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需要契约精神

家庭教育需要契约精神（精选5篇）

家庭教育需要契约精神 篇1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与教师似乎忘却了作为学校与教师应有的责任和本分,“我们不把学业辅导的责任推卸给家长”,其意义在于他们以独醒者的姿态、敢于担当的精神,对当下“高额赌注般”的考试制度下跨越边界的责任转嫁发出急遏之声,从自我的认识上明晰了学校与家庭对孩子成长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在《教学勇气》一书的导言中,作者帕克·帕尔默开宗明义,指出,在有关教育的研究和行动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忽略:教师自我的内心建设——认识自己,建立身份认同和自身完整。毋庸讳言的是,今天教育的窘境,绝不仅仅是我们一直以来诟病的所谓教育体制问题,也不仅因为整个“场”、整个团队、整个环境在教育发展中,还残留着旧背景、旧时代、旧思维的逻辑和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

更可怕的还是旧文化、旧意识、旧观念在我们身上的根深蒂固。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定势下,我们已经习惯了埋怨体制,或是哀叹现实,而不愿意从自我剖析、自身反思做起,从每一天可以把握的改善做起。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缺乏反思自我的勇气和责任。

由《教师公约》我最初想到的一个词是“契约精神”。这个词汇最早来自欧洲,然而我们的儒家文化中也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言论。做人做事恪守信义,无论中外,都是一个道理,只是表述不同而已。我想说的是“契约文明”绝不只是商业文明所独有的,它更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契约文明的主要表征是社会关系的契约化,这是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准则。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引导学生学会交往,学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而为他们建立起健康的社会关系奠定基础。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的《教师公约》通篇既没有以往我们常见的“禁止”、“不得”、“必须”等字眼,也没有任何奖罚措施,有的只是他们通过民主研讨达成的为师共识——作为学校和教师的本分所在。良渚实验学校的《教师公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作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学校,有必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重拾“契约精神”,努力形成一种共同商讨、平等对话、恪守规范的良好风尚,以改善和修正日益走偏的学校文化。

有人说契约精神,至少应有如下几层意义:对生活世界的共同理解和愿景,将理解和愿景化为行动的共同意志,每个个体对共同意志的内心肯定和自觉承诺,共同体全体成员对每个个体自觉承诺的信任和依赖。从这几个层面来看的话,良渚实验学校的这个“公约”更多的还像是规定,只不过比一般的规定用语温和了许多,并没有真正从“公约”的特征出发明确学校行政应履行的义务。不过,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良渚实验学校能以“公约”的形式来规范学校和教师自身行为的探索,应该说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3年9月20日)

家庭教育需要契约精神 篇2

但很少静下心来写东西，客观原因是感觉自己忙，主观原因是懒的写下来，而且没有意识到动笔的重要性。在读完契约精神后，有了一些感想。文中阐述了契约精神倡导的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行为规则。强调规则之用，在于遵守，而不在于破坏。但读后有不同的感想。我认为要遵守规则，更要勇于打破常规。打破常规需要魄力和勇气，需要承担风险和忍受痛苦。企业的发展也在于打破常规，在于创新，要创新就必须打破常规。

一、规则是用来打破的文中提到的田忌赛马的例子，我认为和破坏规则没有任何关系。反而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做事情不能拘泥于原有形式，要换一种思维,这样也许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些事情,换一个想法,会有另一番天地；

（二）只有用用非常规的新思路和方法才能战胜前行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处在一个创新的社会，没有创新，就不能取得成功，创新是市场运作不断取得成功的不变法则。《水平思考》的作者爱德华.波诺说：创新不一定是大变革，不一定需要原创，不一定是新奇、绝妙的，事实上我们更多需要的“微变”，即“我们需要的是新的陈词滥调。所以，创新才是是我们取得创业走向成功的一个捷径。

（三）我们常说的以不变应万变，关键是在规则面前，你是否自由。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打破常规的要义是拒绝人云亦云，发挥自己的优势。只有这样，你才能笑到最后，享受成功人生。没有所谓的永恒，只有变化时永恒的。

二、规则总是在变化，我们不但要适应更要优化他

契约就是规则，我们要遵守规则，也要适应规则的发展、规则的变。这点与公司推行两化建设是一致，目前公司推进两化建设我们带来诸多益处，一是使我们的人际关系简单化，减少复杂性，有了制度可以遵守可以避免好多；二也是领导经常提到的有了制度就可以清晰界定岗位职责，避免了工作中的互相推诿；三是有利于工作的延续性。

我们常说ISO的精华在于持续改进，那么我们就不要墨守陈规，适应它，改变它才能让规则服务于我们。

中国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企业的变化也在加速，尤其在“入世”以后，中国的变化加速了。信息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引发了一场管理的革命。革命就是要打破常规，提出革命性的见解。

三、企业的发展不会停留在契约水平

从进入公司起，就与公司建立了契约，这包含着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约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从个人来讲为公司创造价值，而且是超越本身价格的价值，同样公司根据创造价值的多少赋予报酬，也有责任和义务为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员工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公司要向其成员提供的不仅仅是薪酬、权力和做事业的平台，还需要提供价值皈依和精神家园，提供职业和生命的意义感、崇高感、尊严感和荣誉感。此外，个人的进步和企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契约精神，还需要感情，当然如果企业和员工之间只有契约关系，那么企业也不会和谐发展。企业和员工之间还要有共建共享的文化作为纽带，人是情感动物而不是工具，人除了物质上的要求还有文化上的诉求。文中提到欧美国家商业文明、政治文明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优良的契约精神。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很多时候中国式管理靠感情维系，中国的很多说法都是日久生情，情由心生。

家庭教育需要契约精神 篇3

不少信托公司都接到券商要求清理伞形信托的通知。作为信托公司的龙头老大，中融信托也终于站出来抗争。最近网上流传一封中融信托写给华泰证券的沟通函，其主要内容有3点。

第一，中融信托证券投资信托计划均为依法合规设立的金融产品，并未从事或变相从事违法违规配资活动，也从没有为恒生HOMS、上海铭创、同花顺等场外配资系统提供接口的行为。截至目前，中融信托未收到任何监管部门叫停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及数据服务的任何通知。

第二，根据双方签订的相关证券经纪服务协议，华泰证券有义务保证项目交易顺利进行，如华泰证券单方终止相关服务，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可能会引发大量纠纷。

第三，要求华泰证券出具通知，说明停止服务的范围（相关信托计划的具体名称）、停止服务的步骤和停止服务的具体监管依据（监管部门叫停相关业务的书面文件或其他依据等作为附件）。

业界对上述沟通函的内容有3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证监会要清理伞形信托？第二，信托公司的配资业务是否违反相关法律？第三，华泰证券终止相关服务是否有法律依据？

为什么清理伞形信托

对于监管层清理伞形信托的原因，需要从伞形信托的具体含义、业务模式，以及监管层的监管目标加以分析。

何谓伞形信托

所谓伞形信托，是指由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合作，结合各自优势，为证券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投、融资服务的结构化证券投资产品。具体来说，就是用银行理财资金借道信托产品，通过配资、融资等方式，增加杠杆后投资于股市。这种投资结构是在一个信托通道下设立很多小的交易子单元，通常一个母账户可以拆分为20个左右的虚拟账户，按照约定的分成比例，由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认购信托计划优先级受益权，其他潜在客户认购劣后受益权，根据证券投资信托的投资表现，剔除各项支出后，由劣后级投资者获取剩余收益。伞形信托针对的劣后级投资者主要是自然人大户、机构客户，以及一些集团旗下的财务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伞形信托中的优先级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其最为吸引人的便是劣后资金可以用较少的资金配资，利用杠杆在二级市场博取高收益。

相比单一账户模式，由于伞形信托中所有子信托共用一个证券账户，所以可规避对单只股票的仓位限制。银监会规定，结构化信托持有单个股票不能超过信托资产净值的20%，但对伞形信托而言，只要整个大账户没有超过限制即可。这也就意味着，伞形信托中子信托的仓位限制条件相比结构化信托更为宽松。相比于融资融券，伞形信托可投资于证券、场内封闭式基金、债券，投资标的不仅包括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甚至对ST板也可投资，因而伞形信托的投资范围更为广泛、灵活。

伞形信托的三级账户模式

该模式是伞形信托进行场外配资活动的主要形式。信托公司发行分级信托产品，并以信托产品名义在中登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一级），商业银行提供优先资金，配资公司（或其指定个人）作为劣后级持有人开立信托产品投资人账户（二级），配资公司通过与信托公司签订投资顾问协议，获得信托产品证券投资的下单权，配资客户通过HOMS系统开立并操作子账户（三级），其下单信息借助HOMS系统与证券公司的专线连接，报单到场内完成交易。从委托报单的路径看，配资炒股客户的交易委托信息共经过3个节点：一是客户从类HOMS资管平台的客户端发起交易委托指令；二是类HOMS资管平台将指令转发至信托公司；三是信托公司再转发于相关证券公司。目前市场上伞形信托的劣后级与优先级金额的比例主要分为1：1、1：1.5、1：2、1：2.5及1：3，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可以2倍、2.5倍、3倍、3.5倍和4倍的杠杆进行股票交易。

证监会的大棒

6月以来，关于规范场外配资的监管办法密集出台：6月12日，证监会发表声明，禁止证券公司为场外配置资金活动提供便利；7月12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清理违法的场外配置资金活动。这是我国证券机构实现从主体监管到资金监管、从场内监管到场外监管、从事后处罚到事前防范所采取的最有力措施。有关以场外配资为主营业务的网贷平台，在证监会的强力监管下已停止了场外配资业务，但是信托公司仍在低调地继续运营伞形信托产品。对于信托公司设置伞形信托产品是否合法，证监会及有关部门未予置评。

信托公司的配资业务是否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笔者认为，信托公司从事配资业务违反证券法的上述规定：首先，三级账户模式实质上是投资者利用信托公司在中登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进行交易而对外隐匿实际投资者的开户信息，属于出借证券账户的行为；其次，证券法仅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提供融资融券服务，且需证监会批准，信托公司如果从事证券融资服务是违法的。

但是有关法律并未禁止信托公司从事证券投资业务，也未禁止信托公司发行结构化的信托产品，也就是做伞形信托。从逻辑上讲，伞形信托只是有可能被用于证券融资业务，却不能与证券融资业务画等号。

华泰证券是否可以单方终止服务

既然信托公司可以从事证券投资业务，那么中融信托与华泰证券签订的相关证券经纪服务协议是有效的，华泰证券有义务保证合同的履行，除非华泰证券证明中融信托违反了相关经纪服务协议的约定造成根本违约从而解除合同，或者该协议因中融信托从事或变相从事配资活动而被宣告无效。虽然华泰证券是基于证监会的压力拟停止对中融信托的服务，但即便是证监会的决定也不能否定华泰证券与中融信托签订的相关经纪服务协议的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即便是证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因其属于部门规章，如果没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基础规定，并不能直接导致合同无效。更何况，现在证监会也没有发布关于清理伞形信托或要求证券公司停止服务于信托公司的任何规定。

家庭教育需要契约精神 篇4

关键词：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民族地区大学生

一、引言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少数民族人民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生活所形成的行为准则, 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 维护当地治安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不应简单的“一刀切”, 而应采取扬弃的态度。民族地区大学生是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其法律素养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法治化建设。如何有效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意义重大。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进行研究, 充分挖掘其与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相契合的合理成分, 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教育中来, 不失为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教育方式改革的积极探索。

二、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概况

( 一) 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现状

为深入了解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现状, 笔者选取了四川民族学院中的部分少数民族同学做了一次问卷调查, 分别从知法、守法、用法和法律评价角度进行调研。对此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 做如下总结: 第一,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整体法律认知水平较高, 但权力、义务意识相对不高。以下一组数据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充分反映, 78% 的被调查者认为《宪法》是我国效力最高的法律, 但是17% 的被调查者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了解很少, 3% 的人根本不了解, 74% 的人只了解一些, 只有6% 的被调查者非常熟悉。第二,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守法意识总体较好, 但也存在个别人守法意识淡薄的问题。如, 在亲人犯法时, 81% 的被调查者选择劝其投案自首, 9% 的人选择举报, 但6% 的人选择了替亲友隐瞒, 4% 的人选择了听之任之。第三, 法律运用能力不强, 存在厌诉情绪, 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根据笔者调研发现, 受调查者在遇到法律纠纷时, 只有12% 的人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 2% 的人选择了仲裁, 44% 的人选择了协商, 但高达42% 的人选择了调解。这个数据充分说明了民族地区大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较弱, 不喜诉讼, 但更说明了民族法律文化对其影响之大。由于此次被调查者都是藏族, 调解是藏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 适用范围广, 接受程度高, 故而解决法律纠纷时选择调解的藏族学生者高达42% 。第四, 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评价比较积极。如问到对我国司法机关的态度时, 12% 的被调查者选择充分信任, 65%的人了选择比较信任。

( 二) 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现状、问题及原因

民族高校是民族地区大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主阵地, 四川民族学院位于康巴藏区, 是为西南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重要民族院校, 笔者就以该校为视角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现状、问题及原因做探索性分析。

四川民族学院设有法学专业, 本文所探讨的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教育具有普适性, 故将研究范围锁定为非法学专业。该校进行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的方式主要为以下两种: 第一,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载体, 进行法治观念的课堂教育, 这也是该校对学生进行法治观念教育的最主要的方式。该校除了法学专业之外的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在第一学年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周学时为3, 学分为2, 同学在期末时统一接受考试。第二, 以学生组织为载体, 开展与法律相关的学生活动。随着该校“依法治校”观念的深入, 法制类学生活动较之前有较大发展。目前, 全校性的法律类活动主要有法律知识竞赛、模拟司法考试、3. 15 法制宣传、宪法日法制宣传等。同时, 该校非常注重对校规校纪的宣传和学习, 虽然校规校纪教育不属于法制教育的内容, 但是校规校纪中的部分内容是与法律相关的, 故校规校纪教育有助于推进法制教育,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

该校现行的法治观念与契约精神教育方式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类内容空泛,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由于法律门类众多, 内容十分广博, 在授课中知识的选取应是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如《宪法》、《劳动合同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宗教法规政策等。第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授课方式单一, 教育形式和方法有待改进。该课程授课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 方式相对单一, 加之法律知识内容繁多, 部分知识较抽象,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 单纯的讲授使学生的知识接收程度并不高, 也不能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第三, 法制教育没有对少数民族同学和非少数民族同学做出区分。少数民族同学与非少数民族同学在教育基础、生活环境、就业去向等方面是不同的, 进行法制教育时不区分对象, 不仅容易造成少数民族同学学习法律存在一定难度的问题, 还可能会使学习的法律知识与将来民族地区的工作环境不相适应。第四, 学生组织开展的法制类活动形式较单一, 影响力有待提升。目前开展的法制类学生活动形式不多, 少数民族同学的参与面较窄, 法制教育的效果并不显著。[1]

针对以上问题, 分析其原因主要为: 第一, 高校层面对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重视程度有待提高。高校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不能保证充足的师资、物力、财力的投入, 就易导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形式单一, 实践教学难以实施, 教学改革难以推进, 同时也会使法律类的学生活动受到经费、场地等因素的制约, 较难提高活动质量。第二, 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不够重视。就以四川民族学院中的藏族同学为例, 他们受藏族习惯法影响深远。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藏族形成了独特而影响深远的法律文化, 应充分挖掘这些法律文化中合理的部分, 并运用到对藏族同学的法制教育中来, 必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

三、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概述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实践、总结和传承下来的一种较稳定的与法律规制相关的制度、习俗、观念、机构等的总称。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法律文化内容丰富, 是我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形式主要有成文形式和不成文形式两种。其中, 成文形式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主要在成文法典中体现, 既包括中央政权为维护在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颁布的法典, 如云梦秦简中的《属邦律》, 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中央王朝针对少数民族人民制定的法律; 也包括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组织颁布的规章制度, 如吐蕃王朝颁布的《狩猎伤人赔偿律》、《纵犬伤人赔偿律》和《盗窃追偿律》等。不成文形式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承, 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流传的故事、神话、谚语、歌谣中均有所涉及。如在康巴藏区就流传着众多包含藏族法律文化的谚语, “适合破绽大小的补巴, 符合罪恶轻重的刑罚”, 这则谚语就包含了康巴藏区人民罪刑相适应的法律思想, “漂亮与否在人群中分辨, 有无道理在法律前衡量”, 这则谚语就是康区人民对法律信仰的体现。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也形成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 区域性。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同一少数民族多是以聚居的方式生活在特定的区域,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 就形成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区域性的特征。第二, 融合性。各民族法律文化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不同程度的会受到非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第三, 多样性。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渊源具有多样性, 既包括本民族的风俗、惯例、禁忌, 也包括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制定的法律法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具有多样性, 既以文字法典的方式传承, 也以谚语、歌谣、民间故事等方式口口相传。[3]

四、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发挥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作用的思考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 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还有利于增强他们对国家法的认同感, 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同时,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引入到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对促进民族优秀法律文化传承的作用也不能忽视。[4]

对如何使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与契约精神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笔者进行了如下探索性的思考: 第一, 学校及教师应正确看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 重视其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制教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学校及教师在对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时应是积极客观的, 而不应是一味的否定。对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与国家法相契合的部分予以积极的肯定, 以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国家法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 应在循序渐进的法制教育中使民族地区大学生自觉认识到其不合理性, 从而树立正确的法制观。第二,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内容适度的引入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民族地区大学生在校园接受法制教育的主要形式,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合理的部分, 以案例、讨论、观摩庭审等方式适当的贯穿于该门课程当中, 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学习国家法的积极性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必然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三, 开设全校性的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选修课, 丰富学生知法、懂法、用法的途径。通过选修课的方式使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价, 增强自身的法治观念。

五、结语

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融入民族地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中, 实现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扬弃, 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 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汪嫣琼.青海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问题研究[D].青海大学, 2014.24.

[2]孙耀胜, 崔宇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探析[J].改革与开放, 2015.

[3]刘毅.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视域下民族高校大学生法制观教育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 2015.15.

从田忌赛马谈契约精神作文 篇5

田忌赛马是一个被国人传扬千古的故事，被收录在小学课本中，几乎人人皆知，并为孙膑的智慧而点赞。

孙膑从魏国到齐国成为齐国将军田忌的门客，为田忌出谋划策。

当时齐国赛马之风很盛，田忌是爱好者，也是参与者，但由于马不行，在于齐王的比赛中，是孔夫子搬家全是“输”，很郁闷。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你所我的安排，保证能取得胜利。田忌相信并答应了他。

比赛时，孙膑让田忌用下等马对付齐王的上等马，拿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拿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三场比赛完后，田忌以一负两胜，取得胜利。

孙膑善于观察，富有智慧，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马陵道智取庞涓，也就不会成就其千古谋略家的美名。

但就田忌赛马而言，孙膑虽然取胜，然而却胜之不武，原因很简单，赛马有一定有规则，应该是一等马对一等马，二等对二等，三等对三等。只有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然而孙膑以违反规则，违反契约精神取得的胜利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到了交口称赞，并被引荐为齐王的谋士，齐王以国师之礼待之。

田忌(孙膑)赛马从战国被颂扬至今，成为智慧的范例，说明我们民族历来只以成败论英雄，规则从来就是怯弱者的借口。而这种不尊重规则，不讲诚信，只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让国人为人做事只求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无视规则，可以不讲诚信，短时间可以取得巨大利益，但长期来看其所带来的负作用同样是巨大的。在国外被歧视，被边缘化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