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机制创新（通用5篇）
刑罚执行机制创新 篇1
第五章
刑罚执行
第一节
收
监
一、收监的含义
收监是指监狱将人民法院交付执行的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收入监狱开始执行刑罚的活动。
1、收监本身就是一个刑事执法活动。
审判和执行是国家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两个前后相连的阶段，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当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的罪犯，要转至监狱服刑，这是国家法律赋予监狱的一项执法任务，而其他国家机关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对罪犯的收监，本身就是在执行国家法律。
2、收监是审判与执行的关连环节，也是刑罚执行的起始环节。
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自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判决书之日起1个月内，应当将该服刑人员安全、准确地送交指定的监狱执行刑罚。
3、被收监的罪犯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二、收监的对象
1．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
被判处死缓的罪犯，由我们监狱予以收监，执行刑罚，实施惩罚改造，如果罪犯在两年之内没有再故意犯罪，两年之后则改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2．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
无期徒刑剥夺犯罪分子的终身自由，是介于死刑和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严厉的刑罚。
3．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剩余刑期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期限是在六个月以上，二十年以下，但从拘捕羁押开始计算刑期，如果在判决时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三、收监的条件
1．刑事判决必须发生法律效力
A：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 B：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C：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缓案 D：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2．法律文书齐备，记载无误
监狱对罪犯予以收监时，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必须是提供齐全的记载无误的法律文书。具体是；
人民检查院的起诉书副本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
人民法院的结案登记表。
3．罪犯的身体状况适宜收监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拒绝收监。A：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B；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C：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四、收监的程序
（一）检验法律文书
这是收监的第一步，监狱在收监罪犯时，首先要检验人民法院交付执行的法律文书是否齐全无误。
（二）身体检查
对被收监的罪犯，监狱要对其进行身体检查，并详细填写《罪犯健康检查表》，进行身体检查的目的：
第一、防止把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宜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收押入监，根据《监狱法》第17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不收监，重点是保外就医的几种情况：
A：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B：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C：生活不能自理
第二、有利于对罪犯预防、治疗疾病。第三、有利于对罪犯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
（三）人身和物品检查
罪犯补收监时，必须对其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1．检查的目的：
A；防止把危险品带入监内，发生行凶、逃跑、自杀、破坏等事故的发生 B；防止把违禁品带入监内进行反改造活动 2．检查的内容： A危险品。B违禁品。
C非日常生活必须品。3．物品的处理：
对检查出来的物品，有区别处理方法，日常生活必需品，交由罪犯自己使用；非日常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保管或经罪犯同意退回家属，赃款、脏物、交由检查院处理。
4．注意事项：
对罪犯的人身物品检查要求干警亲自检查，女犯要由女警进行检查，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内服刑。
（四）收监登记
罪犯收监后，监狱干警要及时填《罪犯入监登记表》 对入监登记的要求：
要按表中的要求逐项填写，不要遗漏，填写时不要简单照抄《刑事判决书》中的内容，要进行认真的核实调查，防止罪犯伪造姓名家庭住址，社会关系等情况。
（五）入监谈话及服刑指导
入监谈话主要是询问一些情况，是否认罪，是否中诉，是否有重大线索举报等等，是否有特殊情况。简单介绍本监狱。
（六）通知罪犯家属
通知书应当收监之日5日内发出。
第二节
减 刑
减刑：减刑是指司法机关对于在刑罚执行期间，具备了法定条件的罪犯，依照法定程序，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变更制度。
一、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
减刑的条件：根据我国《刑法》和《监狱法》规定，减刑可分为“可以减 刑”和“应当减刑”二种。
“可以减刑”的条件：根据法律规定，判决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认真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进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形： 1．认罪服法
2．认真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3．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4．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立功表现”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检举揭发监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
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 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突出事迹的
“应当减刑”的条件：根据《刑法》和《监狱法》的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A：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B：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C：有发明创造和重大技术革新的； D：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E：在抗御自然灾害或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F：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减刑的起始时间，幅度，限度 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必须服刑的二年以后，才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受服刑二年以后的限制。
减刑幅度：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减到（18——20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13——18年）
减刑限度：根据《刑法》8条的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年，实际执行的刑期，从原判
时计算。
有期徒刑
起始时间：被判处了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1年半以上具备减刑条件，才可以减刑。
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罪犯，一般在执行1年以后，具备减刑条件，可以减刑。
减刑幅度：有期徒刑罪犯在服刑期间。
A：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一般每次不超过1年。
B：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一般每次减刑不超过2年。
C：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一般每次减刑不超过3年。
减刑限度：根据《刑法》78条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
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实际执行的刑期从原判开始计算。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变更
1．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就不再执行死刑，而减为无期徒刑。
2．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第三节
监外执行
（一）监外执行的概念
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因符合法定条件，司法机关准其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一种制度，简单说就是变更了对罪犯的执行的场所，由监狱内改成监狱外。
1．范围：监外执行是有范围的，从概念中我们得知必须是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
2.审批相关是司法机关
(1)收监前的监外执行：即罪犯在交付监狱收监时，人民法院对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所批准决定的监外执行
（2）收监后的监外执行：是指罪犯收监后，在服刑改造期间，如果符合监外执行的法定条件，由监狱机关批准决定的监外执行。
（3）是一种特别执行方法：
（二）监外执行条件
根据《监狱法》第2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有期徒刑在服刑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准许暂予监外执行。
1、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习惯上叫保外就医，这也是在监外执行当中适用最多的情况，（保外就医）那么什么样的疾病算是严重疾病呢？根据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0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规定，以下 几种情况属于严重疾病，可以准许保外就医。
（1）患病严重，短期内避孕药死亡危险的。（2）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的。
2、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监外执行的又一种条件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生活不能自理，不致再危害社会的，（1）一种情况是身体残疾，这一条关键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2）另一种情况是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
（三）不准保外就医的条件
1、判处死缓的罪犯和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尚未改为有期徒刑之前。
2、自伤自残的罪犯
3、罪行严重、民愤极大
4、有社会危害的。
（四）监外执行的程序
1、审批：对符合法定条件需要监外执行的罪犯，要经过以下审批步骤：（1）初审：对需要监外执行的罪犯，首先由罪犯所在监区研究通过，报监狱狱政科初审，初审要请驻监狱机关的检查人员参加。
（2）病残的鉴定，初审通过后，属于保外就医这种监外执行的，要由监狱医院对罪犯进行病残鉴定，做出鉴定结论。
（3）取保：对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有关监狱要填写《罪犯监外执行征求意见书》采取发函或派干警前行两种方法征求罪犯家庭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和罪犯家庭的情况如果公安机关和家属同意，是具备管束和教育能力然后在《罪犯监外执行征求意见书》上签署同意意见，并由取保人和被取保人在《罪犯监外执行征求意见书》签字或盖章，如不同意，则不能办理。
（4）审批：以上程序完事后，由监狱填写《罪犯监外执行审批表》连同病残证明等，报监狱管理局审批，监狱管理局批准后，并通知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对罪犯适用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在接到通知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监狱管理局，监狱管理局要重新复核。
2、实施：罪犯监外执行，经监狱管理局审批同意后，罪犯所在监狱要为其办理出监手续，发给《罪犯监外执行证明书》并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同时将有关材料交给公安机关，罪犯由取保人领回家后，要及时到公安机关报到，在规定时间没到公安机关报到的，公安机关要通知监狱负责寻找。
对家居外省市，自治区的罪犯，回原居住地，监外执行的有关监狱可将其档
案材料转给居住地监狱管理局，具体由居住地管理办理，当其监外执行条件不具备时，由所指定监狱办理收监执行。
（五）监外执行的监督和考察
根据《监狱法》27条的规定：对监外执行的罪犯由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负责日常性的监督，监狱每年应派人或者发函对监外执行的罪犯进行一次全面考察、了解罪犯身体和服刑表现。
（六）监外执行的事物处理
1、监外执行的刑期计算：
罪犯监外执行的时间，计入在执行的刑期，但下列情况不应当计入：（1）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的；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外出的，（离开居住地）
2、监外执行减刑、假释
监外执行罪犯，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由公安机关将情况介绍给罪犯所在的监狱，由所在监狱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建议。
3、监外执行期间的生活费和医疗费
原则上由家属负责，但个别确有困难的，经当地公安机关证明，监狱可酌情绐予补助。因公致残，或意外致伤致残的罪犯，由监狱负责治疗，可参照国家劳动法。
4、监外执行的刑满释放
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刑期届满的由其所在监狱按期办理释放手续。
5、监外执行的撤销
（1）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定情况消失（2）采用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的（3）以自伤自残等手段故意拖延时间的（4）办理保外就医后并不就医的（5）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经教育不改的。
第四节
刑罚执行的终结
监狱的执行刑罚的终结，是指由一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过程的结束，导致执行刑罚的终结，主要有这样几种法律事实，罪犯服刑期满，罪犯在服刑期间死亡，以及罪犯被依法特赦等。
一、释放的事物处理
（一）释放的概念
是指监狱依法解除服刑罪犯的拘禁状态，恢复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形式活动。
1、释放的主体
从监狱执行刑罚的角度讲，释放的主体只能是被监狱关押改造的罪犯，没有被关押改造的罪犯不能成为被释放的主体
2、必须依法释放
释放必须依法进行，依法释放包括三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释放的对象：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也就是必须是刑期已满的，假释的，人民法院裁定的释放或者是国家特赦的，除此之外是不能释放
另一方面：释放活动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也就是必须严格执行释放的规定和要求，处理好罪犯释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
再有：释放是罪犯被依法解除监禁状态，恢复人身自由的刑罚执行活动。释放和收监两者是一首一尾，收监是刑罚的开始，而释放是刑罚的结束，释放标志着罪犯在监狱已经执行完刑罚，由罪犯身份恢复为普通公民，被关押改造的罪犯，只有通过释放的法律程度，才能被解除监禁，恢复人身自由，它同样也是一项执行活动，也是狱政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理。
（二）释放的对象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我国监狱对罪犯的释放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1、刑期已满的
就是说罪犯在监狱已服满所判处的刑罚期限或已经服满裁定减刑后的刑期
2、假释的
经有关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的罪犯，假释和刑满释放虽然都属于释放的范畴，都是被解除监禁状态，从监狱释放到社会，但它们之间有原则的区别，就是假释符一条件是考验期，而刑满释放则没有
3、人民法院裁定释放的
指罪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由于发现原判决有错误，由人民法院做出新的裁定或判决而被释放的，例如有理申诉。
4、特赦的
特赦就是赦免，是指国家宣告对犯罪分子免除其罪与刑的一种法律制度。（1）特赦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
（2）特赦是以一类或几类罪犯为对象，不适用于个别罪犯，对某一个罪犯不适用特赦。
（3）必须是经过一定时间关押改造，确有悔改恶习从善表现的罪犯（4）特赦不是免除罪犯的全部刑罚只是免除其原判刑罚的剩余部分，提前恢复人身自由。
（三）释放前的准备
监狱在罪犯即将释放前，要做好罪犯刑满释放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1、做好出监鉴定
罪犯刑满前，首先由罪犯对自己在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实事求是的做出 “自我鉴定”。
然后，就该罪犯所在的监区的罪犯为其做出“民主鉴定”，在罪犯刑满释放前，所在分监区干部要为其服刑改造期间的表现做出出监鉴定，填写罪犯出监鉴定表，对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限的改造表现，做出全面的、客观的、准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2、审查批准
罪犯的出监鉴定表由监区上报监狱审查批准，鉴定表在罪犯释放时，连同《刑事判决书》一起报送给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
3、集中进行出监管理和教育
罪犯在刑满释放出监前：要把他们集中到出监队（1——3月）集中教育
（四）释放工作
罪犯刑期届满时，要及时向本人宣布，予以释放，同时发给《释放证明书》《释放证明书》分为正本、副本和存根，正本发给本人，副本移送公安机关，存根留存。
罪犯在服刑满时，如果没有又犯罪或者发现重大余罪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时，监狱必须按期释放，不得无故或者借故不按期办理释放手续，当然也不允许非法提前释放。
罪犯在刑期届满时，又犯新罪或发现重大余罪需追究刑事责任时，也要按照法律程序办理，经裁定判决后，才能不予释放。
参加、文化、技术教育通过考试合格者，在释放时，要发给“文化学历证”和“技术考核”等级证。
由监狱负责保管的刑释人员的物品、现金，在释放时要如数返还。同时发给回家路费及途中伙食费。
二、罪犯服刑期间死亡的处理
（一）罪犯死亡处理的含义：
是指监狱机关对罪犯在服刑期间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的罪犯处理的程序，规定和要求。
罪犯在服刑期间，无论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都意味着刑罚执行的自然终结，因此法律关系的一方已经消亡了。
（二）罪犯死亡的种类 按罪犯死亡的原因为
1、正常死亡
正常死亡亦称“自然死亡”指非外力作用于人体所引起的死亡。（1）生理性死亡（2）病理性死亡
2、非正常死亡
非自然死亡，外因性死亡，意外残废等，指外力作用于人体而引起的死亡。非正常死亡按其性质又分为：（1）因公死亡
指在生产中或工作中发生的死亡，或者在同天灾人祸事件做斗争中而死亡。罪犯的因公死亡，参照有关规定，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并有可靠证明的可按因公死亡处理。
A、从事监狱安排的劳动或活动，非罪犯本人原因造成的死亡。
B、在抢险救灾、救人等紧急情况下，从事对社会有益的活动而造成的死亡。C、在监狱内遭到非本人所能抗拒的意外灾害而造成的死亡。D、监狱原因造成的食物中毒、医、疗事故等。
E、因干警违法乱纪，包括虐待、折磨、殴打致死，而造成的死亡。（2）非因公死亡
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非因公死亡，原因是多种多样，情况也比较复杂常见以下几种：
A、自杀：指罪犯自己施用外力作用于自己的身体而造成的死亡，自杀是罪犯非正常死亡比较常见的一种。
B虐待折磨致死：前面讲如果是监狱警察所折磨致死，属于因公死亡，如果是罪犯之间虐待折磨致死，不能算因公死亡。
C、行凶报复致死：一些罪犯对揭发、检举、批语过自己的罪犯或因其他原因与自己有矛盾的罪犯，心中不满，实施暴力报复行为使其他罪犯致死。
D、殴斗致死：团伙之间或个人之间，因某种原因发生殴斗而致死。E、被击毙而死亡：一种罪犯强行逃跑，在追捕中被干警击毙，另一种情况是罪犯行凶、破坏，暴动等情况，在使用其他方法，如鸣枪警告，使用警棍等制
止无效，非开枪不能制止时，而被干警击毙。
（三）对罪犯犯死亡的处理
罪犯在服刑期间死亡的，根据《监狱法》第55条的有关规定，应按以下程序进行处理。
1、做出死亡鉴定
罪犯死亡后，首先要查清死亡的原因，准确区分其死亡的性质，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是因公死亡还是非因公死亡。
2、发病危或死亡通知书
罪犯因伤或因病生命垂危时，监狱在安排好抢救治疗的同时，要填写《罪犯病危通知书》通知其家属前来探望，特殊情况可拍电报或用电话通知，向其家属说明情况，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在思想上有准备。
死亡的罪犯做出鉴定后，监狱要立即发出《罪犯死亡通知书》通知家属来监狱共同研究处理善后事宜。
3、尸体处理
罪犯死亡后，凡有火化条件的都应当进行火化，骨灰可由家属领回。对少数民族罪犯死亡后的尸体处理可按其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处理。罪犯的尸体不允许交给科研单位或医院使用（除本人有遗嘱）
4、遗物处理
罪犯死亡后遗留下来的财物，监狱应认真进行清理，由其家属领回或由监狱代为寄回如果逾期一年仍不来领取的，又无投寄的，又由信托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作价处理，其收入上缴财政部门。
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对策思考 篇2
[关键词]刑罚执行;监督;对策
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下称“减假保”)等刑罚变更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它在保障刑事判决得以切实执行,确保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促进罪犯的教育改造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当前立法、行政执法执法和检察机关自身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为完善和健全刑罚执行监督机制,实现刑罚目的,很有必要找出现行刑罚执行及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思考解决对策,从根本上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工作。
一、当前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立法上存在缺陷和不足,导致了监督乏力
目前法律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刑法》和《监狱法》,虽然公安司法机关曾出台过一些司法解释,但有关刑罚执行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和分散,可操作性不强,仍然不够完善,某些方面规定甚至出现冲突现象。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给刑罚执行和法律监督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了检察监督乏力。
1.立法规定存在冲突、不完善和滞后。表现为:(1)法律上存在冲突现象。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之间某些规定不一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规定不相同,监狱法规定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罪犯,而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只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明确将无期徒刑罪犯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二是对保外就医的疾病鉴定机关要求不一样,《监狱法》规定由监狱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进行检查鉴定,《刑事诉讼法》规定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鉴定;三是对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方式规定不一致,《监狱法》规定检察院认为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可以提出抗诉,刑诉法则规定检察院只可以提出纠正意见。(2)法律规定不完善。第一,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刑罚的执行及监督规定比较原则和简单。如对“减假保”只是规定了基本的法定条件和办理程序,对何为“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等没作具体说明,虽然最高法院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但并没有细化和量化,对减刑的起始时间、减刑幅度、间隔期和“减假保”的具体办案程序也没作明确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执法上出现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第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存在缺陷。如交付执行和监外监管机制不健全,法律文书、人犯遣送脱节,日常监管不到位,致使保外就医罪犯出现脱管失控现象;收监制度未建立,收监执行的条件、程序和职责分工等规定不够明确,执法部门之间的认识存在偏差,造成了执法推诿,使一些符合收监执行条件的罪犯逍遥监外。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多影响,既有损执法严肃性,又加大了监督的难度,急需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
2.法律对刑罚执行监督的规定存在先天不足,导致监督功能弱化。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的职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监督程序及监督的法律保障等都没有明确详细规定,导致了监督功能弱化。(1)监督方式的改变,制约了监督权的发挥。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方式由抗诉改变为提出纠正意见后,直接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抗诉可以启动再审,为纠错提供了更多的法律程序,而提出纠正意见虽然也可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若法院维持原裁定,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因为法院作出的是生效的最终裁定。(2)监督权缺乏法律保障,使检察监督显失权威。现行法律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但检察机关提出监督意见后,被监督者必须于何时做出何种作为并没有详细规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违法执行所应承担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是检察监督权缺乏法律上的保障措施,对被监督者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3)事后监督的定位,使监督权受到约束而导致监督不力。从现行立法来看,检察监督的定位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相对同步监督而言,事后监督会导致监督时机错失,措施滞后,效率降低,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即使检察机关及时提出了纠正意见,但有的罪犯因已经减去余刑、假释或者保外就医已经出监,一时无法找回,客观上给监督和纠错带来了难题。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实际问题,造成了监督困难
1.减刑、假释的裁定程序过于简单,检察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法院目前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是以书面审理为主,一般是依据执行机关呈报的书面材料去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很少主动去调查核实罪犯的改造表现和奖惩等情况,法院的审理只不过是程序性审查而已,而且使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定的监督也同样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2.办理“减假保”的程序运行相对封闭,罪犯没有主动性和参与性。现行“减假保”的审批模式是先监所呈报,后法院或公安、监狱管理机关裁决,这一做法的弊端有三:一是审批程序的运行比较封闭,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制约;二是裁决机关的通常做法是书面审查为主,容易使裁定或者审批流于形式;三是将“减假保”的对象——罪犯完全排除在程序之外,罪犯在启动程序上没有主动性与参与性,在法律上并没有诉讼权利和司法救济的渠道。
3.执行机关与法院在执法上出现分歧,检察机关难以监督协调。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目前监所关押的罪犯普遍爆满,警力不足,经费紧张,监管压力很大,为解决以上问题,执行机关就充分利用减刑、假释机制来激发、调动罪犯接受教育改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呈报减假的案件就越来越多,给法院的工作增添很大压力。第二,近年来,法院系统加大了对罚金刑的执行力度,使一些罪犯因为无钱交纳罚金而得不到减刑或者假释,这一措施对罪犯产生强烈影响,有的因“减假”无望而消极或抗拒改造,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不及时解决法院和执行机关之间的分歧,必将对监管改造工作和刑罚执行及监督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检察机关如何去协调和监督?监所检察工作已经遇到新的课题和挑战。
(三)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着困难和问题,制约了监督效果
1.对监所检察工作重视不够,监督工作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员配备少,有的基层单位监所部门普遍只有两三人,而且多为年龄大、学历低,存在量少质弱现象,造成工作被动;二是派驻检察室的办公装备差,软硬件建设有待加强,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三是有的领导对监所检察工作重视不够,未能有效调动监所检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2.案多人少任务重,监督工作难以到位。由于当前在监管场所服刑的罪犯激增,“减假保”的案件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一般基层院常年驻监检察人员才两三人,还要开展安全防范、教育转化罪犯、打击再犯罪活动、监管执法监督、办理控告申诉、侦查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监所业务点多线长,工作开展起来难免顾此失彼,使监督难以到位。
二、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修改完善法律,保障刑罚执行和监督有法可依
1.制定统一的罪犯保外就医制度。对现行法律关于罪犯保外就医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制定统一规范的罪犯保外就医制度,以解决执法上的困扰。立法上要明确规定保外就医的适用范围、法定条件、办理程序、疾病伤残范围、病残鉴定的机构和责任、保外就医的期限、交付执行、监管考察、撤销收监和检察监督等内容。
2.在程序上增强减刑、假释的透明度。第一,推行公示制度。为打破“暗箱操作”嫌疑,执行机关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利于监督的原则,将符合资格、推荐评审、呈报和裁定减刑、假释的罪犯名单在监所内外张榜公示,让罪犯和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在程序上增强减刑、假释工作的透明度,实现阳光执法。第二,给予罪犯一定的参与权。如享有申请权、辩解权、申诉权和司法救济渠道等,使罪犯摆脱被人操纵的命运,维持法律关系平衡,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3.考虑设立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为解决刑罚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现行刑诉法关于审理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和外国司法制度的一些做法,可以考虑设立如“减假保”暂缓执行制度、撤销制度、收监执行制度等,这些制度的设立,一是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或违法“减假保”问题,完善纠错机制;二是有利于警示和教育罪犯要遵规守法,积极改造;三是有利于破解当前刑罚执行和法律监督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4.完善检察机关的刑罚执行监督权。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立法上要赋予检察法律监督保障权,明确被监督者应负的法律义务和后果,强化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功能,树立监督权威;二是要确立检察机关随时加入的同步监督机制,使罪犯的改造奖励情况、执行机关的呈报和法院的审理活动全程受到检察监督,使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增强执法监督的时效性和节约司法成本;三是要健全法律监督方式,第一,将抗诉与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确定为检察监督的两种法定方式,在“减假保”裁决前发现不当或违法的以提出纠正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裁决后发现不当或违法的使用抗诉方式进行监督,另外,对于过了法定期限发现裁定不当的,根据有错必纠的司法原则,应当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二,赋予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建议权,对于有重大立功、悔改或立功表现特别突出、或者有特殊贡献的罪犯,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执行机关报请法院裁定减刑或假释,其好处在于有利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检察自身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
1.加强对监所检察工作的领导。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它为刑罚的正确执行和目的的实现起到保障作用,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一要加强领导,为监所检察部门配备足额的高素质检察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和加强业务培训;二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健全工作制度,突出工作重点,加大监督力度;三要加强派驻检察室的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检察室在监督第一线的优势作用;四是监所检察人员要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大胆、依法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五是监所检察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2.建立重点罪犯监管制度。要突出工作重点,对涉毒、涉黑、涉恶犯罪、职务犯罪、侵财性犯罪和留所服刑的罪犯、多次获得减刑的罪犯,要逐人建立监管档案并重点进行监督,掌握他们的改造表现情况,注意发现其刑罚执行变更背后可能隐藏的司法腐败行为。
3.强化检察侦查职务犯罪职能。当前重点要通过检务公开、设立检察信箱、公开举报电话、谈话教育、出入监问卷调查、接访、约见和办理控告申诉等方法和渠道,主动发现线索和查办职务犯罪,以办案促监督,以监督保公正,树立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威信。
刑罚执行机制创新 篇3
史柏年
2012-11-5 15:41:05 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09年1期
【英文标题】The Dual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作者简介】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It is widely admitted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vides only punishment sanctions for offenders, which in practice is merely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lay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ual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program as both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for offenders by checking the perspective and history of human punishment system, the purposes and ai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关 键 词】社区矫正/性质定位/刑罚执行/社会福利/社会工作Community Correction/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Punishment/Social Welfare/Social Work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名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率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已经走过了将近6个年头。近6年中，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不清晰、不准确。为对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的厘清提供基础性认识，笔者尝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解说及其困局
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是目前国内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最流行的论述。两院两部的《通知》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权威的法规文件。《通知》明确：“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北京市是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六省市之一，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在论述社区矫正的基本含义时，也持非监禁性刑罚执行的解说。他说：“具体到北京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它(社区矫正)有三层含义：一是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二是社区矫正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的刑罚执行活动；三是社区矫正是由北京市的社区矫正组织来实施的针对五种人员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除了司法部门领导的上述界定外，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也持此种论述。例如，上海大学法学院刘强教授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的刑事执法活动。[2]
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郭建安教授虽然主张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例如，他与郑霞泽合著的《社区矫正通论》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两院两部《通知》所列举的社区矫正的五种类型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属于刑种范畴，而其它三类不属于刑种。因此，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与行刑制度相结合，但是偏重于执行的一种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3]
上述有关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性质的解说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没有错误的。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尚处于试点探索的情形下，坚持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的性质，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又有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监督管理。
但是，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的性质定位，他们排斥和批判对社区矫正性质的其他角度的解说，因此，有意无意地将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理解，由此也使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陷入了以下困局：
1.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主体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致使社区矫正各参与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始终没有明确界定，造成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工作实务中的矛盾和混乱。
例如，有的学者一方面主张，“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罚执行活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主张，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必须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4](P30)既然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那么就应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有关公安机关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或予以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监督、考察等任务的主体的规定，而不应该主张“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因为在上述法规文件中，没有任何有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对监狱之外服刑人员实施执法任务的授权规定。而如果要落实两院两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和发挥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过分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因为，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实践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本身就意涵着对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突破与革新，一味强调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运行，明显地会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创建。
上述认识上的困境必然会造成社区矫正实际工作上的混乱。因为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作了窄化和绝对化的解说，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执法活动，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框架，对管制、剥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任务只能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但是，除了监督、考察等事务之外，社区矫正还有大量的、复杂的教育矫正、福利服务等工作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又非公安机构及其人员的分内职责和能力所长，因此还需要有其他相应机构和人员来承担。于是就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分工上的奇怪局面：工作主体不做主要工作；非工作主体承担主要任务。就像有的地方当作试点经验所呈现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刑事执法程序工作仍然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承担”，但是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社区矫正具体的监督管理与教育改造由司法行政系统的司法所负责”，基层司法所实际上成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力量”。[5]
这样一种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职权与教育矫正职责绝然分开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两个部门分别被赋予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职责，而“刑事执法程序工作”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绝然地分开，其结果是：一方面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内容的交叉重复，两个部门都要制定一套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见面会谈，以及对矫正对象限制性要求的监督执行；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为具有执法职权的公安部门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体任务，而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笔者在调研中不只一次听到基层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埋怨：有些矫正对象在公安派出所民警面前表现得很驯服、很听招呼，可是在我们面前却总是百般抵触、状况不断，像我们这样“有责无权”的身份，很难把教育矫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2.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三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始终不平衡，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始终是众多试点地区的通病。
两院两部《通知》明确，社区矫正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其三是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上述监管、矫正和服务的任务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监管既是对社区服刑罪犯的惩罚，同时又能为教育矫正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矫正是社区矫正的核心和重点，矫正目标的实现又能最有效地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服务既能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又能促进其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管理和配合教育矫正措施的施行。
但是由于有人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所以在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中，最偏重监管目标的实现，而把其他两方面的任务当作次要的、从属的、可做可不做的，即便关注对矫正对象实际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帮助解决，出发点也是为了换取其对监管措施的配合与服从，似乎矫正对象不出事、不重新犯罪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开展的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一切围绕当下的“平安”目标，一切为了对矫正对象实施控制，根本无暇也无力去实现教育矫正的目标。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矫正对象摸准了矫正工作人员的思想脉搏，每逢重大节庆、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前夕或者期间，总会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为了确保“平安”，矫正机构总会想方设法来满足这些过分的要求，以换取自己对社会控制措施的配合。这样久而久之，看似实现了社会“平安”的眼下目标，但是矫正对象的不良心理和行为非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变本加厉，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实际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3.由于把刑罚执行看做是社区矫正的唯一性质定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定位和素质能力大多不能满足社区矫正艰难和繁重工作任务的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运作的状态。
社区矫正是一个需要众多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实施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专业涵盖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领域，只有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全面目标。
但是由于有人(尤其是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人员)把社区矫正的性质作了单一的刑罚执行的定位，认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才是首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只强调其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任务，而不重视能否承担对矫正对象实施教育矫正的任务；对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仅仅停留在法律、公安刑侦等领域，不重视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所以，一些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设置，只是简单地把基层司法所换牌变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机构”；“在人员的配置上，主要以司法所的负责人，专职矫正工作的干警和监狱、劳教场所调出并经过培训的司法警察为骨干”。[5]即便有心理学、社会工作学专业的人员参与，也只是把他们当作是社会的志愿工作者而非专职工作者来看待。
我们考察欧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制度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聘用和培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时，对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是极其强调和重视的。例如：
1945年美国观护及假释制度协会公布的观护人与假释人员的三条遴选标准是：(一)特别知识：需要具备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之知识及实务经验，包括人类生理、心理及情绪变化之了解，以及处理家庭问题，运用社会资源之能力与经验；此外还需要熟悉有关法律之内容，以便行使职权；熟悉管辖区域内各机构活动之情况。(二)特别学历：具备学士学位并选读社会科学之课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三)特别经历：需曾在社会机构从事工作一年以上，但是在社会工作学院的实习或曾受有关训练被认同为实际工作经历。[6]
英国在1998年之前，是将具备“社会工作资格”当作担任社区矫正官的必备条件看待的。[7](P55)
在香港，社区矫正工作者被称作为“感化主任”，感化主任必须具有社会工作的教育训练背景，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实践，再学习相应的法律知识才能胜任。
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有些地方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定位显得过于狭窄。他们从社区矫正是单纯的刑罚执行这一性质定位出发，把社区矫正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也简单定位在法律和公安刑侦领域，没有意识到：社区矫正虽然在本质上有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但是因为其适用对象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再犯罪几率较低的初犯、轻型犯和未成年犯，所以其刑罚的惩罚性属性大大降低，教育、感化、矫正等工作任务大大突出，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而现实状况却是：大多数社区矫正工作者不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训练背景，不善于运用心理、教育、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去对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教育矫正，社区矫正的内容和方法停留在低层次和低水平的状态。就像有的基层司法所人员所描述的：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8]
二、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社会学视角
在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争论意见中，有关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是具有较高共识的解说，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的分歧意见。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分歧意见在于：除了刑罚执行之外，社区矫正是否还有其它角度的性质定位。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观点，形成了所谓社区矫正的单一性质说和双重(多重)性质说之争。
与单一的刑罚执行活动的性质定位不同的是，双重(多重)性质说认为：社区矫正除了刑罚执行的性质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给予性质定位。例如：
张昱教授主张：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和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9](P112)
石晓芳提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的观点，认为刑罚执行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属性；而它的社会工作的属性，是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刑罚执行所必须具备的属性。[10]
刘永强博士和何显兵博士持社区矫正多重性质观，他们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性质是专门机关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结合体，是融合社区刑罚执行、监狱行刑社会化和出狱人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6]
综上可见，与单一的刑罚执行说持不同观点的社区矫正的性质解说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的属性之一。正因为如此，持单一刑罚执行性质说的人们也把反对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属性说。其中，刘东根博士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明确表示对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工作的观点“不能苟同”，认为：“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不能等同于社会工作。如果将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等同，势必会忽视或淡化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功能，影响刑罚的惩罚和威慑作用的发挥，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定位的偏颇。”[11]
是否具有社会工作的属性似乎成为了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争论的焦点。对此争论意见，笔者的观点是：不赞同对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的性质解说，赞成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说；不赞同将“社会工作”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赞成将“社会福利”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基于上述见解，笔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理解是：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属性。理由是：
1.社区矫正是现代刑法观念、刑罚制度与现代福利思想、福利政策发展交汇的产物，其中既蕴含了对罪犯惩戒的社会公义性要求，又蕴含了维护罪犯权益和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
人类社会对罪犯的处置，从最初“以牙还牙”式的血亲复仇，到中世纪“杀鸡儆猴”式的威慑阻吓，期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观念转变和制度更迭，变化虽大，但是用严酷的惩罚给犯罪人以报应，始终是刑罚的核心理念和目的。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采用感化、矫正的理念和方法来对待罪犯，而不再以残酷的刑罚惩治罪犯而后快。引起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首先是刑罚观念上的“报应主义”刑罚观逐渐消退，“功利主义”的刑罚观逐渐抬头。
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为了惩罚罪犯而存在，刑罚的正当性在于犯罪的不正当性。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其满足国家追求一定功利效果的积极意义，这种功利效果就是犯罪预防，预防犯罪才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根据。预防犯罪又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警示和预防社会一般人，使之不致犯罪；特殊预防以犯罪人为对象，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或者教育，使犯罪人不致再次犯罪。对于剥夺或者教育功能的不同侧重，特殊预防又可再分为剥夺犯罪能力主义和矫正改善主义。由于纯粹的矫正论与剥夺能力论都失之片面，于是就产生了融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于一体的综合论的问世。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改革家边沁是功利主义创始人，其功利主义学说所涵盖的功利主义原则、福利最大化主张为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边沁把功利主义学说运用于司法改革，成为近代第一位在特殊预防领域的综合论者。他说：“尽管犯罪已被制止，被害人也得到补偿，但仍然需要防止出于同一罪犯或者其他罪犯的类似的犯罪。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是制止犯罪意图，另一种是消除行为能力。消除其犯罪意图称作改造；消除其行为能力称作剥夺能力。”在此，他把“矫正”和“剥夺伤害能力”视为刑罚的必备特质。[12](P51)
风靡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的特殊预防论对刑罚理论和刑罚制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促成了人们认识到刑罚的真正目的应当是矫正或剥夺犯罪能力以保卫社会，而不是用报应或威慑的手段以惩罚罪犯；促进了刑罚的宽容、轻缓和对犯罪人的人道化、个别化处遇。当然，特殊预防论也有其局限。在理论上，由于其排斥和抹杀报应刑论主张的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功能而丧失社会的公义性；在实践上由于没有能为刑罚提供一套限制原则，而容易为扩张国家刑罚权和侵犯公民人权提供口实。
通过历史考察发现，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已经不可能仅仅采纳报应论或预防论中的单一观点来作为自身的全部内容，而应该兼容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各自的长处来建构刑罚的目的理论，并由此设计刑罚制度。使得刑罚措施既具有报应的功能，以满足公众对犯罪之恶进行必要惩罚的社会公义诉求；又具有教育矫正的功能，以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我国当前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就应该建立在上述综合刑论的理论基础上。
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措施，应该具有对罪犯惩戒、监督、考察等监管性功能，通过限制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自由让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报偿；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面向罪犯的社会福利措施，应该具有教育、矫正、服务的功能，让罪犯通过接受特殊的福利服务得以矫正自身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顺利回归社会。
2.现代刑罚制度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导向，两院两部《通知》的相关条文充分彰显了社区矫正的社会福利属性。
“福利”一词的简单涵义就是“好的生活”。社会福利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通过国家治理，达到全社会不虞匮乏、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生活等有关人类幸福的目标。而贫困、疾病、失业、无知、懒惰和犯罪则是反福利的社会病态。从这一理解出发，如果将济贫、医疗、就业、教育、扶老、助残等社会政策措施都看做是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对罪犯的教育矫正同样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别只是在于接受福利服务的对象不同。
在古时候，人们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对神的意志的冒犯；后来，犯罪人类学派把犯罪归咎于“天生犯罪者”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特征；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把犯罪看做是当事人自身原因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适应欠佳、心理冲突、行为偏差、社会关系失调的结果。由于其社会化过程的阻断或弱化造成社会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他们无法通过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途径和手段来维持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罪犯属于社会中的特殊的弱势群体。而当他们的行为被社会判定为违法或犯罪、受到社会的制裁和惩处时，其社会地位更处于与社会主流背离的不利境地。因此，对罪犯施行福利服务，使其恢复重建社会功能以摆脱弱势地位，既可为服刑者谋求幸福的生活，又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
在现代世界各国的刑罚制度中，无论是监禁性措施还是非监禁性措施，都兼具惩罚性的刑罚执行功能和教育矫正性的社会福利功能，两者的分量因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环境中实施的刑罚措施，其适用范围是一些初犯、轻刑犯、青少年犯以及经改造有悔改表现的、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人群，因此，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功能相对较弱，而教育矫正等社会福利性功能是其主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属性。
两院两部《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通知》在阐释社区矫正的涵义和性质时，在明确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之后，又指出：“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论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义时，特别强调社区矫正“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并且把“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严厉惩罚，积极探索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当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目标。
《通知》把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与监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为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在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成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帮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它们被看做是社区服刑人员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较之以前的偏重于监督管理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更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服务、帮助、干预、救助。充分保护犯罪人的人权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之一。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13]
综上可见，两院两部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其出发点不仅是为了节约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社会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罚制度。
3.社会工作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之一，但是把它表述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会窄化社会福利的涵义。
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总结第一阶段试点经验基础上，又把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等十二个省(市、区)。两院两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提出：“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在这里，特别提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显示两院两部对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与推崇。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是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弱势人群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渠道和专业。在司法领域尤其是社区矫正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常常被当作对服刑人员实施福利服务的专业力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所依托的专业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工作，还需要心理、教育、社会、社会保障和法律等学科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说，社会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团队中的一支力量。尽管由于社会工作善于整合资源以服务于人们的多样化的福利服务需求，而在社区矫正专业团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将它视作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
在逻辑学意义上讲，社会福利是大于且基本涵盖社会工作的概念。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被当作是体现社会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具体化的实施方法和途径，但并不能全部替代和体现社会福利的内容。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性概念解说成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就会窄化社会福利的丰富内涵，就会降低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关注和资源投放，最终会损害矫正对象的权益。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罚理念和制度，其性质定位可以从多角度给予解说，其中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是最基本的性质定位。
【参考文献】
刑罚执行机制创新 篇4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水利部党组高度重视水利预算管理工作，特别是2013年以来，在总结当年预算执行管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新建立了预算项目储备、预算执行考核和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三项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建设从根本上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高效。
一、预算项目储备机制奠定了预算执行基础
预算项目储备机制的重点是在预算编制的上一年提前组织项目申报，通过专家无记名打分进行严格评审论证后，纳入项目库储备，一般情况下，未入库项目不得申请预算，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通过预算项目储备机制，“超前储备”的理念深入人心，各级预算单位和项目执行人员都深刻认识到，要申请预算必须先抓好项目储备，项目申报的质量明显提高，预算安排的合理性和前瞻性显著增强。和以往相比，2014年预算项目文本更加完善，前期工作论证更为充分，经费测算更加细化规范，项目目标和绩效指标更趋科学合理，立项依据更加充分，工作内容基本都能细化到主要的工作活动和工作量，为促进预算执行序时、均衡、安全、有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4年，水利部直属单位共申报项目1803个，申报新增预算金额46.58亿元，经严格论证审查，最终储备入库项目1043个，审核后新增金额约20亿元。2014年申请部门预算的项目全部从项目储备库中选取，共选取1011个项目，金额14.53亿元。
二、预算执行考核机制实现了“要我执行”为“我要执行”的转变
为确保预算执行考核机制的有效执行，水利部对每个直属单位的预算执行进度采取按旬通报，按月份、季度、考核打分，将预算执行考核结果与预算安排、评先评优挂钩。各单位逐步实现了从“要我执行”向“我要执行”的转变，主动加强项目实施前期准备工作，及时编制项目实施计划、明确项目实施阶段责任、提前准备政府采购的申报审批等，同时注重用制度来规范预算执行，相继建立预算执行管理领导责任制、联席会议制度及督导约谈和奖惩机制，为推进支付奠定了基础。2013年预算执行进度达到99.33%，稳居中央部门前列，往年每到6、9、11月底等关键时间节点前集中支付资金的现象得到较大改观，每个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均超过序时进度2个百分点左右，进一步实现了资金支付的序时、均衡。
三、执行动态监控机制有效保障了资金安全
通过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水利部实现了对每一笔国库授权支付资金的支付内容、资金走向和支付用途实时在线监控，及时纠正财政资金支出中的违规行为，督促各单位规范财务管理，强化财务人员责任意识，切实加强对预算执行、国库支付、政府采购管理、现金管理、公务卡管理、资金归垫、会计核算等各关键环节监管，有效预防和减少了违规支付资金的问题，进一步保障了财政资金支付安全和使用规范。2013年共监控授权支付资金18.03万笔，金额66.07亿元；查询135批次740笔疑点，涉及金额1.2亿元；通过调账或退库形式纠正216笔，涉及金额3580万元。
“三项机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加强预算管理的一套“组合拳”。预算项目储备机制是预算管理的首要前提，是保证预算执行的基础；预算执行考核机制是预算管理的核心措施，强化预算执行的内在激励和约束；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是预算管理的重要手段，保证预算执行效果。
建立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应结合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的要求，加快推进财政支出三年滚动规划编制改革，借鉴水利部预算管理“三项机制”的做法，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央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及三者有机衔接、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 篇5
内容摘要：刑罚执行是指将法院做出的已生效判决、裁定等交付特定国家机关付诸实施的活动。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环节，是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结果，也是惩罚犯罪，维护正义，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在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存在力量薄弱、权力运行错位、监督权介入困难、监督手段单一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监督效果。本文通过对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在检察实务中的经验，给出解决方案，以期对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罚执行 法律监督
依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对刑罚执行的监督是检察机关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刑罚执行监督在立法和制度构建方面都有了进步，但由于我国在立法上长期存在重侦查审判，轻刑罚执行的偏差，对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刑罚执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一）监所内刑罚执行监督力量薄弱，权力运行错位
法国学者福柯曾说：“监狱是权利最赤裸裸地，最肆无忌惮地表现的地方。”作为主要刑罚执行场所的监狱和看守所，权力的强制性较其他领域表现更为突出，若没有强有力的制约与监督，势必会造成权力的滥用。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设置正是基于监督刑罚执行中公权力的运行，确保其依法行使，保障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的考虑。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对监所内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却存在力量薄弱，监督错位等情形。首先，我国当前对监所监督的形式主要是派驻检察室，驻所检察人员多是基层检察院的一线工作人员，级别相对较低，在我国目前的行政运行机制下，以下监上，困难重重。其次，我国“重刑罚、轻保护”的犯罪控制论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的理念仍未能深入人心。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在检察机关内部属于小科室，在人员配置及资源分配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例如，笔者所在市的大部分基层检察院，往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配置的多是年龄偏大即将退休的人员，且一般配置2-4人，力量普遍偏弱。因为监督理念的偏差，检察室更重视与监所部门的配合以确保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往往忽视保障被监管人员获得公正的待遇和平等的机会，这才应该是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主要职责。
（二）刑罚变更执行检察权介入困难，监督流于形式
检察机关在对刑罚变更执行的事后监督机制曾饱受诟病。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时间前置，“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机关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的《暂予监外执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于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前的监督职责，第8条第3款：“监狱、看守所应当向人民检察院通报有关情况。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监督有关诊断、检查和鉴别情况”。检察权的提前介入无疑将更有利于监督权的有效行使，但这不等于检察权就可以顺利介入并有效行使，就目前的检察实务而言，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仍难免流于形式，原因在于：首先，检察机关的监督依然是以书面监督为主的形式没有改变。囿于书面监督之外的调查取证等工作在实务中很难展开，检察机关只能从书面文件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意见，这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机关、单位调阅有关材料、档案，可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有关机关、单位和人员应予以配合”。但该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对于调阅、调查的时间、方式以及不予配合的后果都没有明确，该条款对于检察机关的授权仍需要在程序上加以细化。其次，检察机关若要有效行使监督权，需要专业人员的配合。《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八条“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监督有关诊断、检查和鉴别活动”。医疗诊断、检查是专业性极强的活动，尤其是对于因患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和生活不能自理两种情况的诊断与鉴别，情况更为复杂。作为毫无医学背景的检察人员，在此过程中也只能陪同，很难有切实的监督效果。
这种检察监督权实质性介入困难的情况，在对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的监督过程中同样存在。2014年7月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中，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监督和对减刑、假释材料进行调查核实的权力。但是，在实际监督过程中，监督权的行使仍局限于材料是否完备，执行及间隔时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的审查，对于监狱所做出的计分考核、奖惩记录等，则难以通过有效的方式调查核实。原因在于，实际监督过程中，除了类似于发明创造等有案可查的情况方便核实外，其他像计分考核、奖惩记录、表扬等情形的决定权基本上完全控制在监狱内部，随意性更大。而且，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案件办理过程中对类似情况的核实都是发生在以上行为完成之后，时间间隔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在核实过程中也只能是查看当时的记录情况，这种“事后”的监督，既制约了监督的效果，也打击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积极性。
（三）社区矫正监督手段单一且时间滞后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可见，在国家层面上，社区矫正越来越受到重视，随之而来的，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监督却存在手段单一、时间滞后等问题。监督手段单一，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人员配置力量薄弱。例如笔者所在的刑事执行检察科，科长在内共六名人员，辖区内一个未成年犯管教所（关押1300余名学员），17个司法所（社区矫正人员300余人），还有一个监狱也即将投入运行。在这种人员配置下，监督手段的选择空间就很小，多是定期巡查司法所内社区矫正档案、听取司法所人员汇报的形式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方式，难以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中出现的情况，对于违法情况，只能是事后提出纠正意见，意义不大。《社区矫正办法》第35条第3款“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信息交换平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但是，据笔者了解，信息化平台建设投资颇多，在争取资金支持方面存在问难。信息化平台即便建成，检察机关在信息化平台上享有哪些权限，也需明确。
二、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完善
（一）增强检察监督强制性，提升监督效力
提升检察监督的效力，必须增强监督权的强制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明确被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的处理时限。“四个办法”中规定“…十五日内，被监督机关仍未纠正或者回复意见的，应当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1]但是，“四个办法”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仅对检察机关有效，对被监督机关缺乏具体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中，对于被监督机关收到检察院纠正违法意见后的处理时限，只是笼统地表述为“认真研究，及时做出处理”[2]。因为没有时间限制，在实际执行中容易造成被监督机关的推诿拖延。因此，有必要对被监督单位收到纠正意见后的处理时间做出明确规定，才有利于督促被监督机关及时进行整改。第二，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一定的强制执行力。在现行法律架构中，检察机关所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对于违法行为本身并不能产生即时的效力。对于被监督单位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不能立即停止执行，就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提升监督效力，应当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意见一定的强制执行力，比如，针对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而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被监督机关收到后，应当立即先行中止，防止更严重后果的发生，然后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整改措施。第三，强化被监督单位对纠正违法意见不作为的法律后果。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后果，所以被监督单位可以对纠正违法意见置若罔闻。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被监督单位在检察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后，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时，必须立即进行纠正。对于故意不予整改或者拖延整改的行为，责任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强化被监督单位不作为的法律后果，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
（二）完善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权介入机制
针对前文中提到的检察监督权在刑罚变更执行中介入困难以及社区矫正中监督手段单一、时间滞后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检察机关刑罚执行同步监督建设，完善监督权的介入机制，丰富监督手段等方式予以解决。第一，对于可能出现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监狱应当在发现问题之初即对检察机关进行通报，以便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了解情况。特别是对于重点病犯，进行动态跟踪，及时了解病情变化，为以后对暂予监外执行提请和决定的监督奠定基础。[3]第二，检察机关加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罪犯的积分考核等方面的监督。尤其是对于那些对罪犯减刑假释有决定性，有异议的积分考核情况，可以通过检察官信箱、监督电话、和罪犯座谈等形式进行监督[4]。这种即时监督，有助于克服检察机关对于减刑假释材料事后监督、难以核实的弊端。
（三）丰富社区矫正监督手段
针对目前社区矫正监督手段单一的情况，可以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丰富社区矫正的监督手段。各司法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现有条件下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比如，笔者所在的辖区某司法所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对被矫正人员的学习、劳动情况进行记录，更直观，改变了目前只有档案文字登记的模式。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应积极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省、市级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建立社区矫正数据库，高检院在条件成熟时，可在全国推行统一的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5]这不仅能解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人员不足、监督手段单一的困境，也是推进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举措。
（四）加强人才培养，树立监督理念
“徒善不足以为证，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施归根到底要转化为具体的人的行为。目前，高检院将监所厅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厅，省级院、市级院监所处也都更名为刑事执行监察局，笔者所在的市检察院也在今年成立了专门的刑事执行检察派出院，这都是重视刑事执行检察的好趋势，相信不久的将来，基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也会逐步得到重视，但就目前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人员配置情况来看，大都存在与其承担的监督职责难以匹配的状况。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急需充实一批年轻血液，同时，也需要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业务素养和监督能力的培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承担起法律赋予的监督使命，确保刑罚执行活动中监督权的合法有效运行。
结语
刑罚执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有制度构建的缺失、有人员配置的不足、有监督理念的落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刑罚执行的监督一直是一个相对薄的弱环节。笔者结合自身检察实务经验，提出了加强监督权的强制性、完善监督权的介入机制、培养高素质监督人才等建议，希望能对问题的解决由些许帮助。
注释：
[1]参见：《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第48条。
[2]参见公安部：《关于加强看守所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
[3]祁云顺、刁凯：《试论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机制的构建》，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2卷，第4期。
[4]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课题组：《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研究》，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