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基础

信任基础（共6篇）

信任基础 篇1

医患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医患信任缺失是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如何重建医患信任成为目前构建和谐稳定医患关系的关键。首都医科大学《基于信任理论的首都国际化大都市医患关系研究》课题组对北京市3家三甲医院分别进行了实地观察和个人深入访谈,观察访谈医生36人、患者72人、医院管理者18人以及护理医技等其他人员18人。对北京市6家医院采取问卷方式对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抽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方式,总计发放医务问卷606份,回收有效医生问卷593份,问卷有效率97.9%;发放患者问卷620份, 回收有效患者问卷616份,问卷有效率99.4%。本文将基于制度与信任理论,结合实证研究成果,对医患信任构建的制度基础以及构建中的现实制度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1制度对医患信任形成的基础作用

信任是用来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 “简化机制”[1]。由此可知,信任来源于对于确定性与安全感的期待,当人们获得这种安全、确定的期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信任的产生。正因如此,制度对于信任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制度[2]是约束人行为的规范体系,将人们的行为控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行为是可预见、确定的,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安全性与确定性的秩序。 这种安全性与确定性正是信任产生的来源。

信任是在特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基础上形成,由于制度的存在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基于担保、安全措施的安全感[3],这种安全感让人产生了信任。这种安全感对医患信任的产生尤为重要。疾病对于患者来说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侵袭, 不论是严重疾病还是普通疾病都会对患者的身心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疾病会使得患者产生一种脆弱感,这种脆弱感使得患者更加渴望一种有保障的安全感[4]。 基于患者这一特性,我们认为制度是医患信任产生的重要基础,其原因就在于制度能够将医患双方的行为纳入一个较为稳定的规范体系,约束医患双方做出对方可以预见的行为,从而在医患之间形成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正是安全感的来源。

制度从约束形式的角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就是一种从内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约束,如习俗、惯例以及道德规范等;外在制度则是一种从外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约束,如法律制度、 规定、规章等[5]。因此,医患信任也可以做进一步细化,我们可以将建立在内部制度基础上的医患信任称之为内部制度型医患信任,如建立在医德基础上的信任;将建立在外部制度基础上的医患信任称之为外部制度型医患信任,如建立在卫生法律制度基础上的信任。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是一种“生人经济”,我国传统社会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道德、习惯等内在制度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特点,信任维系能力不足,而与市场经济特点相适应的依靠法律、政策等维系的外部制度信任又尚未建立,产生了一种“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在医疗领域同样存在,医患之间早已打破了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传统的医德规范等内在制度在维系医患信任时显得力不从心,而基于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等外在制度型医患信任又尚未形成,导致医患信任危机出现。因此解决医患信任危急的根本路径在于建立有效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 共同发挥二者在形成和维系医患信任中的作用,实现内部制度型医患信任与外部制度型医患信任的良性互动,从而获得高度的医患信任。

2医患信任制度基础的现状与问题

2.1医患信任制度基础的总体情况分析

根据课题组抽样问卷调查的结果我们发现,关于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原因这一问题中“与大夫熟悉”这一选项, 605位回答该问题的患者中仅有47位选择,在所提供的9个选项中排名第八。 同时通过对患者选择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原因调查结果也能看出,除了村一级医疗机构外,很少患者将“与大夫熟悉”作为选择医疗机构的原因,具体表现为在选择社区卫生机构的原因调查中,9名患者将“与大夫熟悉”作为选择原因,排名第七;在选择综合医院的原因调查中,27位患者选择该选项,排名第七;中医医院选择原因中,2名患者选择该选项,排名第七;在其他机构选择原因中没有患者选择该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诊所/卫生室选择原因的调查中,94名回答该问题的患者中有9名将“与大夫熟悉”作为医疗机构的选择原因。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当前医患关系建立呈现出熟人关系网络与生人关系网络并存局面。在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中,患者与医生之间的熟悉程度较高,而在社区以上级别的医疗机构中患者与医生的熟悉程度降低,绝大部分患者和医生之间处于陌生状态。

在熟人关系网络中,医患信任主要依靠道德、习俗等内部制度产生和维系;而在生人关系网络中,医患信任主要依靠法律、政策等外部制度形成和维系。根据目前医患信任总体状况来看, 医患之间是一种熟人网络与生人网络、 本地患者与外地患者并存的局面。对于这种现实状况,不论是内部制度还是外部制度,都无法脱离对方单独为医患信任的构建机制,需要一种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相结合的医患信任制度基础。

2.2内部制度基础现实状况分析

根据课题组对北京市3家三甲医院36名医生与72名患者关于不同类型信任关系的调查显示:患者对不同人际关系按照信任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家人、 亲戚、朋友、医患、同事、同学、上下级、邻里以及同乡;医生的排序为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同乡、 邻里以及医患。

调查结果发现,对于患者和医生而言,信任程度最高的人际关系都是家人、亲戚和朋友,而邻里、同乡等人际关系的信任程度则比较低。家人、亲戚和朋友关系属于典型的熟人关系网络, 在熟人关系网络中信任的形成与维系主要依靠道德、习惯等内部制度;而邻里、同乡关系则属于一种生人关系网络 (本次调查主要在城市医院中进行,因此本次调查的受访者大都居住在城市, 根据目前城市居住的特点,邻里、同乡之间与乡村社会存在很大不同,陌生度比较高),而生人关系网络中的信任主要依靠外部制度形成与维系。因此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内部制度在社会信任的建构中发挥着较好作用,而外部制度在社会信任建构过程中的效果却不甚理想,依赖外部制度形成与维系的集中典型的社会关系的信任度明显低于其他社会关系。目前社会信任的构建主要依赖内部制度作用,外部制度在社会信任的建构中并未发挥很好的作用。

2.3外部制度基础现实状况分析

无论在社会总体信任还是医患信任的建构过程中,目前外部制度的作用都相对有限,外部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问题。

2.3.1医患双方对于外部制度在医患信任建构中的基础作用认可度较高。根据课题组对医务人员和患者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 在关于医疗机构医患信任建立机制的调查中,“法制型信任”得到了多数医务人员和患者的认可(表1、表2)。

2.3.2医患双方对于外部制度的知晓程度较低。虽然医患双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外部制度在构建医患信任中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认识只是一种泛化的概念,医患双方对于目前与医患相关的外部制度的知晓程度较低(表3、表4)。

根据表3和表4可以看出,患者对于目前与医患关系相关的外部制度的知晓程度较低,对于大医院和社区双向转诊、 主诊医师负责制以及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外部制度安排的知晓程度非常低;而医务人员对于外部制度安排的知晓程度虽然高于患者,但是对于一些制度,如多点执业、公益性绩效考核体系以及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制度的知晓程度仍然偏低。除此之外,在对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深度访谈时,可以明显发现医务人员和患者对于法律等外部制度的知晓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如在问及医务人员“法律法规和医院规章制度中关于医生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否合适”时,有相当一部分受访医务人员(25.81%)表示“不了解、不关注”;在问及患者“法律(如《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病历书写规范》等)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增进医患信任中发挥的作用”时,做出评述的56位患者中有19位(33.39%)表示对法律不了解。

2.3.3医患双方对于现行外部制度满意度较低。在对历年医改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时,34名作出回答的医生中有22人(64.71%)表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措施与制度安排“造成医患关系紧张(10人)”、“导致医生社会地位下降(8人)”以及“作用难以发挥 (1人)”。同样,在对法律对医患信任作用的调查中,34名作出回答的医生中有9人(26.47%)认为现行法律对医患信任没有作用,原因在于目前存在“违法不究”或者“法制不健全”等问题,6人 (17.65%)认为现行法律会对医患信任产生负面作用,其原因在于“很多法律都不适用于医疗卫生领域,或者制定法律的专家也不了解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情况”。患者方面也是如此,在问及患者对现有医疗卫生法律制度的评价时, 15位患者表示对法律不了解,做出评述的12名患者中有8人表示目前的医疗卫生法律制度不够健全,4人认为法律制度缺乏公平性,对患者保护不够。

3结论

3.1医患信任建构依赖于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共同作用

从制度角度看,信任的建构需要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共同作用。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医患关系呈现出一种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并存情况,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医患之间熟悉的程度相对较高,医患信任主要是一种内部制度型信任;而在城市医院中,很多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是一种陌生人之间关系, 医患信任主要是一种外部制度型信任。 因此,医患信任建构既要重视道德、习俗等内部制度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外部制度作用。只有二者共同发挥作用, 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医患信任构建制度基础。

3.2社会缺乏对医患信任构建中外部制度基础的深入认识

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稳定心理预期要以信任制度为前提,尤其是对于自上而下实施的外在制度,以及以实施这些制度为目的的正式组织而言,人们要判断是否信任制度本身[6]。换而言之,要实现制度对信任的建构作用,首要条件在于制度受众相信制度、信任制度,将制度作为自己行为的规范,按照制度规定进行行为。但是从目前而言,虽然医患双方都认识到法律、政策等外部制度在医患信任建构中的基础作用,但医患双方对于很多外部制度的知晓度很低, 更遑论相信制度、遵守制度。这种对外部制度的低认知度使得目前很多外部制度无法落地,并没有真正对医患双方产生实际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导致外部制度型信任普遍缺失。

3.3外部制度缺乏合理性及完善性

外部制度对医患信任建构作用的发挥还取决于外部制度本身是否完善、是否合理有效,否则即使制度受众相信制度、遵守制度,在制度框架之下进行行为也无法建构医患信任。

目前外部制度存在合理性以及完善性不足问题。首先就合理性而言,目前某些外部制度与医疗卫生的实际情况并不适应,如我国有着大量的规范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行为的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中医坐堂医诊所管理办法》等,但这些措施更多的是方便卫生行政部门监控[7], 而不是为了让医务人员能够更合理地进行诊疗行为。同时,目前外部制度的完善性也存在问题,对于很多现实中的重要问题都没有进行规定,存在很多制度空白。如对于因医方无过错行为而造成的患者损失,目前我国没有完善的救济制度,当出现类似问题时缺乏有效的制度作为问题解决的依据。

总之,医患信任的建立在于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共同发挥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对于目前而言应当着重外部制度建设,提高制度受众对外部制度的了解和认知,完善外部制度体系,促进外部制度的合理化建设,在此基础上与内部制度有机结合形成医患信任建构的制度基础。

信任基础 篇2

有一本破旧的书仍旧小心的收藏在我的书桌上

有一个周日我最好的朋友来我家玩，而我的作业没有做完，便给了他一本我天天都要带去学校的.书让他看，等到我做完作业，我们准备出去玩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本书真不错，能借我回家看看吗?”我说“可以啊。”他收好了书，我们便出去玩了。但是我似乎是忘了什么事情。

晚上要睡觉了，妈妈来我的房间，唠叨道：“书包收好没有?明天要交的语文资料费用收好没有?”我这才想起了我的钱夹在那本书里了。我如实说了，妈妈叫我重新拿一份，而我不肯，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妈妈还是不放心，趁我睡觉了，蹑手蹑脚的把钱放在我书包里，在我的床边还留了一张纸条。

第二天，我早早的来到了学校，他也早早就到了，他把书还给了我，而我找了一下，没有发现钱，便问他怎么回事?他一脸无辜的回答道：“我就没看到钱。”我理所当然的就和他吵了起来。我们就这样渐渐疏远。

还是一个周日，我打扫房间，无意的动了动书桌，却发现意想不到的事情;“钱在书桌的角落里。”我放下手中的活，马上去写了一封道歉信，准备第二天给他。

第二天我还是早早的来到了学校，准备把我的道歉信给他，但是直到上课他也没有来，下了课我跑去问老师，老师说：“他转学了，还留了一封信给你。”我的眼里顿时充满了泪水，我打开那封信，信里写道;虽然我们之间有误会，但是我们仍是好朋友。读到这里，我没有敢继续向下读。我马上跑回家，把那本书小心的收藏着。

信任基础 篇3

业主自治功能失灵是城市病的一种，这种病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症候”：业主委员会成立难、避免物业服务企业侵占业主利益难、业主自治相关法律制度操作难、维修资金筹集使用难、政府监管小区业主委员会难……针对这些病症，各级政府开了不少药方，比如：四资移交、三方联动、业主委员会应建尽建等。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疗效”均难持久，走不出“业主大会成立-炒前期物业服务企业-降低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恶性竞争-小区管理品质下降-业主普遍欠费-物业服务企业逃离-业主自治-政府兜底”的恶性循环，业主自治绩效并未因此有明显改善。我国住宅小区业主自治绩效低下这个“病”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这是一种以国家和企业单位统包、低租金为特点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城市社区的产权结构发生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住房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财产转变为个人私有财产。这一变革改变了城市社区的生态环境，组成社区的基本细胞发生了变异，由公变成了私，从人身政治依附关系转变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关系。随着住宅小区的普及，城市社区管理出现了“外来物种”——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的所有者有了与原社区居民不同的身份——业主。住宅小区以业主专有权为经，以共有产权为纬，因纯粹财产关系而形成的一个住宅区域，并不具有行政区划意义上具有一定政治成分的社区，其业主自治组织，也只是全体所有权人的执行机构，是一个管理业主共有财产的组织。住宅小区业主自治其核心是基于共有财产关系，通过共同约定对共有财产进行共同管理。我国业主大会制度是住宅小区业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业主集体决策的自主治理制度。业主大会及其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的目标是保障业主共有财产的权利，维护和实现社区业主公共利益，治理与业主密切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主要功能是管理住宅小区业主的共有财产。业主自治组织是因共同利益形成的社群，为了治理共同财产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但是，我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习惯在行政组织关系中生存，组织管控一切资源，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个人处在从属的地位。住房商品化，使城市社区的产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住房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财产转变为个人私有财产，社区的治理格局也随着住宅小区业主自治组织的建立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我们仅仅是“拿来”了一种制度——业主大会，而对于如何发挥业主大会制度的效益却缺乏经验，所以国内有些学者称我国业主自治还处在初级阶段，更有人将业主自治绩效低下现象称之为业主自治意识处在休眠期。笔者认为，这些才是我国目前住宅小区自治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病因。

现在有一种观念很流行，认为住宅小区治理难，主要是业主大会没有建立起来，住宅小区只要建立了业主大会，住宅小区就会海晏河清。不可否认，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建设是住宅小区治理的重点，但是业主自治组织的建立并不必然带来住宅小区治理绩效的提高。自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确立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职能、组织地位以来，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制度成为了我国住宅小区治理的一项基本制度。问题是为什么在相同制度环境下，不同的住宅小区有的业主委员会运作成功，有的不成功？面临相同的外部环境，究竟是什么内部因素造成了住宅小区自治结果的差异。

共同利益社群面临一个共同性质的问题，就是在面临不可排他或者很难排他的公共事物消费和占有的情况下，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个体往往采取搭便车等行为，比如不交费的业主可以同交费的业主一起享受物业服务。如果关于共同事物治理中的行动者都采取搭便车的行为，那么就不会有共同事物的合作治理，也就不会有集体行为的形成，最终会导致共同利益的毁灭。

在业主自治组织框架内，通过议事规则使全体业主对他们所持有产权的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等的维护与管理事务采取共同行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促成业主之间真正的合作，通过合作而采取集体行动，以提高住宅小区的治理绩效。笔者认为，面对住宅小区自治绩效低下等问题，当务之急应该是建立信任，建立信任是提高住宅小区自治绩效的基础。

业主信任是指业主与业主之间、业主与各类组织之间的信任，它是有效协调和沟通的前提。然而，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有关“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度调查”的数据，目前我们的陌生人信任度仅为5.6%；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作出了中国社会是低信任度的这一结论。尽管我们会去质疑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国外学者定性的科学性，但我国目前的信任环境相对较差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种大气候环境下，开展业主自治信任建设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业主与开发商之间建立信任，要看得见——产权信息、房屋及配套设施的质量信息可查询。业主与开发商之间不信任，往往是因为在所有权问题上、房屋产品质量上纠缠不清。车库、会所、绿地、停车场、人防工程、房屋质量等方面存在纠纷，这些纠纷追根究源无一例外是产权、质量信息不清，业主与开发商各执一词。如果小区所有产权信息、房屋及配套设施的质量信息在房管部门的信息系统中都能够便捷地查询到，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二是业主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建立信任，要管得住——业主能有效监管业主委员会。目前制度设计中，对业主委员会的监管是个薄弱环节，针对业主委员会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业主手上没什么牌可打，行政主管部门也是有力使不上。有的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被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把持。靠分散且没有组织的业主来监管业主委员会往轻说是过于理想，往重说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推卸责任。对业主委员会的监管应该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第一是建立业主自我监督组织，对一个组织的监督只有通过组织来实现。第二是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工作监督的法制建设。第三是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要加强行政辖区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资金监管，切实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责。

三是业主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要分得均——业主切实履行各自义务，公平承担各自责任。在公共部位维修费用的分担、物业费的缴纳上要防止搭便车现象的发生。搭便车就像瘟疫，只要有业主不交费而没受到责任追究，不交费的业主慢慢就会多起来，物业服务最终将难以为继。如果小区陷入恶性循环，业主就会分裂，业主之间的信任便无从谈起。

四是业主与政府之间建立信任，要靠得住——政府的公共服务要进小区。目前城市公共服务中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非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居民，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商品房住宅小区的业主所有服务都得花钱，政府公共服务进不了小区的门，进了小区的门，一切都是物业的事。比如自来水管维护，一户一表以外的部分就应该是市政服务的内容，法律已经明确规定按终端用户收费，小区自来水管破损和大街上自来水管道破损性质是一样的，如果自来水公司要业主分担小区水损费，那就是政府专营部门将市政设备的维修责任转嫁给了业主。随着街区制的推广，小区围墙逐步打开，这些问题也就会突现出来。

信任基础 篇4

中国仍属于信任度社会,正处于社会信任问题的高发展阶段,事物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然有许多并发症,而我国正在面临“信任危机”的窘境。这种窘境的造成是必然的,因此在任何方面我们都需要这种非正式的契约来影响我们的思维。我国社会信任度缺失严重,如今电商事业如日中天,可是谁又来拍着胸脯保证看不见的物品的质量,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假货,特别是烟酒行业贩假售假的现象更为严重,思维惯性的国人认为买到假货理所当然,曾经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标签都在无意识地向公众传递产品的盗版和假货的信息。这种现象的存在如若不治理,将会膨胀放大最终严重阻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

因此,研究分析我国的社会信任基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迫在眉睫。本文将总结经验,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我国浙江与河南地区的地级市统计数据,将信任作用于区域经济,完成信任如何对经济造成影响。

1 研究现状评述及假设

1.1 关于社会信任基础的研究

韦伯、杜尔凯姆等社会学家在早期对信任的定义以对及信任的分类有过研究,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定义“信任”的概念。德国社会学家尼科拉斯·卢曼认为广义上的信任是一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期望的信心。而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信任程度直接影响企业规模,影响企业规模继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和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学者对信任的研究稍微落后于国外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不再局限于“诚信”层面。而是从社会角度开始看待信任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到了2000年以后,我国的张维迎学者开始渐渐向信任对经济是否产生经济效果的方向研究,并得到一些相应的结论,但是我国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仍尚有不足。

1.2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为寻找出带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了找出因素所在,学者们乐此不疲。首先索洛发现扩展传统生产函数形,再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资本越来越具有普适性,Putnam(1993)就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另外Fukuyama(1995)也发现社会资本影响经济的发展。

然而,什么是社会资本,学术界对此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标准去界定它。不同的学科对社会资本都进行了不同的概念界定。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带动整个社会变得更好。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密不可分,它反映了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之后又有不少学者提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大多数都认同Putnam的观点。

1.3 信任基础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其他明显的因素。有些学者通过分析研究认为交易成本的降低会促进信任对经济的增长。阿罗认为信任的作用远不止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而且还能够促进对经济的增长。罗纳德·哈里·科斯通过研究发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高信任度会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继而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诺斯指出在重复博弈模型中人们会为了追求各自的长期利益而与对方彼此间建立起相互信任。除此之外,信任会让人产生信任感,避免产生其他由于合作的成本。达斯古普塔指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信任因素常常会被忽略,但是信任是交易的核心,反复的博弈与博弈的经历有可能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

信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是要约束交易主体的行为、降低交易的成本。李杨(2005)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部分,积极地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除此之外,信任水平高还能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与经济活动,或多或少地促进经济增长。Putnam(1993)首先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他通过找到两者之间的纽带因子推断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效益是通过协调的行动来实现的。另外Knack和Keefer(1997)发现信任是正向作用于经济增长和投资率,他还发现在初始水平较低的国家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更大。福山(1998)认为信任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认为社会可以决定经济的效率。

1.4 提出假设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我们认为,在我国供给侧改革新的大环境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受信任水平的影响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根据前人们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假设,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即假设信任与区域GDP总量呈正相关关系;其次,对于经济指标,本文采用私有企业产值和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假定影响都是正向的。在此基础上,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中国信任基础对区域生产总值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2:中国信任基础对区域私营企业的工业产值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3:中国信任基础对区域国有企业工业产值有正向促进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

结果变量的选取:本文研究对象包括浙江与河南两省的28个地级市,并选取2014年GDP总量、私有企业工业产值、国有企业工业产值等数据作为结果变量。

自变量选取:本文选取前述CGSS2014调查中9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来对信任进行度量,因子分析结果是KMO值为0.832,即可以进一步做因子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前八个因子可以整合,每个调查对象的信任得分取前八个问题得分之和,再把每个地级市样本的信任得分求平均值,即为信任水平。

控制变量选取:选取2014年度浙江、河南两省28个地级市人口数,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

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如前文所述,本文中关于信任值的数据来自2014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4)的统计数据,即关于信任的9各问题的得分:“对于下面几类人,您的信任度怎么样?”问卷将所有人归入9个类别,并要求被调查者就对9类人的信任程度进行打分(分五个等级)。一是家人;二是亲戚;三是朋友;四是同事;五是亲戚;六是同事;七是领导干部;八是生意人;九是信教人。这个数据库所用调查问卷涉及的信任问题非常详尽和准确,对于我们提高信任研究的效度更为有利。

关于两省的28个地级市GDP总量等经济数据,来源于2015年度的《浙江省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3.1 信任的因子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我们采取的是用少数的几个新的具有很高可信度的变量来反映大量的原始信息,可以有效地解释问题。再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信任指标的因子进行分析,得到表1和表2的方差贡献率和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注:提取方法:主要成分分析。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信任指标最终可以归纳为两个主因子,其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55.27%,结合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从9个方面得出信任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3.2 回归分析

为研究信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将以浙江与河南两省各地级市私有企业工业产值、国有企业工业产值以及区域生产总值为三个不同的变量,逐一考察信任对经济的影响。

进行回归分析时,引入各地级市户籍人口数、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力资本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利用得到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3.2.1 对假设1的回归分析

我们以信任对区域生产总值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的R为0.861,调整后的为0.717,则可认为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可推广到整体。

信任水平与区域GDP总量在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值,则可认为特殊信任水平与区域GDP总量成正相关关系,因而假设1得到了验证。

各地级市户籍人口数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区域GDP总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力资本(高中及高校在校生占户籍人口比例)在0.1的置信水平下对区域GDP总量的影响显著,而政府消费占GDP比例变量对GDP总量的影响不显著。如表3所示。

3.2.2 对假设2的回归分析

从信任水平对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影响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的R为0.855,调整后的为0.694,则可认为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根据方差分析结果,我们认为模型通过了F检测,可推广到总体。并且信任水平与区域私企业工业产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2。

各地级市户籍人口数、人力资本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对所对应区域私营企业工业产值的影响是显著的,而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这一控制变量对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影响不显著。如表3所示。

3.2.3 对假设3的回归分析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的R为0.813,调整后的为0.561,也通过了F检验,则可认为模型的整体拟合尚且能接受。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各变量中仅有户籍人口数和市场化水平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对对应区域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其他控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信任因素,信任水平与国有企业工业产值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3未得到验证。如表3所示。

注:(1)模型一因变量为区域生产总值,模型二因变量为地区私有企业总产值,模型三因变量为国有企业总产值;(2)*表示在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4 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上文的总结,我们可以认为,信任水平对于浙江和河南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浙江省这种正面影响更显著一些,原因应该主要是浙江和河南的经济基础区别很大。在浙江省,民营(私营)经济占GDP的63.8%(2015),而河南省则是国有企业占GDP的42.0%(2014),要解释这样的结果,是不能脱离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性。国有企业有其特殊性,它的资本全部或基本是由国家投入,即其全部资本或主要股份由国家持有。私有企业贷款难度要大很多,这之前私有企业与社会、银行之间的相互不信任阻碍了私有企业在这方面的筹资行为。但是相比于国有企业,此种筹资方式几乎不会受到影响。国有企业行业的特殊性,在国家政策的匡扶下,其发展局面良好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信任水平,即信任水平与私有工业企业的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发达地区,浙江省有很强的代表性,其民营经济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活力的主要来源。信任基础及信任关系的改善对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

本文的上述结论将引起我们对我国区域经济如何增长、如何缩小区域的经济差距、如何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和发展的思考。信任关系的良好存在,减少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不规范行为。基于信任关系的良好作用,笔者认为充分发挥信任因素的作用,让它去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地方政府应加强培养信任文化,建立起与私营企业的相互信任的关系纽带,建立完善各项制度来维护私营企业的权利,以此来取得与私营企业较大程度上的信任。发展信用、合作、开放区域文化,营造你信我、我信你的良好氛围。鼓励、创建诚信合作的社会环境。

第二,完善对银行的制度和对中小企业税收制度,要积极引导创新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采取一系列财政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壮大。另外加强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企业管理高层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度要相互匹配,以此来界定企业的信用和个人的信用。企业内部要建立企业信用监督体制,不定时地向政府部门汇报工作情况,政府可派抽查小组进行抽查暗访。

第三,在建立的相互信任的过程中商会、行会协会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商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扮演着组织协调、规范企业行为的作用。建立的行规行约用来约束企业无序无休止的竞争,避免对区域经济造成重大且无必要的损失。作为第三方的组织代表,隐形地使企业增加对彼此的信任感,减少信息的障碍,促进项目的合作,严禁杜绝违规行为,降低交易产生的费用、增加互惠互利的行为等。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再拘泥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给经济带来的影响,而是更加深入地发现并研究到信任也是影响国家或区域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将总结经验,运用国际主流实证分析方法,着重研究信任水平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此次区域经济对象是我国浙江与河南地区的地级市统计数据,借助于区域私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区域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以及区域总产值为信任的作用因素来分析,结果发现信任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信任,区域经济,工业总产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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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信任基础 篇5

一、信任在虚拟团队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虚拟团队是一群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而产生的互动。它尽管不一定要依赖于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办公场所而运作, 但它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有着自己的运行机制。虚拟团队和传统团队的不同之处在于虚拟团队的成员来自非常分散的地区, 使用通讯技术加强联系, 跨越时间、空间以及组织的边界进行共事。虚拟团队利用最新的网络、移动电话、可视电话会议等技术实现基本的沟通, 在技术上的诱惑力是显而易见的。信任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一直起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它渗透到沟通、绩效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每一个领域。查尔斯·汉迪 (Charles Handy) 在《信任与虚拟组织》一文中指出:“没有信任就没有虚拟组织。”彼德·马歇尔在其《虚拟组织的结构、战略和成功因素》中指出, 对于虚拟组织来说, 基本的成功因素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信任的关系、愿意共担风险和基于虚拟组织存在基础上的相互受益。

信任是组建虚拟团队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广义来看, 信任是对一个人、团队或组织正直、公平和可靠的信仰或信心。这种感觉来自过去的实践经验, 不论这种经验是多么短暂或长久。信任感的重要性呈现在虚拟团队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 (1) 虚拟团队的组建需要信任才能起步; (2) 信任是虚拟团队克服艰难工作的全效润滑剂; (3) 虚拟团队解散时, 来自组织环境的信任 (或缺乏信任) 将会继续流传。虚拟团队必须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高度关注信任。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信任度高的团队更容易形成凝聚力、更快速的组织工作, 管理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二、虚拟团队人力资源管理面临信任挑战

在传统社会里, 我们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相信、能不能发展长久信任主要是根据有形的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 例如身份、地位或是可估计的资产、财务状况, 等等。但这种情况不再适用于虚拟团队, 由于虚拟团队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市场机遇和市场环境而形成的, 当虚拟团队组建后, 各个成员可能面临的大多是自己不认识的伙伴, 同时又由于缺乏面对面的接触及足够的信息交流, 团队成员之间信任的脆弱性不言而喻。

(一) 虚拟团队的先天不足所带来的信任挑战

首先, 虚拟团队的信任更多是基于不熟悉的信任, 即信任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其次, 虚拟团队的信任大多是基于非相似性的信任, 即信任来自不同学科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第三, 虚拟团队的信任是无组织保证的信任, 即信任可能不是同一组织的人或无相通的组织文化;最后虚拟团队的信任是不会有某种未来预期的信任, 即信任以后可能不再工作在一起的人。这些都给信任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性。

(二) 虚拟团队建立后所面临的信任挑战

1. 团队成员间难以建立“快速信任”。

因为团队成员没有时间像传统团队那样用慢慢了解的心态和缓慢交流的方式来建立信任关系, 因而虚拟团队需要在开始时就建立起“快速信任”。可“快速信任”是建立在深度沟通的基础上的, 虚拟团队成员通常由于空间和时间的不允许, 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要想在虚拟团队成员之间建立“快速信任”有一定的困难。

2. 团队成员沟通不畅。

虚拟团队与传统团队相比, 沟通更容易产生问题。研究表明, 面对面的沟通最能消除误会和隔阂, 增进了解和信任。由于虚拟团队对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高度依赖性, 使得团队成员缺少面对面的沟通。而且网络沟通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如信息技术出现问题, 使得正在进行的沟通中断。

3. 虚拟团队成员间文化差异。

由于虚拟团队的成员是根据所要完成项目的要求而挑选的, 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所以在相互的沟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个人观点、处理问题的方式等方面的冲突, 这无疑会给团队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带来很大困难。

4. 成员之间关系复杂多变。

虚拟团队中成员的角色随着虚拟团队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 合作关系不稳定, 团队成员可能同时在几个虚拟团队中扮演角色, 随着任务的进展, 不断地有成员要退出, 又有新的成员加入。另外, 由于团队成员隶属于不同的部门, 有着各自部门的利益, 所以虚拟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 如既合作又竞争, 这些都阻碍了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三、增强虚拟团队信任感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虚拟团队是一种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组织安排, 个体通过加入特定的虚拟团队来获得竞争优势, 而多个个体之间的协调是整个团队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只有对其内部成员进行良好的管理, 确保虚拟团队成员的信任感, 才能拥有并维护其竞争优势。

(一) 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策略

虚拟团队的成员在甄选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1) 要确定所设岗位的业绩标准; (2) 采集这些岗位的优秀人员的样本, 对其加以分析和选择; (3) 要运用诸如行为事件访谈法等方法对所选择人员的行为特征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 (4) 确定所设岗位人员的素质模型并据此来加以甄选所需人员。在这个过程中, 信任就已经被细化成所设岗位人员的一条条素质要求贯彻下来, 如果进行的顺利, 就已经迈出了克服虚拟团队成员信任脆弱性这一挑战的最坚实的一步。

决定录用时, 要对被甄选人员的声誉、以往经历等赋予适当的权重。那些被认为能力超群的成员在团队中会相互视对方为可信赖的人, 即使这些能力超群的团队成员以前没有在一起共事的经历, 但对彼此在各自领域的技术专长、声誉的了解也会形成积极的第一印象, 对彼此以往工作成绩的尊重往往会形成虚拟团队中最初的信任感。

(二) 人力资源培训策略

培训开发能够增强虚拟团队成员的信任倾向, 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 增进他们对团队愿景的认同, 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 进而促进彼此间的沟通, 这一切都会极大地提高虚拟团队内部的信任水平。

1. 增强成员信任倾向的培训。根据信任的认识发生理论,

人们对于他人的信任感都是从自身经验得来的, 如果过去与人打交道很少上当, 就会很愿意相信人。相反, 如果过去与人打交道曾吃过背信弃义的亏, 就会对他人充满疑虑。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社会经历不尽相同, 因而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也会各异。虚拟团队成员的信任倾向是可以通过培训而得到增强的, 组织向员工提供了培训和受教育的机会后, 员工就会更加信任别人。

2. 增进对共同愿景目标认同的培训。

在虚拟团队中, 因为员工地域的分散性, 协调的不方便, 有可能个人目标与团队的愿景相异, 不仅使团队未能形成合力, 而且存在各个方向的散力, 这样的团队工作效率就会很低。为此, 在团队建立之初就应该尽量让每一个成员了解团队的宗旨和目标, 并将其视为每个成员的奋斗目标, 要经常与成员交流团队当前的运作状况, 并让成员自我检查并纠正与总体目标和宗旨的偏差。

(三) 人力资源绩效考评策略

对虚拟团队成员的绩效评估与通常意义上的绩效评估无本质上的不同, 都是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 对成员在工作中的优缺点进行系统的描述, 以帮助其找出工作差距产生的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的过程。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不仅会对成员起到激励效果, 而且会影响到成员对于虚拟团队中其他人的信任感。

对于虚拟团队成员进行绩效评估所使用的标准应是工作成果、工作行为和成员特征的有机统一, 这也是以招聘时所依据的素质模型为基础的。工作成果指标包括所完成工作的质量、提交成品的时间、客户的满意度、使用的成本等;工作行为指标包括团队活动的参加情况、完成任务的努力程度等;成员特征的指标包括信守承诺、关心成员、乐于合作等。

虚拟团队成员绩效考评的方法首推360度考评法。由于团队领导往往与被考评者不在一起工作, 因而要以成员自我考评、团队的同事考评以及客户考评作为对成员绩效考评的重要信息来源。团队成员绩效考评的周期应根据项目完成的情况来决定。由于虚拟环境的特点, 平时就一定要加强对团队成员工作成效的关注和指导, 否则极有可能因为某个成员影响整个团队的绩效。

四、结论

虚拟团队的诸多优点及广泛应用的效果, 使许多组织认识到因特网与通讯技术发展的“诱惑力”, 同时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也使得虚拟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和忠诚度面临更多的挑战, 使得人力资源管理过程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稍有不慎, 就会影响团队的互动品质与共识的达成, 甚至影响团队绩效, 造成管理失控。但我们坚信, 随着快速、激烈的社会变迁, 持续的信任关系一定会建立在无形的社会资本以及有形的社会资本等系统的信任机制上。只有管理者与虚拟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 大家通过平等协商取得共识, 团队才能够达到自我管理和高效率, 虚拟团队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1]王克强, 季唯佳, 刘红梅.国外虚拟团队的信任问题研究动态[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6, (10) .

[2]姜丽红, 朱永新.诚信在虚拟团队中的作用探析[J].中国建材, 2007, (2) .

信任基础 篇6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也已经开始逐步重视起了电子商务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电子商务的起步较晚及我国的特殊国情, 决定了其发展将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同时, 在网络信息交互的环境中, 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制约, 网络信任问题不仅是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之一, 也是我国发展电子商务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 进一步研究电子商务信任的影响因素, 从而建立解决起方案, 不仅仅有助于我国快速发展电子商务, 同时更有助于与世界经济和科技接轨;而且对于我国的各个企业来说更是其盈利的最好手段, 更是将其企业发展成为现代化企业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 也可以享受另一种省时、省力更省钱的购物及娱乐的乐趣, 从而带动整个电子商务虚拟化、国际化和节能化。

2 研究的理论

信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 主体与客体、主体与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信任客体和社会环境的属性发生了变化, 传统商务中的信任客体为公司, 而电子商务环境下直接的信任客体为公司网站, 间接的客体为公司;电子商务的出现带来了商品和资金交换的分离、交易者的匿名性以及严重信息不对称等新的问题, 促使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和法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即社会环境中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属性发生了相应变化。基于以上分析, 结合Shankar整合的电子商务中信任的模型, 本文认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可以从在线公司本身、公司网站、消费者个体特征以及电子商务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与在线公司有关的因素

2.1.1 公司规模。

我们把公司规模解释为消费者感觉到的某个公司的大小。此处的公司规模为消费者感知的公司规模, 即消费者通过在网上浏览商品信息以及交易数量和评价而产生的对该公司大小产生的感性认识。

2.1.2 公司品牌和声誉。

公司品牌是指在线公司或者其运营网站的品牌。优秀的品牌往往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令人满意的服务;另外优秀的品牌在消费者选择的时候能提供更多的安全感, 因为优秀的品牌发生欺诈的成本相对一些小品牌的成本要高。因此, 本文推断, 品牌的价值越高, 消费者购买该公司或网站的产品或服务的风险就会越小。消费者对其的信任就会越高。

2.2 与网站有关的因素

2.2.1 网站的服务质量。

一般网站的服务质量可以通过很多的指标来衡量。如网站的客服人员是否能够及时的回复消费者的咨询;当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有质量问题时, 是否能及时解决等。而在商品和价格相同条件下, 如果网站的服务质量更好, 则消费者更愿意在能让人轻松愉悦的环境下购物;如果这次网站购买经历令这个消费者满意的话, 消费者就会在此网站上发生第二次或者多次的购物行为, 从而实现了消费者期望的情况, 消费者对网站质量、服务质量较好的感知就会产生或增加对其的信任。

2.2.2 网站安全与隐私保护。

Hoffman etal (1999) 认为安全性和隐私是网络信任的主导因素。网络环境中消费者对虚假信息、隐私信息的控制能力的强弱, 赋予消费者对虚假信息的控制权利大小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网络安全性和网络隐私性的感知。网站的安全性包括:消费者个人隐私的保护、网上支付的可靠性、配送的可靠性、产品和服务的可靠性和售后服务的保障程度等。这些环节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受到破坏, 就会影响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信任程度。

2.3 与电子商务环境有关的因素

2.3.1 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保护和促进社会经济基础的强制工具, 是保护交易安全的最基本和最后的防线, 就在线购物环境而言,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可以增强消费者对在线消费信任的制度性因素, 对建立和维持信任起着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互联网络、在线交易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跨部门跨地区间协调能力的加强, 以期不断提高在线交易的安全性。

2.3.2 第三方认证及担保机构

就特定在线商家而言, 获得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则是可以有效提升该在线商家信任的制度性因素。电子商务是一种隐匿双方真实身份的匿名交易方式, 在线环境中存在着大量互不熟悉、缺乏了解的交易者, 其信用依赖于第三方权威机构, 建立有效的第三方认证制度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而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类似的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因此加快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在线购物环境中信任的构建。

2.4 与消费者本身相关的因素

2.4.1 网络经验水平及个人收入。

消费者在特定网站上的购物经验是影响其对该在线商家信任的重要的因素, 购物经验越丰富, 消费者对该在线营销商就越熟悉, 也就会越相信该网站。在思想比较保守、节俭美德较为重视的中国, 个人收入多少一直是影响人们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 同时, 在线交易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而个人收入的多少会影响到他们对待风险的看法, 进而影响对在线交易的信任。

2.4.2 对公司和网站的熟悉程度。

熟悉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其往往是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通过体验以及不断学习建立起来的。而我们都知道熟悉的方式有很多种, 除了自己不断的体验了解外, 还可以通过亲人、朋友、同事等的诉说、讲解中熟悉。在本文中, 熟悉程度是指消费者对于网站或者公司的熟悉程度。而在线交易又有着信息的不对称特征, 依据消费者的心理特征来说, 消费者都会更加信任较熟悉的网站。

2.4.3 对待风险的态度。

风险被定义为消费者不确定性的感觉和参与活动所负的责任。对风险的态度是存在于个体潜意识中的风险喜好、风险规避或风险中立性特征。信任存在的前提就是不确定性, 即风险, 所以对风险的态度影响个体对信任的形成。在风险相同的前提下, 风险喜好型个体因希望刺激也许会轻易相信对方, 而风险规避型个体则小心谨慎, 影响着个体的行为。

3 研究结论

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出现不仅给消费者提供了新的购物方式, 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营销渠道, 但由于电子商务自身固有的一些特性使得消费者信任的缺失一直制约着其自身的发展。

综上所述, 上述因素与B2C模式下消费者信任正向相关。宏观上, 国家要营造规范统一的法律环境以及有序的商业环境;微观上, 企业要完善网络商店的技术, 并在了解到消费者的购买心理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根据消费者的特定需要, 有的放矢地制定企业自身的运营战略。只有在企业自身努力和政府营造的良好环境的前提下, 消费者才会逐步增加对电子商务的信任, 电子商务也才可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摘要：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同时, 隐藏在其中的消费者信任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首先基于文献研究和当前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 提出了由“与在线公司有关的因素”、“与网站有关的因素”、“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环境因素”和“与消费者自身相关的因素”构成的理论对消费者在网上消费的信任度分析。

关键词：消费者信任,电子商务环境,B2C,在线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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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在余, 陶应虎.统计学原理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2]陈在余, 陶应虎.统计学原理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雷强.基于制度信任的C2C电子商务信任研究[.学位论文]情报学, 2007.[3]雷强.基于制度信任的C2C电子商务信任研究[.学位论文]情报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