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共投资

2024-07-24

农业公共投资(通用9篇)

农业公共投资 篇1

一、导论

农业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业生产中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耕地、机械、劳动力和化肥等。这些投入的作用是直接的、快速的,但是投入增加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导致农业增长的代价越来越高。

农村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灌溉、农村电力、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农村交通、农村医疗卫生等方面。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作用性质不同,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作用是间接的和较为缓慢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作用的可持续性。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技术不可分性、低排他性、不可贸易性以及较长的寿命[1],因此,农田水利灌溉、农村电力、农业科研等公共基础设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依靠政府的公共投资来提供。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Liang通过双对数模型对战前中国农村的交通发展和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农村道路建设能够缩短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人流和物流的成本,从而促进农业增长。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能够扩大市场半径,使得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进入市场,诱使农户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2]。Jacoby在对发展中国家——尼泊尔的农村研究中发现,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在农村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它能够降低农户到市场之间的交通成本,而且农户也能更方便地享受到教育和健康基础设施[3]。Yang则运用中国不同经济背景的六个省份(江苏、辽宁、河北、河南、山西、新疆)的农村数据,分析了农村电力部门公共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农村电网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效应分为资本注入效应和电力供给效应,而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能够通过这两种效应显著地促进农业增长[4]。

分析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基础设施的某种具体的公共投资,那么对于中国现阶段而言,多种具体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我们将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加以验证和发展。

二、分析框架和模型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于农业增长的影响是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同时发生的,因而我们需要建立多元模型来分析各种农业生产要素、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和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多数的研究是分析某一种类基础设施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考察多种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作用。根据理论假设,农业增长除了要依靠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之外,还必须要辅以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农田水利灌溉投资、农村电力投资、农业科研投资、农村教育投资等(见表1)。诚然,农村基础设施不仅仅包括这里列出的四种,还包括极为重要的农村交通投资和农村医疗卫生投资等方面。但是由于农村道路和城市道路并未在统计年鉴中加以分离,且省级数据缺乏;农村医疗卫生投资的数据搜集困难等原因,未能将这两种公共投资纳入模型。在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时,将各类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通过农业产出效率提高对产出的贡献区分出来,定量地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产出贡献的大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理论模型的要求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所用统计指标包括农业生产总值(Y);土地投入(TD);农业机械总动力(JX);农业劳动力(LD);化肥施用量(HF);农田水利灌溉投资(GG);农村电力投资(DL);农业科研投资(KY);农村教育投资(JY)。各变量的定义参见表1,据此建立的理论模型方程如下:

因为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关系,且能消除模型中的趋势因素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故对上述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此外,考虑到模型估计的需要,本研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进行估计,于是方程(1)转换为具体的实证模型如下:

在方程(2)中,μ表示误差项,β表示待估参数。在具体估计过程中所采用方法如下:

第一,对解释变量仅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时(即β5=β6=β7=β8=0)的方程(3)进行估计:

第二,对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时的方程(2)进行估计;

第三,对两次模型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分析。由于模型使用的是“双对数”函数形式,所以估计系数就是方程中对应解释变量的农业产出弹性。

三、数据和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主要运用1994—2009年期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台湾除外)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重庆在1998年才设为直辖市,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我们在研究样本中将重庆市的数据合并到四川省对应年份的数据中;由于西藏的数据严重缺失,在数据样本中未予选取,最终我们使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4—2009年共16年间的面板数据,即每个变量的样本点有464个。

(一)数据

1.农业生产总值。该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并利用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得到(按照1994年不变价格)。

2.土地投入。各地区的耕地面积数据来自各省份相应年度的统计年鉴,但是有较多省份缺失,而且只有在进行中国农业普查的年份才有耕地面积的详细数据,其他年份都是估算值,甚至多年数值不变,所以本文选取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中的“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土地投入,单位是千公顷。

3.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农业机械投入的机械总动力数据较为完整,直接来自于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4.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劳动生产要素的人数使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指标表示,也即“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单位是万人,取自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

5.化肥施用量。考虑到化肥种类的多样性,各省份的历年化肥施用量统一使用“折纯量”表示,单位是万吨。其中,1994—2004年数据取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9年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各省统计年鉴。

6.农田水利灌溉投资。省级的灌溉投资是指政府用于建设水库、排灌系统、防汛抗旱系统及其维护的财政支出。然而国家在《中国水资源年鉴》中公布的省级数据不完备,故本研究选取“有效灌溉面积”作为替代变量,数据取自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单位是千公顷。

7.农村电力投资。采用“农村用电量”(包括生产用电和生活用电)表示国家对农业电力的投资支出,数据取自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单位是亿千瓦时。

8.农业科研投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纳入国家科学技术财政预算。农业科研投资来自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由国家各级科学技术委员会给对应科研机构发放事业费。科研机构将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及管理费用。项目经费主要来自于其他渠道,如农业部、科研基金以及国际资助等,商业性活动收入(开发收入)近年来也成为科研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本文的科研投资只包括直接用于农业科研的政府支出。运用1994—2009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R&D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的“政府资金”乘以“政府资金投入到农林牧渔业的比例”得到,单位是万元,并按1994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9.农村教育投资。本研究运用1994—2009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地方农村初级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表示国家对于农村教育的支出,单位为元,并调整为1994年不变价格。

(二)模型估计结果和讨论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两个模型估计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调整后的R2分别达到了0.975和0.988。大部分变量系数与预期相一致,绝大部分参数估计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说明该模型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一般规律。两个模型的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都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即都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表2是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仅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土地、机械、劳动力、化肥)时的固定效应模型——方程(3)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的回归系数都在统计意义上高度显著,且显著性水平达到了1%。

数据来源:通过Eviews 6.0计量软件分析得到。

第一,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值,分别是-0.585和-0.398。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土地和劳动力投入的估计系数为负,绝非表明这两种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是反向的。对于土地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主要是由于在1994—2009年期间,农用耕地被占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颇具成效,导致大多数省份的土地资源呈现严重递减的态势。而劳动力投入变量的系数也为负,则是因为在观察期(1994—2009年)内的十几年间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高峰期,但是由于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增多、农业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原因,农业总产值仍稳步提升。

第二,机械和化肥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则为正,分别为0.938和0.271。这表明农业机械的不断加大投入、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增多都对农业产出的增加具有较明显的正面影响。由模型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产出弹性最大,即农业机械投入每增加1%,农业产出增加0.938%。换言之,农业机械投入是中国农业生产增长很有力的推动因素。

第三,在各省市固定效应(截距项)的估计中,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的固定效应为负值,很可能与这三个直辖市的第一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占主导地位有关。此外,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海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省份的固定效应也为负,这个结果与这些省份的农业经济发展较其他省份落后有很大关系。除上述之外的其他省份的固定效应皆为正值,这与它们是农业大省和农业经济增长较快也是相一致的。

表3是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时的固定效应模型——方程(2)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机械、化肥、灌溉、电力、科研和教育投入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土地和劳动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通过Eviews 6.0计量软件分析得到。

首先,在考虑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回归模型中,土地、机械、劳动、化肥等传统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不变,但数值与未考虑公共投资的基本模型相比大大减少。其中,机械和化肥投入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75和0.148;土地和劳动投入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38和-0.110。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较为充足,而土地稀缺,因此我们期望土地的产出弹性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这在模型中也得到证实。各变量在符号上的原因和前述大抵相同,且仍然是农业机械投入对中国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最大。

其次,常规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数值的大幅度下降,原因在于灌溉(GG)、电力(DL)、科研(KY)和教育(JY)四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作用被分离了出来。换言之,只考虑常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基本模型方程(3)可能存在偏误,必须要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产值的重要影响。

再次,从新加入模型的灌溉、电力、科研和教育四种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估计系数来看,都为正值且均为高度显著,分别为0.056、0.176、0.085和0.257。这一结果表明,灌溉等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在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的正面作用。其中,灌溉公共投资(可被视为一种“增加土地型”的技术)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一结果和Hayami&Ruttan的“诱致型创新假定”[5]也是一致的。而农村教育公共投资的系数为正,这一结果不同于汪小勤等的研究结论即“教育投资和人均农业产值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6]。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他们所使用的教育投资是“功能性的财政支出的社会文教费”,并没有区分城市教育投资和农村教育投资,而本研究则采用的是“地方农村初级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中的国家支出,较之更为合理;二是他们所采用的是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而本文则选取的是199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数据类型和时间周期上的差异都可能会导致结论上的不同,诚然,这尚待后续研究的验证;三是他们所得出结论的原因之一是“在城乡和工农差些及产业间比较利益驱使下,农村有限的人力资本还大量流失,使教育对农业的外溢作用受到严重干扰”,本文认为,随着农村教育投资的增加、农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使部分受到较好教育的农民流失,同时也加大了农村土地规模化以及机械化经营的可能,这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力资本部分流失对农业GDP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在各省市固定效应(截距项)的估计中,和前述模型的估计结果大致相当: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的固定效应仍然为负值;山西、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也为负值,这和前述结果有少许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省份的农业为非主导产业或农业较不发达,和其他省份相比,固定效应为负也符合事先的预期。但从数值上看,对于固定效应为负的省份,固定效应的绝对值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增加,直接影响就是这些省份与中东部省份的农业发展差距明显缩小。

四、主要发现和结论

本研究利用1994—2009年的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对数模型估计了各种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投资,例如农田水利灌溉、农业科研、农村教育以及农村电力设施改善等均对促进农业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各种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边际影响存在差异,教育公共投资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最大。

从区域角度而言,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和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农业增长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对直辖市而言,主要是由于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业对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贡献日益弱化;对于西部省份而言,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加上国家长期以来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政策对西部不利等因素导致了这些省份的农业增长较为缓慢。直辖市的农业不是主导产业可以理解,那么要实现我们整体经济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则是势在必行。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建议政府采取如下政策,推动中国农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一,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中,机械的农业产出弹性最大,可考虑适度加快土地的确权颁证进程,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力度,为农业机械的合理运用和推广提供前提,进而带动农业产出的增加。

第二,农业科技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耕地面积的下降,但从长远角度和粮食问题的高度来看,必须要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杜绝滥占农用耕地现象的发生。

第三,农田水利灌溉、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和农村电力等方面的公共投资都能推动农业增长,但由于各项投资的边际影响不同,需要在不同地区有所侧重。从全国范围看,农村教育公共投资对于农业产出的正面影响最大,可重点投资农村教育。

第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能够缩小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农业差距,因此亟需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推动西部的农业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7]。

参考文献

[1]姜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村发展研究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5):124-129.

[2]Liang,Ernest P.L.Market Accessibility and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 Prewar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Cultural Change1,981,30(1):77-105.

[3]Jacoby,H.Access to Markets and the Benefits of RuralRoads[J.]Economic Journal.2000,(110):713-737.

[4]Yang,M.Chinas’Rural Electrifi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J.]Energy Policy,2003,(31)2:83-295.

[5]Hayami,Y.&Ruttan,V.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Baltimore,M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6]汪小勤,李金良.教育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4,(4):44-49.

[7]丁谦,孟卫东.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反哺”作用研究[J.]商业研究,2010,(9):11-17.

农业公共投资 篇2

一、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

一般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表现在实物量上是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内河航道、轨道交通和空运机场)、通讯基础设施(邮政、电话和互联网)、能源基础设施(电力消费量和能源消费量)以及其他市政基础设施指标。

基建投资总量大,波动性高,政策属性强。从投资总量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绝对值较大,占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比重为25%。比较基建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看出基建投资波动性更强,标准差0.1287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标准差0.0745,这使得基建投资很容易成为稳增长的利器。

综合来看,“十二五”期间基建总投资将达到12亿元,较“十一五”投资总额增长4.7%。2015年以水利、农牧业、医疗卫生、教育、林业、畜牧业等统计口径的基建总投预计资达到2.5亿元,较2014年投资总额增长3%。结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未来15-20年交通建设投资研究”,预计“十三五”期间基建投资的重点在市轨道交通、铁路、市政、民航、智慧城市、医院等,基建总投资预计将达到为13亿元。2016年基本建设资金根据投资计划大幅增长可能性不大,预计为2.5亿元。

“十三五”期间保质保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把惠民生的事办实办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拓展更大空间。二ppp项目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等文件的精神要求,我市领导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投资服务领域投资运营。

2015年主要工作:

一、加强组织机构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市政府成立了PPP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综合协调工作。市财政局专门成立了公共投资科,负责全市PPP项目具体业务工作,各旗县市区财政局也相应的配备了专人进行项目管理。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参加上级培训活动,聘请北京专家组织了全市的PPP业务培训。提高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增强了相关单位对PPP业务的了解与认识。

二、完善制度建设。依据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相关文件要求,我市出台了相应地方性文件,在项目的汇总征集、中介服务机构选择、项目进度上报等具体业务方面都制定了相关的配套政策。理清工作流程,做到了项目有管理、业务有指导、全程有跟踪。

三、积极汇总申报项目。2015年我市项目库共计录项目159个,总投资额700亿元,涉及交通、污水、供暖、医疗、科技等多个领域。其中:科左后旗东区污水工程入选财政部项目。科尔沁区煤炭交易中心、霍林郭勒市天然气工程、科左后旗生活垃圾处理、科左后旗东区污水四个项目入选自治区示范项目库。

科左后旗东区污水工程与科左后旗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已落地实施,进入社会资本方建设阶段。未来五年工作计划:

一、完善体系建设。目前PPP工作,在我市还属于起步阶段,还需要紧跟中央与自治区政策形势不放松,完善相关制度,引导和鼓励地方融资平台将存量项目转型为PPP项目,落实国家奖补政策,激发各级部门积极性。组织高水平实操培训,增强业务人员工作水平,扩大PPP项目社会影响。积极引导条件成熟的项目早日实现落地,并对落地项目进行奖补及全程跟踪、管理与服务。

二、加强项目推介。做好项目梳理和筛选,组织举办多层次、多领域的项目推介会,搭建对接平台,加强与中介、金融机构、潜在项目单位的合作,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申报国家、自治区示范项目,争取国家项目政策支持。

农业公共投资 篇3

农业投资企业的各种投资对象分别位于农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 明确中国农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方向, 是中国农业投资企业选择发展路径的前提。

蒂默 (C.Peter.Timmer) 通过对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的长期研究认为, 无论国家体制如何, 其农业的发展都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以国家财政为基础对农业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阶段, 包括技术的引进与设备的投放, 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创造农业剩余;第二阶段, 农业价值转移阶段, 国家通过税收、市场分配等手段使农业资源从农村逐步流向城市, 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支持;第三阶段, 农业与国家经济的整合阶段, 在这个阶段内, 农业资源会加速向城市方向流出, 从而导致农民与农民之间, 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第四阶段, 对农业的反哺阶段, 对农业资源的提取减缓或减少, 并且运用各种政策, 引导工业发展产生的收益向农业发展进行反哺, 以此来发展农业。目前, 中国农业正处于第四发展阶段, 即对农业的反哺阶段。

中国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 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 由于农业人口与土地比例的不同, 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 西方发达国家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我国的农业发展关注如何提高土地生产率;其次, 西方国家的农业发展变革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长期变迁的过程, 具有资本属性的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起主要作用。而我国的农业发展最初是通过国家计划生产到通过市场与政策支持来发展农业, 农业发展进度取决于国家整体阶段发展目标, 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时至今日, 中国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通过农业来促进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现代农业, 通过外部技术引进, 促进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二、中国农业投资市场现状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农业逐步开放。如今, 中国农业投资有着极佳的机遇:首先, 资金缺口大。伴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得农业产业链延长至生产的各个环节, 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二是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2004年以来, 中国发布的一系列文件, 对促进农业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持。经过50多年的发展积累, 中国已经满足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中国农业建设的核心也变为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巨大资金缺口的吸引下, 国内外投资机构不断加大对中国农业的投资力度。国内的湖南高科技创业投资公司、上海盛万投资公司、湖南飞鸿投资公司等分别对中国农业的不同领域进行了投资。国外的孟山都 (Monsanto) 公司、杜邦 (Dupunt) 公司、先正达 (Syn-genta) 公司等也对中国农业的不同领域进行了投资。早在2005年, 中国农林牧渔业利用外资项目的个数就已经达到1058个, 占全部利用外资项目个数的2.4%, 合同外资金额38.37亿美元, 占全部外资金额的2.02%。在投资的推动下, 我国的农业企业也逐步走向国际舞台, 在获得认可的同时, 也为企业带来了丰厚回报。

从2005年开始, 外资创投机构加大了对中国农业企业的投资。目前, 全球500强企业中的农业食品类跨国公司基本上都在中国开办了合资或独资公司, 投资领域涉及从农业投入到农产品加工、流通, 再到农产品销售的整条产业链。这将严重破坏我国原有粮食生产流通的内在平衡体系, 导致我国粮食生产、贸易主导权及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并最终使我国的粮食安全受制于人。如中国的大豆业, 国外四大粮商垄断了国际粮食市场贸易量的80%, 他们以大豆为敲门砖, 进入中国农业市场, 使中国丧失了大豆市场的定价权。目前全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 64家被外资控制, 比例高达66%。

三、国外农业投资发展经验

由于历史过程和现实基础不同, 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投资企业的投资对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大农场模式。起源于历史上以殖民地发展的国家, 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由于其最初殖民人口较少, 资源相对充裕, 得以有条件实现农业大规模化与资本化。二是小农场模式。起源于历史上殖民地宗主国的发展, 比如欧洲大部分国家。因欧洲在殖民时代人口增长速度大于人口向外流出速度, 使得本已有限的资源竞争更加激烈, 故只能实现农业的资本化与生态化结合;三是小农户模式。主要起源于以原住民为主的半殖民化国家, 比如日本。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 政府只得介入进行干预, 通过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农业投资企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历史过程和现实基础不同,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在发达国家, 农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其中离不开农业中各种现代技术的支持, 比如基因技术、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 以及各科研机构与农业的密切联系。但同时具有高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农业产业, 更多的参与全球资本化的竞争, 使这些国家的农业陷入了生产的高成本和农场主收入过分依赖政府的高补贴的恶性循环。

人口与资源也是任何国家发展农业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作为最根本的要素, 无论一个国家采取的是何种农业政策, 这都是必须遵从的硬性约束。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我国的农民人口占世界农民人口的30%, 但只有9%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9亿多的农民, 2.3亿农户, 在自由化市场与农地产权相对私有化的制度背景下, 农户分布分散并且土地划分细碎, 成为了世界上兼业化程度最高也是最细小的农业单位, 这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大农场经济不具有可比性。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投资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在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以前, 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政府补贴, 农业投资企业对农业产业链的种植或养殖环节进行投资存在很大风险。从发达国家农业投资企业的投资对象可以看出, 小农户是中国农业投资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投资对象。

四、中国农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农业产业链包括产前育种、产中种植/养殖、产后农产品深加工三个阶段。作为农业投资企业, 对上述三个阶段的投资顺序和投资重点存在明显差异。目前, 中国正在从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现代化过渡, 在这个阶段, 如果没有足够的政府补贴, 大力投资种植或养殖业存在巨大风险。而产前育种与产后农产品深加工, 则因为科技含量高、资本用量大, 收益率相对较高, 是农业投资企业进入农业早期相对较好的投资方向。对于种植或养殖这个区域, 由于其中存在问题多、投资风险大, 中国农业投资企业最好将这个领域作为后置投资领域, 待时机成熟时再向这里进军。同时, 对于初涉农业的投资企业, 为保证生存需要, 适当投资与农业相关的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业和服务业项目, 也是保证初期健康发展的可行选择。

根据国内外经验农业投资经验, 在中国从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现代化过渡阶段, 目前下列产业具有比较好的投资发展潜力:无公害蔬菜栽培, 农牧渔产品的无公害, 绿色生产技术开发应用, 农牧渔产品储运、保鲜、加工及综合利用, 农作物秸秆还田与综合利用 (包括青饲料、秸秆氨化养畜、还田、气化、培育食用菌等) , 农产品深加工中副产物的综合利用, 果汁、蔬菜汁、饮料开发或生产及其原料基地建设, 植物饮料类及植物蛋白饮料开发或生产, 规模化畜禽养殖, 农业装备制造, 新型肥料、生物农药、兽药开发与生产、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园艺花卉、生态观光农业及农业旅游资源综合开发等。

就目前情况而言, 中国农业投资企业现阶段投资本国农业有以下几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按照“农产品深加工———育种———种植/养殖”的顺序开拓农业投资市场;二是按照“育种———农产品深加工———种植/养殖”的顺序开拓农业投资市场;三是按照上述两条路径同时进行。不同农业投资企业根据自身的资源基础和技术条件可以选择适合本企业的发展路径。

五、结论

中国农业投资企业从农业产业链的育种或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进入农业市场, 可以通过技术推动或需求拉动再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实现国家“以农业促进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抵制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垄断,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农民集中在农业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种植和养殖环节, 农业投资企业从农业产业链的育种或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进入农业市场, 可以通过促进农业产业链两端的加速发展, 对农业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种植或养殖环节产生推动或拉动作用, 提高农民在种植或养殖环节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由于农业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种植或养殖环节收益率相对较低, 且目前面临严重的农民就业问题, 农业投资企业从农业产业链的育种环节和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进入农业市场, 可以保证在进入早期就能够获取相对丰厚的利润, 并避免目前因农业劳动力剩余而产生的来自农民的强大阻力。也就是说, 根据农业发展进程, 从农业产业链的两端进入, 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军中间环节, 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业现状, 使国家得益、农民得利、企业有效的最佳战略选择。

摘要:目前, 制约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瓶颈主要体现在农业产业链前端的育种和后端农产品深加工环节。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 农业投资企业面临绝佳的投资时机。国内外经验表明, 根据农业发展进程, 从农业产业链的两端进入, 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军种植、养殖等中间环节, 是中国农业投资企业现阶段的最佳路径, 也是使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加收入、企业获得效益的最佳战略选择。

关键词:农业投资,发展现状,企业战略,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健, 史俊通.农业多功能性与农业投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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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华.农业投资现状及政府的反哺政策的分析[J].南开经济学报, 2004 (3)

[4]王国敏, 马慧吉.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嬗变与思考[J].天府新论, 2004 (6)

农业公共投资 篇4

1 公共投资绩效审计的理论分析

1.1公共投资绩效审计定义与特征

绩效最早源于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和社会经济管理。 绩即成绩,效即效益、效果。 普雷姆詹德认为绩效包含了效率、产品与服务质量及数量、机构所作的贡献与质量,包含节约、效益和效率①。 然而在公共投资项目绩效的前提下,这个定义需要继续拓展,因为公共投资与一般的性投资不同,除了自身效率效益的考量之外,公共投资同时还注重其社会影响,生态环境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外部价值。 因此在研究公共项目的绩效审计时,务必要考虑公共投资项目的公益性和社会福利性特征。

1.2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是国家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政府分配行为。 公共性与非市场盈利性为分配的两个基本特征,由公共财政预算来实现其收支活动。 高效地对公共资源分配利用,就是履行了良好的财政职能②。

作为公共财政分配的重要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财政支出必须要体现这一原则。 财政收入是否能满足支出需要,就存在一个资源节约及效率效益问题, 这需要对财政资金的去向和资金使用效益效果做一个充分解释,科学地描述这一问题,也是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大前提。 投资项目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公共投资项目审计的开展,既是加强政府部门对项目支出决策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各部门优化投资,调整结构,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环节。

1.3“4E”原则

“3E”原则即经济、效率、有效。 最早由芬维克提出,由美国政府审计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正式规范使用, 最近我国学者又考虑公共投资社会效益的特点提出了“equality”即公平性原则来补充“3E”原则,也就是现在被广泛认同的“4E”原则。

可以看出,“3E”原则更注重投资的经济收益,而随着社会发展,政府投资在国民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财政支出的公共投资必须照顾到更多民众的生活生产需要, 这势必涉及一个公平受益, 和谐发展的问题, 而不仅仅是之前的社会经济收益最大化。

农业公共投资 篇5

关键词:投资环境,民间资本,公共基础设施

当前,国内的公共设施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进行建设的,被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而这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在国内的公共基础建设引入民间资本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1 影响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环境因素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民间投资三十六条”,到2012年7月前,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的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已有42项,涉及了铁路、电力、航空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投资细则。但是对于这些细则来讲,大多数还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民间资本进入方式、民间资本进入监管、如何退出等制度的实施所出现的问题未能解决,垄断行业与民间资本依旧有着一道屏障。在审批方面,国内审批程序非常繁琐,耗时大、透明度低。

同时,由于很多行业在改革方面未能彻底,诸多体制性的问题导致民间资本投资垄断行业的积极性大为降低。例如,在石油开采,曾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又迅速被确立为国有垄断行业而强制民企退出;电信行业为几个国有大企业垄断,不存在民企进入空间;铁路行业早在2005年就允许民间资本投资,但铁路都归铁道部进行统一管理,投资的民企不能参与经营,并且铁路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所有投资单位都未能获取相应利益,民企也只能退出。

民营企业存在着一个重大障碍便是融资的困难,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这种困难依旧存在于民营企业中。从渠道上来讲,民企融资有两种渠道: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内部融资指的是经营者投入与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外部融资指的是由金融机构、资本公开市场以及非正规渠道来进行融资。内部融资会受到企业发展的约束, 未能够充分满足企业发展的融资需求,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脱离外部融资。但当前,国内民企的外部融资状况并不佳,因为《证劵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公开资本市场融资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资质要求,利用公开资本市场来进行融资的企业很少,融资主要方式为银行信贷方式,也就是通过抵押等方式获取相应贷款。民企的资产有限、信用等级低等因素,导致银行在考虑到风险时,不会很支持民企的贷款。

2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2.1 规范税费征收,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

对各种繁杂税收税目进行彻底清理,杜绝对民营企业进行不合理收费,禁止对民间投资胡乱集资、摊派。取消一切所有制划分的差别性税收;对于外企、国企所享有的减税政策,对于民企也一样享受;鼓励民企接收国企下岗员工,用税后利润提高的方式给民企相应优惠;对新版的民营企业,尤其是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需要在减少一定时间内的税收或者免税;而对民企科技含量高、更新周期比较短的固定资产,实施加速其折旧等政策。

2.2 加强对公共投资代理机构的管理

政府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权利委托机构,而政府职责需要由部门的官员来实施。官员由于自身有着机会主义倾向与经济人的本性, 在有着公共投资委托代理权时,官员得到私利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这也是导致政府服务态度差的一个重大原因。为了能够解决这类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精简机构,提高委托代理人的收入,也就是提高代理人的退出成本;将信息公开化,加大社会监督能力,代理人之所以敢于谋取私利,也正是由于委托人由于信息的对称导致监督缺乏;加强对未能履行公共权力的代理人的惩罚力度,惩罚需要真真落实,而非一纸空文;实施委托人的监督鼓励政策,对监督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给予相应的奖励。

2.3 加大财税政策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支持力度

包括发行国债在内的财政预算内资金需要不断支持民间投资,通过补偿与参股的方式对民间资本为主的项目进行一定支持; 对于那些投资不能得到回收的基础产业、公益设施,采用收费补偿与财政补贴的方式,提高民间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技改贴息应当对民间企业一视同仁。对当前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取消不公平的税负,给予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外商投资相同的减税、降成本的优惠措施。避免税收重复征收,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对于“三乱”的情况进行严格整治。

2.4 为民间资本投资创造畅通的融资渠道

2.4.1政府出面设立对民间资本的担保机构

对于风险意识较强的民间投资主体来说,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等特点,容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因此,应加快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为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创造良好的融资渠道。

2.4.2 改善民间资本的融资环境

现阶段,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有银行贷款,但民间投资主体在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容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在面对商业银行贷款时,商业银行往往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对其的贷款。因此,必须大力改善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环境,改变融资难的问题。

2.4.3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的融资渠道

随着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兴起,应鼓励这些中小金融机构为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民间投资主体要充分运用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

3 结 语

在公共投资中引入民间资本,不但可以让国家财政压力有所缓解,还有利于公共投资建设发展,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还可以让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拥有足够的资金,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参考文献

[1]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篇6

1.1 公共投资项目的定义与特征

公共投资项目是指国家出资、融资以及使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资金, 主要投向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公用事业项目。公共投资项目是维护我国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 是支撑城乡健康运行的命脉, 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

1.2 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的定义与要素

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是指采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 对照统一制定的评价标准, 基于预期目标, 对公共投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的经济性、效益性、有效性、公平性和效果性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全面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

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的基本要素分为三个部分:即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指标。评价主体是实施评价的组织或个人, 而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客体指的是评价对象即公共投资项目本身。评价指标是评价主体对公共投资项目作出评价的标准和依据, 评价指标的科学合理性决定着评价结论的科学合理性。

1.3 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1.3.1 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是绩效评价产生和发展的首要前提, 而绩效评价的本质目标就是要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绩效评价对于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反映和控制受托经济责任的具体履行过程;二是反映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最终结果。在公共投资项目中, 纳税公众就是财产委托人, 而政府则是财产受托人, 政府在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时, 必须从公众的利益出发, 以公众的满意度为导向, 对拟建公共项目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合理的规划设计和严谨的可行性研究。

1.3.2“5E”原则

著名学者T.芬维克于1995年提出的“3E”评价准则即经济性 (Economy) 、效益性 (Effectiveness) 、效率性 (Efficiency) 成为了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的基本理论平台。然而,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3E”评价准则的重经济效率、轻效果与公平无法适应我国国情, 因此本文提出在“3E”基础上增加效果性 (Effect) 和社会公平 (Equity) , 构成“5E”概念, 将更加体现公共投资项目的目的和效果, 也更加符合公共投资项目的特征和属性。

1.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可以从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进行理解。从高层次上讲, 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协调进化, 达到人与自然共同繁荣;从中层次上讲,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利益的发展;从低层次上讲, 可持续发展是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是在资源和环境得到合理利用保护的条件下, 取得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可持续发展理念丰富了公共投资项目的绩效评价的内容。一方面,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在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的过程中, 既要重视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要重视项目的环境效益。另一方面,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对公共投资项目绩效的评价应是动态发展的, 既要关注项目在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协调, 又要关注项目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协调。因此, 在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公共项目绩效评价, 通过建立多层次评价指标来进行项目的多系统、多效果、多功能的评价。

2 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

2.1 评价指标的形成机理

公共投资项目最本质的属性是公共性, 因此公共福利是确立适当的公共投资项目评价标准的判断依据, 而公共投资项目产生的公共福利在城市社会中表现在: (1) 是否有助于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2) 是否增加城市就业率; (3) 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等方面。

公共投资项目的其他属性如效益外部性、工程系统性和协调性决定了工程效益的多元化与工程的辐射效应。效益的多元化是指公共投资项目不仅产生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 其辐射效应对于城市居民、组织、城市、区域甚至国家都将产生一定影响, 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影响, 还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及自然环境等各个领域。因此, 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公共投资项目评价标准的另一判断依据。

综上所述, 公共投资项目的特征要求不仅应该对公共投资项目微观经济效益进行评价, 还应该对城市经济资源配置、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益等宏观经济效益进行评价;不仅应该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 还应该对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评价。

2.2 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

2.3 评价指标的分类

针对不同的项目、部门或机构职能, 所建立的具体评价指标也有所不同。但就总体来看, 针对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可以分为经济评价指标、社会评价指标和环境评价指标三大类。

2.3.1 经济评价指标

公共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指标是指针对公共投资项目的有形收益及成本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 评价重点在公共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的对象是个体经济单位, 采用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的方法, 而宏观经济效益评价的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 考察的是总体经济的运行状况。

2.3.2 社会评价指标

公共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指标反映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指标, 如就业增加率等指标。

2.3.3 环境评价指标

公共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价指标反映公共投资项目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力等的影响, 如区域生态平衡率等指标。

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详见表1。

3 案例分析

3.1 项目概况

南京市地铁一号线主线全长21.72公里, 其中地下线14.33公里, 地面及高架线7.39公里, 项目总投资85亿元, 于2005年9月3日正式运营。地铁的建设对于改善城市交通状况、提高时间利用率、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地铁建设项目属社会公益性项目, 加之地铁具有公益性和企业性的双重性质, 在一定程度决定了该建设项目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和地铁项目的自筹资金。

3.2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对地铁一号线建设项目的具体特征如盈利性、公共性、服务性等, 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3.3 项目绩效评价流程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项目绩效的评价,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模拟人的分析、判断以及决策过程的系统分析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中。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层次总排序和一致性检验等步骤实现了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 其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

3.4 评价结果

南京地铁1号线按里程数收费, 票价为2元到4元, 日均客流约81万人次, 高峰时可达108.96万人次, 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市民出行在交通上所花的时间明显缩减了, 且地铁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路面交通拥挤程度, 提高了市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由于地铁1号线主要采用的是地下线形式, 其土地资源利用率较高;此外由于地铁在速度方面的巨大优势, 市民倾向于采用搭乘地铁的方式而减少了私家车的利用, 从而节约了能源和减少了污染, 最终增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力, 实现较好的环境效益。

摘要:针对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现状, 以相关的基础理论为指导, 根据评价指标的形成机理与原则, 提出适用于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通过实际案例加以论述。

关键词: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价,层次分析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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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公共投资 篇7

农业是苏丹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农业是苏丹经济的基础产业。经济作物 (芝麻、花生、棉花、阿拉伯胶等) 、粮食和牲畜一直是苏丹换取外汇的主要出口产品。但农业发展投入的不足造成农业发展严重滞后, 满足不了国内的粮食需求, 每年需进品上百万吨粮食特别是小麦。近年, 随着国际粮食和食品价格的节节攀升, 苏丹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因此,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苏丹农业的快速和长期发展, 是缓解全球性粮食危机对苏丹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最重要的保证, 更是关系苏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开发苏丹农业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据苏丹农业部的统计数据, 2007~2008年苏丹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仅为1700万公顷, 可耕地利用率只有20%, 尚有5000多万公顷的土地可供利用和开发。苏丹每年可从尼罗河及支流分得200亿立方米的河水;季节性河流及地下水为400亿立方米, 加上每年1000毫米的降雨, 苏丹人均淡水达到5300立方米, 是我国人均淡水2200立米米的两倍多。

苏丹的气候, 从南部的赤道气候到中部的热带草原气候, 再到北部的大陆性气候, 东部是冬天有降雨的地中海式气候。粮食作物如小麦、高粱、粟, 经济作物如棉花、花生、甘蔗、芝麻、饲料、阿拉伯胶、向日葵及蔬菜和水果等都能在苏丹找到适宜种植的区域。

农产品出口潜在市场巨大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 红海西岸, 与海湾国家隔海相望, 与埃及、利比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刚果 (金) 、乌干达、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九国接壤, 农产品的潜在出口市场巨大。特别是海湾国家, 虽然近年来石油收入暴增, 但该地区平均每年各类食品进口需要投入约100亿美元, 90%的食品都是依赖进口。海湾国家与苏丹的海上运输条件非常便利, 这无疑将成为苏丹未来农业出口的巨大潜在市场。

中国农业企业投资苏丹农业有良好的基础

长期以来, 中苏两国关系良好, 始终稳步发展, 两国之间在各方关切的问题上, 互相理解与支持, 两国经贸合作卓有成效, 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协调与合作, 维护了共同的利益。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苏丹成功进行了油田开发以来, 苏丹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 两国经贸领域的发展迅速, 2007年2月我国与非洲国家贸易伙伴排名中, 苏丹由2006年的第七位一跃而上升为第三位, 中国也成为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中苏合作投资农业具有较好的结合点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企业的资金实力也大大增强, 国家的“走出去”政策也为企业投融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而中国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营, 使得中国企业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投资比较受限制。苏丹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优越, 特别是土地资源丰富, 政策宽松, 所缺乏的只是资金、技术和管理。这种情况下, 中国企业如果能够适时进入, 将苏丹的资源优势和我们在技术、管理以及资金方面的优势充分结合, 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领域。

世界性粮食高位运行为投资效益提供了契机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集约发展研究 篇8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提高利用效率和效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013)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经济转型升级要求节能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的环境下, 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也应当遵循集约与节约的基本要求, 提高其经济效率与效益水平。然而, 公共基础设施受到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与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制约, 以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还比较低, 势必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因此, 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预警级别与集约化发展问题, 并利用Malmquist效率指数, 考察松弛效应 (Slack effect) 条件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全要素生产效率, 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效率、规模效率等效率的提高, 这对于改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促进城镇化发展都非常重要。

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研究进展述评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 为摆脱经济低迷, 各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投资兴建了大量的交通、通信、水利、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 这使得学者们开始采用多种方法, 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应展开研究。

Arrow、Kurz (1970) 率先将公共资本存量分为生产型与效用型两大类, 认为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外生变量, 生产性的公共资本投资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而Castells等 (2005) 研究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政治、公平、效率等因素的角色作用, 发现西班牙1987年~1996年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政治因素和区域需求因素比较突出, 不是按照经济效率最大化标准来实施的。李玉龙、黄志烨 (2010) 使用DEA理论模型, 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率进行了四维预警研究, 并从绿色、蓝色、橙色、红色四个层次给出了四个相应的预警级别。李婵娟 (2012) 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就业、产出的影响, 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有促进作用, 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受到资源有限性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率问题越来越重要。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使用DEA模型, 研究中国的公共基础实施投资等现实问题。然而现有研究成果所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不尽相同, 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 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 精确测算其投资效率与影响程度,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 以及调整投资方向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DEA理论及其工作机理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最早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A·Charnes与W·Cooper、E·Rhodes在1978年共同创立, 其论文名称为“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决策单元的有效性度量) 。

A·Charnes和W·Cooper等 (1978) 首先创建了DEA-CCR模型, 而CCR模型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 计算出投入产出的效率值, 但不符合规模报酬可变的实际情况。于是, Banker、Charnes、Cooper (1984) 针对该问题又提出了DEA-BCC模型, 将CCR模型中的技术效率 (TE) 分解为规模效率 (SECH) 和纯技术效率 (PTE) 。

我们能够用DEA模型判定是否同时具有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其相对效率值θ*介于0与1之间, 数值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如果对偶规划的最优值即效率值θ*=1, 投入、产出松弛变量值si-=sr+=0, 则决策单元j为DEA有效;如果效率值θ*=1, 但sr+≠0或者si-≠0, 则决策单元j为弱DEA有效, 决策单元的经济活动不会同时存在技术效率最佳和规模效率最佳;如果效率值θ*<1, 但sr+=0或者si-=0至少有一个不成立, 则决策单元j非DEA有效, 经济活动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 也不是规模效率最佳。

四、基于Malmquist效率指数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预警与评价

1. 数据的选择

每个DMU的生产过程也是资源消耗、要素投入的过程, 评价其效率的思路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而且输出量越大则相对越有效率。因此, 在建立模型之初, 就需要选择输入指标数据和输出指标数据。不仅如此, 良好的指标体系是优化模型评价和建立合理预警评级的前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 4754-2011) , 确定模型的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输入指标选择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X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X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X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X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X5, 教育X6, 卫生和社会工作X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X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X9。输出指标选择总产出选择国内生产总值Y1, 人均总产出Y2, 城镇登记人口就业率Y3, 城市化水平Y4。以上所有样本数据, 均选择国家统计局网站给出的统计数据, 或者由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得来。

2. Malmquist效率指数分析与预警级别处理

Malmquist效率指数是Caves、Chris-tensen and Diewert提出来的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 从第t期到第t+1期效率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ch与技术进步指数techch的乘积, 而技术效率指数等于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的乘积。

通过Malmquist效率指数, 可以克服CCR模型只能进行静态比较的效率测量局限, 实现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数据的变动进行动态比较分析, 客观衡量全要素生产效率与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 寻找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差异, 以及变动的影响因素, 从而为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定量的数据支持。

而预警级别按照投资效率由高到低的顺序, 选择蓝色信号、黄色信号、橙色信号、红色信号四个层次。只不过, 这里的效率区间使用Malmquist效率指数所指向的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 并增加径向指数, 以衡量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情况, 如表1所示。

指标方面, 依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4754-2011) 的分类办法, 选择投入产出变量。使用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数据, 在允许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 建立投入导向型的Malmquist效率指数模型, 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动态比较计算2003年~2011年各年及年均Malmquist效率指数, 并将其拆分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以深入分析基础设施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 其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的Malmquist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 2003年~2010年年均技术进步指数与Malmquist效率指数都小于1, 其中技术进步指数小于1, 这说明这些年的投资效率较上年都有回落, 尤其是2009年回落了24.9%, 主要受损于技术进步因素的“拖累”作用;而2011年的技术进步指数与Malmquist效率指数大于1, 主要是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 这意味着该年的投资效率提升了4.5%, 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因素的提升作用。以上分析说明, 技术进步因素是2003年~2011年影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 推动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另外, 2003年~2011年及年均Malmquist效率指数除了2009年的0.751比较小以外, 其余年份的指标都接近1, 都在[0.75, 1]的效率区间之内, 而且投入产出的松弛指数甚至径向指数均为0.000, 也都在[0, 0.2]的区间之内。这些指标均符合四级预警分类当中的蓝色信号级别, 因此,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预警级别是蓝色。

五、研究结论与集约发展途径

公共基础设施效率评价是考量基础设施各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本文阐述了基础设施的现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进展, 分析了DEA模型效率评价的工作原理,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效率指数, 实证分析、评价了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并把李玉龙、黄志烨 (2010) 的四级预警分类与Malmquist效率指数相结合, 给出了Malmquist效率指数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预警级别, 并给出了2003年~2011年的投资预警信号。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为1, 符合DEA有效, 存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第二, 松弛变量和径向指标均为数值0.000, 这就说明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投入拥挤和产出不足现象;第三,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Malmquist效率指数除了2011年外均小于1, 这说明全要素生产效率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不高且与上年相比均有回落, 尤其是2009年;第四, Malmquist效率指数的动态评价结果还显示, 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主要在于推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也只有这样才能节约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源能源, 促进其集约发展;第五,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Malmquist效率指数与其他指数, 均符合蓝色级别区间, 其预警级别是蓝色。

此外,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效率, 能够使用多阶段DEA方法做出静态比较分析, 并且得出了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存在DEA有效、不存在投入拥挤和产出不足的结论, 但是从动态比较的角度发现, 基础设施投资的Malmquist效率指数并不高, 尤其是技术进步指数不高。因此, 还需要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实现集约发展的目标。当然, 更加确切的结论, 还需要更加广泛的数据支持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摘要:立足于基础设施投资转型升级与节能减排的视角, 使用在相对效率评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效率模型, 依靠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规模效率指数、松弛变量、径向指标等效率数据, 从Malmquist效率指数角度并结合已有相关研究给出四级预警分类。然后, 对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情况进行全要素生产效率分析, 给与相应的投资预警评价, 并指出未来可实现集约发展的途径, 以服务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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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研究 篇9

关键词:公共工程,绩效审计,对策

公共投资项目的内部审计工作需要按照实际的绩效考核标准进行分析,对公共投资中相关的国家政策标准、政府投资标准、社会建设项目反战水平等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对基础设施现骨干的建设和支出进行分析。公共投资绩效审计是有独立的审计法律法规标准。按照合理的审计标准,通过合理的审计程序方法管理,建立对公共投资绩效考核经济评价的方案,确定公共项目的经济效益,投资效果和实际发展效率水平,按照实际的综合评价考核管理意见,促进政企综合投资管理,确定可以使用的最低能耗标准,确定可支出的节约建设资金,加强投资工程项目的有效设计,提高工程施工和维护管理,及时对审计工作效率进行运用,确保公共工程项目资金的有效运用。

1 绩效审计的主体

公共项目投资的绩效考核标准设计主体是有政府审计部门确定的,通过公共投资建设,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审计标准,加强内部审计机构的参与和管理,提高内部审计对整体资料信息的真实性考核分析,为公共投资建设提供良好的经济保证。按照社会审计组织标准,对公共工程报价进行准确的分析,确定招投标和审计内容。

2 公共项目投资审计的客体

公共项目投资审计过程中往往受绩效考核的影响,具有审计对象和审计客体。其中包含较多的参与项目单位,可能是主管建设单位、审计单位、供应商以及施工监理管理单位。需要按照实际的建设管理标准,对工程投资项目的审计绩效审计标准进行合理的考核,分析项目投资方各个方面的绩效审计标准,从审计内涵上分析,确定公共审计投资的绩效考核指标内容。从内容分析绩效审计投资包含的决策标准,投资管理内容,对资金使用情况、投资效果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审计,从内容方面分析审计的工程量、收费标准、材料差价、套用定额等审计内容。

3 公共投资审计面临的问题

公共审计的技术人员知识结构较为单一,无法及时满足审计绩效考核的基本要求。公共投资项目的审计需要以投资项目的财政收支为真实性标准,合理的分析审计基础标准,对审计投资的工程标准进行合理的分析,确定审计财会的相关审计内容,加强工程管理的专业水平,确保工程立项的合理性,提高工程概算的编制准确性,提高合同招标水平和工程施工决算标准。

会计审计资料往往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的方面,这对公共投资绩效的审计工作量有一定的影响。公共投资的绩效审计需要对项目的相关单元、相关部分进行只量化分析,确定审计中必须投入的实践和精力,广泛的搜集绩效考核的审计标准,确保财政收支的真实有效性,提高审计的合法管理性。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受环境的影响,往往存在偷税、漏税的现象,受银行、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不足,对会计的信息真实活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绩效审计失去其原有的基础性依靠,这直接影响绩效考核的审计工信力度书评,对绩效考核的审计投入造成一定的难度。

4 公共投资绩效考核审计的对策方案

(1)建立符合立体型审计的标准。按照经济快速发展的标准,对社会的综合进步水平进行细化,加强工程审计主题的相关审计内容,对审计人才进行合理的培养,提高人才管理和储备工作。建立符合审计人员的技术领域标准,对园林、水利、公路、桥梁等项目进行细致的覆盖分析,建立符合人才培养和管理的标准。按照公共投资项目的相关绩效考核标准,对专业人才进行类别分析,确定各方面的管理审计内容,根据审计项目实际需要抽检的标准,对现场审计工作进行指导和分析,提高节约成本效果,确保审计工作的权威有效性,保证审计保密工作的有效开展。

(2)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标准。按照法律规定标准,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规范,按照实际的法律规范败走婚,完成本年度的绩效考核工作。及时进行自我评价分析,加强财政审计工作的自我评价分析,确定符合实际审计报送的报告标准。其中包含基本情况、绩效评价情况、自我评价标准、评价人员等内容,通过项目实际投资标准,对绩效考核内容进行差异化分析,确定符合实际的自我评价分析标准,指出未来符合的目标及方向。根据监督检查的管理标准,对实际的计划标准进行执行,督促符合项目主管的规定工作,对项目资金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提出适合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

建立符合实际公共投资标准的绩效考核管理内容,其中包含绩效审计、建设审计评价败走婚、竣工运营审计评价标准三个类别。根据项目前期的审计考核标准确定实际有效投资预算,采用合理的科学审计标准,在财务、社会和生态环境方面进行综合体形式的分析,确定系统分析和评估标准。按照资金的来源、社会效益标准进行分析。项目的绩效审计考核标准是根据项目的财务管理、工程进度标准、进度、质量和合同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例如,工期指标、资金使用情况等,根据项目竣工的有效的运营审计评价标准,确定符合实际已交付工程投资的实际经济效益,根据目标发展程度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资金投资税率,回收情况等问题进行分析。

按照实际的记下考核审计标准进行规范,完成项目的估算、概算、预算及结算工作。根据工程投资标准确定实际审计标准,对预算进行结算标准性分析,防止预算超过概算,概算大于估算的问题。对项目实际的绩效审计标准进行评价分析,确定项目建设的实际实施过程,采用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分析实施过程。根据项目资金拨付标准,对实际的评价结论进行审批。对项目进行审计后评价分析,对项目的决策标准进行初步的效果分析,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效果考核标准,按照评价完成资金的财务管理。逐步提高经济社会的综合生态环境效益发展水平,确定符合项目的效益审计评价标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工程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工作是需要对工程实际的投资流程、投资步骤进行细致地分析。按照公共工程投资的绩效审计标准,确定符合公共工程投资的实际绩效水平,进而提升我国公共工程投资项目的绩效审计工作。

参考文献

[1]石锦峰.学习美国公共工程管理的体会与建议[J].广东审计,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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