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通用8篇）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 篇1
就业、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测度了河南省各时期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了河南省1988～1992、1993～各产业的.就业--产出弹性和就业--资本增量比值,进而提出了加速河南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4点建议.表7,参7.
作 者：董奋义 应纪来 李炳军 朱永达 刘思峰 Dong Fenyi Ying Jilai Li Bingjun Zhu Yongda Liu Sifeng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郑州,450002刊 名：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ISTIC英文刊名：SYSTEM SCIENCES AND COMPREHENSIVE STUDIES IN AGRICULTURE年，卷(期)：16(3)分类号：F3关键词：就业 投资 技术进步 就业--产出弹性 就业--资本增量比值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 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府投资,面板数据
1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差异
中国的经济增长差异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存在, 改革开放后, 在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指导下, 我国经济发展重点优先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使得本就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加落后。2000年, 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 我国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投资、政府政策等开始向西部地区倾斜, 继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5年后, 2005年, 为促进中部地区 (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安徽六省) 经济快速发展, 中共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尽管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 但是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多少的改善。见下图。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从上图我们可以发现, 中西部地区GDP占东部地区GDP的比重在这9年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从而可以认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缩小的趋势。
2 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扩大公共投资是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在“投资拉动型”的我国, 政府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显著。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在于:一是政府投资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 促进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形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局面, 也即政府投资的引致效应。二是政府投资本身能够创造需求, 也即政府投资具有需求效应, 直接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政府投资的需求效应, 是指政府投资在形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过程中, 政府需要不断地用货币资金购买物资和支付工资, 从而使得经济生活中的总需求增加。三是政府投资还具有供给效应, 是指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 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 引起经济中总供给增加。政府投资的引致效应、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 这也是西方大多数学者尤其是凯恩斯学派分析政府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三条主线。
3 我国政府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第一, 关于政府投资变量的选取。国内学者在定义政府投资时, 采取了不同的口径, 有用预算内投资来定义政府投资, 也有用国有政府来定义政府投资, 甚至也有用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的投资来定义政府投资, 本文更倾向于选择第二种定义来定义政府投资, 原因在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第二, 经济增长差异指标采用各省市GDP来代替。由于西藏自治区GDP总量和政府投资总量都较小, 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 剔除了西藏自治区, 即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 选取了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3.2 实证研究结果
本部分内容构造了以GDP为因变量, 政府投资为自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 实证分析了全国数据、东部数据、中部数据和西部数据, 并进行了简要的对比, 实证分析结果见下表。
下表显示, 不管是全国模型还是东、中、西部模型, 政府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很明显, 其中, 从全国模型来看, 政府投资的系数是2.79, 即政府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 GDP增长约2.79个百分点;从东部地区模型来看, 政府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 GDP增长约4.53个百分点;从中部地区模型来看, 政府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 GDP增长约3.78个百分点;从西部地区模型来看, 政府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 GDP增长约1.26个百分点。在四个模型中, 政府投资系数都在1%左右, 模型的其他判定指标也表明该模型的实证结果和现实是吻合的。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投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但是对不同地区的拉动作用是不一样的, 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最明显, 中部地区次之, 西部地区最不明显, 即我国政府投资是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增长和政府投资关系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表
注:限于篇幅本文删除了固定效应部分的结果。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3.3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认为之所以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明显, 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的原因在于:第一, 制度方面, 尤其是投资环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都较中西部地区领先, 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 吸引了大量的FDI并带动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进而拉动了经济增长。第二, 政府财力方面。政府投资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 东部地区省份财力相对雄厚, 可以支持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支出, 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又促进了财力的提高, 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局面。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认为政府投资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其中, 东部地区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最明显, 中部地区次之, 西部地区最不明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东中西部地区制度差异和政府财力差异。要缓解这种差异, 本文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区要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尤其是投资软环境的建设, 如改变思想观念、激发创业激情等。二是中央政府要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要加大财力支持。三是东部省份要支持中西部省份, 改革开放之初, 中西部省份为东部地区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东部省份发达了, 要转过来支持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稳增长首先须稳政府投资 篇3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政府投资是以一般政府部门为主体的投资活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固定资本形成，以及对私营部门投资补助等资本转移这两种形式。与其他财政政策手段相比，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扩张总需求，其在调控总需求方面作用直接，见效快。
当前地方政府投资存四大弊端
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投资都没有依照经济规律，本应作为经济稳定器的政府投资，在经济萧条时却鲜有作为，没有稳定经济发展。此外短期内出台一些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一些产业盲目扩张，也加重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我国近20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从需求面来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政府直接投资波动过大是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强烈，易热不易冷。从宏观调控角度看，政府投资应该逆周期运行。但在我国，地方政府投资典型地体现为易热不易冷，部分表现为顺周期运行，即经济繁荣时，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增加时，往往更爱扩大投资，经济萧条时，受困于财力缩水，政府反而无法扩大投资稳定经济。
与之同时，在各项政府职能属地化管理的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往往会忽视环境保护、土地开发管理等方面的要求，由此滋生诸多结构性经济问题。
投资补贴过度、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过快易诱发产能过剩。当前政府投资补贴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并不向公共财政上缴，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能力；二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程度过于强烈，对企业部门事前事后的投资补贴过度。这两者都会扭曲市场决策，导致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后者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当前的新能源产业。
近些年来，尤其是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马过多，钢铁、水泥等相关产业为满足短期激增的需求而大幅扩充产能。但这种短期激增的需求不可能持续下去。当受政府债务、金融风险等因素的干扰时，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就出现了。我国近20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从需求面来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政府直接投资波动过大是重要原因。
“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筹资模式难以为继。政府投资一般说来需要配套的外部融资手段。近年来地方政府逐步发展出“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其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首先，正常的预算管理制度无法管理这类预算外循环的资金，进而导致城市建设行为缺乏必要的公共约束，浪费、腐败，以及好大喜功的市政建设难以避免。其次，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融资平台运转的基础，但地价、房价不断攀高的现实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高收入人群的投机性或投资性购房更是妨碍了社会和谐发展。其三，“地方融资平台”的筹资模式不透明、不规范，由此导致筹资成本和金融风险较高。
以审批和信贷控制的调控手段易扭曲经济结构。在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主要采用事前的项目审批制施加直接控制，以信贷控制、土地控制施加间接的影响。但这些手段都带有一定的行政性调控的色彩。政府主导和行政调控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腐败等问题。
编制资本预算， 遏制地方政府不合理投资冲动
理顺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总体思路是，让地方政府的投资融资行为公开化、透明化，推行统一完整的资本预算制度加以管理监督。当地方政府更关注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比时，中央政府应淡化行政审批的调控作用，通过对地方政府筹资总量的控制、对市场利率水平的调控，来实现对政府投资的宏观调控，发挥其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功能。
以制度保证基础设施建设遵循“适度超前”原则。当基础设施建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之后，再继续扩张将降低宏观经济效率。为此，基础设施建设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适度超前，但不能过度超前，建设时间应适度拉长，为相关产业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将依然处于高峰期，城市基础设施、水利、环境保护设施等将是政府投资的重点。为此需要制定富有前瞻性、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和专项规划，确立中长期的项目建设计划，并严格实施。对于规划确需修改的，应经过社会公开讨论、人大批准等严格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不能仅仅看到政府投资项目见效快而力度过大，还需考虑到政府投资项目的长期影响，考虑到相关支撑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建立以一般债和专项债为主体的地方政府新筹资机制。应在新修改《预算法》的框架下，加快《预算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正式启动地方政府一般债和专项债的发行工作，并明确风险控制措施，替代“土地财政”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原有的融资机制。与之同时，除部分政策性金融外，应切断地方政府直接从银行系统融资的渠道。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和专项债，应由中央政府实施总量控制和核准。中央政府的总量控制权限，将成为新形势下落实财政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抓手。
建立中长期资本预算制度，加强事后审计监督。缺乏统一完整的资本预算制度，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相当一部分预算外管理财政资金和债务资金，使得政府债务管理失控，财政政策调控失效。
为此，应推动地方政府建立中长期资本预算制度，包括政府直接投资以及用于招商引资的投资性补贴。与现有的预算编制同步，每年均应单独编制资本预算，涵盖所有政府直接投资项目计划及其中长期的资金安排，项目所涉及的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债务性资金均应包括起来。
资本预算应经人大审批，同时向社会公布。审计机关应加强事后审计监督，及时对每年的资本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单个投资项目进行审计。
以体制改革削弱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不顾成本的投资冲动，是政府投资干扰宏观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对于地方政府偏好于扩大投资不能简单否定，而是应通过体制改革，削弱其不合理的投资冲动，确保其投资行为沿着增强本地居民福利、与宏观经济大局相适应的方向。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 篇4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文章基于一种比较的视角,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省份:安徽省和浙江省,通过回顾和分析这两个省份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结构与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结合两省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探讨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从而为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有意义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作 者：姚群 王兴盛 Yan Qun Wang Xingsheng 作者单位：安徽省六安卫生学校,安徽,六安,237000刊 名：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ONGL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年，卷(期)：8(4)分类号：F061.2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GDP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 篇5
——惠东县固定资产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分析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也是拉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可促进资本的形成，可迅速形成实物工作量，形成有效需求和有效拉动。近年来，特别是2007年以来，我县各级紧紧围绕县委提出的“一年打基础，两年初见成效，三年有明显效果，五年迈上新台阶”的工作目标，按照“构建三大经济中心区、打造五大产业县”的发展战略，坚持“大投入、大建设、促进大发展”的思路，把扩大投资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积极因素来抓，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转变融资方式，积极激活社会投资，扩大投资规模，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生产性项目建设，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拉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一、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特点
2008年，我县固定资产投资54.9亿元，比上年增长35.4％，增幅在全市排第一位，其中，“双十”项目等重点项目共投资16.9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8％。从投资类型看，基本建设完成投资17.1亿元，同比增长95.4％，更新改造完成投资1.7亿元，增长5.7％，房地产完成投资9.4亿元，增长14.6％。从产业投向看，第一产业投资1.35亿元，增长151.6％，第二产业投资21.61亿元，增长76.6％，第三产业投资31.91亿元，增长14.9％。
1、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一定时期投资量的多少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十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93.3亿元，年均递增16.6％，GDP年均递增9.7％；而“十一五”前三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合计124.3亿元，年均递增26.6％，GDP年均递增14％。两个时期数据对比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越快，经济发展越快，投资拉动作用越明显。据初步测算，2008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为41.8％，是“三驾马车”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动力。大量资金的投入和大批项目的建成投产，一方面增强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2、投资结构明显优化。投资结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近年来，我县通过加强政府引导和市场引导，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使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先进制造业、第三产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投资都大幅增长，高耗能工业投资大幅下降。2008年，农业投资1.4亿元，比上年增长1.5倍，第三产业投资31亿元，比上年增长15％。投资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30.4％上升到31.6％。
3、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以来，我县坚持把城市建设作为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来谋划，坚持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后劲力来推动，坚持把生产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社会的推动力来落实，有力地促使一大批城市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生产性项目的建成投入使用或投产，发挥了大项目的带动作用。2007－2008年，引进了平海电厂、巽寮旅游，中航城、怡景湾、佳兆业、锦胜集团、股溢、富升房地产等一批大项目，其中平海电厂总投资108亿元，巽寮旅游总投资126亿元；启动了“双十”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县城文化广场、西枝江水利枢纽工程、飞鹅岭森林公园、县城路网改造工程、万隆新城、国际新城、丽景华庭、怡景湾等一大批市政设施和房地产项目，大力推进莞惠高速、惠深沿海高速、环城南路、环城北路、农村硬底化工程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巽寮旅游、平海温泉、国惠酒店、平海电厂、康利石材、澳洲树熊、银基鞋材市场等一大批生产性项目建设；两年全县计划总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265个，完成投资57.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2 ％，对拉动我县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4、资金来源渠道明显拓宽。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优化投资环境，大力推进镇域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镇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镇（街道）党政正职责任考核评价办法和“项目在镇、责任在镇、利益在镇”政策以及提高税收增量分成激励措施的出台，强化了责任，增强了信心，调动了各镇招商引资的积极性，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有效地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主体地位日趋明确，自主投资的积极性提高，民间投资成为我县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依赖银行贷款和政府资金的状况已大为改观。2008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54.9亿元，其中，非国有单位完成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3％，而且资金以自主筹集为主，到位率比较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是投资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第一，农业投资比重偏小。近年来，由于长期偏重于发展二、三产业，大量的资金投向二、三产业，导致农业投资比例偏小，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第二，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大。2007－2008年，我县房地产总投资17.6亿元，两年增长1.3倍。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恰遇“金融海啸”，导致了大量的资金沉淀，楼盘空置增多。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近年来，我县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交通、水利、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是由于历史欠帐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需进一步加强。第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需进一步加强。二是土地等资源约束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项目用地瓶颈制约仍较突出，影响投资的增长和经济发展。三是企业增资扩产能力减弱。随着“金融海啸”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国际需求减弱，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利润空间收窄，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削弱企业增资扩产能力。四是缺乏大型生产性项目支撑。大型项目是支撑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我县引进的大项目仅有平海电厂、巽寮旅游等，而且项目还在建设中，还未形成生产能力。
三、对策与建议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关键一年，是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有明显效果”之年，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极富挑战性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国外需求继续减弱。中央明确提出要扩内需，保增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短期内扩大内需，主要还是扩大投资需求。因此，加大投资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市统一部署，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确保2009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达40％以上，努力实现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有明显效果”的目标。建议重点抓好如下工作：
（一）坚持把固定资产投资工作着力点放在项目建设上，在扩大投资拉动增长上求突破。经济发展靠项目，项目是投资的载体，要集中力量抓项目。一是积极谋划一批项目，特别是能带动全局的大项目。大项目对投资乃至全县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带动作用。为保持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确保“十一五”期间投资持续稳定增长，要加大项目谋划建设力度。结合投资结构优化调整、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谋划一批体现高科技含量、高竞争力、高带动力的大项目，为优化经济结构打下坚实基础。二是要千方百计推进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建设。按照“在建项目抓进度，促投产；在批项目抓攻关，促进度；在谈项目抓跟踪、促落实”的要求，加快项目建设。以园区建设为载体，突破项目用地瓶颈，加快珠三角产业转移园区、鞋材生产基地和民营科技工业园等工业园区的建设；以项目建设为主体，加快大岭自来水厂、环城北路、环城南路、全县健身广场等投产项目建设，确保早计划投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加快巽寮旅游项目、平海电厂、西枝江水利枢纽工程、两馆一中心、稔山污水处理厂、盐洲跨海大桥、飞鹅岭森林公园等续建项目建设，加速在建项目进度；力促国鑫汽车、厦深铁路惠东段、平多公路改造项目、平山黄排二河桥至白花广惠高速路口公路改选项目等早日动工建设；认真抓好东山海风力发电、熔盛造船、垃圾处理焚烧发电、国家石油储备库等在谈项目的跟踪落实，确保项目落户，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快速发展。
（二）坚持把确保投资增长的主攻点放在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上，在资金“瓶颈”上求突破。2009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要达到74亿元以上，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大机遇，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构建融资体系，促进银企合作，促进项目资金到位，帮助支持工业企业度过难关，破解项目资金不足问题。一是要利用好国家专项资金、地方资金和金融机构资金。“扩内需，保增长”，是今年工作重点，国家推出十项重大举措，投资4万亿元搞大项目建设，省新安排十大工程共安排222个项目，总投资2.37万亿，同时，市也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全年安排市重点项目87宗，计划投资220亿元。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省、市扩大内需投资拉动的机遇，加快在建的大项目建设，谋划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基础产业扶持项目，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加快地方财政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拓展政府投资的融资源道，完善中小企业行业担保机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确保我县今年安排的投资项目特别是40宗计划投资达52亿元的重点项目尽快建成。二要利用好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通过市场筹集资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招商队伍建设。在招商方式上，要体现灵活多样性，推进产业招商、上门招商、节会招商和以商引商等灵活多样的招商方式；在项目选择上，要注重项目规模和质量，着力引进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污染小、财税贡献大的带动型骨干项目，努力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在项目的攻关上，要坚持“一切为大项目服务”的宗旨，要解决好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服务好项目建设，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特别是要跟踪落实在谈的大项目，促成国家石油储备库、东山海风力发电、垃圾处理焚烧发电、熔盛重工等大型生产性项目的早日落户；在投资项目的引导上，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继续保护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切实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民营企业实行资产重组，组建集团，盘活资产存量，做好企业增资扩产工作。
（三）坚持把投资的落脚点放在二三产业发展上，在优化投资结构上求突破。在扩大投资需求时，应强调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重，把解决眼前问题和有利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重视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增量投资扩大和存量投资调整为手段进一步调整三次产业的投资结构，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行引导投资。一是加强市场引导。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做强做大主导产业、基础产业，特别是要做强做大鞋业、服装、电子、旅游等产业，通过市场引导投资，把资金引向二三产业。二是加强政府引导。要大力组织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突出抓好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珠三角休闲旅游度假基地、珠三角地区绿色食品供应基地、沿海清洁能源和船舶制造工业基地、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等五大基地建设。通过制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相应的产业政策，引导项目投资高附加值、低能耗、污染小等方向发展，从而实现经济高效益增长。重点要有“三个追求、三个力求”：追求“有效投资”、“高效投资”与“绿色投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投资，力求避免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重点是要把项目建设资金放在刀刃上，确保资金有效利用；追求发展经济效益好、有利于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投资，力求避免规模大、效益低的投资，重点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提升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追求发展经济、社会、环保等方面有利于长远利益的投资，力求避免环境污染、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环保问题的投资，重点是重视民生事业项目的投资。
（四）坚持把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撑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优化投资环境和增强城镇服务功能上求突破。经济提速，基础先行。要围绕扩大城市骨架、增强城镇服务功能，优化投资环境的目标，大力推进交通、园区、供水、供电、通讯及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县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城镇服务功能仍较落后，需要大量的投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城市建设还需要大量投资加以改进。一是以推进新农村建设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足用好国家、省、市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继续加大农业投入，着力解决好村道硬底化、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五通、五建、六进村”；着力提高农业利用外资水平，大力发展龙头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促进“三农”加快发展。二是加快推进“双十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建设来增强城镇服务功能。创新资金筹措模式，大力推行BT等新型融资方式，加强投资项目的管理和督办力度，推动项目建设。重点推进西枝江水利枢纽工程、环城北路、飞鹅岭森林公园、大岭自来水厂等项目建设，迁建县妇幼保健院、县委党校、县广播电视大学、县老干活动中心、县武装部，加快“两馆一中心”、县城汽车客运站、第二人民医院等项目的建设。同时，更加重视民生事业发展，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投资，进一步增强城镇服务功能。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 篇6
扩大内需，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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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滑，国内经济长期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严重，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深入剖析三者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对于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内需，消费，投资，出口，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来实现，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滞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滑，国内经济长期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严重，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国外经济形势，扩大内需成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本途径是要优化需求结构，在确保投资适度增长和出口平稳增长的同时，努力培育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提升“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一、当前制约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发达国家经济体仍处在深度衰退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的背景下，尽管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在不断增多，但国内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显现，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回升还存在不少障碍。
1.对外依存度较大是我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看，我国对外依存度过高。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任何国家在依赖出口增长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部需求大大减少，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度较少，出口型生产企业减产或停产、倒闭，引起产业投资萎缩、失业增加，例如，因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内企业经营困难，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二是与出口产品相关的企业也出现衰退，最终波及到原材料上游企业。最近，国际研究机构预测明年世界经济会走出衰退，未来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会持续低速增长，这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难以较快好转。[2]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部需求萎缩导致出口减少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困难，过度依靠外需的增长方式日益显露出其不可持续性，亟待转变。
2.消费需求增长的内生机制不完善是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出现了加速增长的好势头，从1997年到2007年，实际消费年均增长9%左右。但与投资相比，消费需求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相对不足。最终消费率长期低位运行，必然影响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衡，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直接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表现一，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2007年为35.4%，比1978年的48.78%下降了13.4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2007年中国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远低于这一水平。表现二，政府消费逐渐上升，居民消费逐渐下降。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21.4%上升到2007年的27.3%，同期，居民消费在在最终消费由1978年的78.6%下降到2007年的72.7%。政府消费主导着消费格局，本应占主导地位的居民消费呈下降趋势，造成消费体制的不合理现状，制约消费需求。
（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快、水平低，是影响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2004-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为7.6%，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缺乏有力的收入增长支持和保证，直接影响购买力水平的提高，造成居民消费需求减弱。
（3）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制约消费增长的空间。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由2001年的2.9∶1扩大到2008年的3.3∶1，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比如地区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28∶1扩大到2007年的2.36∶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国民收入存在分配不合理，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制约消费增长，从而使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
（4）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力。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在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度向国家—社会保障制转型阶段，还不完善，覆盖面较低，风险分散作用较小。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居民个人要负担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巨额费用支出。居民不仅要进行生命周期储蓄，而且要大幅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近年来，我国总储蓄率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水平。转轨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起到风险分散作用，造成了储蓄率过高而降低了消费倾向，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72.5%，比2003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消费倾向下降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情绪和消费欲望，限制了居民的消费。
（5）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消费快速增长缺乏支撑。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正处在实现全面小康的消费结构加速升级阶段，“住、行”消费已成为引领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汽车消费“井喷”式增长和住房消费迅速升温的需求强劲扩张势头，由此，2003年整个宏观经济进入上升期。但2008年以来，建筑装潢材料、汽车、石油制品、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销售增长均已出现增速回落态势。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已达到80%左右，多数人需要的是改善住房条件，当前高涨的房价超过了很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住房消费受到影响。汽车市场近期虽然有所回暖，但由于城镇化滞后所导致的用车条件受限制、用车成本上升等因素，短期内市场需求难以出现跳跃式增长。[3]
（6）消费信贷不发达，制约消费水平的提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人们的消费将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855美元，预示着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将明显升级，这些消费会使支出大幅增加，但真正要使这些预期消费变成即期消费、有效消费，还必须配有信贷消费的支持。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信贷消费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结构较单一，且担保制度不发达，消费信贷规模较小。这些因素强化了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而降低了消费倾向，在宏观上就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
3.投资质量和效益不高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1）政府投资后续乏力，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复苏关键在于政府投资能否有效带动社会投资，让民间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来，政府投资增速不断加快，而民间投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如果扩大政府投资不能对民间投资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投资以及整个经济回升的可持续性将难以保证。当前影响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其一，地方投资热情较高，投资能力受限。其二，受客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民间投资发展后劲不足。其三，公共服务领域进入门槛过高，制约民间投资的拓展。其四，中小企业融资仍然比较困难，影响民间投资者的投资能力。
（2）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过高的投资率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了超出有效供给的新增生产能力，由于消费增长落后于投资，必然造成新一轮的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我国出口增长的进一步下降，出口产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挤压，也加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矛盾，使产能过剩危机日益凸显。首先，生产能力过剩将直接导致部分企业开工不足，随着竞争的加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最终影响企业投资意愿，拖累相关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回升。其次，过剩的生产能力加大部分行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加剧亏损企业亏损状况，导致企业总体效益低下。
（3）通货膨胀的预期有所增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政府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过剩货币流动性以及低廉的资金成本的存在，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当前价格水平仍处在低位，但因货币信贷前期增加较多，国际国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普遍明显上扬，下阶段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预期有所增强，一旦价格上涨继续加快，不仅会增加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成本，而且也会压缩宏观调控的空间。[4]
二、促进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要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在于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优化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为主与稳定外需相结合，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1.协调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确保经济平稳较快长远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和我国的外部需求急剧减少在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提供了强大的倒逼动力。经济增长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最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关键在于提高投资质量，调整投资结构，保持适当规模的投资规模；重点放在进一步促进消费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为了遏制经济下滑，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增强投资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最终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向国民经济发展的双驱动方式转化。但必须防止片面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因此，必须要积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注重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充分发挥两者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需求既是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平稳发展的最稳定动力，也是克服当前经济下滑的需求。必须把努力培育和着重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有效化解制约消费率提高的各种不利因素，促使消费需求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1）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多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以增加就业为核心，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和各类中小企业着手，对中小企业减税或零税赋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安排就业给予适当补贴，对第三产业营造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二是大力鼓励全民创业。要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政策，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容量。三是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广辟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就近就业空间，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四是要以创新思维探索大学生就业政策，系统地探索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与机制、社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改革。如探索就业缓冲模式和机制，使部分高校毕业生借助准就业平台提升自身素质，优化就业定位。制定财税和金融扶持政策，鼓励基层单位和企业接受应届高校毕业生。
（2）优化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技术及产品开发创新步伐，调整产品结构，扩大短缺产品供给，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需要的新型、附加值高和多样化的消费品，引导居民各种潜在的消费能量的释放。加速构建现代物流业的基础平台，尽快提高物流设施装备的技术水平，构建便捷畅通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换，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增长速度及带动作用，是新的时期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要深化服务业部门和企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作用，加快各类服务业与工业经济流程的分离，推进产业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拓展需求空间，在加快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5]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要以医疗体制改革为契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提供较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缓解居民对未来的支出压力，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消费信心。扩大社保覆盖面，建立城乡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是提高全民整体消费水平、消除贫富差距的保障。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把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投资和供给政策落到实处。落实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为农村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4）完善消费环境，加快消费结构升级。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首先，加快发展消费信贷。信贷是促使储蓄转化为消费的有效途径。一是完善消费信贷政策法规，在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上，健全个人信用制度，规范发展消费信贷；二是放宽市场准入、提供个人信贷消费的优惠利率、简化贷款手续等，鼓励各种类型的消费信贷的产生和成长，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信贷的发展，促使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消费。三是发展潜在的消费信贷市场，引入更多更好的适合实际需要的信贷品种。改善支付、征信系统等农村消费环境，积极发展农村住房、汽车和教育消费品种。[6]其次，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程序。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加强食品、药品等直接关系人身安全的产品市场准入管理，进行专项整治活动，强化商品、服务质量和市场监督。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最后，大力培育和发展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拓展消费空间。在推动传统服务升级的同时，着力培育餐饮、通信、娱乐设施、住房、汽车、旅游、网络、教育、物业家政等消费热点以及各种新型服务业，激发消费潜能，不断提供新的服务和产品，拓展消费需求。
（5）努力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我国有8亿多人口在农村，把农村巨大的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购买力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切实保证。转变消费观念，推动农民消费结构第二次升级，将在一个长期过程中提高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其一，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民工就业。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增加农民经营收益；把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结合起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革农村税制，减少农民负担；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保护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增长；通过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等形式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清除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其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使农民放心消费。推进“家电下乡”等政策的高效运作，进一步提高补贴水平、扩大补贴范围、简化补贴手续。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有效解决假冒伪劣和产品质量问题，为农民创造安全的消费环境。其三，调整商品供给结构，适应农村市场需求。进一步完善农村商业流通体系，加大对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工业品生产销售支持力度。生产厂商对农村市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生产出对农民具有购买能力、购买欲望和适销对路的各种商品，充分释放农民的潜在消费能力。
3.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并重，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投资政策的制定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增加投资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启动内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可以有效促进经济转型，增强经济发展后劲。[7]
（1）充分发挥中央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扩大民间投资。一是制定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政府要注重刺激和引导市场自主性投资，既要运用减免税费等刺激政策，也要运用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投资效率，形成投资顺畅流动的渠道。二是进一步扩大准入领域，拓宽民间投资渠道。要加快在目前民营经济比重低、进入难的领域，放松管制，撤除壁垒，降低门槛，为民间资本进入铺平道路。三是拓宽融资渠道，扶持中小企业复苏。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尽管国家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解决这一难题，其一，加大中小企业融资的直接政策支持。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重点支持对创新能力强、产业前景好、有订单、有利于带动就业的中小型企业。其二，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源上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大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如选择客户资源丰富的地区成立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支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单独设置考核指标，根据中小企业风险特征和信贷需求创新信贷产品，如仓单信贷、物流银行、桥隧贷款等，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可以由企业自愿出资成立，也可以由政府出资成立专门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再次，适当放开民营企业债券市场，使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2）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投资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供给结构对促进国民经济长远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企业投资的核准和备案制度，逐步放开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管制，落实民间投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投资、自主决策、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二是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完善中央政府投资体制，控制政府投资总量，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根据各地不同特点，建立不同政绩考核标准，建立动态的监管和调控指标体系；[8]三是完善资本市场功能，鼓励企业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兼并重组，为企业的并购提供金融支持；三是推进新型城市化。通过加快中等城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带动民间投资增长，进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中西部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
（3）加大宏观调控，预防通货膨胀反弹。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将预防通胀反弹作为宏观调控的兼顾目标，谨防经济复苏后的通货膨胀。一是调整信贷结构，加强信贷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提高中长期贷款比例，扩大投向中小企业、制造业和民族工业的信贷规模。二是应大力培育资本市场，创造更多的能够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加强国家期货市场建设，培养期货方面的人才，尽快和国际的期货交易接轨。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尤其是增加对外股权投资。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在二级市场上投资其股票，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9]也可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国外资源类公司的非控股型股权收购，用来抵消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
4.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促进外贸平稳增长
稳定外需对于增加就业、促进企业发展、进而拉动国内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部需求萎缩导致出口减少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困难。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外贸出口稳定增长。一是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落实国家已出台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和扩大出口买方信贷等政策，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支持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发展，促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继续改善出口的金融环境，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善企业融资担保条件，健全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10]二是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进一步加大开拓中东、俄罗斯、拉美、非洲等新型市场的力度，提高新兴市场占有率。三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高附加值的、高新技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低成本扩张型向品牌型、高效益增长型转变。四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大力发展对外承包工程，积极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带动成熟技术和设备出口。五是创新对外贸易预警工作，建立基本覆盖重点产业和敏感产品的国际贸易预警机制。
参考文献：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 篇7
长期以来, 政府投资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在学术界存在许多争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代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政府投资的支持, 在世界经济日益陷入萧条的今天, 各国政府无一例外的增加了大规模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去年以来, 也投入大量资金拉动经济增长, 如何评价这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对于进一步更有效的利用政府投资是十分关键的。
大量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表明, 现有的有关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效应的测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 把政府投资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 采用相关方法实证研究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作用; (2) 在市场经济中, 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 但政府部门通过外部性作用也能够影响私人部门产出并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因此, 可以通过研究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 进而证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作用。本文通过对二种经济增长效应测度的实证研究, 试图发现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更有效的路径, 为提高政府投资的使用效率提供有益参考。
2 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2.1 直接效应分析
根据凯恩斯定义的有效需求分析方法, 有如下方程:
Y=C (y) +I (r) +G (1)
即在不考虑对外贸易条件下, 一国总需求主要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其中, Y代表国民收入或产出水平, C代表消费, I代表投资, G代表地方政府支出。地方政府投资是一个地区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上述方程, 在投资支出不足, 特别是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 如果政府增加投资, 其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 使投资支出增加, 物价和产出水平上升, 从而经济增长率提高。
2.2 间接效应分析
政府投资的直接效应假设政府投资直接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来影响经济增长, 实际上, 除此之外, 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间接增加私人产出的作用, 作为其他 (私人) 经济投入的一部分。正是政府投资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公路基础设施、教育服务等, 被其他要素所使用, 降低了其他 (私人) 资本的生产成本, 导致私人投资不断增多, 最终引起经济增长。
3 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3.1 直接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阿绍尔 (Aschauer, 1989) 的方法, 政府投资进入生产函数。假设生产形式为:
Yt=f (Lt, Kt, Gt) (2)
其中, Y代表总产出, L代表劳动投入量, K代表物质资本存量, G代表政府投资支出。
通过对上式进行微分变换, 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加入截距项和随机项, 我们就得到标准的估计方程:
这里小写字母的变量表示增长率, 因此, y、l和g分别表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GDP的增长率, 劳动力的增长率和政府资本中的增长率。表达式 (I/Y) 是总投资增加值占实际GDP增加值的份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础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6》。其中, 政府资本投入增长率 (git) 选取了地方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业支出、文教科卫费、基础建设费之和为统计指标;私人资本投入 (Iit) 用地方固定资本投资额减去政府资本投入额获得;其余数据均可直接从上述资料中获得, 并按各地GDP平减指数 (1993年=100) 消除了价格影响。α0是截距项;α1表示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α2表示资本边际生产率;α3表示地方政府投资的边际生产率;t与i表明时间与地区的变化。脚标i表示第i个地区, t表示时间。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必须首先判断个体影响是固定影响 (fixed effect) 还是随机影响 (random effect) 。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检验结果表明, 各区域均存在固定效应, 而拒绝了随机效应, 因此, 采取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在回归的方法上, 本文采用了GLS的回归方法, 之所以采取该方法, 是由于面板数据存在误差相关结构:面板数据异方差, 即不同单位之间由于特征不同而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 一个单位内部的序列相关性。在存在上述复杂误差结构的情况下, OLS不是BLUE估计量, 常用GLS方法, 即广义最小二乘法, 该方法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通过添加AR (1) 消除序列相关性的影响。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我国各地方政府投资、私人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分别对全国各省面板数据及分区域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Feder (1983) 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理论分析框架, 这个两部门理论分析框架把所有的生产活动划分为两个部分:出口和非出口部门。他假设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存在影响效应, 导致经济增长。本文采用相似的研究方法, 通过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之间的影响作用, 分析政府投资的增加如何影响私人部门产出, 进而导致经济变动, 进一步证明政府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在于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而不是其本身作为直接投资的那部分。
这时, 两部门的生产可以被描述为:
Ft=F (LFt, KFt, GFt) (5)
R1=R (LRt, KRt, F*t) (6)
Yt=Ft+Rt (7)
F*t-F*t-1=θ[Ft-1-F*t-1], 0<θ≤1 (8)
其中Ft表示政府部门在t时期的产出或提供的服务, Rt表示私人部门产出在t时期的产出, Yt表示两个部门在t时期的总产出, LFt和LRt分别表示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在t时期的劳动投入量, KFt和KRt分别表示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在t时期投入的物质资本, GFT表示在t时期用于政府部门的政府或政府资本存量, F*t是一个与时间滞后有关的动态过程变量。在两个部门所用的劳动与资本分别受到如下限制:总劳动投入量和总私人资本投入量被假设是外生的, 且可以表示为L=LFt+LRt和K=KFt+KRt。 (5) 式和 (6) 式表明, 政府部门的生产函数是劳动、私人资本/政府资本的函数, 私人部门的产出不仅是劳动、资本的函数, 还是政府部门预期产出的函数。 (8) 式中调整速度为θ的适应性预期过程表示了这种关联的动态性。
假设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是不同的, 于是在Feder (1983) 文章中定义了如下关系:
其中MPPLi和MPPKi (i=L, K) 分别表示第i部门劳动的边际实物生产率和资本的边际实物生产率。δ表示两个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额, 而这个比率可以不等于1。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两部门之间的资本的生产率和劳动的生产率是不同的。然而, 当发展到成熟阶段时, δ将接近于0。给定dYt=dFt+dRt, 且经过简单的处理, 由 (5) 式和 (6) 式可得到如下方程式:
其中
为了能够进行经验研究, 必须进一步分析系数
Rt=R (LRt, KRt;F*t) = (F*t) ωΨ (LRt, KRt) (10)
其中
动态调整过程通常可以写为
F*t=θFt-1+ (1-θ) F*t-1 (12)
或者经过进一步的递归后有
Ft的预期, 代表了政府部门生产对私人部门生产的外部性, 它是现值和过去值的加权平均, 权数的和为1 (θ∑ (1-θ) s=1) 。将 (13) 代入 (11) 式, 增长方程变为 (14) 式
基于 (14) 式我们确定了如下估计方程:方程 (15) 用来估计地方政府投资产出对私人产出的影响,
各变量的含义为:y:实际GDP增长率;l:劳动增长率;i:实际总投资增加值与实际GDP的比率;f:政府部门政府投资的产出的增长率;r:私人部门产出的增长率;y′:实际私人部门产出与GDP比重;g:地方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脚标i表示第i个地区, t表示时间, 这里用年来表示;t-1表示滞后一期。C为截距项;εit、μit为随机误差项, 其余系数含义与方程 (9) 中相同。
3.2.2 数据的选取
本文中, 1994～2004年基础数据选取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6》。
(1) yit、lit、iit、git:与直接效应中选取方法相同。
(2) fit:i地区t年地方政府投资产出的增长率;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上, 因此地方政府投资产出用各地公路公里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发电量、农村用电量、各地普通高等学校人数、普通中等学校学生人数、小学生人数、医院床位数衡量;由于这些数据的单位相差较大, 因此把这些数据进行标准化后, 可计算出地方政府投资产出的增长率;
(3) rit:i地区t年考虑地方政府投入时私人部门产出的增长率。因为假设只存在两个部门, 私人部门和政府投资部门, 因此, 社会总产出除了政府资本产出外, 其余都是私人产出。私人部门的产出等于GDP减政府投资产出。继而求得其增长率;
(4) y′it:i地区t年私人部门产出与实际GDP的比重。通过以上相应值计算后获得。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 各区域均存在固定效应, 而拒绝了随机效应, 因此, 采取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在回归的方法上, 采用了GLS的回归方法。
3.2.3 计量结果
经过相应的估计结果对公式 (15) 的系数进行计算后得到ω (地方政府投资对私人产出的长期弹性) 、μ (地方政府投资的边际生产率) , 结果见表2②。
注:** (*) (***) 表示在5% (10%) (1%) 置信水平下显著。
结果显示, ω值都非常显著, 且这个变量的值都大于1, 范围在1.32～1.83之间。其中, 西部地区ω最高, 表明, 政府投资的预期产出增长1%, 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带动私人产出增长1.83%, 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作用是非常强的。就地方政府投资的边际生产率μ来看, 无论从全国还是各个区域来看, 绝对值都非常小, 说明政府投资缺乏效率。
4 结 论
通过以上对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 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私人产出的提高上, 而不是直接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拉动经济增长。因此, 在测度地方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时, 不能仅仅关注政府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 更应关注政府投资能否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私人产出的效率, 通过对私人产出效率的提高, 间接促进经济增长。该实证结果也表明, 在政府投资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 我国需对政府投资体制进行改革, 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增强政府投资对私人产出的拉动作用, 达到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的目的。
摘要：经济理论表明,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 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1) 政府投资直接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来影响经济增长, (2) 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间接增加私人产出的作用, 作为其他 (私人) 经济投入的一部分。本文的实证研究了我国省级政府投资的这两种经济效应, 研究的结果表明, 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强, 但通过对私人产出的促进作用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强, 因此, 政府的大量投资更应集中于能够促进私人产出效率提高的领域。
关键词：政府投资,私人产出,经济增长效应,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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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06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 篇8
关 键 词：消费；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13-05
一、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GDP增长率由2007年的14.6%到2008年的9.8%再到2011年的9.2%，下降了5个百分点，出口企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以出口为代表的外需带动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扩大内需将是我国经济转型改革的方向。如今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再加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仍未明朗。因此，对国内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剑桥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如罗默模型、宇泽弘文-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等），它们主要是对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外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进行深入论证。目前，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消费与经济增长、投资与经济增长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研究。黄赜琳等（2012）基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视角，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分析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没能量化这种影响的程度。 [1] 任歌（2011）从东、中、西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引入区域基尼系数指标， 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两变量模型分析了东中西部的差异。 [2] 孟昊（2006）建立了GDP与消费、投资的简单计量模型，虽然拟合优度很高，但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并没有解决，结论缺乏信服力。 [3] 李占峰等（2009）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三大需求及滞后项和经济增长分别加以分析， 虽然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也没有消除自相关问题。 [4] 彭劲松（2004）描述性分析了重庆市最终消费和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消费政策组合等扩大内需的政策。 [5] 王小鲁等（2009）通过对资本、人力资本两要素以及以科技投入、城市化率、消费率等8个衡量生产率贡献的指标建立扩展了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详细论述了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但其DW值却处于无结论区域， 最后指出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重要的两个内在因素。 [6]
目前国内文献大多是将消费或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单独分析， 而综合三大需求分析的大部分文献都没有解决模型的自相关问题，从而使结论不全面、不可靠。本文结合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主要聚焦于国内市场，将出口视为外生变量，根据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现状，建立合理模型，研究如何由目前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 旨在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策略建议。
二、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特征
（一）三大需求总量及构成情况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情况来看，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净出口份额很小。虽然消费和投资份额在逐年递增，但投资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2001年我国的GDP总量为10.9万亿元，2010年增至39.4万亿元，十年间经济总量翻了三番。在此期间，消费增加了2倍，而投资增加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我国投资总量为19.17万亿元，首次超过消费支出成为三大需求中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如4万亿投资计划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与此同时，国内物价水平上涨，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资金短缺，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
从我国的GDP构成比例看（见表1），消费和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95%，净出口率在金融危机后快速下挫， 由2007年的8.8%下降至2010年的4%。一般而言，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成熟市场的消费率均维持在75%～80%之间，世界各国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也维持在60%左右， 而我国仅2001年和2002年可以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之后逐步下降，2010年达到最低值为47.4%， 被投资率48.6%所超过。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非常明显。在增量部分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份额中最为强劲的需求，消费需求缺乏活力，国进民退步伐加快，投资主导型增长机制特征显著。
（二）三大需求的贡献分析
总量构成情况不足以描述各要素的短期变化状态， 本文采用国民收入法中的贡献率和贡献度指标来描述消费、投资的变动。其中：
贡献率=ΔC（或ΔI、ΔNX）/ΔGDP×100%
贡献度=贡献率×ΔGDP/GDP0×100%。
其中，ΔC、ΔI和ΔNX分别为投资、 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量，ΔGDP为GDP的变化量，GDP0为GDP基期的数值。
从图1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在2001年的贡献率为50.2%，之后各年依次减少，2008年和2009年虽然表现出逆转趋势但消费贡献增长缺乏后劲，2010年继续维持下降趋势。投资贡献比较平稳，各个年份有涨有跌， 平均维持在50%左右，2009年由于我国4万亿投资计划和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 投资贡献率高达91.3%，我国对投资的控制力度相当平稳。净出口的贡献率波动幅度比较大， 受国外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明显， 并且与GDP增长率的关联度很强。总体来讲， 投资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因素， 同时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度逐年下降， 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仍未建立起来，消费本应有的份额被投资挤占， 受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
（三）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变化分析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两部分， 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又分为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单从消费支出方面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 还是政府消费支出都呈现稳步增加态势， 三者构成比例分别由2001年的1∶2.1∶1.1到2010年的1∶3.3∶1.7，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幅度最大，政府消费次之，增长最慢的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占比超过50%成为最终消费支出的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扩张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背景有关。虽然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 人均GDP或者是人均收入都大幅提高， 但是农村和城市收入水平不断扩大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城乡名义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2.3倍， 扩大到21世纪以来的3.3倍左右。我国出台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它使收入扩大的增加趋势日益平缓， 但仍未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也可能是受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内部分配结构不平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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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虽然食品类支出分别占城乡居民消费的最大比例，但就2009年来说，农村居民的食品类比重为40.7%，而城镇居民仅为29.4%， 可见农村居民的大部分支出是用来解决温饱问题；（2）居住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信类、文教娱乐类等支出总量都在增加，城镇居民的增速更快，但总体比例比较稳定；（3）金融服务类如银行中介服务和保险服务支出，城镇明显高于农村，金融服务还未在农村广泛推广，在高档次的消费领域中农村表现得相对落后。
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两大部分，近十年来固定资本平均占比为95%； 而存货仅为5%。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部需求锐减，国内企业产品积压，造成存货比重增加，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后，存货又回到正常的水平上。这说明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较成功，企业已成为市场的主体，其产品的供给结构基本上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满足了多元化市场的需求，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销售率大幅提高，存货只占很小份额，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在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建筑业和设备制造业是投资支出的主体，占全部投资的90%以上，结构分布不合理且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普遍，投资的快速增长超过了资源的负担能力。另外，投资结构失衡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居民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得到改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服务业，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将会是近几年国内改革的重点。
三、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Uzawa（1965）和Lucas（1988）所研究的模型， 即宇泽弘文-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The Uzawa-Lucas Model）。 他们构建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
Y=C+Ik=AKα（uH）β （1）
其中，Y为总产出，C为消费，IK为物质资本投资，H为人力资本，u是生产中人力资本所占的份额，α（0≤α≤1）和β（0≤β≤1）分别为各部分产出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比重。
模型（1）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lnY=c+αlnK+βln（uH） （2）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加入科技研发支出、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指标，参考王小鲁等（2009）人的研究思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将模型（2）进一步扩展为：
lnYt=c+β1lnKt+β2lnHt+β3lnRDt+β4URt+β5ISRt+β6IDRt+β7Ct+β8Ct2+εt （3）
Yt表示GDP总量；Kt是固定资产投资；Ht是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就业人口；RDt（R&D）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URt是城市化率，定义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ISRt是产业结构指标，用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代替；IDRt为城乡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Ct是最终消费率，由于消费率是适度指标， 这里把消费率及其平方作非线性处理；εt是随机误差项，满足E（εt）=0和Var（εt）=σ2的假设。为了直接反映URt、ISRt、IDRt、C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没有将这些变量取对数。
这里选用我国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s6.0对（3）式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方程1直接对模型（2）进行回归， 各系数t值和拟合优度很高， 但DW为0.769，存在着正自相关，加入AR（1）项后DW为1.349，处于不确定区域，无法解决自相关带来的偏差。方程2是对模型（3）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但R&D支出、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变量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通过依次剔除不显著变量，我们得到方程的最终结果，各系数t值非常显著，Adj.R2达到0.999，且F值很大，DW为1.940，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该方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表示如下：
lnYt=-47.118+0.426lnKt+5.615lnHt-0.098IDRt-27.523Ct+22.628Ct2 （4）
方程（4）表明：（1）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GDP增加5.615个百分点。（2） 资本形成对GDP的长期影响为正， 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将带动GDP增加0.426个百分点。（3）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着共线性问题，这些指标集中反映在IDRt的系数上，该系数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收入差距增大1个百分点， 将会使GDP减少0.098个百分点。（4）R&D经费支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可见R&D投入在我国总量低且结构不合理， 激励机制不健全， 创新意识不足， 和发达国家R&D投入3%的产出弹性相比相差甚远。（5） 消费率及其平方项系数显示，消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条U型曲线， 存在最低值60.8%， 即消费率在我国越接近60.8%，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越差。例如2010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7.4%， 当消费率增加到60.8%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但如果继续增加将会推动GDP的快速增长。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又选取我国1990～2010年的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CPI四项指标数据，分别用Y1、Y2、Y3、Y4表示，然后取自然对数建立四变量的VAR（4）模型。AR根图显示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VAR（4）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下面分别给各变量一个正标准差单位信息冲击，得到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图3、图4。
从图2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 脉冲值在第3期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达到最大响应值0.061，之后开始慢慢变小，直到第6期以后才趋向平稳。 表明经济增长受到自身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变动，并且该冲击具有明显的持续增长效应。 在本期给最终消费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经济增长立刻反向变动，在第5期达到最低值-0.057，从第6期开始反向趋势逐渐减弱，但依然稳定在横轴以下。 这说明当期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从第2期开始就一直对经济增长起着抑制作用， 消费的增加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反而效果更差。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产出开始逐渐增长，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为0.033，之后基本上趋于平稳。投资具有滞后效应，虽然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产出，但其长期的经济增长支撑效用则相当明显，可见投资确实在长期内稳定地拉动着经济增长。当产出受到CPI的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其反应基本上与消费冲击相同，基本上是完全负相关，即CPI的上升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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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消费开始迅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0.047，从第4期开始呈缓慢递减趋势。表明最终消费受到经济增长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反应，而且短期内效果明显，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当给消费自身一个正的单位冲击后，当期达到最大值0.014，之后开始变小，从第3期开始效果变差，之后一直保持着负向反应。可见消费对自身的脉冲值反应短期内有效，在长期中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期消费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未来消费。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消费开始逐渐同步增加，直到第9期达到最大值0.03，之后表现也比较平稳。投资冲击给消费带来正向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有效，在长期内具有显著的可持续效果。 给CPI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最终消费迅速表现为反向效果，直到第8期达到最低值-0.08， 之后反向作用慢慢变小，CPI对消费增加将产生持续的削弱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投资迅速增加， 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0.079，从第3期开始递减，在第6期以后保持平稳水平。表明经济增长对投资具有正向反应，短期内效果显著，长期中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投资受到消费一个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第1期反向效果就很显著，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073，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依旧维持着反向变动态势。可见，消费对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具有阻碍作用，消费的增加将引起投资的持续减少。当投资受到自身的正标准冲击后，产生的是正向效果，脉冲值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0.041，之后小范围震荡并保持平稳。投资对未来投资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给CPI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投资迅速反向作用，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128，随后抑制作用变弱，但仍然是负面影响。CPI上升对投资产生持续的阻碍作用。
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最终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增加， 投资的增加从长期也能带动消费和产出水平的上升。但反过来，本期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而且在长期中具有阻碍作用。CPI上升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 将CPI控制在较低水平对整个经济系统会更加有力。 经济增长和消费受到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较为类似， 说明两者的变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变动轨迹也趋于一致，这与现实状况相符合。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消费、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实证分析，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在三大需求构成中，消费和投资占据主体地位， 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投资是最活跃的因素，而消费缺乏活力；（2）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 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拉动作用， 消费率存在临界值60.8%，且越偏离此临界值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3）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产出和投资增加无论对自身还是其他两者都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持续增长效应， 但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同时，CPI上升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完全是负面影响。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1. 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我国由投资主导型国家向消费主导型国家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状况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未来几年我国仍然会呈现投资主导的特征，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消费更具有中长期特征。 虽然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但其结构并不合理，建筑业和制造业占据着90%以上的份额。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私人投资，让市场成为经济调节的主体，减小政府大规模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从产业结构角度，应减少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向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在现阶段缺乏活力主要是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排名还很靠后。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企业和个人纳税，这样既能提高劳动者工作热情以推动经济增长，又能稳定消费预期并保持消费持续增加态势。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努力推进住房、医疗、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城乡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应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加快农村保险体系的构建。推进税制改革，对低收入者免税或减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重，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4. 加快人力资本形成，增加就业。人力资本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加就业岗位，吸收潜在劳动者创造价值，并加强对劳动者技能培训和知识教育，可以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同时，政府和企业应提高R&D投入水平， 将科研成果真正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培养创新意识，有效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
5.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物价上涨对消费、投资和产出水平的提高均具有负面影响。稳定物价就可以稳定消费者预期，在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必然会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效应不明显，很可能是由当期消费不足和当期消费挤占未来消费的原因所致，但是当消费能保持平稳增加，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当消费率提升至60%以上时， 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才会显现，而且会呈现出加速增长效应。
6. 加快金融业发展步伐，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了融资支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分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金融业是服务类行业，它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黄赜琳，傅冬绵. 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2）.
[2]任歌.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 财经论丛，2011（5）.
[3]孟昊. 消费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J]. 生产力研究，2006（11）.
[4]李占风，袁知英. 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 统计研究，2009（2）.
[5]彭劲松. 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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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健. 投资与经济[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8]孙敬水. 中级计量经济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龙会芳；校对：郄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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