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精选12篇）

社会信任 篇1

当策略和技巧不再是政治、商业传播的核心问题时, 信任就从一种抽象的交往前提变成了实在的社会资本。换言之, 当信任资本透支时, 策略和技巧往往沦为徒劳的表演。在大众眼中, 一个信任“祼奔”的组织, 任何表演都可能是反讽的、荒唐的、自戕的, 更是对公共舆论和公共之善的持续冒犯。新媒体加剧了社会信任问题的复杂性。在实时遍在的围观下, 一个组织若是缺少充裕的信任资本, 便会动辄陷入来自大众的疏离、狂欢或狂怒之中。不管怎样强调信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而更重要的是深究信任的本质、构成及其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生成机制和重建方案。

一、信任、信心、信念

由于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乃至人天秩序的基本因素, 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介入了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 并形成了如下几个共同视角:

一是在道德论视角下, 信任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念, 是基于人伦、情感和交往形成的一种“托付”。“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把自己托付给你”。这种信任观既扎根于日常生活体验, 也为一些经典哲学和神学所认同。在日常生活, 寻求可信任的人和让自己成为可信任的人乃是我们基本的渴望和冲动, 即使陷入轻信和迷信也在所不惜;而从神性或人生之超越性上看, 信任是“神恩”或善在人性中的显现, 是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所称的人之为人不可破坏的“本真伦理”。

二是从经验论视角看, 信任是一种基于既往知识、经验的一种心理定式和行为惯性。“太阳照常升起”、“他素来诚实可信, 这次也不例外”、“他们依旧以腐败的方式运作, 依旧在事关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说谎”, “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宣传而非品质获得成功”。这种信任实际上是政治学者沃伦所称的“纯预期性解释”, 可以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 也可以外化为对制度规范的期待和依赖。前者是指信任的自我强化和凝结, 直到沉淀为某种心理成见——我就信任 (或不信任) 他!后者是指信任的制度化、程式化和规范化, 直到形塑成一种制度理性——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言, 我们应该设计一系列的政府制度, 即使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 我们也相信他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三是基于功能论视角, 信任被归结为一种利益交换和社会资本。我之所以信任你, 说到底是因为我期待你为我或我们的利益行事, 或者说信任可以让我们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相遇、协商和合作。因此, 信任就是风险投资, 就是可以生产、流通、增益、损耗的社会资本。如是利益导向的信任观, 不高尚却真切、实在: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可以直接创造财富和价值, 亦可与财务意义上的运营资本相互增益和转化。事实上, 财务上的破产尚可挽救, 信任破产则往往意味着彻底倾覆。就此而论, 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最宝贵、最伤不起的财产。

在对信任的理解上, 道德论强调了人性、超越性和托付, 经验论强调了心理定式、行为惯性和制度理性, 功能论则更看重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化。而以融合的视角看, 信任在功能层面意味着对利益、行为和制度的信心, 在价值或超越性层面意味着对人性、神性、伦理和理想的信念。以危机中的信任救赎为例, 危机管理者应同时做好功能层面的信心加法和价值层面的信念加法, 前者好比修复断桥, 后者有如再续灯火。

二、信任危机与积极信任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走得更远一些, 他提出信任乃是人类的“本体性安全”需求, 是人类给自己开出的药方, 以缓解与生俱来的“存在性焦虑”。吉登斯把信任问题上升或者说还原至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 强调了信任作为人的在世条件、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通俗地说, 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无人可信、无人信任的生活处境和“存在性焦虑”。

这也大抵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组织务必守住自己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底线, 如是底线关乎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一旦此般安全感幻灭, 焦虑笼罩了现实生活和内在的生命图景, 人们就可能无可挽回地疏离、背叛、反抗那些辜负信任的组织。

糟糕的是,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陷入了信任困境。他提出了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来源——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的反思性”, 而这三者都加剧了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 时间不再与特定的空间相对应, 全球共享标准时间, 空间的边界被打破, 陌生人远距离、大规模地相遇;每一个主体都不得不把自己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 并不断地让自己嵌入到陌生的社会关系里去, 这种脱域或抽离导致现代人在生活的每一刻、每一处都像是观光客或流浪者;海量的知识生产和革命性的知识创新使现代社会处于持续、剧烈的变迁之中, 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

不只是吉登斯这样的社会学家, 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由血缘、地缘、文化和宗教提供的传统安全感、信心和信念所遭遇的严峻挑战。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 人人都背井离乡。我信谁、谁信我和“我是谁”一样, 成为现代社会直指心性的一个基本问题。

新媒体改造了人类的时空观、社会关系以及信息、知识的生产方式, 也因此放大、加深了信任危机。我们已经见证、体验了如下变革:新媒体把时间压缩到“实时当下”, 人们翻滚在信息之瀑中, 浅思考、浅交往、急于行动、急于成功;新媒体把空间扩充到“无远弗届”, 我们都站在广阔、平坦的世界广场上, 大声喧哗, 各自孤独;新媒体推动了无量无边的信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分分钟都有头条新闻, 每刷新一次屏幕都可以看到一个新世界。在变革的激流中, 自我认同尚且不易, 何况对他者义无返顾的托付?相见易、信任难的时代到来了。

一如前述, 信任原本是德性、神性、行为、利益、规程、信心和信念的多元汇聚与整体性凝结, 关乎生命的本体和存在的理由, 如今却窄化为对特定利益机制 (比如消费契约) 和规程 (比如制度体系) 的依赖与托付。“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被弱化了, 只剩下功能层面、实用主义的“人对系统的信任”在维持社会关系。实际上, 当人际信任越来越脆弱, 超越性价值变得杳渺难觅, 利益实现机制和硬性规程就成了人们不得不选择的依靠。

吉登斯把“不得不”的信任称为消极信任, 把人们主动创造、心悦诚服的信任称为积极信任。显然, 良性的官民关系、民商关系应当筑基于积极信任。如果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把利益和规程上的信任也放逐了, 连功能性的消极信任也辜负了, 信任危机就会全面蔓延, 政治、商业和文化认同的根基就会动摇乃至倾覆。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将是信任危机的受害者, 承受高昂的信任成本和无以摆脱的“存在性焦虑”。

三、对话与重振人际交往

积极信任是再造美好人生和社会团结的基石, 是构建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和能动的社会的前提。令人沮丧的是, 现代社会把美好窄化、错解为繁荣, 人们丧失了对友谊、理想和超越性价值的主动追求, 陷入了成功学式的物质主义、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萎靡,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都主张重建现代性, 他们拿出的重建方案是协商、对话。

信任正是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天”对话的结果。当然, 这个结果又可转化为对话的前提。吉登斯主张培育多级、多维的“对话民主”:个人生活世界、人际之间的对话;社会运动和民间社团打破等级制度和权力垄断, 表达多元利益关切;在国家层面, 政党、政府和公众基于程序正义, 通过协商、参与成就政治信任和决策合法性;全球对话, 即建立“世界主义的民主”, 以解释和解决世界性风险问题。

此中, 吉登斯最看重的是个人生活领域的亲密关系。他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可以提炼、抽象出一种纯粹关系, 即抛开外在标准和条件, 人与人之间基于开放、平等、诚实的对话建立的交往关系。纯粹关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型”, 即我们“本来如此”、“理应如此”的交往和关系状态。正是这种纯粹关系孕育着积极信任, 让我们靠近彼此、克服焦虑, 促进自我认同和相互协作。在吉登斯看来, 重振人际交往, 培育纯粹关系和积极信任, 进而将之扩大到政治、商业和文化诸领域, 乃是缓解现代社会危机的一条重要出路。

在一定意义上, 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吉登斯的理论设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以商业为例, 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 企业与公众的人际交往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当交往的技术障碍被破除后, 要看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开放、平等、诚实的价值观, 是否拥有对话以建立纯粹关系、积极信任的勇气和智慧了。倘若企业仍以宣传、投放乃至“水军”的思维挺进新媒体, 就糟蹋了对话机遇和信任资本。

大而言之, 前述能动的政治、能动的商业、能动的社会首先意味着开放对话、平等协商和诚实合作;意味着善用新媒体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沟通方式, 重振人际交往和纯粹关系, 主动创造和维系积极信任;意味着人对人的信任、人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任、人对系统的信任协调发展, 增益物质主义时代的德性和理想。

社会信任 篇2

##大学##系09级计##专业 ###

摘要：

不轻易相信不能归结为社会信任度降低，只是人们的防范意识加强了而已，但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信任度还是降低了，因为近年来骗局越来越多，手段层出不穷，以人们的同情心来达到某种目的，甚至让很小的孩子加入骗局，让人防不胜防。

关键词：

“信任度”“车站”“道德观”“诚实”

正文：

利用这个暑假在家的时间，我小小的留意了一些身边的人和事，在社会信任问题方面也发现了许多。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一个本该很美好、很和谐的世界。可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的不断提升，金钱观和利益观逐步深入人心。为了利益，为了金钱，灵魂已不重要，信誉也不是唯一评判道德的标准。

因为妈妈总是说，让我一个人出去打工她不放心，指定要我暑假留在家里，无奈，没有了真正离开父母，去体验社会的机会。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可以顺利地完成我的暑假社会实践，因为我可以利用就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去更多的了解和体验社会。

每次坐公交或是在车站，我都会稍加留心。慢慢的我发现，那里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面孔。只要用心留意，也会小又收获。而社会信任问题，又恰能很好的从中体现。经过多次留意，我觉得，像家乡这样的中小型城市，社会信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么究竟为什么说它复杂呢？第一，人与人之间不再那么轻易相信

在车站，我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一个女人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提了很多行李，背上还背了一个看似很沉的包，在非常吃力的向出站口走去。这时一个青年小伙子向她走来，很热情的对她说：“阿姨，这么多行李一定很重吧，我帮你提行李，单抱小孩就会轻松点！”其实结果也是可以猜得到的，这位阿姨斜眼看了青年人一眼，带着许些不信任对他说，“谢谢你，不过不用了！”这位青年只有尴尬的默默地走开了。当时我就在想，不知道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这位青年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不信任而打消帮助别人的念头。就这一事例，从侧面说明了现如今，社会信任度还不是太高。

第二，“不轻易相信”不能简单地列出原因

要问到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再轻易的相信，你不能简单的说，社会信任度降低就是由于谁谁谁造成的，因为它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本就是一个复杂家的群体。有谁可以让我们轻易相信呢？当我们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会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小心被骗！”这样的教育孩子难道能简单的怪家长吗？不能！近年来儿童拐卖事件层出不穷，令父母一度忧心仲仲，难道他们还敢不告诉他们的孩子要注意安全，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吗？可是这样的不相信别人却会在无形中给别人以伤害，让别人不再敢轻易帮助别人，这样就会形成连环式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信任度的降低。

而且，历来因轻易相信别人而被骗的不胜枚举，谁又会愿意重蹈覆辙，愿意屡屡被骗呢？所以，在上过一次当后肯定会有所保留，有所警惕，这样，就形成了不再轻易相信别人的连环局面。

其实，也许这些不轻易相信不能归结为社会信任度降低，只是人们的防范意识加强了而已，但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信任度还是降低了，因为近年来骗局越来越多，手段层出不穷，以人们的同情心来达到某种目的，甚至让很小的孩子加入骗局，让人防不胜防。

第三，它真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记得那天，在公交车上，在没有听见铃声和感觉到振动的情况下，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就接起了电话，还莫名其妙地说了许多话，而车才刚到站，就见他急匆匆地下了车，车才刚刚行了没有多远，就听见中年男子旁边的一个老爷爷说，口袋里的五百元钱全没了，这时司机停下车，回头看时，那男子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车上顿时热闹了起来，有的人说要报警；有的人说报警也没有用，那人肯定早就跑了，你追不到他的；有的人则责备老者太不小心，才让小偷有了机会；还有的人劝老者不要难过，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

这真的让我感触很深，让我不敢再轻易相信这个社会。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说不定辛苦了很长时间才挣了这么一点钱，说不定是儿女每月给的生活费，可是小偷却全不管这些，只管要钱，难道他们就没有良心吗？他们年轻，他们有血有肉，难道就不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吗？非得以这种方式来生活吗？把自己的挥霍建立在别人不该有的损失上是可耻的！

结论：

我们应该加强道德方面的教育，着实加强人民的道德观。从根本上去提高社会的信任度。其实，我国的信任度相对还是很好的，可是，和那些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出必行，时刻注重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诚实可靠的中国人，做一个让世界为之骄傲的中国人！

致谢： 对社会上的好心人表示感谢，对公交车司机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对帮助我观察和理清思路的弟弟表示感谢。

信任的社会经济学 篇3

中央二台的一个节目叫做《为您服务》，自从在每期加入了各种生活中的防骗常识以及对各种骗术的现场模拟之后，收视率陡增。这证实了在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国度中，信任缺失达到了何种程度！

关于信任，有人说它产生于理性。父母为什么信任子女，按照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模式，子女是父母自身效用函数的一个内生变量，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的目的是在于从中获得自身满足程度的提高。因而父母是债权人，子女是债务人，他们之间这种紧密的债权债务关系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互不背叛。这是极端理性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信任远非理性主义所能涵括。信任有一种简化功能。它是知识和无知、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半搭子组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系统，在既有认知水平下，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远超出人的有限理性的把握程度。人的知识系统始终处于理论上臻于完善而实际上永无止境的积累和演化过程之中，无论科学技术怎样进步，人们想在对世界的完全确定性状态下采取行动，都永远是一种奢望。因而，人们要做出迅捷的反应和决策，必须反求诸己——通过简化认知模式的彻底性来消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说白了，就是“难得糊涂”、“不要较真”。比如说，我们走进一部电梯，在理论上它的确存在着坠落的可能性；我们坐上飞机，听着乘务员讲解逃生技巧，在理论上它也存在着失事的可能性；我们坐上火车，越过南京长江大桥（最近一条新闻说大桥要接受全面的“体检”），在理论上它更存在着大桥坍塌、火车坠入江底的可能性；甚至于我们晚上闭上双眼进入梦乡，也存在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心安理得地搭电梯、乘飞机、坐火车、睡大觉呢？这说明，有一种信任机制的存在，它源于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归纳和总结，以过去推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以大概率推演全过程。尽管这样做并没有足够的依据，甚至是一种夸大和冒险，但是它有助于化解人们主观上的疑虑、顾忌和恐慌，使人们摆脱杞人忧天的庸人自扰状态，有勇气地、积极乐观地行动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信任更多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尤其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很多现象是理性信任观所不能解释的。

把信任扩展到经济领域，就是信用。消费者去餐馆可以先吃饭后付钱，可以赊账；上下游企业之间在供货机制上有一系列灵活的交割方式；银行、证券、保险，各种金融创新都离不开信用的支撑和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信任程度、社会信用水平，就对应着什么样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就孕育了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交往关系。我在上海某高校外墙见过一条当地派出所贴出的标语：“受骗源于轻信，被盗源于轻心”，这充分展示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时代信任成本的高昂。一个充满互信、互惠、民众积极参与公益事务的社会显然有助于促进个体间的经济合作与社会和谐发展。信任危机和社会资本缺乏则显然会增加交易成本、损耗社会效率。比如，由于信任的缺失，社会犯罪、官员贪腐、个人自杀、家庭破裂频发，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用在防范人们不诚实的行为上，比如建立监狱、增加行政监督和反腐败支出、增设劳教所、发展律师事务所等，大量的保守性、防御性的资源配置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这个社会就是在“不进则退”。

国务院每年都要召开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专门会议，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化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失序、失控、不合乎人的目的性的现象，其集中表现就是诚信缺失带来的各种乱象。有趣的是，信任越是无以复加地危机，信用越是明目张胆地扩张。当下中国社会的各个行业，无论规模大小、资质如何，都大搞“金融创新”、“信用扩张”。就是你到一个很不起眼的理发店理一次发，也要经受理发师唐僧一般难缠的推销“办卡”。就算不考虑那么多办卡敛财之后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行业和部门，但是你理发店又不是银行、不是股市、不是房地产，你凭什么吸引流动性往你那里流入，凭什么让我预支成本，难道是预支头发？解释不通啊。为了增加现金流而无所不用其极，真是新鲜。

信任缺失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会带来政治博弈的疯狂。历史上的叛乱与镇压，归根结底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极度的不信任，双方都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形成足够大的交集和共同知识，来清晰地预期到对方下一步的行动，只能是零和博弈、鱼死网破。哈耶克之所以一直倡导自由主义立法原则以及形式主义、普遍主义原则，就在于在一个稳定的宪政框架下，任何行为主体的行动都符合规范，具有长期性、可预见性。这就十分有利于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信任结构的形成，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积累社会资本。

制度性的长期变化和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都是与一些非制度、一般看成外生的变量，比如习俗、传统的变化有着神秘的勾连。费孝通曾对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精妙的描述，即以我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意指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社会则是“团体格局”，在公共活动和政治经济事务中比较规范和成系统。我几年前初看老先生此一判断时颇感不解，心中还暗自怀疑，莫非研究社会学的和研究经济学的思路果真不同？为什么在社会学家的视野里，更强调西方国家的社会性；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就更强调西方国家的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方法，甚至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还专门批判了“社会”这个名词，认为这是极权主义在修辞学上对语言文字的一个毒害呢？今天突然顿悟，这其实是两码事，两个意思。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倍加推崇西方国家的团体意识，他和费孝通先生一样，所指的均是一种公民意识，而这与个体首创性、个性的自由发挥是并行不悖的。公民意识的形成与长久的契约式的社会交往关系是有着深刻关系的。西方社会不存在“不要同陌生人讲话”，也不热衷于搞各式各样的“老乡会”，更没有太深刻的家族观念。西方人跟你说：我带我全家来看你，你很清楚那无非是他夫人与孩子，而在传统中国，这个家的概念和范围的弹性就非常之大了。家可以扩展到许多亲属层次，变为一个家族，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家国天下。所以我们通观中国从古迄今的全部历史，就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家和国之间界限模糊，我们中国人在私与公之间猫腻甚多。中华文明仍然是十分注重家庭价值的文明，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但我们的信用、信任是首先建立在个人、家族的基础之上、并由之推广到熟人之间的。这是信任的最原始状态，在这种原始信任状态之下的无条件利他行为进一步增强了亲族和血缘体系内的凝聚力，促进具有共同基因的同胞的繁衍和发展。在这种社会中，经济组织的形式就只能以家族企业、家庭经营为主，而对非家庭的其他社会成员采取普遍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这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狭隘的或说是畸形的信任文化或信任结构，它以特殊关系（亲缘、地缘、学缘）而非普遍关系作为信任的载体，以约定俗成的前现代道德传统作为信任的保障。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浅析 篇4

关键词：信任,信任系统,传统社会,社会转型

自从人类和人类社会诞生以来, 信任就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内含其中, 与整个人类世界共生而存在。人们经常会说:“‘我相信你!’‘放手去做吧!’‘I believe I can do it!’‘我相信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些话语都从不同的侧面将信任的含义和特征蕴藏其中。

在社会学中, 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我们通常说某个值得信任的对象 (个人或团体) 就是意味着他们寻求实践政策, 道德守则, 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例如卢曼将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引出了信任的第一个特征, 即:信任是一种依赖关系。

基于心理学或者神经生物学的意义上, 信任被界定为依托于上述依赖关系 (值得被信任的个人或团体) 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然后由这种心理状态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不管是个人也好, 团体也好, 影响人际间信任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利益。首先, 人际信任的经验是由个人价值观、态度、心情及情绪交互作用的结果。主客体间不同的价值取向, 不同的认知态度, 不同的个性情绪都会对信任的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里是纯粹心理活动即感性层面的信任因子。其次, 在信任过程中, 基于善意基础信任者会相信被信任者对于自身利益并无害处, 甚至会有益于自身乃至保护自身。而若是缺少善意, 信任就不再成立, 而仅仅能被看做信心。这种善意基础往往又来自于理性决策的深层次原因。被信任者的口碑、意图、工作能力、可靠性, 及前述的善意等, 然后信任者会根据这些因素来对自己的信任倾向做出调整, 从而决定是否信任对方。这是理性层面的信任因子。

前文中提到信任是基于某种利益基础之上, 而这种利益关系在经济学领域被界定为某种交换关系。无论交换内容为何, 交换双方至少都有某种程度的利益先关, 己方的利益必须靠对方才能实现。而若是采取信任行动的后果甚至仅仅是潜在威胁已经超过不采取信任行动, 即信任的利益不对等, 那么信任就不会产生或者最终归于失败。因而我们认识到, 信任是有风险的。去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 18个路人经过小悦悦身边却为什么都无动于衷, 不升出援助之手?一个两个人是道德品质问题, 可是连续18个呢?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若是救了对我没有多大好处, 反而可能被她的家人们反诬一口。若是没救?顶多承受良心上的谴责。这样的价值取向下 (基于情感及理性思考的混合) , 信任结果为何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来, 中国关于信任的社会问题屡屡被人诟病, 小悦悦事件、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 还有温州动车官员那句经典的“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这些问题都折射出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着相当普遍而严峻的社会信任问题。

1、人际关系信任危机

前几年, 传销组织在中国突然兴起。这种营销模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杀熟。何谓杀熟?就是利用亲戚、朋友、老乡等最为亲近者的信任来谋取利益;并且采用一级一级发展下线的方式, 被骗的亲人朋友继续去欺骗其他熟人, 层层欺瞒, 以致恶性循环。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迅速走向全面化和扩大化, 因为它标志着传统中国社会中赖以维持的特殊信任基础—熟人信任也走向了崩溃。

(1) 传统信任结构的崩塌

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是典型的前文所述的熟人社会。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自我 (家族) 为中心, 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由近及远地确立信任关系, 关系越亲密, 信任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举个例子来说, 就好比将石子投入静止的水面, 水纹离石子投入的圆心越近就会越明显, 越远则逐渐消散。这颗石子正是血缘关系, 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核心。

中国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产生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比较静态的秩序和规则体系。其二是相对固定的生活方式和交易对象。即所谓儒家社会“超稳定形态”。用黑格尔的话来说, 就是:‘“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 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 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可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 所有信任 (交往) 的扩大都由它展开, 即通过延展血缘等特殊关系的方式来实现。因而, 这种传统的家庭制度 (即血缘关系) 是整个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社会存在、历史延续乃至个人安全所依赖的根源。而当近代社会以来传统儒家社会结构的被打碎, 到现代杀熟都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现象, 中国社会的信任模式就连最根本的“熟人社会”都无法得到保证了。

(2) 文革期间的“泛信状态”

为什么当代中国的信任问题会变得如此严重, 连最起码的“熟人信任”都无法做到了?笔者认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儒家社会信任体系崩溃以后, 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并没有完全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 或者说曾经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强制融入, 即这里我要谈的“泛信状态”。

在文革期间, 中国人普遍表现出一种对领袖人物、社会理想寄予极大信任的状态, 整个社会似乎都怀有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在国家和制度这个层面上, 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 总有一天推翻资本主义反动制度的, 带领人们走向幸福快乐的, 即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泛信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在四人帮等别有用意的引导组织之下, 所谓的“红与专”成为一对矛盾, 共产主义信仰和“资产阶级知识专家”成为一对矛盾, 并逐渐演变为对身边亲戚朋友们的互相检举和揭发, 一时间人人自危。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戏剧性地被扭曲为“相信生人, 检举熟人”的病态结构。而当文革结束后这种“泛信状态”被打破, 就会带来同等程度的失望, 很多人就会怀有一种信仰幻灭的精神状态, 即对社会猪肚的不信任;同时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于个体生活的长期性强力干预, 导致“盲从领袖、丧失自我、丧失人际关系”, 即使已经破产, 人们也习惯性地形成了对外人有心理防备的猜忌心理, 乃至信任范围越来越窄, 重建信任也变得困难重重了。

2、转型期间的特殊状态

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其历史存在上来看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和超越, 按照吉登斯的解释:“后传统社会、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这些术语中的‘后’, 是指上是表明了那些即将终结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从这个解释上我们可以理解为, 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 在信任问题上将是对传统“熟人社会”模式的终结和超越,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来说, 就是“扬弃”。但是事实上, 一方面如前文所示, 中国现代社会的信任结构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断裂, 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有利因子并没有很好的得以继承;另一方面, 现代型交易模式有着“超动态, 快节奏, 偶发性”这些特征, 导致人们原先那种相对静止的交易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 信任的产生基础也就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彻底改变。也就是说, 一种新的基于制度基础的系统信任亟待出现。

这种信任状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 交易对象的不再固定

转型期间, 传统社会的静态和缓慢被动态和快节奏所取代, 市场运作的方式使得跨市、跨省乃至跨国交易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常态, 交易的场所、对象不再确定, 每一个人都身处一个“陌生人社会”之中, 人们与单个个体的交易次数与传统社会相比大为减少, 从而对交易对象的认知程度也越来越低。相应的较为完备的系统信任机制却还在建立和熟悉之中, 因而这种交易场所的不确定性、交易对象的不可预知性使得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信任程度普遍较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跳槽”现象, 今天A公司给的待遇不错, 明天B公司福利条件更好, 再过段时间又跳到C公司不用那么重的负担。诚然这种现象跟人趋利避害的天性息息相关, 但是社会信任成本的降低, 也是“跳槽者”之所以有侍无恐的原因所在。

(2) 重复博弈的难以实现

按照博弈论中的观点, 影响重复博弈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重复的次数和信息的完备性。在重复博弈中, 由于参与人存在着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均衡, 就有可能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而前文中提到, 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有着快节奏偶变性等特点, 因而极具动态, 重复博弈变得难以实现。这样就使得获取短期利益的行为超过了长期利益, 也就是说, 参与人在博弈中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对他人的依赖性有所降低, 己方失信的成本降低, 他方失信的可能性却大增, 这就使得潜在损失变得无法估量, 从而导致信任程度变得更加的不稳定。所以, 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投机行为。从改革开放初期倒卖生猪、倒卖录像带开始, 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的炒股, 再到现在的炒房, 这些现象的出现无一不跟重复博弈难以实现有着密切联系。

(3) 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

近年来, 随着网络化生活方式的普及, 一种新型的信任危机正在形成。正如比尔盖茨说的那样:“在电脑面前, 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猴子。”在这种新的时空体验中, 人们逐渐丧失了地区认同, 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相脱离, 个体表现表现出一种“原子化”的倾向, 对个体独立自由的呼喊声变得空前巨大, 但与此同时, 个体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却日益淡薄;所谓的“宅男腐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变成下班之后回到家, 打开电脑上网玩游戏, 与远在天边的人聊天说地, 而住在一个城市的亲戚朋友却很少联系。由此可见, 表面上好像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隔膜被消除, 但是一堵新的墙壁却在形成。这种网络化生活方式导致的对象认知不可确定性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融合, 再加上前文所述传统价值观念的缺失, 使得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空前严重。

总言之, 当前中国的社会信任问题有着深切厚重的历史根源, 也有着纷繁复杂的现代化因子。如何吸收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积极方面, 向具有高度团结心和共同道德观的高信任度社会迈进, 是我们每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必须要认真考虑并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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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尼克拉斯·卢曼, 信任[M], 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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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希红, 论信用和诚信[J],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一伦理学, 2003 (3) 。

社会信任 篇5

公安院09级2班20090940203罗福龙周四第四大节

利他与利己”或“有利于人类的行为”是善的定义，是一切具有正道德价值的行为之总和，是一切伦理行为应该遵循的总原则。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当一个老人跌倒在马路上或其他地方，是围观、搀扶还是扬长而去？ 这本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无论从道德伦理，还是从党和政府一直提倡的精神文明，又或者从人的本性角度，都是应该扶起跌倒的老人，并给予应有的援助。然而，近日各地惊现出“扶不起”事件，一次次挑战人们的社会道德底线与信任的力量，见义勇为却反污成罪人，再遇此事谁人敢扶，让我们来对几起事件的回顾一下；事件1：南京彭宇坐公交车下车扶摔倒老太太，被老太太反污认定彭宇就是撞他的人，然而法庭最后给的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

事件2：江苏客车司机下画去扶撞倒的三轮车老太，而后老人报警称客车司机撞人后逃逸，后警方调查客车的监控录像及乘客与售票员给司机做证，才得以洗刷清白；

事件3：7月15日早上，阿华开摩托车上行人道准备买早餐。遇见骑单车的阿婆突然连人带车跌倒。听到“快来扶扶我！”的声音后，阿华将摩托车停在距离阿婆约3米的地方，下车上前扶阿婆。扶起的瞬间阿婆说是阿华撞了她，引起争执，阿华报了警。阿华的女婿随交警过来和阿华发生了肢体冲撞。阿婆被送到医院住院观察。为调查真相，交警暂扣了阿华的摩托车。事发后几天，阿华说没睡过一次好觉，还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天天在附近找证人，证实自己清白，那种感觉他永生难忘。最后，警方在事发后向阿婆的亲属提到，如调解不成功将调出相关监控录像作证，结果事发三天后，阿婆在亲人陪同下向交警主动澄清，自己摔倒与 阿华无关。

事件4： 9月19日8时43分，在重庆南坪，一位约80岁的老翁摔倒在地，手足抽搐，无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

遭殃。帖子里一幅照片让人触目惊心：老人脸朝下倒在人行过道上，一根拐杖丢弃在一边，旁边是七八个围观者犹豫的脚。

2010年10月，武汉：武汉15岁少年搀扶倒地女子被指为肇事者；2011年8月，南京：天津许云鹤案引热议，见义勇为者反成被告；2011年8月，杭州：杭州高一男生帮扶摔倒老人却遭家长训斥。

„„„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受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潮的影响，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损人利己现象严重，一些人利欲熏心干出危害公共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等事情，但屡屡出现诬陷帮扶自己跌倒的好心人的现象仍然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这里蕴含的不仅仅是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更是民族精神的丧失。试想，为了自己的私利，连帮助自己的恩人都忍心诬陷的人，其良心、道德又何在呢？老人跌倒“扶不起”最伤的是社会道德。网上曾报道有老人当街跌倒，无人敢扶，以致耽误了抢救时间而死亡。还有孕妇跌倒无人敢扶。还有报道一个老人跌倒无人扶，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学生扶起了老人。近日媒体报道，一个老人跌倒无人扶，车辆绕道而行，路过的县委书记下车扶起老人。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真是令人悲哀啊！为什么会出现老人跌倒“扶不起”现象呢？

春秋战国时政治家管仲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发达了，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平反而下降到令人担忧的地步？

古人有“义”、“利”之别，不义之财君子不取。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提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夜不闭户、路

不拾遗的景象。但改革开放后，随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惟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现象渐起，由于制度引导、管制没有跟上，愈演愈烈，以致形成今日这种局面。

9月27日，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在谈及“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现象时表示，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王世明介绍了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有关情况，并围绕公民道德建设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王世明说，“有的被扶老人及家属冤枉了好人，委屈了好人，导致了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是一些人在道德取向上一时之间犯了糊涂，这让我们很遗憾。中国人很关注这种事，不赞成这种事。”

见义勇为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儿，如今却成了人们敢想不敢做，避而远之的事情。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自我保护变的这般重要。信任是一种鼓励，是一种爱，难以想象如果人间没有了信任，世界将会怎样，让信任重新把“不敢扶”这一种尴尬现象排除，给“好事者”鼓励的力量，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我个人觉得，扶老携幼这种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来说，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去做，不能不做，没有二话可说。‘我们拒绝袖手旁观’！

学院班级： 公安院09级2班学号：20090940203

姓名：罗福龙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篇6

不能因为过去30年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但是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就断定在未来5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下，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长期预期

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让我们从经济学家张维迎讲的一个故事开始：现在想象，你到楼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你把五块钱交给老板，你要出门了。这时候，老板说，回来！你说，怎么回事？他说，你没给钱。

现在应该怎么办？去法院告他吗？请仔细想一下，法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能为力。为什么？法律要解决问题，一定要使得双方当事人在能够明确的事实之外，法官也能鉴别这个事实。而在这个情况下，杂货店老板说你没交钱，你说你交钱了，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来判决谁对谁错的。所以，一个社会靠法律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

你现在会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并没有碰到？道理很简单：如果杂货店的老板在你交钱以后说你没交钱，你下次就不会买他的东西了，你还会告诉你的邻居，他是骗人的，你的邻居也不会去买东西了，那么这个杂货店就关门了。这就是市场秩序的信用基础。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们拿的药是真的还是假的？打针的针头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回收的？我们去买肉的时候，这肉是不是注水的？当我们受雇一个老板的时候，他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工资？当我们雇一个人给我们打工的时候，他会不会把公司的东西拿走？……如此等等，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在当前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市场秩序非常不尽人意。”张维迎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加以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2011年12月，“2011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在四川成都市开幕，张维迎荣获2011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入选“杰出贡献人物”的张维迎，在职业生涯中，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小康》记者专访经济学家张维迎，就信用关系对中国的破坏与重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

《小康》：在现代化社会里，什么是信用？

张维迎：信用使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愿意牺牲眼前利益。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个秩序要建立在良好的信用机制之上。一个人的最优行为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假如我预期只活一个礼拜，我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去抢钱包。抢人东西是要判刑的，但是我不担心，为什么呢？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我已经死了，我何必在乎法律呢？但是当我预期要活很长时间，抢劫就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建立信用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一个人的预期越长行为就越规范，他就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所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使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长期预期。

《小康》：信用問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张维迎：信用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虽然信用问题常常表现为道德问题，但信用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小康》：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张维迎：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历史会持续2000多年？为什么会最早出现了纸币？为什么有闻名天下的山西票号？所有这一切，都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支撑，所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并不缺乏诚信。

现在是新的世纪，和一百年前比一下，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基础可能不会比那时候好。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充满信心，中国人历来是守信誉的民族。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一个桌子，一劈两半，每人拿一半，对起来就是一份契约。

《小康》：中国社会的信用关系是怎样被破坏的？

张维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今后的道路。我认为，三大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首先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100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产生了价值迷失。第二是产权制度的缺失，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第三是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而享有太多自由处置权的政府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不断膨胀，使社会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又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以及存在垄断和腐败现象，很有可能使诚信和监管之间的平衡无法达到，越监管越不信任，最终进入诚信的死角。这是十分危险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艰难道路。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小康》：重建信任的必要性是什么？

张维迎：过去三十年中国都是处于一个低信任的环境，为什么我们还能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因为过去，赚钱是最容易的事情。即使我们的信任低，但是赚钱的利润很厚，所以我仍然愿意做这个生意。我知道有50％的可能受骗，但是另外的50％赚钱利润很高。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这就导致过去这三十年我们不是很关注信任问题。但是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趋势是：80年代赚钱比90年代要容易，90年代要比21世纪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全球化以后，中国的企业要赚钱，越来越难。所以商界有句话：“90年代稍不留神就赚钱，现在一不小心就破产。”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不能因为过去30年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但是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就断定在未来5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下，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小康》：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信任？

张维迎：怎样提高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许多方面要进行努力。首先要保护私有产权。中国人过去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我要加一句“有恒产者才值得信任，有恒产者才会有信誉”。如果一个人不考虑未来，不太注重自己的声誉，你是不会信任他的。要真正建立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就要建立一个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我想特别强调无形资产（如版权、商标）的保护，因为无形资产在创造价值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无形资产的保护又是最难的。如果保护不好的话，会反过来影响人力资源配置—聪明的人都去做生意，但是做什么生意？美国最聪明的人做软件去了，中国最聪明的人去做房地产去了。因为房地产的产权保护要比美国便宜得多。这样在中国未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一定是一个不讲信誉的经济。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能够使你干了坏事，就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你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没有产权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今天干的事，这个事的后果由谁承担，你不知道，可能由你承担，也可能不由你承担。这时候的你就会追求一种短期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下，欺骗、不讲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第二，建立信用体系。现在国家正在进行努力，各个银行系统都在对个人的信用、资信进行调查，信息收集。因为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很好的信息传输体制。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得多？英文有一个词叫“gossip”（闲言），“gossip”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复制出来“gossip”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像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就是做这些事。媒体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媒体都在说假话，这个社会一定有大部分人都在说假话。

第三，约束政府行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对政府没有基本的信任，你就很难相信他会信赖其他的人。政府在建立社会信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法律建设。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法律条文是最健全的，为什么恰恰在这些领域，违法违规事件又是最多的呢？因为法律制度远非法律条文，需要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强力贯彻。但是，我仍然要强调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本身不能干预法律执行。

第五，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个体上说，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确保其更讲信用，但以社会整体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欺诈成本，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教育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教育可以促使人们更小心自己的信誉。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要遵守自己的承诺，重视自己的名声。

政府信用与权力体制有关

《小康》：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不重视信誉？

张维迎：因为他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如何让人们重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信誉制度是通过当事人作出一个最优选择而主动遵守承诺的制度。如果这个企业是你的，但是政府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来宣布这个是违法的、那个是违法的，今天能干、明天不能干，一个私人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他一定会追求短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个人的行为。

现在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受到好多制度上的歧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他们并不预期自己企业做大之后，做好之后，有了信誉之后可以收回果实。所以他们和国有企业一样，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未来中国企业能够做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能不能建立起来。目前的状况是，这种信任程度非常低。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试图走出家族管理的困境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有些地方弄得非常的糟糕，可能职业经理人被抓起来了，或者老板被抓起来了。这个坏消息传播以后，又给很多本来想走这条路的人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中国企业规模的成长。

《小康》：政府在提高社会信用程度方面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张维迎：现在政府好多政策的透明度非常低。透明度低的结果是什么呢？即把真正的权力交给了执行这个政策的官员。因为政策的解释权在政府部门，一个权力的最大来源可能就是合约的不完善。由于我们的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这样使得政府的官员本身享有了好多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干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由此导致民营企业本身也不会重视信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政府部门有任意、随意创造权力的权力。政府政策行为的不规范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很大。现在来看，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政府管得特别多，消费者、生产者都感到非常不确定，所以他们就追求短期行为，他们就坑蒙拐骗，政府马上说这么多坑蒙拐骗一定要进行管理，所以政府管得越多坑蒙拐骗就越多，坑蒙拐骗越多政府就管得越多。如果把政府管制本身当做建立市场秩序的一种灵丹妙药，我们只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欺骗行为。

不要给政府太多的权力，同时也不要政府负担太多的责任。建立信用还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

《小康》：近年来，政府信用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您怎么看目前政府信用的现状？

张维迎：政府当然也要讲信誉。但是，政府是不是讲信誉，与政府的权力体制很有关系。比如，地方行政长官调动频繁，那他就不会讲信誉，或者讲信誉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大。如果地方官员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命运跟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他就会比较讲信誉。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外来的投资者没来之前，地方官员曾许诺很多优惠条件，可是一旦进来之后，就关起门来打狗。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只管他任期内的事，我把钱花完了，以后没人来是后任的事。下一屆别人当市长、书记，投资者不来不关我的事。

在国外，在任时讲信誉的一个约束还在于，如果你是一个好总统，你到大学等场所讲演的机会就会很多，讲课费也会更高。但如果你总统当得很糟糕，那你退休之后再赚钱的机会就少多了。另外一个例子，像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是可以随便调动的，这时候行长们就很难考虑信誉问题。我花很大的努力为银行建立起信誉，但是过几天把我调到另一个银行，我创造的信誉反而给了我的竞争对手，何苦呢？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法律、通过制度规则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政府的人事制度，包括领导的任期、选人方式都会影响到政府信誉的建立。在西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政党内部的制衡以及政府内部的人事制度、任期，都对政府产生制约作用，迫使政府不得不讲信誉。

社会信任 篇7

一、我国社会转型期信任缺失的主要表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打破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 导致转型期我国社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当前我国社会信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社会生活方面: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熟人社会开始瓦解, 逐渐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转型。在陌生人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传统熟人社会里的一些道德禁忌, 原本隐藏在人性中恶的一面开始任意妄为, 出现了很多杀人、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 导致我国犯罪率逐渐上升。此外, 人们之间不信任的层面从传统的对陌生人的怀疑延伸到现代社会的熟人圈子、家族内部甚至家庭。所谓的离婚率的上升、“杀熟”现象、约会强奸等都是这个方面的体现。

在经济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各种假冒伪劣产品, 如假手表、假药、假烟、假酒、假油等。现代社会假冒行为更是猖獗, 例如各种假账、假发票、各种偷税漏税, 任意毁约, 逃避债务, 拖欠民工工资等。上述各种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大肆侵袭, 不仅打破了公平诚信的市场经济原则, 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还严重危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济领域的信任缺失, 不仅使得交易成本大幅上升, 而且一些名牌企业的发展壮大深受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整个经济系统的快速发展。

在政治方面:虽然只有少数官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 但其行为严重侵蚀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2011年发生的“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引发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 使得群众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不信任感。公众不再相信媒体、专家和政府, 他们称呼教授为“叫兽”, 专家叫“砖家”, 老百姓自嘲为“老不信”。媒体称, 现代社会面临着比以往都要严重的信任危机, 这不仅加剧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动荡, 还恶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在科学文化方面:如买卖虚假文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评审鉴定中的学术腐败等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广大学者对学术界的信任度, 损害了学者们的积极性, 同时也败坏了学术领域的名誉。更进一步地说, 这也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严重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进步。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组织的特征, 它们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 也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指出公民参与网络与互惠行为规范能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因此,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主要借助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探讨转型期我国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

1、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展, 区域间的比较收益有很大差别、人们就业自由选择意向显著提升, 这些都在一定层面上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 流动者来到一个新场域, 需要重新适应一个陌生的新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逐渐淡化或者退出了原先所处环境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 当今社会更换工作现象屡见不鲜, 若工作不满意或者居住地不方便, 人们随时都可以更换或者搬迁。这就很难构建长期而稳定的人际信任关系, 也增加了人际交往的易变性和匿名性。

2、公民参与度降低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 逐渐弱化了单位制功能, 社会个体的身份逐渐从“单位人”转向“社区人”。由于现今的社区管理不完善以及民间社会不发达, 原子化的个体缺乏沟通交流的平台, 社会成员间彼此互动与交流的机会有可能大大减少, 进而影响了信任的扩散。此外, 现代社会人们闲暇时间的休闲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变迁更为“私人化”, 这不利于彼此间形成频繁而密集的关系网络, 进而加强信任的产生。

3、社会规范弱化

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受社会道德调控能力强弱的影响。由于实行市场经济, 这逐渐消弱了道德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人们逐渐从“熟人社会”走向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的信仰以及价值体系逐渐多元, 传统道德约束力不再那么强有力, 在一定程度上, 非道德行为开始猖獗。此外, 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在某些领域存在不完善的状况, 致使大量社会越轨行为发生和制度性社会信任危机加剧。

三、社会信任的重建与培育

根据上述原因,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重建与培育社会信任的相关对策:

1、广建自治组织, 构建社会关系网

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来于自治组织内部个体间的互动, 正是这些自治组织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并加深了信任的形成。因此要广建自治组织, 扩大其行动的有效性。成立自治组织可以培养参与意识, 加快融入社会;可以扩大社会影响, 提高成员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这类组织可以让参与者互相学习、共同合作、强化普遍互信意识, 同时也培养了参与者的公民精神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进而有利于社会普遍信任的提升。

2、加强社区建设, 提高公民参与度

原先单位制体系逐渐被打破, 现代社区成员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致使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和意义不够, 因此加强社区建设十分重要。要想社区成员有很高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必须使社区成员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而需求的满足取决于社区组织的有效运转情况以及完善建设。为此, 加强社区服务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和社区归属感。

3、推进规范建设, 培育普遍信任

首先, 加强法制和法规建设。只有社会的制度健全, 人们才可遵循健全的法制以及一整套的披露制度法制和信任记录。其次, 加强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节社会关系, 它表现为人们制定、执行并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规范和准则。把道德伦理规范化、制度化, 形成一整套完善的社会道德体系, 有利于形成互信互惠、团结互助的风尚, 惩治失信欺诈行为, 达到社会普遍信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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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绍光, 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 2002 (3) .

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篇8

如果一个人类共同体可以被称之为社会的话, 信任就不可或缺。初看起来, 它很日常化, 很普通。以至于“我们都把信任作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 (1) 也正因为如此, 其重要性和所隐含的问题常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就像空气一样, 每个人都离不开,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考虑它是多么重要。

在社会学发展初期, 信任问题并没有被太关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社会学大师也没有就信任问题专门有过论述。这一状况直到齐美尔时发生改变, 其在《货币哲学》、《陌生人》等著作中都有一定篇幅论述信任问题。随后, 卢曼、科尔曼、福山等人就该问题也有着精彩论述, 一时间, 信任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相应的, 近年来研究我国社会信任问题的论著也有很多。

一、政治领域内信任危机的表象和原因

查尔斯·蒂利曾经列出了一些标准, 以之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中的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体系中, 当存在下列大量行为时, 即意味着信任网络已为公共政治所整合。

1.创建公众认可的协会、互助社、政党、联盟、宗教团体和社群, 或是为已秘密存在的类似组织寻求公众的认可。

2.在这类组织中寻求友谊、亲密的关系、共同的信念、安全以及高风险的事业。

3.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4.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机关) 中获得职业发展。

5.请求 (或至少容忍) 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 并采用官方登记方法使得法定交易生效。

6.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

7.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

8.求助政府机构预防或惩戒家族、宗教团体或经济网络成员的不负责任行为。

9.采用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和储蓄。

10.花钱 (如婚姻登记费) 向政府购买安全, 使之承担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责任。

11.在人生重大事项和长期安全方面信赖政治角色和 (或) 政府机构。

其中,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开始的那两项, 它们对我国社会中信任危机现象的解释能力比较强, 而且还关涉到信任危机解决途径的讨论。

其实, 我国社会中缺乏信任并非现在才有, 而是一个自传统社会以来就早已形成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 之所以社会信任缺乏没有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原因在于就其社会结构和本质来讲, 始终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内向封闭的前现代社会, 这种性质的社会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 当然, 这个过程很少变化并且是一种低水平重复。1949年以后, 由于实行了相对来说比较强有力的社会改造运动, 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的模式通常被学者们称之为“全能主义”, (2) 传统的家庭———国家社会结构模式终于得到改观。但是, 这一运动在实践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和有效的思想改造、全民动员的方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革新。这一切社会革新的最直接效果是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执政能力延伸至社会的最基层。从而切断了所有其他可能的社会信任建立渠道, 垄断了民众的全部的信任可能。

接下来的如: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机关) 中获得职业发展这两项。与当下中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意愿相符合。初看起来似乎从正面表明信任网络被公共政治有力地整合, 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只是说明民众对于投身于工商业的疑虑和不安全感, 这可以从这些年来国家公务员招考时异常火爆的报名场面来理解。当有的职位的招录比达到几百比一的比例而报考人员仍然趋之若鹜时, 你能够将之理解为这是对政府的信任吗?或许有这个因素, 但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接下来的几项:请求 (或至少容忍) 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 并采用官方登记方法使得法定交易生效;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求助政府机构预防或惩戒家族、宗教团体或经济网络成员的不负责任行为, 则明显与现实相左。每次人口普查或国情调查时, 各级政府总是伴之以不厌其烦的说明、解释。民众则是消极的、无所谓的态度。而当私人间的合同遭到违背时, 大多数的老百姓往往更愿意采取私力救济。在人生重大事项方面, 我们从父母、师长、朋友那里听取意见。在人生长期安全和福利方面, 我们依赖的是自己的辛勤工作、子女赡养、社会保险等。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内。这是因为政府没能够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安全与福祉。或许, 这其中还有我们一直在信赖的, 那就是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如有学者所言“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 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 (3) 正因为如此, 这将会造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因为这样一来“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 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 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 而是政治任务”。 (4)

二、经济领域内信任危机的表象和原因

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一直是围绕着政治活动来进行的。社会行动的导向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指示, 经济发展不在权力机构的考虑之中。由于权力机构不仅垄断了公共权力的行使, 事实上还垄断了公共的话语权, 所以, 民间不可能发展出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不仅缺乏物质和环境基础, 道义上也难以说服自己。这种状态不久得到改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制度改革中, 党和政府展示出对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新的认知水平, 以及建立在这种认知之上的决心和态度。由于党和政府所具有的对社会深入而有力的影响, 整个社会氛围迅速得以改观, 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中, 甚至主导人们行为的道德意识也悄然转变, 一个总的趋势就是社会服从了市场的逻辑。但是, 近些年来, 经济领域中不规范的事件频有发生。每年的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中央电视台会举办一台晚会来揭露一些市场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和无良商家。节目中所揭示的一切无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从地沟油、苏丹红咸蛋、蒙牛奶、瘦肉精猪肉、农药韭菜、石蜡翻新陈米、福尔马林浸泡水产品到豆腐渣大桥、烂尾楼、明星代言假广告、经济学家为资本摇旗呐喊等等, 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而且继续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社会中不同阶层都陷入一种对利益不顾一切的追求和经济迷狂中。一直被认为是耻于言利的国人如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一切发生和转变的是如此迅速, 我们不禁要问:国民心理普遍性地发生这样截然不同的变化其原因何在?

就可能性而言, 无非有以下两点: (一) 原本就有逐利取巧的习惯和意识, 压抑已久的潜在欲望和传统社会结构性诱因被释放, 于是, 众神狂欢。传统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与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原点“理性人”学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契。儒家学说所认可的实现完满人生的逻辑进路其原点在于个人和家庭, 无论是对于社会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服从均是从家庭关系中类比和推演出来。不过, 必须注意的是, 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使得农民只看到眼前的、暂时的利益, 基本上没有组织性可言。在我们看来, 关键因素在于“私”。“私”不仅为“愚、贫、弱”之根源。更为重要的是, 由“私”出发, 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普遍的、全面的不信任。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中引入市场机制, 就是要以公平的、规范的契约模式, 替换广泛存在于原来社会中各个领域中的以人情、面子、潜规则、权力为主导的行为模式。以此革除社会积弊, 最大化地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那么, 这种转变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对此,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即:虽然我们的政府努力在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倡消费以拉动内需, 但是现在的民众一直不太敢于消费。是否国人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节俭的习惯?当然有这个因素, 但是未必见得是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性思想认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理性人的利益需求, 满足利益需求的渠道是自发自愿的契约和交换行为, 该类行为的日益普遍和固定的结果就是各级各类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壮大, 当各个不同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地调节供给与需求形成的时候, 自由市场经济就展现出其应有的全部特征。在这些特征中, 较为重要的是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律性, 能够自发地维持和再生。这种自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相对于国家干预而言的独立性。即:市场能够自发地调整自身, 国家无需干预过多, 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可。这是斯密的主张, 虽然中间经过凯恩斯的反对, 但是至今仍然为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恪守。二, 相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言, 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所依赖的是理性的、功利的计算和筹划, 在根本的、原初的意义上, 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可以忽略不计。经济行为以及经济制度的形成原因必须到社会因素以外的人的个人理性中去找。

对于第一种经济自律性的解说, 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反驳, 对此, 我们不予多说。本文关注的是对经济自律性的第二种辩解是否成立。

在对以上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分析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该学说的成立建立在三个前提上。 (1) 信息完全供给。 (2) 市场充分竞争。 (3) 行为的完全经济理性化。然而, 当把经济行为放入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后, 发现这三个前提都不可能成立。首先, 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尤其是像社会分工和合作已经将世界范围内的物资资源和人事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现代社会中, 个人通过其亲知亲历所掌握的信息能够拓展的社会空间极其有限。每个人在进行哪怕是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行为时, 自愿或不自愿的都会被镶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编织成的网络中。只有这样, 才能够解决人们不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和个人的信息与知识欠缺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行为的发生和持续进行都是由制度安排和关系设置在个人知识止步的地方做无限延伸形成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信息完全供给不可能, 那么, 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能否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说能否有一个处于社会生活中心的政府将整个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安排, 从而以远远超出个人的知识能力和信息获得渠道来规整经济生活。对此, 有两个方面的反对理由, 一是这已经背离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信条。其二, 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 这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其三, 市场的充分竞争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从可能性来说, 市场充分竞争与否关联到信息能否完全供给。而信息能否完全供给的问题, 正如我们刚刚已经分析的那样, 也是一种理想。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市场充分竞争难以做到。现实中的市场竞争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最后, 我们来看看行为是否可以完全经济理性化。行为的经济理性化意味着人们在作出某项行动时不是以价值追求作为动机, 而是纯粹以成本和效率为考量。问题是脱离价值取向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行为之所以发生, 在于指向某个物质或行为, 达到某个目的, 实现某个愿望。如果在行为中抽离出行为的目的和愿望的话, 且不说如何辨别这是个行为的问题, 行为的效率衡量标准是什么就已经没办法解决。可以这么说, 如果从所有的行为中抽离出价值目的, 那么, 行为的效率标准也会随之消失。

在写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时, 波兰尼使用了一个概念———嵌入, 以此来表达其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如哈耶克) 们的不同看法。在他看来, 自19世纪以前, 人类的经济行为一直都是嵌入更广泛关联着的社会关系之中, 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 经济独立于政治和社会。在该书的一开篇, 波兰尼写到“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 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物质, 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 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5) 因此, 市场只是全部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表现形式的一种, 而同时要注意的是, 全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又是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其中一环。

1985年, 美国人马克·格拉诺维特发表了《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行为者所做的“低度社会化”解释和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对行为者所做的“过度社会化”解释时, 亦提出了被认为是新经济社会学纲领性陈述的“嵌入”理论。对于“嵌入”这个概念, 格拉诺维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 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 他明确表示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不能够离开社会关系而独自存在的。经济行为发生时, 社会关系一定在场。只有在诸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之类的思想实验中, 我们才可以想象出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们的行为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实际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处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编织成的网络中, 这就是“嵌入”概念的内涵。 (6) 该概念已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础思想概括为两个: (1) 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 (2) 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因此, 当我们在分析经济行为的时候, 必须将之还原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去, 像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分析研究在利益驱动下人们的理性博弈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来说远远是不够的。 (7) 对此, 我们必须有宽广的视域。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当下我国社会中信任问题远非一时一事所造成, 这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交织糅合在一起形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社会现象。其间不乏历史性因素之间的陈陈相因, 有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的形塑, 更有权力行使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复杂耦合与冲突, 社会转型时期众多因素的不确定不可忽视, 当然, 社会个体的理性计算和利益博弈也会掺杂其中。当这一切集中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并同时发生作用时, 简单的因果关联就变得复杂而隐晦。因此, 对于当下我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原因分析, 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

摘要：对于维系一个健康而有效率的社会而言, 信任不可或缺。但当下我国社会中一些领域和主体间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对此, 首要的任务是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信任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但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其特定的原因。现今我国社会中的不信任状况的形成是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和运作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社会信任,传统文化,政治权力运作,社会管理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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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M].胡位均译, 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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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伟民, 梁玉成.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J].社会学研究, 2002, (3) .

[5]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6]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 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社会信任 篇9

在此次调查中, 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 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从行业和部门来看, 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 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 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 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 还有一些质疑, 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 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快递来了不敢开门, 查水表的不让进屋, 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 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 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 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质期绝不会轻易埋单……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串过门儿了, 上一次街里街坊一起分享美食是在什么时候, 如果不是几次夜里被刺耳的脚步声吵醒, 你又怎么有兴趣知道楼上住了六七年的邻居是谁?

2009年,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把食品企业的诚信缺失推向极致, 接下来不断曝光的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毫无信任可言。2011年, “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慈善”两个字的神圣光环也日渐消散。近年来, 让公众频频质疑的还有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行为透明度不高, 比如财务收支、公车数量等。

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 社会氛围就会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蓝皮书指出, “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 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 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 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 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 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 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 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 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 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 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 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 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在王俊秀看来,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 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缘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价值观念多元的背后也存在着另一个突出的问题, 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的缺乏。“如果社会无法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 没有每个社会成员都遵守的核心价值, 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 社会就会没有底线, 社会的互信无法实现, 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王俊秀说。

“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 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 我们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 要看到社会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的信任风险提高了。”王俊秀认为, 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 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 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在人们道德和诚信严重缺失的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在一些专家看来, 要想挽回社会诚信, 必须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执法, 提高违法成本。在西方社会, 维系诚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 而在中国, 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 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 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 要加强监管, 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 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 应该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 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 社会监督完善了, 公信力自然也就加强了。

中国社会信任度现状及对策研究 篇10

关键词：社会信任度,影响因素,对策

信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存在, 是建设社会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学》中, 齐美尔指出:“信赖是在社会之内的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对个体行动者来讲, 信任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可靠的假设, 这种假设足以作为保障把实际的行为建立在此之上。”可见无论在社会层面, 还是在个体层面, 信任都彰显出了它的重要性。

中国一直以来都提倡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高度社会信任体系的建设与健全。特别是当下中国社会可能出现信任下降的时候, 更加需要提高社会信任度。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主要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两个方面来构建, 具体表现为人际信任以及个体对重要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信任, 如对政府的信任、对企业的信任等等。研究中国当下社会信任度现状, 对其形成的原因分析并找出相对应的决策, 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社会信任度现状分析

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布的《中国心态蓝皮书》中显示, 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数在2012年进一步下滑, 社会的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分只有59.7分, 已经跌破60分的及格底线。

蓝皮书指出, 中国当下的社会总体信任度一再下降,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在不断扩大。超过半数的人都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不值得相信的, 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不相信陌生人。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也在不断加深, 主要表现为医患关系、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商民关系等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同样在不同的阶层、群体之间也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从而导致各种社会冲突的增加。

“小悦悦事件”中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郭美美炫富”引爆红会信任危机, “雷政富不雅视频”牵出的官员腐败与丑陋, “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 “校长带女童开房”极度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种种社会畸形事件一次一次挑战着中国社会信任度的构建。以至于社会上谣言泛滥, 民众之间、民众与社会重要机构之间相维系的关系不断遭到破坏, 相互信任度淡薄。甚至出现刘翔奥运会摔倒是否造假, 击毙周克华是否属实, 中国妈妈海外奶粉抢购战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蓝皮书认为, 接连发生的社会性事件会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 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愤怒、怨恨、敌意等社会负面情绪与大众需求得不到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都有着密切关系。

二、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信任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 自然受到多重因素的作用并对经济、社会、系统等产生影响。中国社会的高信任指数的构建, 需要找出各种影响因素。

1. 政府行为。

第一, 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群众对社会的信任指数。政府的行为如果可以满足民众的预期, 民众的信任度就会增加, 反之, 不能满足民众预期的政府就很难取得人们的信任。具体表现为民众对政府实体机构的信任;对制度系统及特定制度环境的信任。近年来, 随着很多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发生, 许多地方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信任度受到威胁。“山东地下水污染事件”、“城管打人事件”、“校车安全事件”、“暴雨城市下水管事件”等一系列危害人民切身利益与人身安全的事件引发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执政能力的怀疑。特别是“从政府层面看, 公信力受损尤为严重”。另外, 中国政府正处于转型期, 各种制度变革与发展也受到极大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制度创新中政府“意愿供给”与“实际供给”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政府制度供给往往是“危机型供给”, 只有等问题引发了严重过后果, 才匆忙出台补救措施。而这种状况造成了制度质量低下、缺乏严谨的制度设计和周全的研讨论证, 于是新的问题必将潜伏其中。第二, 政府的廉洁程度, 政府的信誉以及形象都是影响民众对其信任度的重要砝码。一个清廉的政府能够有效、公正的服务于民众, 而一个腐败的政府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是无法估计的。如戈尔 (Gire) 所指出的, “腐败是任何社会最危险的社会疾病。这是因为腐败像一种致命的病毒, 攻击有利于社会进步功能的重大结构, 因而使社会生存面临巨大危险。”目前腐败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及领域已经严重恶化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破坏了社会安全性。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这些现象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让广大百姓深恶痛绝, 现在反而愈演愈烈。最近网上多起贪官被“小三”揭发的丑陋事件让人们都大跌眼镜, 贪污腐败已经严重到需要通过这样不寻常的方式才能揭发出来。这些事件都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导致民众对政府行政人员的不信任, 在这种状况下谣言很容易扩散、传播, 造成社会信任度更大的伤害。

2. 社会主流价值观。

社会转型必然带来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 而文化在各方面的变迁并不一致。一般而论, 物质文化总是快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 这种不同步造成的文化不平衡也会影响向社会信任。

3. 主观社会流动。

《人民论坛》杂志社在新浪网进行的“公众公平感调查”, 共有6 227人参加。结果显示, 有72%的人认为, 中国社会不公, 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大。有96%的人认为, 社会不公的根源是权力不受约束造成的。调查显示, 对于改善社会公平现状的建议,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73%的人认为, 应进一步约束和规范官员的行为, 68%的人认为, 国家应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60%的人认为, 政府应加大对弱势人群的扶持。

三、构建社会信任度的对策

1. 提升公民道德素养。

在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同步、公民道德素养不高、人们之间缺乏信任的环境下, 切实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就显得尤其重要。 (1) 提升公民道德素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学校、社区、企业、公司、社团都应积极参与进来。 (2) 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要更好地发挥舆论宣传的正面引导作用, 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优势, 宣扬高尚的道德情操、鞭笞假丑恶的各种社会现象。 (3) 加强机制创新提升公民道德素养, 对于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行为通过制度进行严肃处理, 发挥制度的警示作用。 (4) 完善外部保障机制, 综合利用政策、法律、行政、舆论等各种手段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2. 增强企业监管力度。

提高企业公信力需要从企业自律和政府监管两方面入手。 (1) 企业自律要先从企业管理者入手, 提高企业管理者的道德感、责任感是一项长期的教导过程, 企业应该定期给各部门管理者学习考核, 提高他们自身的道德素养。另外企业的管理制度应该严谨无漏洞, 让“腐败”、“造假”无机可寻。最后,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让企业从上至下, 从管理者到员工都贯穿着健康、向上、良心、奉献的主题。 (2) 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第一、要改善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度, 就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监督办法;第二, 要走出企业公信力低下的困境, 就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让违规的企业和个人付出严重的代价, 使法律法规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

3. 政府。

第一, 政府应当执政为民, 把民众的利益、得失放于执政的首位,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政绩”, 劳民伤财、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不可取的。积极为民做实事、做好事、做有用的事。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树立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仆形象。第二, 各级政府及部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加强信用法规建设, 加大失信惩罚力度, 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第三, 推进行政改革的科学化、实效化。例如当下讨论激烈的养老保险、延迟退休等改制, 应当科学全面的分析与决策, 使改制后的养老退休制度更加符合民众的利益, 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第四, 加强政风建设, 加大对公务员的行政监督。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加大行政、审计监督, 努力建设一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公务员队伍。

4. 媒体。

我们的社会信任是否出了问题 篇11

首先,与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才短短三十余年,肯定很多东西转不过弯来。在过去,社会责任是以集体主义、政治教育来约束的,但现在这些已不管用了。

其次,目前整个社会高度追求个人利益,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道德、法律的约束,诚信没有得到表彰,欺骗没有受到惩罚。这导致一些人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即只要达到目的,就是成功的。

再者,教育是很大的问题。从家庭开始,父母对孩子没有灌输正确的秩序概念。一些小孩子当街耍坏,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被认为是有出息的孩子。说实话,现在有多少家长真正把精力放在教育孩子的道德情感上?不是说都是这些家长的错,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正直的好人,但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你处处守规矩的话,可能永远吃亏、被别人领先;而从幼儿园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也没纠正,反而更糟糕。教育强调的基本是一些高尚的理想、目标,是些很空的东西。在很多国家,包括东亚国家,对儿童的教育是很重视的,从幼儿园开始培养他们的人格,不说假话、不做坏事、不伤害别人——真正的教育是把好的品德贯穿到每个孩子的言行之中,而不是喊大口号。

从外面宏观地来看中国整体,是相当有秩序的,整个发展目标是一步一步走的;但微观地看,有些方面一团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秩序的是交通,在中国,很少人愿意遵守交通秩序,因为守秩序你可能就过不了马路。其他的也一样,你想要创造财富,完全按着程序走,基本很难实现。个人是这样,企业、政府也是这样,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已完全错误了。现在真正诚实的人,总会被认为是傻瓜,经常听到有人说“老外真的很笨,这个事情这么做多好,非得按规矩程序走”。想起当年我刚到新加坡时,坐同事的车下班。停车场的进出口是分开的,夜里下班时一般没车进入了,从进口出去会更近,但同事说该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绝不可以抄捷径。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抄捷径的人太多了。

一些人说我们的社会没有规定,其实恰好相反,有很多,只是人们都不遵守,因为不信任。现在造假太多了,国家的文书、文凭,甚至连身份证都可以造假。过去30年政府的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不够重视治理社会本身。比如人们都说“致富是光荣的”,但怎样致富没有说,致富的手段也缺乏约束和规范;政府也是注重发展GDP,缺乏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所以到现在,像诚实、遵纪这些最基本的、小孩子都懂的个人修养,还要从头教起。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想要治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另一方面,有些人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做的事情又与老百姓的期望不一样,这是一种最坏的提倡。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表面上是很有信任感的,比如“文革”时期,很多人相信政府组织,但那是通过高压政策和宣传灌输给人们的,是一种“伪信任”。实际上,当时朋友之间甚至夫妻之间都是相互怀疑的。人为培养出来的信任是不长久的,旧体制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假的信任关系就会破裂。所以说在共和国初期,社会的信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随着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社会的管理者如果没有把这个当作重要问题,对不守秩序、不诚实的人还是不惩罚、不采取措施、得过且过的话,拖到最后可能是现有秩序整个被打乱,只能重新组织,这样的话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太大了。过去老百姓找政府不行,就找法院,找法院不行,就找媒体,媒体是他最后一个希望,但现在有些民众连媒体都不相信了。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说假话反而得到鼓励,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人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经济发展,认为随着人们富裕起来,社会不诚信的问题就会自动消解。但实际上,富人可能是欺骗最多的,钱的来源也可能更不明朗,甚至一些人还能左右政策为之服务。当然,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更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但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的穷人那么多。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穷或富,而在于社会有没有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富人也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说到底,测量社会正义的尺子是法律,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可以超越法律,因为某些集团、某些人权力太大,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既然有人可以超越法律,那么其他的人、其他的组织也会去通过一些方式,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得到法律的宽恕。

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政府有很大的功劳,但一些百姓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利益后,反而觉得政府不可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其实做了很多成功的、让大家得益的事,但一些百姓不认为这是你的成绩,还认为你从中得到了很多利益。问题的根本在于订立社会契约——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的双方力量不均等,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缺乏制约政府权力和惩罚政府违约的能力。所以政府违约的现象颇多,比如暴力拆迁等,虽都是些个案,但累积太多,最终导致有人不再相信政府。

不仅百姓不相信管理者,管理者也不相信百姓。我有一次银行存折丢了,去银行补办,却不能马上办好。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开的账户,然后是亲自拿着自己的证件去报失,把丢的东西补回来,这很简单,但就是做不到,因为银行不相信你。名义上是为你好,实际上是把所有人都当骗子。于是就有人说:银行不相信我们,那我们也不要相信银行了。如果这样,双方的信任就破裂了。但问题在于,银行可以不信任你,但你要信任银行——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信任。我们的体制也是这样,体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求人们对它诚实,但对被管理的人,却总是怀疑、不信任的,所以代办一切,而且在一些方面限制人民。

这种互不信任有三个后果,一是使得社会本身缺乏凝聚力。大灾大难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因人性的同情心而团结在一起,但灾难过后,一切又会恢复常态。二是会拖慢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不只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健康成长。现在整个社会都有病,为什么有人去幼儿园杀小孩?除了一些精神真的出了问题的人,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什么都不信了,不相信通过向有关机构投诉、向社会组织反映可以解决问题,才走极端。三是如果一切都由政府代办,社会秩序很难变得很好,不至于很乱是它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但如果人们一直生活在无序的状态下,最终很可能变成低等民族,因为素质很难提高。衡量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守秩序,任何社会都一样。

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主要力量是媒体,如果媒体能说真话,促使政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可以减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另一个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缓冲作用的社会组织,但目前这种力量太弱了;第三是知识界,知识界本来应该做表率的,但现在它也是一团糟,弄虚作假的很多。有人希望靠几篇文章、几个呼吁就能改变社会,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几十年来这样的呼吁、文章还少吗?管用吗?知识分子不是管理者,没多少权力或资源,所谓改变社會的责任,不可能都依靠知识分子。一个教授带几十个学生,能够去影响他们成为守秩序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当然,能影响公众就更好,但很多老师本身就没做好榜样。

重建社会的信任,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要予人们一种信任感,现在最大的危机是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政府需要诚实,如果承诺要做某一件事,即使最后做不到,也要向民众作出交待和检讨。所谓的政绩不是空的,而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诚实地面对老百姓,履行对老百姓的承诺。

现在中国已走到一个拐点,接下来应更侧重法治的发展。有人提出兴国学、儒学,希图以此影响人们的修养和心灵,这在学术层面探讨可以,但以孔孟之道治国,恐怕与现代社会相距太远了。精神、道德上的呼吁往往是虚的,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是法制,即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循规蹈矩。

当然,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东西,即所谓榜样。过去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也不一定是无穷,但它的力量确实很大,只可惜当前缺少适合大家模仿的榜样。但这个榜样不是特意树立起来的,不是焦裕禄、雷锋,不可能社会中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工作和生活。真正的榜样不是某个人,而是无数的管理者、教师、家长等;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地做好自己的事——做官员的服务好人民,做教师的教好学生,做父亲的照顾好孩子。每个人都做榜样,大家也不再需要榜样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社会信任 篇12

一、当前诚信建设存在问题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重承诺、守信义、以诚立业、以信取人的传统美德。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 失信行为四处滋生。说假话、考试作弊、买卖假证、学术造假、借钱不还、喝牛奶喝出三聚氰胺、买家具买到假进口的“达芬奇”、连捐款都可能落入“郭美美”们的腰包, 领导干部中也存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搞形象工程等现象。祖先们留下的这笔精神财富似乎在这个时代沦落, 公众不得不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身边的人事物, 信任危机不断蔓延———谈“食品安全”即色变, 对发布的至关重要经济数据抱以怀疑、投放贷款不得不依赖资产抵押、对听闻到的“事实”质疑不断、对别人许的承诺掂量又掂量、对部分地区政府的公共形象评价负面……这无疑对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造成极大地冲击, 长此以往, 必将危及到实体经济的健康、社会的和谐。

二、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建议

重振公众信心, 缓解这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可能还需从根本上改进, 从质上提升, 多方协同努力, 构建“诚”的观念体系与“信”的行为体系。

(一) 基础:注重个人信用理念塑造

个人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元素, 亦是社会诚信建设的中坚力量, 其诚信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社会的诚信水平。加强社会诚信建设, 应从个人抓起。首先, 注重从小教育培养。日本是一个可借鉴的范例。日本整个社会基本以诚信为本, 实现的基础是良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 日本就非常重视诚信教育, 说假话被认为是最大的耻辱, 家长也很配合学校的教育, 不许孩子说假话, 这种教育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 说假话、造假数被认为是最大的问题, 影响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可见, 诚信理念要深入人心, 个人成长、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应注入诚信内容。其次, 注重舆论引导, 促进信用理念根植。守信之人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便利, 如贷款审批时间更短、向亲友邻里求助很快得到回应、为自己的企业赢得更多发展机会等。因而, 信用对市场经济主体来说即是一笔财富, 但这笔财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 需要慢慢积累。同时, 随着人类道德底线屡受冲击, 越来越多的机构、组织、人员采取抵制措施, 让失信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在市场经济中, 应向个人灌输以上信用财富及失信成本观念, 引导其牢固树立诚信理念, 规范自身行为, 珍爱每一次信用活动。具体舆论引导措施, 可采取如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单位、学校、社区、村镇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形式进行诚信观的宣传教育, 使诚实守信深入人心;根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制定《公民诚信行为守则》, 建立诚信制度, 规范民众行为;有意识地宣传和推广一批诚信及失信典型, 搞好示范和警示, 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气。

(二) 主体:强化“三位一体”建设

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司法诚信“三位一体”构成社会诚信的核心内容。以政务诚信为先导、商务诚信为重点、司法诚信为保障的诚信体系建设, 推动整个社会诚信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政务诚信建设, 一是在于执行力建设, 完善首问责任、限时办结、一次告知、专项督查等服务机制, 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二是推进党务公开, 以政务网站、公开栏、新闻媒体等为载体, 畅通群众了解政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的渠道, 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开操作, 提高政务透明度;三是避免执法不公,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导致的司法不公是对政府形象的最大损害;四是规避政策多变, 出台政策前要科学论证, 避免政策行为多变导致的市场主体预期和行为短期化。

商务诚信建设, 注重两环节。一是引导市场中的商业活动主体以法为纲、守法经营, 在信贷、纳税、履行合同等方面讲究诚信, 维护自由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优化外部信用环境;二是引导商业活动主体以确保质量安全、防范失信风险为重点, 健全信用管理体系, 着重在原料采购、产品质量、流通销售、用户投诉、债权债务管理等环节健全信用管理制度, 强化内部信用管理。对于司法诚信建设的重点, 一是要严格执法, 完善程序公开、评议考核、执法投诉、过错问责等监督措施, 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二是要公正执法, 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依据, 严格履行受理立案、案件查处、诉讼审理等程序, 加强法律中介服务;三是要加强社会管理, 落实领导干部公开接访、下访制度, 健全定期排查、分级负责和联动调处机制, 以诚信理念抓管理。

(三) 关键:推进征信业长效发展

征信业是市场经济中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 其在促进信用经济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中国征信业发展起步晚, 基础薄弱, 对诚信社会建设而言, 我国征信业发展任重而道远。首先, 法规制度待健全。2013年出台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对我国征信业发展来说无疑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其提供了一个法律制约大框架, 解决了我国征信业发展中无法可依的问题。但对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而言,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社会主体在金融、经济、社会领域的信用信息采集、共享、评级、应用、监管, 评信机构培育与管理、跨境征信交流与合作等法规体系尚待健全。其次, 基础工作———信息系统建设需深入推进。国外以诚信为本理念的形成, 受益于该国完善的征信体系, 连续、完整、可持续性地记录着每个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目前国内主要依托全国统一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各职能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记录法人、自然人的信用行为, 但存在主体覆盖面不广、信息不全、共享程度低等问题。我国征信系统的建设, 急需从信贷领域逐步扩展到整个金融领域, 并延伸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 在多方共建共享的基础上, 为每个经济主体建立真实、完整、连续的信用档案。再次, 私营征信亟待培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信用是一种商品, 多由独立的私营评信机构从银行、政府机构、保险公司、商家等多种渠道收集原始信息以及与信用相关的交易信息, 加工、分析生成信用产品, 然后出售给市场的需求者, 信用记录会被传播到社会每个角落, 成为制约失信行为的有效工具。国内评信行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征信业的发展急需从制度和政策上扶持评信机构设立、成长, 使其成为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共征信的有效补充。

(四) 保障:推动联动奖惩机制建立

丹麦多次被权威机构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这与丹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和信用体系密不可分, 其中机制之一是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在丹麦, 社会信用记录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价值表现在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有负面信用记录者, 处处受到制约, 想办任何事都非常困难。严厉的失信惩罚机制有效地制约了违信行为的发生, 让社会信用体系发挥到最大作用。可见, 只有一个能让公众对交易对手信用状况充分了解的信息共享机制及失信者处处受限的惩罚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前失信行为四处滋生, 信用奖惩机制不完善是诱因之一, 因其加大了失信者投机成功的概率, 抑制了诚信者的积极性。为促进诚信社会建设, 建立行政性、司法性、市场性以及通过信用信息的广泛传播形成的社会性联动奖励和惩罚机制势在必行, 以提高失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失信成本, 强化良好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基础。

(五) 提升:加强信用文化培育

信用文化与法律规章、惩戒约束不同的是, 此是一种软环境的塑造, 形成过程是渐进的, 引导人们自觉做到诚信守信, 并以此为荣, 其对整个社会诚信建设极具促进作用。从诚信行为主体看, 信用文化的培育涉及到政府、企业、民众诚信文化的全面推进。

政府部门作为征信建设的先导者、示范者, 需要做到政策的连续性、透明性、公平公正性和践诺能力, 而公务员作为政府诚信文化的具体载体, 应严格践行政策的公正、透明性, 规范自身行为, 塑造好政府代表的形象。企业诚信文化的塑造, 关键在于公司声誉、产品、社会责任等方面做到不失信于民, 除健全规章制度, 企业高管的信用管理理念形成也是关键。而员工作为企业的主体, 对其加强信用教育也非常重要, 如此才可强化员工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 使企业信用文化建设落到实处。民众诚信文化是形成社会诚信文化的基础, 只有民众真正做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才会使整个社会诚信建设有质的飞跃。民众诚信文化建设的突破点在于社会各环节活动的教育引导及奖惩机制的建立贯彻。

摘要：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同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当前失信行为四处滋生、公众信任危机蔓延之际, 应基于理念塑造、行为规范、制度引导、机制约束、文化培育“五举措”加强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关键词：诚信建设,信任危机,建议

参考文献

[1]陈若莉.我国社会诚信建设路径浅探[J].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7 (12) .

[2]唐红丽.失信事件频发呼吁诚信社会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