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适用

2024-08-31

资格适用（精选4篇）

资格适用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23条是关于供应商资格以及供应商“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的规定,要求供应商具备一定的资质和业绩,可以确保政府采购中的效益、效率、安全、公正需求,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政府采购法》关于供应商资格的一般规定

所谓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1《政府采购法》在第22条对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资格做了一般性规定,供应商要满足第22条所列举的几项条件 :“ (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接着,《政府采购法》第23条对政府采购当事人授予一定的权利:“采购人可以要求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根据本法规定的供应商条件和采购项目对供应商的特定要求,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

《政府采购法》第23条是对供应商的一种资格限制 ,这一限制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的立法目的。《政府采购法》立法目的见诸于该法第1条的规定:“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从本条规定可知,效益、效率、安全、公正是出台政府采购法的主要目的。因此,采购主体选择供应商应从四个方面考量。

1.要满足效益价值,确保供应商具有履约能力。政府采购项目一般金额大,数量多。为确保合同顺利完成,必须考察入围企业的融资能力及管理水平等,以防止在履行合同时出现履约不能等情况[1]。采购当事人从资金安全角度出发,倾向于选择资质级别高、业绩好的供应商。

2.要满足效率价值,快速选择适宜的采购方式。只有了解市场中达到采购要求的潜在供应商数量,才能决定是采取公开招标,还是采取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或其他采购方式。在潜在供应商众多情况下,限定供应商资格,可以筛选掉大部分潜在供应商,把供应商数目缩小到合理范围内,缩减招标人评审工作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1]。

3.要满足安全价值,从源头上确保质量安全。因为招投标制度要解决的首先是价格问题,比如工程建设的招投标是以“最低合理价”中标 ,致使“工程投标报价”的作用被夸大 ,而忽视了对工程最核心问题———质量与安全方面的要求。所以,需要源头把关,有必要明确“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的限制性标准,限定参与投标的企业达到一定生产技术要求、能保障工程质量。

4.要满足公正价值,防范权力寻租行为。政府采购项目一般涉及的金额较大,而且不存在政府违约的风险,历来是寻租的高发领域。一些没有信誉的企业、技术水准低的企业,甚至“三无”企业往往把政府采购当事人作为寻租对象,希冀在没有门槛障碍的情况下,利用关系揽得项目。一定的资格、资质和业绩要求,可以减少采购当事人的人为因素,保障政府采购行为的公平公正。

二、供应商资格条款与法律的价值冲突

“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庞大体系。其中包含着各种准则。不同的法体现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法体现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观念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就是法的价值冲突。”[2]《政府采购法》“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条款体现了效益、效率、安全、公正四项价值,但在具体是运用中,也往往成为限制竞争的手段,不利于营造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也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鼓励创业的人才战略、科技战略背道而驰。因而形成法律的价值冲突。

首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定价值冲突。《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行为有强制性规定。该法第6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运用资质等级、认证证书和业绩条款理由不充分时,实际上构成了限制竞争行为。

其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存在一定价值冲突。《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三章规定了“创业扶持”,第四章规定了“技术创新”,从这两部分可以看出鼓励创业、鼓励创新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两大价值目标。现实中,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在政府采购中往往居于弱势地位。中小企业一般成立时间晚、业绩少、资本金少、人员少、有资格证书的人员更少,在资质升级上处于劣势,资质等级一般较低、认证证书也不像大企业那样齐全,如果采购资格预审公告有关于资质等级和业绩的限制,必将排斥了大量中小企业参与供应,是对中小企业的市场歧视。而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企业、科技孵化器园区入驻的创新企业一般也都属于中小企业,强调供应商资格审查无疑剥夺了创业者参与竞争的机会,与国家鼓励创业的人才战略、科技战略背道而驰,与《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价值取向明显不符。

三、确定供应商资格时应坚持合法性兼顾合理性原则

《政府采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其效力等级是一样的,在发生价值冲突时,如何选择? 即我们如何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则? 对于法律规则,沈宗灵先生认为:“按照行为模式的不同,分为授权性、命令性和禁止性三种法律规则,或者分为授权性与义务性( 令行禁止) 两种。”义务性规范是规定主体必须做出或者不许做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授权性规范是行为主体“可以”从事的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以上三类法律规则中每一类又可再细分若干类。例如,授权性法律规则中就可以包括鼓励性规则和容许性规则[3]。

通过对《政府采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相关条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待竞争者、供应商资格问题上,它们的表述是不一样的:

首先,有禁止性规范。《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限制竞争行为是一种“ 禁止性”规范,《政府采购法》第5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也是禁止性规范。

其次,有容许性规范。在《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中,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都是一种“授权性”规定:《政府采购法》是“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招投标法》是“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 可以”而为之。1只要没违法禁止性规定,又有充分的理由,法律对此是容许的。

再者,有鼓励性规范。《中小企业促进法》使用的是鼓励性的措辞,该法第34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优先安排向中小企业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9]36号) 中专条规定了在政府采购中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提出完善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有关制度,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的要求。

我们可以在法律规则的比较中,按照禁止性、鼓励性、容许性的先后次序适用相关规则。首先,应坚持合法性,适用禁止性规定。因为,在解决法律价值冲突时,“应当始终坚持法的基本价值,并确保法定价值优先。”[2]遵守禁止性规范,就是坚持了法的价值优先,是适用法律规则的底线。其次,要兼顾合理性,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选择适用鼓励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包括容许性规范和鼓励性规范,行为主体可以选择适用,可为也可以不为。对于其中的鼓励性行为,行为主体不应消极对待,应积极而为之。行使“授权性”行为,必须合法又合理。合理性的评判,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鉴于采购当事人较大的自行判断的空间,在采购文件中往往有一定的倾向性,容易从宽理解“项目的特殊要求”和“项目本身的要求”,这要求作为第三方的代理机构担负起把关责任,评价采购当事人“授权”行为的正当性。建议出台相关的法律配套办法,明确第三方代理机构的把关责任,在保障交易安全、质量安全、高效廉洁前提下,切实维护供应商参与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合法权益。

摘要：供应商资格体现了效益、效率、安全、公正的价值追求,对供应商资格要求不当,有可能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精神相抵触,同时,也与国家鼓励创业、创新战略相违背,在选择供应商过程中,如何平衡《政府采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三法的关系,试可以从法律规则适用角度予以审视。

关键词：供应商资格,法律冲突,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

资格适用篇2

本标准规定了泰安市房管局经济适用住房申购和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审核登记办理的依据、条件、数量要求、提交材料、收费依据及标准、办理程序、承诺时限。

本标准适用于泰安市房管局经济适用住房申购和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审核登记的办理。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建设部等七部委《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泰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管理暂行办法》（泰政发[2007]89号）；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令第162号）；

《山东省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鲁政办发[2008]16号）；

《泰安市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令第135号）;

《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市区居民家庭低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的通知》（泰政发〔2010〕47号）内容和要求

3.1 事项办理依据

3.1.1 应符合《泰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管理暂行办法》（泰政发[2007]89号）或者《泰安市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令第135号）及《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市区居民家庭低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的通知》（泰政发〔2010〕47号）的规定。

3.2 事项办理条件

3.2.1 在泰山区、岱岳区、高新区和泰山景区范围内有城镇常住户口（含符合当地安置条件的复员、转业军人）；

3.2.2 无房户或现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2平方米（含）的家庭(住房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为准；无房屋所有权证的，以实地测量的建筑面积为准)；

3.2.3 家庭人均年实际收入低于8000元（包括8000元，按计算人均住房面积人口计算家庭收入）；

3.2.4 规定的其他条件。

3.3 事项办理数量要求

无数量限制。

3.4 事项办理需提交材料

3.4.1 经济适用住房申购需提交材料

3.4.1.1 《泰安市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批表》；

3.4.1.1 书面申请；

3.4.1.3 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3.4.1.4 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成员无房证明及现住房证明；

3.4.1.5 户口簿、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3.4.2 廉租住房保障申请需提交材料

3.4.2.1 《泰安市城镇廉租住房保障申请审批表》；

3.4.2.2 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3.4.2.3 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成员无房证明及现住房证明；

3.4.2.4 户口簿、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3.4.2.5 婚姻状况证明；

3.4.2.6、申请租金补贴的家庭提供租赁合同；

3.4.2.7、其他证明材料(如低保证、残疾证等)。

3.5 事项办理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3.6 事项办理程序

受理—审核—公示—登记—发证

3.7 承诺办理时限

资格适用篇3

关键词：取消董事资格,适用范围,消极资格

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 英国在世界上首创了专门的取消董事资格制度, 通过该制度来认定不符合要求的董事, 否定其任职资格。取消资格程序意图通过暂时使他们不得参与公司的未来管理而保护公共利益免受失职的董事未来行为的侵害。目前中国没有建立取消董事资格制度, 由于当前中国一些董事的信用度、能力和责任心都偏低, 董事侵害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现象屡禁不止, 如何提高其责任感成为公司法研究中的重点。因此, 笔者建议我们应该借鉴英国的相关规定, 构建起我国的董事取消资格制度。在本文中, 笔者对英国取消董事资格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研究, 并分析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英国取消董事资格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英国《1986年取消董事资格法案》的规定, 构成取消董事资格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因犯有与公司发起、设立、管理或清算, 或是财产管理人程序, 或公司财产管理有关的可追诉的罪行而被取消资格。

英国法律规定董事因严重的违法而可以被取消资格, 在Rv Goodman案中, 被告依1985年公司证券 (内部交易) 法被认定从事了内部交易行为, 上诉法院认为施加取消资格命令是合适的。向公司登记人员填写档案的义务通常是公司自身的义务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管理者的义务, 然而, 即使当职责是由公司来行使时, 董事也常常被认定有罪。依此可以要求取消董事的资格。

2.因持续违反公司法而被取消资格。一个人持续地怠于履行公司立法中有关财务会计方面的义务, 如没有向注册官报送年度统计表、账目和其他文件, 可能被取消资格。

3.因犯欺诈交易罪而被取消资格。依据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458 (欺诈交易罪) 被判有罪者, 法院可颁布取消资格令。这种取消没有最低期限限制, 最长期限为15年。

4.因在破产公司中存在不胜任情形而被取消资格。在英国, 若有关公司破产, 有关董事及其行为使其不适合管理公司, 法院则须应贸易与工业部的请求, 通过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或清算管理官提出, 取消其董事资格 (包括影子董事) 。依据该法, 破产清算、或颁发重整令, 或任命财产管理人, 均可产生这种破产情形。清算人、管理人和财产管理人必须将被指控的不能胜任的人, 报告给贸易与工业部。应该注意, 只有在公司破产时, 才能以董事严重违反注意、技能和勤勉义务为由取消其资格, 而在非公司破产情形下必须是违反董事忠实义务的行为。所以说该项事由是最为严格的。

5.调查之后取消资格。依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431-441节规定, 政府大臣有权任命检查人调查公司多种事务, 例如:调查公司自身的申请或者其成员的一部分 (第431节) :如果法院如此命令 (第432 (1) 节) ;或依其自身动议, 如果对其来说存在欺诈或者不规则的情形 (第432 (2) 节) 。依第447、448节, 他还可以要求对其提供与公司有关的账簿、文件, 以及要求对其进行解释。

经过调查后, 如果依对其提交的报告或依上述规定其获得的信息或档案, 对公司现任或者曾任董事作出取消资格命令符合公共利益, 则政务大臣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法院做出取消资格命令的权力。

6.参与错误交易而被取消资格。依据英国法律的规定, 这主要涉及欺诈性交易和错误交易两类情形。法院除了对当事人施加 (在欺诈性交易的场合, 该当事人不必然是董事或影子董事) 个人责任以外, 有权做出取消资格命令。它可以依自身的动议或者任何人的申请来做出取消资格命令。本节似乎认为取消资格命令可以与义务的宣告在相同的程序中做出, 但可以想象, 它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更迟的申请所涉及的内容。

7.因未清偿债务的破产而被取消资格。本项事由是唯一一项不需要法院认定而当然取消资格的情形。这里的施加给未偿清债务的破产者的禁令在很多方面是与取消资格命令相类似的, 当然除了其自动适用外。依英国法律的规定, 在未偿清债务的破产时担任董事行为的违法是一种完全违法 (absolute offence) :不需要主观犯意。被告真诚地相信他被免除破产责任不构成违法。

二、中国董事消极资格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中国公司董事消极资格制度的规定。

我国有关董事消极资格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第五十二条第四款, 以及《破产法》第十五条中。

具体而言, 我国的董事消极资格主要包括: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对该以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监事不得兼任董事; (7)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及经人民法院决定, 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 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公司违反上述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 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上述情形的, 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 (8) 法人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可知, 我国只承认自然人可以担任公司的董事。

2.中国公司董事消极资格制度适用范围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中英两国立法的分析和比较可知, 我国董事消极资格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的立法对董事消极资格规定的非常宽松。首先, 属于董事消极资格的因犯罪而判处刑罚的情形中, 只包括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形。而对于因其他犯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人, 则完全不受限制, 仍然可以担任公司的董事。而有一些从事了其他欺诈性犯罪或不诚实犯罪的人, 其主观恶意也同样很大, 法律也应该取消他们担任公司董事的权力。其次, 在因非犯罪的其他违法行为而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只规定了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在负有个人责任的时候, 在一定的年限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而对于其他违反董事信义义务的行为, 没有规定为董事的消极资格。而且, 法律对董事消极资格规定的过于粗糙, 没有细致的实施规范。对每种符合董事消极资格的情形如何把握上没有有益的指导。尤其是如果今后立法如笔者所建议的扩大董事消极资格情形至一般违法行为, 如何掌握其质与量的临界值就需要法律给予法官一些指引和建议。

三、中国公司董事消极资格制度的完善

如上所述, 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公司立法中有关董事消极资格的规定范围过窄, 对不合格董事的威摄力过低, 而且规定的操作性很差, 因此, 笔者主张借鉴英国的立法例, 完善我国的董事消极资格制度。具体建议如下:首先, 应该扩大因刑事犯罪而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应该规定因犯有与公司发起、设立、管理或清算, 或是财产管理人程序, 或公司财产管理有关的可追诉的罪行的人可以被取消资格。另外, 所有与欺诈和不诚实有关的犯罪都可以作为取消资格案件的理由。再次, 即使董事的行为不构成上述犯罪, 董事主观上没有欺诈和不诚实, 但如果在破产中存在情形表明该人完全不胜任担任公司董事, 即有重大的违反注意、技能和勤勉义务的情形, 则也可以由法院认定其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注意, 此处将范围限制在破产公司中, 因为当公司未破产时, 董事的不胜任行为的损害结果还十分有限, 损害的范围仅涉及公司的股东, 而股东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的选任和监督程序来约束董事的行为, 因此, 不需要取消董事资格制度。其次, 增加法院认定董事不适格时的参考条件, 即“被取消资格的董事必须符合行为使法院认为他/她不再适合担任公司的事, 而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只能是董事过去和现在的各项违法行为。至于董事现在是否已经守法, 不是法院应该考虑的因素。另外, 董事行为的严重程度、持续的时间、对社会的危害性等都是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而且, 由于董事的消极资格制度主要是一项保护公众利益的制度, 因此, 股东 (大) 会是否免除了董事从事某种违法行为的责任, 并不是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并且, 应该扩大董事的范围, 使其包括影子董事和事实董事, 防止不合格的董事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法律对其的限制。再次, 将不得担任董事的时间规定改为可浮动的时间。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英国的规定, 对与破产有关的违法行为而导致的法院取消其资格, 最短时间为2年, 最长为15年。而对于其他情形的取消资格, 没有最短时间限制, 最长为15年。最后, 明确除了未偿清债务的破产人在其被免责前当然被取消资格, 其他情形都不存在可以自动适用取消资格的限制, 而只能通过法院的审判程序作出判决来确定。增加法院处理取消董事资格制度的具体审理程序。包括规定认定消极资格的机关;有权提出认定的合格主体;举证责任;法律程序;被取消资格的董事的登记和公示制度;公司董事与法院和提起申请机关的和解制度;简易程序制度;其他替代法院审理的制度 (即取消资格承诺制度) 等。

四、结论

中国目前有关董事消极资格的规定十分不完善, 没有确立一套完整的取消董事资格制度。尤其是有关董事消极资格范围的规定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在本文中从英国的取消董事资格制度入手, 在分析这一世界上最为完整、先进的立法、司法体制的基础上, 比较了中国的董事消极资格制度与其存在的差距, 并提出了中国今后立法完善的方向和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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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hn H.Farrar, Farrar’s Company Law (fourth edition) , Butter-worths, London Edinburgh and Dublin, 1998, P.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