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共9篇）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 篇1

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在大部分地区伴随农业税一起取消的还有曾经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并引发大量农村社会事件的“三提五统”。“三提”是指三项提留, 即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是指五项统筹, 即乡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费用。这是此前农村举办各类公共产品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而农民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主要分摊者, 是事实上的供给主体, (乡镇) 政府不过是主动充当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委托人。彻底的税费改革使农民从沉重的税费负担中解脱出来, 农民不仅不用再向政府交钱 (粮) , 还可以得到政府的种粮补贴, 也自然不愿意再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挑大梁”。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无论绝对量还是与城市比较的相对量都严重短缺, 要改变这种状况, 政府责无旁贷。

1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 (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 是‘不依赖’于他们的。”如果没有外来强制力的影响, 个人并不愿意为“公共事务”奉献太多。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克服传统“小农”注重私人利益的缺点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动, 并通过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敦促农民要舍小家为大家、要自觉为集体做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随着农业税费大幅减免的实现, 农民获得了更全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他们可以更加独立自主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当然这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但同时也使农民的个体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我不要你的, 你也别要我的”曾是农民的一种普遍心态, 甚至是一种普遍诉求;而在农业税免除的后农业税时代, “我要了你的, 你也不能要我的, 因为你曾经要了我太多”。朴素的话语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对农民的过度索取给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心理造成的严重伤害, 也透露出农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更加突出。

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 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是调和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矛盾的工具, 而且应该是一种超然的无实际利益的独立形式,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代表共同体执行公共职能;“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 由国库来支付”, 国家有义务利用公共财政来保障公共利益;“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 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 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身上”, 虽然马克思意在揭示资本的逐利行为, 但同时也表明公共产品的公益性、非盈利性促使国家要担起供给责任。总之, 马克思认为国家 (政府) 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事实上, 各国政府一般都会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支持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发展。“除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在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卫生等方面, 国外工业化国家不仅普遍财政支农力度大, 而且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担机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 必须担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 在农村公共品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

2 政府如何做好供给

2.1 加大投入

近年来, 国家一直强调对农村要“多予、少取、放活”。充足的财政资金是办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 因此“多予”是重点。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据统计, 2011年国家支农支出总额为10497.7亿元, 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9.6%, 与之前连续三年9.5%的比例增加了0.1个百分点。但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欠账太多, 公共产品普遍短缺的状况仍无显著改变。

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教育关涉个人一生的发展, 而在各类公共产品中其效用的“外溢性”又非常强, 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长期短缺令人难以接受。新世纪以来, 国家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了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农村教育投资效益为目的的“撤点并校”政策。这项偏重于对农村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有限的教育投入进行集中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师资、校舍不足的问题, 但同时也制造了不少新矛盾:山区的小学生在校车普遍缺乏的情况下, 上学往往需要跋山涉水, 在路上的时间甚至比在课堂上的时间都多, 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 也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少孩子八九岁就开始读寄宿学校, 难得与父母亲人见面, 再加上农村寄宿学校的伙食条件普遍简陋 (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学生自己带米、带面租炉灶生火做饭的情况) , 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寄宿费、用餐费以及租车接送费, 家长为此付出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免一补”所带来的实惠, 经济负担加重使农村学生失学和辍学率明显提高。这项源于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政策又引发了新的教育资源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配套设施不足。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绝对量严重不足, 更加不合理的是城乡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但是巨大的城乡投入差距使农村学生入学率、升学率都远低于城市, 农村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农田水利设施脆弱。目前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抗旱防涝设施仍然相当匮乏, 脆弱的农田水利设施根本不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2010年春季西南地区大范围持续的干旱和夏季两广、云贵、江淮流域等多地区的涝灾, 都导致大批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农民面对自然灾害仍然极度被动, 不少地区抗旱基本靠农民自己使用拖拉机、发电机、塑料软管、抽水泵等一套设备, 费时费力更费钱, 在抗旱高峰期, 因抢占井眼和其它水源经常引发打斗事件;遭遇涝灾就更加无计可施, 只能听天由命, 任凭庄稼枯萎、粮食减产。

农村养老保险水平低。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2009年开始试点, 2012年底实现了制度全覆盖。试点之初中央财政就开始向符合条件 (一般是年龄达到60岁) 的农民提供每月不低于55元的等额基础养老金, 但此后这个数额并无明显上涨。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测算, 基础养老金实际购买力已在几年内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即便加上个人缴费和地方补贴, 很多省份的养老金也只有六七十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4%下降到8%。这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也在一定程度上地打击了年轻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据统计, 2011年每1000农业人口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7人, 但村级诊所大多是私人诊所, 医疗器材仅限于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等, 从事简单的注射工作;改革开放前培养的赤脚医生仍是农村地区不可或缺的医务力量, 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普遍偏低, 卫生专业人才的短缺, 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容乐观, 一般只能做肝肾功能、X线拍片、B超、心电图, 即使有的医院在政府的扶持下购买了先进设备, 但苦于无人会操作, 导致设备闲置、资源浪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看病贵”的问题, 但乡村有限的医疗、医药条件造成的“看病难”仍然困扰着广大农民, 偏远山区农民遭遇大病常常得不到及时救治。

2.2 合理定位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与功能

我国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长期存在一种事权与财权的倒挂现象, 掌握的财权越多, 承担的事权反而越少。具体而言就是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部分财政收入, 却只承担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少部分责任, 而将大部分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由此乡镇政府就肩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可承受之重, 依法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多项公共事业。如果说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政府尚能从农民手中获取一些公共资金, 那么改革后大多数乡镇政府都面临着财政困难的窘境, 对于举办公共产品心有余而力不足, “用于教育、计生等法定项目的支出也是低标准的, 用于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资金更是凤毛麟角, 而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几乎没有”, 不可能承担起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这严重影响了供给效率, 对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合理定位刻不容缓。

较为可行的办法是根据政府间财权事权对应的原则, 结合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确定各级政府的责任:全国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业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等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养老、合作医疗、农村电网等可由省级政府为主, 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承担;乡域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自来水等应以乡镇政府负责为主, 由上级政府给予财政支持。

2.3 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部门直接投资, 存在的问题是公共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错位, 部门就可能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 从自己的偏好出发, 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且很难防止灰色行为。”农民作为公共产品的实际使用者无权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 更不能监督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以及质量, 无论需要与否、质量好坏, 农民都只充当公共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这一方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又容易引发腐败行为。因此, 有必要改变这种由外部行政力量决定乡村内部公共产品供给的局面, 以人为本, 建立起“自下而上”的能反映农民公共产品真实需求的决策机制。

建立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最重要的是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相结合, 在村民民主自治的制度框架下, 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为载体实现农民对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进行表决, 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按照提高水平、完善机制、逐步并轨的要求, 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 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大有可为。

摘要：取消农业税后, 以往农民个体出资举办农村公共产品的模式无法延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有责任担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政府要加大人、财、物的投入, 创新供给体制, 还应明确、合理地定位各级政府的角色与功能。

关键词：农业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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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 篇2

摘要

农村是我国用电需求潜力最大的地区，由于受电网的制约，加之管理体制不合理，农村用电需求还很低，“有电用不上和有电用不起”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以来，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一、二期已经基本完成，经过5年多的努力，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电网覆盖面不断扩大，供电能力、质量和可靠性明显提高，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总体来看，农村电网结构还比较薄弱，还不能满足农村地区用电快速增长的需要，继续完善农村电网、加强农村电力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由于中国电力行业是由国家垄断经营，且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农村电力建设仍只能以电力企业为主导，各级政府提供资金与政策上的支持。而在将来中国农村市场经济达到成熟时再引入市场竞争。

关键词

新农村，潜力，观念 目录

第一章 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农村电力的潜力

二、农电管理的缺陷

第二章 电力体制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电力企业如何转变观念

二、农电建设应该如何进行

三、农电管理应该如何进行

四、做好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工作使电价合理化 第三章 市场机制的引入 结论

本 论

第一章 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农村电力的潜力

我国农业用电占全国用电量的40%，全国有2179个县级电力公司和45450个乡级电管站，都属农电系统用户。我国农村通电率为95%，人均用电量只有102千瓦时。距离国家标准要求人均用电量300千瓦时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

然而，就发展潜力而言，农电在整个电力市场中处于基础性和主导性的地位。我国农电的特征却是点多、面广、线长，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其直接原因是，长期以来“重发，轻供，不管用”。例如，长期以来我国对发、输、配电的投资比例始终保持在1∶0.27∶0.2，而同期西方国家则达1∶0.45∶0.7。国家对110千伏以下输电线路几乎没有投资，三分之二是靠地方和农户筹资建设的。但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进。在这一股电网改造以及电力制度改革的战斗中，越来越反映出农村电力市场的潜力是巨大，发展前景是广阔。

一是农村用电总体水平有待提高。我们国家十分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方针。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目前的农村和农民还比较贫穷，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农村用电水平远远低于城市。

二是农村家用电器用电量正在迅猛增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家用电器已成为农村市场的消费热点。这些耐用消费品的转移，将为农村电力市场带来一个较大的需求空间。三是民营企业将成为新的用电大户。就目前县及县以下的用电结构而言，对于农村电力市场影响最大的还是工业生产。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的收入逐年增加，农村生活用电量也将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也成为农电的重要用户。用电管理机构也要配备相应的电能量计费管理设备。随着国家又投入巨资(约1500亿)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大大提高了农电网络的输电能力和安全性能，为农电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我国农电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目前的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也是最好的。

因此，关注和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政府的重大课题。加快推进农村电气化，是国有电力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必将为电力企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农村电网设施相对于城市仍然比较薄弱，安全可靠性差；农村电力消费水平低，还有2300多万人口没有用上电；一些地区电价水平还比较高。展望未来，中国农村电气化事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任重而道远。

二、农电管理的缺陷

虽然广大农民有着较强烈的电力消费需求，但由于线损高、管理差等诸多问题，致使有的地区电价居高难下，老百姓无法使用，挫伤了农民的用电热情，这也是用电量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我们对全盟各乡镇的调查发现，同等经济条件下，由于农村到户电价水平的不同，直接带来了电力消费水平的差异。电价偏高制约了农村用电水平的提高。

1、观念陈旧

目前，农电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意识陈旧，不重视农村电力市场的研究，重工轻农的思想误区。有的人认为农村市场是小头，不需要开拓就可以带来丰厚的利益。因此，电力销售中存在一些不适应市场要求的现象。一方面电网有电送不出；另一方面，有的用户用电又得不到保障，时常因检修工作协调不好造成频繁停电。

2、基础状况与管理体制的滞后制约了农电市场的发展

电力价格机制不合理。我国目前的电力营销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杠杆，应该是市场主体开展竞争、优胜劣汰的主要参照物。而目前电力企业的销售价格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实际成本为依据，而是凭政府的指令，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不能正确指导资金投向。一方面使发电和电网的效益扭曲，谁也不愿意搞电网改造；另一方面也由于地方的层层加码，造成客户电价偏高，挫伤客户用电的积极性，电价机制已经成为影响电力营销的主要因素。

电网结构不合理。电网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农网陈旧。“两改”前的农村电网一般都存在布局不合理，线路因陋就简、线经细、供电半径大、电压质量差、供电可靠性低等问题。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电力部门和农民百姓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项投资进行农村电网整改和农村电气化建设，但毕竟投入资金有限，使得线路损耗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供电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但国家非常重视农电发展工作，2004年新年欲始，国家发改委就发出通知：这次提高电价的政策，不单包括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还包括了供电企业的销售电价。通知称，除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化肥生产用电以外，其余各类用电价格统一在现有基础上每千瓦时提高0.8分钱。不过，这次调整不涉及居民生活用电。第二章 电力体制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电力企业如何转变观念

农电市场有三个明显的特性（1）垄断竞争性。它属于自然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垄断竞争性行业。“垄断性”体现在一区只能有一个供电企业并实行区域专营，独占市场，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国的电力法中。“竞争性”反映在需方对商品或服务不满意时，有权选择其他能源消费方式。（2）投资主体多元化。（3）用电季节性强，供需波动幅度大。但随着社会的进 步，随着电网的改造以及电力体制的不继改革，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发展，电力买方市场已经逐步形成，客户对服务质量、供电质量、价格水平等问题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也将成为社会长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二、农电建设应该如何进行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下，电力企业应该与社会资金相结合，积极寻求贷款，将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与电力供应结合起来。谁投资，谁就拥有将来的收益，在政府的监督下搞活电力供应。在电网规划和建设、电力生产与经营等方面从上到下做到统筹兼顾，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真正解决电力建设资金缺乏、地方影响较大、执法能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建议由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划拨电力专项资金，加强电力建设和维护，使其真正发挥“经济要发展，电力必先行”的应有作用。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建设资金的问题，解决目前中国农村电力建设进展缓慢的问题。

三、农电管理应该如何进行

农电营销市场的特性及企业战略定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供电企业市场营销所具有的特性，有必要重新思考企业的战略定位。市场的垄断性和社会公益性要求企业必须具有较强的服务功能和自我约束能力。因此农电企业的战略定位目标应向服务型、竞争性、经营性、法治化、现代化发展。

建立一种极具管制性、协调性、促进性的市场监督体制，是保证农电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农电市场的拓展，要求农电企业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实现农电企业公司化改组，商业化运营，法制化管理，在自主经营、自负营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开拓农电市场，占领农电市场，向市场要效益，以市场促发展，是县级供电企业的根本取向。

农电体制改革后，还必须建立农电市场的监督机制，包括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政府监督、行业监督、公众监督以及供用电市场的监督机制，坚持企业效益和社会监督并重的原则，来实现农电市场各个环节的有机结合，有序进行，有效运转，以保证农电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说，县级供电企业只有转变观念，盯住农电市场，提高服务质量，赢得用户信赖，在管理上下工夫，为开拓农电市场、提高企业效益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才能如期实现农电工作的目标。

四、做好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工作使电价合理化

“两改一同价”是我国现行农电管理体制、农电经营机制、农电市场开发管理以及电价体制的一次整体性的重大调整与变革，是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还是用市场经济的思路来认识和实施“两改一同价”，事关这一改革的得失与成败。按照市场要求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我们在农网建设和改造中就不会只把着眼点放在投资上，就会按照对潜在市场的分析和还贷的要求，科学地论证区域网络的配置效率，从而按优化原则调整和建设区域电网。在投入资金的使用方向上，在加大生产、经营性投入，通过调整原非生产性投入的存量资产从而减少非生产性投入，调整资产结构，化解盲目投资带来的经营风险。

按照政企分开，最终成为具有“四自”功能的独立供电公司的要求，积极推进农电体制改革。在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内部经营机制的同时，要根据区域电力市场的分析、政策、环境条件，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和内部资源等因素，按市场要求确立并不断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全力避免城乡用电同价后电力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局面。

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既是此次重大变革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城乡同价不是简单拿现有农村电价和城市电价综合完事，而是在通过“两改”有效地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的同价。因此，要认真抓好农电体制改革和农网改造，调整资产结构和用人结构，在供电增长率逐步提高的基础上，有效地降低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准确测算销售收入、成本、利润等各项经营指标，积极试点，审慎实施。第三章 市场机制的引入

在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大体建设完毕，农村电力需求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就很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这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方针较为相似，即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后再交由社会经营。这为进一步加强农村电力服务提供了绝好的机遇。打破垄断，加强竞争，必然会提高服务水平，而且由于是由国家进行的建设工作，对于宏观调控以及防止投机资金进入电力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有很大的作用。在将电网交由企业经营的同时，国家又能尽快回笼资金，又能保证其他项目的建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结 论

农村电力市场是广阔的，潜力巨大，农网改造、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战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工作，以及对于贫困地区电力的护持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电力体制改革更是存在大量的工作，转变地方政府以及电力企业观念，加强用电管理，增强电力服务质量，加快市场竞争的引入等等，为农民走上富裕之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 考 文 献 ［1］网上相关资料

［2］中国国家电力信息网相关资料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 篇3

，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失衡；制度创新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现状

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式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性。当农村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目前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供需结构失调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太少。比如大规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作物良种的开发培育以及有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丰富等。由于现有国家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而招商引资的方式又因缺乏相应的渠道等难以开展，导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诸如农民的教育条件，农民的医疗保障及农村环境保护等。这些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业科技和奠定农村发展基础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各级政府对此类公共产品供给投入长期以来都相当忽视，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公共选择机制，农村公共产品多数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进行“填鸭式”供给，因此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农民不需要的服务政府提供过剩，真正急切需求的公共服务却少之又少，从而导致本来有限的资金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也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真正实现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根本原因。

(二)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

在现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公共产品资金的筹集采用的是“按事收费”的形式，每项收费都有特定的专门用途。为达到基层政府完成上级任务和提高政绩的目标，乡和乡以上各级政府和部门往往采取下达各种收费任务、布置各项达标和升级活动等各种行政收费手段来推动公共产品的实施，这不仅不能满足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往往还能激化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促使双方对立情绪的滋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下，作为掌握权力的农村基层政府轻易成为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其获取利益的行为目标和农民追求收入增长目标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和使用的失衡。2.现行体制下，村民委员会既要作为农民代表办理村务，又要作为下级执行政务，扮演着尴尬的双重角色。“政务”执行的强制性经常使得“村务”办理进退维谷，致使村民委员会彻底成为政府在村级的代言人，失去本来“表达农民意愿”的初衷，对公共资源的筹集也就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二、体制失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被打破，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适时建立，从而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供给体制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供给主体经济乏力，难以产出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产出，改革开放前主要靠国家，但改革后这种局面已彻底改变。农村税制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农村电网改造、大型水利建设等工程外，国家把地方建设的任务交给县、乡政府，不再进行拨款支持。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县、乡政府，往往因为财政紧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难为无米之炊”。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县、乡政府财政拮据，在解决“吃饭”问题尚有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建设”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难以产出的主因就在于供给主体的经济乏力。

(二)生产公共产品出现轻重不均的现象，农民难以享受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为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但由于地方政府惯常的思维模式，容易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出现“两重两轻”的现象，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不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一是重“硬”轻“软”。一些地方政府迷恋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明文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防洪防涝设施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常会快速组织资金进行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提不起兴趣。二是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而对涉及到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常因为各种原因推迟搪塞，若上级政府不予支持也就漠不关心。基层政府按部就班地侧重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无可厚非，但一味地重“准”轻“纯”，为了“政绩”拒绝执行“政策”则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三)供给渠道单一，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难以突破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仍是沿袭农村改革前的模式，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仍未被突破。但基层政府往往因财力紧张顾此失彼，不能快速响应农民的实际需求，以致农村干群关系的普遍紧张。供给渠道的单一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失衡。作为供给主体的基层政府，由于没钱为作为供给对象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同时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基层政府迫于政绩等压力只好向农民强行摊派，集资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导致许多农民不堪重负；其它渠道不能应运而生，同样反映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的残缺，这与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政府固然有义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但并意味着其它渠道理所当然的缺失，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进行生产和提供。

三、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构建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必须重构供给制度和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

实施村民自治的初衷本是要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进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但由于乡镇政府职能渗透到村级组织，村民委员会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乡镇政府“代言人”，扭曲了农民的意愿。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应：

1明确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各级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应从供

给公共产品转变为通过村民公约等方式管理公共产品的使用。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在解决“政务”与“村务”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诒权力。

2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行使权力的基层机构，对社区事务具备最终表决权。社区公共产品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严禁未经投票表决而擅自动用公共资源的行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也应依法监督公共资源的使用。

3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由村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

(二)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按照公共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社会产品序列可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划分为四类，即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可以由市场自行提供。如果产品的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局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则可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将相关受益人组织起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并通过共同费用分摊，实现收益内在化。这种提供方式可以称之为俱乐部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往往缺乏效率，政府需提供必要的扶持。一般纯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则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由政府和私人混合提供。具体可如下操作：

1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公共提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型水利工程、气象、农业区划、种子培育、农村道路建设、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由于其不具有内部收益，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适合于政府公共提供。当然政府可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然后再由政府出资购买。

2农村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混合提供。地区性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农业病虫害防治、农技推广和农业机械推广、农村电力、农业科技教育、农业节水等，通常既有外部受益；又有生产者个人受益的特点，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可采取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集资生产。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充分收集农民的意愿，拟订集资方案，由乡政府或村委会负责具体实施。

3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则可组织农民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种植、养殖的供产销联合体，灌溉，治虫，湖泊的渔业资源利用，乡村道路，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等，由于其外溢较少，且受益群体比较固定，属于俱乐部产品的范畴。对于这类产品，理想的方式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式的俱乐部，通过合作社将外部收益内在化，提高供给效率。

(三)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

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简而言之即为“该属集体的就归集体，该属个人的就归个人，侵犯农民利益的事做不得”。农村准公共产品建成后，受益者应按照产权归属和占比多少缴纳相应的折旧费和维护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三农”问题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它不仅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严重的是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稳定。维持现有体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家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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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建国，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N]，光明日报，2004-03-23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 篇4

经济学上把同时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称之为私人产品，而把不具备消费的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品称之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一般可进一步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由公共成员共同使用，使用权归群体或集体所有，具有绝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独占性的特点;准公共物品或称混合物品是处于纯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中间的物品或服务，兼有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的性质。农村公共产品范围界定标准应包括：地域上属于农村范围;直接受益者是农民。按公共产品的主要服务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范围大体可分为：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和经营服务的基础设施;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主要是与农民人居环境建设以及与改善农民生产条件相关的基础设施;农村社会性公共服务，主要是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设施。

在我国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基本达到国际水平的同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很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乡经济发展差距虽已存在，但差距不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城乡生产基础设施的差距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仍是以农业产业为主，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实际上彰显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与城市工业基础设施的差距。

1、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

目前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46%，机电排灌面积不足30%，农业灌溉用水平均利用系数只有0.45%。

2、耕地面积减少，地力下降。

1998-2004年，我国净减少耕地1.08亿亩，全国耕地面积中70%以上是中低产田。

3、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水平低。

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只有48%，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只有36.5%。

4、农业产业化及农产品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不足。

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率只有30%，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

（二）城乡生活基础设施的差距

住宅、路、水、气、电是现代人必备的生活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在城市都已完备，但在农村都才刚刚起步。目前，全国还有145个乡镇、5万多个建制村不通公路，近1万个乡镇、30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只有14%的村庄有自来水或供水设施，全国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还有2000万农村人口用不上电;全国6成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符合卫生标准的厕所，村内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基本是一片空白，每年约1.2亿吨的生活垃圾乱堆乱放，乡镇企业的生产污水和农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进入河流、水塘，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

（三）城乡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的差距

从最主要的教育、卫生和文化设施考察，农村居民在享有国家教育、公共卫生资源以及文化设施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教育方面，仅以中学学校数计，每百万城镇居民拥有的中学校数是农村居民的1.6倍，拥有的高中学校是农村居民的8.8倍;卫生方面，我国占总人口30%的城市居民享有80%的卫生资源;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仅享有20%的卫生资源;文化设施方面，城市居民拥有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有先进的电信网络系统以及各类培训机构等等，而广大农村地区尚有2.3万多个乡镇没有文化站，尚有5000多万农民不能收听收看广播电视。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在质量和范围上的差距，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凸显。首先，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农民增收。特别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产业构成中，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直接制约了农民增收。尽管在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投入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势头，但从收入绝对额来看仍然很大。其次，生活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出门难、饮水难、取暖做饭难等都是摆在8亿农民面前的现实问题，这种生产生活条件，不仅给广大农民套上繁重劳动的重枷，更阻碍了农民视野的开拓，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再次，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落后制约农村的长远发展。现代社会，教育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腾飞，农村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直接造成广大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匮乏;卫生基础设施落后也使广大农民就医困难;文化设施落后更是造成农民信息闭塞，在这个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闭塞无疑就加剧了落后。

二、我国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和农村社会性公共服务与城市相应的公共产品没有根本的区别，是城乡公共服务是否均等化的重要反映，因此各级政府更容易将公共产品的供给重点放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和社会事业方面。而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是农村特有的公共产品，是农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我国特殊的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更说明了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基础”地位。

但是，目前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差距主要体现在生产性公共产品方面。从中央政府投资安排比例来看，1998年中央政府投资用于农林水利基础设施的比重占到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70%。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7%。相应地，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比重，从1998年的30%提高到了2005年的45%;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则从1998年基本没有安排，逐步提高到2005年的近70亿元。由此可见，相对于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和农村社会性公共服务方面，对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反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其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经非常有限。但是，为了提升本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补贴政策，特别是农业生产领域的公共产品提供。近年来在WTO规则下，发达国家更加注重运用财政公共投资和绿色补贴，实施对农业的支持，如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在农田保护、水利、病虫害控制、生态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与咨询、检疫、农民职业培训、公共产品的财政投资、地区援助计划等。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例，美国每年的农业财政补贴达到8000亿美元;欧盟每年用于农业发展支出占总预算的50%以上;日本对农业的预算支出相当农业净产值的50%。加大对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处于工业化初期及中期的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普遍规律。

三、加大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历史阶段。在现实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负担能力和农村基础设施状况下，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首要的基本保障性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农业基本生产基础设施。作为农业大国，我国自2004年以来一直实施对农民的粮食直补政策。直补政策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而且容易与世界贸易规则产生抵触。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完善，保证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农村的科学发展。

基于政府财力状况和农村现实发展水平，单靠政府或者农民自身的力量都不可能负担巨大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因此，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做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必须动员各方力量，既依托政府投资的核心领导和带动作用，也倚重市场，形成政府、农民、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

一是中央政府投资自身要建立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减少年度间波动。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保持农业基础建设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并加大交通、水利、农业、林业、通信、文化等中央部门的支农投资。

二是强化地方事权，调动地方政府投资力度。加大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等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中央政府可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地方政府投资。

三是运用税收、补贴、“以奖代补”、公私合伙经营等多种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及社会投资。目前一些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由企业负担，如农网改造项目主要由电网公司投资、村村通电话工程主要由6大电信运营商投资等，也有不少社会投资兴建小型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要积极探索公私合伙经营模式(PPP)、研究适宜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农村金融等，为企业及社会投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条件。

四是改革现行的投资管理方式，实行农民民主决策。农民民主决策，就是将项目的决策权交给农民。规划批准并确定对村的总体补助额度后，政府不再审批具体项目，而是监督项目建设和验收考核。农民在规划范围内通过投票等方式进行民主决策，自主选择建设项目。这样就确保了政府投资切实用到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项目建设上，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农民投资投劳和加强管理的积极性。

五是改进管护方式。把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管护放在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基础设施长期存在的“有人建、有人用、无人管”的问题，充分发挥使用效益。首先，规划阶段必须考虑运营管护经费，将其纳入项目总投资或明确管护经费来源，建立管护经费保障机制，对纯公益性项目由财政安排一定的管护经费;其次，对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引进市场方式，推行公私合作合营模式;再次，扶持农民专业协会组织，实现农民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自我管理和维护。

摘要：长期以来, 公共资源配置主要向工业和城市倾斜, 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出现巨大差距, 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的新的历史阶段, 发展现代化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 对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提供提出了新的要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农民的基本生产条件, 是农业生产基础的基础。加强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 关键在于改革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投融资渠道, 创新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关键词：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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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N].人民日报, 2004-02-17.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 篇5

摘 要：近2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遇到了瓶颈约束，一方面我国的很多地方出现了“民工荒”，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并且出现城市农民工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上述情况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和缺位，进而得出结论，政府和现有的工会引导和参与构建农民工工会将是解决瓶颈约束的一个有效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工会 ；公共产品；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发展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有下面四大理论：

刘易斯理论。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城市资本主义化的工业部门，该部门集中了大量资本，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该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农民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这时只要工业部门需要，就可以从农业部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该理论在刘易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划分为3个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和大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同时提出，为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到第三阶段，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要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同步发展。

乔根森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当农业剩余等于零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托达罗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正在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决定其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公共产品分析

农民工工会提供的维权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民工工会在为农民工群体维权的时候，所有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维权的成果。比如，要求废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限制，要求取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的限制，以及取消一些社会服务部门对农民工的歧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等。而要想排除一部分农民工使他们不能分享维权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工会还具有规模效应。假如工会的规模较小，那么，在劳资谈判的过程中它的组织力量将会被洪洪的民工群流所淹没，不但难以取得明显的成果，反而可能由于要求了比其他非组织民工较高的条件，而使组织成员失去就业或工作的机会；另外，在同其他的侵权主体进行斗争的时候，由于群体势力较小而缺乏威慑效果，通常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而且维权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构建农民工工会还具有巨大的外部效应。通过构建农民工工会可以以谈判的方式协调解决劳资矛盾，避免双输的劳资博弈，从而提高社会劳资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民工工会可以作为一个连接农村与城市的枢纽组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必要的服务、有效的就业与培训信息，还可以对进城农民工组织进行必要的培训，便于他们更好的生活，因此对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也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工群体的正当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舒尔茨（Schulz,1961,1971）和加里.贝克尔（Becker,1964）著作中有关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的大量研究表明，对社会的经济回报要大于学生的机会成本和教育成本。职业技术培训也是耗费时间的过程，而且随着在其后接受培训人数的不断增加，原先接受培训者的劳动收入还会下跌。农民工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知识技术与信息具有外溢性，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未受培训的工人可以通过观察、模仿的学习效应而免费的提高自己的职业生产技术和获得相应的市场信息。

因此，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具有外部性；加上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限制和文化素质水平较低，以及对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不畅通，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等，这就决定了农民工对市场培训的需求（如右图）D0小于社会对培训的实际需求D1，从而，通过市场机制对农民工群体提供的技术培训D0将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D1，即市场在这方面存在失灵。

奥尔森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集体行动进行论述的时候认为：“为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好处，对这个团体来说，是某种公共财货或集体商品，他们像法律与秩序、国防与污染治理这类公共财货一样，利用那些自愿和自发的市场机制是提供不了这些公共财货的。之所以不能达到，是因为集体商品或公共财货都不是排他性的。由于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显然不具有征税赋或任何类似资源的权利，因此就可以做出预言：许多会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集团，事实上并不会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行动。”

拉本德拉.贾在《现代公共经济学》中所讲到的，“只要涉及到了公共物品，每个消费者都有搭便车的愿望”，这就是在公共产品提供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囚徒困境问题。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深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搭便车的问题更是很难解决。比如，假定要成立农民工工会，每人需要交纳5元的会费，但是，通过工会每人能得到10元的好处，如下面的个人支付与收益矩阵所示：由于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个人最优的行动方案就是选择免费搭车，由于每个农民工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支付收益矩阵，因此，依靠农民工群体自愿的方式建立工会是相当困难的。

农民工工会的成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由所在地区的工会或劳动部门帮助成立，另一种方式是由企业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方针政策成立，但是，这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说现存的农民工工会几乎都是在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产生的。公共服务模式的相关探索

3.1 “自愿解决”的俱乐部式供给

由于几乎没有哪种物品或服务满足纯公共物品的极端定义，相反，大量存在的却是非纯粹公共物品。这些物品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以排斥不付费的人使用。因此，作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自愿解，作为自愿解决方式的俱乐部可以用来提供某些纯粹公共物品。

1965年，詹姆斯.布坎南为了解决俱乐部这种类型的合作安排为什么是一种有效率组织某些物品生产的方法，提出了俱乐部经济理论。布坎南认为，消费纯粹私人产品最有效的单位是个人，一个人获得了这种物品，也就减少了另一个人可以相应获得该物品数量。但一种公共物品最有效率的消费单位是无穷大的，因为一个人对它的使用并不妨碍另一个人的使用。布坎南认为，对于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物品，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来提供。丹尼斯C.缪勒同样认为，一种公共物品当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建立排他机制的时候，可以通过自愿的建立俱乐部的形式来提供。

但是，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大，形成了所谓的“候鸟型”、“钟摆型”的流动方式，农闲时进城农忙时归，这是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流动的规律。即使时间长一些的，一般一到两年也会换一个地方。再加上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小农经济环境下，以及文化素养偏低，因而会出现目光短浅，合作意思淡薄。所以，对于农民工这一数量巨大群体，若以自愿的方式来构建农民工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工工会，将会面临巨大的谈判或交易成本。Calabresi（1968）认为谈判成本会阻止或抑制协商性的解决方式，如果交易费用高到足以排除资源解决方式时，谈判会因降低了效率而被放弃，也就根本不存在市场失灵。换言之，当考虑到所有的成本时，放弃以市场自愿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由市场机制产生的自愿解决方式。

因此，以自愿的方式构建农民工工会，巨大的交易或谈判成本将是者以解决方式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而且，即便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解决谈判或交易成本问题，但是由于建立排他性的需要，产生的工会将会丧失相当一部分十分必要，但又无法排它的职能，在提供劳动就业信息方面，等等；并且，以俱乐部形式组建的工会还会受到第二部分所论述的规模效应的制约。

3.2 政府或第三方组织参与式的供给方式

弥补市场失灵市政府的应尽职责。当依靠非政府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需要时，政府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服务。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的文章中，放弃了把企业视为生产过程的观点，而把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此对企业的产生解释如下，市场交易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考虑一下了解产品信息和相对价格、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以及进行谈判协商的费用），如果允许一个权威来领导一个组织支配资源的话，可以节约一部分市场运行成本。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分析 篇6

一、公共产品供给融资中的问题

(一)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以新型政府管理理论为出发点,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资金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近年来, 为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我国财政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的支出不断增加, 投资总量保持不断增长态势。但是财政投资从纵比看增幅高, 横比上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占农村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 整体上我国财政支出不管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上都还不高, 农业公共产品供给融资明显存在着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 我国国家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支持主要通过财政拨款与补贴实现, 其资金由中央流动至地方经过多级政府及部门, 最终到达真正需要的基层政府, 其间各级政府及部门很容易出现截留资金和挪用资金的状况, 这样真正用于农业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减少,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到位率底。

(二) 村民集体投资有限。

公共产品供给除了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外, 农民集体投入也是其融资重要途径, 主要包括村庄投资和农民集体集资等方式。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地缘性特征, 农村基础设施所在地村民是农村基础设施的直接受益者, 农村基础设施与其生产生活直接相关, 同时村民也是农村基础设施的主要维护者。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村民集体单位投资固定资产的资金量呈增长趋势, 但是村民集体对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是下降的, 对比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村民集体对公共产品供给投资还存在较大差距。可见, 我国村民集体对公共产品供给投资所占比重小且呈下降趋势, 农村集体投资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投入能力不足。而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 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落后农民集体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

(三) 农村金融信贷乏力。

农村金融信贷是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重要途径, 完善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能够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是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主要金融机构。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的贷款总额不断增长但是公共产品供给贷款的年增长率远远低于同期各项贷款合计的年增长率, 不能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良好的资金保证。而开发式金融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金融创新, 但是受开发特定项目限定, 很多地区很难在开发金融中受惠, 其在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有待提高。

(四) 其他投资来源较少。

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来源除了财政资金、农民集体投入和金融信贷外还包括民营企业投资、个人投资、国际组织贷款和援助等, 虽然这些资金在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比例上所占较小, 但是其作用不容忽视。就民营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而言, 虽然农村企业大户在一定程度上无偿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 但是具有个例性和不稳定性;在国际组织贷款和援助方面, 国际银行贷款、联合国普惠金融等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国地域广阔, 这些资金只能惠及我国极小部分的农村地区。

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问题的建议

为了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不足问题, 应积极地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 多种资金融资资本并存的融资途径,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融资渠道, 实现多主体、多途径、多方式互相支持的综合性资金融资体系。

(一) 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支持。

调整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 财政收入分配中“重城轻乡”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善, 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力度, 深化改革农村基层财政体制, 健全国家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效投入机制, 按照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制, 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性支出。同时, 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 合理的分配公共产品供给的供给责任。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基础设施, 地方受益较小, 根据效率与公平原则, 其建设供给应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交通、通讯、供电等具有明显“外部效应”的区域性大面积基础设施, 应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 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对于田间公路、田间水利等受益范围仅限于某个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 应由该地方政府出资。

(二) 完善农民集体投资制度。

完善农村“一事一议”制度。虽然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不足, 但其目前仍然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融资重要途径。完善的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应保障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对于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筹资困难、各村间责任划分难以协调等问题, 要按照“农民自愿、量力而行、总体规划、预算控制、群众受益”的原则, 灵活运用“一事一议”制度分阶段、分层次组织实施, 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规划、有步骤、有针对性的进行。同时,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 使其自觉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要鼓励农民投资公共产品供给, 要对农民投资公共产品供给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措施, 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同时, 政府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明晰产权, 明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三) 健全农村金融信贷体系。

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府弥补市场不足, 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我国应调整农村政策性金融体制, 引导其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融资, 拓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 积极开展公共产品供给贷款业务, 加大其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投入力度, 使其真正成为为农业发展提供全面服务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充分发挥其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金融带头作用。同时, 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需要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可以由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投资, 以基础设施的收益权作为担保来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 来争取商业金融机构的融资。建立并健全保证贷款偿还的相关机制, 在这一点上我国中央财政可以在安排公共产品供给专项资金时, 按照一定的比例为地方建立还贷准备金, 各地方政府也要从预算中安排一定还贷准备金, 保障公共产品供给贷款的及时偿还。这样以来就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信贷资金融资来源增加, 从而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有效的支持。

(四) 发展农村资本市场。

首先, 我国要在政府有效实行监管的条件下, 将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程度提高, 将更适合市场化运作的农业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向市场开放;第二, 政府应完善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税收优惠、投资补助等制度,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 将一部分财政拨款转为对公共产品供给项目的贴息、担保、补助资金, 以吸引民间资本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第三, 健全公共产品供给有关的产权法, 保护融资者的相关利益。同时, 境外资本融资在改善农业发展环境、扩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吸引国际资本融资, 重视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开展交流合作, 同时激发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 通过国际资本融资缓解我国农业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的不足。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三农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资金问题直接制约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因此需要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有效性进行分析, 并寻求解决方法, 以期实现长期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关键词：融资途径,资金效率

参考文献

[1]周淑芬, 陈小云.关于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的思考[J].农村经济, 2010.3.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及改革 篇7

1 公共产品要求多样化的供给方式

长期以来, 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存在着误解:公共产品应当完全由政府供给。由于公共产品“免费搭车”的理性行为的普遍存在, 按私人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产量, 将不能弥补生产的成本, 使得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量往往低于有效水平, 甚至供给量为零。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种合理供给制度来满足公众需求。

而纯粹由政府供给或纯粹由市场供给的理论 , 都是建立在各自严格的假定条件基础上, 是相对于各自效率满足条件而言的。事实上,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 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既存在着与其效率满足程度相适应的职能, 又存在着与其效率不能满足下的失败。政府与其公共部门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 或是市场与其私人部门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 都不会有效率最大化的结果。理性的制度安排 , 应当根据各公共产品的具体情况 , 在政府与私人的供给方式之间, 趋利避害, 扬长避短, 建立政府与市场混合,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

在论述公共产品的具体供给方式之前, 本文首先提出的观点是:“生产”和“提供”是有区别的。“生产”指的是公共产品由谁来建造, 制成;“提供”指的是由哪个主体付费购买公共产品, 从而把它提供给消费者。

生产者必须是能够做出决策的主体, 这样的主体只有三个:政府、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的性质是一样的, 统称私人。也就是说, 对于产品的生产来讲, 主题只有两个:政府和私人。而对于商品的提供, 主体有三个:政府、私人和集团。集团就是消费某一公共产品的所有消费者的集合。“集团”这一概念是指联合提供的问题, 只有在关于产品的提供时才有意义。在关于商品的生产时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不是独立的决策单位。

这样, 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的方式搭配有以下六种:

(1) 人在利他主义的情况下会供给公共产品。即私人生产, 私人提供。

(2) 私人生产, 集团提供。公共产品可以由集团来付费, 委托私人生产。如社区内的各种私人办的公园, 健身场所等。

(3) 私人生产 , 政府提供 。当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统一提供时 , 如果此产品的生产是可分割的, 那么就存在政府委托私人部分地生产此产品的可能。比如国防设施。这种方式包括政府向私营企业采购和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出租或合同承包的情形。

(4) 政府生产, 私人提供的情况, 如一件公共产品由私人捐赠给国家, 由国家的公共部门生产的情况。

(5) 政府生产, 集团提供。指政府为某个特定人群建造一定的设施或提供一定的服务, 然后向设施的使用者或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的形式。比如政府建造高级公路, 然后向过往车辆收费。

(6) 政府生产, 政府提供则是最容易理解的传统供给方式。

以上概述了公共产品的几种供给方式, 其指导思想是政府与市场各尽其职, 相互配合。

2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 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因此发生着变革。

在计划向市场过渡阶段, 计划与市场并重的指导思想下, 公共产品的供给仍是单一的公共生产和提供, 但开始考虑成本的补偿。如1989至1992年的铁路运输提价, 虽尚未达到市场化的要求, 已反映了人们在观念上的改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 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私人利益的凸现, 以及国家财力的相对紧缺, 人们开始考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并开始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国家财政开始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努力, 力求改变长期以来“全能政府”的观念, 打破事无巨细, 包揽一切的财政支出格局, 向“公共政府”迈进。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任, “以市场失灵”为界行使其职能,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上则表现为政府与私人供给的结合。对于公共产品, 特别是具有混合性质的准公共产品, 因其具有私人提供的可能性, 当允许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成分, 这在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国家的财力, 政府可以集中财力加强重要、关键产品的宏观调控。

3 现阶段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的问题

3.1 供给总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 效率低下, 质量低劣

近年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仍是不足的,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低于一些发展国家, 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称的。

此外,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安排, 主要存在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过度垄断的问题。并且由此造成规模过大, 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低下, 产品与服务质量低劣。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我国国有经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经济高度垄断的基础上存在行政垄断, 行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是融为一体的, 造成企业缺乏竞争活力, 运行效率低下。

在我国, 电信、电力、邮政、医疗卫生等服务价格不菲但服务质量不高。如高校中机构冗杂, 人员众多, 效率低下;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邮政虽为盈利性行业, 服务质量远高出我国。我国铁路基本上由国家垄断, 铁路服务质量低劣、供给与需求不协调。

3.2 国有国营供给制度的主导形式阻碍公共产品提供的优化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单一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供给制度, 使私人资本几乎无法进入公共品生产领域。具体来说, 铁路基本为国家垄断, 而仅有广深铁路为股份有限公司, 是混合型企业, 其产品供给和服务质量远高于一般的铁路运输;教育行业尽管允许私人投资, 但由于公私教育政策上的不合理, 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公路及电力的BOT项目仅允许特定的外资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尽管要求私人付费, 但行业外的资金很难进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国家垄断, 造成投资主体的单一, 加之国家财力不足, 使供需缺口长期存在国有经济高度垄断基础上的行政垄断, 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 , 又是具体的经营者 。这使得公共部门企业不仅可以利用经济性反竞争手段阻止进入者, 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超经济手段建立壁垒, 维护垄断地位。双重垄断造成无竞争状态下人浮于事, 效率低下。

4 改进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建议

4.1 管理与经营权分离, 打破行政垄断

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以来“政企合一” 的模式使其缺乏活力, 效率低下。要改革, 首先要打破这种行政垄断, 给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条件, 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公共产品经营效率的提高。

4.2 投资主体多元化, 鼓励私人投资

政府应允许各种经济成分投资于公共产品行业, 对于可市场化竞争行业实行开放竞争。比如为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 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采取政府产权管理, 间接调控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 以经济效率为目标, 改变以往城市建设完全有政府投资的方式, 广纳资金, 将部分城市资源适度商业化, 创造可持续融资机制, 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在公共产品各个行业领域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的进入, 可以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 提高相应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 有利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偏低的问题。

4.3 生产与提供模式多样化

我们前面已经从理论上介绍了公共产品及其供给方式, 明确了纯粹的公共产品在现实中其实少之又少, 大多数公共产品是准公共产品, 具有混合性质, 而供给方式也应该因此而灵活多样, 打破以往单一的政府垄断的传统模式。我们应该根据不同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实施适合的供给方式。

许多准公共产品可以一定程度地市场化, 如前所述, 在生产与提供之间实现政府与私人的合作。地区性、社区性的准公共产品显然有更多灵活的选择, 就全国性大型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讲, 电信业可以进入市场作为竞争性业务, 我国电信目前的南北分拆的状况, 是引进竞争的表现, 今后可以允许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 将竞争范围扩大;铁路运输业, 由于铁路基础设施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 为保持铁路网的完整和统一性, 应建立全国统一的铁路网络公司, 而客货运输业务则可以开展适度的竞争, 按地区设立若干铁路运输公司;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也可私人和政府混合供给, 鼓励竞争, 等等。这些都是灵活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

事实上, 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公共品, 由政府直接

生产提供外, 原则上政府应当放开公共品生产市场, 允许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进入,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运用招标、投标等方式, 签订公共产品生产合同, 指定相关质量技术等标准并做好监督工作, 促进和维护公共品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公平等。

当然, 在逐步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同时, 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宏观上的管制, 另一方面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 使改革有法可依, 从法律上保护各种成分对公共产品投资经营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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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明.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3]高培勇, 温来成.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财政运行机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4]李成威.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的理论分析及启示[J].财政研究, 2003, (3) .

[5]卢洪友.公共品供给效率制度设计的理论思考[J].财政研究, 2003, (6) .

[6]杜伟.积极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J].价格月刊, 2003, (12) .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 篇8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需求优先序,系统聚类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为了解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状况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一些丞待解决的问题。课题组于2011年1-2月对安徽、河南、湖北等9省进行了村干部和农户调研,结合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赴陕西、内蒙古、山西调研得到的30个村级样本数据,我们共获得47个村级样本数据和187个农户数据。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闸门。制度变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极大改进。然而,随着农作制度的非集体化变革,农村集体经济大多难以维系,部分基层组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原有的依附于集体经济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也逐渐弱化,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大大降低。从各地调查看,当前我国乡镇财力困难问题尤为突出,基层政权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弱化,加之农民自我供给能力有限,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与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总体呈改善趋势,但供给总量仍然不足

1. 农村饮水用电。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农民饮水、用电状况不断改善,但仍有部分地区存在饮水和用电困难。样本村中,有23.4%的村还没有通自来水,村民饮水主要依靠井水和河水。在已通自来水的村中,许多村水厂制水设施简陋,水处理工艺落后,输配水管网老化,饮用水质较差。部分村电网陈旧,电压不稳。从样本户看,有16.7%的样本户认为村里供水、供电条件不好,42.8%的样本户认为条件一般,二者占到了总数的近六成。认为村里供水、供电设施需要重修的农户占到19.4%。

2. 农村道路交通。

随着国家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道路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样本村中,有80.9%的村已经通了柏油路或水泥路。投资基本采取上级政府、村集体和村民集资相结合的方式,部分村得到了社会的捐助。尽管目前许多地区通乡、通村道路已经大为改观,但道路的等级较低,没有铺装路面的道路还占相当大的比例。不少样本村村内道路通行条件较差,村与村之间的道路通畅程度低,影响了农民的日常出行。从调查看,有50%的农民认为本村的道路通行不便,认为需要新建或翻修道路的农民占到67.2%。

3. 农田水利设施。

调查发现,不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农田水利特别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都普遍较为滞后。大部分村的涵闸、泵站等水利设施基本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由于管护缺失,工程年久失修,又遭遇自然灾害,不少设施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导致“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从样本户看,57.8%的农户认为田地灌溉不便,66.7%的农户认为村里的农田水利设施需要重修。

4. 农村医疗卫生。

在调查的村中,有43个村已经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覆盖率达到91.5%,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仍有不少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还很落后,部分村的医疗卫生水平甚至出现下降。样本农户中,有32.8%的农户认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不如五年前,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是费用太高(33.9%)、本村医疗点撤销(23.7%)、医生水平下降(22%)。

5. 农村养老。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农村家庭小型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农村养老问题日趋严重。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农村居民养老问题,2009年我国开始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此后试点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调查看,样本村的普及率还比较低,许多农户甚至没有听说过“新农保”。样本农户中有77.2%还没有加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于没有加入的原因,有81.3%的农户是因为没有听说过,没有富余的钱交纳保险费而未加入的农户占10.1%。

6. 农村教育。

随着“两免一补”的实施,农村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目前农村教育的突出问题,已经由“上不起学”变为“上不好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对全国17省2749个村庄的调查,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在教育方面担心的首要问题,有76.9%的村认为农村教育最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保证教学质量,有23.7%的村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从我们的调查看,认为农村教育质量比以前下降的农户占21.7%。由于部分教学点撤并,导致部分学生上学困难。有41.1%的农户认为孩子上学不方便。

7.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统一供应、农产品的统一销售以及农业种养技术服务等。从调查看,只有少数村村民享有统一的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销售服务。在调查村中,村民享有统一采购良种服务、农资服务的村分别只占14.9%,享有统一销售服务的村只占到8.5%,享有统一病虫害防治服务的村占21.3%。认为自己的种养技术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农户占35.6%,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培训的农户占到75%。

(二)政府投资占主导,供求失衡现象突出

实行分税制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于财权上提事权下放,县乡基层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来源被切断,大多数地方预算内财政只够“吃饭”,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弱化。然而,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以及政府以外其他主体发育滞后,目前大多数地区政府仍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供给主体。虽然部分地区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民自我供给公共产品的现象有所增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也逐步进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但大部分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仍主要依赖于政府。从调查看,无论是生产性公共产品还是生活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投资都占了绝大部分。以乡村道路投资为例,在村级样本中,村道路投资平均金额为797867元,其中上级政府投资占到61.1%;村集体投资平均为214867元;村民集资占9.7%。修建自来水的资金来源中,25%的村完全是由政府投资,还有16.7%的村则是由政府部分投资。

在政府主导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同时科学决策机制又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极易出现供给与需求错配的情况。从我们的调查看,农民最需要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需求次序大致为医疗卫生、社会救济、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文体广播。借鉴杨斌、龙新民(2007)的研究,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优先序依次为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文体广播、社会救济和科技。不难发现,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失衡。大体上说,农民首先需要政府提供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公共产品,然后才是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则容易受政绩动机的驱动而投资于一些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公共产品,而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需要大量投入而效果不太明显的隐形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这些公共产品恰恰是关系到农民生存权问题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是农民最急需的公共产品。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

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相比,公共产品的管护更是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薄弱环节。调查显示,将近2/3的农户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管护应该由村集体负责,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村集体并没有担负起相应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管护状况很差。在47个村级样本中,只有31.91%的村庄道路有专人维护。另外在“一事一议”的讨论内容中,只有37.84%的村讨论过项目完成后的管护问题。可见,农村公共产品管护薄弱,存在着“重建轻管”的问题。

(四)农村“一事一议”的覆盖率较高,但面临诸多困难

农村税费改革后,为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从调查看,随着国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事一议”制度的覆盖率逐步提高,特别是在东部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村,“一事一议”在促进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调查的47个村级样本中,实施“一事一议”制度占到78.7%。“一事一议”的程序通常是由村干部提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举手表决,超过60%或70%同意则通过。讨论的主要内容涉及道路、灌溉、生活用水用电、植树造林等项目的筹资筹劳问题。

但是,由于“一事一议”制度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在实施的过程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1.召集会议难,导致“有事不议”。

在样本村,有的村庄的人口达到了几千人,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难度很大,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议事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部分村干部为了尽量避免麻烦,最终选择维持现状而不发起议事项目,造成议事项目过少。

2.筹资困难。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涉及出钱的事情通常会有困难,同时又没有明确的约束力,因此造成一些项目资金难以到位,最终导致项目无法开工或半路停工。在实施“一事一议”制度的村中,18.9%的村认为“一事一议”的主要困难在于筹资难。如果议事通过后有村民不交纳筹集款,会对农民进行一定惩罚的村仅有4个。

3.农户异质化,导致“有事难议”。

当前,农村社区中农户已经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他们在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持续扩大,进而使农户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和筹资成本的分担能力的差异也在拉大,最终导致会议达成决议困难。有13.5%的村认为“一事一议”的主要困难在于统一意见形成决议难。

4.议成项目实施难。

通过调查发现,样本村议成项目最终的落实率不到一半,许多项目在商议成功后没有最终落实或完全落实。由于“一事一议”采取的是多数票通过原则,部分在议事过程中没有投赞成票的村民在费用实际筹资过程中常常不肯交钱,出现“谁同意谁出钱”的情况,导致实施项目的资金不足;少数即便投了赞成票并签字的农民,在真正出钱时却反悔或以各种理由推迟交纳,并引起其他农民的效仿,出现所谓的“羊群效应”,造成议事项目因筹资不足而放弃或中止。

二、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及需求优先序

(一)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整体满意度不高

当被问及对村里目前水、电、路等公共设施状况的满意度时,受访者中回答完全满意的有61个,占33.33%,回答基本满意的有76个,占41.53%,二者合计占74.86%;回答不满意的只占到25.14%。这表明,农民对目前村庄内的水、电、路等公共实施的状况大多比较满意。当被问及对村里目前医疗、教育、卫生等状况的满意度时,受访者中回答完全满意的占15.3%,回答基本满意的占到43.72%,二者合计占59.02%。

仅从上述调查看,农民对当前所在村的公共产品状况的满意程度较高。但是,更深入的调查分析发现,这一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当问及是否需要增加对村里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建设的投入时,187个受访者中有155个回答需要,占到样本总数的82.89%;回答不需要的农户占到17.11%。这表明,大部分农民对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存在需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大部分农民对当前的公共产品现状并不满意或不完全满意。实际上,不论是对水、电、路等公共设施还是对医疗、教育、卫生,持完全满意态度的农户所占比都只在两成左右。同时,尽管回答基本满意的农民所占比在两个问题的答案中都很高,但这很可能是由于问题设置的模糊性和农民策略性回答所致。综合而言,由农民需求反推出的结果,即农民对当前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满意程度并不高,更具有可信性。

(二)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高于生活性公共产品

为了解农户对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满意度,我们使用李克量表(Liker Scale)对10种主要公共产品进行了农户满意度调查。我们将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划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5个量级,并对每一个量级赋一个数值,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5个量级分别赋值为0、0.25、0.5、0.75、1分。经赋值汇总后,将各种农村公共产品按农户满意度得分进行排序。

由高到低的顺序为:生产性技术指导、农村养老保险、生活垃圾处理、农田水利设施、田间道路、乡村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网络、生活用水用电、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及新农合医疗保险。总体来看,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高于对生活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

(三)农户最需要的公共产品是农村医疗卫生、养老和道路、水利建设

为了解农户对各种公共产品重要性的认识,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农户哪5种公共产品对他自己和村里人来说最重要。

显示在第一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农田、山林、水利建设”、“田间道路和乡村道路建设”;在第二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医疗保障及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在第三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在第四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是“养老、社会救济”;在第五位上出现频数最多的也是“养老、社会救济”。为了反映农户对上述公共产品重要性的有效排序,我们进一步采取聚类分析中系统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按照对农户的重要性,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大体分为四类。考虑到聚类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利用数据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无权重依次转移方式处理,得到的排序结果如下:

第一类为医疗保障及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以及养老、社会救济,属于第一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医疗保障及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要比养老、社会救济更为重要。

第二类为农田、山林、水利建设和田间、乡村道路建设,属于第二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田间、乡村道路建设要比农田、山林、水利建设更为重要。

第三类为饮用水改善,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和义务教育,属于第三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要比饮用水改造、义务教育更重要。

第四类为农用电改造,生活垃圾处理,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市场信息服务,计划生育,大规模病虫害防治,文体设施及服务,属于第四层次。结合无权重依次转移处理结果,这几种公共产品按照重要性大小排序如下:文体设施及服务,大规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农用电改造,广播电视网络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计划生育。

三、小结及建议

综上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供给主体单一、重供给轻管理等问题。对农户最重要的生活性公共产品是医疗卫生条件及养老、社会救济、饮用水改善、义务教育等;对农户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产品是田间道路、乡村道路、农田、山林、水利设施建设、生产性技术指导等。

针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大对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并逐步建立相应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以规范和监督支农资金的使用,确保农村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持续发展。二是为有效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结构不平衡问题,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首先向重点项目倾斜,主要包括农村医疗卫生、农村养老、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建设等。三是要充分发挥各种供给主体的优势。对于一些投资收益率较高,可能实现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政府可以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鼓励私人供给。四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管护机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要注意管护和建设并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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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新民.《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 篇9

一、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长期以来, 在“重工轻农”与“重城轻乡”思想的影响下, 我国在公共产品方面一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这是导致城乡公共产品差距过于悬殊的根本原因。例如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 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实行集体化改造, 以便于从组织上保证政策干预农业生产的有效性;在产业发展上, 强制性地规定农业产业活动空间, 限制甚至取消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人为地割断了城乡产业间的联系;在资源配置上, 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正常的流动, 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并严格规定, 没有城市当局的许可, 农村人口不得流入城市, 农业户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

在执行上述政策的同时, 我国国家财政也大多数投向了城市, 城市居民在没有为道路、水、电、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建设付费或所付很少的情况下就可享受很多福利。然而, 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却实行自筹与转移支付相结合的办法。转移支付的额度又很少, 地方财力较紧, 大多数乡镇财政赤字, 不少连正常运转经费都成问题, 更不用说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了。因而, 转变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建立一种城市支持农村, 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显得尤为重要。

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1. 供给决策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直接影响了供给效率。

“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其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中, 农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直接受用者, 却处于决策的最低层, 加上各种监督与约束机制尚不完善, 对各级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几乎没有太大的影响, 进而失去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第二, 行政命令式的决策机制从体制上决定了供给与需求是脱节的, 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 不但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 而且还可能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极易导致供给过度等问题。第三, 这种供给体制的执行偏差与监督成本都较高。“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将决策提高到较高层次, 政策执行链较长, 存在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 而每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都会因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的不一致而使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偏差, 并会产生一定的监督成本。

2. 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具体表现为强调对对短平快等“硬”公共产品的考核, 如农村交通要道建设、公路沿线农田改造、办公大楼建设等, 具有加强供给的内在激励;而对那些见效慢、难度大的、长期性的“软”公共产品, 如农田水利维护、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科技、信息、新型合作医疗、教育质量等, 没有太大的兴趣。

3. 政府的缺位、越位与错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第一, 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中对相关部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权利与责任划分都很笼统, 许多部门着实不知道自己的责权与定位。第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存在多头领导问题, 这种多头领导很容易造成各主管部门推诿责任与争夺权利的行为, 最后行政管理费支出不少, 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起色却不大。第三,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实行事权与财权的高度统一, 而对供给过程则监督不力。目前, 对供给过程的监督主要是由审计和农民负担管理部门执行, 由于农民负担多为预算外资金, 而预算外资金又大部分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 不仅增加监督努力的成本很高, 而且也很难界定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

三、不完善的激励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1. 缺乏决策参与体制。

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看, 公共政策应是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某些主体缺位情况下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大多数会被此类主体的抵制。因此, 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 由于缺乏农民的决策参与机制, 致使一些村民对于通过“一事一议”解决公共事务不关心, 很多村民不参加开会, 除了一些极端贫困的村民外, 条件不错的村民也不愿意承担自己在公共物品上相应分担的责任。

2. 缺乏信息沟通体制。

农民虽作为公共产品的需求者与消费者, 是公共产品的直接利益主体, 但没有相应的表达信息的平台, 而部分积极参与者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由于不能有效征集农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确保农民的意愿能在供给中得到尊重与体现。所以不能很好的刺激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导致大多数人采取一种相机而动的策略, 根据政府制定的政策制定自己的应对之策, 对自己有利就接受, 若对自己不利就拒绝或变相抵制。

3. 缺乏市场竞争体制。

农村税费改革后, 为减轻农民负担, 必须按一事一议制度进行筹措资金, 因此由政府或集体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必然严重不足。然而就是在这种急需引进资本的情况下, 却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 使得农民资本没有一种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 因为在没有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条件下, 以及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 农民资本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经营的风险很大, 收益率也不高, 因而缺乏参与供给的内在激励。

摘要：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体制因素有很多, 主要有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以及不完善的激励体制与利益保护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滞后,体制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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