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精选12篇）

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篇1

1 概念界定

陷当地基为湿陷性黄土的建筑物倾斜时, 一般在地基沉降较小的一侧基础边缘开槽、坑或钻孔, 有控制地将水注入地基内, 使土产生湿陷变形, 从而达到纠偏的目的, 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浸水纠偏法。当含水量和湿陷系数达到一定值时, 需要将浸水和加压相结合, 称为浸水加压纠偏法。目前, 房屋纠偏的方法大致可分为迫降纠偏法和顶升纠偏法两大类, 浸水和浸水加压属于迫降纠偏法。

2 适用条件

当地基符合以下条件时, 可用浸水纠偏法或浸水加压纠偏法。1) 地基土是有一定厚度的湿陷性黄土。浸水和浸水加压的纠偏机理是利用湿陷性黄土的湿陷特性;2) 当黄土含水量小于16%、湿陷系数大于0.05时, 黄土湿陷性能良好, 起着调整倾斜的作用, 同时湿陷性土的密度增加, 有加固地基的作用, 可以直接采用浸水纠偏法;3) 当黄土含水量在17%~23%之间、湿陷系数为0.03~0.05时, 单靠浸水湿陷效果有限, 则辅之以加压。要求注入一侧的土中应力超过湿陷起始压力, 即采用浸水加压纠偏法。

3 工程实例

3.1 某矿纠偏工程适用条件分析

某矿9号住宅楼地处汾河二级阶地, 其西侧距相邻给排水供热管沟仅3.5m。该楼于1986年底竣工次年交付使用。两年后, 供热管道漏水导致局部地段黄土湿陷, 楼房产生不均匀沉降, 整体的西北倾斜, 至1990年3月31日, 房屋西北角相对最大沉降26.7cm, 基础局部倾斜78.8, 超过地基规范 (GBJ7-89) 允许值的6.27倍。房屋倾斜量22.3cm, 超过危房鉴定标准 (cJl3—89) 的限值, 严重影响正常使用, 需要纠偏。

该建筑物场地土为湿陷性黄土, 厚度9.5~l5m。按照黄土规范 (GBJ25-go) , 计算自重湿陷量△=11.9cm总湿陷量△s=34.8cm, 应判为I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原设计依据旧黄土规范 (TJ25—78) 计算自重湿陷量△=23.4m分级湿陷量△s=39.6cm, 判为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

由于以下原因, 决定采用浸水纠偏法。1) 根据以上土质条件, 加压纠偏法和掏土应力解除纠偏法, 纠偏风险大, 不宜采用;2) 浸水纠偏法既可纠偏又可消除剩余湿陷潜伏的隐患。3) 本楼剐度及延性均较好, 对不均匀沉降适应性强, 具有较好的抗变形能力;4) 下沉最大的西北角地基土的湿陷性已消除, 而未下沉或下沉较小地段地基土的剩余湿量尚有17.5~30.1em, 具备浸水纠偏的条件;5) 地基土的湿陷起始压力范围值为53.6~98.6kPa, 基底压力P~=ll8kPa, 地基土浸水具有产生湿陷的条件。

3.2“峰峰矿务局小学”纠偏工程适用条件分析

峰峰矿务局小学2号住宅楼系6层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采用独立柱基, 于1986年7月竣工。1993年6月西侧下水管道断裂漏水后, 房屋西侧开始下沉, 测得西侧屋顶向西偏移183mm, 东侧屋顶向西偏移197mm, 楼房散水破裂, 6层楼墙壁出现轻微裂缝。随后采取应急措施, 修复下水管道和散水, 并用2:8灰土封闭地面, 倾斜基本稳定, 此时楼房的倾斜率已经达到9.9%, 超过危房鉴定标准, 决定实施纠偏。

该场地在地貌上属华北平原与太行山前接壤的丘陵地带, 基础下2~3m厚的黄土妆粉质粘土为非自重湿陷性黄土, 土的天然含水量为22.4%, 渗透系数为0.0426%m/d, 湿陷系数取0.0432, 土天然重度为15.5kN/m3。该住宅楼之所以倾斜是因为西侧管道漏水引起基础下黄土湿陷。

由于以下原因, 决定采用浸水加压纠偏法, 如果浸水后有个别桩基不沉降, 再辅以陶土法纠偏。1) 该处地基为黄土地基, 具有浸水后含水量增加形成湿陷的特性, 一般对于这种地基, 大多采用浸水法处理, 且本处的黄土地基含水量较高, 湿陷系数较高, 所以采用、加压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湿陷沉降量的计算, 东侧柱基湿陷沉降量为10.8cm, 大于达到纠偏目的所需要的8.64cm值;2) 该建筑物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刚度较好, 单独结构, 满足浸水法的要求;3) 地基土湿陷后密实度增加, 承载力提高, 无须再做地基土加固处理, 且采用浸水加压法能够有效的节约成本。

3.3 太原北郊化肥厂砖烟囱纠偏工程适用条件分析

太原北郊化肥厂砖烟囱高40m, 下口直径4.6m, 基础为150砼, 埋深2.5m。地基曾作重夯处理。处理范围:直径12m, 影响深度为2.2m。该工程82年底建成使用后, 由于地基受水浸湿陷, 没过多久基础开始不均匀下沉。根据实测结果, 烟囱中心倾斜达1.33m, 倾斜度为2.1, 无法正常使用。原计划拆除重建, 后经加固, 仔细研究, 对地基及构筑物周围环境情况进行了分析。为满足生产急需, 并节省投资, 最后采用了浸水加压的纠偏方法

根据地质勘探资料提供, 烟囱地基2.4m以下为I级自重湿陷性黄土, 土层厚度达10m, 由于以下原因, 决定采用浸水加压纠偏法。1) 该烟囱场地土层为1Om厚的新近堆积黄土, 具有较高的压缩和湿陷特性, 平均含水率0.6左右;2) 考虑到土的天然含水量与湿陷性的关系, 含水量越低, 湿陷性越强烈, 随着含水量的增大, 湿陷性逐渐减弱。经试验, 土的含水量超过30, 湿陷性基本稳定;当饱和度达到80%左右时, 湿陷消失, 而其压缩性则恰恰相反。

4 结论

建筑物的倾斜是建筑物两侧地基土在附加应力作用下, 因某种原因而发生了沉降量不等的沉降, 产生沉降差而导致的。浸水和浸水加压纠偏是解决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其中一种方法, 是通过注水湿陷, 使高的一端下降, 从而达到纠偏的目的。浸水和浸水加压纠偏法的首要适用条件就是土具有湿陷特性。在具体工程中, 当建筑物地基符合浸水或浸水加压法时, 如果必要通常以这种方法为主, 辅以陶土法、降水法或顶升法等。

参考文献

[1]郎瑞生, 浸水纠偏技术的应用与研究[J].工程勘察, 1997, 1.

[2]鲁冬来, 湿陷性黄土地区地基浸水湿陷纠偏施工[J].建筑技术, 2003.

[3]马欣, 刘顺华.湿陷性黄土地区建 (构) 筑物岩土工程治理实例[J].甘肃冶金, 2005, 6.

[4]王望春.多层房屋倾斜的原因及其治斜措施[J].科技资讯, 2009.

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篇2

件和审核资料

为了进一步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准入管理，促进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工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有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濮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将开展濮阳市城区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申请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请条件

（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一般家庭可申请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

1、家庭成员至少一人具有本市城区常住非农业户口（不包括学生户口，中原油田职工及家庭成员由油田房产处适时统一受理）；

2、家庭人均年收入不高于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0%(本次申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高于10990元，未满18周岁的家庭成员须计入分摊人口）；

3、家庭住房面积低于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最低控制面积标准(建筑面积60平方米）。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特殊家庭可以申请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

1、符合安置政策的无房或未达到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最低控制面积标准的军转干部和复员退伍军人；

2、夫妻双方在市城区有固定工作满一年，且收入符合要求的无房进城务工家庭；

3、政府批准的拆迁安置家庭；

4、男满25周岁或女满23周岁的未婚、离异或丧偶且符合户籍、收入和住房标准要求的居民或家庭；

5、政府决定供应的其他对象。

二、申请所需提供的材料

（一）户籍证明

1、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或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家庭户籍证明；

2、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家庭收入证明

1、有工作单位的申请人家庭成员收入证明分别由其所在单位出具；

2、无工作单位的申请人及18周岁以上家庭成员收入证明由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乡政府）出具；

3、低保家庭须提供低保金领取证和低保金存折原件及复印件。

（三）住房状况证明

1、已购买商品住房但住房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下（含60平方米）的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篇3

摘 要：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既可以保护被害者的利益，又能使犯罪者顺利回归社会，将有助于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在我国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对其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正当性区别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更加辩证的认识刑事和解。

关键词：刑事和解；适用条件；正当性

一、刑事和解的内涵

在理论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概念，主要有：

第一，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第二，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司法机关的依职权履行职责，促进当事双方进行沟通、协商，力图通过平缓有效地方式，修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我们可以明确司法实践中真正促成以刑事和解解决案件的是加害人的物质损失赔偿及真诚悔罪。当然这也是刑事和解的首要条件。刑事和解试图通过宽缓的处理方式挽救那些因过失或因一时冲动而犯罪的失足者，免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对于可以感化和值得宽恕的人，法律应当给予其悔过的机会，促使其回归社会。其次，须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书。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是被害人同加害人订立和解协议的重要前提，也会是办案机关同意适用刑事和解的重要依据。只有双方的矛盾真正化解才能实现刑事和解的积极效果，和解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和”的实质。再次，加害人应当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刑事和解是为了挽救因过失或一时冲动而犯罪的失足者，而不是为了放纵犯罪。那些仍然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也不可能真诚悔罪，当然也就不具备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因此，对于那些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可以适用和解，而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则应不予以适用。

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

（一）刑事和解的存在价值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司法处理模式，从质疑声不断到被普遍接受，其存在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种以非刑事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模式，刑事和解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刑事和解之所以首先在那些因民间纠纷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中得到适用，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发生在邻里、朋友、亲戚、家人、同学之间的伤害案件，要么双方都有程度不同的过错，要么事出有因，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并不严重。对这种案件采取刑事追究的方式，反而容易导致冲突双方矛盾的更加激化，相互间的仇视和怨恨也会扩大。于是，司法机关本来为着寻求正义的考虑而采取的刑事追究行为，反而导致社会关系的永久性损害。因此，在这种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使国家刑罚权退出这一民间纠纷领域，放弃对那种无益于任何一方的抽象正义的追求，保证社会和谐和安宁的回归，这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对刑事诉讼理论的最大贡献。

因此，刑事和解的基础并非仅在于犯罪人对被害人提供的金钱赔偿，而是更加重视普通人的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情感，认为其最能打动人，最能激发人的道德情操，而提供一个当事人双方坦诚交流的机会能够使事情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是，金钱赔偿却是被告人能使被害人相信其真诚悔罪的重要表现。物质损失得到赔偿是精神得以抚慰的重要前提，只有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进行积极赔偿，才能使被害人确信被告人的诚意，也才有和解的开始。如果说以钱买刑是不带情感的损失赔偿，那么刑事和解就是具有真情实意的以钱买刑。也正因如此，刑事和解才将以钱买刑纳入体系中，成为刑事和解的一部分。以钱买刑做法虽然不能全面推广，但是，在将其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型的、适合新时代的制度时，其所具有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刑事和解模式下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强调的是对犯罪人的国家追诉，忽视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遭受的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在作出任何影响刑事诉讼进程的决定时，如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都不需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甚至是连告知都可以省略；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仅是在举证质证阶段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支持公诉，或者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可见，在强调对抗性司法模式中，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是得不到保证的，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难以充分参与刑事诉讼、与被告平等对话并获得有效赔偿，而且还很有可能因为司法机关的怠慢而受到“第二次伤害”。

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传统的司法模式屡遭批评的背景下出现的。这种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被害人——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新型司法模式。这种新型的司法模式使被害人获得了真正的程序主导者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可以对被告人的赔偿标准提出自己的更高的赔偿要求，直到对方的许诺让自己满意为止；还为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治疗以及重新回归社会提供了可能性，传统刑事理论主要关注被害人复仇欲望的实现和经济损失的补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许多为被害人越来越看重的诉讼利益。同时，这种制度的出现，也为被害人实现上述诉讼利益提供了新的机会。它为加害人与被害人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和溝通的机会，使得被害人有机会充分地倾诉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获得加害方的认真倾听和司法机关的高度关注。使加害人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多大的痛苦，从而更真诚地进行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也使被害人的自尊心得到较大的满足，有效的抚平所受到的心理创伤。

参考文献：

[1]宋英辉.刑事和解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3]卞建林王立.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18.

[4]邹翔.交通肇事刑事和解实证分析[J].中国检察官，2010，（5）：14.

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篇4

1.1 软弱地基的概念

软弱地基系指主要由淤泥、淤泥质土、冲填土、杂填土或其他高压缩性土层构成的地基。它是指基本上未受过地形及地质变动;未受过荷载及地震动力等物理作用或土颗粒间的化学作用的软粘土、有机质土、饱和松砂和淤泥质土等地层构成的地基。

1.2 软弱地基处理的概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软土地基上修建公路的数量越来越多。对软土地基进行处理,已引起设计、施工和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工程实践已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人们对软土的种类及其性质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根据公路地基软土的不同特征、分布情况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可采用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软土地基处理方法。

1.3 软弱地基处理的目的

建造公路与桥梁等构造物时需解决的地基问题,概括地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强度及稳定性问题。当地基的抗剪强度不足以支撑上部结构的自重及外部荷载时,地基就会产生局部或整体剪切破坏。它会影响公路的正常使用,甚至会引起构造物的开裂或破坏。(2)压缩及不均匀沉降问题。当地基在上部结构的自重或外部荷载的作用下产生过大的变形时,会影响公路的正常使用,特别是当超过公路等构造物所能允许的不均匀沉降时,构造物可能开裂破坏。沉降量较大时,不均匀沉降往往也较大。湿陷性黄土遇水而发生剧烈的变形就属于这一类。(3)渗漏问题。地基的渗漏量或水力梯度超过允许值时,会发生水量损失,或因潜蚀和管涌而可能导致公路与桥梁等构造物的失稳。(4)液化问题。地震、机器、车辆的振动以及波浪作用和爆破等动力荷载可能引起地基土,特别是饱和无粘性土的液化、失稳和震陷等危害。这类地基问题也可能分别概括于上述稳定和变形问题中,是由于动力荷载引起的。

2 公路软弱地基处理方法

软弱地基处理有许多种不同的方法。例如:按处理效果可分为临时处理和永久处理;按处理深度可分为浅层处理和深层处理;按处理对象土性划分为砂性土处理和粘性土处理,饱和土处理和非饱和土处理;按处理的方式又可分为化学处理和物理处理等。一般按照地基处理机理进行分类。

3 选择处理方法时考虑的条件

3.1 地基条件

(1)砂质地基。(2)粘土质地基。

3.2 地基构成条件

(1)软土层的厚度。(2)夹有排水层(砂层)的软土层,厚度较薄(3-4米)的情况,缩短固结排水距离,加速沉降,能充分获得由固结产生时的附加强度,所以不必采用竖向排水井或砂子加实桩,仅作表层处理或填土预压即可。即使厚度仅有5cm左右的砂层也有排水效果,不可忽视。(3)软土层厚又无排水层(砂层)的情况,用竖向排水井作沉降处理。(4)砂层在浅层,其上有厚的堆积(4米以上)的软弱粘性土层的情况,仅需作沉降处理,方法为坚向排水井、填土预压等。

3.3 道路条件

所谓道路条件是指道路性质(行驶速度和交通量)、道路几何形状(填土宽度和高度)及道路位置(一般位置还是与构造物连接处)等。

3.4 施工条件

材料采集的难易程度及其经济性是选定软基处理方法时必须考虑的,特别应研讨与材料关系密切的下列几种施工方法:

(1)砂垫层法。(2)挖掘置换法。(3)反压护道。增加必要的填土土源和占地。(4)填土预压法。所需加载填土材料的采集和卸载过后的搬走。(5)竖向排水井法。当用砂困难时,常采用塑料板替代砂桩。(6)灰桩法。相对而言单价较高,运距长时更影响造价。

3.5 要保证施工机械在工地上有足够的工作面。

3.6 施工深度。

换土的合适深度,用人工挖掘时为3米,用填土自重强制置换和爆破强制置换时为7-10米。超过上述深度,一般不宜使用。竖向排水法、砂桩法等的施工深度为20-40米,超过这一深度进行改良则不经济。

3.7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施工时的振动噪声、四周地基的扰动、地下水的变化、排出的污泥水,或因使用药液对地下水的污染等,在选定方法时应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

4 结论

软弱地基处理的重要意义

地基与建筑物的关系非常密切。据调查统计,世界各国在土木、水利、交通等类工程事故中,地基问题常常是主要原因。

地基虽不是建筑物本身的一部分,但它在建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地基问题的处理恰当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建筑物的造价,而且直接影响建筑物的安危,即它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质量、投资和进度,因此其重要性已愈来愈多地被人们所认识。

我国地域辽阔,从沿海到内地,由山区到平原,分布着多种多样的地基土,其抗剪强度、压缩性以及透水性等因土的种类不同而可能有很大差别。各种地基土中,不少为软弱土和不良土。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不仅事先要选择在地质条件良好的场地上进行建设,而且有时也不得不在地质条件不良的地基上进行修建;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结构物的荷载日益增大,对变形的要求越来越严,我们不仅要善于针对不同的地质条件、不同的结构物选定最合适的基础型式、尺寸和布置方案外,更善于选取最恰当的地基处理方法,不断推广和发展各种地基处理技术。提高地基处理水平对加快基本建设速度、节约基本建设投资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各种探伤方法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 篇5

各种探伤方法适用范围及应用条件 渗透探伤，主要适用于检查表面开口缺陷的无损检测。诸如裂纹、折叠、气孔、冷隔和疏松等，它不受材料组织结构和化学成份的限制, 它不仅可以检查金属材料，还可以检查塑料、陶瓷、及玻璃等非多孔性的材料。它的显示直观，容易判断，操作方法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通过操作即可检出任何方向的缺陷，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检出表面开口性缺陷，对被污染物堵塞或机械处理（抛光和研磨等）后开口被封闭的缺陷都不能有效地检出，它也不适于检查多孔性疏松材料制成的工件和表面粗糙的工件，其显像剂最佳观察时间是8-10分钟，有效保留时间是：30-45分钟。且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与磁粉检测同时使用，其磁粉施加的磁悬液会堵塞缺陷的开口。特殊要求情况下，可先做渗透探伤，后做磁粉探伤，但其检出率会很低，没有实际意义。磁粉探伤主要用于碳钢、合金结构钢、沉淀硬化钢和电工钢等的表面和近表面的缺陷检测，由于不连续的磁痕堆集于被检工件的表面上，所以能直观的显示不连续的形状、位置和尺寸，并大致确定其性质。磁粉检测的灵敏度也较高，可检出缺陷宽度可达0.1µm，对于埋藏深达几毫米，甚至十几好毫米的某些不连续也可探测出来。磁粉检测时，几乎不受被检测件的大小、和形状限制，并采用各种磁化技术可检验各个部位的缺陷，它的工艺相对简单而且检验速度快、成本低。但它不能检验非铁磁性的金属，如铝、镁、铜，也不能检查非金属材料，如橡胶、塑料、玻璃、陶瓷等，它也不能检查奥氏体不锈钢，它主要用于船体焊逢、柴油机零部件、钢锻件、钢铸件的检测。超声波探伤，它主要用于内部的缺陷的检测，对于面积型缺陷如未容合、裂纹、分层有较高的检出率。但其定性、定量困难、复杂形状检测困难，需耦合剂和参考标准，且被检测的表面光洁度要求较高，在船舶上主要用于母材厚度为6-100MM的铁素体钢全焊透焊缝的检测。X射线探伤，与超声波检测相比，两者均能检测材料或工件的内部缺陷，而它主要检测体积型的缺陷，广泛用于焊缝和铸件的检测，尤其是焊缝的检验。射线照相法用得最多，也最为有效。它能有效检出气孔、夹渣、疏松等缺陷，但对分层、裂纹又难以检测。且在射线方向上要存在厚度差或密度差。它能在底片上直接地观察到缺陷的性质、形状大小、位置等，便于对缺陷定位、定量、定性。可以长久地保存底片，作为检测结果记录可靠依据。但它对面状缺陷检测能力较差，尤其对工件中最危险的缺陷--裂纹，如果缺陷的取向与射线方向相对角度不适当时，检出率会明显下降，乃至完全无法检出。此外，费用也较高，操作工序也较为复杂，对我们公司来说，目前只能检出30MM以下厚度钢工件。另外，射线检测时，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篇6

一、公平责任的适用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侵权行为导致损害，但当事人没有过错，过错责任原则无法适用；特殊侵权行为导致损害，但存在免责事由，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适用。并且不归责，又会导致不公平情况的出现。因此，公平责任原则的产生，满足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也就是说，虽然公平责任原则是中国民事责任领域的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但其适用具有补充性，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是分层次的，只有在不能适用其它归责原则确定责任或者适用其它归责原则会产生不公平后果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我国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1）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错。这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基本条件，见于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对于“没有过错”，有学者指出应包括三层含义：“首先，不能推定行为人有过错。换言之，不能通过过错推定的办法来确定行为人有过错。其次，不能找到有过错的当事人。再次，确定一方或双方的过错，显失公平。即损害的发生不能确定双方或一方的过错，而且认定或推定过错也显失公平。”

（2）有较严重的损害发生。具体内容如前所述。

（3）不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有违公平的民法理念。公平责任原则弹性较大，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要求法官依据内心的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念，来合理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分担损失以及如何分担损失。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决定了公平责任原则在理论上的模糊性，比如公平责任在构成要件的要求上并不严格，行为往往不具有违法性，与损害结果之间往往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仅仅是一种事实联系等。另外，这一特点也可能造成实践中法官对公平责任原则的滥用，将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件依公平责任原则处理，或者将所有依过错责任原则难以处理的案件也依公平责任原则处理。

二、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具体情况分析

依民法通则的规定，以下几种情况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监护人已尽监护责任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又称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由此可知，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适用两个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前者为基本的归责原则，后者则是补充性的归责原则。即损害发生后，首先推定法定代理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若法定代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则应承担赔偿责任；若法定代理人证明其已尽到监护职责而没有过错，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只是可以基于公平的考虑，适当减轻其责任。应当明确的是，依民法通则第132条第2款的规定，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可能是完全责任，也可能是补充责任。即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个人财产，则完全由法定代理人承担赔偿配责任；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个人财产，则首先应从其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法定代理人支付。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158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确定了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承担公平责任。

2.紧急避险造成损害，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且避险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的

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司法解释第156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则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紧急避险造成损害，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且避险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的情形下，存在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两种具体情况：其一，避险人为自己利益采取避险行为，即避险人与受益人为同一人；其二，避险人为第三人的利益采取避险行为，即受益人为第三人。在这两种情况中，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且避险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避险人或受益人主观上都不存在过错，但如果依过错责任使避险人或受益人完全免责，由受害人承担全部损失，又显失公平。因此，应由法官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以求保护受害人利益，实现公平。

3.行为人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害的

司法解释第142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侵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此种情形也属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4.堆放物品倒塌致人损害，当事人均无过错的

司法解释第155条规定：“因堆放物品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均无过错，应当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处理。”堆放物的性质与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说的“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相似，确定堆放物品倒塌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时，应首先适用第126条所采的过错推定原则，推定物品堆放人有过错，如果物品堆放人证明其没有过错，即当事人均无过错，而由受害人承担全部损失又显失公平的，则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来分担责任。

参考文献：

[1]高落宇.论公平责任原则.法律硕士（法学）.河北大学，2014

试论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与条件 篇7

对于刑事和解的概念, 笔者赞同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认为刑事和解, 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 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 指在犯罪发生后, 通过调解人的帮助, 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接触和交谈, 正视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 然后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最终解决刑事纠纷。

当今国际司法主流中, 奉行着这样的观点“社会控制固然需要有公权力的权威, 但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国家垄断处理犯罪的所有权利, 社会秩序也不必仅仅依靠国家公权力加以维护, 法治也不必然是以国家意志为基准的法律规则, 多元化的价值观和犯罪处理模式会使现代法治更富有效力, 打破国家对刑事追溯的独占局面是刑事司法发展的重要方向”。 (2)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刑事和解是一种尽可能的兼顾国家利益, 社会利益,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犯罪, 恢复社会和谐关系的处理方案。” (3)

任何一项制度所追求的终结价值目标都是试图达成公正与效率的合理平衡。刑事和解的目的就在于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 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挫伤, 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 复归社会, 在追求实质正义的同时, 兼顾社会效果及司法效率。从刑事和解制度实践的情况来看, 我们所担心的, 不是该项制度推广不够, 而是当刑事和解被不加以限制的适用于各类案件以后, 所带来的司法不公现象。这与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相悖的。因此, 刑事和解究竟应当在何种范围内被适用, 就必须加以规定。

关于刑事和解究竟在何种范围内适用的问题, 理论上素来就有争议。有学者认为, “除了罪大恶极没有任何和解余地或者不具备和解条件的部分, 和解范围可以扩大到大多数案件中, 甚至包括非常严重的犯罪”。 (4) 有的学者则认为, “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适用刑事和解, 也不是所有轻微的案件都适用刑事和解, 要从有利于公共利益, 社会利益考虑”。 (5) 笔者认为, 刑事和解的范围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界定, 不宜仅从单一的维度去认识。

首先, 就刑事和解的功能和目的看, 其当然不适用于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案件, 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 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案件, 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 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加害人系有较强反社会性的累犯、惯犯案件, 以及其他不宜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这类案件, 侵犯的客体往往不是某个单独的个人, 而是社会整体的利益, 是关乎国家和民生的整体利益。而且, 该类案件一般没有特定的被害人, 刑事和解便无从谈起。

其次, 刑事和解原则上只适用于自诉案件和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及财产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对于重罪案件, 尤其是死刑案件则不应当适用刑事和解。一是轻微刑事案件的加害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社会危害性不至于太严重, 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容易恢复, 加害人容易获得被害人的原谅。二是从刑法的不可突破的平等原则考虑, 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不具有正当性基础。由于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大小直接影响到和解协议能否达成, 进而导致正式法上的法律效果差异。在刑事和解中, 加害人是否对被害人进行了足够的赔偿是决定对其量刑轻重或免除的标准。如此, 这种制度的公正性也就受到了质疑。三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除了给被害人造成巨大损失外, 还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应当遵循宽严相济原则, 当严则严, 否则将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威信带来威胁。

每个自由的个体, 都应当为其错误的行为 (尤其是明知其行为后果而为之的行为) 付出代价。故意犯罪的人就应当受到与其行为的应受谴责性及危害性相当的刑罚。如果他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不至于对社会或某个独立的个体造成及其严重的甚至无法弥补的后果, 他尚且有机会通过其他惩罚形式替代其所应当受到的全部或部分惩罚 (如通过经济补偿形式或提供服务的形式替代自由刑) , 但如果其行为对整个社会或个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 他便只能接受公正的法律惩罚。

再次,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刑罚的适用应当对部分特殊的案件在考虑其特殊性的基础上要有所差别, 尤其要求刑法的人道性。因此, 刑事和解不宜适用于重罪案件中, 并不是不能适用于所有重罪案件。笔者认为, 有以下情形的, 可以突破适用轻微刑事案件的原则。

第一,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一是未成年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较成人弱, 事前缺乏对犯罪的严重性的认识, 因此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期望性比较低, 即使是较重的案件, 允许其通过和解获得减轻刑罚的机会是比较合理的。二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 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可塑性较强, 刑事和解可以给未成年人一个改过自新、重归社会的机会。三是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还没完成。犯罪后, 未成年人要摒弃错误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进行再社会化, 而且其原来的社会化过程仍需继续, 强行将未成年人与社会隔离, 时间长了, 对其成长十分不利, 极易引发罪犯交叉感染。通过刑事和解, 轻微的刑事案件, 则可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彻底摆脱犯罪标签。重罪案件则需要考虑采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如公益服务等, 从而对其减轻、从轻处罚。此外,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更容易获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 这为刑事和解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前提。

第二, 老年人犯罪案件。基于老年人辨认能力和自控能力较年轻人弱, 再犯可能性低等特点,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均有死刑不能适用于70岁以上老年人的规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也首次明确提出老年人犯罪可从宽处理。至此, 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不再仅停留于理论上, 而是实践中也不得不考虑遵循的问题。

第三, 家庭成员或近亲属之间相犯的案件。199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 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 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这类案件中, 由于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有着区别于陌生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更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 也更容易取得谅解, 和谐的解决纠纷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 初犯。人们对于初犯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 让他思考其行为的正当性以及决定是否应当追求一种正确的、不同于先前行为的行为方式。虽然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道德禁忌可以强得足以让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去犯错误, 也不去违反任何能为其带来负面评价的规范, 但是, 即使这样的人的自我控制力, 也可能在某个脆弱或面对强大诱惑的时刻失败。我们倡导因为行为人的行为而惩罚他, 但因为他的道德禁忌和强有力的自控力使他在先前的任何时刻都没有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而理应给他一些尊重, 在考虑对他实施惩罚时, 给予其适当的宽宥。

刑事和解对那些不必要对其施加多重的惩罚并能够达到刑罚目的的人提供一种选择, 这样的选择为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多赢的局面, 也使得公正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实现。

当然, 刑事和解制度除了应当在其应该适用的范围之内实施外, 还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不加限制在刑事司法领域适用这项制度, 便有可能会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 模糊善与恶、是与非、罪与非罪的界限, 更有可能损害法治的权威。一是有明确的被害人。陈光中教授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 它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 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后, 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 (6) 也就是说, 刑事和解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和解, 如果没有明确的被害人, 刑事和解就没有可能。二是加害人和被害人的自愿和解系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刑事和解中, 加害人和被害人应当在知道和解所能够导致的后果的基础上, 有明确的想要和解的意思表示。如果任何一方不是出于自愿, 都会导致和解协议出现无效的情形。三是加害人诚心悔过, 认罪伏法。这也正是刑事和解的前提。加害人只有明确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 诚心悔过, 力求复归社会, 国家和社会对他的宽宥才变得有意义。四是被害人对加害人予以原谅。

参考文献

①宋英辉, 袁金彪.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1) .

②[美]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213.

③谢鹏程.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程序设计.人民检察, 2006, (七) .

④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人民检察, 2006, (10) :五.

论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条件 篇8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首创了死缓制度,其雏形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死刑保留”,正式形成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1979年正式规定在刑法典。至此,死缓制度完成了从政治斗争策略到法律制度的转变。对死刑的控制有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在学界的大力呼吁和我国的社会治安现状稳定等因素影响下,我国与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一次性地在立法上废除了13个经济犯罪罪名,2015年在《刑法修正案(九)》又废除了9个非暴力犯罪罪名,这两次刑法修改中我国一种废除了22个死刑罪名,占废除前死刑总罪名(总共68个)的32.35%,可以说我国的死刑立法控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量而又恰当的适用死缓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的死刑政策应有之义。一般认为,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所以其适用首先应该到罪该处死的程度满足罪行极其严重的前提条件,然后满足“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实质条件。由于刑法条文对于这两个条件规定的比较模糊,所以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明确。

2 死缓的适用的前提条件:罪当处死

2.1 罪当处死的正面规定

罪当处死是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条件,同时也是死缓适用的前提条件。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第48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由于对极其严重的罪行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理解不一,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一是社会危害性说,该说认为极其严重的罪行是强调犯罪的客观危害。该说主要强调犯罪所造成的客观的损失严重和侵害的法益性质严重,由于该说只强调犯罪的客观危害,但是我们现在的刑法学强调对犯罪的评价不能只看客观危害,还要看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二是主客观标准统一说,该说认为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考察极其严重的罪行。如“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1]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下,认为极其严重的罪行要从罪质、罪量、责量三个方面来确定。[2]三是法定刑标准说,该说主张应当将法定刑中的法定刑设置作为衡量刑法轻重的标准。“罪行极其严重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3]笔者认为,受重刑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刑法对死刑的设置过多很难说反映了罪行极其严重,比如对非暴力犯罪、经济犯罪设置大量的死刑,这两次刑法修正案正是在当代反思我的死刑规定过多的背景下认为许多犯罪不符合极其严重的罪行才做出废除死刑达22个罪名之多。

笔者赞成主客观标准统一说,该说认为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考察极其严重的罪行,符合我国一贯主张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罪行极其严重不仅要具备社会危害性大,而且要具备主观恶性大和人身危险性大,可以借用1979年刑法规定的“罪大恶极”,不仅要“罪大”即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大,犯罪性质严重如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人身安全犯罪,而且要求“恶极”即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当然人身危险性是一个既包括主观要素也包括客观要素,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的错误倾向。赵秉志教授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下,认为极其严重的罪行要从罪质、罪量、责量三个方面来确定,该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

2.2 特殊主体死刑的免除

本文所称的特殊主体是指老年人、妇女、儿童、智力障碍者等人。1997年刑法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对该条的理解如下:一是未成年人和怀孕的妇女绝对不适用死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体现的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的年龄把握实行严格标准,必须十八周岁生日的第二天才视为成年人,要求必须对未成年人的年龄查证属实。对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既是保护妇女本人,也是保护未出生的胎儿,让其在自己母亲的抚养下成长。国际上有些国家规定对新生儿的母亲也不得适用死刑,而且有的国家设置了从新生儿出生后的36个月不得对妇女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像这样好的立法案例值得中国学习。二是对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这是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一次立法完善。国外有的法律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年有界定为六十五周岁、七十周岁或八十周岁。

3 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正如梁根林教授所说,“虽然死缓并非独立于与死刑的一种刑罚方法,而是区别于死刑立即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但是适用死缓,却是一个生死两重天的不同结果”[4],所以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对于正确适用死缓意义非凡。学界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不一,主要的观点如下:一是老一辈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认为死缓是罪大恶未极,“可否判处死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主要看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考察其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这是犯罪分子的人格状况”[5]这种理论借用1979年刑法43条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保持了理论解释的一贯性,虽然1997年刑法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文字表面上看仿佛只强调对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但是我国1997年刑法是受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坚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影响并没有扩大死刑适用的意思,所以宜理解为包括犯罪的客观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大。所以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应该是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不是太大。二是认为只有人身危险性是不是立即执行的实质标准。“人身危险性程度是死缓适用的分界线”[6],这种观点看到了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的一个方面,对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种途径,但没有看到主观恶性对死缓适用的影响。三是社会危害性说,认为是否立即执行必须以社会危害性来进行判断。该说认为构成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区间,而死缓是刚刚达到这个区间的下限或超过这个下限不远。[7]该学说看到了社会危害性对适用死缓的影响,但是没有看到是否适用死刑由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决定的。四是任志中博士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即宽恕理论,“决定对死刑犯是否适用死缓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影响死缓适用的从宽因素。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会组成适用死缓的充分必要条件”。[8]可以说宽恕理论这种新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为传统刑法学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重刑主义影响比较深远的中国尤其需要宽恕,以一种宽恕的心态来对待社会中出现的不好的行为,这也是以德报怨这一传统美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必须执行的实质标准是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和主观恶性相对而言比较小。就像上文中介绍储槐植教授认为可否判处死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主要看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考察其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这是犯罪分子的人格状况。

摘要：为了实行慎用死刑的思想,我国首创了死缓制度,这一制度使得死刑适用有了缓冲之地。死缓适用的条件包括罪当处死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两个条件。是否达到罪该处死的条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从罪质、罪量和责量等因素进行判断。在判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时候应该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及主观恶性两个方面进行。

关键词：死缓,罪当处死,主客观相统一,人身危险性

参考文献

[1]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56.

[2]赵秉志.死刑研究报告[M].法律出版社,2007:17-24.

[3]赵廷光.论死刑的正确适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3.

[4]梁根林,王军.死刑立即执行与缓期执行的界限[J].人民检察,2009(4).

[5]储槐植.死刑司法控制:完全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J].中外法学,2012(4).

[6]仝其宪,孙娜.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7]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35.

浅析股利政策的适用条件及影响 篇9

一、现金股利

现金股利形式多样。剩余股利政策以满足企业自身发展为前提, 分配剩余资金, 关注企业发展, 降低负债融资风险, 放眼于长期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某种角度上没有将股东财富最大化放在首位, 长期实行会使短期投资者丧失信心, 适合初创期或高速发展期的企业。固定股利支付政策及稳定增长股利政策虽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 给予投资者较大信心, 但增大了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及压力, 适合成熟期的企业。低正常加额外股利政策有利于股利发放的稳定性, 有助于企业实现目标资本结构, 但不分配额外股利可能会使投资者丧失信心。

二、不分配股利

不分配股利的股利政策将企业利润全部留存在企业, 供企业生产经营投资使用, 有助于企业扩大规模, 实现经营目标。现实市场中, 实行不分配股利政策的企业大体有两类:一是经营不善连年亏损, 无法发放股利;二是为进行扩张或投资等活动进行资金留存。统计数据发现, 上证深证A股市场去年年报显示不分红的企业有831家, 占29.20%。很多企业发放股利是为了满足证监会的规定, 被迫发放而金额极少。很多上市公司上市期间从未发放过股利, 例如金瑞矿业、湖南海利等。该政策适合初创阶段或经营不善或投资扩张型的企业。尤其是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行业, 其大量分红可能被认为是高速增长的结束, 例如美国的微软、苹果公司, 他们更愿意将资金用于公司发展。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行业中, 我选取较有代表性的8家公司对比股利政策。由表1, 一汽轿车与广汇汽车几乎不发放现金股利, 其他6家近年连续发放现金股利, 且长安汽车、宇通客车、上汽集团、江铃汽车实行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我选取一汽轿车及宇通客车对比研究两种股利政策的适用条件。由表2, 宇通客车的净利润呈逐年上涨趋势, 而一汽轿车净利润变化幅度较大, 总体呈下降趋势。两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相差较小, 但销售利润率相差较大, 进而净利润相差较大。一汽轿车销售利润率水平很低, 2012年出现亏损, 除2010年和2013年外, 其他年度勉强收支平衡。此状况让一汽轿车没有能力支持股利支付, 更倾向于将仅有资金留存企业以维持经营。反观宇通客车, 该公司净利润呈逐年稳定增长态势, 销售利润率稳步提高, 企业总体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大量的资金流入使企业有能力大量发放股利, 但其股利发放金额占净利润93.9%, 让人不禁对其未来持续经营发展的能力有所怀疑。若现金股利占净利润的比例过大, 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

单位:元

单位:万元

三、股票股利

股票股利并没有增加股东财富, 只是摊薄股价, 增加股票数量及流动性。不过某种角度上增加了投资者未来可能形成的收益, 若公司经营态势良好, 股价持续上涨, 股票股利会增加投资者的投机性收入, 未来分配现金股利时会增加其收入。对于企业, 股票股利没有构成其资金流出, 有利于持续经营及对外投资等活动, 进一步增加企业价值及股东财富, 增加上市公司经营实力, 较适合初创期或高速发展的公司。该政策的使用也取决于企业的经营及投资政策, 若企业致力于扩张经营或面临较多且优质的投资机会, 则适合发放股票股利。万得数据显示, 2015年上证深证A股市场发放红股的企业数量较少, 只占0.77%。发放转增股的相对较多, 有504家企业, 占17.8%;而发放现金股利的有372家, 占13.17%。

四、主要结论

现金股利的金额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占净利润比例过大会使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状况产生怀疑, 但过少的金额对小股东财富增加没有太大用处。金额适中的现金股利, 既能给予投资者经营良好的信号, 又能维持自身经营与投资。不分配股利的政策对初创企业、高速发展企业、经营不善的企业较适用。但长时间不分配股利会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 对企业形象及融资政策的实现等带来不利影响。

我个人比较支持股票股利政策, 既可以将资金留存企业, 使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又可以给予投资者一定信心。虽然股票股利实质上没有增加股东财富, 但对于短期投资者而言, 增加的股票数量能带来更丰厚的投机性收益;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 大量资金留存有利于企业创造更多财富, 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 股票价值会有所提高。该政策也表现企业仍处于发展阶段, 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我认为在中国A股市场中, 大量投资者关注的是所投资公司的企业价值、经营及盈利能力和股价变动带来的价差收入, 发放股利带来的收入并不是很受关注。股东更希望被投资企业经营良好, 盈利能力强。因此我认为股票股利的结果较优。每种股利政策都有其适用条件, 企业应该分析其经营及投资目标, 明确发展战略, 选择适合自己经营发展的股利政策。

摘要：不同的股利政策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营状况的企业, 会给予企业以及投资者不同的影响。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未来经营目标的股利政策。

关键词：股利政策,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不分配股利

参考文献

[1]陈仲伯, 刘道榆.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J].系统工程, 2006 (03) .

浅议适用附条件的效率违约 篇10

一、在特定情形下的效率违约可以实现当事人共同福利最的增加

从合同必须严守的角度而言, 住房商业贷款的提前还贷本身即是违约, 但是绝大多数发放住房商业贷款商业银行虽不直接鼓励这种行为, 却不拒绝客户的这种要求, 更有一些银行甚至对此种违约不设置违约金。究其原因, 虽然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而言, 银行认可客户的这种违约行为虽然使自己的合同预期收益受损, 但银行获得了在短时间内大额资金的回流, 相应回笼了资金增加了资金流动性, 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新的贷款, 从效率和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 银行和客户都具备了实现自己一方目标利益扩大化的效果, 产生该效果的前提就存在于提前还贷这种违约的行为之中。可能有人会认为住房商业贷款提前还贷实际上是合同双方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进行的合同内容的变更, 但是应该注意到, 该行为充分满足了效率违约的三个条件: 首先, 当事人以违约的收益超出履约的预期收益为首要动机; 其次, 当事人违约的收益也将超过另一方履约的预期收益; 再次, 最后当事人违约后对另一方的损害赔偿是有限的。所以说, 这是一种效率违约行为。

在实践中, 还有一些银行以贷款合同未标明可以提前还贷为由坚决的拒绝客户的提前还贷请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当然作有权按合同约定要求客户执行还贷规则, 即不得提前还贷, 这样的做法虽然严守了合同, 但对合同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和福利的增进毫无益处。合同并非必须履行, 合同法的目标在于促进福利, [1]笔者较为倾向这种观点。由此可见, 在特定情形下的效率违约可以增加当事人共同福利。

二、在经济利益和道德尺度之外尚有其他需要由法律来保护的价值

“深圳3. 30”政策出台后导致深圳部分“二手房”房价大涨, 大量的“二手房”出卖方在已经和买方签订了合同的前提下, 拒绝进一步履行合同交割房产, 原因是即使考虑到违约后必须承担一定违约金的前提下, 仍然有利甚至是暴利可图。房屋作为商品在社会主体间流转必然形成所谓的增值或贬值, 直接表达为价格的增减变化, 无论买卖双方是为了为赚取利润而交易房产、还是为改善居住条件而购买房产、抑或其他动机, 这些都无异表明了房屋的基本商品属性, 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 房屋和饮用水、电力、天然气等存在共性, 即房屋是居民生存生活的必须品, 也就是说房屋作为特殊的商品, 在具有较高的货币价值的同时, 房屋还兼具一般可交换物和生存必需品的二重属性。

随着经济分析方法的引入, 在英、美法学派产生了效率违约理论, 但是由于对该理论是否存在侵蚀了诚信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这些现代合同法的基石莫衷一是, 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效率违约均采取了强烈的排斥态度, 我国的立法实践亦是如此, “深圳3. 30”后涉及的“二手房”违约的审判结果表明, 法院有条件的支持买受方作为原告而提出的诉求, 即要求被告也就是出卖方依照合同继续履行主债务。2015 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引发的房地产纠纷案件裁判工作做出了两点 ( 第28、第29) 具体的指引, 这两点指引的内容基本阐释了法院对待该类案件采取的现实立场和裁判态度。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诚实信用所具备的道德价值, 而忽略了这样的判决对当事人基本生存权的保护, 则是一叶障目。在实际情况中, 有相当一部分的“二手房”购房者以改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 选择购买更符合自己需求的“二手房”, 但由于缺少资金, 不得已将自己原有的住房出卖而获得购买新“二手房”的资金, 一旦签订合同后房屋市场价格大幅上涨, 卖方往往会选择单方毁约, 导致买方家庭遭遇无房可住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卖方违约从经济上达到了合同总剩余的最大化, 却严重侵害了买方的生存权益。显然, 较经济利益而言, 法律更应当充分考虑维护人的基本的生存权益。所以对待一些学者提出的, 应更加注重对程序公平保障的同时放松对实体公平的控制, 建立一种市场经济的公平观, [2]笔者所疑虑的是, 这是否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三、合同主体间的强弱势地位间接影响了实施效率违约的正当性

虽然我国现行《合同法》第二条将订立合同的主体表述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但在现实的合同订立到履行的过程中, 这种形式上平等的地位往往被各种客观因素所打破。

在住房商业贷款提前还贷的例子中, 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处于绝对的无可争辩的强势地位, 甚至借款人能否成功实施效率违约也需要商业银行的同意, 借款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在“深圳3. 30”政策出台后“二手房”卖方大量违约的例子中, 这些“二手房”的产权拥有者, 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 诚如王利明先生所言“‘二手房’买卖的销售对象多为特定的购房人”, [3]也就是说应当认识到目前在我国购买“二手房”的多数购房者,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住房刚需问题的公众, 这样买方则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 一旦买方家庭处于“绝对无房”的状态下, 卖方基于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 情愿支付违约金而倾向于违约时, 这两种强、弱势地位则立刻得到加强。

在此笔者可以大胆的做出假设, 由弱势方实施的效率违约普遍的对强势方的福利影响相对较小, 而由强势方实施的效率违约则对弱势方的福利影响相对较大, 主体的强弱势地位直接关联着双方当事人实施效率违约的后果, 同时也间接反映了该效率违约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四、适用效率违约应当满足的前提条件

对于《合同法》第八条关于合同必须严守的表述, 与效率违约并不矛盾, 因为《合同法》的第七章对违约责任的规定即是《合同法》对合同必须严守的保障和救济。当现行法的原则不成为障碍时, 笔者认为建立效率违约制度应当恪守的条件有两方面。

一方面, 该违约行为的实施客观上能够达到促进双方福利相对扩大的效用, 即使在违约方当事人向非违约方当事人支付赔偿之后, 违约方所取得的收益, 比继续履行原合同而言仍为盈余, 同时非违约方在没有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取得了的赔偿也是一种直观的收益。另外, 如果非违约方为履行该合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已超出其可能获得的违约赔偿, 是否可以作对方实施违约行为的限制性条件, 笔者认为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 理性人应当能够预见到这种风险的存在, 可以选择在合同中提高违约金数额或者放弃订立合同, 故不能以此作为效率违约的限制; 另一方面, 该违约行为预期不会产生对非违约方造成除一般经济损失之外的, 足以直接对其生存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效果, 故该违约行为实施前需向非违约一方明确告知, 并使非违约方知悉或应当知悉该行为将被实施, 以便得知是否存在该类影响, 如存在则不得实施该违约行为。

可见, 在满足上述两方面条件的情况下适用效率违约理论不仅不违背诚信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 而且完全符合合同法的鼓励交易原则, 对于促进社会共同福利的扩大存在积极的意义。

综上, 具体法律制度的创设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套符合绝大多数人福利的社会规则, 以期进而达到社会、人、环境的平衡。法律规则应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客观需求之间寻求设置法律原则的依据和理由, 效率违约理论亦然, 只有敢于跨越人为设置的鸿沟、拂去门墙之见, 才能有机会得到适乎当下时代的法律规制。为我国的合同法体系引入附条件适用的效率违约制度, 旨在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对道德信用的需求、市场对经济效用的需求、合同关系中弱势一方对基本权益的需求, 更全面的发挥法律规则的效用。有的学者认为如能证明该违约行为不效率或者总体上不效率, 换言之不能得到效率的支持, 效率违约就失去了正当性。[4]这种效率应当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以上为笔者拙见, 由于学识和见地有限, 尚有较多不成熟之处和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

摘要：效率违约作为由美国经济分析法学派提出并在美国司法实务中得到了一定认可的违约理论, 在我国学界争鸣之声久已。效率违约的运用, 在特定情形下确实存在促进福利增加的效用, 但无条件的适用效率违约, 客观上必然影响到包含在经济和道德之外的其他重要的价值。因而, 对适用附条件适用的效率违约进行研究, 探析订立合同主体的间所处地位实际上的不平等, 分析强势主体使用效率违约和弱势主体使用效率违约的异同, 思考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体系内尝试建立附条件适用的效率违约的可行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合同法,附条件,效率违约

参考文献

[1]杨志利.效率违约与有意违约——与孙良国博士商榷[J].广东商学院学报, 2010 (4) (总第111期) .

[2]徐国栋.民法哲学 (增订本)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7.

[3]王利明.合同法研究 (第四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9.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律适用探讨 篇11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操作程序；配套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成为本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拟从结合司法实践，从实务角度就如何开展此项工作进行粗浅探讨，以探寻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律适用

（1）适用范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1条，首次在我国法律条文中明确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为了避免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滥用，该条文同时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也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模式的多元化和犯罪手段的复杂化成为未成年人犯罪发展趋势，诸如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失火罪等，有待进一步规定涉及。

（2）适用对象。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符合“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有悔罪表现”这四个条件的未成年人。

（3）适用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一款、第三款分别对适用条件作了限制性的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诉决定时必须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和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操作程序

（1）启动程序。附条件不起诉的启动一般有申请启动和审查启动两种方式。申请启动是由犯罪嫌疑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申请，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审查启动是案件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案件后，根据案件情况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而提出对其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无论是何种启动方式，案件承办检察官必须着重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启动后，由案件承办检察官填写《附条件不起诉审查意见表》，表格内容包含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涉嫌罪名、可能判处的刑罚，悔罪表现情况等，经科室负责任人签署同意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调查程序。一是悔罪表现调查。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悔罪表现是提起附条件不起诉的必备条件，因此检察机关开展悔罪表现调查的必经程序。案件承办人通过审查案卷、走访调查等方式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的行为，是否愿意悔改、是否愿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等进行调查了解。悔罪表现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综合判断：如实供述犯罪犯罪的事实及作案过程，主动交代作案工具去向，主动交代与本案有牵连的事和人，积极退赔赃款赃物，深刻认识所犯罪行的危害性等。二是听取意见。因此，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启动后，承办检察官应当制作书面法律文书，及时征求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必要时在法律文书中开展说理或对被害人进行走访，在征得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后，再征求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代理人的书面意见。必要时可以召开公安和检察二机关的联席会议，充分沟通意见，详细了解和听取被害人的诉求，力争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如果未事先征得公安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代理人的书面同意，即使附条件不起诉作出，后续程序将难以进行，反而浪费了司法资源。公安机关、被害方的意见作为是否适用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公安机关不同意的可以复议复核；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是决定因素，如果不同意，应当及时起诉到法院，以便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三是品格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担任调查官，调查未成年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看是否适合对其进行附条件不起诉。

（3）审批程序。一是科室集体讨论。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在听取意见和品格调查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可以制作案件审查报告，提出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提交科室集体讨论，集体讨论同意后，报本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二是检委会决定。对于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由承办检察官向检委会报告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的理由、拟设定的考察义务、考察期限等内容，检委会讨论决定后，依程序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三是备案。即对最终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按照内部备案程序，对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应当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

（4）考察程序。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唯一的考察机关，但为了突出考察效果，避免考察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可以邀请当地社区矫正机构、司法所、派出所、学校等机构一同进行考察，从而及时监督和帮助其改过自新，促使其尽早重新融入社会。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内考察义务的综合完成情况进行逐项评估打分，并出具书面评估报告，为最终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处理决定提供评判依据。

（5）处理程序。一是提出处理意见。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限届满，应根据拟被不起诉嫌疑人在考察期内的表现情况，结合考察小组的意见进行评估，原案件承办人严格审查后，并最终提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处理意见。处理意见应当包括帮教考察情况、处理意见等；二是作出处理决定。如被不起诉人的诉嫌疑人在考验期内违反不起诉附加的条件的或未履行附加义务，情节严重的，经检委会讨论决定，作出人民检察院应撤销不起诉并提起公诉的决定，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被不起诉人在考验期内没有违反不起诉附加的其他条件并认真履行了附加义务，人民检察院不再就本案提起公诉，作出不提起公诉决定书。

三、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

（1）公安机关提出复议。在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时，应当将《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不适当，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复议。如果意见没有被接受，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要求复核，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复核，如果发现附条件不起诉确实不适当或者错误的，应当由作出撤销决定或责令下级检察机关纠正；如果认为适用适当，则作出予以维持的决定。

（2）被害人申诉。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同级检察机关认为作出决定错误的，应当自行纠正；由于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前已征得被害人同意，不服决定的可以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上级检察机关认为作出决定错误的应当责令纠正。同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适用正确的，应当进行法律文书说理，避免矛盾激发。

（3）被不起诉人异议权。被不起诉人有不同意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可以向原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选择被起诉、审判的权利，以便争取得到法院无罪判决。被不起诉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申请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同时对检察机关帮教考察之后，作出起诉决定的，被起诉人同样可以申请复议或申请上级检察机关复核。

参考文献：

[1]苏惠芳.“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辽宁警专学报》，2012年第1期

[2]余萍，周家富.“构建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制的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苏惠芳.“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辽宁警专学报》，2012年第1期

[4]杨雪哲.不起诉听证的程序与原则.《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

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篇12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disregard of corporation) 起源于英美法, 英美法系 (判例法系) 国家又称其为“揭开 (刺开) 公司面纱” (piercing the corporation veil) 。一般是指在特定情况下, 当适用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会带来不公正时, 法律不考虑公司的特性, 直接追究为公司法律特征所掩盖的经济实情, 在司法程序中责任特定的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无限连带责任。

我国从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开始大规模的设立公司, 公司制度也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目标模式。一般说来公司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司的人格独立———有限自然责任制度发挥的, 公司法的许多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该制度决定的。但是纵观公司的发展史, 公司的人格独立之于社会经济生活却表现为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它像一股神奇的魔力, 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 使资合公司很快普及于商界并避免巨大的商业风险;另一方面, 则对债权人有失公正, 既为股东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提供了机会, 又成为规避侵权责任的工具, 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有限责任问题”。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有许多“有限责任问题”已经初露端倪,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有限责任问题”的有益规则补充, 有关法律并无明显规定。以下是笔者就通过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简要进行评述, 希望能对“如何用好双刃剑”起到一定的举荐作用。

首先, 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主体条件, 包括法人人格滥用者和法人人格否认的申张者 (告诉方) 。不存在滥用者就无适用对象, 这也是民诉法108条的法益精髓。一般而言, 法人人格滥用者应限定在公司法律关系的特定群体中, 如前文所述, 即必须是该公司的掌握实际控制能力的股东与董事、总经理或厂长。而主张者应是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者。

其次, 有滥用法人人格法律行为的存在, 而公司法人人格利用者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 包括滥用法人人格规避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它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利用法人人格独立规避法定义务。这通常是指受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特定主体应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义务, 但其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法人人格, 人为地改变了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 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1]2、利用法人人格独立规避约定义务。较常见的情形包括: (1) 负有竞业禁止义务、排他性经营等契约上意定不作为义务的主体, 设立由自身支配的公司来实施这些行为, 以规避自己的义务; (2) 通过设立“皮包”公司, 逃避个人合同义务; (3) 负有巨额债务的公司支配股东为逃避债务而解散、“被动”吊销公司或新设立一公司并转移财产于新公司, 使得原公司空壳化; (4) 一些经营高风险的公司为了分散风险而将一家公司分拆为数家公司, 集中优良资产而剔除不良资产或高危债务 (包括或有债务和隐形债务) , 以逃避可能发生的侵权债务。3、公司资本金到位不足、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因而引起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在合同之诉中与侵权之诉中有所不同。合同之诉中, 除非股东存在欺诈行为, 并且使得侵权人受骗, 否则法院一般会认为侵权人不作实体调查, 应当自行承担经营风险。而在侵权之诉中, 因受害人不能预见自己将受到何人侵害, 更无可能预见加害公司因为资本金不足会对自己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 法院通常会对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公司否认其法人人格。但目前缺乏具体的定案标准及适当的处理程序。[2]4.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 即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 在债权人和法院看来股东与公司已经混为一体, 难以区分。如公司与股东或母子公司等之间的财产混同, 以及公司集团内部各个公司业务混同, 财务管理混同或组织机构混同等。

最后, 法人人格滥用行为造成了民事侵权损害, 并且滥用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若公司股东的行为有悖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宗旨, 但没有造成任何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损害, 没有影响到平衡利益关系, 则不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去矫正或调整并未失衡的利益体系。可以通过其他非法律手段 (内部手段) 进行规制, 譬如公司内部的制裁与处罚。另外, 还要求受损害的当事人必须能够证明其受损害与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不正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但笔者认为该举证责任应该主要是形式上的举证责任, 而将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或其他只有企业才能掌握的证据创设适用“举证责任倒置”。[3]

综上所述, 由于法人人格的独立, 因此合乎逻辑地产生了法人的独立财产, 独立责任。在此种体制之下, 由于财产所有权的分离, 导致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人格也发生了分离, 股东是自然人人格, 而公司是法人人格, 互不替代。公司的责任只能由公司自己承担, 而与股东无涉, 即城门失火, 并不会殃及池鱼。但是正如古代谚语所述, “任何激情都要在理性的堤岸中奔流”, 所以, 揭开法人面纱并不是要求否定人格独立的法律原则, 而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进行必要的修复, 任何一个没有罚则的法律都不是一个完善的法律, 至少在经济法 (商法中的经济法部分) 领域尤其如此, 在法律的制定上可以考虑兜底加列举式的国内传统立法模式, 譬如对公司法第20条及64条的借鉴和延伸!

总而言之,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要完成就应当及早完善我国现存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特别是在司法适用条件上应当予以具体明确, 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黄丽萍.公司法人人格与法人人格否认[J].行政与法, 2002, (06) :85-88.

[2]朱慈蕴.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条件[J].中国法学, 1998, (05) :73-88.

[3]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社会责任[J].法学研究, 1998, (05) :83-100.

[4]朱慈蕴.公司法人否认法理研究[M].法制出版社, 1998.

[5]刘兴善.商法专论集[M].台湾汉荣书局, 1982.

[6]徐晓松.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M], 法律出版社, 2000.

[7]梁慧星.民商法论丛 (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