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适用（精选4篇）
刑罚适用 篇1
随着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现代交通工具已进入到千家万户,驾驶机动车已成为当今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交通问题,其中,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类案件的数量大大增加,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李召亮执笔撰写的《关于交通肇事罪刑罚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一文中指出,山东省全省2009年交通肇事收案7800件,占全部一审刑事案件17%;2010年收案7868件 , 占17.5%;2011年收案9286件,占19%,2011年,全省交通肇事案件数量已经超过盗窃和伤害,位列第一, 成为常见多发性犯罪。同时也指出司法实践部门在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存在着对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内容理解不一之处,如对部分犯罪情节是否具有定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理解运用不一,导致同案不同判之结果。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交通肇事案件,贯彻罪刑均衡这一刑法基本原则,是我们刑法学界和实务界都必须正视的问题。以往刑法学界对本罪的讨论视角偏重于讨论的是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内容的合理性问题,而对在现有规定下交通肇事罪的刑罚如何适用的系统论证较少。鉴于此,笔者将在本文在不探讨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内容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将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对交通肇事罪的刑罚适用进行剖析,合理提出各不同量刑幅度适用的基本条件。
一、交通肇事罪基本刑的适用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正确适用该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现行刑法将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为对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罪状的设定和基本的处罚,笔者将该处罚称为基本刑,第二档和第三档分设不同条件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均为加重刑。笔者首先对基本刑的适用进行剖析。基本刑的适用在刑法理论上无争议, 在满足了交通肇事罪的其他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主要是看危害结果,刑法规定只有发生了重大事故的交通肇事行为才引发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只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达到了刑法规定的重大事故,对行为人就可以适用基本刑裁量刑罚。对于重大后果的认定,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行为人所造成的物质损害结果。二是行为人对事故所负责任的大小。三是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种类。结合这三个要素,重大事故有以下几种表现,第一种是指行为人不管是违反何种交通管理规定,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造成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第二种,行为人不管是违反何种交通管理规定,且负事故同等责任的,造成死亡三人以上的 (笔者将其上述两种情形称为普通肇事行为);第三种,行为人违反特定交通规则 (笔者将其称为特定肇事行为),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致一人以上重伤的。违反特定交通规则的种类如下: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严重超载驾驶的;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从上述三种重大事故情形的认定来看, 只有第一种情况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括财产损害。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都只有人身损害情形,不包含财产损害,这是在适用该基本刑要注意的事项。
二、“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刑罚适用
(一)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适用
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二档刑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档刑的适用包括影响量刑的两个因素,一是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一是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对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适用, 其困惑主要表现为哪些因素可以认定为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为解决这一实务中的难点,司法解释对此有明确解释,包括以下三种情形: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从上述三种情况来看,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主要是表现在事故的程度上,发生了与基本刑适用情形更大的事故,即在事故中出现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受损。
(二)“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适用
1.“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入刑的理由。对于在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适用, 目前在司法实务中争议较多。为了正确把握该量刑情节的适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量刑情节的入刑进行深刻理解。 该量刑情节入刑的理由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司法现状的需要。在现行刑法颁行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几近50% 的肇事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罪责而逃逸,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导致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 当然这也与我们当时的交通管理现状有关,由于我国在过去交通管理设施落后, 不能及时发现肇事行为,因而对肇事行为的及时查处力度不够,使得很多肇事人员因逃逸而逃避了法律的惩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促长了逃逸行为的发生。二是法定义务的履行。道交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第101条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从上述规定看,肇事后的行为人负有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和配合调查事故真相的法定义务,因为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及程度,逃逸最先逃避的就是这些专门法规定的法定义务,道交法对法定义务作出了规定但只设定了对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规定,而并没有设定其他法律后果。这就如同刑诉法对证人作证义务有规定而没有设定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一样,我们不得对消极的不作证的行为进行处罚。三是对法益造成侵害危险,因为在交通肇事后致使被害人受伤而逃逸的,被害人就存在由轻伤转化为重伤、由重伤转化为死亡的抽象危险,同时,交通肇事往往导致道路破坏、交通设施损或者肇事车辆横亘在道路上而形成交通障碍,道路交通法要求肇事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道路上的危险,行为人逃逸的也会对道路交通安全形成抽象性危险,因此,处罚肇事逃逸就是要求肇事者积极救助伤者以避免重伤和死亡的发生和对道路交通安全形成新的危险,避免发生新的交通事故。综上所述,从该情节的立法背景来看,其意图在于加大对逃逸者的惩罚力度,防止因肇事者的逃逸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
2.“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具体适用。解决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入刑的理由,那么该量刑情节应当怎样适用呢? 解释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首先,从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该量刑情节的适用,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在发生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时,整个交通肇事行为其实已经完成,逃逸行为本身并不是交通肇事行为,而是一种典型的事后行为。既然刑法将该量刑情节与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规定在同一量刑幅度,法律只是为了突出逃逸这种行为的危害性,把它从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中分离出来,换句话说,它只是特别恶劣情节的一种表现而已,对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理解,以肇事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这是符合普通人对法律的评价的,不违背普通人的法感情。那种认为不管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要有逃逸行为就适用该量刑情节的观点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并不是行为对法益有危险,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典型的莫过于证人作证的规定,不作证对法益构成危险,但并非所有不作证的行为都会引发刑事责任。入户抢劫等加重处罚的刑法规定,如果抢劫不成立,入户抢劫的处罚将怎么引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对逃逸行为不得进行重复评价。“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法律对行为追究责任普遍适用的原则,因此在刑法上同样不得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评价,追究行为人两次以上的刑事责任。司法解释在认定本情节的适用时之所以排除了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第六项内容,正是因为该规定已对逃逸行为进行了刑法评价,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不是实施的特定肇事行为,而是实施的普通肇事行为, 须发生三人以上重伤结果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由于行为人实施了逃逸行为,即使只发生了一人重伤之结果,也应对肇事者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责任。既然逃逸行为已经被法律评价,当然也就不得再对其进行刑法评价。即在发生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情形时,不能对行为人以“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定罪,同时又以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追究其刑事责任适用第二档量刑幅度。第三,正确区分逃逸的定罪情节功能和量刑情节功能。从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逃逸行为既承担定罪功能也承担着量刑功能 (笔者质疑“逃逸”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真有如此严重),而旧刑法对此并无规定,因此,在长期的司法实务中,法官审理个案习惯上将解释规定的第二条第二款六种情形作为量刑情节对待,且最高法院在2010年制订的量刑指导意见也将上述六种情形可用于调节基准刑,故在概念上容易出现混淆,将六种情形的定罪和量刑功能混淆。笔者认为,在逃逸的司法适用上,首先应当坚持一行为不得进行重复评价的基本原则,其次把握的是如果认定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与逃逸行为没有关联性时,逃逸行为就发挥量刑功能情节的作用,即无论行为人是否逃逸, 都能成立交通肇事罪时,逃逸行为就不承担定罪功能,逃逸行为发挥量刑情节功能。
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罚适用
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 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对该条的适用刑法理论争议最为激烈,观点林立。当然,笔者认为也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把握其内容, 更不能过分夸大逃逸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逃逸行为并非刑法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只不过是交通肇事实行行为完成后而实施的事后行为,犯罪后逃逸是行为人的正常选择,因而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因其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受追责, 之所以在交通肇事后将逃逸行为进行处罚,是因为道交法规定行为人有保护现场和救助伤者的义务,由于行为人的逃逸,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救助义务,从而加速被害人的死亡,但请注意逃逸并非决定被害人的死亡,即先前的肇事行为如果不包含被害人死亡的一定的根据, 那么不管行为人是否逃逸,被害人都不会发生死亡的结果。鉴于此,笔者在此只讨论适用该条在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条件。
第一,适用该情节应当以行为人的肇事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没有犯罪就没有刑事责任承担的根据,也就没有刑罚,虽然司法解释对本情节中的“逃逸” 的解释不像肇事逃逸一样明确规定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只是把它表述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但两种逃逸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在发生交通肇事的实际行为后实施的事后行为, 刑法对此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犯罪是适用刑罚的前提,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适用刑罚就成为了无水之源,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为处罚,只要有逃逸并出现死亡结果就适用该情节,违背我国刑法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
第二,该情节适用的对象应为本次事故中的被害人。道交法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救助伤者,禁止逃逸。从道交法其本身的立法愿意来分析,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将导致事故中的被害人的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禁止逃逸就是为了止损。虽然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可能再次致人死亡或者由于他的逃逸导致他人致死本次事故中的被害人,很显然,后面描述的情形中行为人所履行的义务与道交法第70条所规定履行的义务是不同的,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将其相提并论,把该情节适用的对象限定在本次事故中的被害人是比较合理的,也能为大众所接受。
第三,行为人必须实施了逃跑的行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一方面面临着承担刑事责任,一方面面临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从司法实践发生的大量逃逸案件来看,在造成人员受损的情况下,行为人更多地是害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这里的逃跑行为笔者认为应当理解为行为人逃避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比较恰当,而不是简单地从形式上理解为藏匿的行为。也就是说这里的逃跑行为既包括使相关事故处理机关和被害人等查找不到行为人出处的藏匿行为, 也包括行为人没有隐藏但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如行为人拒不支付医疗款, 使被害人得不到有效治疗的行为。但是, 如果行为人主观无逃避法律责任之故意,但由于客观不能支付医疗款,使被害人得不到有效治疗的行为,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有逃逸行为,也就是说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第四,死亡结果与逃逸不救助行为应具有因果关系。刑法理论认为因果关系是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提供客观依据。要将某结果归责于行为人,那就必须证明该结果是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对行为人要适用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就必须根据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证明逃逸不救助的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下列情形因不具有这种因果关系,不能适用该量刑情节:(1)死亡结果无回避可能性的情形。如四川江安肖某案,在2013年8月8日凌晨,肖某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搭乘黄某从江安县红桥镇方向往兴文县古宋镇方向行驶。4时50分许,当该车行驶 至兴文县 境内S309省道191km+ 900m处时撞倒 行人蔡某 后 ,肖某因惧怕法律追究遂驾车逃逸。5时2分,行人周某途经事发地点发现蔡某躺在公路上,遂打电话报案。后蔡某被送至兴文县人民医院抢救。7时许,蔡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兴文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蔡某系车祸致胸部损伤和颅脑损伤死亡。本案就行为人是否具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意见。就本案发生的环境 (时间及地点)、被害人伤情、 行为人逃逸与行人报案的时间及被害人损伤程度综合分析,被害人得到了及时的救助,但被害人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肖某是否救助,死亡结果终究难免,因而认为对肖某不宜适用该量刑情节。当然,肖某的行为可作为其他酌定量刑情节考虑。(2) 介入因素中断前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的情形。假如上述案例中的肖某肇事后离开现场逃逸,行人周某途经事发地点发现蔡某躺在公路上,遂打电话报案,警察赶到,但在警察将蔡某送医途中,车辆出现故障,致蔡某长时间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虽然肖某有逃逸不救助行为,但蔡某在此获得了警察的救助,而警察车辆故障属于异常介入因素,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该死亡结果就不能归因于肖某的肇事行为,对肖某不能适用该量刑情节。(3)主观认识错误的情形。《解释》将“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说明死亡结果是由于行为人不积极施救而产生,这种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上存在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因果,而非主观的因果,这种因果关系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交通肇事中,如果被害人已发生了死亡结果,但由于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误以为被害人没有死亡而逃逸的,不管行为人主观有多恶劣,不能适用该量刑情节。反之,如果被害人没有发生死亡结果,行为人误以为被害人死亡而逃逸的,最终使被害人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对行为人就可以适用该量刑情节。
另外,注意肇事逃逸与逃逸致人死亡适用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是法定加重刑,都是发生在交通肇事行为后实施的逃避法律义务的行为,但从刑法规定的内容的逻辑关系来看,笔者认为肇事逃逸强调处罚的是单纯的逃逸情形,也就是说,虽然有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但并没有使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即危害结果囿于原有肇事行为所发生的结果。而逃逸致人死亡,恰好相反,是由于行为人的逃逸,扩大了原有肇事行为所发生的结果,是通过评价结果的危害程度,来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因此,笔者认为,在致一人重伤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下,如果同时发生了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对行为人可以适用逃逸致人死亡这一量刑情节,而不是适用肇事逃逸情节,在这里,逃逸被评价为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定罪要素,而死亡结果则被评价为加重刑罚处罚要素,并非是对逃逸行为进行双重评价之情形。
摘要：随着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等进入千家万户,驾驶机动车已成为当今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类案件的发生。因此正确处理交通肇事案件,准确对肇事人定罪量刑,直接影响到我国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结合司法解释,根据法律逻辑,对现行刑法交通肇事的处罚规定进行分析,提出了适用不同量刑幅度的基本条件和原则。
关键词：交通肇事,刑罚适用,逃逸,逃逸致死
明朝初期公罪刑罚适用利弊考究 篇2
关键词：公罪,刑罚,明朝
一、明朝公罪罪名的划分与规定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意思为要想定罪, 法律中必须有相应的罪名, 既然明代将公罪和私罪编入为律, 必有相应的罪名。所以在《大明律》中公罪罪名为明代公罪罪名体系的主要部分, 这部分也成为明代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法定公罪罪名。
《大明律》共分吏、户、礼、兵、刑、工六个主要部分, 每个部分都对公罪逐一进行了诠释。本文列举几个罪名进行说明。
1. 吏律。
(1) 官吏给由。按《大明律》规定:“凡各州府衙门官吏, 都应该给由到吏部, 限五日付勘完备, 以凭类选诠注。如若有不付勘完备者, 迟一日吏典笞一十, 每一日加一等, 罪止笞四十, 首领官减一等。……承报而有差漏, 及上司有失查者, 并以失错漏报卷宗科断。其漏附行止者, 一人至三人, 笞杖一十, 每三人加一等, 罪止笞杖四十。”此例为明朝官吏的考核制度, 即以官员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的情况为其考核内容, 来决定官员的升迁或者降级、加俸或减俸。
(2) 讲读律令。《大明律》规定:“民官月俸钱米相兼, 罚俸止罚俸钱, 每俸一石折钱一百文。如议罪, 则罚俸者引用在笞罪之后。再犯笞四十附过, 依本条附写过名。三犯于本衙门照依现设官员递降叙用。”此律例的设定绝非偶然, 因为明代科举考试中不再有明法科目的考试, 取而代之的是八股文为考试方式, 很多的儒生都以精通熟读八股文为荣, 却甚少知法律, 而作为一名执法的官员不知道法律又如何执法呢。况且从官后由于不懂法律, 则很容易受制于刑名幕吏, 这些都不是明初统治者愿意看到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 认为元代政治的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法制混乱造成的, 由于官员不懂法, 很多情况下要听命于师爷, 最终导致法制混乱。其次,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 他对法制尤其的信赖与渴望, 知道公平对于农民的重要性, 这些因素促成明初在制定《大明律》的时候朱元璋在官方和非官方都不遗余力地推行“讲读律令”的活动。既是为了让官吏知晓律例, 以免发生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 也为了预防官吏不知律意致罪。
2. 户律。
(1) 脱漏户口。赋役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保障, 由于元朝实行种族歧视, 对人种进行了划分, 蒙古人最为高贵, 最低贱的是南人 (即长江以南) , 并且对南人进行粮食、生活用具的管制, 这导致田地的减产, 农民的劳动的积极性不高, 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加之连年战乱, 明初百废待兴, 正所谓“抚民之道, 要在均其赋役。均赋役之道, 尤在核其户口”。所以, 明太祖登基后为了充盈国库, 保证国家机器运行, 缓解社会矛盾, 对户籍管理十分重视, 所以《大明律》对户籍官吏脱漏户口规定“若是里长失于实地勘察, 导致其所管辖范围内发生脱户之事者, 则以户为计, 一户至五户, 里长应被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 罪止杖一百。若是发生漏口之事者, 则以所漏之口为计, 一口至十口, 里长应被笞三十, 每十口加一等, 罪止笞五十”。可见, 明代对户籍失职刑法适用是多么严格。
(2) 荒芜田地。按《大明律》规定, “应该归属里长管辖的范围, 都应该登载入黄册, 凡是需要纳粮当差的田地, 属于无故荒芜的土地, 或是应课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 俱以十分为率, 一分笞二十, 每一分加一等, 罪止杖八十。所管之县官, 各减里长二等处罚。长官为首, 佐职为从, 人户亦计荒芜田地及不种桑麻之类, 以五分为率, 一分笞二十, 每一分加一等, 追征合纳税粮还官”。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后, 面临的是一个人口稀少, 田地荒芜、连年饥馑的国家。朱元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否则他的政权也无法得到巩固, 这严重威胁到新生政权。朱元璋在告谕大臣的一段话将此种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 “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 皆出于民, 若使之不得尽力南亩, 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 宜令有司劝民农事, 勿夺其时”。因此, 朱元璋在设计《大明律》时将其写入律中, 作为对官吏政绩的考核的一个重要项目。
3. 兵律。
边境申索军需。《大明律》规定:“凡守边将帅, 但有取索军器、钱粮等物, 须要差人, 一行布政司;一行都指挥使司。再差人, 一行五军都督府;一行合干部分, 及具奏本实封御前。其公文若到该部, 五军都督府须要随即奏闻区处, 发遣差来人回还。若稽缓不即奏闻, 及各处不行依式申报者, 并杖一百, 罢职不叙。因而失误军机者, 斩。”古时战争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因为一旦开战多持续时间久, 动辄数月, 出行时间长;给养全凭后方, 军需能否及时到达,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战局。而明初年, 天下刚定, 但关外一直窥视着关内的情况。明太祖朱元璋不仅要对内剿灭元朝余党, 对外还要防范外族的入侵, 所以对于军需的供给, 他十分重视毫不松懈, 不仅将其编入法律中, 更以严厉的刑法对其保驾护航。
4. 刑律。
告状不受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对“十恶”十分痛觉的, 因为十恶不仅严重破坏了封建伦常礼教, 更直接威胁到了君主的专制统治, 故而历朝历代都对其规定为重罪, 明朝也不例外, 虽然在刑罚上较比唐朝有所缓和, 但是仍为重罪。《大明律》规定:若有状告他人谋反的, 所在衙门如果不予受理的, 杖一百, 若有人状告他人谋反叛逆的, 衙门不给予受理的, 杖一百, 徒三年。
二、明朝初期公罪刑罚使用评析
1. 有利的一面。
明朝在公罪刑罚的适用上执行严刑峻法, 这对明初社会混乱、犯罪频发、官吏与豪强地主狼狈为奸给予了狠狠打击, 有利于减轻元朝末期所带给广大人民的压迫与负担。在上述律令的介绍中不难发现, 官员如若犯公罪, 动辄就要受笞刑、杖刑几十。明朝刑罚种类分为“笞、杖、徒、流死”, 笞刑照比死刑来说排在最前面属于轻型, 但是笞刑却是让人最痛苦的刑罚。据记载, 笞刑执行后, 往往被执行者都会皮开肉烂, 数月不能好转。而杖刑更是对高级别官员所实行的, 具有典型的封建专制王朝特色。史料记载, 被行刑者往往都是“血溅玉阶, 肉飞金陛”其惨状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酷刑下, 试问又有几个官吏敢作奸犯科呢。《明史·循吏传》记载, “一时守令畏法, 洁己爱民, 以当上指, 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 宣, 抚循休息, 民人安乐, 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从史料中可以看出, 明朝的公罪制度的严刑峻法对明初整顿吏治起到了震慑作用, 使得官吏能在短时间内, 认真履行职务, 稳定社会, 促进生产, 消除由于连年征战导致的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 也解决了社会的突出矛盾。公罪制度的实施同时也巩固了明政权, 由于酷刑的震慑, 官员都积极办公办事, 明太祖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战后的国家进行掌握, 制定相应的政策, 以尽快恢复社会经济。
2. 不利的一面。
明初的公罪制度的严刑峻法对战乱后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 酷刑的施行对法律本身也是一种破坏,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第一, “大戮官民, 不分臧否”的环境下, 各级官吏每日都惶惶不安, 所以公罪制度刑罚的严苛, 遭到了官僚大臣的普遍反对。史书记载明初官员每日上朝, 必与妻儿进行告别, 料理好身后事, 如果退朝后能回到家中, 那就庆幸多活一日。足见明初对官吏的控制十分严格。如此对官吏的控制, 使得封建官僚政治也带来了致命的影响。明史料记载, “内外官僚, 守职艰难, 善能终者寡, 身家诛戮者多”, 这导致士人畏惧法律, 多不愿做官替朝廷效劳。有些士大夫更是冒着生命危险, 从国家社稷出发进谏, 批判严刑峻法的弊端。如明朝忠臣东林七君子之一, 著名学者黄宗羲之父, 黄尊素上书明太祖, 对廷杖提出了激烈的抗议。此外, 在严刑峻法下广大的农民也没能从战后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刚出油锅又跳火坑, 生存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上升为明朝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元王朝被推翻, 但是新建立的明政权依然没有走出剥削的怪圈, 土地兼并现象依旧。在严刑峻法下的公罪制度对官员的律己起到了作用, 但是一些方面的法律规定也是对官员的剥削, 而这种剥削官员又转嫁到农民身上。《大明律》虽然对官员犯公罪进行了刑罚的惩治, 但又同时规定了以财物或者服役进行收赎抵罪的办法, 官员用财物进行抵罪后, 又会从老百姓那里收取更多的民脂民膏, 沉重的剥削, 导致了农民的反抗。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在明太祖洪武的三十一年间, 各族的武装起义一直没有中断, 此起彼伏, 明太祖一边防范关外满族的窥视, 一边又要不断镇压农民起义, 据统计, 明太祖在位期间参加起义的人数就多达一二十万人, 斗争都持续数十年。甚至京师之地农民起义都频发。明朝大臣张居正曾说, “近来畿辅之地, 盗贼横行。京师百里之内, 一月而二三发”, 这也为日后明末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埋下了前奏。
由此可见, 明初公罪制度的严刑峻法在惩治贪官污吏, 恢复国家机器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严刑峻法的酷刑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 此举的实行, 可谓贻害无穷, 只是强化了封建统治者对官民的统治, 造成了封建官吏政治的进一步的腐败。与此同时, 也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即取得胜利后还是没能摆脱剥削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张廷玉.卓敬传.明史:卷一四一[M].中华书局, 1974.
[2]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一[M], 明成化六年刻本.
[3]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刑罚适用 篇3
(一) 国外环境犯罪关于非刑罚措施的适用
环境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除了刑罚以外还有非刑罚方法, 国外很多国家都实行非刑罚方法来惩治环境犯罪, 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种, 即:限制特定行为, 比如严禁使用有害生态环境的机械设备;销毁犯罪条件, 比如销毁有害生态环境的相关机器;同时, 还可以才有一些实物性应对策略, 比如对已经被损害掉的环境进行重建。此外, 意大利也将禁止活动、损害赔偿、损害之修复作为环境犯罪的补充处罚方式。
(二) 国内相关规定
我国刑法虽未规定对环境犯罪适用非刑罚措施, 但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是刑法对非刑罚措施的规定。与此同时, 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 盗伐森林或者其它林木的, 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滥伐森林或者其它林木的, 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可见责令补植的相关规定我国早已有之, 只是未将其引入到环境刑法中。
(三) 适用非刑罚措施存在的问题
当前, 我国只有《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非刑罚处置措施, 但是其在处罚破坏林木资源犯罪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主要体现在:
1. 非刑罚措施过于单一, 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缺乏针对性。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关于非刑罚方式的规定, 仅限于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我国目前立法关于非刑罚方式适用的范围是犯罪行为人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
2. 虽然我国刑法就非刑罚方法进行了规定, 并可作为环境犯罪刑罚处罚的辅助措施, 但这些辅助措施只能处罚犯罪行为却不能有效治理和恢复环境, 且由于这非刑罚处理措施缺乏具体的实施规定, 导致在实务中审判机关判处非刑罚方法的案件较少, 较常判处的非刑罚方法也只有赔偿损失和给予行政处分的司法建议。司法机关对于给予行政处分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最终的决定权, 导致对环境犯罪无法真正起到制止和预防作用。
二、补植令、抚育令的制度价值
首先, 补植令、抚育令体现了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非刑罚化, 是作为现代刑法基本刑事政策的刑法谦抑原则的体现。对于“刑法谦抑原则而言, 其主要是要求应当严格收缩刑法的实际干预范围, 也就是所说的法定犯罪圈, 另一方面, 要求收缩法定刑罚圈, 在能不适用刑罚、采用其他非刑罚处理手段也能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时即排除刑罚的适用, 改用非刑罚处理手段。”司法实践证实, 严峻刑罚难以使原本已经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受到歇制, 相反, 在适时条件下转换刑法思维, 并且接受刑法谦抑观念, 选择非刑罚化的制裁手段对其进行处理, 这正是刑法谦抑原则和非刑罚化的世界主题的体现。
其次, 补植令、抚育令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于传统刑法表现出一定的泛化、并受到重刑主义法律文化之影响, 在贯彻和执行存有偏差, 主要体现在片面强调刑法惩罚作用的发挥, 忽视刑法预防、教育功能的体现。判令被告人补植、抚育林木, 以这种非刑罚处理方式当做缓刑制度、以免于刑事处罚机制的补充, 因此可以更好地体现出宽严相刑事政策。
再次, 补抚育、补植令体现了刑法破坏林木资源犯罪的宗基本旨。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森林不仅具有自身经济价值, 而且在调节气候、保持水土以及涵养水分和防风固沙、净化空气等方面发挥其作用。
三、我国破坏林木资源犯罪适用非刑罚措施的立法完善
(一) 将非刑罚措施通过刑事立法确定之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补植令、抚育令是非刑罚性处理模式, 这对盗伐林木罪等破坏林木资源犯罪有较为为合理的反应方式。类似判处补植、抚育林木的非刑罚制度作为现行刑罚制度的补充, 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犯罪分子可以受到适当惩罚, 但其人格不断被改变;通过犯罪分子参加劳动改造等方式, 来促使当前林木资源的有效利用, 该处理方式和方法意义非常的大。基于此, 国内刑法在现代设立刑罚、非刑罚控制处理过程中, 应当积极按照森林法方的相关规定, 将森林补植以及林木抚养作为盗伐林木犯罪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这是森林资源自身的有效救济方式, 从而明确使司法实践创造积极的成果, 并且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好。
(二) 明确非刑罚措施的适用条件及实现方式
第一, 森林补植和抚育方式, 一方面应当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而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犯罪情节之中, 对于那些情节较为恶劣、危害性较大的重大犯罪安静和行为, 这对全面满足刑法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 达到刑罚的惩处效果, 非常重要。
第二, 补植可实现性分析。林木资源遭到破坏时, 采用补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地适用于现代罪犯有固定住所的地方, 而且对不具备亲手造林环境条件下的各种罪犯活动;对于已经判令缴纳一定数量的赔偿金, 其主要是委托林业资源部门, 同时该资金可适当地应用于雇佣造林人员的正常费用开支。
参考文献
刑罚适用 篇4
关键词：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随着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教育刑的转变, 非行刑化及行刑社会化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价值取向。在这一大背景下, 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终于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 从而改变了这一制度只能从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中寻找法源的窘态。虽然早在1997年实务界就开始了对此制度的广泛试验, 但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仅笼统的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规定, 而对相关的诸多细节并未涉及。
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之憾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过程、犯罪动因、监护状况等进行调查。纵观本条之规定不难发现,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存在着少许遗憾之处。
首先, 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被规定为一种或然制度。“可以”二字表明, 是否启动这种调查, 由办案机关视不同情形裁量决定, 法律上没有做强制性规定, 从而使此制度易流于形式;其次, 本条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检察院、法院不尽合理。公、检、法部门办案压力大, 时间精力不足, 很难对每一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开展细致深入的调查, 从而无法使社会调查制度发挥最理想的功用。且公安机关着力于对案件的侦破, 并无需考察分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检察机关无论是在审查逮捕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 都处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对立面, 而让法官亲自调查更是与其中立地位不符。第三, 本条之规定过于原则, 操作性不强, 尤其是对社会调查的程序、标准、方法等缺乏明确细致的规定, 易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随意性较大, 形成地区差异。
二、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易走入的误区
自1997年实务界就开始对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进行积极的探索, 各地司法机关纷纷以司法改革为名, 进行着大量的制度创设, 但在基层司法机关推动下运行着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实际存在诸多问题。
(一)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味迁就和盲目娇纵
为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重新回归社会, 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乃至审判的一系列环节中, 办案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倾向于轻刑化。这种轻刑化倾向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来说的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过分迁无异于纵容犯罪。笔者曾在看守所里接触过这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他对于自己犯下的罪行不以为然, 却一味强调“我是未成年人”, 十分理直气壮。不由使人反思, 在当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贯彻“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政策, 提倡行刑轻缓化, 时机是否成熟?同时, 在这种轻刑化倾向的影响下, 为避免在羁押场所的“交叉感染”而主张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处罚或不处实刑的观点, 也成为一种流行观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入监管场所, 相互接触交流后可能接触掌握更多的犯罪方法和技能从而达不到改造的目的, 但是不能因为监管场所的副作用就因噎废食。从监狱诞生到目前为止,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还没有摸索出比监管场所效用更高的措施。因此, 因监管场所产生的副作用而主张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处罚或不处实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 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原因简单归结为社会责任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中, 最常见、最格式化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即国家、社会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消极的角色, 因此国家、社会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 但一味夸大多种社会因素而忽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原因未免有失偏颇, 且社会因素导致的犯罪即使具有普遍性, 也不能将这种普遍性套用在个体身上用来论证个体犯罪的不可避免性。
(三) 实践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易于得出格式化结论
调查员年轻化的趋势, 预示着社会阅历的欠缺, 在此现实下要求得出深入、客观、全面的调查结论就未免显得有点强人所难。有些社会调查员由于社会阅历的不足, 在不接触被害人的情况下极易基于同情心理陷入感情冲动得出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调查结论, 有些结论的得出极为随意, 甚至前后矛盾。这些调查报告严重欠缺深度, 甚至不少属于重述普遍真理, 基本没有触及“问题少年”之“问题”所在, 一些报告对事实列举粗糙肤浅、行文语言含糊、逻辑混乱, 很多结论一般不必调查只需想想就可能得出。依据这种深刻性严重欠缺的调查结论,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很难作出准确全面的评价, 很难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提供有效的参考, 也难以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三、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虽然《刑事诉诉法》对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做出了规定, 但是在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及调查方式上有待明确化或具体化。建议通过司法解释,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 社会调查主体
鉴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处的或对立、或中立地位, 由从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中选定的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有其优越性。由于社会调查的对象涉及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领域, 调查工作复杂, 可以发动居民自治组织、离退休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参与社会调查。既可以保证调查内容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又可以从未成年保护组织的特殊角度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 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 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位
社会调查报告着重记录着被调查人的品行事实, 这种事实与其有无犯罪、罪行轻重是没有相关性的。但是这种品行与被调查人的量刑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 因此, 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是通过走访、查询等方式获得的信息, 其中一些信息可能来自社会调查主体直接对未成年人家庭、邻居的观察, 另外一些信息则来自与之相关的人员, 这些信息传递给司法人员后, 就变成了传闻证据, 仅凭社会调查报告这种传闻来定案, 往往是不大可靠的。
四、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的运用
在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的放矢的进行教育挽救, 才能促使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认罪悔改。
(一) 在审查逮捕阶段的运用
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检察院更好的查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在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 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 综合考量其社会危险性, 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 慎用逮捕措施。
(二) 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运用
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人民检察院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作出是否提起公诉、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 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 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 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道德品质、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判断, 为办案和针对性教育提供参考。
(三) 在缓刑建议中的运用
根据《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第十编第49条的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依法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被告人, 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缓刑:犯罪情节较轻;有明显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调查可以为检察院决定做依据;同时能保证缓刑的正确实施。
五、结语
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是一项社会工作, 而不应仅仅局限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这项工作可以使我们充分的认清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基本特征, 通过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期望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所裨益。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性化和科学化必将推进少年司法乃至整个刑事司法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1].邓君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论纲[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6.4
[2].冯卫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