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精选12篇）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1

一、国外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不同模式

纵观各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经营中的介入方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由政府建立专门农业保险机构直接经营农业保险;由其他主体经营农业保险,政府提供再保险保障和相关费用补贴;由政府直接经营转向企业的商业化运作,即在前述两种模式之间的转换。

(一)政府建立专门农业保险机构直接经营农业保险

此类模式由政府提供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或成立由政府控股、其他主体参股的保险公司,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以确保为农民提供有效的风险保障。属于该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法国、瑞典、巴西、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

1. 加拿大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实践。

加拿大政府在农作物保险经营方式上的介入分为联邦和省两个层次。联邦政府并不直接经营农作物保险,是否实施农作物保险由各省政府自行决定,若实施农作物保险,则由各省成立的农作物保险机构经营和管理,联邦政府只为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省份分担一部分保险费和管理费,对保险业务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管,并提供再保险保障。

加拿大政府组织实施的农作物保险计划,深受农民的欢迎,在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60年加拿大政府开始介入农作物保险以来,农作物保险的投保率由1960年的3%发展到1998年的66.7%;农作物承保金额由1960年的407.17万加元增加到1998年的566700万加元,增加了1390倍;总赔付金额由1960年的8.7万加元增加到1998年的29800万加元,增加了3424倍。

2. 法国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实践。

法国最初的农业保险是以农民合作组织成立的地区互助保险机构为主要模式。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对地区性的互助保险机构进行整合,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机构的管理和扶持。1986年法国成立了以政府控股为主体中央农业互助保险集团公司,并按照农村经济区域设立66个地区级互助保险公司和25000个基层互助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同时,还可以办理农民人身保险。

3. 菲律宾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实践。

菲律宾政府十分重视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上的风险保障作用。1980年菲律宾成立了政府独资的农作物保险公司,并于1981年开始正式开展农作物保险业务。菲律宾农作物保险公司在全国12个省级行政单位下设12个地区机构,每个地区机构下设4个处室:展业处、理赔处、财会处和办公室。地区机构享有高度自主权,负责根据总公司的方针政策决定展业和理赔事宜。地区各级涉农金融机构作为公司农作物保险业务的代理人,负责保单的签发,并从贷款中扣交保费。

菲律宾农作物保险公司自成立以来,农业保险业务一直呈上升趋势,1981年到1990年十年间,累计保费收入达到59.9亿比索。到目前为止,菲律宾90%以上的主要农作物都进行了保险。

4. 其他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介入。

瑞典由农业部与中央统计局共同经营复合农作物保险。巴西的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三家国营保险公司经营,如果农险基金出现赤字,则由联邦政府实行直接财政补贴,并承担部分赔款。巴基斯坦是由农作物保险委员会和农业银行作为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斯里兰卡是由农业部下设的农业保险理事会作为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墨西哥于1962年成立国家农牧保险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农作物保险。该公司以政府控股为主体,由政府认购公司51%的股份,其余部分由国家信托机构和互助协会认购。

(二)由其他主体经营农业保险,政府提供再保险保障和相关费用补贴

此类模式中,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由私营保险公司、合作组织等其他主体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政府对其保险责任进行再保险,并为其提供保险费或管理费用补贴。目前属于该模式的国家主要以日本发展的最为成功。

日本农业保险是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历经变革,到1947年基本形成现在的农业保险体系。日本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也不涉足农业保险,而是由非盈利的互助合作组织——农业共济组合来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政府机构为其提供再保险保障并承担部分管理费用。日本农业保险的实施采取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到1986年,日本农作物的承保面积就已达到90%。

(三)由政府直接经营转向企业的商业化运作

此类模式以美国政府的介入历程为突出代表。美国政府是在私营公司多次试办农业保险失败后,开始介入农业保险领域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农作物保险完全由私营公司按照自由竞争的模式进行经营,政府既不参与也不干涉农作物保险的经营。当时开展的农作物保险种类有单一风险保险和多重风险保险两种,但是只有单一风险保险获得了成功,至今保留在私营保险业务范围内,而多重风险保险由于20世纪30年代多种自然灾害引起的农业风险损失严重而宣告失败。

1938年美国开始实施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由政府注资成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直接开展农作物保险业务,承保由多种自然灾害引起的农作物产量损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由农业部领导,各州的具体工作由农业部的下属机构管理,公司的行政管理费用由政府财政补贴。1996年以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开始逐步退出农作物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将直接业务逐步转交给私营保险公司经营或代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只负责制定规则,履行稽核和监督职能,并提供再保险。从2000年开始,美国政府完全退出了农作物保险业务的直接经营,全部转由私营保险公司承担,政府只进行宏观调控和给予财政和制度上的支持。至此,美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由竞争、私营公司经营到政府成立政策性保险机构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转变过程,最终政府又退出直接经营转为对其他经营主体进行宏观调控。

二、国外政府介入农业保险运作的制度共性

(一)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保险费率补贴、管理费用补贴等经济支持政策

由于农业保险风险集中、赔付率高,保险费率相对也比较高。农业保险实施对象又是大量的农户,农民的支付能力有限,而且保险运作的管理费用高昂。因此,无论是由政府实施农业保险的国家,还是由私营保险公司或其他主体经营农业保险的国家,政府都对农业保险给予大量的保险费率补贴和管理费用补贴,进行财政支持。

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民的保险费补贴,不同投保水平的补贴比例不同,从发展趋势来看,补贴幅度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对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补贴,联邦政府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管理费用补贴;三是对农作物保险计划的亏损补贴。2000—2004年,联邦政府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预算为60亿美元,平均每年15亿美元。

加拿大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资金支持是由联邦和省两级政府分别承担的。农作物保险保费由联邦政府负担25%,省政府负担25%,其余50%由投保的农民交纳。此外农民不再负担农作物保险运作的行政开支,由联邦和省两级政府分别负担50%。

法国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在50%—80%左右。开展农业保险的行政经费、农险基金赤字等都由政府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政府每年要进行一次保险预算,总额不少于保费总额的20%,不超过保费总额的50%。

菲律宾的农作物保险费由政府、银行和农民共同分担。如果农作物保险费率是8%,那么无论是否参加贷款,农民自身承担的保险费率只是2%,其余6%由政府和银行共担或者由政府独自承担。如果农民参加贷款,那么保险费率由银行分担1.5%,政府分担4.5%;如果农民没有参加贷款,那么6%的保险费率由政府完全承担。

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费率的补贴是按照费率的高低递增的。保险费率在2%以下,政府补贴50%;保险费率在2%—4%以内,政府补贴55%;保险费率在4%以上,政府补贴60%。

(二)政府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保障

农业保险的高亏损性和高风险性,促使各国政府承担最后保险人的责任,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保障。各国政府提供再保险保障的运作方式并不完全一致,或者由政府成立再保险公司或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商业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保障;或者由政府成立农作物再保险基金,为农业保险的赔付提供资金保障。在政府的再保险保障中,以美国、加拿大、日本发展的较为具有特色,也比较成功。其中,美国政府提供的再保险保障以前者为主,主要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以标准再保险协议(Standard Reinsurance Agreement)的形式向私营保险公司商业再保险公司提供一定比例的再保险或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加拿大和日本属于后者,主要是政府通过建立再保险基金制度来运作的。

(三)政府通过立法来推动农业保险的实施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相关法律的依赖性相当强。各国政府在推行农业保险时,都事先制定各自的农业保险法,确定其运行的法律依据,通过农业保险立法来规范相关主体的行为,界定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及水平、组织机构、运作方式等实施细则,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使农业保险进入制度化发展轨道。其中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自1938年颁布以后经过了13次修改;1974年加拿大10个省全部通过各自的农作物保险立法后,加拿大农作物保险才得以全面推行;日本直到1947年颁布了《农业灾害补偿法》后,农业保险制度才得以确立;法国(1960年)、菲律宾(1978年),都先后颁布了各自的《农作物保险法》,使农业保险有了法律的保障。

三、对我国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启示

国外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一个共同前提就是政府有能力进行巨大的财政补贴支付,其政策制定的基点就是由政府提供高度的财政补贴,为农民分摊风险、分担损失,使原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为继的农业保险得以充分发挥转移风险的作用。这种介入方式在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我国政府由于自身财政实力的限制以及农户群体的特殊性,在介入农业保险时不能也无法效仿发达国家政府的高度补贴型介入模式,必须另辟蹊径。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国外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作者认为我国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方式应该是有限的支持型介入,即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支出下利用财政、税收、金融、法律等政策手段对农业保险提供有限的必要的支持,以推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形成。

与发达国家政府的高度补贴型介入相比,有限的支持型介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同。第二,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同。第三,政府介入的运作方式和政策效果不同。

参考文献

[1]吴树波.日本的农业保险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0(2).

[2]庹国柱,李军,王国军.外国农业保险立法的比较与借鉴[J].中国农村经济,2001(1).

[3]尤文军.法国农业保险制度及经验[J].世界农业,2003(5).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2

1、种植业产销情况：

玉米播种面积1396公顷，单产9000公斤/公顷，产量12564吨；甘薯播种面积45公顷，单产7500公斤/公顷，产量338吨；葵花籽播种面积40公顷，单产1500公斤/公顷，产量60吨；蔬菜播种面积14340亩，单产29859公斤/公顷，产量28545吨。

2、把小营村鸿曙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培树对象，以带动全镇合作社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一年来，合作社在引种、种植、印制包装箱，运用镇注册的“西八里”牌商标，成功对接超市，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合作社红薯种植第一年一炮打响，收益和知名度大大提高。

2、林业：春季植树完成闫家房烈士陵园、逸夫小学、西八里村西环路等春季植树工作，总计3200棵；配合县林业局完成京张、京化高速前期绿化工程核实、验收、资金发放工作。

3、水利：完成了我镇机井确权前期摸底登记工作，全镇可用机井55眼，其中饮水井19眼。库区办、洋河二灌区水利衬砌项目2600米。

4、畜牧：做好全年防疫工作，使春秋防疫7种国家强制免疫疫病防疫率达到100%。一对防疫员工作严格要求，做到工作到位，防疫员的工资与工作成绩挂钩。在档案、防疫卡、疫苗发放注射、耳标佩带等环节都要求做到位。二为能够有效的加强疫病防控工作，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三发放《防疫工作要点》，使防疫具体工作人员有清晰的思路。到年底，我镇防疫工作完成情况是：禽流感实免鸡41000只,免疫率97.6%；口蹄疫疫苗实免牛100头,免疫率95.2%；实免2985只羊,免疫率98.8%；口蹄疫猪o型疫苗实免猪8657头,免疫率97.7%；猪瘟实免猪8719头,免疫率98.4%；猪蓝耳病实免猪8542头,免疫率96.4%。耳标佩带率可达95%，建档率100%；防疫密度100%。

5、移民：核实移民1444人，及时核减12人，暂扣2人，照相1430人，实发移民款85.8万元。协助县库区办在小营等村开展300人次的红薯种植、蔬菜种植培训。

6、统计：一是按时完成统计日常报表工作。分专业、按要求及时上报农业、工业、服务业、投资、劳资、名录库等专业的月报、季报和年报，并做好相关报表的整理归档工作。二是做好其它调查任务：“十村百户”收入记账调查(闫家房村抽中十户记账户，逐项收支记入账本并按月上报县统计局)，农作物产量调查，畜禽监测调查，1%人口抽样调查等临时性调查工作圆满完成。特别是今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我镇抽中两个普查小区（西八里村和辛庄子村各一个小区），摸底阶段和正式登记阶段全部使用pda操作，前后历时一个多月，登记入户154户，上报人口426人，镇、村工作人员合力完成了此次调查任务。三是圆满完成全年的各项目标任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480万元，完成任务数的124%.7、2016年农业工作谋划。XX县庆金柱专业合作社的沼气池已于2015年建成，计划在2016年投入使用，到时真正实现了“养殖-沼气-种植”的循环农业，合作社还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已经又流转150亩土地，准备伺机盖大棚或发展好的蔬菜产业。新沼气池的使用所产生的沼气还会配套使用，比如发电，厨房、照明等农户民用沼气。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3

关键词:资源县政府；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114-01

本文以资源县为例，以其在发展特色农业的优势和不足为对象进行研究，指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资源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所具有的优势

（一）地理条件优越与区位优势明显

资源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适宜发展特色农业。该县处在珠三角的边缘区，华南四省（区）的中心位置，因此有利于开辟东南亚各国市场，为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创汇创造有利条件。

（二）种植的品种新、效益高

经过几年的引种、试验示范，已筛选出适宜该流域发展的红地球、维多利亚、美人指、红玫瑰等欧亚种红提品种。红提种植从建园到收益，每667㎡投入0.7万元左右，第一年建园，第二年有收益，并能收回或基本收回建园成本，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受益时间长达20年以上。而百合、西红柿的发展也走上正轨。

（三）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该县属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农业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人工费用较大，劳动力便宜，相对减少了生产成本，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二、资源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生产规模较小，产业组织化程度低

该县红提、西红柿、百合等特色产业在生产上基本上是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水平较低，缺乏统一管理。

（二）品牌培育不够，缺乏品牌战略意识

随着特色农业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品牌、没有特色就难以立足市场。

（三）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技术力量薄弱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该县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

（四）营销网络系统不健全

由于缺乏健全的营销网络系统，农户了解市场信息的渠道闭塞、销售渠道狭窄。因此该地区农业产品的销售都是以自主销售为主，导致销售价格不统一，农户之间的无序竞争，自主定价能力下降，销售效益得不到很好保障。

三、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功能定位不足

该县政府在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缺乏对特色产业的规划，招商引资渠道狭窄，这就导致了该县特色产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在树立品牌战略的过程中，政府也没有很好的履行发展经济的功能。

（二）市场监管不力，农户权益得不到很好保障

该县市场监管力度不够，未建立良好的市场准入制度。因为未做好市场监管工作，导致劣质苗木充斥市场，给农户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科技投入不足

该县之所以出现技术人才短缺现象主要是资金受限，政府在科技方面投入不足造成的。由于资金有限，该县农业部门的农技骨干无法获得先进的农产品种植技术，知识老化严重，无法适应新产品的种植与培育要求；同时该农业部门也没法吸纳和引进新生力量。

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县政府行为的建议

（一）制定完善的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及有关招商引资等政府政策

资源县政府应根据当地所具有的优势条件，特色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政策，农业产业的整体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规模标准化，招商引资政策。

（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

县级政府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为本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创造有利条件。

（三）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要加强对于苗木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格苗木的市场准入制度，对苗木要进行检测，严禁劣质苗木进入苗木交易市场，保证农户得到优质合格的苗木，使农户的权益得到良好保障。

（四）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要加大科技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健全县、乡、村三级培训网络，加强对农业部门技术人员和农户们种植特色农产品的技术培训以及农产品营销和农业经济管理的培训，在做好引进高产、优質特色农产品新品种的基础上，对不同时节的品种进行合理搭配。

（五）树立品牌培育意识，做好特色产品宣传工作

对特色农产品进行宣传是政府一项重要职能，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该县的特色农业产品进行宣传，提升其品牌知名度，为该县的农产品获得更多销售渠道、更大的销售市场，促进该县的特色农业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贾文雄.定西市农业比较优势分析及特色农业发展对策[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8.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4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使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迅捷,也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对社会的影响。根据CCNIK发布的《2014 年度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 年12 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不断扩大,占比达27.5%,规模达1.78 亿。同时,“.CN”域名年增长2.4%,达到1 109 万[1]。在我国网民和网站都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状况日益为现代农业所关注和运用。

为保障和促进现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将农业信息化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二五纲要提出了“发展农业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水平”的具体任务,从而将通过信息化的途径促进农业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农业信息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都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农业网站正是重要的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之一。现在,全国各级政府农业部门网站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数量,上至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至地级、县级农业部门均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一些乡镇也有农村信息服务站。与此同时,与农业紧密相关的各类行业网站、科教媒体网站和企业网站大量兴起。中国涉农网站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结构完整的特点,这些网站在满足农民信息需求、推进农业信息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网站内容通常包括三农新闻、政策法规发布与解读、行政审批与在线服务、市场行情分析预测、农业技术知识与农民就业信息等,基本上涉及到了农业、农民、农村的各个方面。

对于还处在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科技与信息使得传统的产品供求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改变,信息化的发展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目前在农村人口占46%的我国,信息化仍未充分发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加强对政府农业部门网站的建设,使农民及时获得准确的政策、市场与技术信息,将非常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降低各项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产品的流通,使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种植、生产及销售各个流程更为紧密地衔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

综上所述,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建设政府农业部门网站是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当地农业部门网站的发展水平与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相互关联的,从而对这种关联进行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综合国内外网站的评价研究,学者们已提出的衡量方法有网站自动评价法、网络可用性评测法、网站链接分析法、网站框架评价法和对应分析法等。由于各种评价方法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1997 年Peter[2]为了分析一定时期内相对关注的网站平均被引情况,首次提出网络影响因子(WebImpact Factor,以下简称WIF),这被认为是网络信息计量学诞生的里程碑。

WIF的概念源于引文分析的测度指标———期刊影响因子[3]。此后,众多学者指出,WIF体现了信息资源在信息交流中被人民所重视的程度,如田红梅等都在针对不同类型网站的评估研究过程中使用了WIF,而且大部分结果均表明,WIF对评价网站质量和网站影响力有重要价值。

杨涛[3]在各种大学评价指标体系中进行比较和研究时,发现以网页总数为分母的网络影响因子的整体表现要优于其他各种的网络影响因子,而且WIF与各种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最为相关。段宇锋[4]基于网站被链接频次的方法,以网络影响因子作为评价的依据,对美国商学院网站进行了研究,所得结果认为WIF对评价网站质量和测定核心网站具有重要价值,可以用来作为评估网站的依据。

田红梅[5]基于链接分析,将WIF运用于对学术性核心网站的评价,发现WIF可以用来分析在一定的时期内相对关注的网页情况。通常,影响因子越大,网站的学术影响力就越大,质量就越高。因此,网络影响因子从信息的利用角度,体现了信息资源在信息交流中被人们所重视的程度。王宏鑫[6]通过对公共图书馆网站的研究,发现WIF在各自网络指标中可信程度最高。

沙勇忠[7]在利用网络链接分析及网络影响因子对中国省级政府网站的影响力进行评价时,用WIF与各省市自治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可见,网络影响因子对评价省级政府网站具有重要的意义,WIF具有很强的评价能力。而宴尔伽[8]通过对省会城市政府网站的研究,发现WIF与政府网站排名是具有相关性的。

王知津[9]提出了以链接分析为核心的评价指标,其中包含:网页数,即该网站内所包含的网页总数;总链接数:用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与某网站存在链接的网页总数;外部链接数:用搜索引擎在该网站外搜索到的与该网站存在链接的网页数。网络影响因子=总链接数/网页数。他认为网络影响因子越大,网站的学术影响力就越大,质量就越高。

以上研究中均采用网络影响因子对网站进行评价。如果一个网站相比其他网站重要程度更高,那么在网站规模相当的时候,其被链接和推荐引用的次数也应当比较高。利用这种方法来评价一个网站,比单纯的定性分析也更具有说服力。

一个网站所拥有的网页数越多,信息含量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网站的规模。而处于WIF定义中的分子“总链接数”,则反映研究对象的被认可程度。在网络环境中,指向目标网站的每一个链接,都被认为是对目标网站的一次投票,效果类似于对传统文献的引用。而网站自身所拥有的网页多属于导航性质的链接,主要用于网站内部的信息组织,而与网站影响力无关。所以,用搜索引擎搜索到的该网站存在链接的网页总数除以该网站所拥有的网页数,能够有效地消除网站自身规模的影响,能够反映网站网页被链接的平均水平,即网站的平均影响力大小。

考虑到网站评价的科学合理性原则和实用可行性原则,本文最终决定基于网络链接分析对农业部门网站进行质量评估。所谓链接分析法,就是运用网络数据库、数据分析软件等工具,利用统计学、拓扑学和情报学方法,对网站的网络链接自身属性、链接对象、链接网络等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在链接分析中,上述不少学者是利用WIF对网站评价进行测度,大部分认为WIF对网站评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最终选取WIF对我国部分地区农业部门网站的建设质量进行评价。

基于农业部门网站的链接分析结果,我们研究其与农业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可能的相关关系。具体方法是用网络影响因子作为衡量网站建设的评估得分,用当地的人均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业发展水平,最后对农业部门网站的建设质量和地方农业发展水平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选取与模型选择

从科学角度说,我们的研究应该选择农业产值比较大的省份。根据从2003 年到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农业产值排在前列的省份有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江苏省、四川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考虑到样本规模需要适度又充分,本文选取了这七省内的下辖市(名单取自各省统计年鉴)作为研究对象,城市总数为102 个。其中有山东省17 市、河北省11 市、河南省18 市、江苏省13 市、四川省18市、湖南省13 市和湖北省12 市。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每年颁布的 《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对国家部委网站、省级(副省级)政府网站、区县级政府网站进行了质量评估。但遗憾的是,该报告中缺乏对各地区具体部门网站的评估。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的网站评价机构有Amazon公司的Alexa、Forrester Research公司等,这些机构均能提供专业性网站评价服务。但同样,由于这些第三方评价机构收录网站个数有限,以及取样的网站规模(这些机构所收录网站通常规模较大)所限,无法从这些较科学、成熟的评价体系中直接获取样本网站的评估结果。因此,本文将进行独立评估。

评估网络影响因子所需要的网络链接的数据都来自于搜索引擎,因此,搜索引擎的选择在网络链接的测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能够提供中文网站链接情况的搜索引擎有:Alta Vista、Alltheweb、Northlight、Google。 其中Northlight服务需要付费,Alta Vista在国内不能使用,考虑到可行性的问题,我们选取了Google搜索引擎。以新浪网(www.sina.com.cn)为例,利用Google测其链接数的具体检索式为:

利用上述检索式,我们对这102 个城市的农业局网站(或由农业局承办的农业信息网)在Google中进行了检索。分别得到了各市农业部门网站的网页数、总链接数。通过计算二者比值可得该网站的网络影响因子,并用此变量作为衡量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的评估得分。为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科学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筛选。首先,由于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本文将各省的省会城市剔除;其次,考虑人口规模。因为我国共有约300 个地级市,农村人口占到6 亿。单从取样的102 个地级市来说,城市人口规模从100 万跨度到1 000 万都有,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连贯性和可比性,我们将劳动人口在250 万人以下的城市样本剔除。其中包括东营市、莱芜市、鹤壁市、三门峡市、自贡市、雅安市、鄂州市和张家界市;最后,还剔除了网站在2014 年末改版、无法打开页面、或网页信息不全等情况下的样本,其中包括东台市、乐山市(两市均无政府官方农业部门网站),宿迁市、保定市(此两市农委网站数据无法从Google获取),济源市(该网站的robots.txt文件存在限制指令,数据无法从搜索引擎获取)和广元市(该市于2014 年底前后改版)。所以102 个样本中,实际有效的数据为81 个。山东省14 市、河北省8 市、河南省14 市、江苏省11 市、四川省13 市、湖北省10市和湖南省11 市。

在选取度量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变量时,本文采取的是当地的人均农业产值,在原农业产值的基础上除以当地总人口所得。采用人均农业产值而非农业总产值的目的是消除由于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相关数据如表2 所示:

我国各个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地域文化以及政策导向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既有差异又各具特色。整体上可划分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三大经济地区。而在本文取样的七省中,河北省、山东省和江苏省属于东部地区,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属于中部地区,四川省则属于西部地区。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政府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运用统计数据做实证检验,构造一元回归模型如下:

Mi=C+C1Gi+ε

其中Mi表示i城市农业部门网站的网络影响因子,我们用此变量作为衡量该网站建设水平的评估得分;Gi为i城市2014 年人均农业产值,ε 为随机误差项。利用eviews软件,通过对上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建立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和地方人均农业产值间的线性关系。首先,基于原始数据,取七省全部81 个城市的样本进行计量回归。然后再根据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三、基于原始数据的回归分析

使用eviews软件对原始81 个城市的网络影响因子及各地人均农业产值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从表3 可得,回归系数均为正。从总体上的实证结果来看,各地的农业部门网站建设与该地区的人均农业产值呈现出正相关的联系。结果定量地验证了农业部门网站与地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促进作用的理论。从t检验中的P值为0.000 可知,原假设是显著的,即农业部门网站质量的回归系数不为0,总体回归通过检验。根据数据制出关于网站建设质量与人均农业产值的散点图,如图1 所示。

尽管从拟合结果来看,两个变量整体上存在着正向的联系,但上述方程的拟合优度R^2 仅为30%,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差,这一线性方程不能很好地描述二者之间的关联度。从回归系数来看,所得的回归系数值为0.002 126,其经济含义为人均农业产值每提高100 会导致农业部门网站评估得分提高0.21 分,在样本总量81 个城市中,符合这一趋势的城市比例约为30%。

东部地区各市回归结果所得的系数也为正,且每个t检验结果也均表明检验通过,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不为0。与全部样本回归的结果相比,东部地区所得的回归系数值更大,人均农业产值每提高100 时,网站评估得分将提高0.26 分左右,拟合程度也更好,从30%增至38%。东部地区34 市的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人均农业产值的散点分布与回归如图2 所示。

从散点图上的分布来看,这两个变量的确存在着正向相关的关系,但是回归分析得到的线性方程拟合程度较差,尚不能很好地描述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当地人均农业产值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这与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是相同的。

然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则有一些差异。两地区t检验的P值分别为0.006 5 和0.691 4,西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回归系数有较大的可能为零。此外,两个地区的拟合优度较总体和东部地区更低,分别为0.20 和0.01。所以我们无法证实在这两个经济区域中,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地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网站绩效评估得分与人均农业产值的散点分布图如图3 和图4 所示。从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和分布图来看,我们无法直接得出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西部地区的相关性明显要低于中部地区。

四、基于分层归类的回归分析

不论是对七省中的总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还是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样本分别回归,所得的线性方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都比较低,这说明以上计量结果还不足以证明农业部门网站建设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存在着促进关系。但是从散点图的趋势线中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正向联系。为了更好地描述和证实二者的关联度,本文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借鉴前人的分层分析方法,通过将样本点分布的分散性降低来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

对总体81 个样本做以下处理:首先将城市按照人均农业产值降序排列,以每9 个城市为一组,然后分别计算出每一组的平均农业部门网站评估得分与平均人均农业产值。再利用(1)式,将数据带入方程式中回归。同样的,我们也对东部、中部的样本做这样的处理,但是考虑到分区域样本量较小,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以每5 个城市为一单位进行分组。由于西部地区只包括四川一个省的数据,分组的话样本量过小,故未对西部地区做分组处理。所得结果如表4 所示:

从表4 可以发现,在各地区分组之后,回归系数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是拟合优度均有显著幅度的提高。以总体样本为例,分组前的拟合优度只有30%,而分组后的拟合优度达到了75%。此外回归系数表明,人均农业产值每上升100,农业部门网站评估得分将增加0.24 分。从图5 总体样本分组回归后关于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人均农业产值关系的散点图也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回归情况也大致相似,拟合优度分别从38%、20%上升到60%与62%,回归系数表明,当人均农业产值每上升100 时,农业部门网站的质量评估得分将分别增加0.25 分和0.15 分。以上两部分回归的P值也均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样本数据,对总体样本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分别求均值,所得结果如表5 所示:

用总体样本分组后的数据对照上述总体样本的均值来看,中部与西部的一些城市在人均农业产值与平均水平相当时,农业部门网站得分却较大幅度低于均值。为了探寻原因,我们将眼光聚集到这些城市上来。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几组中的样本有多个城市在中西部地区,而且还包含像邯郸市和达州市这样的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往往自然资源富集,城市的发展和生产与资源开发密切相关。这些城市在样本数据中的特点则体现为,人均农业产值非常高,但农业部门网站评估得分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为了使样本更有代表性和说服力,我们比照这几组的处理,对其他组的城市也进行了排查,将一些带有明显特征的资源型城市从总体样本中剔除。所以,本文一共剔除了济宁市、张家口市、淄博市、泸州市、邯郸市、达州市和平顶山市这7 个资源型城市,以及苏州市这样由于经济发达,人均农业产值排在最末,但网站评分确能排在前十的城市。

同时,根据比对和观察,考虑到网页数也会对WIF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而网页数主要与网站的更新速度及规模有关,而我国政府网站租用服务器的现象较为普遍,在政策的指引下,存在频繁更换服务器或域名的现象,会造成各政府网站之间网页数差别较大,也导致对网站进行评估时带来偏差。所以我们还将网页数低于1000 的网站样本剔除,其中包括徐州市、安阳市、益阳市、日照市、郴州市、湘潭市、娄底市和岳阳市共8 个城市的农业网站。

在剔除了这16 个城市后,我们对剩余的65 个样本再次进行分组回归(6 个一组,一共11 组,最末5 个样本归入最后一组)。所得结果如表6 所示:

与剔除样本前的回归结果相比,表6 的数据表明,t检验说明回归系数是显著不为零的,而且拟合优度从0.75 上升至0.82,证明这一线性拟合方程式能够较好地描述政府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地方农业发展水平之间的正相关联系。两者间的散点图如图6 所示。

除了发现资源型城市,我们还可以从表4 各地区的数据均值中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越高,网站的评估得分也越高。其中,东部地区的网站评估得分高出中部的网站评估得分1 分左右,且东部和中部的网站评估得分也显著高于西部。

上述分析发现,就总体样本而言,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确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在根据人均农业产值水平分组后体现得更为显著。就各个区域而言,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晰。通常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有更加丰厚的经济基础,能够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网站的建设,更有助于农业发展。如江苏省和山东省,当本地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政府对信息化的重视程度更高,对相关项目的扶持力度较大,财政资金投入更多。

另一方面,在不够发达地区,农业产值占其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较大,但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无法满足该地区日趋增长的信息需求,尽管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在西部地区表现得较弱,但提升农业部门网站建设对当地农业发展的促进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所以对两变量相关关系的探究仍是非常有意义的。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我国81 个地方城市的原始面板数据和分组数据,对地方农业部门网站评估得分变量与当地人均农业总产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地方农业部门网站与当地农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度。但囿于水平和时间问题,文章尚有许多不足和可改进之处,对此有以下思考。

1. 关于样本选取。本文最初选择的城市样本是农业总产值排名前列的七个省份的下辖市,其中涵括了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不论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都有显著差异,信息化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会导致样本在分布上比较分散。所以我们不仅用人均农业产值来衡量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平,同时还剔除了省会城市与劳动人口在250 万以下的城市。而区、县相对于上述城市区别更大,故也未将其纳入回归样本。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扩大样本量,比如可选取农业总产值排名前十五名的省份中的所有城市,从这些样本中,挑选出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将同一行政级别的城市分为一组进行回归,探究其地方农业部门网站与地方农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度。

2. 关于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本文选取网络影响因子作为评估一个网站建设水平的变量,使用人均农业产值来衡量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平,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地方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地方农业发展水平的关联度。

关于衡量当地农业发展水平的变量,本文还尝试过以当地的人均农民纯收入和人均农业产值的增加值来分析,但是带到方程中回归后都未取得理想的结果。本文猜想,农民纯收入受到了原农民家庭经济条件、财产财务和人口素质的影响,而农业产值增加值最新只能得到2013 年的数据,与农业部门网站建设的即时性不符合。所以人均农业产值能够更好地衡量与农业部门网站建设相匹配的农业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网络影响因子衡量网站的建设质量,而事实上,内部和外部网络影响因子等变量在网站评价体系中也有重要意义,这些指标都属于网络计量学的学科内涵。但存在的问题是,目前仍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网络计量学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逐步形成的一门学科,对其研究不过十年的时间。至今,在网络链接研究领域还没有取得如文献计量学三大定律那样为所有研究者所共同认可的理论研究成果。此外还缺少完善的研究工具。目前多数学者所作的链接分析是基于商业搜索引擎的,但是商业搜索引擎不像SCI是专门为引用分析而设计和开发的,相比SCI商业搜索引擎被用于网络计量学分析时,主要存在覆盖率低和稳定性较差这样的缺陷。

从回归结果来看,西部地区的结果并未表明两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非常显著,这说明可能农业发展水平只是影响农业部门网站建设的变量之一,还包含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等。从社会因素来看,人才结构、地域文化、舆论倾向和传统习俗决定了当地民众对农业部门网站的接受程度和使用偏好;从政治角度来看,国家与当地的政策导向,负责领导人的施政目标,个人偏好、年龄结构、文化水平等,决定了地方政府部门对网站建设的重视程度,而农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又进一步影响地方农业部门网站的建设。从本文的样本数据和回归结果中也能够发现,就地区而言,两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在更为发达与开放的东部比相对落后和封闭的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就城市而言,经济水平更优、发展更强更快的城市在网站建设方面也优于还在发展中的城市。

3. 关于分析方法。本文在分析地方农业部门网站与地方农业发展水平关联性的时候,只是就其结论进行论证,并未具体探究两变量之间互相作用的因果关系。地方农业部门网站建设与地方农业发展水平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两者间是存在良性循环的,但是不同城市在这两方面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本文所采取的横截面数据既无法体现这种发展上的时序性,也不能体现两变量间具体的因果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通过时间序列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

4. 关于农业信息化。不少学者研究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研究基础,本文探究了地方农业部门网站和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事实上,农业信息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涵盖内容比较广泛。对一些农业发达的资源型城市,农业信息化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利用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运用相关政策,进一步分析如何将资源消耗型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方式。

摘要：信息化的发展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以我国七省中102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建立回归模型,探究地方政府农业部门网站的建设质量与地方农业发展的相关关系,基于总体样本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的经济区域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农业部门网站建设质量与人均农业总产值正相关。就总体样本和东部区域而言,人均农业总产值每提高100,网站评估因子将提高0.21分和0.26分。而且,这种关联在按照人均农业总产值水平进行分组归类后更为显著,拟合优度达到75%,再剔除一些农业产值较高的资源性城市和网页数出现异常值的城市之后,拟合优度可达81%,这一计量结果定量地证实了地方农业部门网站与地方农业发展之间的关联度。

政府搭台 共谋现代农业发展 篇5

群策群力发展现代农业

——三合镇召开2012年农业企业（大户）迎新春茶话会

2012年1月10日下午，三合镇在政府二号会议室召开2012年农业企业（大户）迎新春茶话会，共同交流和探讨三合镇发展现代农业的方法和经验。

会上，遵义县华富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光平通报了公司一年来的发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并作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脱毒马铃薯产业，年后再投资1000万元，扩建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新建种薯扩繁基地、智能型隔离式组培大楼和储藏室，建遵义市最大的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企业的规划。遵义康辉蔬菜有限公司负责人唐基钧、贵州宝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国升、遵义市龙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梁大勇、遵义县远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余月合对本企业的生产、销售、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经验交流，辣椒种植大户江涛、蔬菜种植大户吴建勇、草莓种植大户田茂刚就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的打算作了发言。与会人员群策群力，共谋三合农业发展大计。

会上，三合镇党委书记赵成方关掉手机，认真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和种植大户的发言，并就田茂刚、潘家昌、王国升三位同志均反映基地附近有部分群众偷盗农产品和破坏生产设施问题、吴建勇反映打水问题等进行了现场办公，落实了责任。

赵成方书记指出，在座的各位均是三合镇农业战线上的精

英，都有很好的专业技术和种植经验，相互之间要多交流、多沟通，实现资源、信息、技术共享。大家反映的用水、偷盗和补助问题，能当场解决的我们已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我们会后研究解决，镇政府不能解决的，我们将向县委、县政府及主管局反映，争取解决。镇政府对2011年领办现代农业的奖补问题，将组织人员进行面积核实后兑现。今后将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将其形成一种制度，搭建成政府与企业、大户交流、沟通的平台，以此促进三合镇现代农业更好更快，又好又快地发展。

镇人民政府镇长邱正兵、副镇长张旭出席了会议，并就如何抓好2012年现代农业发展工作，如何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表态发言。

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运作模式研究 篇6

关键词：政府主导 农业展会 运作模式 市场化运作

在我国，展览活动多年来一直是政府促进贸易、投资、技术、文化交流等事业发展的重要促进手段与载体，加上我国经济体制带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特征，因此，我国的展览活动大量由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主导。

所谓政府主导型展会是政策性投入占会展项目投入的40%以上，主承办机构以政府部门为主，招展招商较多依靠政策引导和支持。在我国展会发展中，政府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2011年我国展览会项目中由政府主办的约占14%。

而对于农业会展来说，政府主导型会展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上述数据，2010年政府主办会展占到年内农业会展总数的52.8%，2011年这一比例降到了47.3%，仍然高出会展全行业数据较多。

一、农业展会政府参与程度较高的原因

（一）农业的弱质性决定农业会展在行业类型上具有弱质性

农业展会面临的是弱质产业，农业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加之基础薄弱，决定了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低下。农产品价格低利润薄，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周期长，供给调整滞后于市场；第二、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种风险；第三、投资回报率低。

农业领域的参展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绝对主体，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企业内部鲜有专门的营销部门，难有更多的资金和能力来做产品宣传推广，农业会展活动是其扩大宣传、拓展市场的重要途径。参展商对参展成本的承受能力有限，使得办展企业不得不尽量减低收费标准。

因此，农业展会相较其他展会更需要强调政府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如此。

（二）农业会展经济带有鲜明的规模经济特征

展会规模越大，其单位成本往往越低，投资收益率相对越高。政府主导型展会一般规格高，因为有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直接参与提高了展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有利于招商招展工作的进行。

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农业展会的规模还较小，近八成展会还达不到农业展会行业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达到或接近会展活动的最优经济规模。借助政府的力量运作大规模展会活动，可以迅速扩大规模和增强展会的品牌效应。

（三）农业展览具有强公共服务属性，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截止2012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农业经济和农产品贸易连续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农业会展的活跃程度与农业经济发展程度、农产品出口规模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农业展会已成为各地宣传党的农业政策、开拓农产品市场、推介特色优势农产品、打造农业品牌、促进农业技术信息交流和农业产销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会展经济，支持农产品营销”，不仅为农业会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各地各级政府举办农业展会的热情不断高涨。

二、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的运作模式分析

根据主题功能定位和展会宏观目标的不同，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在运作模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农产品产销对接型展会

农产品产销对接型展会多为综合类农业展会和应急促销类农业展会。按照农业会展的自身特点，政府投入可观的资金或行政资源直接策划主办，达到培育特色农业品牌，促进农产品销售。这类展会在初期，政府或政府单位作为展会主办方，为举办活动专门组建筹备班子，抽调行业业务骨干和行政人员，而非会展从业人员，利用会议、发文等形式促进展会的展商、招展工作，参展费用部分或全部免费，经过几年市场的培育，随着参展商和客源的稳定增长，部分展会通过企业承办逐步实现经费的自筹平衡，部分展会逐渐退出市场。例如2009年，乌鲁木齐突发的“7.5”事件，造成外地采购商不敢进疆采购，导致新疆大部分地州出现特色农产品滞销，自治厅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举办特色农产品展会，抽调农业厅业务骨干组成专门机构负责展会筹划、组织协调、并负责新疆农产品在不同市场表现调查跟踪，发挥信息收集综合作用，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这种模式有其显著特点：1.举办地多在中心城市或农产品集散区举办，这样有利于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交流和贸易。2.展会规格高，权威性强，这种展会一般都会邀请政府部门的主管领导莅临指导，参展单位数量多。3.政府既是会展组织者，又是会展的管理者，还是会展的实施者。4.展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投入，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这种模式适合在农业展会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培育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但这种运作模式也有其缺点，首先，易造成资源浪费，因为政府办展更多的考虑社会效益，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不计投入产出比，造成资源的浪费。其次，易盲目召开各类会展，但特色不明显。

（二）特定产业规模化农业展会

特定产业规模化农业展会多为专业型农业展会。按照会展农业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特色农业产业的带动，促进区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扩大本地影响。这类展会多为地方政府或政府下属行业协会作为展会主办方，依托特色农业产业或农业产业链中的市场机会举办的展会，如中国有机食品展览会、烟台国际葡萄酒节、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等都属于这个类型，这种展会类型的市场化运作程度明显比其它两种要高，虽然政府还是主办或者承办单位，但展览具体运作已经交由专业的展览公司，有的还与国际知名展览公司合作。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1.举办地多在特定产业集群地举办，这样可以将产业链上所有相关企业汇聚到集群地，有助于区域产业规模化，提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果。2.特色农业产业的地域优势明显3.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规模4.产业链开发较成熟。5.已形成了品牌优势。6.特色农业展会举办时间较长，已成规模。但这种模式要长期发展，必须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和手段，进行新品种开发，同时深入开发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

（三）吸引投资型农业展会

吸引投资型农业展会相对其它两种展会所占比重较小。吸引投资型农业展会是指按照会展农业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以政府资源配置功能，促进经济落后地区农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扩大本地影响。例如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简称“农高会”，至2013年已是第二十届，由科技部等18个部委联合主办，陕西省政府承办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国际级农业高新技术博览会，日常办事机构为“杨凌农高会办公室”，设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职责主要由杨凌示范区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承担，通过外经贸部邀请国外的农业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参加，国家8个部委领衔组团参展，政府发文邀请国内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龙头企业参展。依靠科技进步，推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农业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向中西部转移的重要举措。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1.举办地多在经济相对落后但是自然资源丰富，急需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发的地区举办。2.组织运作一般由政府成立固定项目小组来承办，展会期间抽调其他相关部门人员临时负责会务组织和保障工作等。3.当地政府重视程度高，展会资金基本全靠政府投入，具体实施中较多使用行政手段，招商招展以政府发文为主。4.展会规格高，权威性强，展会规模大，一般都会邀请政府部门的主管领导莅临指导，参展单位数量多。但这种模式自身竞争力不强，运作过程存在非市场化的缺陷，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支出。

三、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运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调研不足，未能实现市场化运作

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主要由政府负担开支，以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特定农业产业规模化、吸引国内外投资，多以政策而非市场实际需要为转移。由于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的主题定位以及活动安排大都缺乏前期的市场调研，很可能与市场需求产生错位。此外，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普遍成立临时机构操办或委托事业单位承办，相关工作人员大多缺乏市场化展会项目运作经验，招商招展缺乏经验和力度，政府各部门抽调大量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组成展会组委会也造成当地政府部门其他工作放缓甚至停滞。招展模式为行政手段为主，多由政府相关部门将展位分摊给下级单位，再由下级单位分摊给企业。招商模式也大多以行政命令为主，安排相关单位部门或者免费邀请组织参观展会，专业观众组织力度不够，这使得政府主导型展会往往排场热闹，但参展企业实际收效甚微。一些展会若缺乏政府的资助和组织，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生存。

（二）经费投入的有效性差，缺乏自身完善机制

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的运营特点之一是政府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在支持和推动展会发展的同时，常常缺乏对经费投入有效性的评估，除场地租赁和搭建费用外，经费的投入重点往往是国内外嘉宾及相关领导的接待工作，而较少用于招展招商和宣传促销工作，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无论盈亏，无论举办效果如何，政府照样买单，由此使得大部分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长期以来缺乏完善自身的动力机制。“以会养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较弱。

（三）不注重实际效果，“叫好不叫座”

农业展会的参展主体绝大部分是农业生产企业，企业参展的目的虽然有多样性，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与更多的专业观众交流，实现贸易成交。专业观众需求的同样是与展商互动的实际效果。但多数政府主导型展会追求的却是扩大本地影响，推动招商引资等政绩目的，在如何组织专业观众和如何为展商服务等方面做得不够或做得不好。

（四）服务效率低下，过分强调社会效益

政府主导型的农业展会的组织层次多，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分工不明确，前期筹备耗费时间长，难以对市场情况进行足够的可行性调研，与服务对象的展前沟通，服务不到位，服务效率和专业性较差，办展过程中更多的注重社会效益而忽略经济效益。这不符合经济规律，造成展会项目投入的巨大浪费。

四、发展对策

（一）遵循市场规律，实现展会运作市场化

在进行展会策划时要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展会项目活动和服务内容，政府部门应逐渐从商业性展会中淡出。政治性和公益性很强的展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资金保障展会成功举办是必要的，但是也应综合考虑政治利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据国外的经验，随着会展业的发展，会展人才和运作组织越来越专业化，形成了专业会议公司（PCO）、专业展览公司（PEO）、目的地管理公司（DMC）。政府把大量展会服务外包给企业。政府把具体会议、展览服务项目外包给专业的会展公司，不但有利于节约资金、提高办会办展质量，还能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从繁杂的会务中解放出来，最终的发展结果会朝着政府的主要精力只抓与上级政府的协调、会议议题的制定、重要嘉宾的邀请以及落实重要赞助，其他事宜全都由会展公司来操办的方向发展。

（二）加强展会资金管理，提高经费投入的有效性

如今政府预算越来越严格，财政也越来越趋紧。2013年农业部大幅压缩了农业展览数量，展会数量较上年减少近4成。未来的农业会展业的发展中，政府办展的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以行业服务与专业展览为主的活动会越来越多。要对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的所有投入进行统筹规划，根据各阶段农业工作的重点，合理确定资金投入，确保展会项目运作的持续性和经费投入的有效性。

加强监管和监督，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提高综合协调的能力和效率，对于后期市场化运营做好协调和管理，以减少腐败滋生，保持会展经济活动健康发展。

（三）重视展会效果，提高展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展会运作中盲目招商引资，对采购商特别是国际采购商不问质量、不问缘由的上宾款待，无形中加大了农业会展的支出而收效甚微。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应更重视专业的观众和采购商的组织。注重展会品牌化的培养，而展会的品牌化与专业化和国际化是分不开的，只有提供企业参展、个人参会想要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把参展企业和个人牢牢地粘住。

确立以“以会养会”的发展方向，提高市场开发程度。以政府为主导，市场运作为手段，以展会为载体，整合展会资源并与企业的资金和社会团体的公共资源进行置换，从而筹措一定资金，以支持展会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在于市场开发，市场开发是指以会展项目的标志、名称、形象等所有知识产权的转让或使用为条件，从而筹集所需的资金、物资、技术和服务的行为。市场开发的收入主要包括赞助收入、供应商收入、电视转播权收入、特许经营权、捐赠收入、主体文化活动收入、票务收入、纪念品收入等。

（四）转变展会组织模式和运作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我国的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大多沿用行政体制、依靠行政手段运转，运作机制和组织模式与市场脱节。转变运作机制落实到底是要使展会有一个与其服务水平、实际效果、未来发展、经济效益休戚相关的利益主体。这样的主体在现行体制下往往是政府成立的事业机构，它应该是展会品牌和展会产权的承载人和拥有者，政府要赋予其用人自主权、财务自主权、分配自主权，展览规划与自主定价权，一定的流动资金，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机制转变之后，政府与它的关系，应从行政领导关系为主转到协议合作关系为主，要使展会持续发展，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往往比单纯的财政补贴要有效。

同时必须改变现在这种权责不清、效率低下的组织模式，建立以实体承办单位（企业或企业化事业单位）为运作核心的高效组织模式。展会组织模式与展会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和组织机构本身的企业化是密切相关的。组织模式改变后，可以由企业或企业化的事业单位作为展会的经营主体和产权归属单位，以有利于展会品牌的培育和运作主体利益与展会自身发展的有机融合。在组织模式的转型中，那些本地会展活动承办主体尚不成熟的地方，可以走与国际展览公司合作之路，充分利用其完善的营销网络、雄厚的资金、高素质的人才和丰富的会展组织管理经验。从而促使政府主导型农业展会在用人、规划、服务等方面对展会的管理和运营水平进行整体提升，实现展会运作的专业化、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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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中国农业会展发展策略研究[M].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6] 邬国梅.政府主导型展会的运作模式研究[J].企业经济，2009（3）

The Study on Operating Mode of Government-Leading Agriculture Exhibition

Mo Hui

Abstract： Taking government-leading agriculture exhibition as the object， the paper analyzed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e exhibition which can explain why so many government-leading exhibitions exist in agriculture field. Based on the three different operating forms of the government-leading in agriculture exhibition， the paper analyzed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government-leading agriculture exhibition and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7

农业上市公司作为农业企业佼佼者和农业产业化排头兵, 国家对其发展给予了更多补贴。如何规范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和披露, 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问题。

一、农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会计核算统计分析

我国新旧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会计核算有较大的不同。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补贴力度到底有多大?政府补助在农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上市公司在政府补助核算执行会计政策的表现到底怎样?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哪些问题?抱着这些疑问, 笔者对A股上市公司关于政府补助的核算做了详细的数据统计分析。

(一) 样本选取

文章选取2007-2009年度在上证交易所和深证交易所上市的A股农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选取对象。

本文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以下几个原则:1.个别上市公司数据残缺, 剔除之;2.选择2007-2009年持续上市的, 剔除中途新上市以及退市的公司;3.剔除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总数为27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0家,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7家。研究数据来自各农业上市公司年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 数据表格统计分析

1. 按公司年度统计分类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 2007-2009年农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总额是74619万元。其中2007年最低为21505万元, 2008年为24401万元, 2009年为28713万元, 总体趋势是逐年递增, 可见受宏观经济层面因素的影响痕迹较明显。

2. 按公司统计分类分析。

27家农业上市公司中政府补助金额最大的是吉林森工, 3年补助金额小计为152.52万元, 主要是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大。其次是亚盛集团补助金额为84428万元, 主要是财政奖金和财政补贴资金。洞庭水殖2007-2009年都没有政府补助。顺鑫农业、敦煌种业、好当家、国投中鲁、福成五丰5家公司2007年没有政府补助。可见受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使各家农业上市公司每年受政府补贴力度不均衡。

3. 按政府补助种类分析。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仅为4283万元,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70336万元。推知政府补助盈余管理的痕迹可见一斑, 体现了对收益相关政府补助的绝对偏好。

4. 按政府补助对盈利质量影响重要性统计分析。

2007-2009年政府补助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占比) 总体上不大, 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利润总额处在较高的水平, 平均每年的利润总额为389961万元, 政府补助计入损益金额平均为286734万元。2008年政府补助占利润总额的权重相对较高为16.41%, 2009年为14.18%, 2007年政府补助占利润总额的权重为7.35%。但我们也关注到, 一些公司政府补助对盈利影响重大。尤其是吉林森工2007年, 政府补助为4810万元, 利润总额为4533万元, 政府补助占利润总额的106.1%, 政府补助对企业盈利实现起了关键作用。新准则下, 政府补助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更大, 盈余管理的可操作空间更大。

二、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农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核算涉及的会计准则执行情况较好, 但是存在以下的问题:

1.对CAS16规定披露规定的理解存在差误。CAS16要求披露政府补助的种类, 在样本公司的年报中, 有的将“种类”理解为“与收益相关”和“与资产相关”两类;有的理解成“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等。

2.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在附注中披露政府补助的种类及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本期返还的政府补助金额及原因。大部分公司将政府补助根据项目清单进行简单罗列, 没有明确划分政府补助的种类, 而且补助的原因披露得不详尽。

3.新旧准则衔接时, 专项应付款和政府补助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核算, 但首次执行新准则时, 不要求对首次执行日之前收到的政府补助进行追溯调整。这就会造成同样性质的政府拨款, 执行旧准则时在专项应付款中核算, 但执行新准则时根据CAS16计入当期损益。一方面, 给企业核算带来政策掌握上的难度;另一方面, 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也造成不一致。

4.我国在新准则颁布前, 没有政府补助准则, 有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在《企业会计制度》中涉及相关的规定。原会计制度对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有两种方法:计入损益和计入资本公积, 如收到的增值税返还, 计入补贴收入, 对接受的专用拨款在购建固定资产完成时转入资本公积;新准则规范了企业接受政府补助的核算内容和方法, 将政府补助一律计入损益, 而不是计入权益。因此, 采用新准则以后, 政府补助将会增加企业利润, 改变权益结构。接受政府补助资产, 在获得了收取政府补助的权利并基本确定能收到时, 可予以确认,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虚增企业的资产或负债。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企业会计准则编审委员会.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M].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6.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8

一、平衡计分卡在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价中的适用性

平衡计分卡(Balance Score Card,简称BSC)在保留了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这三方面的非财务指标,从四个维度把企业战略目标分解为具体目标和考核指标,从而达到全面考核企业绩效的目的。虽然平衡计分卡最初是为企业设计的,但是它基于战略、多维度绩效评价的平衡理念,表现出在政府等公共部门管理绩效评价的适用性。根据彭国甫等人的观点,平衡计分卡在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适用性是由平衡计分卡自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平衡计分卡基于平衡理念,强调组织绩效的高低和优劣并不直接表现为并取决于组织的财务状况,而应更加注重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在价值创造能力。对于政府绩效评估而言,绩效指标体系的设计也强调“平衡”、“统筹”理念,要考虑政府短期政绩与长远政绩、竞争与协作、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等之间的平衡。其次,平衡计分卡系统把发展置于中心地位,将组织战略目标转换成绩效评估指标,然后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将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与这些目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组织战略目标,提高组织绩效。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平衡计分卡既是一种绩效评估指标设计框架,更是一种战略管理工具。最后,平衡计分卡为组织绩效评估提供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种不同的途径。政府绩效评估是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的综合运用,平衡计分卡从具体技术层面彰显了它在评估政府绩效时进行定量分析的优势。

此外,政府农业投资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一个重要领域,主管政府农业投资的是政府一些具体部门,比如财政部门、农林水气象部门、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等,具有战略导向性、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讲求公平与效益、追求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平衡等政府部门共性。用传统的财务效益评价指标对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进行评价,往往具有短视性、滞后性和片面性等方面的缺陷,难以达到绩效考核的真正目的。平衡计分卡的战略导向性和关注平衡与发展的特点正好弥补了传统方法对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价的不足。

二、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价的特殊性

与企业及政府其他领域的公共投资相比,政府农业投资绩效由于其所处具体领域而具有特殊性。

首先,农业投资的战略导向性。财政农业投资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公共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福利。围绕使命和战略,政府农业投资绩效并非以投资成本最小化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衡量标准,而是要将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更加注重长远发展,并且关注公平与效率。因此,财务指标并不是政府投资绩效考核的核心,而是为战略目标提供支撑的辅助性指标。

其次,投资对象的广泛性。政府农业投资的服务对象——农业属公共产品范畴,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其有效率的供给,也意味着消费者无论是否付费都可以同样地消费公共产品,并且农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全社会公众共同受益,如交通、水利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科研、气象等服务。因此,这里的客户不像企业具有具体的客户群,而是整个农业领域的广大公众。

再次,投资目标的多样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目标是分析、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目标与结果及结果有效性的关系,以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效率、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支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和三者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对于每一评价对象而言,其综合效益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每个方面都对应不同的目标,这样对目标的描述就呈现多元化的状态,效益评价的分析目标也会呈多元化。这就需要具体组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部门负责制定本部门的具体工作目标,以指导本部门的绩效评价工作实践。

最后,评价指标难以计量性。政府农业投资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市场价格中无法反映,这就是农业产业的外部效益属性;农业基础实施、农业科研等都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具有供给上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在消费过程中存在着外部效益。而大量的外部效益是无法通过市场来衡量的,更何况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不同于物质产品是很难计量的。

三、平衡计分卡在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价的修正

由以上分析可知,作为为农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农业投资主管部门,其绩效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估不同于企业绩效评估。应根据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估的自身特殊要求来构建科学的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选择科学的绩效评估模式来进行评估。为此,我们从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价的主体和对象出发进行逐步分析探究。

其一,平衡计分卡的实施主体、对象及实施办法。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是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估重要主体。财政部门具体负责编制政府农业支出预算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在规划、指导和推动政府农业支出绩效评估中发挥关键作用。审计部门作为我国的重要执法部门,代表人大对各农业投资主管部门进行年度绩效评估,必要时,审计部门也可以选择部分计划/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政府农业投资评价对象包括财政部门、财政资金主管部门(单位)、财政农业资金使用单位及项目。与此对应,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可分为综合效益评价和项目效果评价。因此,财政部门作为国家预算管理部门既是农业投资绩效评估主体,然而它代表政府行使财政农业资金分配权,对财政农业资金使用和管理效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是绩效评估对象。

财政部门在农业投资绩效评价中的双重职能是由其在委托代理链中处于双重身份决定的。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政府委托财政部门行使财政支农资金的预算分配和管理,在这层委托代理关系中,财政部门处于代理人的身份;然后,财政部门将财政资金托付给不同的农业投资主管部门,在这层关系中,财政部门又成了委托人。各农业投资主管部门具有不尽相同的目标,承担不同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这些理性经济人受各自部门利益的驱使,有可能做出偏离总体目标的行为,甚至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在财政农业投资上表现为分散投资,重复建设,滞留挪用资金,低效运行等。只有引入平衡计分卡进行绩效考核和战略管理,才能平衡各支农部门的关系,最终使这些部门的目标和利益趋于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部门处于分层实施的平衡计分卡最高层级,因为政府农业投资考核实际上就是对财政部门进行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结果情况的考核评价,财政部门有关财政支农的使命和战略目标代表了政府和人大(政府与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属政府支农总体目标。各财政支农部门(除财政部门外,下同),如农业部门、农业开发办、水利部门等,属于中间层级的平衡计分卡,应根据财政支农的总体目标和使命制定自己的目标,进而确定各自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财政农业资金使用单位及项目,如某农场、村集体等,处于平衡计分卡的最低层。上一层级平衡计分卡的农业投资绩效包含本级平衡计分卡农业投资绩效考核结果与下一层级平衡计分卡的农业投资绩效之和。这就是平衡计分卡的分级实施,如图1所示。

其二,支农主管部门层级的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框架体系设计。各财政支农部门是财政农业资金直接管理者和操纵者,也是投资项目的审核和决策者,对整个农业投资绩效好坏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其绩效平衡计分卡起着承上启下的联结作用。现就该级平衡计分卡绩效目标、框架体系作些探索性的初步设想。

政府农业投资使命和战略目标是平衡计分卡绩效考核体系的灵魂,平衡计分卡的分级实施以及各级平衡计分卡的指标分解和标准确定均是围绕战略目标展开的。当前我国财政农业投资使命和战略目标可表述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加强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那么,各支农部门围绕这个总体目标根据各自的业务范围制定自己的目标,并把目标分解为平衡计分卡四个方面的指标,确定各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形成部门平衡计分卡考核管理体系。

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相比,政府作为一种非生产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其支农资金主要来自于广大企业和公民缴纳的税收,农业投资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向农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不是财务方面的成功。政府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对社会公众负责。因此,平衡计分卡在政府农业投资绩效评价应用时,必须重新安排平衡计分卡的框架结构,把顾客放在计分卡的最顶端,如图2所示。

从顾客角度看,政府农业投资方面包括两类顾客,即提供资金的纳税人及其他农业资金捐献者和接受服务的农村公众。政府实行农业投资的根本目的是增加农民的福利,促进人本身的发展。因此考核体系要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考评农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速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亲民、安民、富民的内容,纳入关于农民收入水平、生活消费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科技教育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群众满意度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以此引导政府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让更多的农民群众直接享受到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从财务角度分析,对于进行农业投资的政府来说,财务虽然不是它们的最大追求,而是为公众提供尽可能完善、高水平的服务,以提高农村公众生活质量,但财务方面仍然在平衡计分卡的整体框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平衡计分卡的其他方面起到了约束和支持的作用。政府在财务方面的目标就是要争取更多的财政农业投资预算并且通过有效管理资金,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财政资金支农效率。这方面的指标包括预算完成情况、资金到位率、项目资金所占比例、投入产出率、投资效果等。

从业务管理流程角度审视,为了给农村社会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做到权责明晰,运转协调,职位不重叠,不缺位,不越位。这些业务管理流程包括部门的职能岗位职责分工,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项目投资决策机制,所负责项目的立项、项目施工、完工及后续维护整个过程的管理,等等。可设制如政府行政效率、法规完善程度、公共服务质量、立项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立项程序的规范性、项目执行的合规性、项目效果的持续性等定性与定量指标。

从政府学习与发展方面度量,全球化、信息化正改变政府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模式,迫切要求实现政府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力量来自于政府将自己塑造成学习型政府,保持与外部行政生态环境在物质、人员、信息、文化等方面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回应,使之具有更强的学习力和应对变化的管理能力,实现政府自我革新与自我发展。这方面的指标主要有:核心人员留存率、员工满意度、技术人才所占比例、年龄和文化结构、建议采纳率、信息反馈所需时间等。

参考文献

[1]彭国甫、盛明科、刘期达:《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9

农业网站建设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农业网站建设发展迅速, 政府农业网站作为主要农业网站类型备受关注。本课题组利用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等多个农业网站搜索引擎系统进行统计, 截止到2008年7月底, 我国涉农网站已经增至20390个, 西部农业网站总数为2133个, 约占全国农业网站的10%。从国内农业网站的分布来看, 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沿海省份, 西部地区农业网站数量较少, 且四川、陕西、云南较为集中, 位居前三, 其总和占西部农业网站总数的49%。从农业网站类型数量统计来看, 政府农业网站数量仅次于农业企业网站, 位居第二, 占样本总数的24.1%, 是农业网络信息资源研究的重要资源载体。

由于农业网站内容建设的质量和网站影响力是体现与反映农业网络信息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也是评价现行农业网站建设及运行效率的重要参考指标, 应用目前相关测评方法进行检验和实证研究是本课题的重要思路。本文针对西部12省市区, 分别从网络媒体内容、构建质量及网络影响因子进行测度, 借鉴和采纳具有定性特征的信息构建法和具有定量特征的链接分析法, 对政府农业网站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考察政府农业网站的IA和网络影响水平的实证结果, 对相关测评方法的应用及指标选择进行初步分析。

一、网络媒体评价研究的主要特点及方法

网络媒体评价研究的发展过程有两个特点:[1]一是将网站信息内容和信息组织结构评价作为网站评价的重要模型和方法, 认为信息是网站评价的最主要对象, 对信息的评价分为对信息内容和信息组织结构的评价, 含有对网络信息资源的评价内容, 如信息构建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IA) 法, 该方法是关于如何组织信息以帮助人们有效实现其信息需求的一门艺术与科学。目前, IA已成功地应用于Web网站的设计和建设质量评价。评价要素有:组织系统、全局导航系统、局部导航系统、语境导航系统、补充导航系统、检索系统和标识系统, 每一要素下又设有若干个考察指标。有关文献[2][3]主要利用该方法对南京大学网站及政府网站进行了测评, 提出和建立了IA评价的指标及相关权重。另一个特点是网络媒体评价更加注重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和用户行为效果, 其中链接分析法应用最多。该方法主要从网站运营及相对影响力角度, 广泛采纳从网络信息计量学出发的链接 (Link) 分析和与之相关的网络影响因子 (WIP, Web ImPact Factor) 测度。其评价依据是, 一个网站被另一个网站所链接是对该网站的赞许和利用, 可以反映网站的影响力大小。也有文献[4][5][6]从链接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入手, 应用链接分析指标对大学网站及政府网站予以测评, 方法可用性得到证实。

二、研究方案的设计

1.从网站信息内容及组织结构评价角度

本文借鉴信息构建法, 并利用相关文献[2]中有关IA评价指标体系, 对检索系统、标识系统等指标权重根据农业信息服务特点进行了适当调整, 确定相应权重。

2.链接分析及检索工具选择

许多著名的搜索引擎都能检索某一网页的被链接情况, 可直接用于检索链接关系。Fast Search (http://www.alltheweb.com) 检索功能最全, 高级检索中的各项限制功能都可与链接检索式联合使用, 支持的语言最多, 同时支持中文简、繁体检索和显示, 检索结果的数量最大, 而google无法区分站外链接。故本文利用Fast Search工具对西部各省政府农业网站相关链接指标进行采集, 计算出相应网络影响因子, 并利用ALEXA流量工具对各网站的网络排名PR值 (Page Rank) 进行测定。

3.研究对象的选择

由于课题研究需要, 本文依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分类方式, 确定西部12省市区 (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 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各省级政府农业网站。

三、研究指标的确立

1.IA评价指标体系选择

本文借鉴相关文献[2]确定IA评价指标, 并针对农业网站的一般特点确定相应权重, 如农业网站更强调内容的丰富性、实用性, 同时从易用性角度更强调检索系统的方便灵活性等, 对检索系统、标识系统等指标权重适当修改, 指标体系共计15个指标, 权重设置如表1所示。

IA计算:IA总分采用十分制, 评分等级为:2、4、6、8 、10 五个等级 (其中, 2为非常糟糕;4为比较糟糕;6为一般;8为比较好;10为非常好) ;计算公式:undefined (其中S为总分, λi为一级指标权重, λij为二级指标权重, Sij为二级指标得分, m为一级指标数量, n为二级指标数量) 。

2.链接分析指标选择

本文链接分析指标主要选择网站网页数、总链接数、站内链接数、站外链接数。其中, 总网络影响因子WIFtotal=总链接数/网页总数, 外部影响因子WIFex=站外链接数/网页总数, 内部影响因子WIFin=站内链接数/网页总数。通过这几个指标的测算, 反映出各网站的利用效率及相对影响力。

四、数据处理与分析

根据信息构建分析的相关指标体系, 分别选择本课题调研的相关农业信息需求用户 (含个体农户、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涉农企业人员等) 24人 (课题总调研用户数达475人) , 分别针对外省政府农业网站进行匿名打分, 各指标采用均值取整, 最后根据权重得出各网站IA总分值, 并进行网站排名。利用Fast Search检索12个农业网站的相关链接指标, 用ALEXA流量工具观测PR值 (采集时间为2008年8月21日) , 并分别计算出相关影响因子, 也进行排名。相关计算及排名结果见表2。

如表2所示, IA分值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宁夏、云南、青海、四川, 排在后两位的为陕西和西藏。IA总分高的网站从内容组织设计、全局导航、网站功能建设角度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从链接分析总影响因子排名看, 排在前四位的为四川、云南、甘肃、宁夏, 排在后两位的为陕西和重庆, 但重庆市网页总数及网站排名均靠前, 与链接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矛盾。从两种分析方法的排名来看, 四川、宁夏均列入前四位, 排名结果有一定一致性。

总影响因子排名,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网站内容的吸引力及网站的影响力, 但与网站信息构建、网站排名结果存在差异性, 说明两种评价方法侧重不同。为了更好地发现指标间的关联关系, 利用spss10.0分别对西部各省农业网站的PR值、总网页数 (PAG) 、总网络影响因子WIFtotal、外部影响因子WIFex、信息构建指标IA值进行两两相关性检验, 得出相关性如表3所示。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从表3可以看出, 总网络影响因子WIFtotal和外部影响因子WIFex表现出较强的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达0.851, 且检验值低于显著性水平0.01;信息构建因子IA与总网络影响因子WIFtotal呈现正的弱相关, 相关系数为0.463;而总网页数与网站排名PR值呈现负的弱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410, 说明两个影响因子均可对网站的影响力及传播效果进行评价, 网站的内容及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网站的影响力及知名度;而网页总数与信息构建因子呈现正的弱相关性, 相关系数较小为0.119;从网站排名与各指标关联来看, 相关性很小, 这种表现结果可能与不同的网站排名工具及排名算法有关。

摘要：西部政府农业网站利用效率是目前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本文结合链接分析及信息构建方法对西部12省市区政府农业网站进行定性、定量及指标相关性分析, IA分析结果排序在前四位的分别为宁夏、云南、青海、四川;链接分析指标能反映网站的影响力及流行度, 但不及网站的质量及内容组织对网站的排名影响大。

关键词：信息构建,农业网站,链接,评价

参考文献

[1]贺婷婷.国内外网站评价研究比较及分析[J].图书与情报, 2006, (05) .

[2][7][8]杜佳, 朱庆华.信息构建在网站评价中的应用——以南京大学网站为例[J].图书资料工作, 2004, (06) .

[3]甘利人.IA应用研究——我国政府网站考察与评价[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3, (06) .

[4]沙勇忠.中国省级政府网站的影响力评价[J].情报资料工作, 2004, (06) .

[5]吕俊生.网上信息资源的链接分析研究[J].情报科学, 2005, (01) .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10

1 菏泽市牡丹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农业产业集群是缘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和文化传统, 以特有的农业资源优势为基础, 以传统农业为中心, 拥有大量专业化的相关企业及机构作支撑, 由农户、企业及市场形成的密集柔性网络合作群体。[1]

一般来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 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所以, 在探讨政府的作用时, 绝不是否定市场的主要作用, 而是界定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及最有效的方式。

菏泽市牡丹区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 而且是农业大市,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充分认识到农业产业集群对经济的强大拉力, 积极强化措施, 围绕特色优势资源, 打造农业产业集群。在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推动下, 牡丹区现在已经出现的农业产业集群主要有:沙土食品、胡集木材加工、大黄集粮食加工、牡丹文化旅游等。目前, 以胡集为中心的木材加工园区, 聚集木材加工企业1000余家, 年加工木材200万立方米以上;大黄集食品加工园区拥有企业30多家, 日生产食品能力达3000吨。牡丹区还以牡丹为名片, 加快发展了以牡丹为主的旅游业。以尧舜牡丹、盛华牡丹、花卉大市场等企业为龙头的120多家牡丹深加工企业快速膨胀。尧舜牡丹产业园的首条年产一万吨牡丹子油生产线已投入生产, 牡丹花蕊茶进入试产阶段, 牡丹油软胶囊生产线正在安装, 牡丹日用化工品生产区建设即将竣工, 达产后, 将形成年产牡丹子油2000多吨、牡丹胶囊2.4亿粒、牡丹茶50余吨的能力。盛华牡丹产业园主要从事牡丹培育、种植、收储、营销和牡丹深加工, 牡丹温室大棚、恒温冷库、牡丹花茶加工车间等已投入运营。[2]

牡丹区通过着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以工业化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佳美食品、萨克食品、巧媳妇食品、米老头食品、裕鲁西达食品、天邦粮油等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快速膨胀, 全区年销售收入百万元以上的企业近400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0多家, 注册涉农商标156件, 获得国家级驰名商标和省级著名商标的18件, 拥有“鲁绿”牌大葱、“龙池”牌大蒜、“曹州”牌耿饼、“沙土”牌瓜子、“杜庄”牌大米等27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品牌。[3]

牡丹区还以牡丹为名片, 加快发展了以牡丹为主的旅游业。自1992年至今, 已连续举办了20届国际牡丹花会;从2003年起, 每年定期举办中国牡丹插花艺术展。同时, 提升改造了曹州牡丹园、精品牡丹园、古今牡丹园等一批牡丹观赏园。按国家5A级景区标准改造后的曹州牡丹园, 面积增加到1600亩, 景点39个, 是世界上牡丹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花色最全的主题公园和我国第一国花名园。2012年, “牡丹游”累计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3亿元。[4]

2 菏泽市牡丹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菏泽市牡丹区的农业产业集群尽管已经形成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该区的农业产业集群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2.1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资金和人才短缺

由于菏泽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低, 一家一户分散的经营, 规模小, 居民收入低, 实际收入增长缓慢, 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有限, 市财政也不宽裕, 因此, 政府对农业产业集群的投入资金也有限;同时, 筹资渠道单一, 发展所需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 而信贷资金支持程度存在很多的制约因素, 农业产业集群所需资金严重短缺。人才短缺主要体现在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人才很少, 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制与开发人才短缺, 当地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户的文化水平与使用新技术的能力较低。传统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营理念等不能与现代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菏泽由于经济欠发达, 不仅很难吸引外区资金、人才, 而且在产业发展资金、人才短缺的情况下, 现有的许多资金、人才源源不断的流向区外, 致使菏泽市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发展所需资金、人才等要素瓶颈更加突出。

2.2 农业技术开发应用与推广不足

先进技术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之本。因此, 各地在推进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 应加大科技对集群化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农业生产和储运、加工、销售等几个方面的支撑。科技的研发与推广中, 地方政府的合理引导与财力支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菏泽市政府及所辖各县区财力十分有限, 在科技研发与推广中的投入能力不足, 导致农业科技开发及其推广不能适应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另外, 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科学的引导, 科研成果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脱节较为严重, 许多科研立项不是来自经济发展需要, 这就造成科研成果转化为规模生产、实现产业化的很少。同时, 由于农户经营规模、自身素质、信息等条件的约束, 农民采用新技术内在需求不强。这种双重困境使该区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

2.3 发展环境与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不适应

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需要广大农户和企业的自身努力, 而且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良好发展环境, 这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硬件设施即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交通、通信、电力、专业市场建设、集体品牌的创造、质量检测设施等的投入都不足;从软件设施来看, 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品牌意识较薄弱, 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行政壁垒。

2.4 对农业保险重视程度不够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 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高, 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产生严重损失, 而这种损失是农户自身远不能承受的。为把农户的损失降到最低, 就需要依靠农业保险机构来出面解决。而目前农业保险业务在国内保险业务中的比重也很低, 农业保险在菏泽市覆盖面不到10%。

农业产业集群应主要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自然形成和发展, 对菏泽市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 面对强势竞争对手, 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下, 农业产业集群要克服形成与发展中存在种种制约因素, 单独通过市场力量很难完成。因此, 在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 地方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政府的适当调控可以减少市场盲目性导致的问题和不必要的代价。

3 菏泽市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的支持

3.1 地方应承担农业产业集群主体发展规划的责任

为充分、合理、科学、有效地利用地方资源, 农业产业集群在形成与发展之初就应有科学的整体规划, 这需要农户与政府共同努力。除发挥市场的引领作用以外, 政府必须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因为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 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文化程度低, 缺少深入调研、搜集市场信息来选择农业生产项目的能力, 而且农民的种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 在制订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时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而政府作为地方的宏观管理者, 具备信息优势及调控资源的能力。政府应综合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及市场需求变化趋势, 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 从本地资源优势出发, 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综合效益最优化为目标, 进行认真调研, 深入论证, 提出合理的农业产业集群的整体布局、规模标准、环境标准等经济持续发展战略, 为当地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切实有效的指导。

3.2 积极筹集资金促进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

资金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菏泽市虽有资源优势, 但资金紧缺制约了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而农户与农业企业筹资能力有限, 渠道单一, 所以, 为缓解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所需资金的紧缺, 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帮助农户与涉农企业筹集资金:首先, 政府可出面为产业特色明显、发展比较健康的涉农产业集群提供信用担保, 扩大农业产业集群的信贷规模, 政府还可以对用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启动资金及发展中的急需资金贷款给予贴息, 降低了金融企业的信贷风险, 扩大信贷规模。其次, 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产业集群化投资基金主要是通过一定方式把社会上暂时闲置且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直接转化为发展农业的资本。但这需要一定的条件,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为涉农企业创造条件:一方面帮助具备条件的企业注册商标、办理土地使用证等, 提高企业的信用度、社会认可度, 从而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另一方面允许优势企业以募股的形式筹集发展资金, 拓宽融资渠道。

3.3 地方政府主导构建知识科技平台, 发挥科技对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支撑作用

农业产业集群要提高竞争力, 就应使科技进步在发展农业产业集群经营中的贡献率有明显提高, 从而带动农产品品质和质量的提升。为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除农户与企业自身的努力外, 政府必须发挥自身公共管理核心主体的优势, 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构建知识科技平台。首先, 地方政府促进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学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大中专院校增设与产业集群发展相匹配的专业。菏泽学院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综合型学校, 开设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专业, 比如景观设计、园林设计、纺织、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专业, 这些专业的本科专业主要为当地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培养技术研发人才, 这些专业的专科主要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培养一线技术人才。同时, 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 引进外地人才, 比如开设“农业人才信息库”。其次, 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定期培训, 提高经营队伍的素质。市委可以在菏泽学院及菏泽市委建立企业家培训基地, 聘请知名专家与学者定期对涉农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通过培训可以更新他们的管理理念, 提升企业管理者的思想文化素质, 提高企业家的管理水平, 使他们的管理水平、精神状态与菏泽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相适应。再次, 结合农业技术的示范和推广, 围绕产业的发展, 聘请了多名专家、教授作为常年农业技术顾问, 深入田间地头, 面对种植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 定期对全市广大农村群众进行科技知识轮训, 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使广大农户真正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最后, 龙头企业要通过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或自办研发机构, 构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菏泽市牡丹区就与北京工商大学、尧舜牡丹生物科技公司联合组建了全国首家牡丹应用研究所, 整合了科技、资源、资金等多方面优势, 建立起产学研的长效机制。目前, 牡丹区培育的牡丹新品种占到国内总量的90%左右, 对全国牡丹种植苗木的支持率达85%以上, 苗木出口率占全国的80%。[5]

3.4 提供良好的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环境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外部环境的打造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公共基础设施和政府的社会服务越完善, 集群的聚集效应就越大。为给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地方政府应着手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 地方政府加强对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硬环境的投入建设, 如便利的交通、通信、配套的生产服务设施等。因为交通、通信、市场、仓储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农业生产及产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 而农户或相关的产业化企业无论是资金方面还是社会关系的协调方面都无力承担。所以, 只有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关系及进行资金投入, 这样既可以满足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需求, 同时还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 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其次, 在软环境建设方面, 地方政府应做的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引导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法律法规, 对本地产业的相关技术、专利、品牌等进行产权保护;二是制定金融、财政等优惠政策;三是保障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四是打破阻碍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各种行政壁垒, 简化各种办事和审批手续等, 提高办事效率。[6]

3.5 打造特色优势区域品牌

农产品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市场才能实现, 而农产品的品牌直接影响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销售数量及销售范围, 知名品牌不仅能够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扩大销售范围, 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及各类人才。因此, 为加快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 地方政府应加强品牌建设, 打造区域特色优势品牌。首先, 地方政府设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提高农户品牌意识,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尽快注册商标, 从而打造具有本地特殊资源与区位优势的“集群品牌”, 提高当地农产品及深加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次, 开展品牌促销, 增强品牌的知名度。地方品牌打造出来后, 为获得广泛认可, 必须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品牌促销。区域农业品牌时, 政府应发挥主体作用, 因为地方政府具有权威性, 可信度高, 这样能够大大缩短市场接受品牌的过程, 增强当地特色品牌的宣传效果,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另外, 地方政府通过利用掌握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信息资源与农业龙头企业联合, 在当地定期举办特色农产品展销会, 也可积极创造条件让当地农户参加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各种展览会, 宣传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品牌;并可以通过专访的形式在电视、报纸等媒介进行宣传, 树立集群品牌形象, 提升集群的产品竞争力。最后, 充分发挥品牌效应, 办好农业文化节, 开辟农业文化景点游, 努力打造展示产业成果的平台。

3.6 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

首先, 地方政府要加大农业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农业产业集群经营尽管采用工业化的模式, 但是处于产业集群最前端的是农产品的种植与生产, 而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大的不同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当遇到严重的旱涝灾害时, 处于集群最前端的农户由于自救能力的有限, 这时, 地方政府就应承担起抗灾减灾的主体责任:投资兴建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 增强灌溉与排水能力。其次, 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预警机制, 及早发布预警信息。预警机制内容比较广泛, 应涉及当地主要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分析、国内外同类农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状况、产品当前的市场价格及销售量、各地气象资料、市场变动等情况;当灾害发生时, 政府应及时发布受灾真实情况, 以便农户采取合理措施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损失。再次, 建立农业产业集群风险基金。市场经常发生变动,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 农产品价格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如果当地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时, 政府为减少农户的损失, 从政府的风险基金中提取一定资金, 直接对农户进行价格补偿, 或者是采用保护价格收购;在当地自然灾害发生时, 给农户相应的经济补偿, 以便农户生产自救, 从而尽量弱化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保证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顺利进行。最后, 鼓励、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保险。农户参保的方式可以有多种方式:一是农业互助保险方式, 就是农户、公司和管理组织者多极平抑风险的办法;二是采用大户参保既保自己, 又可以保与自己生产直接相关的几个小户;三是对一般的农户采用低保费、低赔付的模式, 只保农业生产直接投入的成本, 使农户的生产得到基本保障, 同时而又不使农户背上过重的负担。

参考文献

[1]高峰, 杨国强, 王学真.农业产业集群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及启示——基于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分析[J].经济问题, 2007 (8) .

[2][3]李贺.山东菏泽:牡丹产业化变革中“绽放”[N].齐鲁晚报, 2013-04-19.

[4][5]菏泽市牡丹区:加速牡丹产业“华丽绽放”[EB/OL].牡丹传媒网, 2013/4/8.

政府在现阶段农业保险中的职能 篇11

关键词：农业保险；金融支持；再保险

现代农业面临着各种经营风险，尤其是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补偿制度和政策工具，对分散农业灾害带来的风险损失、减少农民收入波动、促进农业健康稳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基本以商业保险模式运作，并呈日益萎缩的状态，很难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缺少政府的支持是我国农业保险一直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对推动农业保险以及整个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农业保险中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结合我国国情为农业保险的规范运行提供法律法规保障

首先，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除具有一般风险分散工具的特征外，还有其特殊性，如农业保险道德风险难以控制、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农业保险信息不对称等就决定了农业保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按照商业保险的一般规则进行经营。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涉及农业保险的内容较少，是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农业保险发展需要的。因此，必须要制定一部系统的、专门针对农业保险的法律。

其次，从国外成功的经验来看，无论国之大小，发展历程之长短，民族習性之异同，政府对农业保险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律是制度运行的根本保障，为了有效控制市场失灵而加强相关法制建设是政府政治职能的重要表现。但在我国，由于农业保险法的长期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程，所以应加紧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实施细则，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的属性与定位、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各级政府及有关机构的管理职能和支持作用、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配套的法律制度保障。

二、为农业保险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一)财政支持

首先，农业保险在生产和消费上具有正外部性，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进行补贴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协议》第四部分的规定：“救济自然灾害的支付（直接或以政府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方案的方式提供）”属于国内支持政策，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措施。如美国对购买巨灾保险的农户提供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费用补贴，以弥补其经营费用，保证其盈利；如日本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支持，对于政府要求强制加入的保险费给予高额补贴（60%左右），对于其他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则补贴较低。

其次，农业保险的大部分产品是准公共物品，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保险，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虽然从从购买农业保险所获保障的直接意义上看，农业保险的消费具有排他性，不购买这种保险就不可能获得发生相应灾害后的经济补偿，但在保险的整个操作环节中，依然排除不了在消费或经营过程的一定环节（比如防灾防损）上出现搭“便车”现象。此时若继续完全由市场自行提供，必定会导致市场供给的低效率，因此只有政府予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才能有效率。

综述，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第一，直接对农业保险投保人的保险费用进行补贴，刺激农业保险的需求，促进农业保险的有效发展；第二，向承办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减少保险费中经营费用的支出，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率，以提高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第三，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超额赔付和亏损给予补贴，以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二)税收优惠

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赋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如美国针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征一切税赋。用税收手段改善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盈利状况，避免大规模赔付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对经办农险业务的主体，应免除所有业务的营业税与所得税，减免的税收可用于补充农业保险经办公司的费用不足以及充盈超赔风险基金，实行“以险养险”，促进农业保险的供给；对于投保人，可对其缴纳的保险费减免税额，促进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

我国的农业保险由于缺乏再保险，使得风险都过于集中在保险公司自身，风险过大会影响保险公司的经营。因此再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西方国家在推行农业保险时，都利用行政手段建立多层次的再保险体系。如美国由政府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私人保险公司向政府支付一定分保费，同时对一些更有商业价值的部分可以向私人再保险公司分保，并且根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创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该公司作为美国政府全资的保险公司，对私营保险公司销售的农作物保险通过承担再保险责任予以支持。我国政府也应加快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通过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比如我国政府可以采取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方法，建立一个不断积累的资金，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一个政策性的再保险公司负责相应业务。

综上所述，农业保险履行的是社会责任，是一项社会化系统工程，涉及到财政、农业、民生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现阶段，全社会的农业保险政策及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和成熟的时期，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律法规、财政支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需要政府作为统领，发挥服务职能。政府的服务职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是时代提出的客观要求。政府的职能应重点放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在法规政策下行事，真正起到“服务者”作用。

参考文献：

[1]庹国柱,李军.农业保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袁振.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界限[J].海南金融,2005,(11).

[3]于一多.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及政策建议[J].上海保险，2010,(12).

政府农业投资分析 篇12

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在农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解决“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二是在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突破10000元的严峻形势下, 提高农民收入, 保证农村的繁荣稳定。然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很低, 农业产出的增加, 并不会必然地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谷贱伤农”这一小农经济时代的难题, 在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今天, 影响更为突出, 增加农业产出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 这两项战略目标的协同实现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国外的研究表明, 建立一个合理高效的农业服务体系对增加农业产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2]国内的研究则表明, 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业服务体系主体单一, 效率较低, 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出增长的瓶颈。[3]同时, 从2004年至2009年, 中央政府连续六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我国各地农民的收入虽然有所增加, 但城乡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现实的情况是, 我国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 随着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 农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地依赖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农业产业化通过推动农业分工和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农业产出的增长, 但农业经营风险也在同步增加。

本文通过考察我国农业服务的现实困境, 分析了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以三螺旋模型分析政府、企业与农民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在农业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三个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证明, 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通过三种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 可以形成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能够有效地增强我国农业公共服务的能力, 提高农业产出水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 以参与农业公共服务为契机, 在政府的支持和产业带动下, 农民合作社也能够迅速发展, 比较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利益,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二、我国农业服务的现实困境

1.农业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表现突出

农业税费改革以后, 我国政府对农业服务的投入稳定增长, 农业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正在逐步缓解, 但农业服务的效率问题则日显突出。

我国农业服务的主要方式是将国家财政资金通过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 由基层政府部门和乡镇站所向农户提供服务。由于分散的农户关于农业服务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也由于政府部门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这些公共机构往往依据自己掌握的农村情况来决定农业公共服务的内容, 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对农业服务的真实需要, 结果导致农业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脱节, 变成了政府输出什么, 农民就消费什么;输出多少, 农民就消费多少。由于农业公共服务的主体单一, 缺乏竞争, 一些政府部门或乡镇站 (所) 在提供农业服务时, 过于注重部门和单位利益:当一项农业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收费来改善部门效益时, 这些部门就以行政垄断的方式提供服务, 其结果是服务的收费高、质量差。当某种公共服务难以收费时, 这些服务项目就可能成为空白, 出现公共服务的缺位。此外, 有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农业公共服务时, 往往从自己的偏好出发, 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大量修建公共设施、楼堂馆所、农贸市场、歌舞剧院等, 名为建设新农村, 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质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极为低下, 浪费了大量资金, 而一些地方领导则可能因为这些“硬件”建设而升迁, 甚至还可以因为此类建设而获得灰色收入。

2.龙头企业提供农业服务的难点

在我国各地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 一些企业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材料, 提高产品质量, 往往会通过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经营管理、市场信息、加工运输、灾害预防等方面为合约农户提供农业服务, 龙头企业逐渐成我国农业服务的一个重要主体。

但是, 面对分散的农户, 龙头企业的农业服务成本非常高, 而且往往效果不佳, 仍然难以保证企业对原材料数量和质量的稳定需要, 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益。对农户来说, 由于龙头企业是为市场提供竞争性产品, 为了利润最大化, 有时会与农户之间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 利用优势地位过分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研究证明, 企业在农产品交易费用、农业生产剩余分配、保护农民利益, 以及更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不具有优势。

“企业+农户”模式提供的部分农业服务虽然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增加农业产出, 但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则仍然存在许多问题。2008年波及全国的奶粉质量事件, 就暴露出这种模式中企业与奶农之间的许多深层问题。

3.第三部门先天不足、困难重重

理论界从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应当引入行业协会等第三部门来提供农业服务。但在现实中, 我国涉及到农业服务的第三部门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农业服务的第三部门数量少。由于我国建立民间组织的政策障碍多, 门槛高, 民间组织难以从社会上获得足够的资源, 我国农村地区农业服务方面的第三部门的发展非常缓慢。二是目前已经建立的许多行业协会往往是由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机构转变而来, 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机构的气息, 这些机构经费困难, 缺乏活力, 能够提供的农业服务非常少。三是目前的农业服务方面的第三部门通常由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组成, 如涉农企业、乡镇站所的工作人员等, 而不是由公共服务的需求者构成, 由农民建立或由农民参与的第三部门比较少。这些问题决定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第三部门目前仍然难以在农业服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的农业服务体系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 无法将国家对农业服务的供给同农民真实的服务需求结合起来。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事业, 但农民并没有参与农业公共服务, 没有成为农业公共服务的主体, 他们对于农业服务的需求和偏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这是目前我国农业公共服务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业公共服务的三螺旋模型分析

三螺旋理论由雷德斯道夫和埃茨科瓦创立, 用于分析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农业服务体系的三个主体:政府、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与“官产学”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逻辑相似性, 本文运用三螺旋结构模型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国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三者在农业服务方面的作用。与原有的三螺旋相比, 主体有所变化, 但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仍然是成立的。

如图1所示, 政府、产业、农民合作社三者在提供农业公共服务时并不是孤立地各自发挥作用, 而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跨越彼此的边界。三重螺旋线将农业公共服务的产品供给交叉区域分为4个部分:

1.政府—产业关系分析

如区域1所示, 政府和产业在提供某些农业服务时存在交集, 表示政府和企业除了各自单独提供农业服务外, 也可以合作提供一部分农业服务。农业“纯”公共服务, 如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气象、农业区划、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 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 由政府组织提供, 而一些“准”公共服务如良种推广、农业种植技术培训、农产品供求信息发布等服务, 则可以采用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鼓励龙头企业提供服务。部分农业服务也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或直接提交私人生产, 然后再由政府购买。这种混合提供农业服务的方式既能够调动产业组织为农户服务的积极性, 弥补政府提供农业“准”公共服务的不足, 也有利于农业服务水平整体的提高。

政府和企业在提供农业服务的过程中, 相互渗透, 跨越了彼此的边界:对于政府来说, 通过设立公共风险资本, 对重点农业加工企业进行投资或者实行贷款贴息、购买部分农业公共服务, 延长了农业企业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发挥产业带动和辐射作用, 促进和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提供就业门路, 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容量, 富裕一方百姓, 加速小城镇建设。

2.政府—合作社关系分析

区域2为政府和合作社的重叠部分, 表示一些区域范围受益的农业服务可以由政府与合作社联合提供。面对分散的家庭型的农业结构, 如果由政府单独提供这些服务, 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效率较低。以“政府+合作社”的方式提供这一类农业服务, 有利于: (1) 贯彻落实政府的农业政策。通过合作组织贯彻政府的农业政策, 如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科技推广、农业补贴、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可以降低政策实施的成本, 减少时滞, 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的能力; (2) 加强与农民的沟通、联系和服务。合作社代表农民的利益, 反映农民的愿望, 合作社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集中起来及时地与政府进行沟通, 能够增强政府的回应速度和能力; (3) 促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增加了农民收入, 发展了地方经济, 从而缓解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 使基层政府能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 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集中抓好村民自治、精神文明、环境整治、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工作。合作社扮演提供具体农业公共服务的角色, 而基层政府 (包括村委会) 扮演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角色。

3.合作社—产业组织关系分析

区域3为合作社和产业组织的重叠部分, 表示部分农业服务可以由企业与合作社合作提供。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基础。龙头企业为了寻找数量、质量稳定的原料供给者, 与分散的、相对陌生的农户一一谈判, 要付出较大的搜寻成本;农民合作社需要避免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 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需求方将其农产品销售出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企业与合作社会将相互合作。农业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可以通过合作社向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而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的经营、组织化的生产, 向龙头公司提供可靠的初级农产品,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企业与单个农户交易经常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产品质量问题,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在某些情况下, 农产品加工企业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农民合作社, 本身就成为合作社的一分子而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并组织农民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 使其发挥了合作社为农户服务的功能;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 随着不断发展, 一些合作社将从单纯服务于农民社员或作为龙头原材料供应者, 转型为加工生产型企业。例如, 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较快发展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 将传统农业合作社主要负责销售社员初级产品转向对社员的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 使农民获得了农产品加工的增加值, 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我国一些经济实力强、农户专业化生产初具规模的地区, 也出现了农民合作社自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形式。

4.政府—产业—合作社的三重螺旋关系分析

区域4为政府-产业-合作社三重螺旋的重叠部分, 表明由于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三螺旋的每条螺线的作用被放大, 即每个主体在农业服务中原有的作用增强。政府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社的联系, 通过企业的收费服务和合作社对农户愿望的表达, 获得农民对于农业服务的真实需求, 从而克服政府农业服务供给与农户需要不相匹配等政府失灵;企业通过与合作社的联系, 节省了与分散的农户的交易成本, 服务效率提高;合作社承担了政府委托的服务职能, 掌握了更多的资源, 可以向社员提供更为丰富的服务。

同时,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三种组织还能够在农业服务中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每一种组织的创新都能为另外两种组织带来新的发展, 形成螺旋推动上升的关系:政府职能的转变, 可以为企业和合作社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将推动新的农业分工, 加深农业产出化, 并向合作社提出新的服务需求, 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合作社的发展, 可以为企业节省更多的费用, 也能够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

多年来, 我国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效果并不明显。以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契机, 合作社可以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 拓展功能, 获得资源, 为农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 逐步发展壮大。而合作事业的发展, 既完善了农业服务体系, 实现了农业服务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提高了服务效率, 有助于增加农业产出, 又能够保护农户的利益, 使农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农业产出增长的收益。

四、结论

第一, 政府、企业与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共同提供农业服务时, 通过恰当的角色定位, 可以发挥每一种组织自身的优势, 而克服另外两种组织的劣势, 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完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一项具体的农业服务的特性,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 如“政府+企业”, “政府+合作社”, “企业+合作社”, 以及“政府+企业+合作社”等方式, 提供最合理的服务, 能够满足农业服务的多样化要求。

第二,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 通过相互的联系和作用, 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而以参与农业服务为契机, 合作社能够发展自身的事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后, 又将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即合作社参与农业服务, 既能够提高农业服务的效率, 又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 保护农民利益, 从而使农业产出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协同实现。

摘要：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 我国农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战略目标, 即增加农业产出与提高农民收入, 二者的协同实现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以三螺旋模型研究政府、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相互关系。分析证明, 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构建农业服务体系, 使政府、产业与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优势互补, 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既能够形成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 提高我国农业的产出水平, 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维护农民利益, 提高农民收入。

关键词：农业公共服务,农民合作社,三螺旋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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