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际信任

大学生人际信任（精选11篇）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1

人际信任概观

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双方对人性的态度，是从交往信用和交往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安全感、可靠感，它不但在人际交往中产生，而且建立在人们彼此之间互动状况之上，表现在一方能否大致预测另一方的特定行为及对方是否可依靠、可信赖。人际信任在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维持均以一定的信任为基础。Wrightsman认为人际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折射出人们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也影响到人际交往中的预期和决策。Rotter认为高信任感的人比低信任感的人更有生活意义感，这种生活意义感是人寻求发展的动力。一个人如果缺乏起码的信任感，对一切事物都有所怀疑，做事难免就会谨慎过度，这样久而久之就很容易使自己陷入焦虑不安中，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由此可见，人际信任是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也是良好心理的前提。

人际信任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儒家经典中对“信”的大量论述可谓典范。中国文化虽经数千年的洗礼与涤荡，但信任和诚信一直是中国人的为人准则。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西方文化一拥而入，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震荡，局限在地缘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人际信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学生们由于自我意识尚未完全成熟，价值选择和判断仍缺乏稳定而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实与期待的差距常使他们感到人际信任危机的来临。与此同时，大学阶段正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的重要阶段，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其合作精神、共处意识、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着直接地影响，提高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既可以帮助他们自己获得心理的成熟和人格的完善，又可以让信任的传统在中华文化中发扬光大。

以往对大学生进行人际信任教育大多采用传统的授课或讲座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教学方式相对而言形式呆板、方法单调、模式单一，虽然也能对学生生活中遇到的人际信任问题进行解答与反馈，但由于缺少学生的直接经验和内心体验，学生仍然觉得提高信任能力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差，所以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电影课和团体训练恰好可以弥补传统授课形式的不足，最大限度地改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

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电影课模式

电影课是基于人类文明中共同的价值理念(真、善、美、爱、正义、公平等)，试图改善当代学生文化精神生活质量而创设的一门综合性、开放性、活动性课程。电影课的教学过程寓教于乐，融认知与交往为一体，教育与自我教育为一体，教学和个性发展为一体，以形象性、直观性、生动性表现多种事物。

电影课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在如同身临其境的情境中，去体味影片中人物内心的需要与感受，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以此使学生在主观的情感体验和影片所呈现的客观世界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中，体味到深刻的情感。学生在欣赏美、感受美的同时，缓解了自身忧虑、压抑、痛苦、失望等消极情绪，激发了热爱生活、愉悦和谐、乐观向上等积极的情绪，提高了人际交往的能力，并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电影课与传统授课方式相比的一些优势和特长能深深吸引学生投入到电影课的学习中。电影融声、光、电等技术于一体，通过真实的语言描述、生动的画面展示、精彩的情节发展、逼真的音响效果为学生提供多感官通道的刺激，使学生多种感官同时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每一个神经细胞，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此外，电影课以直观形象的声像与故事情节来反映深刻的理性内涵，能把各种抽象的东西通过人物的具体活动体现出来，使学生的推理有生动的表现依托，使抽象的信任概念具体化，深奥的人际道理形象化，枯燥的心理知识趣味化，变传统说教为生动、直观、形象的情境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将人际交往、相互信任、友谊诚信、合作成长等融入学生的内心，渗入学生的意念，并经过学生的主动思索，将其融入学生的人格中，从而达到了改善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目的。

电影课的教学方式适合于大学生群体，也适合于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培养与改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大学生思维发展已经成熟，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和独立的见解，而电影课恰恰给学生提供了思考与想象的空间。信任问题比较抽象、晦涩，学生们通常只是模糊地知道其含义，但怎样做才是对他人的信任以及如何赢得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却不甚了解，通过影片中主人公的语言和行为，可以直观的给学生以榜样的示范作用，或者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并通过与老师、同学的探讨与分析，逐步解决自己的认知矛盾，改变自己对信任的理解或找到不信任的原因，进而对自己与他人的人际信任和人际关系进行内省与反思。其次，大学生朝气蓬勃，情绪情感易受感染，电影课以故事情节为依托，充满感情色彩，容易激发学生对影片人物的移情，使其在情绪上高度卷入，引起情感的共鸣，在触及内心感觉和体验的同时，由内而外的接受影片所倡导的相互信任的主题和内容，并把对他人的信任内化为自己实际经验的一部分。最后，电影课中教师的巧妙组织、精心点拨，不仅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使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亲密伙伴，而且更让学生们在共同观摩，相互讨论，你评我论，发表见解的过程中自主学习，互相借鉴彼此的观点和主张，完全打破了教师自导自演，学生盲目听课的传统模式，把学习和体验的自主权毫无保留的还给学生。电影课的独特魅力大大激发了学生感悟和思考的热情，使他们在寓教于乐中增加了对他人的信任感，增长了相信他人的能力。

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团体训练模式

团体训练(又称团体咨询或小组辅导)，是指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认识他人、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适应的助人过程。团体训练的特色在于培养个体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对团体的信任到信任周围的其他人，由对团体的归属感扩大到对学校、社会及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团体训练的独特之处和肯定的效果，在国外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已经得到发展，并应用于学校、企业、医院、社区等各个领域。

近十年来团体训练在高校迅速兴起，逐渐成为各高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渠道。大量研究表明团体训练在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优化大学生心理素质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团体训练重视成员的参与和体验，强调成员间分享彼此的感受，也能有效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水平。成员在真诚、信任、理解和关怀的气氛中逐渐减少自我防卫心理，开放真实的自我，每个人都被其他人如实地看待，并得到其他成员对自己内心和行为方式的反馈。在团体内的人际交互作用中，成员的旧观念和旧行为受到怀疑和冲击，开始自我探求，寻找答案。通过不断的自我观察和实践以及成员间的相互启发和鼓励，使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信任行为和问题所在，并尝试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可以说，团体给每个成员提供了一个有助于改变的支持环境。

此外，在团体中指导老师不会简单说教，而是通过游戏、讨论等环节启发和引导成员，“在游戏中品尝心理的愉悦，在活动中体验成长的感觉”，进而培养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与归属感。如团体游戏“信任背摔”的一切基点都源于对队友的充分信任，如果没有和队友之间的充分沟通，充分信任，任何人都不敢倒下去，不会把生命完全托付于陌生人。体会信任，懂得在信任他人的时候就会赢得他人的信任是成员在这一游戏中最大的收获。在团体训练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游戏活动中，成员间通过身体接触和自我暴露，拉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实现了情感沟通，确信了同伴能对自己负责，从而提高了对同伴的信任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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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戚少枫.高职大学生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3, 18 (3) :21-26.

[6]http://www.filmcourse.org/cgi-bin/ui/text.pl?i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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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邢秀茶, 王欣.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影响的长期效果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3 (2) :74-80.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2

【摘 要】网络人际信任是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人际信任与现实人际信任相比较呈现出短暂性、脆弱性、双主体性、经验性、自由性等鲜明的特征。网络人际信任的建立经历了确立、成长、削弱和消失四个基本阶段。个体特征、网络环境、网络使用行为等因素对网络人际信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信任;现实人际信任 网络人际信任;虚拟;现实

信任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离开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本身将土崩瓦解。20世纪末期，互联网迅速发展，并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人际交往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匿名性使得网络交往主体责任意识淡薄，又缺乏相应网络道德和法律机制的监督和制约，造成网络交往欺诈事件频繁发生，网络环境下的信任问题亦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系统探讨网络人际信任与现实人际信任在基本特征、发生机制、影响因素，引导路径等内容方面的异同，寻求提升网络人际信任水平的有效措施，对促进个体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人际信任的内涵

对网络人际信任内涵的探讨是建立在现实信人际任内涵基础上的。网络社会是传统社会的延伸和发展，Corritore等认为现实世界的信任研究发现同样适用于网络世界，因为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普遍具有共同性。台湾的黄厚铭认为网络信任与现实信任的根本区别在于网络信任是建立在人格信任基础上的，因为无法了解交流对象的全部信息，交流也仅限于局部人格的情感交流，因此网络信任的基础没有现实信任牢固。如鲁兴虎指出，网络信任就是一种自信的期望，这种态度包括理智的和情感的两方面，最根本的信任关系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白淑英(2003)认为网络人际互动是网络人际信任产生的基础，网络人际信任在网络人际互动中更多的体现为情感交流。互动主体的理性判断能力是信任给予和中断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她认为网络人际信任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胡蓉()则借鉴现实人际信任的内涵，将网络人际信任界定为，现实中的人在网络虚拟生活空间中，借助信息交互行为而表现出的对交往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预期和保障感，并通过特定的网络信任行为体现出来。基于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网络人际信任是交往主体在存有风险的网络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基于双方交流内容基础上所进行的理性与非理性判断后，对交往对象产生的心理预期。

二、网络人际信任的基本特征

三、网络人际信任建立与产生的机制

关于网络人际信任建立与产生的.机制，丁道群(2003)认为现实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建立是以制度或系统来提供保障，以深厚的情感关系为基础，即形成制度信任和个人信任。网络人际信任产生之初是以隔离来取代信任的，在隔离的基础上双方之间通过沟通和互动发展融洽的长期关系，隔离信任慢慢被个人信任所取代。这种网络人际信任的建立依然是以个体的现实经验为评价和判断基础的。胡蓉(2005)认为网络人际信任的建立和现实人际信任的建立一样经历了确立、成长、削弱和消失这样四个阶段，与现实人际信任相比较，网络人际信任更加的自由、灵活、易变，施信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随时中断信任。

四、网络人际信任的测量与影响因素

网络人际信任水平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通过社会调查对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进行测量。二是将网络人际信任视作因变量，从人口学统计因素、网络使用经验、个人偏好等变量出发寻求解释。三是考察网络人际信任的不同类型和影响因素。

目前的相关研究始于传统信任研究基本理论框架。对于网络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网络环境、网络使用行为、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四个方面。其中网络环境因素包括网络情境的合作性与竞争性、第三方保障机制、网络社区团体的相似性;网络使用行为主要涉及交往时间、自我控制、认同感、临场感等;个体因素涵盖了性别、网龄、信任倾向等，社会文化因素涉及相互依赖与独立性的文化背景对网络人际信任的影响差异。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3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信任；心理健康；二者关系

1 大学生人际信任对心理情绪的影响

1.1 对信心的影响

自信心是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了个人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接纳和交往质量的一个操作物，大学生刚刚走出高中，远离了以前高强度的学习模式，大学生活相对自由，学生对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对外交际能力，但由于大学生各方面不成熟，心理和生理都没有得到社会的历练，对情绪的控制能力不强，缺乏稳定性，在人际交往中容易受挫，经常与同学舍友产生矛盾，内心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自信心受挫，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大学生的自信心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日常工作和行为习惯，它是一个对人际的交往的一个加分点，是一个对交往技巧的加工、优化过程，对自身的行为习惯产生了约束，控制自己不好情绪的外露，增加人格魅力，根据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尊能力水平和人际交往过程中有着函数关系，呈正相关的趋势，自信心强，交往的过程中，自信心强，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就越强，在客观上，为自己和他人的交往提供动力。

1.2 对抑郁的影响

抑郁症目前而言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疾病，经常出现了在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并且抑郁症与大学生的心理活动，人际信任度呈现着负相关的状态，抑郁症越严重，心理健康越受影响，人际信任度越低，抑郁症越低，大学生心理健康越趋向正常，人际信任度越高。抑郁和抑郁症是两回事，著名影视乔任梁被曝因抑郁症去世引发了多数人群对抑郁的关注，相对于其他疑难杂症，抑郁症可以事先预知，并且早期接受治疗是有痊愈的可能性，抑郁症不同于抑郁，抑郁属于情绪类，经常性的失眠是抑郁最常见的并发症，尽管抑郁症不属于重大病情，根据实际情况而言，中国大概有1亿人有抑郁症，换而言之，也就是中国总人口的14/%患有抑郁病，可是多数人不以为然，以为是负面情绪的出现，乔任梁的去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大学生的开学中，抑郁症并不少见，当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内心焦躁不安，严重者导致长期失眠，更甚至出现自杀顾问，抑郁症不仅是心理上的煎熬，同时也带着生理上的痛苦，不是大众所误以为的一种矫情做作，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抑郁症得不到治疗严重影响到了许多的大学生的正常生活。所以要不断改善心理情绪，不断提高人际信任度，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养成乐观的生活态度。

1.3 对自尊的影响

在2013年，在复旦大学发生的一连投毒案震惊全国，复旦大学上海医学研究生被害人黄某饮入室友林某在饮水机故意投入N-二甲基硝胺，投毒药品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性有毒化学品，最后黄某抢救无效死亡。投毒案的导火索只是购买饮水机的纠纷，林某家庭条件不好，当宿舍想要集体购买饮水机时，林某无力购买，所以黄某决定独自购买，独自使用，他觉得自己的自尊遭受到了损害，林某的心理开始扭曲，对黄某人际信任降低，人际信任大转变影响了林某的心理，并且开始蓄意杀人，并且东窗事发后开始拒不认罪，没有悔改之意，这就是大学生人际信任削减造成的心理健康扭曲的典型案例。林某觉得自尊的受到伤害，认为自己被舍友排斥，不被舍友接纳，人在社会交往中偶尔产生一些负面情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要及时端正自己的态度。

1.4 对信任的影响

人际交往是社会构成的组成文化，当大学生之间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相似性、共通性。双方感到了一种归属感、可靠性，当二者熟练度越高时，信任程度就越高。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生活交往中，存在大学生交往互动中，是一个专门为社交服务。人离不开社交活动，没法完完全全独立于社会之外，据调查研究表明，当人孤独值达到一定的程度值时，大学生的人际信任达不到内心所需值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开始出现问题。心理开始躁动，烦闷，心理极大的受到了影响。根据一项调查结果表示，在大学的人际交往中，同阶段男性之间交往的信任值要比女性之间交往的信任值要更高，在不同阶段时，大学生人际信任值是有变化的，大一学生对他人之间的人际信任值最高，到大三时大幅度骤减，大四创到新低，四年来，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值在不断降低。根据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活动来看，大一时大学生大多设施未深，初期大学是一座象牙塔，保护着大学生的一些社交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交往中添加了利益的因素，大学生对自己的一些友伴的信任度降低。无法通过人际交往活动对自己的交往对象对自己的心理活动产生有利的预测和判断。这也是人际交往中信任的对心理活动影响。

2 平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2.1 促进大学生之间的交往

促进大学生之间的交往是平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首要任务，所以要密切关注大学生的交往状况，技术处理大学生的不可调节的负面情绪，矫正负面心理情绪，逐渐引导大学生的交往，找到知心朋友。要不断促进大学生之间的交往，自身对外界的敏感度一定程度生影响自己的人际交往的向往程度，有一些大学生加上天生的性格和后天情商和社交能力的话，达到一种自身控制能力强，滴人际关系敏感的状态，想要平衡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心理健康。学校可以开始设立心理辅导班，矫正心理交往障碍的大学生，树立信心和自尊心。

2.2 加强社交手段，促进社交能力

尊重他人的观念，听取他人的意见，纠正自己的某些观念改变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灵活应变，在实际交往中多运用一些技巧增强别人的好感度，同时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学习社交礼仪，提高自身的修养，多思考，在一定程度 别人的感觉，培养高情商的行为习惯，让良好的教养深深的知植根在自己的行为习惯。脑海中，利用批判性思维，学习他人的长处，避免他人的短处出在自己身上，扬长避短，适当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合理表达出自己意见，对待人际交往中的分歧，增强对矛盾的处理能力，增强团队的合作能力，加强沟通。要促进大学生之间的交往，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加强社交中是必不可少的举措。

2.3 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我国大学生的父母大多数已经步入中年，并且受教育程度不高，在日常生活中对新媒体网络技术的研究运用较少，对人际信任和大学生心理教育关注度较少，大多数集中在对孩子科学文化事业的研究，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就必须加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相结合，利用新媒体技术和网络以及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增加与家长之间的互动，增加大学生与家长的联系，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融为一体，让大学生父母意识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和人际交往的重要性，用家庭教育辅助学校教育进行教学，平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进行正确的社交活动，端正价值观。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在学校中的引导作用。完善课程的设立，增加心理健康和人际交往的课程，课程科目的直接教育是正确引导大学生生活交往的重要举措，可以不断促进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良性发展。

3 人际信任的三大主要过程

3.1 可信赖性

人际交往信任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可信赖，换句话说，用依赖更为贴切，人际信任实际上对友情的依赖度，两人交往程度越深，对其可信赖度就越深，安全感也是信任的一部分，大学生群体交往之间，会在内心中产生一个预期，在交往过程中，对方的性格、习惯达到了心理预期，会开始逐步建立起信任，从而产生安全感，安全感的匮乏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安全感的建立就像母亲和婴儿一样，婴儿由于生理原因，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用肢体语言，利用哭闹等来吸引母亲的注意力，母亲通过安抚解决问题，此时婴儿对母体产生安全感、信任度，大学生亦是如此，当大学生有心理需求时，伙伴给予帮助，给予了友情支援，二人相互信任，在学校里与同学、对他人、对社会充满了积极性，同时也愿意给予他人帮助，促进大学生与人的积极交往，进而优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3.2 忠诚

忠诚是人际交往中偏后的一个阶段，其性质有些类似信任，忠诚的产生是基于人们有一定的交往基础，加之相同的共识性，成员之间互相合作、互相信任是人际交往中一个难度偏高的过程，从认知角度来看。它对自己的交往对象具有一定的可知性，了解对方的能力、资源、行为习惯，对自己的交往对象有着一定的可控把握，不会对对方的突发事件完全感到束手无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对方的行为动作，最后是对对方的一种认同感，对对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表示认可，并且自身也有着相似性，从认知角度来看，忠诚包含了真诚和信任等，忠诚极大地表现了人际信任的积极作用，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忠诚就像是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可以改变个体对人际信任关系产生的“认知门槛”，改变个体心中的焦虑，营造一种被需要感，从而开始对群体敞开心扉，爱屋及乌，开始主动和身边的人交往，拓宽朋友圈，愿意接受陌生人的交谈，并且主动提供帮助，走出忧郁困境。

4 结语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利用日常教育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自尊心，提高信任度，平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促进二者和谐共同发展，将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更能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能够推动人际关系的正确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琪.高职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3）.

[2]盛红勇，徐桂芬.大学新生人际信任和社交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0（12）.

[3]郭晓霞.高等职业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校园心理，2013（05）.

[4]陈成.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亚太教育，2016（23）.

大学生的内隐人际信任初探 篇4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大学生对人与社会的认识正处在转变与适应的阶段。近年的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信任危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①②③④

有采用“信任博弈”范式的研究发现,大学生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并非源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出于自我保护,对于首先发起信任瞻前顾后。一旦他人发出积极信息,他们会以感恩的心态回应。⑤这一结果令人思考,或许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是多维的。

有研究者提出,当人际信任作为一种感情成分存在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时,是比较内隐的,并不是人们日常挂在嘴边的。⑥关于人际信任的定义有两类,一类认为人际信任是对他人言语承诺的可靠性的一种主观预期或判断;⑦另一类认为人际信任是一种人性态度,⑧是个体预期一般人是否有诚意、是否相信别人,以及交往双方是否会利用对方的信念,即一种仅与个人特征有关、构成个人特质的信念。本文将第一类定义为外显人际信任;第二类则为内隐人际信任,以联结为理论基础的内隐联想测验能够应用于内隐人际信任的测量。

1 方法

1.1 人际信任的内隐联想测验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是格林沃尔德(Greenwald)等人于1998年提出的一种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采用计算机化的辨别分类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对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评估来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进行间接测量。⑨

1.1.1 选词

平衡性别与年级,随机选取50名福建某大学的学生填写选词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47份数据。选词问卷共3个子问卷,为抵消顺序效应,第一个子问卷与第二个子问卷的顺序随机出现。

第一个子问卷是人性的哲学修订量表,由莱茨曼(Wrights-man)根据人际信任的定义而编制。量表分为2个倾向,分别是值得信任(T值)和愤世嫉俗(C值),各10道题,采用6点计分,从-3分到+3分分别为完全不同意、部分不同意、略微不同意、略微同意、部分同意和完全同意,不设0分的选项。

第二个子问卷是为了选取内隐联想测验中的10个属性词而设计的,词语的来源是莱茨曼编制的人性的哲学量表(Philosophies of Human Nature,PHN)。量表由6个有关人际信任分量表组成,分为正性项目和负性项目。从“值得信任”、“利他主义”、“人性的复杂性”、“人性变异性”分量表中概括出7个积极词和7个消极词,被试根据对“除了自己之外的大多数人”的评价进行5点评分,从-2分至2分表示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⑩

将7个积极词的分数与人性量表T值进行相关性检验,将7个消极词的分数与C值进行相关性检验,再分别将相关性最高的5个词分数相加,与C值和T值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选的5个积极词(独当一面、坦荡、真诚、乐于助人、表里如一)与人性的哲学修订量表的T值显著相关,5个消极词(狡猾、自私自利、盲目、善变、道貌岸然)与人性的哲学修订量表的C值显著相关,这10个词能够代表该量表的概念,可以作为属性词,编写进内隐人际信任的测验程序。

1.1.2 编写程序

程序1的步骤如表1所示(程序2与程序1大致相同,只是相容任务在前,即步骤“234”与“567”互换)。

1.2 外显人际信任量表

1.3 被试

随机选取68名广东与福建高校的学生(均熟练操作电脑、未参与过内隐联想测验,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进行人际信任的内隐联想测验的个别施测,控制环境噪音、光线,调整显示屏,使得被试的双眼与显示屏的距离保持在50cm。进行内隐人际信任测验后,被试填写人际信任量表,量表当场收回。剔除4份存在缺失的数据后,得到64份被试数据。

1.4 数据统计

IAT数据采用格林沃尔德等人的处理方法:(1)反应时低于300ms的按300ms计,高于3000ms的按3000ms计;(2)反应不正确的数据不纳入分析,删去联合测试1和2中的前两次试验数据;(3)剔除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数据;(4)将第4步和第7步两个联合测试(不相容组与相容组)的自然对数之差作为内隐人际信任的指标,差越大表示内隐人际信任越低。使用spssl9.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的配对样本t检验

由表2可知,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的差异显著(t=-15.719,P=.000<.001),IAT效应显著,内隐人际信任存在。

2.2 内隐人际信任与外显人际信任的配对样本t检验

由表3可知,内隐人际信任与外显人际信任的差异显著(t=-60.276,P=.000<.001),表明内隐人际信任与外显人际信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评价系统。

2.3 内隐、外显人际信任的生源地差异

由表4可知,内隐人际信任的生源地差异显著(t=2.636,P=.011<.05)。内隐人际信任指标越低,表示内隐人际信任程度越高。因此,生源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内隐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另外,大学生的外显人际信任不存在城乡差异。

3 讨论

3.1 大学生存在内隐人际信任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存在内隐人际信任,内隐、外显人际信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这一结果从实证上说明,中国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是多维的,人际信任作为一种比较内隐的感情成分时与外在的表达有所不同,内隐认知的研究方法适合于研究人际信任这个隐含了心理、文化、社会、制度等多个层面含义的复杂心理现象。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探究中国文化背景下其他群体的内隐人际信任特点。

3.2 大学生的内隐人际信任存在城乡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内隐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而外显人际信任不存在城乡差异,生源地为城镇的大学生的内隐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国内有针对孤儿内隐人际信任的研究没有发现人口学差异,由于生源地一致,人口学差异方面的结果与本研究一致。15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5

基于信任博弈范式，通过创设合作、竞争两种任务情境，考察在不同任务情境下，个体对熟人、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是否存在差异。研究采用人际熟悉度（熟悉/陌生）× 任务情境（合作情境/竞争情境）的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结果表明：个体在四种条件下的信任水平：熟人合作>熟人竞争>陌生人合作>陌生人竞争。人际熟悉度与任务情境的交互作用显著，经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合作情境下，熟人群体的信任水平高于陌生人群体，并且差异显著；而在竞争情境中，熟人群体和陌生人群体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人际熟悉度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存在情境效应。

关键词人际熟悉度；合作；竞争；信任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3.002

1引言

俗话说，人无信不立。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人际交往的根本条件，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者对信任问题倍加关注。在以往有关信任的研究中，人们认为信任是合作的前提，而合作行为是结果，认为只有双方在相互信任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合作行为。很多经典的关于合作行为的测量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如囚徒困境、卡车游戏等。张建新和Bond（1993）甚至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一种合作行为的心理期待。而J.Kelly和C.Kelly（1991）认为，当两个群体相互合作时，则可能对彼此产生可信的信念；相反，如果两个群体相互竞争，则可能对对方产生不可信的信念。Williams（2011）也提出假设：两个群体合作时，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增加；而竞争时，则对其信任减少。也就是说，合作行为不单是信任的结果，双方的合作也可能是信任建立的基础。

Bigley和Pearce（1998）认为，以往对信任的研究可以根据交往的人是陌生还是熟悉分为两类。Dunn和Schweitzer（2005）关于情绪对信任的影响研究也表明当个体对受信任者非常熟悉时，情绪不会影响信任。而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陌生人之间的初始信任，很少同时对陌生与熟悉进行对比研究。谢里夫等人1954年的研究发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和竞争能引起内群体偏好效应。而人们通常对内群体成员的可信度持有积极的认知，相反，当人们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群体时，他们通常认为那个群体的成员比他们自己群体成员更不可信。个体对内群体成员有更高的信任，可能仅仅是因为群体身份的共享。根据Hui和Triandis提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分类理论，中国文化属于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人的群体性，人们倾向于划分自己人和外人群体，因此更容易把自己归属于熟人群体中（Hui & Triandis，1986； 韩振华，乐国安，2008）。那么将陌生和熟悉作为人际熟悉度的两个水平考虑时，合作和竞争对信任又有怎样的影响？

2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从综合性大学招募自愿参加实验的被试共90名，其中女生46名，男生44名。

22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人际熟悉度（熟悉/陌生）×任务情境（合作情境/竞争情境）的二因素被试间设计，以信任博弈实验结果作为因变量，测量信任水平。

3期范红霞马逸群等： 人际熟悉度影响信任水平的情境效应

23实验材料

七巧板任务：以往的研究中，人们采用投篮任务（黄艳苹，李玲，雷良忻，2007）、抄字任务以及记忆力测验任务（汪鑫，褚跃德，2012），但是可操作性不高，而且很难对结果进行量化。根据前人的研究，本研究采用拼七巧板任务来创设任务情境。任务要求被试按照图纸进行拼图，拼好后的七巧板若与纸上图形完全重合，那么任务完成。纸上的图形与拼好的七巧板的大小比例为1∶1。所有任务图形均由7块板构成，合作情境和竞争情境所用的5幅图纸都是经过检验的，难易程度适当，依据难易程度递进的顺序依次呈现给被试。

信任博弈规则：信任者即被试，拥有一定数额的金钱M，要求他将其中的一部分金钱X送出给受信者（在本研究中为同组内的那个人），X的大小可以是0到M中的任意数目，由被试自己决定。而受信者将得到X的3倍，即3X，此时他也要回报给信任者他愿意回报的钱数Y，同样，Y的大小可以是0到3X中的任意数目。最终信任者共有M-X+Y，受信者共有3X-Y（本实验以10元为初始数额M）。X作为被试的投资数额，在操作上被看作是被试对受信者信任水平的测量（Pillutla， Malhotra， & Murnighan，2003）。信任博弈在以往研究中也被证实，其情境性强，尤其适合人际交往研究（Kugler， Bornstein， Kocher， & Sutter，2007）。

24实验步骤

在熟人群体中，要求被试和认识的同性同伴一起，两人共同参加本次实验。在陌生人群体中，由主试将被试随机分配，和同性别的陌生人一组，共同参加本次实验。确定分组之后，主试统一介绍实验流程，并谎称本项实验是为了测量大学生动手能力。之后随机分配每组被试到单独的实验操作台，开始完成七巧板任务的练习任务。询问被试是否理解实验程序之后，要求被试完成七巧板任务指定的5个图形。

合作组的指导语：你们两人是一个小组的，即将一起完成一项有关动手能力的测试，你们要和另一组进行比赛，最先完成5幅图的一组获胜，并且可以最先挑选奖品。

竞争组的指导语：你们两人是一个小组，即将进行一项有关动手能力的测试，组里率先拼好5幅图者获胜，并且可以最先挑选奖品。

主试记录拼图的时间。之后将随机挑选每组中的一名被试，将其带入其他实验室，让同组内的两个人分开进行信任博弈。每个被试都充当信任者，分配10元现金。通过问卷给被试呈现博弈游戏，要求被试将自己给出的钱数填写在问卷上。

博弈游戏：你有10元钱，如果你把其中一部分钱（0≤X≤10）送给刚刚和你一组的那个人，你给他的这部分钱到了他手里会变成3倍（3X），他可能会感激你，返还给你0到3X中任意数额的钱，也可能独自占有（也就是说，假如你给他3元，他会得到9元，他可能把9元都给你，也可能一元都不给你，或者给你中间任意数目）。现在开始考虑你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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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完成后示意主试收集结果，主试按拼图时间长短给被试发放奖品，并做一些简单询问以确保其正确理解实验，保证实验数据有效。实验中比赛的时间并不计入统计数据中，只是作为发放奖品的依据。

25数据处理

共收集数据90个。将数据录入SPSS17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结果

本实验中男女被试人数较为均衡（女生46人，男生44人），且并未发现性别差异、专业差异及年级差异。

将被试送出的钱数作为信任水平的考量，进行二因素（人际熟悉度×任务情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人际熟悉度的主效应显著，F（1，89）=2069，p<0001，η2=016；任务情境的主效应显著，F（1，89）=1061，p<005，η2=008；二者的交互效应显著，F（1，89）=688，p=001，η2=005。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合作情境中，熟人群体的信任水平高于陌生人群体的信任水平：熟人（M=858）>陌生人（M=510），并且差异显著；在竞争情境中：熟人（M=573）>陌生人（M=479），无显著性差异。

4讨论

Tajfel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而对自己所属群体之外的群体产生偏见。之后Turner提出自我归类理论，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分类是自动进行的，因此会自动地把他人区分为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同时，通过自我定型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张莹瑞，佐斌， 2006）。通过分类，个体将自我和内群体成员融为一体，也常常会把有利的资源分配给我方群体成员。因此，在人际信任上个体对熟人比陌生人更具有冒险性。对于这两类人的信任存在差异的结果，验证了内群体偏好。

本研究通过目标奖励和群际竞争来激发创设合作和竞争的任务情境。合作与竞争间的最大差异即在于个体或群体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竞争是利益的排他性，而合作则是利益的兼容性。合作任务中，利益是合作双方共有的，个体的合作者完成目标便意味着个体的目标完成。而在竞争任务中，利益是获胜一方独有的，只有在竞争者未能达到目标时，个体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本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在合作情境中比在竞争情境中的信任水平高，与J.Kelly， C.Kelly和Williams的假设一致，这可以由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如果个体在之前的任务中采取了合作行为，那么当个体认为合作者不可信时，这导致个体的态度与之前对合作者实施的合作行为不一致，从而引起了个体的心理紧张（毕俊梅，2012）。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个体通常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在本研究的合作情境任务中，被试由于先采取了合作行为，因而只能改变态度，认为对方是值得信任的。同样，在竞争情境任务中，被试也会改变态度，从而使自己之前的竞争行为显得更合理。

本研究发现在合作情境中，熟人群体的信任水平高于陌生人群体的信任水平；在竞争情境中，两者却无显著性差异。这是由于陌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是基于契约、基于人的理性而建立的，短时间内的简单合作可能并不能够显著增加彼此的信任水平，同样竞争也不足以降低彼此的信任水平。只有广泛合作和相互作用，才能促使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可朝积极的方向发展。而在熟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是一种基于情感的感性行为，熟人社会的信任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展开的，熟人社会的信任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型信任。合作使得熟人群体更加亲密，而竞争则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原来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使得彼此信任降低，甚至使得双方敌对。

参考文献

毕俊梅（2012）. 关注医药代表的职业认同. 企业文化， 12， 1003-5400.

韩振华， 乐国安（2008）. 囚徒选择和中国人的义. 应用心理学， 14， 003-007.

黄艳苹， 李玲， 雷良忻（2007）. 性别配对与奖励结构对中学生合作行为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 22，349-353.

汪鑫， 褚跃德（2012）. 竞争合作情境下运动员社会比较的同化效应与对比效应.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体育大学.

张建新， Bond，M.H. （1993）. 指向具体任务对象的人际信任：跨文化比较及其认知模型. 心理学报， 2， 164-172.

张莹瑞， 佐斌（2006）.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3， 475-480.

Berg， J.， Dickhaut， J.， & McCabe， K.（1995）.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0， 122-142.

Bigley， G. A.， & Pearce， J. L. （1998）. Straimng for shared meaning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Problems of trust and distrust. Aacdmey of Management Review， 3， 405-421.

Dunn， J. R.， & Schweitzer， M. E. （2005）. Feeling and believ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736-748.

Hui， C.， & Triandis， H. C.（1986）. Individualiam-collectivism： 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e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7， 22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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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y， J.， & Kelly， C. （1991）.“Them and u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new industri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9， 25-48.

Kugler， T.， Bornstein， B.， Kocher， M. G.， & Sutter， M.（2007）. Trust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Groups are less trusting than individuals but just as trustworthy.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8， 646-657.

Pillutla， M.， Malhotra， D.， & Murnighan， J. K.（2003）. Attributions of trust and the calculus of reciproc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 448-455.

Williams， M. （2011）. In whom we trust： Group membership as an affective context for trust developmen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377-396.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ust game model， the present research sets cooperation task situation and competition task situation，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quaintance and stranger in the matter of trust level while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task context make interpersonal trust judgment.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four versions of the survey from a 2×2 design.We used two different task conditions（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two interpersonal familiarities（familiar， unfamiliar）.Results reveal that in both task situation， subjects have a lower trust level to strangers.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personal familiarity and the task situation.The simple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in the cooperation condition the trust level of the acquaintance is higher than stranger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While in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rangers and acquaintance.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familiarity；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trust

低年级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调查 篇6

社会是人的集合体, 只要个体发生关系, 便会出现信任问题。人际信任存在于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 是个体对他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上的相信态度。J.Rotter提出“人际信任”, 仅指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信任而不包括对事件的信任[1]。杨中芳等认为, 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的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2]。人际信任可以减少处于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由于时空分离所造成的距离感, 它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3]。

大学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 影响着其合作、和谐人际关系, 它的发展预示着人际关系的成熟。本研究用实证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低年级大学生人际信任, 对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培养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采用ITS人际信任量表[4], 该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 共25个项目, 包括特殊信任因子和普遍信任因子。随机抽取某高校大一大二学生267人, 回收有效问卷254份, 有效率95.13%, 数据用SPSS17.0处理。

3.结果与讨论

3.1人际信任现状

与ITS的常模比较发现, 从整体上看低年级大学生人际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该校信任氛围良好, 有利于人际交往的展开, 使大一新生更快的适应大学生活, 使大二学生更好的融于大学生活。

3.2人际信任的性别差异

数据表明, 不同性别低年级大学生在人际信任和特殊信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只在普遍信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人际信任总分未显示性别差异, 与胡利人等的研究一致, 提示人际信任度可能与性别无关[5]。

3.3人际信任的年级差异

结果表明, 大一大二学生在人际信任和普遍信任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只在特殊信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大二学生特殊信任均分显著大于大一学生。

大一学生处于一个新环境中, 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信赖新同学或老师, 摆脱旧有观念, 适应新环境, 这可能使特殊信任开始下降。到了大二, 随着大学生活时间的增加、环境的熟悉, 他们不再盲目的认同, 开始慎重考虑家庭成员的建议, 因此, 大二年级特殊信任开始超过大一年级。

3.4人际信任的生源地差异

结果表明, 不同生源地的低年级大学生在人际信任总分和普遍信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城市学生的人际信任总分和普遍信任均高于农村学生。原因可能是城市和农村生活环境完全不一, 在城市求学时, 农村学生可能会感到无助、孤独, 难以融入周围的环境, 并倾向于认为他人不信任自己, 更容易出现适应困难, 交往活动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 无法建立普遍信任。

3.5性别、年级和生源地在ITS各因子上的交互作用

在人际信任总分和特殊信任因子上, 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多种因素造成了心理现象的发生和变化, 在实验中多采用一些方法来控制无关变量, 但现实中很难做到严格控制, 因此有必要讨论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之间的交互作用对ITS各因子影响的显著性。

参考文献

[1]Rotter, J.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35 (4) :651-665

[2]杨中芳, 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 1999, 32 (2) :1-21

[3]丁道群, 沈模卫.人格特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J].心理科学, 2005 (2) :300-303

[4]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G].1999:180-182

大学生人际信任度的调研与分析 篇7

一、抽样与研究方法

(一) 被试与抽样方法

在师范大学进行调查, 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方法, 将师大学生分成文科、理科、体育类、艺术类四个层面, 然后分别从这四个子样本中随机抽取被试, 大致以2:5的男女比例发放问卷 (见表1) , 以寝室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试, 测试时间为15分钟。共发放问卷150份, 收回有效问卷127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6%。文科31人, 理科48人, 体育类28人, 艺术类20人。

(二) 测量工具

本次调查的测量工具选取修订的人际信任量表。此量表由三个分量表组成, 它们分别是大学生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对社会现象的信任 (项目3、8、9、21等) 、对熟人的信任 (项目5、10、17、22等) 以及对陌生人的信任 (1、2、7、11等) 。经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发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总量表为0.8331, 对社会现象信任为0.5017, 对熟人信任为0.6994, 对一般人的信任为0.8331。问卷总共25题, 采用5级记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记为1-5分, 其中14个为反题目。

二、研究内容

本次调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不同专业以及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人际信任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

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 探讨重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特点。主要从以下维度考虑:所学的专业学科 (文科、理科、艺术和体育) ;不同的家庭背景与家庭情况在人际信任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还要考察他们对熟人、对社会现象以及对陌生人的人际信任程度。

第二, 各变量对人际信任度的交互作用。主要是专业与家庭等变量在人际信任度的交互作用。

三、结果分析

(一) 不同专业、家庭背景、家庭情况对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

1. 对大学生人际信任总量表、分量表在专业上的差异性检验

表2、表3显示, 以社会现象的得分为因变量时, 文科、理科、体育都与艺术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以熟人的得分为因变量, 只有体育与艺术上存在着差异;以陌生人的得分为因变量时, 文科与理科、文科与体育、体育与艺术3种情况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以总分作为因变量时, 文科与体育, 理科与艺术, 体育与艺术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总体上看,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人际信任的得分上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尤其是艺术专业在社会现象、熟人和总分上得分较高。

文=文科理=理科体=体育艺=艺术

2. 对大学生人际信任总量表在家庭条件上的差异性检验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 人际信任水平在家庭条件 (T=0.026, P>0.05) 上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变化。在表4中显示, 来自城镇的学生和来自农村的学生对陌生人的得分最为接近, 对待陌生人的信任度最不受家庭条件的影响。

(二) 各变量对人际信任度的交互作用

1. 专业与家庭背景变量交互作用的事后比较

由表5可知, 专业与家庭背景变量在人际信任变量上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 (F=2.951, P<0.05) 。家住城镇的文科生的人际信任程度要显著高于艺术类的大学生。艺术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 相对来说就比其他专业的同学更多地接触社会。不良社会现象使得他们对人际信任持较为现实、否定的态度。

2. 家庭背景与家庭情况变量是否在人际信任变量上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方差检验表明, 家庭背景与家庭情况变量在人际信任变量上不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 (F=1.003, P>0.05) 。进行交互作用的事后比较发现变量各水平间并没有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这可能与我们的样本情况有关。在样本分布中, 家庭情况变量中被试分布:完整家庭120人, 他人照顾组家庭1人, 单亲家庭7人, 并不是呈正态分布, 从而影响了数据的分析和结论。

四、讨论

师范大学学生的总体人际信任水平比量表的理论值高一些。在本研究中设定了多个自变量, 探究其对人际信任变量的影响, 然而结果表明除专业变量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产生一定的作用外, 其他变量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没有太大的影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和本次研究取样的代表性有关, 被试人均取自师范类大学生, 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且师范类大学生毕业后将从事教师职业, 职业性质要求他们对他人要有良好的人际信任, 因此他们平时比较注重人际信任的培养。所以出现对诸多单个自变量的差异检验并没有太大变化的现象。

家庭背景与家庭情况变量在人际信任变量上不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本次抽取的学生城镇与农村的生活水平差异并不大, 并且大学生多数是成年人, 在校居住与同学相处比较多, 家长对学生的影响逐渐减弱。

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高于实际常规,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也对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师以及心理工作者提了一个挑战。首先, 人际信任度高, 说明学生在学校是在一个相互信任的环境中, 对学校的人际关系建立,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其次, 学生对社会的信任会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 以便今后更好地投入社会, 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 对于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工作人员来说, 让大学生对真实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社会观, 世界观是相当艰巨的一个任务。同时让大学生能够正确了解自我, 适当评价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成功与失败, 鼓励他们发扬自身的优点, 克服缺点, 一旦当现实和期望有所差别, 遇到困难或失败的时候, 要善于主动进行自我调节, 而不是一味的抱怨环境。积极参加一些富有时代气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余活动。

参考文献

[1]卢光莉, 陈超然.大学生人际信任状况的研究[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3) 117-119.

[2]郑信军.青少年学生人际信任问题调查[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 (4) , 63-66.

[3]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179-180, 310-314.

[4]张翔, 王旭峰.当代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交往焦虑因素分析——以南昌地区为个案调查中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36卷, 第4期.2003.

[5]刘金平.大学生人际信任状况的研究大学生心理控制源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第33卷, 第1期.2003.3.

[6]Harvey A.Katz, Julian B.Rotter.Interpersonal trust score of college student and their parents[J].Child Development, 1969, 40, 657-661.

[7]Rotter.J.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outnal of Personality, 1967, 35:651-665.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8

人际信任, 是由Rotter J.B.最早在社会学理论中所提出的概念, 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辞、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1]。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 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自1999年以来, 高校扩招不断推进, 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大学时期是心理逐渐趋于成熟的阶段, 也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人际信任的态度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2]。面临着环境的巨大改变和独立人生道路的开始, 大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人际交往的问题, 内心时常有矛盾冲突和困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易使他们产生人际信任危机。如果一个人缺乏最起码的信任感, 对周围的一切事物和人都存在怀疑态度, 做事就会谨慎过度, 使自己陷入焦虑不安中, 造成身心健康的伤害。所以人际信任是进行人际交往的基础和前提, 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 也是衡量心理健康的标准[3]。

家庭是个体出生后最早接触的生活环境, 父母则是个体所接触的最重要的人[7]。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排在首位, 其次依次是学校、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籍、偶然出现的因素等。”在影响儿童发展的众多家庭因素中 (家庭物质条件、家庭结构、家庭成员教育) , 父母的教育对个体的心理发展和健康成长有着特殊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 包括抚养和教育, 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 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4]。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套教育观点和教育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这便形成了每个家庭特有的教养方式。而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教养方式的主体, 一般狭义的家庭教养方式即指父母教养方式[5]。

当代大学生处在开放、多元、变化迅速且互相影响的社会中, 个体因素、社会环境和家庭因素影响其人际信任的形成和发展。而促使个体社会化最早和最主要的场所就是家庭, 同样, 家庭环境也是个人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基础[6]。早期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影响最直接也最长久, 人际信任状况反映了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状况。

因此, 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和人际信任的关系意义重大, 不仅为家庭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而且为加强和改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二、资料与方法

(一)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 抽取四所高校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和西安文理学院) 60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出问卷600份, 收回有效问卷586份 (其中男生294名, 女生292名) , 有效率为97.7%。

(二) 工具

1. 人际信任量表 (ITS)

人际信任测评采用人际信任量表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7]。该量表由25道题组成, 采用5级评分法, 总分从25分 (信任程度最低) 到125分 (信任程度最高) , 中间值为75分。得分越高, 人际信任度越高;得分越低, 人际信任度越低。

2.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测评采用1993年中国医科大学由岳冬梅等进行本土化修订的Perrris等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EMBU) 。修订后的中文版共有66道题目, 其中父亲教养方式由6个主因素构成:情感温暖和理解 (FF1) 、惩罚严厉 (FF2) 、过度干涉 (FF3) 、偏爱被试 (FF4) 、拒绝否认 (FF5) 、过度保护 (FF6) ;母亲教养方式由5个主因素构成:情感温暖和理解 (MF1) , 过干涉和过保护 (MF2) 、拒绝否认 (MF3) 、惩罚严厉 (MF4) 、偏爱被试 (MFS) 。

(三) 数据处理

所收集的问卷使用EXCEL2010输入, 然后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 分析方法包括:t检验和相关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 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总体状况

结果显示 (见表1) :大学生人际信任呈中等水平且总体均分与ITS的理论中值 (75分)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4.46, p<.05) 。

注:*p<.05.

注:*p<.05**p<.01

三、讨论

(一) 大学生人际信任情况

1. 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高于量表理论中值。

说明学校对学生而言是一个相互信任的环境, 有助于大学生在学校的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 为以后进入社会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大学生人际信任在生源地上的差异显著。

城镇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要高于农村大学生, 可能是因为大学基本都是在城市里, 城镇的学生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而农村学生来到陌生的城市缺乏安全感, 心理防御提高。而且农村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 一些农村大学生属于贫困群体, 往往存在自卑、封闭、性格孤僻、敏感多疑、心存戒备等心理特点。

3.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独生子女大学生人际信任度较高, 可能与生活环境、家庭氛围、社会支持不同有关。独生子女在这些方面优于非独生子女, 往往是家庭的中心, 经历挫折相对较少, 而非独生子女人际信任度较低, 是因为家中还有兄弟姐妹, 父母没办法做到绝对公平, 因而会有争宠的现象发生, 对父母的不公平待遇产生不满。

4. 大学生人际信任在性别与是否单亲上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无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现在女大学生的自身素质较高, 并且身处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 能在人际交往中较好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 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重男轻女”观念越来越薄弱, 让男女可以在平等的环境中成长。人际信任在是否单亲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与现在社会的民风更宽容更开放有关, 大众比以前更能接受单亲家庭, 所以单亲家庭的子女与非单亲家庭的子女没有特别的差异。

(二)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 (FF1、MF1) 存在正相关, 与父亲的过度保护 (FF6) 、母亲的过度干涉和保护 (MF2) 存在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父母的情感温暖对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信任至关重要。此外, 还应注意到, 虽然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若干维度 (FF1、FF6、MF1和MF2) 相关虽然达到显著性水平但就相关大小程度而言仍处于中低水平, 这说明家庭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究其原因, 可能是现在大学生多数是成年人, 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大学生在校居住与同学相处时间比较长, 家长对学生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三) 展望与不足

论文研究主要利用问卷的方式比较单一, 被试取样也仅限于西安市内的大学生, 代表性受到限制。并且父母教养方式量表题量太大, 有些学生做到后面因为疲倦而胡乱勾画答案,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计结果的真实性。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 应该运用多种测量方式并且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研究, 也要充分考虑到测试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

四、提高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建议

(一) 学校方面

首先, 加大德育的力度,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 而且要积极倡导和加强诚信教育。帮助大学生完善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人格水平。其次, 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 让学生尽早了解社会现状, 通过对社会信任危机现象的分析, 使他们对社会有正确客观的认识, 减少大学生就业后产生的心理困扰现象。最后, 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加大心理工作者的引进和心理实验设备投入, 运用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 帮助大学生学会如何正确的与人交流, 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 提高人际交往和人际信任的水平。帮助大学生消除已有的错误认知, 消除心理障碍,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二) 大学生自身方面

大学生应该学会如何正确交往, 要秉着真诚、豁达、尊重、宽容和信任的前提去交往, 增强自我效能感, 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 并在交往中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水平。要完善自己的人格, 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 形成积极、乐观、热情的性格, 做到自信信人, 自尊尊人, 自助助人。

五、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通过分析性别、独生子女、生源地及是否单亲分别与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差异性研究, 并且分析了父母教养方式中各因子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虽然这一研究结果存在局限性, 但是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数据参考或提供研究思路, 也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提高人际信任水平, 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父母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力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 因而这一研究结果也会有些变化, 但是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这一问题依旧值得学者继续进行研究与探讨。

摘要：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 (EMBU) 和人际信任量表 (QTR) 对58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是否独子、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p<.05) ;人际信任与父亲情感温暖 (FF1、MF1) 呈显著正相关 (p<.01) 、与父亲的过度保护 (FF6) 、母亲的过度干涉和保护 (MF2) 呈显著负相关 (p<.05) , 与其他维度相关不显著。

关键词：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信任,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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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玲, 刘学兰.心理咨询[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156.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9

一、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研究结果陈述

学者们一致认为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总体水平呈现一种递减趋势, 人际信任水平不高。从年级方面来看, 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呈现明显的规律性, 依次为:大四>大一>大二>大三。原因在于大一新生刚进入一个新的高层次学习环境, 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 加之生活经验不足, 思想也相对单纯, 集体活动又频繁开展, 人际信任度相对就高。随着年级的增长, 由新生变老生, 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有了一些世故和圆滑, 人际信任度相对就低。到了大四, 同窗即将各奔东西, 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相互之间不计前嫌, 因此人际信任水平在大二大三的呈现低谷后到了大四达到最高值。

二、大学生人际信任危机原因的“四个”不到位

1. 社会“境教”不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树立有待时日, 诚信问题的不时出现, 降低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和信赖感;成熟的市场经济秩序和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 一些不良商家为了金钱不择手段, 完全无视道德法则和人际信任的底线;中国传统文化中“信”历来被人们所推崇, 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 “信”的文化逐渐被淡化, 传统文化影响减弱;网络立法的不完善, 使大学生在现实生活诚信, 却可能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失信。

2. 学校“言教”不到位

学校是为培养人而设置的专门机构, 方方面面都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但有的高校奖惩不够公开透明、奖学金的评选存在人为操作因素、入党不公正、学生干部拉关系谋取职位等等, 言行不一致, 说一套做一套, 使大学生对高校、甚至对政府的信任水平都大打折扣。

3. 家庭“身教”不到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的亲密程度、教育观念、教养方式、和睦气氛等都对大学生人际信任有重要影响。父母若能给予子女更多的人际信任示范, 就容易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然而现代社会生存压力加剧, 有的父母可能与子女相处的时间会减少, 亲密温馨和谐的亲子关系难以建立;有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缺乏民主, 简单粗暴, 从而导致子女对父母的不信任, 这种心态会辐射到孩子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家庭结构不完整也会影响孩子的人际信任感, 在缺乏父爱或者母爱的氛围下, 也会对孩子的人际信任造成不良影响。

4. 个人“能力”不到位

有些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相对较多, 受社会的人际关系影响较大, 人际沟通能力较强, 但也可能过犹不及, 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而有些大学生则更多地待在学校中, 受学校的单纯人际交往关系影响更大, 人际交往经验少, 缺乏必要的人际沟通能力。在大学这个开放和封闭并存的环境中, 以上两类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存在着明显的沟通能力、处事方式的差异。

三、大学生人际信任危机对策的“四个”到位

1. 社会“境教”到位

(1) 营建诚信社会氛围。经过“境教”, 大学生都在不同水平上学会了在社会中求生存, 成为社会化的人。营建诚信社会氛围, 必须有制度建设, 机制跟进, 监管到位, 处罚分明。只有把诚信作为一项重要要求和标准落实在实实在在的规章制度中, 通过制度管人, 而不是人管人, 才能正确引导大学生的行为。营建诚信社会氛围, 使大学生更多地感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 激励自己做一个诚信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增强大学生自信, 从而提高人际信任水平, 并且最终也将提升社会的总体人际信任度。

(2) 健全诚信法律体系。道德为法律的施行鸣锣开道, 法律则成为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 即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 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通过健全诚信法律体系, 激发大学生主动构建一种诚信秩序, 并将其内化到自己的言行中, 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内在品质和人际交往方式, 进而重塑大学生和谐人际信任关系。

2. 学校“言教”到位

(1) 加强制度建设。一方面通过制度去规范人们的基本行为, 使人们树立起基本的信任准则。同时, 高度重视大学生之间的利益冲突, 不断完善工作法规, 创建公平、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

(2) 加强师德建设。加强师德建设,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建立起大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信任关系。教师要践行“终身学习, 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 热爱学生, 敬业奉献, 爱国守法”的职业道德规范, 时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感染大学生。

3. 家庭“身教”到位

(1) 身教重于言教。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画》中指出教导儿童“最简明、最容易而又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应该做或是应该避免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的眼前。”历史上, 大凡那些教子有方的人, 都能够言传身教, 典型示范, 身教重于言教, 曾参杀猪教子是其经典案例。

(2) 家教方式民主。家长在工作之余, 应多陪陪孩子, 多和孩子交流沟通, 了解孩子的心理需要, 对孩子的心理成长进行正确引导, 提倡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一方面, 尊重子女, 与其平等交流和沟通, 使孩子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并得到积极正确的指导;另一方面, 努力营造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 从而潜移默化地感染子女, 促进其心理健康和人格的至善, 这样有利于提升孩子的人际交往信任度。

4. 个人“能力”到位

(1) 遵循交往信用原则, 学会使用交往技巧。在人际交往中, 信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往原则, 大学生人际信任危机其实质就是未遵循交往信用原则。信用一方面是指交往双方要说真话而非假话, 即所谓“言必信”;另一方面是指交往双方要遵守并履行诺言, 即所谓“言必果”。在大学生人际交往中要努力实现或达到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尤其是努力做到取信于人。至于大学生人际交往技巧方面, 一是掌握语言艺术。二是把控非语言艺术, 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就会逐步得到提升。

(2) 提高个人道德修养, 追求道德理想人格。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 也是大学生个人道德修养的最基本要求, 其重塑是最终解决大学生人际信任危机的关键环节。道德人格的高低是衡量大学生人性和价值的标志。道德人格本身就是一种纯善的人性, 是一种珍贵的价值。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10

关键词 男性服刑人员；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人际信任；调节效应

分类号 B848

犯罪学家康均心和张晶（2004）从信任的角度解释犯罪，认为犯罪反映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和冲突，在更深层次上实际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人际信任缺乏，就容易引起人际关系紧张，导致冲突，生成犯罪。增进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提高个体的社会支持，不少研究也证明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即，个体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对社会及其他个体的信任度就越高（谭雪晴，2008；池思晓，龚文进，2011）。但是，杨菲菲和黄欣（2011）、金艳玲和顾昭明（2010）研究发现，研究生的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支持越高，人际信任越低。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体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关系可能受到个体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性格因素等的影响，丁道群和沈模卫（2005）的研究就发现个体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那么，提高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否达到显著提高其人际信任的效果？同时，这种效果如何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如何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格特质的服刑人员开展帮教活动，使得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力量能够最大化发挥，从而减少人际冲突，提高再社会化程度，是公检法系统心理矫治工作者们在实际工作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引入人格特质变量，探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为完善监狱系统心理矫治工作以及为社会各界人士合理开展帮教活动提供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服刑人员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抽取广东省某监狱同一监区所有服刑人员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8份。其中，年龄最小者20岁，最大者59岁，平均年龄为31.9±7.7岁；来自城市的29人，农村的159人；独生子女37人，非独生子女151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19人，初中137人，高中及以上32人；初犯177人，累犯11人；已婚44人，未婚144人。

对照组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随机选取广州市番禺区高校保安、流动商贩、建筑工人和佛山南海区部分工厂男性被试为调查对象，采取逐个询问和问卷派发的方式发放了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5份。其中，年龄最小者17岁，最大者53岁，平均年龄为28.6±7.2岁；来自城市的25人，农村的130人；文化程度方面，小学7人，初中45人，高中及以上103人；独生子女17人，非独生子女138人；未婚82人，已婚73人。所有被试均无明显精神障碍。

1.2工具

1.2.1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uoneaire，EPQ）

该问卷共88道题，有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掩饰性（L）四个分量表。每个题目以“是”或“否”作答。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重测信度介于0.73～0.89之间。

1.2.3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Rating Scale，ITS）

该量表共25道题，包含对父母的信任和对社会及无关者的信任两个因子，采用五级评分法，总分介于25分（信赖程度最低）到125分（信赖程度最高）之间。量表分半信度为0.76，间隔3个月重测信度为0.68。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t检验、皮尔逊积差相关、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2.结果

2.1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概况

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犯罪类型、年龄、生源地、婚姻状况、刑期、初（累）犯在人际信任总水平以及对父母的信任因子和对社会及无关系者的信任因子的水平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独生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因子信任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服刑人员（t=-2.30，p<0.05；t=-2.18，p<0.05）。另外，不同文化水平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总分和对社会及无关者信任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父母的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F（2，29.7）=3.54，p=0.031，n2=0.037，小学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对父母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初中组和高中组文化程度服刑人员。

2.2男性服刑人员与对照组人际信任、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的比较

从表1可知，服刑人员在ITS量表中对父母的信任显著低于对照组；在EP0量表中的精神质P、掩饰性L上的得分虽然均低于对照组，但P、N得分显著高于常模得分（E=10.63，N=11.26，L=12.17，P=5.96，p<0.001）（李瑶，等，2011）；在SSRS量表中的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他因子均无显著差异。

nlc202309030026

2.3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得知，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E、L呈显著负相关，与P、N、社会支持各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对照组人际信任只与神经质N和主观支持得分相关显著，其他均不显著。

为进一步考察精神质P的调节作用，根据服刑人员在精神质维度的得分将其分为高低两组，将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服刑人员划分为高精神质组，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划分为低精神质组。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精神质组中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高达32.8%（卢=0.59，t=4.74，p<0.001）；低精神质组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权重有28.2%（B=0.54，f=4.59，p<0.001）。说明随着个体精神质得分增加，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预测力度提高，精神质P在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具有调节效应，精神质P得分越高的服刑人员，其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效应越强。

2.4服刑人员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并不稳定，提示人格特质可能是其中的调节因素。因此，本文对人格特质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直接效应为33%（F=96.2，p<0.001）。进一步做调节效应检验，依次将人格特质各因子E、N、P、L作为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按照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对所有数据进行去中心化，然后将社会支持和精神质P的乘积项作为两者交互作用项纳入回归模型做层次回归分析，第一层为精神质P和社会支持，第二层为精神质P、社会支持和两者交互项，每一步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精神质P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对人际信任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t=2.69，p<0.01），说明精神质P对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3.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服刑人员总体人际信任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但是对父母的信任水平很低；男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他们很难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帮助。服刑人员对父母信任水平和主观支持感受度低与其家庭原因密不可分，李瑶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服刑人员反社会人格与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有关，童年时期父母的暴力、冷漠、抛弃等不良行为都会严重妨碍亲子信任，阻碍个体健康人格形成。家庭关系不良导致人格障碍及对亲密关系缺乏信任，进而无法建立起以亲人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系统，还会带来对社会及人际关系的普遍不信任（程利娜，2013）。因此，帮助服刑人员改善家庭关系对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改善人际关系有益。

对服刑人员的人格特质进行分析发现，男服刑人员P分和L分虽然低于控制组，但P分和N分都显著高于常模，特别是P分几乎是常模的2倍。N分数高者常表现出焦虑、担忧、郁郁不乐，遇到刺激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P分高者常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感觉迟钝、与他人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喜欢干奇特的事情并且不顾危险。研究结果揭示出男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人格偏离，多表现出个性情绪更易失控、缺乏同情心和罪恶感。

对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和人际信任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社会支持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但加入人格特质P作为调节变量后，回归模型拟合度尺。增加，模型解释度更好，说明人格特质能调节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间的关系，高精神质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对其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高精神质的服刑人员，他们可能看起来孤独不合群，但他们内心更加渴望得到社会支持，且获得社会支持后更有助于他们提升人际信任水平。监狱工作人员和社会帮教人员都应该更加关注这部分群体，帮助他们加强社会支持系统，这对促进其再社会化有重要作用。

大学生人际信任 篇11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家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 (如父母的养育方式、文化素质、人格特征、家庭结构、沟通模式等) [4,5,6]。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中学生所承受的家庭暴力对人际信任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为中学生良好人际信任感的建立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对河北省邯郸市4所中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从初一至高三各年级均抽取80名学生, 共发放问卷480份, 回收440份, 回收率为92%;剔除无效问卷以后, 有效问卷为378份, 有效率为86%, 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其中男生144名, 女生234名;初中生240名, 高中生138名;独生子女162名, 非独生子女216名。年龄 (14. 7±2. 4) 岁。

1. 2方法主要采用家庭暴力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和心理健康问卷对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施测过程中使用统一指导语, 以班级为单位团体施测, 问卷当场收回、审核和整理, 剔除无效问卷。

1. 2. 1家庭暴力量表采用李芷若等[7]编制的量表。该量表分为肢体暴力、言语暴力和冷暴力3个分量表。单项题中, 量表采用李科特5点计分法, 按照所描述行为的“没有、很少、有时、经常、总是”, 对应1 ~5分;各个分量表分别计平均分。多项题主要考察被试遭受暴力的时间和原因等情况, 不计分。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3, 符合测量学要求。1. 2. 2人际信任量表 (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由Rotter于1967年编制[8], 该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 (口头和书面) 陈述的可靠性。量表包括2个维度:一是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特殊信任, 二是对社会制度和政治的普遍信任。该量表共有25个条目, 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 从“完全同意”至“完全不同意”分别评定为1 ~5分。量表总分为25分 (信任程度最低) 至125分 (信任程度最高) , 中间值为75分, 高分者人际信任度也较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6。

1. 2. 3心理健康问卷采用周步成等修订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 手册[9], 该量表由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8个内容量表构成。问卷采用正向是计1分, 否计0分, 反向否计1分, 是计0分, 各量表累积得分 >8分者为心理问题倾向较严重, 总量表累积得分在1 ~55分之间为正常, 56 ~64分为心理状态欠佳, 65分以上为心理问题倾向较严重。量表总分表示个人焦虑的一般倾向, 分数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8。1. 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所用方法主要为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为P <0.05。

2 结果

2. 1家庭暴力、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家庭暴力和其中的冷暴力维度与心理健康问题得分均存在正相关, 家庭暴力与人际信任呈负相关 (P值均 <0.05) ;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问题呈负相关 (r = -0.333, P <0.01) 。见表1。

2. 2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以心理健康问题为因变量, 以家庭暴力为预测变量, 用强迫纳入法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家庭暴力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能解释心理健康问题4. 1% 的变异, 可得标准化回归方程为:心理健康问题 =27. 289 + 0. 203×家庭暴力。

注:* P <0.05, **P <0.01。

以心理健康问题为因变量, 以人际信任为预测变量, 用强迫纳入法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问题具有很强的负向预测作用, 能解释心理健康11. 1%的变异, 可以得到标准化回归方程为:心理健康问题 =2.776 -0.333×人际信任。

以人际信任为因变量, 以家庭暴力为预测变量, 用强迫纳入法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家庭暴力对人际信任的有预测作用, 能解释人际信任5.9%的变异, 可以得到标准化回归方程为:人际信任 =48.917 -0.106×家庭暴力。

研究结果表明, 回归方程在加入变量人际信任以后, 家庭暴力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回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 并且家庭暴力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预测度降低 (β =0. 013) , 说明人际信任在家庭暴力和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中起着中介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 中学生家庭暴力及其冷暴力维度与心理健康问题得分存在正相关, 表明学生受到的家庭暴力以及冷暴力的程度越高, 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就越严重。家庭暴力中的冷暴力模式主要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冷淡、轻视、放任、疏远和漠不关心。人格的发展不仅受到生物本能的影响, 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因素 (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文化) 的影响, 同时强调后者对人格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作用[10]。根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耳濡目染, 会使其不自觉地接受家庭的暴力行为模式, 并潜移默化融入他们的性格中。中学生大多处于青春期, 生理、心理和经济上都属于弱势, 再加上青春期敏感、精神相对脆弱, 现实上又不得不对父母忍让妥协。因此, 家庭冷暴力作为一种隐性的暴力形式, 对中学生的伤害比显性的肢体和语言暴力更严重, 更容易造成中学生的心理伤害和精神疾病。

本研究表明, 中学生家庭暴力与人际信任得分呈负相关, 即家庭内部的暴力氛围越浓, 子女对他人的人际信任程度就越低。家庭系统理论认为, 家庭是由多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子系统联合组成的系统, 只有让各个系统元素有效的配合, 保持平衡和稳定的运转, 才能让个体在家庭中很好的生存和成长, 将家庭系统的功能发挥到最大[11]。家庭暴力的出现导致家庭功能低下, 家庭系统的平衡受到破坏。有研究表明, 高攻击型和高退缩性是受暴儿童在处理同伴关系时的两种典型表现, 与同伴的友谊也很难维持长久[12]。可能是因为长期被家庭冷暴力所困扰的青少年在心理上大多会出现委屈感, 情感变得更加脆弱易激动, 心理上也常常处于孤独状态, 因此很多中学生变得多疑、自私、自卑, 不愿主动与人交流, 进而影响了人际信任感的建立。

本研究还表明, 中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 即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就越少。根据人格发展理论, 人际信任是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能折射出个体对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 也影响到人际交往中的预期和决策, 良好的人际信任有助于中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13]。对于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来说, 随着学段的递增, 所接触的学习生活环境和人际氛围会愈加复杂。若他们和朋友经常在一起, 独处的时间较少, 并善于宣泄、倾诉等, 则有助于增强人际信任, 并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大有裨益;相反, 若随着中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些人倾向于特立独行, 不听从家庭的教导, 感到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 则容易逐渐对周围的人产生不信任感, 以致自我心理越发对现实不满, 进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人际信任在家庭暴力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中起着中介作用, 提示人际信任对于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人际信任最初是通过互动培育出来的, 又是在互动中进一步发展的。中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的重要阶段, 若中学生对他人缺乏信任, 就有可能对交往对象和交往过程充满疑虑和恐惧, 从而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表现出畏缩、被动、内敛等消极状态, 甚至逃避或者减少人际交往。长期生活在充斥家庭暴力的不良环境中, 会给青少年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 容易导致其性格变得自卑、冷酷、暴躁[14]。这些不良性格在行为上会表现出人际信任的危机, 导致人际关系通常较差, 不善于与人沟通。而成长于无家庭暴力中的中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往往较高, 情绪较为稳定、信赖、随和, 能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对生活的适应力强, 因而心理健康水平就比较高[15]。

总而言之, 成长在家庭暴力环境中的中学生人际信任水平较低, 同时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又会导致产生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反之, 成长于无暴力家庭环境的中学生, 家庭系统完整、功能完善、氛围和谐, 而且家庭成员的积极行为榜样作用对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这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 从而更容易保持健康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