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契约研究（精选9篇）
供应链契约研究 篇1
摘要：介绍了供应链契约的起源及分类, 供应链契约的基本模型, 然后详细介绍了批发价格契约, 收益共享契约, 回购契约和数量弹性契约模, 最后指出供应链契约的研究现状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供应链,供应链契约,供应链协调
1 供应链契约研究的起源及分类
1.1 供应链契约的起源
契约主要用于经济和法律领域, 供应链契约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供应链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研究主要源于多阶段库存理论。
自从Pastemack早期提出供应链契约理论之后, 有许多学者对供应链契约做了一般研究, 1998年, Tsay, Nahmias和Agr即对供应链契约建模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 并指出供应链契约包含的条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决策权的分配、定价、最小购买量、数量柔性、退货或返还政策、分配原则、订货提前期、质量等, 并提出一个供应链的契约应该包含多于一个的契约条款。
1.2 供应链契约的分类
根据供应链契约的研究现状, 可以将供应链契约主要分成以下四种主要类型:批发价格契约 (Whole-sale Price Contract) 、回购契约 (Buy Back Contract) 、收益共享契约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数量弹性契约 (Quantity Flexibility Contract) , 其中批发价格契约与回购契约是最早研究也是最为常见的契约类型, 而收益共享契约与数量弹性契约则分别研究了供应链中的核心内容:成员收益和产品数量。当然, 除了上述四种契约模型以外, 还有数量折扣契约 (Quantity Discount Contract) 、数量承诺契约 (Quantity Commitment Contract) 、延迟补偿契约 (Pay to Delay Contract) 、预购契约 (Advance Purchase Contract) 和回馈与惩罚契约 (Rebate and Penalty Contract) 等等契约模型。但是, 这些契约模型都可以由上述四种契约演变而成, 或者是由其中的两种或者是几种契约组合而得。
2 供应链契约的基本模型
供应链契约研究的供应链一般是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零售商面临一个随机的市场需求, 产品是易逝性的, 并且订货周期较长, 考察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相互作用, 供应商是领导者, 零售商是追随者, 供应商给定一套契约参数, 零售商据此确定它的最优产品订购量。同时认为产品市场是开放的, 有关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需求分布和库存成本等信息是对称的。所以, 作为领导者, 供应商能获得所有必需的信息, 推断零售商的产品订购量, 并据此制定最佳决策。供应商和零售商是风险中性和完全理性, 都根据期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
3 典型的供应链契约
3.1 批发价格契约
批发价格契约也称价格契约, 是指供应商和销售商相互签订批发价格契约, 销售商根据市场需求和批发价格决定订购量, 供应商根据销售商的订购量组织生产, 销售商承担产品未卖出去的一切损失。简单的批发价契约无法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数量折扣契约应用比较多。
数量折扣契约是指供应商可根据销售商订购量的大小对批发价格进行打折, 从而刺激销售商增加订购量。Monahan 从供应商的角度来考虑对销售商提供数量折扣的经济内涵, 文章假设供应商选择批量对批量 (Lot for Lot) 策略, 证明了一个合理的打折方案能激励销售商增加订购量并能提高供应商的收益。Rosenblatt和Lee研究了全部产品的折扣问题, 他们和Monahan在相同假设条件下还讨论线性折扣问题, 他们认为新增利润并非只给供应商, 买卖双方都能受益。Weng把从供应商的角度扩大到整个供应链来考察数量折扣策略, 通过分析供应商和销售商的关系, 他认为通过提供数量折扣可以协调供应链中供应商和销售商的关系, 并能实现供应链总体利润最大化。
3.2 收益共享契约
收益共享契约也就是供应商给零售商以一个较低的批发价格, 并且获得一部分零售商的销售收益的协议。收益共享契约在国外影碟租赁业得到了成功的运用。Dana和Spier研究了收益共享契约在完全竞争的销售市场上的运用。James, Dana和Spier 分析了收益共享契约在两种情况下的运用:一是需求是随机的, 下游企业在知道实际需求之前确定价格和库存;二是需求可预知且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价格是可变的, 并用影碟租赁业作为例子进行了分析。Giannoccaro和Pontrandolfo分析了三级供应链中采用收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协作策略, 他们认为通过调整供应链契约参数, 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 增加供应链各个成员的利益。潘会平, 陈荣秋提出了零售商和供应商四六分成的观点, 并通过对比分析以及实际案例说明哲一做法的可行性。
3.3 回购契约
回购契约也称为退货策略, 规定销售期初零售商以批发价格从供应商处定购产品, 销售期结束时没有卖出的产品以合理地价格退还给供应商, 从而刺激销售商增加订购量, 扩大产品的销售量。Emmons和Gibert从定量角度调查了供应商和销售商的期望利润, 并且发现对于任何给定的批发价格, 回购策略都有增加双方总的混合利润的趋势, 同时, 他们也证明了需求不确定往往会导致零售价格的上涨。Webster和Weng研究了当供应商具有风险敏感性时的回购策略模型, 证明了提供回购策略可以增加销售商的利润, 并且供应商的利润也不会因为提供回购策略而下降。Tsay研究了在供应商和零售商都具有风险敏感性时, 讨论了风险敏感性对回购策略的影响, 发现忽视供应商和销售商对风险的敏感性可能导致严重的损失。
3.4 数量弹性契约模型
数量弹性契约是指零售商的实际订货量可以在其提前提交的订货量基础上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变动, 通常零售商在销售季节前首先给供应商一个产品订货量, 供应商根据这个订货量组织生产, 当零售商了解市场的实际需求量之后, 零售商可以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重新调整订货量。
Anupnidi等将数量弹性契约扩展到零售商动态订购的情况, 零售商首先承诺最小订购量, 对于超出承诺量的产品, 需支付较高的批发价格, 从而降低零售商和供应商的边际成本。Tsay和Lovejioy则将数量弹性契约扩展到了多需求阶段、多库存地点、延迟交货和需求更新的情况, 发现单阶段中因随机需求而导致的期望收益减少在多阶段供应链中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Plambeck和Taylor研究了多个销售商的弹性数量契约, 他们认为, 在多个销售商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某些销售商的实际需求大于他们最初订购量, 而其他销售商的实际需求可能小于他们最初确定的必须购买的数量, 这就给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提供了一种相互协调的可能性, 从而影响他们最初签订的合同和需采取的行动。
4 结论
总的来看, 国内外学者针对供应链契约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 理论体系较为成熟, 并且进行了实证研究, 供应链契约研究还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还有以下领域有待拓展:
(1) 目前供应链契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级供应链, 而在实践中, 供应链的结构要复杂得多, 因此可以把供应链契约研究拓展到多对一, 一对多的情况。
(2) 目前供应链契约主要是在需求函数确定, 零售价格视为外生变量的假设下进行研究。而在实际中, 价格因素无疑是影响市场需求的各种要素中, 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可以尝试在不同需求函数下进行供应链契约研究。
(3) 供应链契约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提高供应链成员的收益, 但是缺少实证研究, 很少有学者把供应链契约应用于某一个具体领域, 从而缺少实施契约的指导性经验。
基于供应链契约的供应链协调研究 篇2
[关键词] 供应链契约双重边际化供应链协调契约供应链
一、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供应链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管理模式，也是管理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现实中的供应链多是由利益相对独立的多个企业通过联盟或合作关系组成的分散式供应链，系统联合最优的决策对各个成员来说往往不是最优的，当供应链的各成员都试图最优化自己的利润，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损害，出现所谓“双重边际化”和“牛鞭效应”。如何使供应链上的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提高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是供应链研究的核心。近年来研究通过供应链契约来约束和协调供应链上的各个个体，提高供应链系统的绩效，达到参与方共赢，已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新的热点。
二、供应链契约的主要研究内容
在供应链契约文献中供应链协调是指供应链成员的目标与供应链整体的目标保持一致，供应链的成员最优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使供应链整体的利益最优化。供应链契约是供应链中任意节点的相互关系，采用契约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约束，它研究的是各参与企业的行为动机和激励问题。这种契约关系不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来确定，也可能是一种默认的交易关系，如Cachon将供应链契约分为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强制执行契约和自愿遵守契约等。供应链契约通过改变供应链有关各方的收益和承担风险的结构，进而影响各方的决策，改变博弈结果，使博弈得到的均衡解对各方都有利，避免了“囚徒困境”的发生，达到供应链的Pareto改进。
常见的供应链契约有批发价契约、回购契约、收益共享契约、数量弹性契约、返利契约、数量折扣契约、利润共享契约、价格折扣契约等。以上这些契约以及在各种实际问题中这些契约的变形或组合，构成了供应链契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契约在最优定价、价格策略问题，协作库存控制，业务外包博弈，采购与物流管理，激励信息共享、创新投入和促销努力，质量控制，供应链应急管理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研究。
三、供应链契约的可行性条件
一种契约可行既要满足理论上的合理性，又要有实施的可能性。由于供应链上的企业是相互独立的，企业的行为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前提下自愿选择的行为，任何一种强制执行的规则由于背离了另外一个企业的利益目标，因而往往会遭到其反对与报复。供应链契约的作用在于引入激励机制使得供应链中的企业自动选择对整个供应链最优的行为，这时契约称为是自执行的。要达到这一目标，契约必须满足企业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这时的供应链契约才是可行的。具体来说，一个可行的供应链契约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有效性。供应链契约必须使供应链整体的收益得到提高，并且克服供应链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即满足供应链整体的最优行为也是供应链各方的最优行为，这些行为构成一个Nash均衡，任何一方不能通过偏离这个行为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行为构成一个唯一的Nash均衡，否则供应链可能得到的是一个次优的绩效。
2.灵活性。供应链契约如果能够实现对供应链收益的任意划分，那么这个契约就可以根据供应链各方的保留利润及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保证各方的Pareto改进，即在没有任何一方的收益变坏的情况下，保证至少有一方的收益得到提高。
3.经济上的可行性。如果一个供应链契约的实施代价太高，以致这种代价超过了带来的收益，那么这样的契约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相对简单的契约往往是最合适的，因为它实施起来简单易行，因而效率较高。例如批发价契约，它是一种最简单的契约，供需双方仅仅通过供方的批发价或需方的采购价发生关系，但是它实施简单，实施成本低，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实施其他复杂契约的条件不具备，批发价契约往往是一种必要的替代性契约，它虽然不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协调，但却能够有效的节约供应链的运作成本。
四、供应链协调契约的局限性
供应链协调契约，即能使分散供应链达到集中决策的供应链绩效的契约。目前国内外研究供应链契约的文献多数假定信息对称，并提出了许多供应链协调契约，但对实施供应链协调契约的条件研究相对不够。利用供应链契约使供应链协调是理想的情况，在现实中实施供应链协调契约受到以下局限。
1.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有时难于找到供应链协调契约。如Corbett[4]提出了一个购买商向一个供应商购买化学溶剂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节约成本分享”契约，使供应链绩效得到改善，作者指出现有契约无法使供应链系统达到协调。
2.供应链协调的契约文献中通常假定信息对称，对信息不对称研究的不多。但事实上组成供应链的各方信息不对称（如成本、需求、资金投入、生产能力等）广泛存在，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无论信息甄别模型还是信号传递模型，信息占优的一方都可以获得额外的信息租金，而使供应链难以达到集中决策的供应链的绩效。
3.现实中供应链契约的执行成本必须考虑。如在Blockbuster录象带租赁公司与它的供应商签订收入分享契约的案例中，支付给第三方Rentrak公司的监督费用不低于录象带租赁收入的10%。因此契约监督的成本不可忽略。
以下以契约的制订者是供应商为例，定义契约的效率和利润份额两个概念:
契约的效率所选择的契约使供应链系统达到的利润供应链系统最优时达到的利润；
供应商的利润份额所选择的契约下供应商的利润所选择的契约下供应链系统达到的利润。
由于自私和基于执行成本的考虑，契约的制订者（供应商）实际上关心的是所选择的契约下自己的利润，即契约的效率与供应商的利润份额之积最大。Cachon指出当边际收入曲线形状越凹，或有多个经销商竞争下，若是管理多个经销商的成本“规模经济”不明显时，供应商可能更偏爱于批发价契约而不是使供应链协调的契约。
4.当必须设计较复杂的契约才能使供应链协调时，由于契约的接受方私有信息和有限理性的影响可能难于预测契约的接受方是否按“正确”的策略行动，尤其是在契约的接受方偏离“正确”的行动对它利益的影响远小于对契约制订方的影响时。
五、供应链契约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基于以上分析，研究协调供应链的契约与简单契约的比较，以及供应链非协调契约的效率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如Corbett[4]比较了批发价契约、双方线性契约、双方非线性契约，经销商成本信息对称和不对称共六种情况下生产商、经销商及供应链的利润变化、信息的价值和不同契约的价值。
2.当前研究的供应链契约结构特征主要还是集中在单周期、单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情况,然而在实践中,供应链的结构要复杂得多,因此需要将供应链契约的研究扩展到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是多对一、一对多的情况,甚至是多周期、多产品种类、多层次的供应链网络结构。
3.现实中契约的接受方可能在多个不同的供应链上接受多个契约。多个供应链契约对供应链契约接受方行为的影响有待研究。如当供应商给经销商提供收入共享契约，而经销商同时销售供应商提供的商品的替代品时，经销商可能更尽力去推销提供给它批发价的供应商的商品；当经销商销售供应商提供的商品的互补品时，经销商倾向于将代理的供应商的商品打折，以带动互补品的销售，而给提供收入共享契约的供应商带来损害。
4.目前供应链契约的实证研究还相对缺乏，对于现实中出现的各种各样供应链契约仍缺乏研究和解释。未来加强供应链契约的实证研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供应链契约的理论,对于供应链契约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
供应链期权契约研究综述 篇3
1.1供应链契约的起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1]。供应链管理的大部分理论研究成果, 都是在集中型供应链[2]的假设下获得的, 集中型供应链要求所有成员的利益与供应链整体的利益相一致。集中型供应链的假设并不符合现实, 实际上大多数供应链属于分散型供应链[3], 供应链由若干相对独立的、收益最大化的成员构成, 供应链成员追求的目标往往与供应链整体目标相冲突。如何协调各个成员的目标和供应链整体目标之间的矛盾, 是分散型供应链协调的中心问题。供应链契约, 则是协调和约束各个供应链成员, 按照供应链整体优化目标运作的主要方式和方法[4]。
1.2供应链契约的分类
供应链的本质是协作, 而且这种协作主要是指企业之间的协调。供应链契约研究的是各参与企业的行为动机和激励问题。供应链契约是为了尽量减少这种损害而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因此, 供应链契约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
l985年Pasternak在其论文中最早提出了供应链契约的概念[5]。供应链契约设计主要是解决影响供应链整体效率的两个问题:供应链成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双边际效应;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牛鞭效应。根据供应链契约的研究现状, 可以将供应链契约主要分成以下四种主要类型:批发价格契约、回购契约、收益共享契约、数量弹性契约等。其中批发价格契约与回购契约是最早研究也是最为常见的契约类型, 而收益共享契约与数量弹性契约则分别研究了供应链中的核心内容——成员收益和产品数量。当然, 除了上述四种契约模型以外, 还有数量折扣契约、数量承诺契约、延迟补偿契约、期权契约和回馈与惩罚契约等契约模型[6]。
2.供应链期权契约
期权契约的研究灵感来自于金融工程, 它是规避转移风险、提高资产投资效率的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近年来, 利用成熟的金融工具和理念来进行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而期权契约正是由于它的风险规避作用, 引起了管理学者的广泛注意, 随后把它引入到供应链管理中。
对于生产周期较长而销售期较短的一类产品, 期权契约应用最为广泛[7]。在销售季节前的T1时刻, 销售商根据市场需求做出预测, 确定期权购买量Q, 向供应商订货, 供应商接到订货后, 准备生产;当销售季节T2开始, 经过一段时间, 销售商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市场价格, 然后决定执行不超过Q数量的产品。当然, 由于提前期较长, 需求信息的不对称, 可能导致销售商对市场预测的不准确, 加大市场风险, 所以销售商通过购买期权把风险转移给供应商。同时, 要让供应商愿意参与此契约, 销售商必须给予补偿。正是在这一需求下, 供应商在决定购买期权时, 销售商就按照一定的单位价格补偿给供应商, 即单位期权价格, 同时规定在销售期开始时执行期权的价格, 这就构成了期权契约的基本形式。
3.供应链期权契约研究分析
3.1国外供应链期权契约研究现状
Ritchken和Tapiero[8]最早将期权引入到库存研究中。Cachon等通过期权契约实现了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9]。Seifert等研究了期权价格为外生变量时具有风险偏好的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10]。Barnes~Schuster[11]考虑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系统, 供应商提供昂贵和便宜两种生产模式, 而销售商的销售季节分为具有相关性的两个阶段。Brown等研究了在需求不确定情况下半导体行业期权型生产能力的投资决策问题[12]。Gurnani等研究了第二阶段订货价格不确定情况下的订货问题[13]。
3.2国内供应链期权契约研究现状
国内方面, 学者们对期权契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供应链期权契约的研究,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3.2.1供应链成员个数
郭琼等[14]通过期权机制, 建立了由一个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模型, 验证了期权契约在供应链协调过程中的有效性。赵正佳[15]考虑了二级农产品供应链, 证明无契约分散决策下供应链无法达到系统最优, 有期权契约下生产量能够达到系统最优, 并给出了保障农户利润得到改善时, 期权契约参数应满足的条件。赵金实、王浣尘[16]构建出期权定价市场化情况下的二级供应链决策机制模型, 计算出供应商和零售商最优定价策略和最优采购决策。张子刚、刘开军[17]采用三阶段动态优化模型描述零售商的柔性采购策略, 并在理论上证明了期权契约的有效性。朱珠, 朱云龙[18]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境下, 研究三级供应链系统的协调问题。通过制定合理的契约参数实现三级供应链系统的协调。宁钟等[19]引入独立式期权机制与嵌入式期权机制, 分别探讨了在多供应商, 多分销商的供应链模型下的独立式期权机制, 以及单供应商、多分销商的供应链模型下的嵌入式期权机制。
3.2.2期权考虑因素
郭琼、杨德礼[20]运用信号博弈理论设计相应的期权契约, 并据此优化供应商的产能和价格决策, 以及零售商的期权购买策略, 验证了期权契约在需求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供应链协调过程中的有效性。赵金实、王浣尘等[21]引进市场利率、现货价格波动率和期权期限三个主要市场因素, 对供应链期权契约模型进行扩展, 分析供应商和零售商最优定价策略和最优采购决策, 最后采用灵敏度分析的方法找到主要影响因素, 计算出影响程度。侯琳琳、邱菀华[22]研究了价格敏感型随机需求下供应链期权契约的设计问题, 通过建立契约模型, 给出了期权购买价格和执行价格的最优设定规则。蔡洪文、蔡洪武[23]考虑在模糊环境下通过共同分担供应商的创新投入成本的期权契约进行协调, 首次提出了可信性函数的反函数表达式及其数学期望的表达式, 并通过此期望值函数对此问题进行了优化。郑克俊[24]针对易逝品供应链, 分析了考虑期权契约且结合快速反应和数量柔性策略的决策模型, 给出了零售商最优的期权购买量和初始固定订货量, 推导出供应链协调的充分条件。覃艳华、曹细玉[25]考虑在随机性市场需求下, 期权契约对供应链的协调作用, 然后探讨了对突发事件的协调作用, 给出了供应链对突发事件的最优应对策略, 并调整了原来的期权契约使其具有抗突发事件性。
3.2.3供应链方向
胡本勇、王性玉[26]对于易逝品供应链合作契约的数量柔性问题建立了两种不同期权模式的柔性契约模型, 得出了销售商在双向期权契约下, 比在单向看涨期权契约时的期权购买量要小, 初始订货量要大, 但总的预期订货量要小。销售商在两种期权契约模式下的总的最优订货量均大于传统订货方式下总的最优订货量。胡本勇、王性玉[27]对需求不确定性大、生产提前期长、销售季节短的产品的供应链合作问题, 建立了基于双向期权的单期两级供应链数量柔性契约模型, 研究得出与单向看涨期权契约相比, 销售商的期权购买量减小, 初始订货量增加, 但总的预期订货量减小。蔡洪文、蔡洪武[28]考虑零售商处于供应链领导地位的期权契约协调问题。研究表明, 期权契约能够实现零售商主导下的供应链的协调。赵金实、霍佳震[29]在包含市场利率、现货价格波动率和期权期限三个重要期权定价影响因素的逆向主导型供应链期权协作模型基础上, 对模型决策优化机制的分析和灵敏度分析。
3.2.4与其他契约相结合
陈祥锋等[30]研究在供应链采购管理中引入期权契约, 可以实现收益共担、风险共享, 提高供应链效率的目标。李江、姚俭[31]基于期权下的回购再造模型在产品订购数量上的应用可以增加供应链的灵活性, 使得补货操作变得更加容易, 在渠道优化方面的应用可以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利润。粱罗、盛方正[32]将期权的思想应用于回购契约的研究, 同时在供应链中考虑了存在实时市场的情况。证明了期权回购契约下, 零售商的利润期望函数是最优决策变量的联合凹函数, 并求出决策变量解析解。胡本勇、雷东[33]引入收益共享和努力成本共担策略, 对原契约加以修正, 当收益共享和努力成本共担比例满足一定条件时, 则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 并进一步讨论了使修正契约具有帕累托优势的条件。
4.存在问题与展望
通过对供应链期权契约研究现状的回顾, 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对期权契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缺乏相应的效果,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对象通常选取一个卖方对应一个买方的二级供应链, 而对于三级供应链、多对一及一对多的供应链形式研究不够延伸。 (2) 所考虑的影响期权契约的因素仅局限于价格、订购量、成本等大宗类影响因素, 并没有考虑不同的产品对应供应链所具有的特殊性。 (3) 与其他契约结合应用比较多的是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 而与除此以外的其他契约的结合并没有过多的尝试。 (4) 已建立的模型大多假设成员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 而实际的供应链管理中, 成员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因此, 以上几个方面都将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摘要：本文围绕供应链契约的起源和分类, 首先给出了期权及期权契约的相关概念, 其次分析了国外期权契约的研究现状, 然后从供应链成员个数、期权考虑因素、供应链方向、与其他契约相结合四个方面, 分析了国内期权契约的研究情况, 最后给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以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供应链契约,期权契约,供应链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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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契约研究 篇4
关键词 Nash讨价还价；报童模型；回购契约；公平偏好；供应链协调
1 引 言
回购契约的运作机理是销售季节末，零售商的订货量大于市场需求时，供应商以一个小于批发价的合理价格将未销售出去的产品购回，从而达到激励零售商订货的目的.对于市场生命周期短、需求不确定的产品，如果订货量过多，就可能使零售商蒙受巨额损失，因此，采用回购契约是比较常见的契约形式.文献[1-2]指出在交易过程中制定回购契约对供应商和零售商是有益的.文献[3]研究了供应商与零售商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最优的回购契约并不是总能实现.文献[4-7]研究了公平中性时回购契约的协调性.传统的供应链管理研究一般认为决策者完全理性，总能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决策[8].
然而，通过研究表明决策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往往关注收益分配是否公平，即决策者的行为会受到公平偏好的影响.本文探讨的公平偏好是指决策者往往会将自己的利益（效用）与期望利益（效用）进行比较，如果实际利益（效用）比期望利益（效用）低，决策者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此时决策者就会以损失部分收益（效用）去报复收益分配的不公平.
中美供应链契约的研究对比分析 篇5
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契约进行了许多的研究, 杨德礼 (2006) [2]等认为供应链契约主要分为三类:针对多库存系统中合作契约的研究、针对需求不确定对供应链协作影响的研究、供应链合作中的信息激励问题研究。王振兴 (2012) [3]等对供应链的主要契约类型如回购契约、定价契约、收益共享契约、数量弹性契约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李娟、黄培清[4]在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上, 零售商掌握关于其期初库存水平的私有信息, 在非对称信息下, 供应商可以选择提供单一契约参数;Cachon G、Lariviere M A (2002) [5]发现在市场需求和零售商的努力相关情况下, 回馈策略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Cachon和Larivierie (2002) [6]分析了收益共享契约是如何协调面临不确定性需求和存在多个决策者时供应链的平衡的;Gerchak (2001) [7]等发现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协调产品的购买量和库存时间之间的矛盾;Dana (2001) [8]等研究发现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减少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冲突。
供应链契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对于中外供应链契约的差异性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以现有的供应链契约理论为基础, 对比分析了中美供应链契约的形式、内容以及执行等各方面的不同, 对供应链契约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一些建议。
1 中美供应链契约的理论对比分析
1.1 契约形式
契约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形式, 当事人对合同必备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时, 合同就成立了。根据不同的标准, 合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形式, 中美合同形式的不同如表1所示。
根据中国经济合同法规定, 经济合同的形式主要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两种, 另外还有公证形式、批准形式等。
口头形式:当事人双方用对话方式表达相互之间达成的协议。在中国只适用于能及时履行的经济合同, 对于不及时结清的和较重要的合同, 不宜采用口头形式。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书面形式主要有以下分类。
(1) 由当事人双方依法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并由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人签字盖章。
(2) 格式合同, 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合同条款, 对方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
(3) 双方当事人来往的信件、电报、电传等也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公证形式: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 由国家公证机关对合同内容加以审查公证。公证机关对书面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确认后, 在合同书上加盖公证印鉴, 以资证明。
批准形式:当事人将签订的书面合同及有关文件提交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审查批准, 批准后才生效。法律规定需要批准而没有经过批准的合同, 没有法律效力。
在美国, 合同法主要是州法律, 而不是联邦法律。虽然也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 法律规定有些合同不得用口头形式, 否则就是无效的。如:土地买卖合同;通常在500美元以上的货物买卖;婚姻安置合同或婚前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一年以上才能履行的合同等。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时, 口头合同才被法律认可。
在美国合同的书面形式中, 协议信和E-mail合同被认为是特殊合同。协议信是指一方给另一方寄一封信, 包括了合同成立的全部重要条款与成立条件内容, 信的尾部写出“如果同意本信件所载内容, 请在信的尾部签字”, 并在尾部留出一行“同意并接受”字样的签字空间。签字后寄回给对方, 合同即可成立。
1.2 契约内容
中美在供应链契约内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三个部分:约首、本文和约尾。约首是合同的首部, 包括合同的名称、合同号码、买卖双方的名称地址、序言等内容。本文是合同的主体部分, 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合同的各项交易条款, 如商品名称、品质规格、数量包装、单价和总值、交货期限、支付条款、保险、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条款等, 以及根据不同商品和不同的交易情况加列的其他条款, 如保值条款、溢短装条款和合同适用的法律等。约尾是合同的尾部, 包括合同文字的效力、份数、订约的时间和地点及生效的时间、附件的效力以及双方签字等, 这也是合同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 供应链契约条款内容规定的比较详细, 基本内容包括:主体条款、引言、各方义务条款、合同有效期条款、价格条款、支付条件条款、陈述与保证条款、责任限制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保密条款、不履行及违约条款、合同争议解决条款、损害赔偿条款、其他约定和签名等。其中, 主体条款是指明当事人的名称与住所, 与中国合同法规定有所不同的是, 应当明确说明合同主体的类型, 如个人公司、股份公司等, 内容要包括名称或姓名、注册名称、地址等;义务条款是当事人合同义务的根本约定, 是合同的核心部分, 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双方必须履行的义务范围、合同履行时间、合同履行的质量标准、运输条款、保险及费用等;价格条款必须明确合同涉及的税费种类, 明确是由哪一方来负责税费;责任限制条款的内容包括责任的限制、责任产生条件等;合同解除条款内容包括提前解除的条件、解除后的后果、责任承担等;不履行条款内容包括合同的违约事件范围、不履行的宽限期和不履行的后果。
契约根据内容的完整性可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 完全契约是指缔约双方都能完全预见契约期内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 愿意遵守双方所签订的契约条款, 当缔约方对契约条款产生争议时, 第三方劝说法院能够强制其执行。完全契约是以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为前提。不完全契约是指缔约双方不能完全预见契约履行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从而无法达成内容完备、设计周详的契约条款, 因而契约的完整性不够, 就是有可能出现存在漏洞的契约。
导致契约不完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有限理性, 即人的理性、思维是有限的, 对未来事件、外在环境无法完全预期;二是交易成本, 即对未来进行预测, 对预测及措施达成协议并写入契约, 确保可以执行等, 均存在交易成本, 在此情况下, 缔约各方愿意遗漏许多内容, 或有意留待以后出现事件时再行协商。
不可抗力是导致契约不完全的一项重要因素,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不可抗力是一项免责条款, 是指买卖合同签订后, 不是由于合同当事人的过失或疏忽, 而是由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避免和无法控制的事件, 以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合同, 发生意外事件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推迟履行合同。
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主要由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部分构成:自然现象包括火灾、地震、旱灾、风灾、山崩、大雪等;社会现象包括战争、动乱、市场行情政府干预等。通常在把自然现象及战争、严重的动乱看成不可抗力事件在各国是一致的, 但是对政府干预、罢工、市场行情等的人为障碍看成不可抗力事件常引起争议。
2 中美供应链契约的订立及执行环境分析
契约环境体现了一个地区政治稳定性、政府行政效率和法治水平, 是正式制度的范畴。契约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 包括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契约的订立和执行都要受到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 具体如图1所示。
(1) 从经济环境分析, 中美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等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 美国市场的经济体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 而在私有制经济中, 都是以私人垄断企业为主导, 美国是发展中小企业典型的国家, 根据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转换到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 美国企业国有部分约占1%~10%, 合作社所有制、工会所有制的份量更小, 其余80%~90%以上均属私有制。而在私有制经济中, 中小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占80%~90%甚至更多, 但它们毕竟是从属的。在美国20万家工业公司中, 最大的50家占了全部工业资产总额的49%。而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 从文化环境方面, 中国的文化相比是上千年变迁中历经沧桑沉淀下来的, 中国文化的理性与凝聚力是核心。注重整体、稳定、和谐、长久, 倾向于集体主义。而美国社会的发展依靠竞争来作为推动力。
(3) 从法律环境方面, 我国法律从宏观上规定了企业发展所遵循的原则, 但是对于中小企业, 没有制定详细的指导政策, 明确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 使企业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这样一旦企业违反契约规定, 由于惩罚制度不清晰, 就会造成契约无法有效地执行, 契约也就形同虚设。美国依法保障和促进企业的发展, 保护企业的法律制度针对性强, 具有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 为供应链契约的有效执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4) 从社会环境方面, 如果存在失信行为等问题, 失信行为没有得到惩罚, 那么守信企业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失信行为, 企业市场就会发生扭曲。
3 中美供应链契约的执行完整度分析
3.1 中美供应链契约的执行机制
供应链契约的完整度是指供应链企业之间签订合同, 合同具备成立的必要条件, 以一定的合同形式, 明确地表达合同的主体条款和签约方的责任义务, 规定合同的有效期, 并对违约情况进行详细阐述。供应链的供应商和生产商以及销售商之间签订契约时都必须保证这些必备条款, 否则供应链契约就是不完整的, 会对契约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契约执行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物资信托企业实际执行合同数与签订合同数的比率。在中国信用建设促进委员会主办的2011中国信用高峰论坛上, 研究员张文魁指出中国一年签订交易合同约80亿份, 有效执行合同大约只有40亿份, 执行率为50%。契约执行率低的原因是供应链企业中经常出现违约情况, 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分析,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供应链中存在很多可替代的企业, 比如制造商有很多可选择的供应商, 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后, 制造商中断契约的利益损失可以通过新的供应商来弥补。例如, 在乳品行业中, 乳品制造业的奶源主要有规模牧场、养殖小区、乳品企业自建的奶站和散户奶农等供应商, 但是散户奶农遭遇拒奶的次数最多, 经常被其他供应商所取代, 制造商中断契约的损失可以用其他供应商弥补。
(2) 未来交易的频率不高, 如果预期不能从未来交易中得到足够多的收益, 就会导致契约无法执行。
(3) 合同签订企业规模的扩大, 如果企业规模扩大, 超出一定的边界, 企业就会选择更加优秀的合作方来完成生产任务。
(4) 供应链企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也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技术限制不得不停止契约的执行, 由其他实力较强的企业来完成。
因为不确定性对契约实施的影响, 契约实施机制引入了第三方, 承担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职能, 节省交易成本, 提高经济效率。张宁 (2010) [9]认为契约有三种实施机制。
(1) 契约主体单独实施, 无第三方介入。
(2) 私人或社会组织作为契约的第三方介入契约的执行。
(3) 国家作为契约实施机制的第三方执行监督职能。
3.2 中美供应链契约纠纷的解决
供应链企业在执行契约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纠纷, 中美两国在解决契约纠纷方面有很大不同, 如解决纠纷的部门、方式等, 如表2所示。
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解决合同纠纷的四种处理方式, 即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具体而言, 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程序。
(1) 合同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合同纠纷的程序。原则上适用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法定程序。承诺方不在法律规定或原合同约定的答复期限内答复的, 应视为默认要约方的提议, 从而双方的和解协议成立。
(2) 合同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合同纠纷的程序。包括行政调节、仲裁调节、法院调节三种方式。行政调解合同纠纷的程序是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部门受理、行政调解的进行、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制作调解书。
(3) 仲裁解决合同纠纷的程序是提出仲裁申请、组织仲裁庭、审理案件、作出裁决。
(4) 通过诉讼解决合同纠纷的程序。诉讼是合同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将纠纷诉诸国家审判机关, 由人民法院对合同纠纷案件行使审判权。合同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合同纠纷, 其程序相对于其他三种方式更为复杂。
美国行政部门目前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渠道, 美国解决纠纷主要方式是调节, 青峰 (2011) [10]等认为美国调节纠纷有以下特色。
(1) 立法、行政、司法部门都把调解作为主要的解决纠纷方式。
(2) 从解决纠纷的数量上看, 60~90%以上纠纷通过调解解决。
(3) 从机制上看,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居于解决纠纷的重要地位。
(4) 甚至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仲裁协会也积极鼓励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5) 调解方式有很多优越之处, 如成本低, 避免了漫长的诉讼和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
(6) 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 有利于形成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及时化解, 维护社会的和谐。
4 建议与展望
本文对中美供应链契约形式、内容以及执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比分析了中美在供应链契约方面的不同, 主要对我国未来供应链契约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 在经济方面, 我国要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 增加中小企业的比重, 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 形成市场体系, 依靠市场来促进契约的执行。
(2) 在文化方面, 中国要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 将契约基本条款细化, 使每项条款都有必备内容, 注重书面规则, 保证契约的签订率, 并即时有效执行。
(3) 在法律方面, 制定详细的指导政策, 减少法律弹性, 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对违约定位准确, 惩罚制度清晰, 减少契约纠纷解决的程序, 健全我国的行政调节制度, 努力将行政调节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4) 在社会环境方面, 要增加社会诚信, 企业之间建立信任机制, 减少假冒伪劣产品等失信行为, 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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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成员契约关系可视化研究 篇6
因此,本文将在供应链合作信息风险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契约在实现供应链成员关系可视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讨论成员关系可视化给供应链带来的绩效。
1 供应链合作中的信息风险
在供应链合作系统中,信息作为各个环节的沟通载体,对企业的合作、资源的利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信息风险实际上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或不完全,对组织实现其商业目标或成功实施其战略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其特征实际上是信息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2]。我们把由于信息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委托—代理机制所带来的信息风险。委托代理问题是由当事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整个供应链管理环境中,企业往往会通过增加信息的不对称,从合作伙伴那里得到最大的收益;第二是牛鞭效应,指的是供应链上最终用户的需求往供应链上游前进的过程中变大的现象,这是由供应链末端企业对某产品的实际需求量与预测的需求量之间存在偏差所引起的。随着供应链运作的企业越多,这种效应越加明显,整个供应链的管理会变得十分复杂、困难。但是这种效应是无法避免的,是供应链本身固有的特性[3]。
根据国内外有关专家的文献资料,增加供应链合作中的可视性是最小化信息风险的重要手段。供应链要提高可视性,一般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增加本企业自身的可视性,这种可视性涵盖了过去的行为、现在的状况、贸易伙伴的计划和能力;第二,增加贸易伙伴对本企业的可视性,这就包括了订单状况信息、发明的可能性、运送计划等[4]。
要降低信息风险的危害,我们就要提高供应链的可视性,反映到具体的操作中,就是要在供应链合作中签订供应链契约。
2 文献综述
现今供应链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供应链成员企业实施管理,使他们能够一致行动达到协调。在非集中控制过程中,供应链成员企业总是使其自身的决策最优,而不考虑他们的决策对于其他企业,以及整条供应链绩效的影响[5]。随着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关注,人们提出了协调的概念:一种为了管理不同实体之间依存关系而共同行动的行为[6]。它引导着供应链成员企业去发掘其内部的联系,从而分享利益、共担风险[7]。因此,为达到这样的协调,充分的信息共享和相互合作,即供应链成员关系的可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供应链契约是实现供应链成员关系可视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供应链契约是指通过提供合适的信息和激励措施保证买卖双方协调优化销售渠道绩效的有关条款。通过实施这些条款,即使供应链达不到最好的协调,也可能存在帕累托最优解,保证每一方的利益至少不比原来差[8]。供应链风险往往产生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诸如市场需求、销售价格,以及产品价格、递送时间等,一致的供应链最优订货量可以降低这种风险,而契约则成为调整各个成员企业间调整利润的重要手段。
契约模型的基础是从传统的报童问题中产生的,它认为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相等时产生的订货量是最优的[9]。许多学者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在回购契约(Buyback contract)中,销售商可以将一定量的未销出去库存以既定的价格退给供应商,而在产品成本足够低的情况下,供应商接受零售商的退货,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10]。
(2)收益共享契约(Revenue-sharing contract)规定期初经销商以批发价(一般低于供应商生产成本)从供应商处订购产品。经销商将收入的一定比例在期末返还给供应商[11]。
(3)弹性数量契约(Flexibility-quantity contract)规定订货的最大变动比率(A maximum percentage revision),供应商有义务满足契约规定的最高上限供应量,同时规定经销商最小购买量(遏制经销商高估需求导致供应商生产过多)[12]。
由以上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到,契约机制作为供应链协调的重要手段正在不断地被完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之前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到供应链成员关系可视化这一概念,而这一可视化能够明显降低供应链中的信息风险,进一步促进供应链协调。本文主要研究契约在实现供应链成员关系的可视化中的作用,以及供应链通过契约实现可视化后的效益。
3 契约实现供应链成员关系可视化
3.1 契约在供应链中的实施举例
通过对一些供应链节点企业的调查走访,我们可以看到契约使这些企业同合作伙伴之间的利益、风险的分配问题落实到实体中,成为一种规范,在这样一个具有较高可视性的关系环境下,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顺利,各自的职责、权利分明,利益相互关联,也大大提高了供应链的绩效。现提出生产商A集团为例,分析契约在其供应链合作关系管理中应用(如图1所示)。
A集团与其供应商签订的是数量折扣合同:供应商按合同规定,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对集团购买的总价值给予一定的价格折扣,这种折扣主要根据采购商的采购数量按一定比例进行调整的。在供应链环境中,供应商往往在某个零部件供应有一定的优势(如规模经济),因而在产品的定价方面有一定降价能力。为刺激集团更多数量的购买,提高自己的销售额,增加企业的收入,供应商经常同生产商签订数量折扣合同。对生产商而言,在较稳定的市场条件下,也愿意签订数量折扣合同,因为大批量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从而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
该集团同其分销商签订的是弹性数量契约:弹性数量契约是在滚动水平计划下协调供应链物流和信息流的有效方法。弹性数量契约往往有助于供应链企业对付企业市场不确定因素,缓解供应链牛鞭效应问题。
弹性数量契约可以使得市场的风险在供应链企业中合理分配。在这种合同控制下,节点企业(分销商和生产商)将会更深入合作,更大程度共同分担市场的风险。一方面,分销商不会刻意扭曲市场的信息,损害生产商的利益;另一方面,集团在一定范围内确保分销商产品需求的实际供给,保证了分销商的实际利益。弹性数量契约已经在很多著名的公司得到具体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在供应链的环境中,集团作为链中的制造商是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通过与其供应商和分销商签订供应链契约并进行合理的供应和分销合同设计,实现了他与其他供应链成员的关系可视化,可以减少合同各方彼此的机会行为,促进更紧密的合作,确保有效安排生产及库存计划,并达到降低供应链成本,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用户满意度,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绩效水平。供应链契约通过提高供应链成员关系的可视化程度,可以促进契约双方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惩罚契约双方不合作的行为。长期的契约合作可以激励双方更注重长期的、整体的利益,避免因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而损害整个供应链绩效。同时,基于契约的、透明的长期合作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深入共享信息合作机制,使得双方达到双赢的目标。
3.2 契约在供应链成员关系可视化中的作用
契约在许多行业的供应链中都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应用。我们可以从这些已有的应用中很明显的看出,供应链成员如何运用契约来实现其关系的可视化,从而降低信息风险,明确利润风向和风险分担,给买卖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收益,如表1[13],我们以三种经典契约的应用为例。
4 供应链成员关系可视化的作用
4.1 提高供应链收益率
契约是用来详细说明并约束分销商的订购行为以及供应商满足分销商订购要求的法律文本。契约可以包括产品质量、价格、订购货物与交付货物的时间以及产品的数量等相关问题的详细说明。在契约的约束下,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契约中可能要求分销商在货物交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说明其确切的需求量。分销商承担着库存积压或库存缺货的风险,而供应商在送货前就掌握了确切的订单信息。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契约中没有要求分销商提前很长时间就必须提交货物需求量的确切数目,而是要求他们在确定其需求量之后提交订单,从而补给货物交付期短。在此情况下,供应商预先获得的信息很少,而分销商可以等到获得比较确切的市场需求量之后再发出订单。其结果是,供应商必须预先建立库存,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库存积压或库存缺货的风险。而在契约的支持下,实现了关系可视化的供应链成员,可以通过修改契约参数,使供应链承担的风险在供应链上不同阶段之间发生转移,从而使各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决策与供应链的整理利益保持一致,从而提高供应链的总收益。
4.2 弱化牛鞭效应
供应链的信息失真导致了牛鞭效应,而牛鞭效应对于供应链企业来说危害很大。供应链契约可以很好地减少牛鞭效应的发生,主要表现在:
(1)供应链合作企业之间在确定合作关系之后签订契约,使各节点企业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企业之间签订了供应链契约后,一方面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的需求数量趋向于固定,即使有变动也是在供应链契约的柔性范围内,对供应和需求的影响不大。这样上游企业不必对下游企业的需求进行预测,从而避免了信息在整条链上产生滞后,防止了牛鞭效应的产生。另一方面,供应链契约可以使供应链上的信息共享程度得到提高,基本上链上的每个节点可以共享所有的信息,这样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预测,避免了牛鞭效应的产生。
(2)供应链契约的签订降低了供应链中的库存。由于供应链契约同时具有柔性和相对稳定的优点,所以在供应链中,每个企业不必像以前那样维持较高的安全库存。
(3)供应链管理成员的理性优化行为是产生牛鞭效应的最根本原因。供应链合作就是使原来的局部优化行为转为整体利益最大化,而供应链契约的特性可以使这种合作具体化,防止这种合作行为成为纸上谈兵[15]。
4.3 供应链合作更加流畅
由于供应链是一个企业联合体组织,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产权上的联系,而仅仅是动态的合作关系。然而,供应链契约可以以书面的形式保证合作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使这种权利和义务赋有法律效应,这样即使信任机制不健全也可以实现供应链合作企业的紧密合作、加强信息共享、相互进行技术交流和提供技术支持。
供应链合作关系产生了新增利润,新增利润如何在供应链中进行分配是供应涟能否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一个重要的因素。供应链契约模型可以使利润在链中通过层层分剥的形式存在于供应链的各个节点企业中,而不是以最终总利润的形式在企业间进行货币形式的再分配。契约的特性就是要体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原则。从而使供应链成员企业达到帕雷托最优。
供应链契约使供应链合作企业明确了自己在链中的位置和责任,使合作过程清晰明朗,利于企业把自己的目标和整个供应链的总目标结合起来,防止个别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破坏整个供应链利益的最大化,使供应链合作更加流畅。
5 结论
供应链契约研究 篇7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为了保护环境和降低生产成本, 一些企业开始回收废旧产品进行再制造。因此, 逆向物流也就应运而生, 同时, 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整合形成的闭环供应链系统协调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
闭环供应链, 是指制造商生产的产品, 通过供应链的正向物流送到消费者手中, 进一步以消费者为起点, 由相应企业负责回收消费者手中的废旧产品, 经过制造商维修、再制造所形成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闭环系统。[1,2,3]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闭环供应链的研究越来越多。Swaskan等研究了再制造产品闭环供应链的四种回收模式, 并分析了不同回收模式对节点企业的定价策略及利润的影响。[4]Nakashima等研究了随机需求下, 基于再制造系统闭环供应链的最优控制问题。[5]薛顺利等讨论了再制造逆向物流的三种回收方式, 并进行了定量的对比分析。[6]姚卫新分析了电子市场环境下废旧产品回收的五种模式, 并对五种不同回收模式下闭环供应链定价和利润函数进行了定量分析。[7]而目前, 大部分研究是集中在产品定价策略和回收渠道模式上, 很少涉及随机需求下供应链的协调问题。
问题描述与模型建立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一个分销商、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三级闭环供应链, 制造商生产产品、分销商在批发产品给零售商的同时负责回收废旧产品、制造商从分销商处回收废旧产品进行再制造后重新销售产品。其供应链结构如图1所示。
1.模型参数
cm—制造商生产产品的单位成本, crm—制造商对废旧产品再制造成本, wm—制造商给分销商产品的批发价格, wd—分销商给零售商产品的批发价格, p—零售商出售产品的单位价格, b1—分销商从顾客回收废旧品的价格, b2—制造商从分销商回收产品的价格, v—销售季节末期未销售产品残值, cc—分销商回收废旧产品的成本, 包括广告, 物流成本等。
2.模型假设
(1) 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均为风险中性, 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2) 废旧产品的回收量Q (b1) 是回收价格b1的线性函数, 只与b1有关。假设Q (b1) =kb1。其中, k为常数且k>0, k代表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3) 废旧产品不分废旧程度, 回收价格一样。
(4) 回收的产品只能从顾客到分销商, 再由分销商送到制造商处进行再制造。
(6) 不考虑库存成本、缺货成本, 未售完产品以残值处理。
基于以上假设, 当零售商订货量为q时, 其期望销售量为 。因此, 可得到零售商、分销商、制造商, 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期望利润:
基本模型
1.集中决策情形下
在集中决策情况下, 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为了使整个供应链效益最大化, 联合起来共同决定订货量和废旧品的回收价格, 这时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函数为:π=ps (q) -cmq+Q (b1) (cm-crm-b1-cc) +v I (q) 。对上式分别求q和b1的一阶条件, 得到:
2.分散决策情形下
现实中, 各成员均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必然存在Stackelberg博弈。假设三方决策都是基于完全信息的, 制造商是主方, 首先确定批发价格wm;分销商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批发价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批发价格wd和回收价格b1;零售商根据分销商提供的批发价格确定自己最优订货量q。根据Stackelberg博弈理论建立模型:
对上式的两个条件分别求q和b1的一阶条件, 得到:
由式 (1) ~ (6) 得出结论:
结论1: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能够回收更多的废旧产品, 从而提升节点企业与供应链系统的利润。
结论2:集中决策情形下, 零售商的订货量要多于分散决策时的订货量, 此时整个供应链的收益也多于分散决策情况下的系统收益。
结论3:集中决策情形下, 废旧品的回收价格要高于分散决策情况下的回收价格, 而提高回收价格有助于回收更多的废旧产品用于再制造, 也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收益, 实现供应链成员及消费者的共赢。
综上所述, 应采用合理的合作契约, 激励零售商订货和分销商回收废旧品, 从而使整个供应链系统达到最优状态。
三级闭环供应链的联合契约机制
分散决策情形下供应链的整收益, 明显低于集中决策情形下的收益。另外, 传统的收入共享契约在闭环供应链中不再有效, 原因在于制造商在不承担回收费用的情况下, 无形中共享了分销商回收产品得到的利润。因此, 应设计一种新的契约来协调供应链。笔者提出一种联合契约机制:制造商、分销商分别以1-λ、λ的比例共享销售收入, λ∈ (0, 1) 。同时, 以相同比例承担回收费用;分销商为了鼓励零售商订货, 在销售季节末期以b的价格, 回购零售商未销售出去的产品。此时, 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分别为:
为了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使分销商的最优回收价格b1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情形下相等, 对式 (8) 求的一阶条件并结合式 (5) , 得:
由b1*=b1**得b2=λ (cm-crm)
另外, 要使供应链中各方利润与供应链整体利润同时达到最优, 必须满足qe=qd=qm=q。所以, 由F (qd) =F (qm) 得到wm=λcm
综上所述, 在联合契约机制下可通过调整相应的契约参数, 使闭环供应链整体利润达到最优, 同时可以协调供应链各方的利益。
三级闭环供应链的线性转移支付契约机制
线性转移支付契约机制也是协调闭环供应链常用的手段, 其契约如下:制造商为了激励分销商增加废旧品回收量, 向分销商提供一种依赖于其废旧品回收量的线性转移支付θ (Q) =γ (Q-Q0) 。其中, γ (γ>0) 表示分销商在废旧品回收时面临的奖惩因子, 具体取值取决于制造商与分销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Q0表示分销商可以获得正激励的最低回收量, 由制造商酌情而定, 当分销商的回收量高于Q0时, 其将获得超出部分等比例的利益返还, 但若低于Q0, 其也将受到不足部分等比例γ的惩罚;类似的, 分销商为了激励零售商提高其产品订购量, 向零售商提供一种依赖于其订购量的线性转移支付φ (q) =δ (q-q0) 。其中, δ (δ>0) 表示零售商在订购产品时面临的奖惩因子, q0表示零售商可以获得正激励的最低订购量。此时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分别为:
结论5:在该线性契约下, 当b2=cm-crm-γ, wd=cm+δ, 奖惩因子γ与δ满足供应链各成员参与约束时, 供应链能够实现协调。
证明:要实现供应链协调, 线性转移支付契约下, 零售商独立决策的最优订购量必须与集中决策情形下相等, 求式 (9) 对q求导, 得
F (qr) =p-wd+δp-v
此外, 线性转移支付契约还必须满足供应链所有成员的参与约束, 这通过选取适当的γ与δ是可以实现的。综上, 在线性转移支付契约机制下, 也可以通过选取适当的契约参数, 使闭环供应链整体利润达到最优, 实现完美协调。
数值仿真
假设某种季节性商品供应链由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构成, 其市场需求在区间[100, 1000]内服从均匀分布, 产品的市场价格p=120, 生产成本cm=70, 再制造成本crm=20, 回收成本cc=2, 残值v=20, 此外消费者环保意识k=5。
1.联合契约机制
将上述参数代入联合契约, 可得b1=24, μ=0.5, b2=50λ, 并且由b1≥b2+cc可得λ≥0.52。根据联合契约机制, 要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分销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回购契约必须满足条件wd=60+0.5b, 通过改变参数wd和b来调整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利润, 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看出, 随着回购价格b的提高, 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利润逐渐降低。在回购价格b=40不变的情况下, 制造商和分销商通过调整契约参数λ, 来实现对供应链收益的分配。λ由制造商和分销商谈判商议决定, 且分销商的供应链收益分配比例满足0.52≤λ≤1。通过改变参数, 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和整个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如图3所示。
从图3可看出, 随着参数λ的增加, 回收价格b2增加, 分销商的利润逐渐增加, 而制造商的利润逐渐减少。在联合契约机制下, 制造商和分销商之间实行收入-费用共享契约, 可以实现三级闭环供应链的利润最优。同时, 选取适当λ的可协调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利润, 使协调后各自利润大于分散决策时的利润。
2.线性转移支付契约机制
将上述参数代入线性转移支付契约, 可得b2=50-γ、wd=70+δ, 由各方参与约束可得b2≥26、wd<120, 所以0<γ≤24、0<δ<50。假设γ=10、Q0=100, 分销商制定不同的废旧品回收价格, 对分销商及制造商期望回收利润的影响如图4所示。
由前述条件知, 分散决策情形下废旧品回收价格b1=19, 而集中决策情形下b**1=24。从图4可看出, b1=24时, 分销商通过回收废旧品获得的利润最大, 所以在线性转移支付契约机制下, 分销商的决策将与集中决策情形下相一致 (零售商的订购量也将与集中决策情形一致, 在此不再赘述) 。所以, 线性转移支付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完美协调, 这验证了结论5。
同时还可看到, 线性转移支付契约与联合契约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并不是对总利润按比例进行分配, 而是根据契约执行方的执行程度来决定其获得的利润。在上述供应链中, 零售商的决策变量为订货量, 分销商的决策变量为废旧品回收价格, 在线性转移支付契约机制下, 以上两个决策变量越接近供应链协调时的状态, 零售商与分销商各自所获得的利润也就越高, 同时, 供应链整体利润也越接近最优。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笔者在分析传统协调契约的基础上, 采用联合契约和线性转移支付契约两种不同的协调机制, 证明了通过选择适当的契约参数, 上述机制可有效平衡供应链中各方的利益分配, 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从而最大化供应链整体收益及供应链企业的正外部性。未来可进一步对废旧商品回收量受回收价格、销量、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三级闭环供应链优化与协调问题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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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契约研究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协同营销的理论日渐发展成熟,当今营销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持续不断地满足客户价值,这与供应链管理目标不约而同。供应链管理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完善过程,每一步都与市场营销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供应链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对营销渠道的管理。因而,协同营销理论同供应链管理理论紧密的衔接在一起,相得益彰,密不可分。供应商和零售商在营销中有效协同是提高供应链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之间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在各自的利益目标追求驱使下,必然会出现局部利益与系统利益最优化的冲突。因此,供应链组织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从而实现供应链上所有企业的共赢,就需要一种切实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实现这种完美的管理模式。于是,供应链参与者的协同营销机制研究成为供应链管理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供应链契约作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有效途径已经纳入国内外学者的视线,大量的文献对供应链契约进行了丰富的探讨和研究,传统的供应链契约如数量折扣契约、回购契约、收益共享契约和数量弹性契约能够有效地解决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利益纷争问题,从而实现供应链协调。但是,当产品市场需求受到供应商或零售商的促销努力扰动时,Cachon证明了传统的收益共享契约无法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1]。由于其他传统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本质上是等价的,因此当市场需求受到促销努力因素影响时,传统的供应链契约都不再适用。Taylor从供应链协调的角度探讨了返利策略,指出不考虑零售商促销努力的情况下,线性返利策略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增量返利策略能够实现协调;当考虑零售商的促销努力时,两者均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但增量返利策略和回购策略的合理组合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3]。姬小利分析了在市场需求受促销活动影响情况下的集中控制模式及不合作模式下的零售商最优促销努力水平和最优订购数量的决策问题,然后设计了基于回购契约的促销成本分担契约协调机制[4]。索寒生研究了供应链中供需双方分享促销利益和分担促销费用的新的协调机制,在假定双方利益是线性相关的情况下,得出了零售商的最优选择,并指出其促销努力随风险性增大而单调减小[9]。
根据文献调查显示,考虑努力因素的供应链协调机制大多基于零售商或者分销商促销的情形,而对供应商促销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随着时代经济的变化,用户化市场的深入发展,零售商在供应链中逐渐转入强势地位,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供应商是跟随者,担当了促销的任务——例如国美、苏宁等家电大卖场的生产厂家促销活动等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景象。正是基于供应商促销的背景下,提出了基于促销成本分担的供应商促销回购契约模型,并实现了供应链的协调。
2 定义和说明
假定一个只有单供应商——零售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供应链经营单一品种的时令性产品,假设整个销售周期中零售商只能订购一次,而市场需求是随机的。
设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随机变量x,e为供应商的促销努力水平,f(x|e)为在努力水平e下的条件需求概率密度函数,F(x|e)为对应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很明显,需求是努力水平的增函数,即供应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供应商在努力水平e时的努力成本为g(e)(我们假定努力成本函数g(e)是凸函数且g(0)=0。即随着供应商努力水平的提高,相应的努力成本增加,但是当供应商的努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努力成本的增加不再明显)。
供应商提供给零售商单位产品的批发价格w,零售商单位产品的零售价格为p,(p>w>c>0)。每周期开始时,零售商向供应商订购量为Q,S(Q,e)为在给定订购量和努力水平下的期望销售量,则S(Q,e)=E[min(Q)],推导可得可见,期望销售量随供应商促销努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I(Q,e)为期望缺货量,I(Q,e)=Q-S(Q,e),很明显,期望缺货量随着促销努力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伴随供应商促销努力水平的契约设计博弈过程如下:
(a)供应商首先向零售商提供包含批发价w,回购价r,促销努力水平e及促销成本分担比例α的契约;
(b)零售商根据契约参数,确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定购数量Q*;
(c)供应商供货,且到货后销售商按照批发价w付款;
(d)销售季节结束后,供应商按照回购价r收回零售商处的滞销库存,零售商按照比例α补偿供应商促销活动产生的成本。
3 模型建立与分析
假定该模型的信息是完全的,这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过程,供应商的利润为
零售商的利润为
3.1 集成供应链模式
供应链的整体系统利润为
在集成供应链模式下,供应商的决策变量Q及零售商的决策变量e的共同决策目标是使得供应链利润最大化,令Q*表示在给定努力水平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购量,e*表示在给定订购量下的供应商最优努力水平,根据最优性理论的要求Q*,e*必须分别满足以下一阶条件:
由式(4)推导可得
根据集成供应链的定义,如果在某种契约下,双方的决策和整个供应链的决策相一致,即供应链的利润达到最大化,那么称该契约协调了供应链。在本文中,如果某种协调机制使得零售商的订货数量和供应商努力水平的决策和整个供应链的决策相一致,那么称该契约能够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接下来分析单纯的回购契约是否能够协调此时的供应链。
3.2 分散供应链模式
回购契约[1]指供应商在销售季节前提供一个批发价格w和一个回购价格r给零售商,销售季节过后,对于没有卖出去的剩余产品,供应商以每单位价格r,(r
在分散供应链模式下,供应商和零售商各自依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决策,同样根据最优化理论,上节相类似的运算,零售商最优订货量Q1*,供应商最优努力水平e1*分别满足式(2)和式(1)的一阶条件
按照供应链协调理论,我有Q*=Q1*,e*=e1*比较(8)和(5)式,供应链要达到协调,必须满足p=r,但这与r
3.3 基于促销成本分担的回购契约模型
经过研究,尝试在回购契约的基础上引入促销成本分担的策略,经过验证,新型的成本分担——回购混合契约可以使供应链恢复到协调状态。在新型契约下,零售商为了激励供应商进行促销进而达到提高销售量的目的,主动分担一部分促销成本,假设为αg(e)。此时的供应商利润为
零售商的利润为
在新型混合契约下,零售商最优订购量Q*和供应商最优努力水平e*分别满足下列一阶最优化条件
供应商利润函数为
零售商利润函数为
可见,在合同菜单满足(15)时,供应链达到协调。共担促销努力成本的回购策略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零售商可以通过调整α的大小调整所占供应链总利润的分额,供应链成员风险共担。
4 模型仿真算例
在由YT微电子公司和其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通过调研某电子产品的单位制造成本c=5元,市场销售价格p=15元,且销售期末单位商品回购价格r=6。该产品销售周期为一个月,每月的市场需求ε大致符合区间[0,100]上的均匀分布(单位为件,每件为300箱),其相应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布为
以e表示供应商的促销努力水平,以e×ε表示供应商投入促销努力为e的情况下市场的最终需求,并假定e×ε≥ε,即e≥1。另外通过对该产品的历史销售数据的分析,发现其促销成本函数基本满足g(e)=50e2的函数形式。在供应链协调的促销模式下,零售商分担促销成本份额为α=0.6。
由表1可以看出,在市场需求受供应商促销活动影响较为明显的情况下,采取促销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供应链的整体收益以及供应链成员的个体收益都也得到提升,供应链绩效得到极大的提高。可见,在协调供应链环境下建立促销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5 结语
以包含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两层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市场需求受到促销努力因素影响时,验证了传统的回购契约模型不能完成供应链的协调一致性。并进一步提出了引入基于促销成本分担的新型混合回购契约,解决了由于促销成本带来的供应链组织成员间的利益分配矛盾,使供应链恢复到协调状态。在市场需求受到促销努力扰动时单纯的回购契约不能协调该供应链,回购契约以及成本分担的混合契约能够重新协调供应链,并给出了合同参数约束方程。最后,给出了供应链回购契约的仿真算例计算方法供供应链研究者实际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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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契约研究 篇9
很明显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一定程度上的目标冲突,供应链不同企业间往往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引发供应链的质量风险。代理理论的核心就是找出契约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最有效的契约形式协调供应链企业间关系。当代理问题存在时,采购者可采取两中最基本的方法以减少或消除质量风险:(1)减少或消除目标冲突;(2)减少或消除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
为减少或消除供应商的在质量方面的欺骗行为,必须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去协调供应商与采购者的目标,使二者能够为共同的目标或利益而努力。为此,可在质量契约中建立基于最终效果的质量评价机制,在该种契约下只有供应商的最终工作效果达到预设要求时,供应商才会得到回报。在该种契约下供应商的质量欺骗行为将变的无利可图。该类型质量契约中常包含风险(或收益)共担或惩罚性内容。然而,基于最终效果的质量评价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是有时供应商在完成契约时有许多影响最终工作效果的因素是供应商自身无法控制的,这会将过多的风险强加于供应商。以零售商为例,零售商的销售绩效并不只受到零售商本身经营行为的影响,还会受到零售商所不能控制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商品本身的品牌、市场需求、经济环境等。该类型质量契约的另一个问题是有时质量评价成本会很高,例如契约需要很长时间并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时,或质量本身很难客观评价时,都会抬高质量评价的成本。
为了减少或消除供应商的在产品或服务上的质量问题,还可采取基于运营行为的质量契约。在该类型的契约中会为供应商的特定运营行为建立评价标准,比如库存水平,库存货物种类等。该种质量契约假设供应商特定的运营行为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在向供应商购买服务时,比较适于应用该种类型的契约对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但该类型契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利用基于运营行为的评价机制对供应商进行评价时,供应商的运营行为必须得到监督,这需要采购者在信息监测能力方面进行投资,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在信息监测上进行投资可为采购商提供供应商的行为信息。具体评价方法包括由企业外部机构所提供的监测服务或使用信息技术,如无线射频技术或全球定位系统等对供应商的运营行为进行检测,这些监测措施会显著增加采购者的投资。为了确定最优契约类型以及契约中的评价机制,必须对以下成本进行权衡:供应商行为的监测成本;供应商最终工作效果的评估成本和将质量风险转移给供应商的成本。
二、质量契约决策模型的建立
质量契约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最终工作效果的可测性以及最终工作效果的不确定性。而这两个因素普遍存在于质量契约中。当将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考虑时,可以得到一个2×2的决策矩阵(见图1)。该矩阵给出了四种不同的效果可测性与效果不确定性的组合情形,并说明了在四种不同情形下应如何进行供应链质量契约类型的选择以减少质量风险。该决策矩阵主要用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1)各契约参与方的风险大小;(2)建议的有效的契约类型;(3)合理有效的运营行为以减少质量风险,平衡效果监测和效果评估以及向供应商转嫁风险的成本。
下面就四种不同的情形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形:低效果可测性与低效果不确定性组合。首先确定在该种组合下供应商与采购者分别所面临的风险高低。在该组合下供应商的工作效果难以评价,这会使采购者面临较大质量风险。在该组合下可假设生产商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签订合约,在某发达国家完成冷冻产品的配送。该情况下供应商占有信息优势,因为其是否按照合约进行操作难以得到监测。这会引起道德风险,进而增加了服务质量风险。例如,物流公司可能为了节约成本间歇性的关闭制冷设备,或将为了获得更多运费而将冷冻食品与与其他货物混装在一起而引起污染。这些都会对冷冻食品的质量造成影响。在该情形下供应商具备进行欺骗的条件,所以采购者应努力降低质量风险。既然在该组合中对供应商的最终工作效果进行评价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采购者可采用基于运营行为的评价机制以尽可能的使供应商按照既定的标准进行操作。同时,该组合还表现出低绩效果不确定性的特点,这使得供应商所面临的风险较低。这又会促使采购者在契约中采用基于效果的评价机制,因为此时向供应商转嫁风险的成本较低。假设最终效果基本可以由供应商进行掌控,采购者可在质量契约种使用一些易于明确评价的效果指标以减少质量风险。所以在第一种组合下可以采用基于行为与基于效果的混合型质量契约以减少质量风险。
第二种组合:低效果可测性和高效果不确定性。在该组合中供应商与采购商均面临较大风险。一方面供应商工作效果很难评价;另外一方面供应商的工作效果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该组合中可假设生产商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签订合约在发展中国家完成冷冻食品的配送业务。在该种组合下供应商同样具备信息优势,因此生产商应使用信息技术或基于行为的契约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在该种组合中供应商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因此,如果使用基于效果的质量契约将会使供应商面临较大风险,供应商将向生产商收取更多的费用以弥补其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但这会降低合约的效率。这时基于运营行为的契约将更加有效,因为这不会转嫁过多的风险到供应商身上。基于运营行为的质量契约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建立信息共享与交换的标准;规范特定的作业行为(比如选择行驶速度较慢但更加安全的行驶路线);限制关键的业务指标(比如规定最低的安全库存以应对运输的不确定性)。
在该种组合中同样要对目标冲突加以评估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存在质量欺骗的动机。当目标冲突较小时,基于行为的契约将减少由信息的不对称给采购者带来的风险。另外基于行为的契约不会向供应商转嫁过多的风险,但在使用该种评价方法时要确保规范化的行为会带来预期的效果。然而目标冲突可能会很高,此时基于行为的评价机制可能会与供应商的目标相互冲突,给供应商带来额外的负担与成本,甚至按照标准的规范进行操作可能不会带来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可能不会按照采购者的目标进行运营,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是供应商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不按照标准进行操作以实现采购商期望的目标。当面对较高的目标冲突时,供应商必须对契约中的规范的行为进行重新的审视与协商以减少目标冲突。
第三种组合:高效果可测性与低效果不确定性。在该组合下供应商与采购者所面临的风险都较低。在该组合中可假设生产商与物流公司签订合约在发达国家内进行瓶装水的运输。整个运输过程的质量指标较为直观;比如因疏忽造成的污染或不合理的装卸等都是可以非常直接的观察到的。在此条件下物流公司进行质量欺骗的可能性较小。较低的不确定性使物流公司对服务的质量可以较好的进行把握。因为进行基于效果的评价成本较低且向物流公司转嫁风险的成本较低,基于效果的评价机制在该类型的组合中将更加有效。在该种组合中目标冲突仍然需要进行评估。根据代理理论供应商进行欺骗的条件是信息不对称与目标冲突同时存在,若二者之一被消除则代理问题就不会存在。在该组合中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被消除了(因为效果的可测性很高),因此目标冲突就不需要进行讨论了。
第四种组合:高效果可测性与高效果不确定性。在该种组合下供应商面临的风险较大。可假设在该组合中物流公司为生产商在发展中国家运输瓶装水。在这种情况下为激励供应商并保证服务质量,混合契约是比较适用的。由于物流公司的工作效果易于评价,所以可使用基于效果的评价机制。但如果单纯使用基于效果的评价机制会给供应商带来较大风险,因此还应混合使用基于行为的评价机制。和在第三种组合中一样,因为信息不对称已被消除,所以可不对目标冲突进行讨论。
三、结论
随着企业将大量非核心业务外包,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风险对于供应链稳定性将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根据代理理论对采购者所需面对的质量风险的进行了探讨,并建立了相应的契约决策模型以帮助采购者选择合适的质量契约类型。因为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而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对供应商与采购者的关系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采购者应理解它们对供应商按照约定的质量水平提供产品和的服务所产生的影响。在建立决策模型时,主要考虑了最终工作效果的可测性与工作效果的不确定性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四种不同的决策情形,分别说明了在不同情形中所应采用的质量契约类型,这将对供应链管理者进行质量契约决策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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