险等级评价
风险投资做为创新投资的一种, 由于缺少例数数据, 所以专家通常是采用语言形式来对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价指标做出评价的, 各个评价指标的风险等级被划分为9个级别, 设置相应的语言标度集:S={S-4=极低, S-3=很低, S-2=低, S-1=比较低, S0=一般, S1=比较高, S2=高, S3=很高, S4=极高}。为了确保决策信息不丢失, 方便计算, 则在原语言标度上定义扩展语言标度, 假设EWAA, 得到函数EWAA, 即加权算术平均算子:
假设对某个项目的第i个风险评价指标语言第h位风险投资家评价其值为Shβi (i=1, 2, …, 6, h=1, 2, …, n) , 根据公式 (7) 集结指标评价信息, 获得针对项目的第h位风险投资家的风险语言评价结果 (8) , 以及所有n位专家对项目风险的语言评价结果 (9) :
其中, ;假设b为随机变量取值, 且服从[u, v]均匀分布, 则项目风险等级评价为:①当0≤b-u≤0.5时, 表示项目风险置信度低于 (1+u-b) %的风险等级为Su;②当0≤v-b≤0.5时, 表示项目风险置信度低于 (1+b-v) %的风险等级为Sv。该评价准则可对一定置信度下风险投资项目进行风险等级评估, 避免绝对化, 符合风险投资的不确定性情况。
(三) 多个项目的风险排序
根据上述单个项目风险等级的评价方法可获得项目的风险等级, 考虑到实际风险投资中是需要对项目的诸多风险进行比较的, 因此需要建立起对多个项目的风险排序评价方法。
1. 决策矩阵
为了方便计算, 将多个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指标风险分为5个级别, 即低风险、较低风险、一般、较高风险与高风险, 分别以V1、V2、V3、V4、V5表示, 构成等级集合V={V1, V2, V3, V4, V5}, 分别赋值1, 2, 3, 4, 5分, 介于相邻等级之间则得分为1.5, 2.5, 3.5, 4.5。假设有风险投资项目s个, 评价指标为e1, e2, ……, e6, 分别对项目的风险评价指标进行打分, 根据公式 (3) 以区间数形式给出指标的判断值, 得到决策矩阵指的是第i个项目第j个指标风险等级区间。
三、单个项目、多个项目风险评价实例分析
(一) 单个项目风险等级
以某个风险投资项目为例, 假设由3个风险投资家进行评价, 假设3个风险投资家有相同重要性, 对3个风险投资家区间数判断矩阵处理后得到矩阵A= (Aij) 6×6, 然后分别得到A-与A+;并根据方根法求得二者的权重向量w-与w+。
根据公式 (3) 求得k=0.913, m=1.103, 矩阵A符合一致性要求。根据公式 (4) 求得W1, W2, ……, W6区间, 并建立可能度矩阵P, 求得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为W= (0.217, 0.150, 0.183, 0.117, 0.2500, 0.083) 。对3个风险投资家的各个风险评价指标评价值进行集结, 得到风险语言评价值为S-0.8703, 介于S-1与S0之间。按照上述单个项目风险评价等级标准, 确定本项目风险在置信度87.03%下的风险等级为S-1, 即该置信度下本项目的风险“比较低”。
(二) 多个项目风险评价
以5个风险投资项目为例 (x1, x2, ……, x5) , 供风险投资家选择, 获得项目决策矩阵, 对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后得到矩阵, 并求得最优权重向量:
求得各个项目风险综合属性值, 建立可能度矩阵P, 计算出的矩阵P的排序向量为:
5个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排序结果为:
结果显示, 项目3的风险最小, 项目5的风险最大。
四、结束语
在对风险投资项目进行选择式, 风险投资家都需要对项目的风险进行评价, 包括风险的大小以及风险构成。对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价结果是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 并且对风险项目的运作现金流权、控制权分配起着直接的影响, 同时也影响到风险投资契约的制定。所以在投资资金投入前, 风险投资家必须要对项目风险做出科学的、准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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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谱与契约作文 篇5
在人生那匆匆而又漫长的旅途中，有许许多多喜形于色的话语，它们无时无刻都在演奏着属于自己的“锅碗飘盆交响曲”，在这五彩缤纷的音乐中，爸妈曾送给我一张乐谱，这张乐谱成为我一辈子与生活的契约。
爸妈曾经给那年幼无知懵懂的.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诚信为做人之本”。当时的我，又怎么会理解父母对我说的那番话呢？
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令人害怕而又激动的单元测试卷分数就要公布了，当试卷“隆重登场”的那一刹那，一个令人开心的分数映入眼帘，它用鲜艳美丽的红色，大大地写在试卷最显赫的位置，美丽的满分让我原来的小鹿蹦蹦乱跳心逐渐平复下来。
旁边的同学都投来赞许的话语“哇！你考得好好啊！”“满分，好厉害啊！”这些让旁人听了会高兴的话，在我眼里却是一句又一句无声的讽刺。因为在考试时，一道简单如鼠的题目，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解题的方法，绞尽脑汁的我，在我那强烈虚荣心的驱使下，我偷偷地看了书，而周围的同学也出于好心，没有向老师举报我。
同学们一句又一句的“赞许”让我像打乱了五味瓶似的，口里尽是一些说不出来的“辣”。真是“哑巴吃‘辣椒’，有‘辣’说不出啊”！
最后，我拿着那不光彩的分数向老师诚恳认了错，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老师也十分宽容地原谅了我。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考过那“如此之高的满分”，每当在我身边又再次出现那“满分”时，那乐谱中的音乐，总会在我耳畔旁响起，我谨慎地把握住生活的小船，使它不被那股强烈的风刮倒，努力向前使去。
父母的那句话“诚信为做人之本”成为我现在乃至一辈子最喜欢的一句话，那句话成为了我与生活一辈子的契约！
契约风险论文 篇6
关键词：风险资本契约,可转换证券,可转换优先股,财务治理
一、风险资本:一种特殊的权益资本契约
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代理关系。在这一代理关系中, 风险资本家是委托人, 风险企业家是代理人, 双方共处于一个高度信息不对称、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风险企业家一般只拥有有限的资源, 其人力资本是项目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 而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对其人力资本所产生的贡献不能直接观测到;风险资本家对创新企业提供了资本支持, 承担了项目的部分风险, 必然会要求分享部分利润。然而, 倘若风险企业家不能分享全部利润, 那么他就会减少努力, 于是就产生了代理问题。风险资本契约的机理分析,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标准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内进行的。然而, 风险资本融资契约安排的某些特征还是超出了典型的代理关系。例如, 在风险资本投资项目上, 不仅需要风险企业家的努力, 更需要风险资本家的努力, 双方努力程度的高低是决定投资项目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 在风险资本契约理论中, 不仅要研究风险企业家的激励问题, 而且还要研究风险资本家的激励问题。
风险资本是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具有高成长性的风险企业的一种资本, 因此, 风险资本契约是一种股权融资契约, 但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股权契约的性质。其特殊性表现在:风险资本融资来源于非公开资本市场, 是一种私人权益资本。风险资本是一种融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声誉资本为一体的复合型资本, 它与传统资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投资者的人力资本。[1]人力资本的高度稀缺性是造成风险资本市场上财务资本稀缺性程度远高于传统资本市场的根本原因, 风险资本的高收益本质上来源于投资者的人力资本。
二、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安排
一般来说, 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选择有债务契约和股权契约, 股权契约又包括普通股股权契约和可转换优先股股权契约。可转换优先股股权契约是介于债务契约和普通股权契约之间的契约, 它既可象债务契约一样取得既定的利息收入, 也可以根据预设的条件在预定的时间将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但是, 可转换优先股也有别于债务契约和普通股权契约, 它不能象债务契约那样规定债权人有接管企业的权利, 也不能有和普通股权契约一样的投票权利结构。
笔者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关系。[2]
假设风险企业家E (entrepreneur) 向风险资本家VC (venture capitalist) 进行风险资本融资 (E和VC均为风险中性) 。投资项目产生收益v (a, b, θ) , 取决于三个因素:企业家的努力a, 风险资本家的行动 (包括增加的投资) b以及自然状态θ。在时期0, E和VC就初始契约进行谈判从而建立关系, 此时, 自然状态θ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未知的, 只有当VC的初始投资I投入企业之后才能被双方观察到, 但是不可证实的。在时期1, E投资a (即风险企业家支付的努力) 来经营投资项目。在时期2, VC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b (包括支付的努力和增加投资等) 。双方的投资a和b都是不能签约的, 并且都是有成本的。因此,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风险资本融资契约是不完全的。在时期3, 风险资本投资的项目实现收益v, 并且将按照时期0签订的初始契约进行分配。投资项目实现的净收益则为:R (a, b, θ) =v (a, b, θ) -a-b。一个最有效的投资水平是E选择a (θ) 和VC选择b (θ) 时, v实现最大化, 也就是说R实现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需要赋予VC一定的选择权 (期权) 来进行有效的投资决策, 而有效的契约工具就是具有可转换性质的证券。
假设在时期t, 双方在契约中规定, VC可以选择接受固定的支付C, 或者向企业增加额外的投资F以便将其债务转换成风险企业100%的股权。因此, 给定C和F, E和VC的收益分别为:
UE=v (a, b, θ) -C-a, 当VC不转换时
F-a, 当VC转换时
U=VC=C-b-I, 当VC不转换时
v (a, b, θ) -F-b-I , 当VC转换时
由此可见, 当风险资本家 (VC) 具有一定的选择权时, 他是否行使这种权利对于他本身和风险企业家 (E) 的收益影响是不一样的。而这种选择权的相机转换就需要通过具有可转换证券性质的契约工具来进行。
在各种可转换证券中, 可转换优先股是一种最有效的契约工具。它具有如下特征:[3]
1.企业家倾向于将自己安排为企业的最后剩余索取者, 而将大于零的赎回权让渡给外部投资者;
2.然而, 企业家又只能将非常小的赎回权让渡给外部投资者, 即需要那些能够被允许无限期使用的权益性资本;
3.企业家允许外部投资者根据创业过程中企业所显示出的不同状态而相机调整权利 (包括控制权和股权比例) , 并且还要求外部投资者在企业创业成功时自动放弃某些超级控制权。
Marx (1998) 在CSV模型 (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 model) 的框架下探讨了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可转换优先股融资情形下投资者在何种状态下进行干预。[4]结果表明, 在适当的股利和剩余分享比例情况下, 可转换优先股可以实现最优的干预水平, 而债务融资会导致过多的干预, 股权融资会导致过少的干预。直观的解释是, 在债务融资的情形下, 投资者干预带来的总成本只有干预成本, 并不考虑企业家失去的私人收益, 因此会过多地干预;股权融资下, 干预带来的收益的提高将在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分享, 所以存在一些状态, 干预可以提高项目收益, 但是投资者却没有选择干预。
因此, Marx认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最优的融资契约工具就是可转换优先股权契约。西方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Trester (1995) 的研究表明了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契约联接中有95%以上都选择了可转换优先股权契约。[5]Kaplan 和 Strömberg (2003) 也发现在其研究的213个样本中, 投资者采用可转换优先股契约的有204个, 占比为96%。[6]
尽管可转换优先股权契约是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之间最佳的融资契约选择, 但是, 由于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交易是异质性的, 硬性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融资契约将难以反映当事人双方的实际需要。因此, 要允许和尊重融资契约的创新, 应该给予企业家充分选择融资契约安排的自由空间, 并由此形成的诚实无欺的契约都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
三、风险资本契约的财务治理效应
风险企业家作为风险企业的管理者 (经营者) , 他对风险企业经营决策拥有“自然控制权”, 从而在其行动难以监督和不能写入契约时, 一方面要给予风险企业家充分的激励促使他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对风险企业家的行为进行约束。约束是否有效关键在于风险企业家在做决策时是否对其后果负责, 以及一旦发生错误的决策, 他是否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在风险资本融资契约模式下的财务治理结构中, 许多制度安排都很好地体现了激励和约束的相互制衡。因此, 我们主要从激励与约束角度来分析风险资本融资契约的财务治理效应。
(一) 阶段性融资
阶段性融资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风险企业家所获得的风险资本融资, 并不是由风险资本家一次性投入, 而是分阶段投入的。每一阶段的融资是企业到达下一阶段所必需的。与风险资本家效用函数不同, 企业家除了追求货币收益以外, 还追求在职消费、职业声望和其他非货币收益, 企业家的非货币收益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因此, 企业家存在一种扩张企业规模的内在冲动, 进一步讲, 企业家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阶段性融资赋予风险资本家一个有价期权, 即风险资本家拥有在未来对风险企业是否继续投资的选择权。风险资本家拥有这个期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企业通常不会主动放弃外来投资的项目。风险资本家只有拥有放弃的权利, 才能在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保护自身的利益。如果风险企业经营不好, 风险资本家可以放弃投资, 关闭企业, 以减少损失;或者要求更高的股权份额, 从而加速稀释企业管理者的股份。这实际上是对风险企业家的一种惩罚措施。而这是风险企业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它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更容易降低其市场声誉。因此, 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下一阶段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 势必会努力经营。而风险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 则是对风险企业家经营业绩的奖励, 从而有利于提高其市场声誉。由于成功企业的价值总是在不断上升的, 因而等量资本所能换取的股份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少, 所以, 阶段性融资使增量资本对企业家股份的稀释作用降低, 成功企业家的收入增加。总而言之, 阶段性融资既是一种有效的监督约束工具, 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工具。
从财务治理视角看, 阶段性融资是风险资本家面对企业家拥有有关自身能力、努力程度及投资项目等私人信息的背景下 (即存在信息不对称) , 通过对投资权的灵活运用来约束风险企业家的筹资权, 降低企业家挥霍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机会, 进而抑制后者的机会主义倾向, 降低股权融资契约的代理成本, 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相机财务治理方式。
(二) 可转换优先股权契约
从公司财务治理方面来看, 可转换优先股权契约具有相机治理特点。在风险资本融资契约中, 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的比例通常是根据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调整。当风险企业的发展超过预期目标时, 风险资本家调低转换比例, 风险企业家拥有的股权比例上升, 可以认购更多新股, 这对风险企业家构成了激励;当风险企业的发展远远达不到预期目标时, 则调高转换比例, 风险企业家拥有的股权比例下降, 可以认购的新股也随之减少, 这是对风险企业家的一种惩罚。优先股转换比例的可变性起到了激励和约束风险企业家, 保护风险资本家利益的作用。
可转换优先股的激励作用还体现在, 对于风险资本家而言, 如果项目失败, 投资者由于处于非普通股地位而能减少损失;对于风险企业家来说, 发行可转换优先股, 表明其对项目发展前景有良好预期, 同时又增强了他的业绩敏感程度, 为其成功运行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
从另一个角度看, 可转换优先股能克服风险企业家的短期行为。如果风险企业家采取短期行为操纵业绩, 那么风险资本家就可以行使转换权, 将债权转为股权, 从而稀释风险企业家的股权。
Schmidt (2003) 研究了可转换优先股被大量使用的原因, 认为它可以使现金流权内生化, 也就是说, 可以使现金流权在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现实的状态和管理者的努力。当管理者 (即风险企业家) 对项目的投资达到一定的效率水平之后, 投资者才会选择合适的转换比率, 这就使管理者的支付函数产生了非连续的跳跃, 从而迫使管理者提高投资的效率。可转换优先股的这个性质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来解决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双重道德风险。
(三) 报酬体系
风险企业家的报酬往往由固定报酬和可变报酬两部分组成, 其中可变报酬这种制度安排有激励和约束二方面的功能, 主要表现在:当企业经营良好时, 风险企业家的收入较高, 对较高收入的预期会促使风险企业家在日常经营中加倍努力, 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当企业经营不佳时, 风险企业家的收入则较低, 对较低收入的预期会对风险企业家轻率的冒险行为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
(四) IPO的激励和约束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是指风险企业第一次通过公开市场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它是风险资本在风险企业最主要、也是最理想的一种退出方式 (其他还有出售、公司清算等) 。风险资本能否有效退出是影响甚至决定创业期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 (管理者) 之间融资契约安排的重要因素。在美国, 大约有30%的风险资本的退出选择了这种方式。[7]风险资本家通过IPO向社会公众出售其持有的股份而从原有投资中撤出, 借此获得股权的流动性, 并实现高额收益。例如, 苹果公司IPO时获得235倍的收益, 莲花公司是63倍, 康柏公司是38倍。根据拜格利夫和蒂豪斯对1979年到1988年美国IPO市场统计研究, 通过IPO方式退出的风险资本各期投资的回报为:第一期投资为22.5倍, 第二期投资为10倍, 第三期投资为3.7倍。风险资本不是一次性退出, 而是逐步退出的。风险资本家一般在IPO后的一年内, 减少其对创新企业持股份额约28%, 三年之后, 只剩下不到12%的风险资本家还持有公司不到5%的股份。[8]
IPO的激励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
风险资本的部分退出会向社会公众投资者传递企业质量较高的信号, 降低公众投资者对信息不对称的顾虑, 刺激其购买目标企业股票的积极性, 从而最终提高风险资本的退出价格, 这是资本市场对风险企业经营业绩的一种认可。因此, IPO提高了创新企业的市场价值, 增强了原有股份的流动性, 使企业获得了在资本市场上持续融资的渠道。同时, 由于IPO后, 风险资本家的股权增强了流动性, 相应地稀释了其在企业的股权比例, 从而也就相应提高了风险企业家 (管理者) 的股权比例, 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 这样, 公司的独立性得到了较好地保持。
2.对风险资本家的激励。
创新企业成功上市, 一方面使风险资本家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本收益, 另一方面提高了其市场声誉价值, 成为社会潜在投资者衡量风险资本家业绩的标准。风险资本家培育企业达到上市的越多, 风险资本家未来的融资渠道就越广, 融资成本就越低。因而, 风险资本家就越有动力为创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尽快协助企业走上成功之路。当然, 如果企业无法实现IPO或者经营失败, 风险资本家只有选择出售其股权或进行公司清算的方式来退出。这时, 风险资本家不仅难以获得高额收益, 而且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无法收回其原始投资, 这就体现了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经验研究表明, 采用破产清算方式退出, 风险资本家一般只能收回原投资额的64%。[7] 由此可见, 风险资本的退出对整个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结束语
风险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权益资本融资契约。在风险资本契约工具选择中, 可转换优先股权契约是联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最优融资契约安排。在可转换优先股权契约中, 转换权的相机选择对于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收益都具有重要影响, 从而在财务治理方面体现出相机治理的特征。本文的分析对于创业企业融资契约工具选择、创业企业财务治理等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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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曼红.风险投资分析[J].金融研究, 1998 (10) .
契约风险论文 篇7
一、企业员工培训风险分析
企业员工培训是指通过学习和训导, 达到员工个人素质和工作需求的匹配, 提高员工业绩的一种投资行为, 是一种明晰的经济活动, 是投资行为便必然存在风险, 风险出现究其原因是投资者与被投资者的分离。员工行为与培训风险紧密相连, 据此将企业培训风险分为人为风险和非人为风险两类, 本文是从心理契约角度探讨如何防范培训风险, 所以分析企业员工培训风险重点在于人为风险即被投资者人为风险。
人为风险是由于投资对象的主观行为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人为风险分为两种类型。首先是激励风险。培训是一种投资行为, 在人力资本形成后, 构成激励的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效能的发挥, 要实现培训收益, 作为培训主体的企业要与受训员工合作。詹姆斯对人力资本能动性研究可知, 没有激励, 员工能力的发挥只在20%—30%, 而一定的激励可以在80%—90%范围, 而两种程度的发挥达到的效果是有巨大差异的;其次企业培训成果转化需要时间, 而员工在这个时间可能离开企业, 那么将带走企业的人力资本而导致企业遭受损失, 人力资本与所有者不可分离特性是流失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外, 员工流失还存在间接风险, 即出走员工进入对手企业, 不仅为竞争对手培养人才, 还给本企业造成巨大竞争压力。两种风险都是企业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心理契约对企业培训风险的作用机制
现代企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是满足员工心理契约, 改变其行为和态度, 也是企业管理的新方法。心理契约是双方之间隐含的期望, 在工作环境中, 员工更渴望建立心理依赖关系, 将企业作为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平台, 经济再优厚, 员工对组织感到失望和充满信心两种心态带来的绩效是有很大差别的。企业想要降低培训风险提高企业收益就应该从员工的需求出发, 将员工需求与企业目标相联系, 满足其心理契约。当前, 组织与员工双方的付出和回报属于心理契约范畴的满意度变量, 而满意度存在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的发展, 两个方面都不可忽视。
员工对组织的期望是员工的理想心理契约, 感知到的责任是员工体验到的组织实践。在此基础上, 员工的满意度受员工的理想心理契约和体验到的组织实践的影响。当企业内部沟通不畅通将导致双方对承诺理解出现偏差, 影响员工满意度;当企业有意违约或者无力兑现承诺即企业缺乏诚信时, 员工便会感到心理契约违背, 届时满意度是负向的;在相同环境中, 不同知识文化素养的员工感受的满意度是有差异的, 文化素养高的员工敏感性越强, 能感到自身心理契约遭到了违背, 文化素养低的员工却发现不了。最终, 企业内部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差异也影响员工体验到的组织实践。理想心理契约和员工体验到的组织实践受到企业内部环境和个人文化素养影响, 并进一步影响着员工的满意度。
三、心里契约视角下培训风险防范的对策和建议
1. 培训与职业生涯管理相结合。
企业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而对员工进行培训, 但员工也有自己的需求和职业生涯规划, 企业在为培训活动准备时必然少不了这些方面。如果企业只在乎公司利益而不关心员工期望, 可能会产生负向满意度, 此时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将发生极大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带来的结果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效应。所以只有把企业目标与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相结合, 才能达到双赢。
2. 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组织开展培训活动是为了使员工能更好地与岗位相匹配, 那么, 培训后, 员工的期望和组织的目标能否一致, 这就需要考虑培训后运用到实际中的平台。提供广阔平台让员工施展, 使员工感知到成就感和责任感, 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心理认同, 提供上升通道并让他们看到发展机会。只有双方心理契约达到一致, 员工才会与组织建立长期的正向心理契约, 而组织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
3. 注意宣传、维护好员工的利益以及加强沟通。
心理契约的破坏将导致员工相应地改变其行为和态度, 进而影响工作绩效, 最终影响企业绩效。那么组织要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情况发:第一, 组织要时刻注意宣传, 使员工知道组织为了培训活动的努力, 随时关注并及时化解员工不良情绪;第二, 在培训活动中, 组织要时刻关注员工以及维护员工的应得权益, 要实现组织对员工的承诺, 提高员工满意度;最后, 组织与员工要经常沟通, 建立多种沟通渠道, 这样员工可以及时反馈培训前后的意见, 而组织能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 防止心理契约违背。
4.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契约风险论文 篇8
关键词：财政契约,地方债,公共财政
2009年希腊发生债务危机, 随之进一步发酵和蔓延, 出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由小国向大国扩散的趋势, 波及欧盟各成员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 (简称“财政契约”) 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 公共债务不应超过当年GDP的60%”。而希腊2009年的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12.7%, 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3%, 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标准。2012年仅仅执政一年半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辞职, 内阁递交辞呈, 荷兰此任政府成了欧盟第一个未能实现“财政契约”规定制度标准而下台的政府。由此可见, 欧盟“财政契约”规定的财政制度内容对于解决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解决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财政契约”制度下欧盟成员国的经济抉择
(一) 欧盟经济政策协调难度进一步增大
历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 欧盟成员国普遍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 在短期内可解决燃眉之急, 保持经济恢复初期的经济增长势头, 但长期看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增大和政府债务负担的加重, 令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欧盟“财政契约”的主要制度内容为:一是成员国实现预算平衡, 实行预算的评议制度。二是对违规成员国实施多项惩罚措施。为实现“减赤字、控债务”, 欧盟成员国可能会因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使经济进一步衰落;而为实现“保增长、促就业”目标, 欧盟成员国可能会因经济增长乏力而放松财政制约, 致使欧债危机再度升级。这意味着, 处于债务危机困扰下的欧盟成员国, 实现“减赤字、控债务”和“保增长、促就业”两项目标的平衡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二) 欧盟经济存在结构性失衡
欧盟成立以来, 各成员国经济实力差距拉大。大多数成员国经济基础薄弱, 经济结构单一, 过度依赖周期性较强的产业, 如希腊主要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为支柱;西班牙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旅游业, 在危机面前显得异常脆弱。欧盟成员国在遭遇主权债务危机后, 相关国家相继出台并实施财政紧缩计划。2010年5月2日, 希腊政府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内削减财政预算300亿欧元;2010年5月12日, 西班牙宣布15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2010年7月7日, 德国政府出台4年期的拟开源节流80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程度和措施不同的财政紧缩计划必然阻碍欧盟成员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根据图1相关数据显示, 2010年德国全年经济增长率达3.6%;而希腊和爱尔兰的全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和-0.45%, 各国竞争力的差距趋于扩大。一方面, 竞争力上升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德国、法国, 在经济稳步复苏的情况下, 可占据更多的出口份额, 出口上升, 财政状况较好, 需要欧洲央行尽早加息并撤回流动性措施以减轻通胀压力;另一方面, 竞争力下降的成员国因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提高自身竞争力, 出现更大的贸易逆差, 导致财政收入不足。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异质性加大, 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明显体现。
(三) “财政契约”救治欧债危机的主线功能
救治欧债危机的方式, 从参与方看可以分为“自救”和“外援”两种形式。无论成员国采用哪种形式, 其中贯穿了“财政契约”的主线功能, 具体做法上体现了“财政契约”的主旨和要领。第一, “自救”。思路是成员国以本国为救援实际主体, 通过自身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来消除经济危机, 增强经济竞争力。以希腊为例, 2010年3月希腊向欧盟委员会递交2010—2013年的财政稳定计划, 计划围绕“增收”和“节支”两方面, 进行结构性改革, 通过调整政府岁入与岁出来降低赤字。第二, “援助”。思路是以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为主要救助主体, 通过对成员国的援助带动其走出危机, 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行。2010年5月欧盟与IMF建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金融稳定机制。2011年10月欧盟将对受灾国的援助“扩容”至9400亿欧元。IMF规定在经济政策上受援国必须向IFM定期汇报和沟通, 并且在施援时附加限制条款, 受援国在使用贷款时, 必须把附加条款一并“打包”接受。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情报部 (EIU) 的Country Data
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存在较大差异, 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击, 欧盟经济的不协调呈现出进一步加重的态势。采用何种方式化解欧债危机, “财政契约”贯穿其中的主线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二、我国地方债务的风险
(一) 地方债务的测度
地方政府债务可划分为显性债务、隐性债务两种类型。根据审计署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6月底, 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0.7万亿元。其中, 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0.9万亿元, 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元,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为了量化政府债务, 国外一般采用“线性指标体系”, 指标包括:国债负担率 (国债余额与GDP的比率) 、赤字率 (赤字总额与GDP的比率) 、偿债率、国债依存度、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借债率、居民应债能力指标等,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分析和评价政府债务风险, 并针对危险警源采取相对应的控制化解措施。国内沿用此思路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中蕴含的政府债务风险有一定的优势, 但对于地方政府债务, 线性指标需重新考量指标设置, 基础数据, 导警源和风险度量等问题。
(二) 地方债务的信用危机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一方面, 系列减税政策如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力度加大, 致使地方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土地出让金) 面临缩水。另一方面, 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 中央政府拟于2年内投资1.18万亿元, 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共约4万亿元;城镇化建设、居民的社会保障等政府重点工作内容迫切要求地方政府安排相应财力进行保障, 这形成了资金来源难以适应快速增长的需求的矛盾, 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举债进行融资。地方融资平台通常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和操作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由于各级政府偿债职责不清、事权界限不明, 地方政府债务并非囿于地方内部自行化解, 一旦累积债务额超出基层财政的承受能力, 必然逐级向上转嫁偿债压力, 直至冲击中央财政安全。
三、欧盟“财政契约”目标调控对化解我国地方债务风险的启示
(一) 重估货币一体化与财政个别化的隐患
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不兼容性导致欧盟成员国的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比例急剧上升。放弃主权货币与实行区域性单一货币能够带来明显利益, 如节省交易成本, 促进要素流动等。然而在固定汇率下, 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而财政政策方面, 它们又远超过“财政契约”规定的红线, “以债养贷”的资金链最终断裂。欧债危机表明, 在国际财政有效约束机制或财政一体化前提条件尚未真正满足之前, 过分看重单一货币带来的利益, 本质上难以持续并存在重大隐患和风险, 实际付出的代价, 通过这次欧债危机被充分展现和具体认知。
(二) 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配比
欧洲高福利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 不会轻易调整且难以缩减。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高税收, 从而增加了劳动力成本, 引起欧洲制造业向外转移, 本国实体经济规模缩小, 就业机会减少, 财政赤字压力在短期难以解决, 将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欧洲债务危机实质是欧洲福利危机。因此, 我国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 应兼顾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使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 把握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监管尺度
欧债危机中“财政契约”的作用表明,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政府对自身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定位至关重要, 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尺度, 既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阶段,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应坚持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必要调节手段。
(四) 渐进强化政府债务风险意识与管理水平
1. 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198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是我国国债发行的最早的法律依据, 随后颁布的《预算法》规定中央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 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 2009年开始少量发行的地方债也只能通过财政部代理发行的方式, 在政府债务管理立法方面, 较为薄弱。有必要尽快完善《预算法》, 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法》, 通过立法明确债务管理的机构、职能和目标等, 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给予防范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法律依据。
2. 设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首先, 以法律的形式统一界定地方政府债务统计的范围、分类标准、统计方法和统计原则, 对瞒报、虚报行为制定惩罚措施, 地方政府如实统计地方债务成为一项法定义务。其次, 地方政府直接债务纳入年初预算管理, 提供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评估报告, 财政年终决算增加编报财政资产负债表, 政府的公共预算成为收支预算与债务预算的有机结合体, 全面、真实和有效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状况。最后, 在债务管理方面采用量化考核方法, 如政府债务利息税收比率和利息支出比率两个核心指标的运用等, 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和逾期违约开展实时监控, 对负债的变动趋势及时分析评价, 预测未来偿债对财政资金的支出需求。
3. 转变地方经济增长方式。
引导各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经济发展战略, 加强人才培养, 鼓励科技创新, 调整和优化出口结构, 提高地方的产业竞争力。淡化地方政府的建设型财政功能的同时, 通过BOO (建设、拥有、经营) 、BOOT (建设、拥有、经营、归还政府) 、PPP (政府、企业、合作) 等运营模式,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 改变走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着手, 转变地方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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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风险论文 篇9
上述文献研究了供销双方在风险中性情况下，VMI模式契约优化与协调。然而，现实中有诸如信息不对称、市场需求波动等的不确定性因素，合作双方为了避免损失都有一定的风险规避特性[7,8]。因此，本文将利用一致性风险度量模型———条件风险值理论（CVaR），研究随机需求下，VMI供应链成员都有风险规避特性时，通过收益共享契约，建立条件风险值模型和考虑风险规避的VMI契约模型，实现VMI供应链的完美协调和优化。
1 问题的描述与假设
本文研究由一个风险规避供应商和一个风险规避零售商组成的VMI的优化与协调契约问题。p为单位产品零售价格，qr为零售商订货量，qs为供应商供货量，qsc为VMI供应链订货量，x表示随机需求，其分布函数与密度函数分别为F(x）和f(x）。βr为零售商风险规避水平，βs为供应商风险规避水平。
假设：
(1)不考虑零售商的销售成本和缺货损失。
(2)考虑到VMI模式下，供应商保证产品供应，负责所有的库存，风险比零售商大，所以有：0≤βr<βs≤1。
(3)在收益分享契约T(r，λ）中，要求零售商每销售出去一个零售价为p商品，零售商要收取的收益为rp，供应商从单位商品中得到收益为（1-r)p，为了使供应商有利可图，必须有cp<(1-r)p[9]，其中：r为零售商收取的单位收益份额比率，0<r<1,c为供应商单位产品持有成本比率，0<c<1。
(4)零售商对出现的多余库存给供应商每个产品支付补偿费用λp，λ<c<1-r，其中λ为零售商提供给供应商的单位剩余补偿比率，0≤λ<1。
(5)零售商与供应商双方都按使各自条件风险值最小原则决策。
2 VMI供应链及成员的CVaR模型
2.1 CVaR简介
CVaR即条件风险值，它是给定时间段内损失的概率超过风险规避水平损失的条件期望值[10]。如果设π（x,y）为决策损失函数，x为随机向量，y为决策变量向量，R为实数集，那么风险规避水平为β的条件风险值计算如下[11]:
其中，[·]+=max{0，·}。
2.2 CVaR模型的建立
参考蔡建湖等的VMI收益分享契约T(r，λ），得到供应商、零售商及其供应链收益函数如下：
其中：q∧x=min{q,x}。
由式（2）可得供应商基于负收益的CVaR模型[12,13]为
令
则
当-（1-r)pq+cpq≥αs时，
此时关于Gs(q，αs）的一阶偏导数
当-（1-r)pq+cpq<αs≤-λpq+cpq时，
则，得到
当αs≥λpq时，
综上：
当q<F-1(1-βs）时，αs*=-(1-r)pq+cpq,
当q≥F-1(1-βs）时，αs*=(p-rp-λ）F-1(1-βs)-λpq+cpq，
同理，可得零售商基于负收益的CVaR模型：
当q<F-1(1-βr）时，αr*=-rpq,
当q≥F-1(1-βr）时，αr*=(-rp-λp)F-1(1-βr)+λpq，
因为条件风险值模型具有齐次可加性，所有VMI供应链条件风险值[14,15]:
当βs>βr≥0时，F-1(1-βs)<F-1(1-βr）。
当q<F-1(1-βs）时，
当F-1(1-βs）≤q≤F-1(1-βr）时，
当q>F-1(1-βr）时，
3 基于CVaR的VMI优化与与协调
3.1 零售商基于条件风险值的最优订购量
由一阶最优性条件可得当q<F-1(1-βr）时，供应商的最优供应量为
3.2 供应商基于条件风险值的最优供货量
由一阶最优性条件可得当q<F-1(1-βs）时，供应商的最优供应量为
3.3 VMI供应链基条件风险值的最优订购量
由一阶最优性条件可得，当
时，供应链系统的最优订购量
为了实现VMI供应链的完美协调，必须使供应商的最优供货量等于供应链系统的最优订购量[16,17]，即q*sc=qs*，由此可得协调决策模型：
由此可知，当q<F-1(1-βs）时，满足式（30）的（λ，r,c，βs，βr）不同组合，供应商可以供应上述最优供应量，就可以实现VMI供应链完美协调。
因此，根据上面分析得到：
命题1 F-1(1-βr）≤q≤F-1(1-βs）和q>F-1(1-βr）时，VMI供应链无法实现完美协调。
将式（30）进一步整理，得到了考虑供销双方风险规避水平的VMI契约模型：
4 考虑供销双方风险规避水平的VMI契约模型分析
根据式（31）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2实现VMI供应链的完美协调的契约模型与销售价格和货物订购数量高低无关，而与（λ，r,c，βs，βr）有关。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确定VMI供应链，它的单位持有成本比率c，供销双方的风险规避水平（βs，βr）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应该是确定的，而要实现供应链完美的协调，那就是要如何在供销双方之间实现利益的分配，也就是如何确定零售商收取的单位收益份额r和供应商收取的单位剩余补偿λ，因此，有必要分别对r，λ进一步的分析。
下面证明
证明
因为βs>βr，所以1-βs<1-βr，所以
上式
因为1-r>c,0<c<1，所以1-c>r，所以
上式
得证：
其他参数容易证明：
其中：Δ=（1-r-c)(1-βs)+r(1-βr）。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得出：
命题3在完美协调状态下，λ随r,c，βs增大而增大；随βr增大而减小。
从命题3可以看出，零售商收取的收益份额越大，那么零售商应该为供应商提供更多的补偿，来补偿供应商多余库存付出的成本；当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成本增加或风险规避水平提高时，那么零售商也应该提供更多的补偿，来保证供应商获得足够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当零售商的风险规避水平提高时，零售商又希望降低剩余补偿水平。
下面对零售商收取的单位收益份额r进行分析：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得出：
命题4在完美协调状态下，r随λ，βr增大而增大；随βs增大而减小。
从命题4可以看出，在完美协调状态下，当零售商风险规避水平增大或者供应商要求的剩余产品补偿提高时，那么零售商就要要求收益份额提高；另一方面，供应商的风险规避水平或者持有成本的提高，零售商的收取的收益份额将下降。
5 数值分析
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VMI供应链，假定市场需求服从正态分布N(1000,1002），在c=0.5,r=0.3，λ=0.2时，将零售商和供应商的不同的风险规避水平代入模型进行计算，得到供应链最优订货量是一个曲面如图1，发现随着供应商和零售商风险规避水平的提高，最优订货量在下降。
通过改变零售商和供应商风险规避水平，以及产品持有成本比率得出了图2、图3、图4，很好地验证了命题3、命题4、命题5。
6 结论
契约风险论文 篇10
自Causen等[1]于2001年首次提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Disruption Management)概念以来,供应链应急管理研究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已经成为供应链管理研究的热点。当今社会是一个突发事件(如911恐怖袭击、非典、禽流感、5.12汶川大地震、4.11日本大地震等)频发的社会,突发事件可能对协调的供应链系统造成巨大影响,也可能更直接地对生产和服务进行破坏。 这些影响将直接导致供应链不再协调或者原有计划不再可行,故协调供应链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Qi[2]假定需求为线性基础上,针对突发事件造成需求规模发生变化,通过数量折扣契约协调了突发事件下的供应链;Xu[3]对非线性需求函数的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Xiao[4]研究了需求变化下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竞争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的应急协调;杨智辉等[5]研究了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短生命周期商品的供应链,当突发事件造成零售商面临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和供应商的生产成本产生波动时的供应链协调应对策略,研究发现通过数量折扣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波及效应的协调应对;吴忠和等[6]研究了由一个制造商两个竞争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在百川德博弈下,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和价格敏感系数同时扰动的协调机制,运用线性数量折扣契约实现了供应链的协调。
随着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重视,由传统“正向”供应链上加入逆向反馈过程(即逆向供应链)组成的闭环供应链体系(Closed-Loop Supply chain)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对闭环供应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定价策略和协调机制方面。 R. C, S, Luk N.[7]着重研究了厂商通过逆向渠道收集前期可再生产产品和正向渠道的产品定价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Savaskan等[8]定量研究了集成式闭环供应链下的回收模式和策略,给出了其中回收模式之间的协调原则;王玉燕[9]针对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在考虑随机性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了收益共享契约对闭环供应链的协调作用。
上述文献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供应链主体为风险中性的情形, 忽略了行为主体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供应链协调策略的影响,这显然与外部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相适应, 使分析结果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因此,基于行为主体风险偏好的供应链应急协调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在基于风险偏好的供应链协调策略研究方面,Tsay[10]研究了供应链各参与成员的风险敏感性对供应链各种协调策略的影响,分析了在供应商和零售商都是风险厌恶的情况下,回购策略对供应链模型的影响;Gan等[11]通过帕雷托最优解得到了风险厌恶主体之间的协调性契约。 在基于风险偏好的供应链应急协调方面,还没有见到基于风险偏好的闭环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报道。
本文研究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系统,制造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偏好,采用供应链订货补偿策略及回购契约对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协调策略进行了分析,设计了回购契约应对该突发事件。
1 基准的闭环供应链回购契约模型
考虑一个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短生命周期产品的闭环供应链,在闭环供应链中, 一方面, 制造商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 零售商负责产品的销售; 另一方面, 制造商委托零售商在销售产品的同时, 负责收回达到生命周期末的并且有一定再生利用价值的废旧品。 在销售季节末, 制造商将这些废旧品回收, 并进行加工处理, 使其形成与产品无任何质量差异的再生产品, 并且在下个销售季节初, 与产品一起满足零售商的订货要求, 投放市场,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模型假设如下:
1)信息是对称的,即制造商与零售商都知道自己与对方的成本结构、利润函数等;
2)制造商与零售商都能准确预测零售商所面临的需求分布与规模;
3)制造商将回收的废旧品(已达到一定的再生质量要求)全部加工成再生产品,即没有废弃处理。
模型中其它符号说明如下:
p—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它是固定的,由市场竞争所形成;
p0—零售商从市场回收废旧品的单位市场回收价格;
w—制造商提供的批发价格;
w0—制造商从零售商处回收的废旧品的单位回收价格;
cm—制造商生产新产品的边际单位生产成本;
cm0—制造商将上销售季末回收的废旧品加工成再生产品的边际加工成本;
cr—零售商边际单位用于辅助购买(如运输)成本;
cr0—零售商从市场回收废旧品的边际回收成本;
gr—由于零售商缺货而导致的零售商商誉单位惩罚成本;
gm—由于制造商缺货而导致的制造商商誉单位惩罚成本;
v—积压产品的单位残值,残值对零售商和制造商而言没有区别;
v0—对制造商而言,期末回收的废旧品的单位再利用价值;
D0—上个销售季节末回收的达到制造商的再生质量要求的废旧品数量, 为固定的量;
D—零售商面临的市场随机需求, 设其分布函数为F, 密度函数为f, 且F为可微的和严格递增的,并有F(0)=0。令
b—制造商在销售季节结束后, 若零售商存在未出售商品, 对零售商未能销售的商品进行回购的价格;
r—零售商的风险偏好系数;
H(p0)—当废品的市场回收价格为p0时, 零售商回收的废品数量, 设H′(p0)>0,且H″(p0)<0。
当制造商或零售商属于风险追逐者时,他们会对市场形势持乐观态度,从而厌恶缺货,具有大量提供或订购产品的倾向,这种做法一方面给零售商增加了潜在的利润,另一方面也给零售商带来库存积压的风险。 本文假设制造商风险中性,而零售商为风险偏好。 制造商鼓励零售商增加订货量,并对零售商进货进行补偿,以平衡零售商增加订货的风险。 设补偿函数M(q,b)=a+kq,其中,a为固定补偿,k为制造商对零售商的补偿系数,0<k<1,kq为额外补偿。
由此可得[12]:期望销售量为 S(q)=q-∫
令制造商提供的回购契约为T(q,w,b,k,w0,p0)=wq-bI(q)-M(q,k)-w0H(p0),则
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制造商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闭环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为了保证上述问题有意义,假设模型中参数满足:
下面利用回购契约来协调上面的闭环供应链系统,即找出合适的(q,w,b,k,w0,p0)使得T(q,w,b,k,w0,p0)能使闭环供应链达到协调。
定义1[4] 一个闭环供应链称为在一个协约机制下是协调的,如果通过协约使得闭环供应链的最优解是闭环供应链的组成企业的Nash均衡,即:如果制造商和零售商通过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过程中,同时使得闭环供应链的收益最大化,并且双方都不能在侵蚀对方利益下获得更多的收益。
由定义1易得回购契约能实现上述闭环供应链协调的一个充分条件:
引理1 闭环供应链在回购契约下能达到协调,如果对于任意的λ(0<λ<1)使得:∏r=λ∏+γ(γ为常数),即: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闭环供应链系统总利润的仿射函数(线性函数)。
由式(3),由于二阶导数∏″(q)<0可知,∏(q)是关于q的凹函数,且系统的最优订货量q*是唯一的,并且,由于H′(p0)>0,H″(p0)<0,所以∏(q)是关于p0的严格凹函数,系统的最优废旧品回收价格p*0也是唯一的。
由∂∏(q)/∂q=0,得:
由∂∏(q)/∂p0=0,得:
比较式(1)和式(3)可知,若要使零售商的订货量和废旧品市场回收价格为闭环供应链系统的最优订货量和最优市场回收价格,即闭环供应链达到协调,则在T(q,w,b,k,w0,p0)中,契约参数w,b,k,w0还须满足:对于任意的λ(0<λ<1),有
因此,
由此可知,在零售商风险偏好下,零售商的利润函数在回购契约下是闭环供应链系统利润函数的仿射函数,故此时回购契约能使闭环供应链协调,并且通过调整系统契约参数λ可任意分配闭环供应链系统的利润。
2 突发事件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
对于制造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偏好的基准的闭环供应链,当制造商已经根据对零售商面临的需求预测获得最优订货量q*,安排好生产计划后,在销售季节来临前,突发事件导致零售商面临的需求分布发生了变化,由F(x)变为G(x),G(x)同样是递增可微的,G(0)=0,E(G)=μG。设突发事件后需求分布的密度函数为g(x),突发事件后零售商的期望销售量为SG(q)=q-∫
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制造商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闭环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其中,TG(q,w,b,k,w0,p0)为突发事件发生以后,零售商对制造商订货q后的转移支付。 突发事件发生后,新的供应链收益函数表示的含义为:当q>q*时,由于打破了原生产计划,对于增加的产品q-q*需要增加新的生产成本λ1,而如果突发事件造成闭环供应链订货量比原有生产计划q*少,对于剩余产品q*-q将招致新的处理费用λ2。
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市场规模增加(或减少),即对任意
设突发事件下最优订货量为
定理1 对于任意q≥0,有
证明:反证法。首先证明当
因为∏″G(q)=-(p-v+g)g(q)<0,所以∏G(q)为严格凹函数,而
∏G(q),所以
由于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变大时,对于任意q≥0,都有
又由
可知这是个矛盾的结论。所以假设错误,结论正确。 当
下面证明:
根据式(9),又由于H′(p0)>0,且
H″(p0)<0,v0>p0+cr0,所以∏″G(p0)=-[2H′(p0)-H″(p0)(v0-p0-cr0)]<0,即∏G(p0)为严格凹函数,而
比较式(5)与式(11),易得:
定理1说明,突发事件造成市场需求变大,即
定理2 突发事件造成零售商面临的市场需求规模发生变化时,风险偏好下的闭环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为:
其中,
证明: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增大时,由定理1可知,
此时,∏″G(q)=-(p-v+g)g(q)<0,故∏G(q)为严格凹的,假设
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增加较少时,有
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减少时,由定理1可知,
∏G(q)=(p-v+g)SG(q)-(c-v)q-μGg+(v0-p0-cr0)H(p0)+(cm-cm0)D0-λ2(q*-q)
此时,∏″G(q)=-(p-v+g)g(q)<0,故∏G(q)为严格凹的,假设
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减少较少时,有
定理2说明,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增大(或减少)时,最优订货量比原来增加(或减少),而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变化不大时,闭环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不发生变化。
从定理2可知,当突发事件造成零售商面临的市场需求分布减少为0时,闭环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为
定理3 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还采用没有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回购契约 T(q,w,b,k,w0,p0)=wq-bI(q)-M(q,k)-w0H(p0),当市场规模变化较大时,即
证明:若突发事件发生后还采用原来的回购契约,则:
由式(12)可知,在零售商风险偏好下,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变化较大(即
而当突发事件使得市场规模变化较小,即
3 协调应对突发事件
由定理3可知,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变化较大时,由原回购契约协调的闭环供应链不再协调,需要我们对回购契约作出调整。
定理4 将原来的回购契约调整为:TG(q,w,b,k,w0,p0)=wGq-bIG(q)-M(q,k)-w0H(p0),其中:
证明:突发事件发生后,采用调整后的回购契约TG(q,w,b,k,w0,p0),则
此时,零售商的利润是闭环供应链利润的仿射函数,所以采用调整后的回购契约可实现闭环供应链对突发事件的协调应对。
4 数值算例
假设某供应链由零售商和制造商组成,二者之间缔结回购契约,制造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偏好。 有关参数如表1所示。
设产品的市场需求在区间[80,120]上服从均匀分布,则有
从表2可知,基于风险偏好及补偿策略的闭环供应链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采用调整后的回购契约可以提高供应链的订购量,从而提高供应链系统的总利润。 同样可知,利用回购契约应对突发事件,为了保证回购契约的顺利实施,除了实现全局协调之外,还需要保证契约式供应链中各成员的利润大于他们不采用契约时的利润,即需要对契约参数进行限制取值。 实际上,采用回购契约来协调供应链,在系统的总利润得到提高之后,由于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份额已由二者的市场地位和讨价还价能力决定,这样,供应链系统各成员的分配利润都可以得到提高。
5 结论
以往文献在研究供应链应急协调时大多假设供应链成员是风险中性的,没有很好地考虑供应链成员为风险厌恶或风险偏好情形下的供应链应急协调策略。 本文在随机市场需求环境下建立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模型,并假设制造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偏好、基于补偿策略和回购契约,研究了闭环供应链的应急协调策略。 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制造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偏好下的基于回购契约和制造商补偿策略的闭环供应链具有很强的鲁棒性,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规模增加或减少不大时,原有回购契约仍能实现对闭环供应链的协调,闭环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不会发生变化。
2)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需求规模变化较大时,原有回购契约已不能使闭环供应链实现协调,需要对原有回购契约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回购契约TG(q,w,b,k,w0,p0)可以实现闭环供应链的协调。
3)在短期内,闭环供应链的废旧品回收活动不受突发事件影响,故突发事件发生后,闭环供应链的废旧品回收策略可以不作任何调整。
本文只是考虑零售商单方面的风险偏好对闭环供应链应急协调的影响,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为风险偏好条件下的闭环供应链应急协调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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