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论文

人际信任论文（通用11篇）

人际信任论文 篇1

一、绪论

信任使群体成员保持良好的心境,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罗特尔对人际信任的研究表明,个体人际信任的形成取决于父母、教师、同伴等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对诺言是信守还是违背的现实行为和态度。父母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采取的信任态度和信任措施,直接影响着幼儿的人际信任观念和人际信任水平。而处于5～7岁阶段的幼儿是人际信任开始建立的关键时期,所以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二、对象与方法

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分为父亲信任问卷和母亲信任问卷)。对家长发放问卷53份,回收50份。

儿童信任实验法是笔者对幼儿进行了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的实验。实验采用故事访谈的形式进行,为儿童创设一个和陌生小朋友分巧克力和送出巧克力的情景。在分巧克力实验中,要求被试从两种分法中进行选择(由教师分或由陌生小朋友分),选择由小朋友分表明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分巧克力实验中请被试选择送给陌生小朋友巧克力的数量,并预期小朋友返还巧克力的数量。送出及返还巧克力数量越多表明被试的信任水平越高。每个实验情景中,除了“陌生小朋友”外,还让被试评价信任对象为“同年级同学”“同班同学”“好朋友”时的选择。

2.研究对象。在50名幼儿中,男孩28人,女孩22人,分别占56%和44%。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5人,占30%,本科及以上有35人,占70%。母亲学历在本科以下有16人,占32%,本科以上34人,占68%。

三、结果

(一)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 幼儿人际信任基本情况。

在对幼儿选择分巧克力的方式进行统计后,发现在老师和陌生小朋友中,37个选择让老师分,13个让陌生小朋友分,它们分别占总数的74%和26%。在老师和同年级小朋友中,62%的小朋友选择老师,38%选择同年级的小朋友;在老师和同班小朋友及老师和好朋友中选择老师的百分比分别为38%和14%。

笔者得出:在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的小朋友和老师中,幼儿更多地选择让老师分。在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中,幼儿会更多地选择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

为了检验被试对陌生小朋友等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别,又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得到P<0.05,差异显著,表明大班幼儿在面对四种不同的对象时,选择分巧克力的方法会有不同。所以说,他们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这也充分说明幼儿对人的熟悉程度越高,相对来说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进行统计后发现在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中,幼儿送出1块巧克力的人数最多,分别为28人和26人,都占总人数的52%,认为他们会返还给自己最多的也是1块,人数分别为20人和21人,占40%和42%;幼儿选择送给同小朋友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3人,占46%,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为2块,总人数为20人,占40%;送给好朋友3块的人最多,有26人,占24%,认为会返还的最多数量也是3块,有14人,占28%。

由上述的分析看出,幼儿送给好朋友巧克力最多,人数也最多,按送和返还数量的多少依次为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幼儿对四类对象的信任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好朋友、同班小朋友、同年级小朋友、陌生小朋友。

从以上两个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大班幼儿对人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的。

2. 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1)幼儿性别与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

分巧克力方法选择和送巧克力实验的性别差异。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针对陌生的小朋友,82.1%的男孩会选择方法1,只有63.6%的女孩会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小朋友时64.3%的男孩选择方法1,59.1%的女孩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年级的小朋友,42.9%的男孩选择方法1,31.8%女孩选择方法1。所以看来,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在对送巧克力给陌生小朋友实验进行组统计后得出,男孩送巧克力的平均数是0.89,要比女孩的平均数0.82高,在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的平均数女孩(1.00)又比男孩(0.86)高。这说明相对于女孩子,男孩子对外界不够信任。

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送巧克力p=0.321和返还巧克力p=-0.640,所以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在分析另外三个对象送巧克力和返还巧克力的数量的平均值后得出,送巧克力的平均数和期望返还巧克力数量中女孩的总是比女孩的平均数高,笔者认为,女孩子又对外人抱有比男孩子更多的信任。为了检验他们的显著性,笔者又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也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2)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发现,在分巧克力实验中,面对老师和陌生的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孩子人数最多,共有37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有28人,占80%;在面对同年级小朋友时,选择方法1的也最多,有31人,其中父亲是本科以上的有21人,占60%;是同班小朋友和好朋友时,选择方法2的孩子比较多,总共有31人和43人,其中本科以上的有20人和29人占60%和82.9%。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父亲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小朋友在针对陌生小朋友和同年级小朋友会更多地选择方法1,在针对同班小朋友时会更多选择方法2。这个结果和幼儿不受父亲学历影响的统计结果一致。母亲的分析和父亲的分析结果一致。从上面数据可以分析出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在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p>0.05,结果不显著。

在对同年级、同班同学和好朋友结果用同样统计方法检验,但结果都不显著。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

在对送巧克力实验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也进行同样方法进行分析和检验,结果也是和分巧克力的结果一致,说明父母受教育水平并未影响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

(二)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父亲和母亲信任教育得分最高是3.67。父亲信任教育得分最低为1.61,而母亲则为2.00。相比较父亲而言,母亲的得分相对较高;在信任教育得分的众数上,父亲为2.67,母亲为3.00;得分大于3.00的,母亲的人数也比父亲人数多,就是说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

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教育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这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

2. 父母信任教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对父母年龄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进行了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看到在这些因素中,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母亲,给孩子提供的信任教育越多。

(三)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1. 分巧克力实验。

在对父母信任教育和分巧克力方法的选择进行分析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幼儿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对分巧克力方法对信任教育的T检验后,发现p>0.05,即父母的信任教育对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见表3:

2. 送巧克力对信任教育的相关。

在对幼儿送巧克力和父母的信任教育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对象为同年级小朋友时,期望返还巧克力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

四、分析与讨论

1.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基本情况。

(1)幼儿人际信任实验结果。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四种不同对象采用方法的差异显著。即大班幼儿的信任水平是受信任对象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和李伟民等的研究结果相似,李伟民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既受双方之间所存在的血缘家族关系的影响制约,同时也为双方之间所形成的亲近密切的交往和情感所影响,即“远亲不如近邻”,因而亲密朋友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而且是比一般亲属更多的信任。

(2)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差异性。在分巧克力中,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男孩比女孩更多地选择方法1。也就是说,相比较女孩来说,男孩对外界不够信任。

这个结果与郑信军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没有性别差异一致。在中国,父母对男孩子的要求相对比女孩子要高,在人际信任方面也是。

在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发现,在分巧克力和送巧克力实验中,父母的学历没有影响幼儿方法的选择,进行卡方检验后也发现没有显著性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幼儿方法的选择没有受到父母学历的影响。

2.父母信任教育水平和影响因素。

母亲信任教育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母亲比父亲更多教育孩子周边环境是可信的。说明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较少提及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让孩子感觉到环境相对值得信任。这可能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以及社会中都比父亲承担了更少的压力和社会责任,他们所接触的也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对外界会更加信任一些。

在影响因素上除了母亲年龄之外其他都没有显著地影响到父母的信任教育水平。

3.幼儿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

在分析儿童信任水平和父母信任教育的关系后发现,选择让陌生人分巧克力的儿童其父母的信任教育得分均高于选择让老师分的。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教育可能影响儿童对陌生小朋友的信任水平。

综合以上方面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父母信任教育与大班幼儿的人际信任水平的相关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完全忽略父母信任教育对幼儿的一定影响。因此不能忽视家庭、幼儿园等因素对幼儿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作用。

五、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论,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亲子间的信任水平高,自然就会影响到孩子对除父母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但是这个研究中幼儿人际信任与父母信任教育没有相关性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样本容量不足,不能保证分组分析时每组样本数多于30个。所以扩大样本容量,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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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信任论文 篇2

——以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为例

摘要

人际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托付，对彼此抱有稳定安全感的心理现象。

此项研究共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调查，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调查，对350名研究对象进行测量，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现状；第二部分为访谈研究，根据问卷调查的得分情况，选取研究对象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分别对其进行访谈，以具体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等；第三部分为对策分析和研究趋向，依据调查结果和相关研究文献对于技校生人际信任这一客体提出科学发展思路。

研究的结果显示：

关键词：技校生 广州 人际信任 对策

引言

技校学生大多处于十四至十九岁，处于这一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程度已经接近成年人，但心智水平尚待进一步发展。对于进入技校的学生，身处同龄优秀学生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不免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压力，加上学生在人际交往间的不适应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困惑，间离学生间的心理和身体距离，导致学生之间缺乏人际交流和信任。这就使学生们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如果不加以积极的调节、引导，极有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心理疾病，例如孤僻症，继而对其正常的学业及生活等造成负面作用，影响其健康成长。

此项研究正是关注了技校学生在人际信任方面的障碍，旨在通过实证调查剖析造成这种障碍的社会和个人原因。调查对象为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初中毕业起点三年制中级班5个班、高中毕业起点三年制高级班5个班的在校学生。

本研究主要通过借助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软件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相关理论分析，探解技校学生之间人际信任的现状，再对部分较为典型的学生进行访谈调查以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然后基于这些研究材料对这一课题进行教育对策研究，尤其是技校德育素养课程这一方式。

1.人际信任的文献综述

1.1人际信任的概念

在对信任的理论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主要有：社会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个人层面。在社会层面中，对信任问题做出专门论述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在其著作《信任》一书中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对信任做出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信任(Trust)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在他看来，信任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自齐美尔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一批心理学家开始进行了人际信任的实验研究。最早是在1958 年，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多依奇)的著名囚徒困境实验，从人际关系的层面得出：信任其实是对情境的一种反应，它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个人行为，信任双方的信任程度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另外，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发生所具有的信任,是指他期待这件事的出现并会相应地采取一种行为，如果这种行为的结果与他的预期相反，则会给个人带来负面心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远远大于与预期相符时带来的正面心理影响。多依奇的这项研究，开创了心理学人际信任研究的先河，被视为人际信任的经典研究之一。

在个人层面中,国外对人际信任的观点有：(1)信任是个体对另外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Rotter ,1967)。(2)信任是个体所有的一种构成其个人特质之一部分的信念，认为一般人都是有诚意善良及信任别人(Wrightman ,1992)。(3)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付之弱点的信心(Sabel ,1993)。(4)信任可有选择相信他人的合作行为来显示(Deutsch ,197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Rotter 和Wightman 的定义把信任看作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信念，Rotter 的定义只提到对他人言行的信任，Wrighsman 涉及到对他人的动机和人格的信任，Sabel 的定义则反应了信任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的特点，Deutsch 则把信任行为等同于合作行为，这一点虽然受到不少的批评，但从行为层面来看，他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出路。随着人们对人际信任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国内有关人际信任的研究日益增加。目前国内对人际信任的观点如下：(1)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双方能够履行他所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用日常用语来说就是放心，不用提心吊胆，担心对方会不会照自己所期望的、所托付而为自己做事，在这一概念中人际信任被视为是一个存在于两人之间的概念。因此用两人关系作为研究信任的单位(杨中芳、彭泗情, 1999)。(2)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竞争或合作”的不确定的条件下，预期另外一方对自己做出的合作行为的心理期待(张建新、张妙清,2000)。综上可见，目前对于人际信任的概念的界定尚未完全统一，这主要是中西方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对人际信任进行研究。

1.2人际信任的基本类型和特点

社会心理学家韦伯将信任分为两类：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trust)和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特殊信任的对象只包括有血缘或裙带关系的人，普遍信任的对象则扩展至相同信仰的所有人。列维斯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信任问题，认为信任必须被视为一个集体单位所特有的而非单独的个体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概念，并提出信任有认知的、情感的及行为的三个纬度。Barber 将信任视为一种通过社会交往所习得和确定的预期。将信任分为3 类:“最一般性的一种预期是对自然的及道德的社会秩序能坚持并履行的信心。第二种信任是相信对那些有人际关系及社会制度角色往来的人能够有称职的表现的信心。第三种则是预期那些与自己往来的人能彻底承担他所被托付的责任及义务，也就是在必要时能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还有的研究者从信任的结构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是对维持社会信任机制的信任,存在于个体行动者与系统，也有学者称为系统信任。人际信任是指向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具有技术能力和信用责任的期望。我国学者彭泗清通过“关系-信任模型”，并把信任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后来又进一步把情感性信任具体为：基于既有关系所蕴含的“虚情”或“应有之情”的信任，基于性格相投的信任,基于情感相融的信任,以及基于一体感的信任。我国学者王昭光、刘欣在其学术论文《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中，以信任作为自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信任的四种类型，即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以及社会的信任，并分析了他们的不同强度以及分布情况。人际信任具有脆弱性。也就是说，建立信任不容易，但是破坏信任却比较的容易，这主要与个体的认知判断状况有关。在人们的认知判断体系中，当人们综合破坏信任和巩固信任的信息时，往往对负面信息有深刻的印象，而正面的信息所占比例较小。对人的不信任的态度有:对他人缺乏信心：认为他人不是真正的关心别人的利益，他人具有敌意。怀疑则是不信任态度的核心认知成分，是一种总以对抗性、负面的假设方式评估他人行为动机的心理状态。

1.3人际信任的相关理论研究

1、认识发生论

Erikson、吉登斯等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研究信任产生的过程，他们认为人的信任来源于儿童早期的经验，主要是婴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婴儿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看护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婴儿心理发展过程，如果婴儿受到看护人的定期良好的照顾，就会逐渐在婴儿心中形成一种对于秩序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信任，如果婴儿得不到看护人的精心照料，那么他(她不可能获得安全需求的满足，可能经常会处于恐惧与不安中，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孤僻，不会太信任人。婴儿时期形成的信任是一种基本信任，这种基本信任是他(她)以后所有形式信任的基础。

2、文化决定论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际信任是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信任不能单纯的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来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信任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基于文化道德规范，是文化道德规范的产物，任何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文化密码，信任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具有遗传的特点，在不同的文化道德规范环境下，其信任模式与程度是不同的。

3、道德基础论

该理论认为信任可以划分为两类：对熟人的信任是“策略性信任”即在以往的交往基础上的习惯性、仪式化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任，即使偶尔吃过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任感[9]。

1.4人际信任与相关变量研究

人际信任在国内虽说起步很晚，但是己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各研究学者分别对人际信任与相关变量进行了分析。目前研究取向主要有两大类:人际信任的前因变量角度和后果变量角度，前因变量包括心理控制源、养育方式、人格特征、依恋、信仰状况;后果变量包括进行主要有:自尊、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孤独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亲社会行为等。刘金平、郭志峰分别对河南和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与人际信任进行相关研究[10，11]，结果表明，大学生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且内控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性。伍业光等认为积极父母养育方式(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而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使子女人际信任降低，更多地产生自私自利，爱占便宜，互帮互助良好品质下降[12]；苏巧荣认为子女的人际信任与母亲的拒绝、否认型养育方式呈负相关[13]。戚少枫调查了西安高职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情况，发现情绪稳定性、精神质等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14]；伍明辉等对广西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显示，外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低，内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高;而神经质、精神质人格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人格特征的稳定发展可以增强人际信任水平[15]。张咏梅对青少年依恋与人际信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同伴、母亲和父亲的依恋质量均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其中同伴依恋具有更好的预测力[16]。李雪峰认为社会信仰越高，人际信任越高，而金钱崇拜越强烈，人际信任越低[17]。李靖等对北京大学生调查，发现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比较主动、自信，更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18]。‘龚艺华对河南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与自我价值感呈显著正相关[19]；陈有国等认为社会取向自我人际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20]。吕锋等认为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21]，而杨静等发现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2]。韦耀阳认为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呈正相关，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原因[23]；马蔚蔚认为个体可以预知他的同伴的行为，可以依赖、信赖他的同伴时，他就不容易感到孤独。田可新等认为人际信任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戚少枫认为高职学生问题解决应对方式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相关，胡荣等认为老年人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24]。黄勤锦对服刑人员自我效能感与人际信任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自我效能在人际信任水平上差异不显著[25]；王丽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人际信任度高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26]。

1.5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和研究进展

影响信任行为的有个人因素和人际因素，中西方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有一致的地方，也不同之处。一致的地方在于两者均研究了个人因素及人际关系因素。不同的是，西方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前者，强调被信者的能力与责任，而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研究则较强调后者，包括后天的连带关系及人情。另外，个人因素与关系因素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存在着中西的不同。在西方人的信任行为中，信任者的因素先于关系因素或者独立于关系因素而存在。例如：个人的义务责任感，是个体人格特质的表现，并不与具体交往对方有关。但是，在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中，被信任者的困素，尤其是人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双方交往关系因素决定的。例如“, 忠诚度”是指对另一个人的“私忠”，是私人关系的产物。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关系因素事实上优先于个人因素。近年来，有关大学生人际信任问题开始成为国内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研究发现,高校学生的人际信任存在问题，和初中生、高中生相比，大学生对社会的信任度最低，表明大学生在社会经验丰富的同时，心态令人堪忧;高师专科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性格的情绪性特质之间存在很高的负相关；大学生上网爱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低于非上网爱好者，前后与后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信任水平与自尊水平在不同上网爱好程度的大学生中均表现为稳定的正相关；人际信任与父母养育方式存在着相关，父母积极的养育方式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大学生自我价值感(包括社会取向一般价值感,社会取向特殊人际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取向特殊生理自我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的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且内控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性。

1.6人际信任的测量工具

随着对信任问题的重视，有关研究日渐增多，主要是针对人际信任现状的理论研究和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而对于人际信任量表的编制和修订基本上基本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大多数的研究采用的还是西方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研制的量表。Christic 和Geis 在1970 年编制的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其目的主要是了解受试者对他人能否被操纵并为己所用的估计。马氏量表得分高反映了信任的一种误区，即信奉可以通过技巧来影响和改变他人。得高分者(低信任度)往往能即兴发挥并取得成功，而得分低者(高信任度)则过分分心于不重要的细节问题。总之，在交往中得高分者“较多地操纵别人，较多地说服别人，较少地被人说服，较多地取得成功”，而得低分者往往相反。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被认为是测试人性态度量表的佼佼者。Rotter 运用社会学习理论，编制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Trust Scales 即ITS), ITS 量表用于测量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陈述可靠性的估计。内容包括各种处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包括父母、推销员、一般人群、政治人物及新闻媒介)，多数项目与社会角色的可信赖性有关,但也有一些项目与对未来社会的乐观程度有关。量表由25 个题目组成,采用5 级对称记分法,量表总分从25 分(信任程度最低)-125 分(信任程度最高)，分数越高，人际信任度越高，75 分是人际信任程度高低的分界。该量表的重测信度(间隔7 个月)为0.56(P ﹤ 0.01),折半信度为0.76，同时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信任量表(Trust Scale)是由Rempel 和Holmes(1986)编制的。用于测查关系密切者的相互信任，共有18 个题目，涉及信任的三种内涵：可预测性、可依靠性和信赖性。可预测性指我们能否预见到同伴的特定行为，包括我们欢迎的行为和不受欢迎的行为，可依靠性是信任的最核心成分，而信赖则“使人们能无保留地确信同伴将继续负起责任并关心自己”。该量表采用7 级评分法,其中1 分= 完全不同意、7 分= 完全同意。总分从18 分(信任度最低)至126 分(信任度最高),中间值为72 分。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7]。

1.7社会信任及其有关研究

1、社会信任提出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信任问题研究的热潮，西方学者纷纷从各自学科出发研究信任问题并对信任进行分类。如Weber(1951)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partieularistietrust)和一般信任(universalistietrust);Luhmann(1979)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Barber(1983)将信任分为对自然及道德秩序的预期而形成的一般性信任、对与自己有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往来的人能够称职表现的预期而形成的技能信任、对他人能彻底承担其被托付的责任并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的预期而形成的义务信任;Zucker(1986)把信任分成基于声誉的信任、基于社会相似性的信任和基于法制的信任。willialnson(1996)将信任分为三种:计算的信任(ealculativetrust)、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trust)、个人的信任(personalorp盯 etrust)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任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点课题，对信任的研究不断为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所重视，有关中国人信任行为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在中国，信任的研究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显得滞后于西方，90年代以前的信任研究主要局限在“诚信”层面。90年代以后除了继续对诚信的关注之外，有一批学者开始在社会学的范畴研究信任问题，主要的问题域是围绕当代中国的信任缺失、信任度下降等问题。关于信任的概念、功能，中国学者大体汲取了西方的研究成果，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也有学者涉及到了信任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如郑也夫(2001)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有较高学理价值的信任专著《信任论》，同时一批关注信任的学者编、译、著了一批关于信任的书籍。杨中芳和彭泅清(1999)对中国人人际信任进行了初步探讨和概念化界定。王飞雪等(1999)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信任结构较为复杂，虽然对他人的一般信任程度不高，但却相信人性善良。他们通过调查发现，与日、美相比，中国的确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行为。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张建新等(1993)的研究发现中国、香港及美国三地大学生对“亲人”的信任度没有差异，但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中国被试要显著地高于美国和香港被试。杨宜音(1999)就“自家人”信任构建过程问题分别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进行了个案研究，并通过“应信”和“当信”把信任分为家人、亲戚、朋友、陌生人四种信任类型。乐国安和韩振华(2009)提出，信任概念的心理学研究更倾向于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大众概念，因为信任除与人格因素有关外，与个人的性别、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生活经验、情景等都有很大的关系。近几年来，社会信任的研究在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界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各个领域的学者试图从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进行研究。Fukuyama、Colelnan、Putnam等社会学家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信任问题，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并强调社会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形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其中，Fukuyama(1995)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从国别比较的角度详尽细密地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他将社会信任立基于文化道德规范，并对各种文化道德传统下的社会信任度进行了比较，强调了文化(通过社会信任)对于经济的作用。认为社会信任是指“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Coleman(1994)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借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主要是“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与成本一效益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信任问题。他假定了行为者不仅是理性的、不受规范约束的，而且是纯粹追求自我利益的，利益是行为者的目的，是行为的驱动力，效用最大化的合理性推动着行为者的行为。因而利益被看成是所有解释的最终来源。因此，Co1eman(1994)在研究社会信任时，强调了即时的利益以及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成本一效益的计算在社会信任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关系、规范、权威关系、信息网络、多功能社会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多种形式，着重强调了“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Putnajn(1994)在其名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将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研究它如何促进民主治理以及经济的繁荣。实际上，社会信任除了外延的范围大小，还有一个关于信任程度的内涵性的问题。显然，上述社会学家一般都将相互信任或双向信任，而不是单向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社会信任就是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双向信任或相互信任，指的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交往主体彼此对对方能做出符合制度行为的持续性期望。因此，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具体而言，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如习俗、惯例、道德规范等)和外在制度(如法律制度、规定、规章等)两种基本类型。相应地，社会信任也包括“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与“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两种基本形式或模式。“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指的是基于内在制度而形成的社会信任，而“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指的是基于外在制度而产生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除了与其它的社会资本形式一样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公共产品性等特征之外，它还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它产生于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于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2)它是无形的，表现为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着眼的是它对于社会交往活动的作用，也可以看作是对Hayek(1988)所说的“扩展秩序”的作用。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相互信任是社会交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社会作为一定的人群共同体，其存在总需要一定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同一社会中的人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坦诚对待和相互认同。这一心理行为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政府之间。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和控制机制，是维系社会系统的重要凝聚力，是社会整合的超级“粘合剂”。社会的高信任度有助于增加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加社会公共生活的透明度和良胜发展，减少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从而减少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不信任则助长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严重的信任危机会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正如一个家庭，其成员之间越是缺乏信任，彼此之间越是勾心斗角、尔诈我虞，其凝聚力和整体效率就越差一样。社会信任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考察，第一是横向的维度或平面的维度。社会总是由若干人构成的，若完全缺乏了社会信任或信任度太低，人们之间就难以顺利交往，或处于“普遍的战争状态”。一般说来，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信任，所区别的只是信任范围的大小和程度的高低不同，即信任度不同而已。第二是纵向的维度或者垂直的维度。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阶层区分或等级差别;社会总需要一定的管理，管理权力也需要一定层次和结构，这就意味着要有一种等级式的社会秩序安排和权力安排。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在社会管理的各个层次之间，也需要一定的信任作基础，否则，社会也会在普遍的冲突中毁灭，至少是造成管理成本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紊乱。

2、社会信任的特点

社会信任以个人信任为基础，但并非个人信任的自然延伸，也非社会中无数个人信任的简单加总，而是社会上客观形成的诸多个人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凝聚的群体意识网络的集中反映。社会信任主要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间存在着的对待公共事务、公共组织、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活动或机构运作所持有的一整套普遍而近似的态度。这种态度上的一致又为全体成员的互动提供了一种高于各自立场分歧或自身差异之上的共同观念，这些共同观念包括社会一体化意识、相似的政治观念、对合法权威的服从、对他人可预期行为的确认、对传统文化的信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而言，社会信任在如下方面明显区别于个人信任。(1)社会信任较个人信任更具有社会性。个人信任的范围囿于亲人、熟人，限于少数人之内，而前者信任的范围已经超越亲人、熟人的范围，扩展到陌生人。社会信任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培育、产生、增强、扩展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或联系，是在一系列社团、网络组织中结成的。(2)社会信任所包含的理性成分较个人信任更多。个人信任常常是自然形成的，更多时候体现为以情感、私情为主的情感性信任，有时即便对方做出了失信行为，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施以信任，如父母与子女间的信任、兄弟姐妹间的信任，故而有人称其为“乌托邦契约”。社会信任由于经常针对那些并非直接交往的或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因此，社会信任的基础主要是缘于理性的判断或态度。这种信任是信任双方沟通、互动、共同遵守规范之后的结果，一旦有一方不如此做，另一方就会退出。(3)个人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安全”保障机制不同。个人信任管理是在具体交易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本能式的、非正式方式进行的过程，其“安全”保障机制是由对方当事人以往的行为和声誉所组成的信用情况记录。社会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则需依赖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帮助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技校生的社会信任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对他们的世界观、择业观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研究中技校生的社会信任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2．研究的思路和研究假设

研究思路：本研究通过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调查，并且通过相关分析，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现状以及学校德育课针对这一现状的教育对策研究。

研究假设：

假设一：技校生的人际信任度较低。

假设二：不同年龄（年级）、专业、性别、家庭经济情况、独生子女、生源的技校生人际信任存在差异。

假设三：社会信任危机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有影响。

3.实证研究

研究一：技校生人际信任度现状调查 3.1研究目的

人际信任在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维持均以一定的信任为基础。Wrightsman（1990）认为人际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的内容，它折射出人们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也影响到人际交往中的预期和决策。Rotter认为高信任感的人比低信任感的人更有生活意义感，这种生活意义感是人寻求发展的动力。刘利平（2002）认为青少年就是一个由他人依赖逐渐转向对自己内在力量信任的过程，因此信任不仅仅是满足自尊自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激发内部潜力，而缺乏信任往往造成青少年人格发展的缺陷。相互信任是良好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一个人如果缺乏起码的信任感，对一切事务都有所怀疑，做事难免就会谨慎过度，这样久而久之就很容易使自己陷入焦虑不安中，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心理疾病。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人际信任从宏观的文化、制度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对其研究的结果表明：提高学生的人际信任，可以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增强班级凝聚力，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可以培育他们健康向上的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之，如果学生之间缺乏人际信任的粘接与协调作用，必将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影响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学校教育实践就表明，很多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难以信任，在与人交往中，疑虑重重，惟恐上当受骗。过分的怀疑、猜忌、不信任，使他们难于交友，无法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显然，学生人际信任问题已成为一个时代命题，是亟需加强研究的重大问题。

本研究主要通过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调查，并且通过相关分析，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现状以及学校德育课针对这一现状的教育对策研究。

3.2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3.2.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抽取初中毕业起点三年制中级班5个班、高中毕业起点三年制高级班5个班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350份问卷，删除问题回答不全或没有作答的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308份，男生240名，女生68名；初中毕业起点学生205人，高中毕业起点学生103人。被试专业包括：机电一体化、汽车维修与检测、电梯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与物流英语、模具制造与数控加工五个专业。

3.2.2研究工具

人际信任的测量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

该量表用于测查研究对象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共有25个项目，其内容涉及各种处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包括父母、推销员、审判员、一般人群、政治人物以及新闻媒介)。多数项目与社会角色的可信赖信有关，但也有一些项目与对未来社会的乐观程度有关。

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人伦信任，其二是对社会制度和政治的契约信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分半信度为0.76，重测信度为0.68。

该量表共有25 个项目，采用五分对称评分法，项目6，8，12，14，16，17，18，20，21，22，23，25正序记分。其余项目：1，2，3，4，5，7，9，10，11，13，15，19，24反序记分。量表总分从25 分（信赖程度最低）至125分（信赖程度最高），中间值为75 分。所有项目得分累加即为总分，得高分者人际信任度高。

3.2.3施测程序

在班级中进行集体施测，向被试宣读指导语，先登记性别、年龄、生源地、家庭收入情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完成ITS 问卷，15 分钟后收回问卷。

3.2.4数据处理

测试结果的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成组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等。

4.研究结果

4.1技校生人际信任状况

表1 人际信任得分与理论中值的比较

人际信任 最小值 40

最大值

M±SD 68.42±9.76

人际信任理论中值

t-11.828

***

技校生人际信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年龄（年级）、专业、性别、家庭经济情况、独生子女、生源等变量的差异比较。

4.2技校生人际信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年龄（年级）、专业、性别、家庭经济情况、独生子女、生源等变量的差异分析。

5.分析与讨论

5.1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特点。5.2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现状的启示。

6.技工学校德育课针对学生人际信任现状的教育对策研究

人际信任论文 篇3

关键词：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应对方式

分类号：D917.2

1问题的提出

1.1人际信任

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小群体关系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 （Weber，1952）。这一特性在处于封闭环境中的服刑人员身上尤为明显，因此，研究服刑人员的信任状况具有现实意义。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 （Luhmann，1979），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有研究者认为信任是个体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Wrightsman，1992），是人际关系的核心特质 （Sztompka，2005）。

1.2应对方式

应对是指个体在面对现实环境的变化时，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调节与事件有关的躯体或情感反应 （Joff，1996）。研究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状况有助于帮助其更好地面对、化解各类应激事件。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江苏省某监狱250名男性服刑人员，共计发放问卷250份，回收182份，回收率72.8%。

研究选取12项指标对服刑人员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共分为三类：一是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服刑前居住地和服刑前职业；二是刑罚信息，包括犯罪类型、累犯和判决刑期；三是服刑人员处遇信息，包括服刑时段、已服刑时间、每月用足大帐和处遇级别。结果显示，服刑人员在年龄、婚姻状况、服刑前居住地和服刑前职业上分布平均，在教育水平上，87%的被试接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确保了本研究的可接受性；刑罚信息分布集中，其中69%的被试为暴力和财产型犯罪，84%的被试不是累犯，74%的被试原判刑期在10年以上；在已服刑时间、每月用足大帐和处遇级别上分布平均。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综合服刑人员特点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采用特定人际信任量表—男性用表 （Specific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特定人际信任量表—男性用表 （SITS-M） 是Johnson-George和Swap对455名被试的研究基础上编制的，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于特定人物的信任度，尤其着重于关系密切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多数项目的内容可归入以下四个维度：在财产上信赖对方、相信对方是可靠的、在个人隐私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安全上信赖对方 （Johson-George & Swap，1982），每一项目根据回答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别计1～9分。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量表，其中男性用表 （SITS-M ） 共19项，得分越高表示信任度越高，中间值为95分。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是国内研究者在Folkman和Lararus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 （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WCQ） 的基础上，结合文化背景差异和实际应用需要编制的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组成。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

78。有研究应用此量表测查了城市不同年龄、性别、文化和职业的人群846人，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应对方式项目确实可以分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与理论构想一致。

2.3研究方法

对调查所获得数据，通过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对人际信任和应对方式的测量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3研究结果

3.1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分析

3.1.1服刑人员人际信任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通过修改量表基本称谓，进行了两次测试，分别调查被试对其他服刑人员和监狱民警的信任状况 （以下研究中“信任1”代表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信任，“信任2”为对监狱民警的信任。统计表明：被试在信任1与信任2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61.05、63.30分，表明服刑人员信任水平很低；信任2均分稍高于信任1，但信任2得分的标准差、偏度、峰度均大于信任1的对应维度，即得分离散程度较高，差异程度大，表明服刑人员虽然对民警信任水平均分稍高，但内部差异很大，可以推测这是由于服从民警管理导致假信任。

3.1.2人际信任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为考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两次测试的结果分别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见表1。

3.2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分析

3.2.1应对方式的基本情况

为检测本次调查中服刑人员应对方式是否和常模存在显著差异，进行单一样本T检验。

经过检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047和0.003，因此，本次调查中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与问卷常模存在显著差异。

3.2.2应对方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为考察服刑人员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应对方式问卷结果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3.3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相关分析

为考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之间关系，本研究对两类人际信任4个因子和应对方式2个因子进行相关分析。

根据表3，服刑人员人际信任的相信对方可靠、在个人隐私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安全上信赖对方三个维度均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在个人财产上信赖对方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

4分析与讨论

4.1服刑人员的人际信任情况

人际信任包含四个维度，分别是：相信对方是可靠的，在个人隐私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安全上信赖对方和在个人财产上信赖对方。可以发现，被试对民警的人际信任四维度得分均高于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人际信任得分；相信他人可靠维度的均分明显高于其他维度，而财产信赖维度均分最低；两次测试在安全信赖维度上均分相差最大。综上所述，服刑人员相信他人可靠的情感性信任水平最高，而在财产上信赖他人的水平最低，这符合服刑人员因处于封闭状态而情感需要较高的特点；服刑人员对民警信任水平较高，民警保护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导致服刑人员在安全信赖方面更加信任民警。

服刑人员对其他服刑人员和对民警的信任受犯罪类型、服刑前职业、年龄、是否用足大帐、原判刑期、婚姻状况和处遇级别等7个因素的影响，虽然两次测试中7个因素贡献权重排序不同，但7个因素内容完全一致。其中年龄、婚姻、服刑前职业属于基本属性，犯罪类型、原判刑期属于刑罚属性，是否用足大帐和处遇基本属于处遇属性。

在年龄各水平上，服刑人员对民警的信任状况在30～40岁区间水平较低；对其他服刑人员信任状况在30～45岁区间很不稳定；两类信任在50岁以上区间均呈上升趋势。

在未婚、已婚、离婚三种状态下，服刑人员信任状况无明显差异，但在丧偶状态下，对其他服刑人员表现出极高信任，对民警表现出极低信任。

在各职业类别中，服刑前是学生的，总体信任水平都很低；服刑前是公职人员的，总体信任水平最高，并且对其他服刑人员和对民警的差异最大。

经济型、职务型犯罪服刑人员对民警信任水平较高，且两类信任之间差异较大；淫欲型犯罪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最低；涉毒犯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略高于对民警的信任水平。

随着原判刑期的加重，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呈缓慢下降趋势，其中对民警的信任水平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是否用足大帐是用来调查服刑人员在监狱内的实际经济水平，与一般调查服刑人员服刑前收入、资产等项目不同。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一方面受由被管理等级确定的使用资金额度制约，一方面受监狱外实际给付资金额度制约，因此是否用足大帐能够比较准确反应服刑人员的实际经济水平。“总是不能”“基本用足”的服刑人员信任水平较低，“偶尔用足”“一直用足”的服刑人员信任水平较高。可以推测在“总是不能”、“基本用足”情况下，服刑人员或是在焦虑寻找经济支援，或是警惕保持自给自足的平衡，对外界抱有怀疑态度，因此表现为较低信任；在“偶尔用足”情况下，服刑人员既不用担心其他服刑人员向其提出援助请求，同时还能接受监狱政策性援助，因此焦虑水平低，对外界表现较高信任；“一直用足”情况下，服刑人员不会计较个人财产得失，对外界很少设防，因此信任水平较高。

随着处遇级别的上升，服刑人员信任水平逐渐降低，在“宽管”水平有小幅回升；随着处遇级别的上升，两类信任水平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从“严管”到“宽管”变化时，服刑人员对民警信任水平的下降速率明显超过对其他服刑人员信任水平的下降速率。

4.2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情况

对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表明，服刑人员消极应对方式均分显著低于常模。

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受处遇级别、服刑前职业、已服刑期等三个因素的影响。处遇级别越高，服刑时间越长，积极应对方式得分越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越高，应对方式呈现不健康发展趋势。但服刑10年以上的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发展较为稳定。服刑前职业为公职人员的，两种应对方式得分差异最大，服刑前职业为学生的，两种应对方式得分差异最小。

4.3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第一，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没有受到信任对象的影响，即服刑人员无论对其他服刑人员或民警，都会根据信任水平采取相同应对方式；第二，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中相信对方可靠、在个人隐私和安全上信赖对方都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服刑人员情感性信任与应对方式联系紧密；第三，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中财产性信任与消极应对存在相关，由于封闭环境中，物质利益一般是服刑人员人际关系中发生纠纷的主要方面，因此，财产性信任水平低会直接导致服刑人员采取负面行为解决利益冲突。

5结论

（1） 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水平总体偏低，其对民警的信任水平要高于对其他服刑人员的信任水平，人际信任水平受年龄、婚姻、服刑前职业、犯罪类型、原判刑期、是否用足大帐和处遇级别等7个因素影响。

（2） 服刑人员消极应对方式均分显著低于常模，服刑人员应对方式受处遇级别、服刑前职业、已服刑期等3个因素的影响。

人际信任的缺失与重建 篇4

一、信任缺失含义

信任缺失是指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由于信息的缺失或者地位权利的非对称性而导致的关系的不确定性状况。信任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蔓延在各个角落。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 (N iklas Luhm ann) 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 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二、信任缺失的具体表现

我国经济和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 剧烈变动产生诸多新的问题与困难, 对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随意扫描, 大量的事例表明, 信任缺失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通的社会现象。

1.经济领域的信任缺失。翻阅媒体, 这类行为随处可见:三鹿奶粉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 让全国的奶粉品牌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赖债不还, 三角债在全国大约有15, 000亿元人民币, 使得许多企业必须用现金交易, 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降低了效率。银行信贷风险增加, 在个人信贷消费中, 手机恶意欠费, 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拖欠率上升, 助学贷款中坏账率高达10%, 另外银行由于逃废债一年的损失就高达1, 800亿元人民币。

2.流通领域的信任缺失。流通领域中的信任缺失问题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2011年5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透露, 商业行业属“基本不信任”范围, 这不是空穴来风, 未必无因。尤其是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注水肉、狂犬疫苗造假等事件的出现, 严重打击了普通民众对此行业的信任。

3.社会公共信任缺失随处可见。从有法不依、有令不行, 各种产品甚至食品造假, 虚假广告宣传流行, 到火车、飞机误点频发等。亲子鉴定热折射家庭信任危机;司法鉴定活动遭遇信任危机;中国足球遭遇信任危机;汽车价格背后含信任危机;去医院看病, 患者不相信医生……直至人与人之间难以互信, 生活领域中的欺骗与“杀熟”现象日益增多, 并有扩大蔓延的趋势。

4.政治领域内的信任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侵蚀人们对政府制度系统的信任。比如, 有些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 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劳民伤财, 这直接导致政府官员没有公仆意识与服务意识, 使公众对政府行为产生疑问, 对政府的信任感大打折扣。二是腐败现象, 权钱交易、以权谋私, 严重损害人们对政府官员的人格信任。

5.网络信任缺失。网络病毒的肆虐、骇客及骇客行为的频频发生、网络犯罪的侵袭, 对网络安全构成了威胁, 严重危及网络环境的安宁, 加上网络安全技术发展的滞后和网络服务商安全意识的淡薄, 使人们对网络技术安全缺乏必要的信任, 甚至有人把网络技术视为不安全技术的代表。

三、信任危机后果

信任危机加大了社会交往成本。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 信任危机造成人们之间互不信任且相互提防, 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 对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也变得更加难以实现。更为严重的是, 若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 会使得许多诚实守信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认为“老实人吃亏”的思想占了主导, 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加大, 道德水平下降。这不但减慢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 也侵蚀了社会公共道德的“肌肤”, 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损害难以估量。

诚信缺失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行为, 造成无数个人身心俱疲, 家破人亡, 企业举步维艰。失信使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 消费者对社会和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

四、信任的恢复与重建

信任度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升的, 信任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过程既费时又折腾人, 还耗费巨大。因此, 重建社会信任不是一撮而就的, 更多的是从政府到个人的共同努力的一项庞大工程。

(一) 个人层面

在人际关系中, 信任除了要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外, 更重要的是满足心理上的需要。心理学家认为, 人最重要的需要是与他人形成一种彼此联系、彼此认可、坦诚沟通、可以信赖的关系。没有信任关系, 我们就无从获得安全感、幸福感和成就感。

因此,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一方面, 个人应约束自身, 减少失信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讲求信用。另一方面, 人们在日常信任中应更多地将人格信任的范围扩大一些, 对更多的他人多持一份信任态度。

(二) 政府层面

首先, 要制订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法律框架。严格约束和惩罚部分官员的破坏政府信誉的腐败行为, 解决自身的失信现象。

其次, 要加强监督机制, 加重处罚措施, 使人们因信任风险减小、不信任成本提高而信任。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信任和制衡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效的制衡防止了最坏情况的出现, 避免了最大的效率损失, 从而保证了整个经济社会正常的运转。”

再次, 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记录体系和惩罚体系。这能直接惩罚失信行为, 鼓励守信行为, 促使整个社会的信任氛围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一体系即包括个人银行信用记录系统, 如借贷偿还信用记录;也包括由政府部门记录在案的社会义务履行记录, 如赡养老人的记录、遗弃妻儿的记录;还包括商业行为的记录, 如欺诈他人的记录, 犯罪的记录等。

信任对于社会生活, 就像空气对于生命一样重要。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行, 就要求人们对生活中的一切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正如信任专家Cynthia O lm stead提醒的那样:“我们必须把信任看作一颗贵重的宝石,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珍视。它需要被看作是一枚脆弱的鸡蛋, 当我们粗暴地对待它时, 它就会破碎。信任对任何关系,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必需品。”

参考文献

[1]闫健.当代西方信任研究若干热点问题综述[N].中国教育报, 2007-2-12.

人际信任论文 篇5

本研究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量表，从性别、年龄、成绩、家庭构成等方面对中学生团队精神状况进行调查。

关键词：中学生；人际信任；团队精神

一、问题的提出：

团队精神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指团队成员为了团队的利益与目标而相互协作、尽心尽力的意愿与作风。

初中生是正在成长中的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社会既要求有独立工作能力，又善于与人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的创新型人才。因而，对于中学生加强团队精神的培养是很必要的。

中学生处于生理、心理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些发展特点必然会在其团队精神的培养中体现出来。他们表现为性别、年级的差异。培养团队精神应始于学生时代，这样待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之后，才能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更好地融入到新的团队中去。

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性别、性格、学习成绩、家庭结构等对中学生人际信任、团队精神的影响，以及针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来加强中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

二、研究方法：

1、被试。从本校各年级中各选三个班级，人员组成有很大差异。共459名学生。

2、测量工具： 自编中学生人际合作、团队精神量表

（一）中学生人际信任：本量表包括12项，分信任与不信任两种情况。

（二）、中学生团队精神调查表。本调查表共20项。采用5级评分制，完全符合为4

分，完全不符合为0分。对量表进行了百分比运算。

三、调查结果

表1、人际信任的性别差异分析：

表1 表明，中学生的人际信任有极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的人际信任总体上高于男生。在12个因素中，除序号6、7、9无明显差异外，其余的9个问题，男、女生都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差异。

表2 ：中学生团队精神 性别差异 调查表

表3表明：成绩优、差的学生在调查（一）中的3、5、7上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成绩良、差的在调查（二）中的1、2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成绩优、差的在调查（三）中的1、5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结果表明：人际关系的两个维度（受欢迎指数、受排斥指数）与人际信任的总水平和其高、低水平均无显著相关。可见，中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的好、坏并不明显地影响其人际信任度，这说明中学生的人际信任度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影响它的因素很多。

四、结果分析

1、性别对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的影响

性别在中学生人际信任总体及9个内容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与我们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个结果表明了“青少年时期随着第二性征的出现，男、女身心发展出现了性别上的差异。”同时也提醒广大教师在对中学生进行教育时，一定要注意性別的差异，才能引导中学生人际信任的健康发展。这个结果与之前“男、女中专生人际信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女中专生学生人际信任度显著高于男中专生”是一致的。（吕峰，2000）

2、年龄对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的影响

此次研究发现，初中三个年级学生团队精神状况在总体上无明显差异，这与研究预期不尽一致。这就提醒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初中生同时处于青春发育期，不应该把初中低年级过分当小孩进行“孵鸭”教育，也不应把高年级过分当大人，任其“自由成长”。他们的身心均处在既幼稚又趋向成熟，既依赖父母又不能完全独立的矛盾发展状态，他们需要老师和家长的正确引导。

初、高年级学生的人际信任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低年级略高于高年级，他们在对好朋友、同学、老师、权威及对父母的信任等5个因素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魏晓娅。中学生人际信任的初步研究）低年级高于高年级，这有学生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所致；有学识水平的升高引起的变化所致。

3.学习成绩对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的影响

成绩的好、坏对中学生的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的具体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绩优的学生在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的许多方面高于其他成绩等级的学生，比如在对好朋友、自己、老师、高尚人格的信任方面特别高于成绩差的学生。鉴于此，教育工作者要“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特别要摈弃以“成绩”论英雄的作法，“让鲜花和小草都享有阳光”，让所有学生都健康成长。

4.父母的婚姻状况对中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与父母婚姻状况无关，且单、双亲家庭的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20个因素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中学生的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主要是在学校学习、生活中形成的。这一结果印证了李丹（2000）的研究结论“学生的人际信任态度”主要是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在与教师和同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

五、调查结论：

1、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表现出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的人际信任明显高于男生。

2、初、高年级学生除了在对好朋友、同学、老师、权威的信任上表现出极显著的差异外，总体水平上人际信任无显著差异。

3、 成绩的好、差除了对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的部分内容有影响外，对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总体水平无明显影响。

4、父母的婚姻状况对中学生人际信任和团队精神无明显的印象。

六、问题存在原因：

学校层面：

（1）、只关注学生是否“只要能参加集体活动就等于没有心理障碍”以及“看起来很良好的适应状态”，而忽略了对学生积极竞争、互助合作等心理品质的激发与培养。

（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更多的是关注形式的教育，忽略学生个体潜能开发及自身自愈能力的提高。

家庭层面：

目前的中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通过上述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到，中学生在“团队精神”建设方面的特点，缺乏协作或合作精神。特别是家长对孩子“唯分数论”的单一追求，使得这一代学生的各种优秀的意志、品质很缺乏。、

七、具体措施：

1、学校、家庭、社会几方面应以一种更全新的理念，更宽泛的视野，来重新整合“团队精神”的各种要素。把这项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把各学科知识，各种价值取向，各要素，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实现整体统合。

要从教育理念上正确认识和理解“团队精神”，并探讨如何在各学科教学过程中强化渗透其理念。如体育课的很多团体活动：篮球、足球、花样跳绳、拔河比赛、接力比赛等等，这些运动项目都能很好的促进中学生“团队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当然，这些运动学生们在小学都有所涉及，但是那时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有的学生这些团队意识已经有所降低，许多体育活动都不积极参加，所以，到初中阶段还要进一步对学生通过体育活动加强它们“团队精神”的培养。还有思想品德课，现在的品德课教材很贴近生活、贴近实际，针对团队精神的内容很多，这是一个培养学生们“团队精神”的主阵地，要充分地利用好。

2、具体措施：

（1）将学校各班级划分6—8个小组，每个组员都是各科课代表，负责日常事务，有不会的问题采取“兵教兵”的方式，全员参与。这个组也是值日小组，每个分担区都有专人管理，采取加分、减分制。每周五各班级进行评星反思课，反思一周来的各小组成员在学习、纪律、卫生等方面的表现，对各小组进行加、减分的总结，评出优秀小组和励志小组（分数最低的），之后评出个人的“星”数，根据得星情况进行“滚动晋级”，一学期下来分别评出“三、四、五星级”学生。这项活动把个人与小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的效果是：即使学生不为其个人着想，他也得为小组——团队着想。

学校的大型活动、集体活动、班级活动，各小组都有自己的职责，“人人有事干，人人有活干”没有闲人，没有旁观者。

（2）参加暑期社会实践，进行分组，几人合作“救治病人”、“过独木桥”等活动，让学生充分体会团结协作的益处。

（3）利用游戏、校运动会接力比赛、拔河、冬季长跑、歌舞、书法、辩论赛、球类比赛、广播操比赛、背诵《中学生守则》比赛等赛事，加强团队精神的培养。

（4）举行各种形式的有关人际合作、团队意识的讲座。

（5）各小組自主编排“团队精神”的心理剧，提升学生的合作意识。

（6）利用双休日到社区参加志愿服务，为社区打扫卫生，宣传交通法规等，让学生们进一步体会到社会是一个大组织，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密切配合。

（7）举行以心理学游戏为依托的主题班团队会，来加强团队意识的培养。

（8）举办大型活动——请心理学专家来校演讲。

（9）信任向后摔活动，这个活动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很好地体会到团队精神的实质与内涵。

（10）密室逃脱，在游戏中寻找线索，触发密室机关一步一步走出密室。分为不同的房间，有需要逻辑思维与推理能力的、有需要勇气和胆量的、有需要体力和协作配合的，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房间，十人一组，团队作战，在限定时间内逃出密室者获胜。这项活动要求大家团队协作、集思广益，发挥各自能力，通过游戏体验，激发团队意识。只有相互配合才能成功逃脱。在这个过程中，良好的沟通，相互的信任，互相的了解与照顾，凝聚然后绽放，使得学生们找到了乐趣，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一个同心、同愿、同行的相互信任的团队，是学生们所喜欢的。

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改变旧有模式，增加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模式，促进学生之间相互关爱，相互理解，友好合作。这不仅是培养团队精神的需要，也是获得人生快乐和持续幸福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沃建中，《中学生人际关系发展特点的研究》（2002）

2、吕峰、文庆松等。 中专生信任他人量表测查分析. 《中国民政医学杂志》，2001年第一期

3、魏晓娅。《中学生人际信任的初步研究》

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模式探析 篇6

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双方对人性的态度，是从交往信用和交往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安全感、可靠感，它不但在人际交往中产生，而且建立在人们彼此之间互动状况之上，表现在一方能否大致预测另一方的特定行为及对方是否可依靠、可信赖。人际信任在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维持均以一定的信任为基础。Wrightsman认为人际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折射出人们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也影响到人际交往中的预期和决策。Rotter认为高信任感的人比低信任感的人更有生活意义感，这种生活意义感是人寻求发展的动力。一个人如果缺乏起码的信任感，对一切事物都有所怀疑，做事难免就会谨慎过度，这样久而久之就很容易使自己陷入焦虑不安中，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由此可见，人际信任是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也是良好心理的前提。

人际信任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儒家经典中对“信”的大量论述可谓典范。中国文化虽经数千年的洗礼与涤荡，但信任和诚信一直是中国人的为人准则。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西方文化一拥而入，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震荡，局限在地缘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人际信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学生们由于自我意识尚未完全成熟，价值选择和判断仍缺乏稳定而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实与期待的差距常使他们感到人际信任危机的来临。与此同时，大学阶段正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的重要阶段，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其合作精神、共处意识、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着直接地影响，提高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既可以帮助他们自己获得心理的成熟和人格的完善，又可以让信任的传统在中华文化中发扬光大。

以往对大学生进行人际信任教育大多采用传统的授课或讲座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教学方式相对而言形式呆板、方法单调、模式单一，虽然也能对学生生活中遇到的人际信任问题进行解答与反馈，但由于缺少学生的直接经验和内心体验，学生仍然觉得提高信任能力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差，所以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电影课和团体训练恰好可以弥补传统授课形式的不足，最大限度地改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

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电影课模式

电影课是基于人类文明中共同的价值理念(真、善、美、爱、正义、公平等)，试图改善当代学生文化精神生活质量而创设的一门综合性、开放性、活动性课程。电影课的教学过程寓教于乐，融认知与交往为一体，教育与自我教育为一体，教学和个性发展为一体，以形象性、直观性、生动性表现多种事物。

电影课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在如同身临其境的情境中，去体味影片中人物内心的需要与感受，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以此使学生在主观的情感体验和影片所呈现的客观世界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中，体味到深刻的情感。学生在欣赏美、感受美的同时，缓解了自身忧虑、压抑、痛苦、失望等消极情绪，激发了热爱生活、愉悦和谐、乐观向上等积极的情绪，提高了人际交往的能力，并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电影课与传统授课方式相比的一些优势和特长能深深吸引学生投入到电影课的学习中。电影融声、光、电等技术于一体，通过真实的语言描述、生动的画面展示、精彩的情节发展、逼真的音响效果为学生提供多感官通道的刺激，使学生多种感官同时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每一个神经细胞，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此外，电影课以直观形象的声像与故事情节来反映深刻的理性内涵，能把各种抽象的东西通过人物的具体活动体现出来，使学生的推理有生动的表现依托，使抽象的信任概念具体化，深奥的人际道理形象化，枯燥的心理知识趣味化，变传统说教为生动、直观、形象的情境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将人际交往、相互信任、友谊诚信、合作成长等融入学生的内心，渗入学生的意念，并经过学生的主动思索，将其融入学生的人格中，从而达到了改善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目的。

电影课的教学方式适合于大学生群体，也适合于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培养与改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大学生思维发展已经成熟，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和独立的见解，而电影课恰恰给学生提供了思考与想象的空间。信任问题比较抽象、晦涩，学生们通常只是模糊地知道其含义，但怎样做才是对他人的信任以及如何赢得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却不甚了解，通过影片中主人公的语言和行为，可以直观的给学生以榜样的示范作用，或者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并通过与老师、同学的探讨与分析，逐步解决自己的认知矛盾，改变自己对信任的理解或找到不信任的原因，进而对自己与他人的人际信任和人际关系进行内省与反思。其次，大学生朝气蓬勃，情绪情感易受感染，电影课以故事情节为依托，充满感情色彩，容易激发学生对影片人物的移情，使其在情绪上高度卷入，引起情感的共鸣，在触及内心感觉和体验的同时，由内而外的接受影片所倡导的相互信任的主题和内容，并把对他人的信任内化为自己实际经验的一部分。最后，电影课中教师的巧妙组织、精心点拨，不仅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使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亲密伙伴，而且更让学生们在共同观摩，相互讨论，你评我论，发表见解的过程中自主学习，互相借鉴彼此的观点和主张，完全打破了教师自导自演，学生盲目听课的传统模式，把学习和体验的自主权毫无保留的还给学生。电影课的独特魅力大大激发了学生感悟和思考的热情，使他们在寓教于乐中增加了对他人的信任感，增长了相信他人的能力。

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团体训练模式

团体训练(又称团体咨询或小组辅导)，是指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认识他人、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适应的助人过程。团体训练的特色在于培养个体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对团体的信任到信任周围的其他人，由对团体的归属感扩大到对学校、社会及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团体训练的独特之处和肯定的效果，在国外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已经得到发展，并应用于学校、企业、医院、社区等各个领域。

近十年来团体训练在高校迅速兴起，逐渐成为各高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渠道。大量研究表明团体训练在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优化大学生心理素质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团体训练重视成员的参与和体验，强调成员间分享彼此的感受，也能有效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水平。成员在真诚、信任、理解和关怀的气氛中逐渐减少自我防卫心理，开放真实的自我，每个人都被其他人如实地看待，并得到其他成员对自己内心和行为方式的反馈。在团体内的人际交互作用中，成员的旧观念和旧行为受到怀疑和冲击，开始自我探求，寻找答案。通过不断的自我观察和实践以及成员间的相互启发和鼓励，使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信任行为和问题所在，并尝试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可以说，团体给每个成员提供了一个有助于改变的支持环境。

此外，在团体中指导老师不会简单说教，而是通过游戏、讨论等环节启发和引导成员，“在游戏中品尝心理的愉悦，在活动中体验成长的感觉”，进而培养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与归属感。如团体游戏“信任背摔”的一切基点都源于对队友的充分信任，如果没有和队友之间的充分沟通，充分信任，任何人都不敢倒下去，不会把生命完全托付于陌生人。体会信任，懂得在信任他人的时候就会赢得他人的信任是成员在这一游戏中最大的收获。在团体训练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游戏活动中，成员间通过身体接触和自我暴露，拉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实现了情感沟通，确信了同伴能对自己负责，从而提高了对同伴的信任程度。

参考文献

[1]李芬, 风笑天.大学生人际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J].北京教育 (高教版) , 2003 (5) :20-22.

[2]张翔, 王旭峰.当代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交往焦虑因素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36 (4) :87-92.

[3]张建新, 张妙清, 梁觉.殊化信任与泛化信任在人际信任行为路径模型中的作用[J].心理学报, 2000, 32 (3) :311-316.

[4]郑信军.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 1998, 20 (2) :16-19.

[5]戚少枫.高职大学生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3, 18 (3) :21-26.

[6]http://www.filmcourse.org/cgi-bin/ui/text.pl?id=96

[7]欧阳文珍.人际关系训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 14 (3) :186-187.

人际信任论文 篇7

网络社区也称虚拟社区 (Virtual Community) 。这一概念首次被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 (Howard Rheingold) 在他1993年出版的著作《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园》 (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anding on the E2lectronic Frontier) 中提出。他认为, 虚拟社区是指网络中相当多的人展开长时期的讨论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聚合, 他们之间具有充分的人情 (Human Feeling) , 并在电脑空间里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1]瑞恩高德没有将具体的交流手段作为社区的特质, 也没有强调社区的空间意识, 反而是强调了“人际关系网络”这样一个概念。因此, 在本文中, 也沿用他的思想, 将网络社区定义为网络中具有一定稳定关系、互动频繁并对个体产生持续影响的社会集合。在这样一种视角下, 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社区并非只有BBS这样一种形态。从结构上来看, 某些网络社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网上空间, 而某些网络社区则是由一些网民基于兴趣或利益等关系链条所构成的一种可以延展的关系网络。但不管怎样, 网络社区都可以视作一种“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 即网络中的社会行动者 (Social Actor) 及其间关系的集合。

然而, 对于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信任度与现实人际信任度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 对于网络人际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等, 日益成为这个网络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 我们做了如下的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于2010年7月30日至9月15日,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随机在网络上发放500份调查问卷, 问卷回收后得到的有效问卷为297份, 其中男性161人、女性136人,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59.4%, 平均年龄为20岁。

(二) 研究工具

自制调查表:主要通过23道客观题调查被试的上网习惯和交际习惯来获取其网络人际信任度、现实人际信任度和现实交往能力。

人际信任评估:根据Rotter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缩写为ITS) 。[1]

(三) 数据分析与统计方法

对调查结果的所得数据建立SPSS数据库进行录入以保证数据的准确与真实, 数据分析采用SPSS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二、数据分析

(一) 影响现实人际信任的因素

从表中可以看出浏览网络社区的时间、对网络的信任度以及现实人际交往能力都对现实人际信任度 (此处为ITS量表所测, 以后均称为ITS现实人际信任度) 有显著性影响, 其中现实人际交往能力在0.01水平显著, 具有极强解释力。

(二) 影响现实交往能力的因素

通过上表可知, 上网时间、网络人际信任度、交际方式与现实人际信任度都对现实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显著性相关, 即具有较强解释力。而且现实人际信任度对现实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三) 性别差异对于网络社区信任的影响区域

男性

浏览网络社区的频率根据选项平均数分析可得, 平均数越小的浏览网络社区越经常, 但是二者的平均数都在2以下, 因而男女浏览网络社区都较多, 但男性较女性浏览网络社区更频繁。

女性

浏览网络社区的时间根据选项平均数分析可得, 平均数越大的浏览网络社区越久, 但每周女性较男性浏览网络社区时间更久。

对于是否参加网友聚会的问题, 平均数越大表示越有可能参加网友聚会。分析可知, 男性较女性更愿意参加网友聚会或与网友见面。

(四) 年龄对现实人际信任度的影响

18岁以下

18岁至22岁

22岁以上

通过对18岁以下、18岁至22岁以及22岁以上的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平均数越小对现实中的朋友信任度越高, 而18岁以下的更相信网络上的朋友, 18岁以上的更相信现实中的朋友, 但是变化趋势不特别明显。

(五) 现实人际信任度对网络人际信任度的影响

相关性

**.在0.01水平上相关l (双侧) .

通过对n ITS和网络信任进行相关分析可知, 现实人际信任度与网络人际信任度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三、讨论和结论

我们对所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对整理出来的信息进行了梳理, 得到如下结论和推断:

(一) 浏览网络社区时间越长, 网络人际信任度越高;现实人际交往能力越高, 现实人际信任度越低;网络人际交往度高, 现实人际信任度低

互联网的使用对人在现实中的人交往能力和现实人际信任度都产生了影响。Katz和Aspclen1997年在美国所做的调查, 研究比较了网络使用者和未使用网络者的社会化参与程度, 结果发现这两者在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中并没有差异。他们得出的推论认为:“网络正在缔造一个友谊更浓厚、人际关系日益密切的国家。”但是与这项研究不同的是Leavltt和Whisler在1999年采用跟踪数据调查所做的一项研究, 这项研究考察了被试上网前后一两年社会交往的变化情况, 结果发现:大量地使用网络造成了社会参与活动的下降, 与家人交流的减少以及当地社交圈的缩小, 也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2]通过我们此次的研究,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网络人际交往度高反而现实人际信任度低。

对于网络社区的浏览时间与网络人际信任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是由于停留于网络虚拟社区中的时间增加而导致用于现实人际交往上时间的减少, 因而交际圈开始向网络化虚拟化发展, 所以相对的对于网络社区的人际信任度会有所增加。

(二) 浏览网络社区的频率, 男女浏览网络社区都较多, 但男性较女性浏览网络社区更频繁

浏览网络社区的时间, 每周女性较男性浏览网络社区时间更久。

对于是否参加网友聚会的问题, 男性较女性更愿意参加网友聚会或与网友见面。

男女对于网络社区的浏览时间可以看出个人偏好的差异, 一般青年男性上网主要是玩游戏、看新闻, 而女性主要是浏览网页和聊天, 这里看新闻和浏览网页就主要是属于浏览网络社区了, 女性浏览网络社区的时间长可能由于其社会角色决定了其乐于交流的特点。

而女性对于网友聚会或见面的抗拒一是出于安全问题, 二是在虚拟社区的交流更具有隐蔽性和不具名性, 女性的选择可能象征着其自我保护的特性与想要交流的愿望之间的统一。

(三) 18岁以下的人对现实人际信任度较低, 而18岁以上的则对现实朋友信任度较高,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现实朋友的信任度也就越高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人们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彼此熟悉和确信的基础上的。[3]但是在网络空间, 人们的社会交往更像是一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游戏, 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网络空间的风险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结构性风险是网络空间包含的内在结构逻辑。[4]

在我们的统计中, 18岁以后的被试现实人际信任度明显高于18岁以前的被试, 这可能与其生活阅历丰富以及人格特质趋于完善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是18岁这个年龄阶段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四) 现实人际信任度越高, 网络人际信任度就越低

现实交往能力和网络交往能力关系不太明显, 现实交往能力越高网络交往能力略偏高, 这可能与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中的乐群性特征有关, 也可能是其交际能力使然。因而网络人际信任与现实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不呈现为我们之前所设想的负相关。

总之, 网络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较少有社会面貌的接触。通过人—机—人的人际交往方式, 较少道德束缚或社会规范, 但有创意性。网络社区同样具有现实社区中才存在的强联系、中联系与弱联系的关系特性, 同样可以取得社会支持, 进而获得心灵的归属。网络社区把个人的思考过程从孤立无援的状态, 转化成一种能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因此, 我们应该正确了解与面对网络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网络社区与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摘要：网络社区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人类社交方式, 这种虚拟的间接的社交网络带来了新的交往模式, 离开了一定的社会情境线索 (如外貌、空间特征和非语言线索等) 也导致了传统的人际信任观发生了改变, 而本研究就是从调查网络人际信任度、现实人际信任度、现实人际交往能力三个方向出发, 研究网络社区人际信任与现实人际信任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从而找出较为合适的交际模式。

关键词：网络社区,人际信任,交往能力,ITS

参考文献

[1]Rotter J 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4) :651-665.

[2]Leavitt H J, Whisler T L.Management in the 1980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 36:41-48.

民族院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圈研究 篇8

关键词：民族院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圈

为了更直观、更有操作性地研究人际信任, 研究者提出信任圈的概念 (辛自强, 2009) 。信任圈, 指的是个体所信任的他人的集合, 如果个体信任更多的他人, 其信任圈就大, 反之就小。另有研究发现 (王飞雪, 1999) , “家”是儒家强调的主要伦理之一, 中国社会是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 中国人在亲属间关系密切, 而在非亲属间关系清淡。福山 (1995) 认为, 家族文化导致对外人较强的不信任和对亲属圈较高的信任。这对个体适应社会可能会有消极影响。另外, 对于他人的信任受交流的内容或主题的影响, 同时, 不同风险程度也会影响对他人的信任, 这就意味着不同的情境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基于以上理论, 我们尝试探索民族院校大学生是否存在同样的现象, 进行了此项研究。

一、研究方法

(一) 被试

选取中南民族大学大一到大三学生, 大二学生中包括心理学专业班、心理学辅修班以及一般专业。共计113人。

(二) 工具

首先, 我们以关系远近来界定了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 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设计了两个题目来测试:1.如果你和下面这些人一起共事, 你认为他们是可信的, 还是再提防也不算过分?请在对应的数字上打“√”。选项包括父母, 兄弟姐妹;亲戚;同乡;朋友;工作伙伴;陌生人。该题目采用6点计分法, 1为非常可信, 6为严加提防, 2~5依次为一般可信, 有些可信, 有些怀疑, 需要提防。2.如果这些人捡到你的钱包 (内含200元钱) , 其归还的可能性有多大?该题目采用4点计分, 1~4依次为非常大, 有可能, 可能性很小, 不可能。

二、结果

(一) 第一题的结果

对于父母、兄弟姐妹的评价中, 选择非常可信的占据了92%, 加上一般可信总计96.4%, 而在需要提防和严加提防上选择人数为0, 这说明人际信任程度最高的还是具有最亲近血缘关系的个体。在评价亲戚的可信度时, 最多的选项集中在一般可信上, 共计58.9%;加上非常可信的百分比总计83.9%。需要注意的是选择需要提防的比例也占到了3.6%。

对于同乡的评价, 占比例最高的选项是一般可信, 共计39.8%, 加上非常可信共计47.8, 没有超过50%。另外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需要提防”和“严加提防”上选择的百分比共计8.9%。

对于朋友的可信度评价, 比例最高的是一般可信, 共计53.1%, 加上非常可信共计85%。同时在需要提防和严加提防上选择数为0。

对于工作伙伴的可信度评价, 比例最高的是一般可信, 共计43.4%, 加上非常可信共计50.5%。同时在需要提防和严加提防上的选择百分比达到了8% (注:这里的工作伙伴可以看作是同学) 。

对于陌生人的评价, 比例最高的是需要提防, 占到了37.2%, 加上严加提防共计52%。而非常可信为0, 一般可信为6.2%。

因此, 根据他们的信任度百分比, 信任关系从高到低依次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亲戚;工作伙伴;同乡;陌生人。

(二) 第二题的结果

结果显示, 对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评价, 比例最高的是非常大, 占到了93.8%, 不可能的选择数为0。

对于亲戚的评价, 比例最高的是非常大, 占到63.7%, 不可能选择的人数为0。

对于同乡的评价, 比例最高的是有可能, 占到47.8%, 非常大的比例只有34.5%;不可能选项有1人选择。

对于朋友的评价, 选择最高的是非常大, 占到72.3%;不可能选择为0。

对于工作伙伴的评价, 选择最多的是有可能, 占到55.4%;非常大的比例为34.8%;不可能有2人选择。

对于陌生人的评价, 选择最多的是可能性很小, 占到49.6%, 不可能有23人选择, 占到20.4%。非常大的选择只有5.3%。

根据第二题的结果, 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亲戚;工作伙伴;同乡;陌生人。和第一题的结果完全吻合。

最终的结果显示, 对于他人的信任从高到低依次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亲戚;工作伙伴;同乡;陌生人。这与王飞雪等人的研究结果有些不同, 王飞雪等人研究发现, 中国人的信任圈是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工作伙伴;同乡;陌生人。亲戚与朋友的顺序出现了不同。

父母、兄弟姐妹出现在第一位,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中国人强调亲情, 强调血浓于水。陌生人出现在最后一位, 也证明了中国学生的信任和传统相吻合,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以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结果也出现了和我们预期不一致的地方:亲戚的信任程度要低于朋友。一般认为, 中国人在亲属间关系密切, 而在非亲属间关系清淡。这表明大学生已经出现了不同变化, 这与时代发展有关, 而且具有积极的适应意义。因为亲戚是血缘关系决定的, 而朋友是个体选择的, 个体本人具有主动性。朋友较之亲戚的另外一个不同点, 在于个体与之交往的频繁程度以及乐意程度, 外在的行为频率和内在的心情舒适导致对朋友的信任程度较高。

工作伙伴的排名比较靠后, 这说明仅仅发生交往对于信任的改善效果不大, 特别是仅仅是工作情境中的交往, 太为正式;另外, 工作之外的情感交流也是必需的, 从朋友的排名靠前可以发现这一点。

综合分析以后得出结论, 信任度最高的是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一个是血缘关系, 这是先天的;一个是朋友关系, 这是后天形成的。二者的相似性在于互相的交往频率以及彼此的情感交往。因此, 增强人际信任度, 需要增加接触频率, 加强彼此的了解;也要注意增加一些情感分享和交流。

三、结论

1.大学生的信任圈从里到外依次为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亲戚;工作伙伴;同乡;陌生人。

2.大学生对朋友的信任程度高于亲戚。

参考文献

[1]牛江河, 辛自强.不同主题和风险下的人际信任:“信任圈”的中、加比较.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9, 2:61-67.

低年级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调查 篇9

社会是人的集合体, 只要个体发生关系, 便会出现信任问题。人际信任存在于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 是个体对他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上的相信态度。J.Rotter提出“人际信任”, 仅指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信任而不包括对事件的信任[1]。杨中芳等认为, 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的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2]。人际信任可以减少处于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由于时空分离所造成的距离感, 它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3]。

大学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 影响着其合作、和谐人际关系, 它的发展预示着人际关系的成熟。本研究用实证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低年级大学生人际信任, 对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培养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采用ITS人际信任量表[4], 该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 共25个项目, 包括特殊信任因子和普遍信任因子。随机抽取某高校大一大二学生267人, 回收有效问卷254份, 有效率95.13%, 数据用SPSS17.0处理。

3.结果与讨论

3.1人际信任现状

与ITS的常模比较发现, 从整体上看低年级大学生人际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该校信任氛围良好, 有利于人际交往的展开, 使大一新生更快的适应大学生活, 使大二学生更好的融于大学生活。

3.2人际信任的性别差异

数据表明, 不同性别低年级大学生在人际信任和特殊信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只在普遍信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人际信任总分未显示性别差异, 与胡利人等的研究一致, 提示人际信任度可能与性别无关[5]。

3.3人际信任的年级差异

结果表明, 大一大二学生在人际信任和普遍信任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只在特殊信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大二学生特殊信任均分显著大于大一学生。

大一学生处于一个新环境中, 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信赖新同学或老师, 摆脱旧有观念, 适应新环境, 这可能使特殊信任开始下降。到了大二, 随着大学生活时间的增加、环境的熟悉, 他们不再盲目的认同, 开始慎重考虑家庭成员的建议, 因此, 大二年级特殊信任开始超过大一年级。

3.4人际信任的生源地差异

结果表明, 不同生源地的低年级大学生在人际信任总分和普遍信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城市学生的人际信任总分和普遍信任均高于农村学生。原因可能是城市和农村生活环境完全不一, 在城市求学时, 农村学生可能会感到无助、孤独, 难以融入周围的环境, 并倾向于认为他人不信任自己, 更容易出现适应困难, 交往活动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 无法建立普遍信任。

3.5性别、年级和生源地在ITS各因子上的交互作用

在人际信任总分和特殊信任因子上, 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多种因素造成了心理现象的发生和变化, 在实验中多采用一些方法来控制无关变量, 但现实中很难做到严格控制, 因此有必要讨论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之间的交互作用对ITS各因子影响的显著性。

参考文献

[1]Rotter, J.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35 (4) :651-665

[2]杨中芳, 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 1999, 32 (2) :1-21

[3]丁道群, 沈模卫.人格特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J].心理科学, 2005 (2) :300-303

[4]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G].1999:180-182

人际信任论文 篇10

关键词 男性服刑人员；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人际信任；调节效应

分类号 B848

犯罪学家康均心和张晶（2004）从信任的角度解释犯罪，认为犯罪反映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和冲突，在更深层次上实际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人际信任缺乏，就容易引起人际关系紧张，导致冲突，生成犯罪。增进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不少研究也证明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即，个体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对社会及其他个体的信任度就越高（谭雪晴，2008；池思晓，龚文进，2011）。但是，杨菲菲和黄欣（2011）、金艳玲和顾昭明（2010）研究发现，研究生的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支持越高，人际信任越低。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体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关系可能受到个体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性格因素等的影响，丁道群和沈模卫（2005）的研究就发现个体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那么，提高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否达到显著提高其人际信任的效果？同时，这种效果如何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如何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格特质的服刑人员开展帮教活动，使得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力量能够最大化发挥，从而减少人际冲突，提高再社会化程度，是公检法系统心理矫治工作者们在实际工作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引入人格特质变量，探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为完善监狱系统心理矫治工作以及为社会各界人士合理开展帮教活动提供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服刑人员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抽取广东省某监狱同一监区所有服刑人员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8份。其中，年龄最小者20岁，最大者59岁，平均年龄为31.9±7.7岁；来自城市的29人，农村的159人；独生子女37人，非独生子女151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19人，初中137人，高中及以上32人；初犯177人，累犯11人；已婚44人，未婚144人。

对照组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随机选取广州市番禺区高校保安、流动商贩、建筑工人和佛山南海区部分工厂男性被试为调查对象，采取逐个询问和问卷派发的方式发放了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5份。其中，年龄最小者17岁，最大者53岁，平均年龄为28.6±7.2岁；来自城市的25人，农村的130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7人，初中45人，高中及以上103人；独生子女17人，非独生子女138人；未婚82人，已婚73人。所有被试均无明显精神障碍。

1.2工具

1.2.1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uoneaire，EPQ）

该问卷共88道题，有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掩饰性（L）四个分量表。每个题目以“是”或“否”作答。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重测信度介于0.73～0.89之间。

1.2.3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Rating Scale，ITS）

该量表共25道题，包含对父母的信任和对社会及无关者的信任两个因子，采用五级评分法，总分介于25分（信赖程度最低）到125分（信赖程度最高）之间。量表分半信度为0.76，间隔3个月重测信度为0.68。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t检验、皮尔逊积差相关、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2.结果

2.1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概况

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犯罪类型、年龄、生源地、婚姻状况、刑期、初（累）犯在人际信任总水平以及对父母的信任因子和对社会及无关系者的信任因子的水平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独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因子信任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服刑人员（t=-2.30，p<0.05；t=-2.18，p<0.05）。另外，不同文化水平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信任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父母的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F（2，29.7）=3.54，p=0.031，n2=0.037，小学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对父母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初中组和高中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

2.2男性服刑人员与对照组人际信任、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的比较

从表1可知，服刑人员在ITS量表中对父母的信任显著低于对照组；在EP0量表中的精神质P、掩饰性L上的得分虽然均低于对照组，但P、N得分显著高于常模得分（E=10.63，N=11.26，L=12.17，P=5.96，p<0.001）（李瑶，等，2011）；在SSRS量表中的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他因子均无显著差异。

nlc202309030026

2.3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得知，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E、L呈显著负相关，与P、N、社会支持各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对照组人际信任只与神经质N和主观支持得分相关显著，其他均不显著。

为进一步考察精神质P的调节作用，根据服刑人员在精神质维度的得分将其分为高低两组，将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服刑人员划分为高精神质组，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划分为低精神质组。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精神质组中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高达32.8%（卢=0.59，t=4.74，p<0.001）；低精神质组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有28.2%（B=0.54，f=4.59，p<0.001）。说明随着个体精神质得分增加，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力度提高，精神质P在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具有调节效应，精神质P得分越高的服刑人员，其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效应越强。

2.4服刑人员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并不稳定，提示人格特质可能是其中的调节因素。因此，本文对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为33%（F=96.2，p<0.001）。进一步做调节效应检验，依次将人格特质各因子E、N、P、L作为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按照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对所有数据进行去中心化，然后将社会支持和精神质P的乘积项作为两者交互作用项纳入回归模型做层次回归分析，第一层为精神质P和社会支持，第二层为精神质P、社会支持和两者交互项，每一步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精神质P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人际信任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t=2.69，p<0.01），说明精神质P对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3.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服刑人员总体人际信任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但是对父母的信任水平很低；男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他们很难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帮助。服刑人员对父母信任水平和主观支持感受度低与其家庭原因密不可分，李瑶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服刑人员反社会人格与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有关，童年时期父母的暴力、冷漠、抛弃等不良行为都会严重妨碍亲子信任，阻碍个体健康人格形成。家庭关系不良导致人格障碍及对亲密关系缺乏信任，进而无法建立起以亲人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还会带来对社会及人际关系的普遍不信任（程利娜，2013）。因此，帮助服刑人员改善家庭关系对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改善人际关系有益。

对服刑人员的人格特质进行分析发现，男服刑人员P分和L分虽然低于控制组，但P分和N分都显著高于常模，特别是P分几乎是常模的2倍。N分数高者常表现出焦虑、担忧、郁郁不乐，遇到刺激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P分高者常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感觉迟钝、与他人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喜欢干奇特的事情并且不顾危险。研究结果揭示出男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人格偏离，多表现出个性情绪更易失控、缺乏同情心和罪恶感。

对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和人际信任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社会支持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但加入人格特质P作为调节变量后，回归模型拟合度尺。增加，模型解释度更好，说明人格特质能调节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间的关系，高精神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对其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高精神质的服刑人员，他们可能看起来孤独不合群，但他们内心更加渴望得到社会支持，且获得社会支持后更有助于他们提升人际信任水平。监狱工作人员和社会帮教人员都应该更加关注这部分群体，帮助他们加强社会支持系统，这对促进其再社会化有重要作用。

人际信任论文 篇11

农户进行民间融资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式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万江红和徐小霞[1]在调查中指出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中。何广文[2]在调查中指出, 农户借贷行为更多依赖非金融渠道, 从放款的笔数分析, 93.95%的放款行为是在亲戚、邻居和朋友间进行的, 且农民碍于情面很少设置抵押。在发生纠纷时, 由于正式解决途径成本较高, 加之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影响, 多采用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第三方调解的办法解决, 这里的第三方在农村社会主要指受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民间精英, 这种民间精英在当地有较高的威信, 处理公正, 民间精英是根据其人品、能力而选择出来的。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农户之间进行借贷行为时, 不管是熟人之间的借贷、无抵押的借贷还是纠纷的解决, 人际信任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人际信任的内涵

郑也夫认为, 信任是一种态度, 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3]。人际信任是信任的最主要的表达形式, 人际信任是在人际交往中形成, 对人的能力的理性计算和对人的品格感性认同。储小平等认为信任程度往往与血亲距离有关, 血亲距离越近, 相互间信任度就越高[4]。杨中芳和彭泗清认为人际信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能力信任和人品信任[5]。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将人际信任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能力信任, 双方根据各自的声誉价值理性签订并履行契约;二是双方之间的人品信任, 这是高度的信任关系, 在签订和履行契约时不考虑经济因素, 具有利他性的特点;三是双方对第三方的人品信任, 这在发生纠纷时可以利用第三方即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民间精英来进行调解, 解决纠纷, 减小损失。探讨这三种人际信任关系在农户借贷契约中的作用。

三、人际信任关系在农户借贷契约中的作用分析

(一) 能力信任在契约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农户在实施贷款行为时, 贷方根据借方的还款能力来判断是否能够借款, 根据借方的还款能力形成的对借方的能力信任主要有三点:一是借方目前的经济实力, 这里的经济实力充当抵押的作用;二是借方在借款期的预期收入, 包括投资收入、工资收入以及农业性收入, 这将最直接决定还款能力;三是借方的声誉价值, 即借方的还款记录, 这也体现还款能力。根据贷方对借方的能力信任程度, 上述三点中, 如果借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或者有良好的预期收入, 或者拥有良好的声誉价值, 借贷契约都会发生。

(二) 双方间人品信任在农户个人借贷契约中的作用分析

双方间的人品信任是对私德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 人品信任是双方私人关系的产物[6], 是基于血缘和紧密地缘的关系, 一般是家人、亲戚和关系紧密的朋友。在农户借贷时, 如果双方是人品信任的, 贷方对借方的道德水平很信任, 那么贷方有能力贷款时便会执行借贷契约。

(三) 对第三方的人品信任在违约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在农村, 借贷双方共同信任的独立第三方通常是有威望、共同熟悉的民间精英。通过民间精英的调解, 既减少了纠纷解决的成本又缓和了双方之间以及双方与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调解时首先需要选择双方都共同信任的民间精英, 这样调解结果双方才会接受, 然后就是调解人和借贷双方进行协调, 分析无法还款的原因和还款的必要性, 对还款的数额和期限进行磋商, 形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论, 最终贷方通过很少的调解费用即一些礼物和一顿餐的花费取回了借出去的款项, 借方也不会因为不还款而诉诸法庭并降低自己人际信任能力, 并降低了对借贷双方人际信任的伤害。

四、结论

人际信任在农户借贷契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户在借贷时往往采取民间借贷, 向熟人借贷, 而贷方会因为能力信任和人品信任的因素来决定是否借贷。尽管有声誉、人情等关系的约束, 但是由于缺少担保、借方对自己还款能力估计不足等因素, 还是有贷款无法及时归还甚至恶意不还的情况发生, 产生纠纷。而基于血缘、地缘、亲缘等的人际信任关系, 贷方一般不采取诉讼的形式来解决纠纷, 往往是通过双方共同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调解, 这样既可以有效的追回欠款又可以减小对双方人际关系的影响。

摘要：农户与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高昂, 导致农户在借贷时大多采用民间借贷的形式。而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 所以农户借贷大都发生在熟人之间。本文从博弈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农户在借贷契约签订时和出现违约行为时人际信任所发挥的作用。借款时, 双方考虑的更多的是双方的人际信任, 这里既有考虑能力信任即声誉价值又有考虑人品信任的行为;而在发生纠纷时, 很少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 通常是利用双方共同人品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调解。

关键词：农户借贷,人际信任,能力信任,人品信任,调解

参考文献

[1]万江红, 徐小霞.民间借贷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倾向分析——基于温州瑞安市T镇的个案调查[J].学习与实践, 2006, (11) :114-117.

[2]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J].中国农村经济, 1999, (10) :42-48.

[3]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19.

[4]储小平, 李怀祖.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J].管理世界, 2003, (6) :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