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产品

社区公共产品（精选11篇）

社区公共产品 篇1

当前, 国家所提倡的在农村社区实行的“一事一议”, 就公共产品提供而言, 本质上就是一种合作供给的思路。然而, 在现实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过程中, 常常会因为农村社区居民基于个体理性出发导致不合作的局面, 从而陷入“囚徒困境”, 不利于农村公共产品提供。

一、“囚徒困境”模型的理论分析

“囚徒困境”[1]描述的是 A和B两个犯罪嫌疑人被警察抓住后进行隔离审讯, 并告之他们有两个选择:坦白或不坦白。如果两人都不坦白, 他们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处1年;如果两人中有一人坦白, 坦白者会立即释放, 而不坦白者会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 他们将被各判5年徒刑。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每个人都会从各自的最大利益出发来选择行为策略。从表1中, 我们不难看出, 假如B坦白, 此时, 如果A坦白, 就会被判5年的徒刑, 如果A不坦白, 就会被判处8年徒刑。因此, 如果B坦白, A最好的策略是坦白。假如B不坦白, 此时, 如果A坦白, 就会立即释放, 如果A不坦白, 就会被判处1年徒刑。因此, 如果B不坦白, A最好的策略还是坦白。所以对A来说, 无论B如何选择, A的最优策略都是坦白;同理, 对B来说, 无论A如何选择, B的最优策略都是坦白。从该模型中, 两个囚徒都从理性出发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而不会顾及同伙的利益, 因而最终只能实现对他们都比较差的一个结果, 这个博弈被称为“囚徒困境”。

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过程中“囚徒困境”的形成

1.农村社区合作的背景

第一, 村民是具有个体理性的, 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选择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农民也越来越具有经济理性, 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也越来越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 去选择他们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后, 集体经济约束弱化, 农民的个体理性得到极大提升。第二, 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中, 基于个体理性出发的村民, 总是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 即有些村民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想不付费而受益或者少付费而受益。

2.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中的“囚徒困境”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是一个小范围 (村庄或农村社区内) 受益的公共产品, 而且这些公共产品都是村民当前所急需的,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 需求偏好的差异性并不大, 因而我们可以忽略这部分的差异, 进而认为村民从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所获得的收益是等额的, 且我们把每个村民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提供中所获得的收益假定为R。当然, 村民作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受益者, 必定要承担其供给的成本, 我们假定每个村民所承担的费用为C。

虽然说参加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村民是多个的, 但是不同村民之间的博弈性质是相似的, 博弈方式是雷同的, 而且博弈的结果具有传导性, 因而为简化博弈过程, 我们只探讨某两个村民即村民甲和村民乙在合作过程中的博弈。其推理如下: (1) 如果村民甲和乙都愿意合作来提供社区内的公共产品, 且能够成功, 那么扣除在社区公共产品提供中所支付的成本C后, 他们各自获得的预期收益都是R-C, 且R-C>0。 (2) 如果村民甲和乙都不愿意合作来提供社区内的公共产品, 那么社区公共产品就不能够成功提供, 则他们获得的预期收益都是0。 (3) 如果村民甲和乙之中只有一个愿意合作, 另外一个想“搭便车”, 想免费享有社区公共产品提供带来的收益;那么为了使社区公共产品能成功提供, 其中愿意合作的一方必然要承担起不愿意合作的一方的成本C, 则合作一方承担了过高的成本2C, 其预期收益R-2C已经不能抵偿其成本了, 即R-2C<0;而不合作却免费“搭便车”的一方的预期收益则是较高的R。

基于理性经济人分析, 从表1可看出, 对于村民甲来说, 如果村民乙选择合作, 那么村民甲这个时候, 选择合作策略的预期收益为R-C, 选择不合作搭便车时的收益为R, 因而村民甲肯定会选择不合作, 而免费搭便车;如果村民乙选择不合作, 那么村民甲合作时的收益是R-2C, 而不合作时的收益为0, 由于R-2C<0, 因而村民甲还会选择不合作。总之, 村民乙的策略如何, 基于个体理性出发的村民甲总会选择不合作搭便车的策略。同样, 反之亦然。最终双方都选择不合作, 使得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不能够成功。

当前类似“囚徒困境”的现象, 常常会出现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中, 这对于农村社区内的公共产品提供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三、如何规避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中的“囚徒困境”

1.从“囚徒困境”到“囚徒梦想”

在“囚徒困境”中, 囚徒为什么都会选择坦白认罪这一并非理想的决策?关键就在于审讯囚徒的机制安排。在这一运行机制中, 政府 (警察) 制定了一个易于使犯罪嫌疑人做出坦白的激励机制——即坦白时的刑期要比不坦白时的刑期要短,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在这种坦白机制下, 每个人的自身利益促使了其坦白。然而, 如果缺乏这种机制的话, 博弈的结果将是另外一种情形。现在假定仍然是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被警察抓获, 对他们进行隔离审讯。在这里, 警察不能以自由或轻判作为报偿来激励犯罪嫌疑人坦白。严格按照司法程序, 对较轻的罪判决1年, 对严重的罪行判决8年;而且不管另一个犯罪嫌疑人说什么, 只要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承认严重的罪行就会使每人各判刑8年。表2给出了两个犯罪嫌疑人可供选择的行为策略: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 如果两个人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那么不坦白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没有什么机制来激励犯罪嫌疑人说出实情或告发同伙, 所以每个人的最优策略都是不坦白。这样, 最终由于证据不足, 两个犯罪嫌疑人都因较轻的罪行而被判刑1年。这一博弈就是“囚徒梦想”[2]。从“囚徒困境”到“囚徒梦想”, 可见合理的机制对于规避“囚徒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2.规避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中的“囚徒困境”—— 建立惩罚机制

假如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惩罚机制, 即如果某个村民在合作供给的过程中不合作, 想搭便车的话, 那么就会对他给予严重惩罚。这种惩罚既可以是现金罚 (即罚款) 也可以是名誉罚 (如公告示众) , 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而且这种严重处罚所带来的效益损失要远远高于合作供给时所支付的成本, 假定是成本的3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不合作而搭便车者的预期收益则从原来的R下降为R-3C, 而愿意合作供给者的预期收益则是R-C。此时, 博弈的收益矩阵就变成了表3所示的境况: 在这个时候, 惩罚机制就会在博弈的过程促使村民甲和乙合作。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村民甲, 无论村民乙选择何种策略, 他都会选择合作, 因为这样获得的预期收益更高;同样的道理, 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村民乙, 无论村民甲选择何种策略, 他都会选择合作。因而, 最终的均衡策略是 (R-C, R-C) , 即双方合作, 社区内的公共产品也得到提供。

四、如何建立惩罚机制——基于农村社区现实的分析

机制的制定, 这涉及到一个权威的问题。 “囚徒困境”中的坦白激励机制就是由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司法机构来制定的。就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 它是村民之间的一种自愿、自主的行为, 行政性的权威不应该作用其中, 即政府不应该直接的强制性干预。因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过程中的惩罚机制的建立, 涉及的到是农村社区内的权威问题。徐勇认为, 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看, 权威和秩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社会内在力量形成的内生性权威以及依靠这一权威整合社会形成的自然秩序;一是由外部的国家力量加之于社会的规定性权威以及依靠这一权威力量整合社会所形成的建构性秩序[3]。基于我国农村现实, 也确实存在着规定性权威和内生性权威这两种权威, 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 共同影响着村庄内的秩序。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15.

[2]丹尼尔.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陈郁,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3]徐勇.乡村社会变迁与权威、秩序的建构——对两部乡村政治研究著作的评价和思考[J].中国农村观察, 2002 (4) :76-79.

社区公共产品 篇2

沪公发（2013）217号

根据《关于做好人才类“集体户”清理和“社区公共户”落户审批准备工作的通知》[沪公发（2013）193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本市户籍管理工作，规范外省市进沪人员落户“社区公共户”审批程序，推进本市户籍人员居住地服务和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经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民政局审核符合落户条件的外省市户籍人员（以下简称：进沪人员），因在沪无配偶、无直系亲属、无住房（包括其本人、配偶、直系亲属在沪无个人产权房及租赁公房）、所在工作单位未设立集体户等原因确无处落户，申请在实际居住地“社区公共户”内落户的。

二、审批权限

进沪人员落户“社区公共户”的，由实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负责受理，公安分（县）局审核后，报市公安局审批。

三、办理流程

（一）申请

需要落户“社区公共户”的，申请人应当向实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填写《进沪人员落户“社区公共户”申请表》（附件一），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各类落户“社区公共户”所需的证明材料可以从市公安局门户网站查询，或者向公安派出所索取相关《窗口服务告知单》）。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在受理时核对无误后退还申请人；如确属无法提供原件的，可提供加盖证明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复印件有多页的，应加盖骑缝章。为方便申请人，对部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信息数据库可以查询的情况，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但政府职能部门信息数据与申请人反映情况不一致的，公安机关可要求申请人补充提供证明材料。

（二）受理

对申请人提供材料齐全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场受理并出具《户口类审批受理回执单》（附件二）。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三）审（核）批

公安派出所应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报分（县）局审核。公安分（县）局自收到派出所上报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报市公安局审批。市公安局自收到分（县）局上报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各级审批部门工作人员应当规范填写《进沪人员落户“社区公共户”审批表》（附件三）。

经批准同意落户“社区公共户”的，由市公安局户口审批部门签发《户口类审批意见决定书》（附件四），开具《迁沪落户确认单》，落户地公安分（县）局开具《准予迁入证明》。发现事实不清、证明材料缺漏的，可向申请人出具《户口类证明材料补缺单》（附件五），要求补充提供有关材料。对不予落户的，市公安局户口审批部门签发《户口类审批意见决定书》，并逐级下发，由受理地公安派出所送达申请人。

四、户口迁移和注销

（一）户口迁移

进沪人员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因购买房屋、租赁公房或者所在工作单位设立集体户等，不再符合落户“社区公共户”条件，或者实际居住地发生变化的，应当将户口迁往其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在本市的合法住所，或者其工作单位集体户内，或者实际居住地“社区公共户”内。

（二）户口注销

申请人不符合落户条件，采取提供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取得落户的，公安机关予以注销户口，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材料归档

对进沪人员提供的申报材料及相关审核、审批材料，由落户地的公安派出所按照户口审批材料存档要求，归档保管。

六、工作要求

（一）要认真做好窗口受理工作。各公安派出所要凭相关单位开具的《申报户口证明信》进行受理，并按照落户“社区公共户”的《窗口服务告知单》要求，根据进沪人员不同的类型收取相关材料。各公安分（县）局应将辖区内公安派出所办公地点、时间、“社区公共户”地址、落户“社区公共户”的《窗口服务告知单》通告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并向社会公开。

（二）要切实履行审（核）批职责。各级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进沪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有关规定和落户“社区公共户”的条件进行审核、审批，发现不符合落户条件或者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一律不予落户，并及时做好相关证据固定工作。

（三）要建立健全“社区公共户”管理制度。各公安分（县）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公共户”管理，发现不再符合落“社区公共户”条件或实际居住地发生变化的，应当告知进沪人员将户口迁出“社区公共户”，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应当按照本市户口迁移的有关规定受理。

本通知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社区公共产品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3.89；C91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17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既能够提升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水平，也是加强农村社区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有繁荣的农村社区文化与之相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概念的界定。张天学[1]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是指在农村社区用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市场不能或不能完全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周晓丽等[2]认为，公共文化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二是关于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现状的研究。贾康等[3]指出，虽然我国民营资本有较大发展，但是缺乏进入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渠道，造成单纯依靠政府提供的现状。在供给客体方面，作为社区居民的客体，在接受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时，是被动的接受，缺乏参与表达机制。三是关于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研究。李少惠等[4]在对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外部路径、内部路径和双向路径三种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吴理财[5]在对各地农村文化服务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部门供给模式、以钱养事模式、以县为主模式三种类型。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涉及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许多层面，对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拘泥于已有的实际情况和个案，缺乏根据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前瞻性的探讨，研究成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且研究成果主要针对中西部地区或者是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城乡结合部，缺乏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在对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施网络治理模式的必要性，提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供给模式，以期对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

一、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尽管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由于受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公共财政仍是较多地投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对农村社区

的投入虽也有所增加，但相对农村社区居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重经济发展而轻文化建设，造成了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1.供给认识片面

虽然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农村社区的文化建设工作，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仍然不能排除由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在某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的认识：一是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轻精神生活的丰富；二是在供给的内容上重上级政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轻意识观念；三是在供给的方式上认为主要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事情。正是由于存在这些片面的认识，不仅在工作精力投入上偏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而且在资金的投入上也偏沉，更有甚者，把一些过期的书籍、报刊和城市淘汰下来的落后的体育文化设施充作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给农村社区。

2.供给机制不科学

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不科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供给主体的单一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包办，这既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原因，也与我国其他社会主体很少关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有关，这种供给主体的单一性满足不了农村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二是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单向性。农村社区居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应该以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有效需求为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满足他们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就是说，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决策过程中，应该吸纳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供给什么公共文化产品，应依据农村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而不是依据上级政府的偏好或主观愿望。

3.供给质量不高

与城市居民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相比，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在“质”上表现为结构不合理，在“量”上表现为总量不足。“质”上的结构不合理体现在不同地区的农村社区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供给比较丰富，而经济欠发达的西北部地区则比较贫乏单调。“量”上的总量不足是指，与城市相比，占我国人口70%的广大农村社区，相关的文化活动基础设施较为低端，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各种文化活动也较单一，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实现网络供给模式的必要性

网络治理是一种全新的公共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广泛参与来提供公共服务。该模式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威廉·D·埃格斯提出的。我国公共管理学者陈振明[6]是较早关注网络治理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网络治理是指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包括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彼此合作、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多元治理主体合理分权、共同参与是该治理模式的核心理念，它符合因治理环境复杂化和公民主体需求日益多元化对公共管理提出新挑战的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将其引入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十分必要且具有可行性。

1.网络供给模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区治理理念

该模式倡导通过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同解决的方式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更好地调动供给主体的责任和社区公众的积极性，实现公共治理主体与社区公众共同负责的公共责任机制。同时，网络供给模式坚持以顾客为导向，依据社区居民的需求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并且以社区居民是否满意作为评价标准，可以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体现民主的治理理念，实现治理主体与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

2.网络供给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

现行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大多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主导，在供给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社区居民很少参与。其结果是，一方面为农村社区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级较多从而形成供给效率低下和供给成本较高的弊端。而网络供给模式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极大地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同时网络供给模式主张以网络化的组织方式引入多方主体参与，更多地关注农村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这既可以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效率，也可以激发社区居民对所供给公共文化产品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

3.网络供给模式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方法论

网络供给模式主张多元主体平等参与，这既可以体现供给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可以满足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兼顾并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统筹兼顾方法论的直接体现。网络供给模式坚持多元化主体平等协商的原则，可以使各主体相互依赖，平等协商，从而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兼顾各方面的利益[7]。

三、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的对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如文化大院、农家书屋等逐步完善，各种社区文化活动也日益丰富。然而，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加强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广大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相比，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还较低。要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树立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理念

随着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识也逐渐增强，对社区文化产品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同时，伴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各级政府要真正树立城乡居民平等的观念，彻底改变城乡二元思维模式，让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和权利，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承担起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要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农村社区居民对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新形势，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唯一主体的做法，更新管理理念，吸引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走合作共赢之路[8]。

2.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制，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的组织架构

应依据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具体分类和不同属性，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的组织架构。对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分类，有学者根据其存在方式将其划分为静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和动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文化产品做了进一步划分，将静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分为文化资源、文化设施、文化日用消费品和静态展现的文化艺术，将动态的农村文化产品分为文化服务活动和动态展现的文化艺术两类[9]。这种划分虽对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管理有指导意义，但对每种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缺乏清晰的界定。公共文化产品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我们应回归到公共物品的概念与分类上来，依据公共物品属性的分类，把公共文化产品分为纯公共文化产品和准公共文化产品。前者是指基于社会效益、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着眼于提高全体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活质量；后者是指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其目的是满足部分民众的文化需求。与此相适应，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主体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应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这几个主体之间既有纵向上的领导或指导关系，也存在着横向上的合作关系，从而构成了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的组织架构。

3.改革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方式，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机制

应依据网络治理的运作机制，使构成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组织的各主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目标，不存在终极性的垄断者；使各主体彼此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各自掌握一定的资源，成为相对独立的决策分中心；要依赖其他主体的资源与配合，实现自己的目标，共同追求社区公共文化产品效用最大化。各供给主体应依据及时、高效的原则，综合协调各种资源，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首先，要确立高效的决策机制。在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应改变原来自上而下的政府独自决策的方式；充分尊重社区居民和其他供给主体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形成群策群力的合作局面。其次，要构建合作供给机制。应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沟通协调供给机制，使各供给主体依据各自的优势，各尽所能，共建美好和谐的文化社区。再次，要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应成立由各供给主体代表、第三方和社区居民代表组成的多元化评价组织，对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效果进行全方位的评价，确保合作供给网络的高效运行。最后，要设立规范约束机制。应依据相关的法律、规章及社区自治章程，设立网络供给的约束机制，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规范化。

4.探索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新的供给模式，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应依据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和地域特征，实行多元化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10]。对纯公共文化产品，应由公共财政出资、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类供给，供给的方式可以是政府直接供给，也可以采用市场化手段供给；对农村社区的准公共文化产品，可采用市场或者社会志愿等手段供给。周晓丽等[2]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可以采取三种模式，即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志愿型供给。权威型供给是指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须处于核心主体；商业型供给是指政府与市场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志愿型供给是指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发挥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张天学.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J].农村经济，2010（6）：84.

[2] 周晓丽，毛寿龙.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模式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08（1）：90.

[3] 贾康，孙洁.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6（12）：60.

[4] 李少惠，王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化的模式构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2）：44.

[5] 吴理财.非均等化的农村文化服务及其改进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0.

[6]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0.

[7] 姚引良.网络治理：地方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可行选择[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6.

[8] 刘悦.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J].决策咨询通讯，2010（2）：89.

[9] 汪超.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社区公共产品 篇4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2)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代理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1)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2)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 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

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 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

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 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

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1)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 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

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责任编辑李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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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公共产品要“公”起来 篇5

河南驻马店市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把驻马店市的图书馆与当地一所高等院校即黄淮学院的图书馆合二为一，把市体育馆与黄淮学院的体育馆合而为一，政府投资，黄淮学院具体管理，对所有市民开放。驻马店市政府没有像很多地区做法那样，建一座新的图书馆和体育场，而是让公共产品真正地“公共”起来，而不是半公共甚至变成私人产品，这必然产生绝佳效果。否则，就需要政府投资建设一所新的图书馆，动辄数千万。不仅如此，还需要配备相应的人员和一定的的资金来增加图书，其结果既浪费了资源又满足不了少量读者需求，因为藏书量不够。体育馆的效果也是如此。

我国的直辖市都有十几所乃至几十所高等院校，省会城市都有几所乃至几十所高等院校，几乎每个地级市也都有高等院校，每一所高等院校都有图书馆，如果都能够对外开放，还需要市属、区属的图书馆吗？把节约的资金投资到现有的图书馆，去购买更多的图书、改善阅读条件是否更好呢？况且，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金都属于财政拨款，财政则是纳税人的钱，既然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公共产品，就应该让所有的纳税人都能够享受，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因此，评判一个城市不仅要看建了多少公共设施，更要看有效利用了多少公共设施。由公共图书馆推及公共体育场、游泳馆及其他公共场所均是如此，目的是让真正的公共产品公起来，不能人为地设置诸多的篱笆隔离开来，封闭起来。由地级市再类推至县城和乡镇乃至村不同样如此吗？如果把村小学的图书馆完善起来，开放起来，还需要政府投资再建农民书屋吗？

当然，要让公共产品公起来，还需要深化相关的各项改革，不能用传统的方法来考评政府政绩和进行财政拨款，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社区公共产品 篇6

First-author’s address Medical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9,China

1 政府投入社区卫生服务的理论依据

1.1 公共产品理论

萨缪尔森在1954年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

3.5药品费用所占比例偏高

2010年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药品费用占门、急诊次均费用的77.35%,住院药品费用占住院费用的61.11%。药品费用所占比重太大。当前的补偿渠道除依靠一定额度的政府财政补贴和纳入医疗保险补偿外,主要依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身的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而长期计划经济使社区卫生服务忽视医疗劳务价值,陷入重有形实物、轻无形服务的“以药养医、以医养防”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循环,应逐步调整补偿渠道,多渠道筹集卫生经费,建立健全的社区卫生服务经济补偿机制。广东省进行了中小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模式的探讨。研究表明,中小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应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首先是组织形式多元化。其次在补偿政策上多元化,还要引入竞争机制,实行许可证制度[9]。

4政策建议

针对医疗卫生人才紧缺的现状,我们建议采取区内培养、优势引进和政策倾斜相结合的方式。要制定人才引进措施,特别是在编制、户籍和住房等方面有特殊政策。对长期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人员,要在职务晋升、在职培养和福利待遇等方面有激励举措。通过“增量调节”和“存量转化”两条途径,加大全科医师培养力度。进排他性”入手,对其概念做了经典的界定。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对该产品或劳务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或劳务的消费。同时公共产品或劳务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3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效用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而不能将其分为若干部分,也不能限定归

一步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优化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多渠道筹集卫生经费,建立健全的社区卫生服务经济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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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J].中国卫生资源,2009,12(6):189-291.

[9]倪赛男.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和探讨[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某些为之付款的个人所享用;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或服务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部分人的享用而排斥、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享用该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该公共产品或服务付款的人排除在受益者之外[1]。

1.2 公共产品分类

公共产品一般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公共产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是准公共产品,它具有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某些特质,但其外部性主要由非排他性程度决定,外部性大小的不同,决定了进行管理时,必须对不同的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给予不同的财政供给政策。

2 社区卫生服务的属性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满足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的,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功能等为一体的,有效、经济、方便、综合和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两部分。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卫生信息管理、健康教育、传染病、地方病及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慢性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服务、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老年保健、残废康复指导及康复训练和计划生育技术咨询指导等;基本医疗包括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护理以及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治疗、社区现场应急救护、家庭出诊、家庭护理、家庭病床及家庭医疗服务、转诊服务和康复医疗服务等。

过去一段时期内,由于相关政策法规的不健全、政府投入相对不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趋利”,相继开设各种特色专科、购置大型仪器、开展高、精、尖的诊疗业务和重医疗轻公共卫生;并且“以药养医”、过度用药和不合理用药扭曲了医疗服务行为,加重了群众医疗费用负担,逐渐偏离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功能和任务,逐渐偏离了公益性[2]。在该时期政府承担了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儿童孕产妇老年人健康管理、预防接种、传染病慢性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对社区卫生机构运行进行补贴,对医疗行为及其他服务进行监管。

2011年我国初步建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逐步配备使用、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由于基本药物目录的限制,原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特色专科和高技术诊疗大多无法开展、药品收入的锐减及机构及人员绩效考核的实行等使得社区卫生服务回归到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上来。

从属性上看,公共卫生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公共产品。基本医疗服务虽然具有部分私人产品的性质,但对个人提供基本医疗,受益的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并且基本医疗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公共产品的特质,应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

3 政府投入社区卫生服务的方式

纯公共产品一定是由政府来提供,而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则有三种方式:政府采购、授权经营和政府补贴。笔者认为,在基本药物制度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公共卫生服务由政府承担;而为坚持其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可以有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两种方式。

3.1 政府采购

政府可以不直接投资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而是以合同方式交由市场生产,政府从市场购买后再免费或低价提供给社区居民,其实质是通过对私人市场的补贴促使市场产量达到社会最适量[3]。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可以利用竞争机制降低服务成本、提高运作效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府监管的顺利实施、确保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

3.2 政府补贴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支出和业务支出等运行成本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补偿。基本医疗服务主要通过医疗保障付费和个人付费补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政府建立的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补偿;经常性收支差额由政府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办法补助。目前国内各地政府补贴方式有:收支两条线、以奖代补和政府全额补贴药品差价等。

4 国外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英国是社区卫生服务的发源地,它是一种国家经营管理模式,是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比较典型的国家。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政府承担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筹资,即政府承担社区卫生服务的所有成本,医院属国家所有,医院职工为国家雇员;从事社区卫生的全科医生与国家卫生部门是一种合同关系[4]。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社区卫生服务是国家计划管理、私人提供服务的经营模式,政府购买一定比例的居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费用。其主要特点是社会健康保险的人群覆盖率很高,政府对卫生的投入主要是为居民购买健康保险或作为社会健康保险的主要筹资。因此,政府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社区公共服务和基本医疗的购买。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主要采取的形式。

5 总结

在医改近3年实施的五项重点改革中,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举足轻重。基本药物制度不仅仅是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配备使用、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重新明确社区卫生机构的功能和定位,即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满足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坚持社区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因此,必须明确政府投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责任,探索基本药物制度下政府投入的方式,实现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产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权益。

摘要：从公共产品理论入手,深入分析了基本药物制度下社区卫生服务的属性与提供方式,结合国外政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成功经验,得出必须明确政府投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责任,探索基本药物制度下政府投入的方式,实现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产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权益。

关键词：基本药物制度,社区卫生服务,公共产品,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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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产品 篇7

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认为, 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搭便车行为, 从而使公共产品的自发性供给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之中。〔1〕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公共产品给自发供给行为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了挑战, 削弱了其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 个人往往会根据别人提供公共产品的既定数量来决定自己的策略行为, 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之中。〔2〕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视野中或是在实验经济学的场域内, 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均与合作主体及其属性密切相关。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内生于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3〕农村社区内部自发性的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 其多寡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的稳定发展。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有别于统一概念下的公共产品, 类似于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 既包括器物性的有形产品, 也包括无形的农村公共事务, 其供给具有明显的空间范围, 局限于一个村庄范围, 消费主体身份特征和范围易于界定,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在村民委员会、村庄内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组织倡导下, 由村民、村民家庭按照一定的决策程序、议事方法进行的协商活动, 是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组织者之间的合作行为过程。如果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决定于主体属性, 而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由村庄范围内的农民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农户家庭组成的, 那么,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本质上就是个体之间的合作, 与此相关的命题就是以农村社会转型为背景, 主体属性如何表征, 不同主体属性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的关系就成为了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的核心。

二、主体属性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的总体分析框架

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认为, 在由自利者组成的群体中, 搭便车是自利者的占优策略和普遍行为, 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困境。集体行动困境是个体经济理性行为的一种必然结果, 应用于现实世界中集体行动中的非帕累托最优行为的解释。然而, 在现实的集体行动中广泛存在着个体层面的非理性行为, 存在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公共产品自发合作行为。〔4〕针对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的不足, 实验经济学将合作主体以及合作情景纳入到其研究的框架体系内, 其研究成果表明现实的世界是一个合作的世界, 而合作的世界是由异质性的个体组成的, 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决定于资源禀赋条件。〔5〕如果以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决定于个体的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为基本命题, 且供给过程中的主体为异质性, 其异质性不仅包括偏好, 而且还包括资源禀赋, 那么,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行为就是由具有不同社会偏好和资源禀赋的个体合作均衡。

理论上, 按照社会偏好的不同, 个体可以区分为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对等偏好者3 种类型, 其有典型性代表意义的合作类型就是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利他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对等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显然地, 在具有不同社会偏好的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的触发机制和合作均衡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合作组合中, 利己主义者将搭利他主义者的便车, 合作行为的均衡结果将保持在初始状况;在利他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的合作中, 受利他主义者的影响, 合作均衡将会发生动态变化,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利他主义者的行为;在对等主义者与利己主义者的合作组合中, 利己主义者的行为将会导致对等主义者的不公平反应, 从而出现不合作现象;由对等主义者与对等主义者组成的合作组合将会出现多重均衡,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合作的历史与初始状况。〔6〕

资源禀赋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 既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刻画它, 也可以从物资资源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去进行表述。改革开放后, 受制度、个体、家庭等多个因素的作用, 传统的乡村社会封闭性和均质化已被彻底打破, 以家庭为微观生产活动单元的农村社区已经明显异质化, 不同的家庭在劳动力资源、职业、收入、家庭财富等多个维度出现明显的分化。〔7〕也就是说农村社区主体之间的异质化既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也是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的现实背景。如果以资源禀赋结构的异质化为既定事实, 那么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就是异质性主体之间的合作与非合作行为的达成过程。如果将农村社区主体的异质性作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研究的基本背景, 那么这种异质性不仅是一种过程, 而且也是一种结果, 其结果就表现在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上。个体层面的主体属性不仅包括了其结构性特征, 而且还包括了其心理特征。〔8〕个体层面的结构性特征是由结构性要素构成的, 包括了个体层面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两个关键性要素。户主特征可以用户主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三个变量来进行表征;家庭特征可以由劳动力结构、财富状况、农业收入、其它收入四个变量进行表征。主体的心理特征更多的是基于主体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相关因素和条件的一种评价, 是一个心理评价、认知、认同的过程, 在认知过程中, 既往的合作历史、合作主体行为、责任承担以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与主体的利益关联都会影响其认知, 从而影响其合作行为, 其合作行为的产生过程如图1所示。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个动机产生和行为选择的连续统一体。虽然动机产生与行为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 但两者之间却是非必然的一致性关系, 也就是说有了行为动机而不一定必然会有所行为表现。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行为与非合作行为不仅涉及到合作行为的动机的产生, 而且还涉及到合作行为方式的选择, 即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的问题, 是一个两阶段的投资决策行为。在现行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 其合作决策方式通常采取 “一事一议”的方式, 在村委会或其它组织的统一领导下, 以投工、投劳或投资的方式来完成的。因此, 投工、投劳或投资就成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两种主要供给合作方式。

三、主体属性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

1.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

家庭是微观层面的农村社区的细胞, 在农村社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户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家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既是农村家庭的核心成员, 也是家庭资源配置的关键管理者。〔9〕农村家庭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三个变量是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 反映了户主的个人特征。一般地, 随着农户户主年龄的增长, 其与农村社区的关联性也在不断增加, 村庄记忆会不断地累积, 受情感性因素增加的影响将会表现出对村庄更多的关心。在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条件下, 户主随着年龄的增加, 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后, 其离开农村社区的机会越来越少, 且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如果说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会改变所有社区成员的社会福利状况, 那么这种社会福利对年龄较长的户主而言更为直接和密切, 其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更容易表现出善意的合作行为。户主文化程度对其合作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明显, 一方面, 户主文化程度与其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条件, 两者均会带来生产要素收益率的改变,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 其学习能力越强, 更容易准确地衡量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的机会和收益, 其是否合作就决定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类型以及提供相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将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在开放的条件下,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 可供其选择的各种机会越多, 选择机会的增加将会导致其收入的增加, 收入的增加相对地提高了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中采用投劳合作方式的成本, 因而越可能以出资为主的方式参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 在现行的劳动力市场中, 农民的文化程度具有能力的显示功能, 文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离开农业生产部门进入到非农生产部门从事其它收入较高的工作, 尤其是在城市的工业部门寻求到新的职业, 从而失去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生活的关联, 也就是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福利与其收入关系弱化, 从而导致其成本———收益函数的变化, 进而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中表现出更少的合作行为。户主身体健康是重要的人力资本, 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其离开农业部门和农村社区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小, 生活空间的选择受限决定了其生产方式将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而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会给农业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 因而他们的合作意愿更强, 更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赚钱机会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他们对以货币形式投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方式的敏感性越强, 更有可能以投劳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合作过程中。由此可见, 户主年龄与合作行为正相关;文化程度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不确定;身体健康状况对合作行为的预测作用不确定, 身体健康更愿意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

2.农户家庭特征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

家庭是由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组成的生产空间或生活单位。〔10〕传统的农村社区是由家庭组成的聚合体, 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经济层面分析, 不同家庭劳动力、资金、收入结构的比重构成了一个农户家庭与另一农户家庭的区别, 反映了农户家庭的经济特征。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是两种关系耦合的结果。为分析方便, 我们把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简化为一种纯的经济行为。在家庭层面, 预期家庭资金越充足、劳动力越短缺, 农户参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意愿越强, 且选择以出资方式参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可能性越大。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既是一个结构变量, 也反映了家庭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在关联。农业收入比重越高的农户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更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但对投入方式不具预测作用。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财政补贴, 其政策目标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保证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财政补贴政策对微观层面的农户家庭的直接影响就是从总量上增加其家庭收入, 在结构上增加其家庭收入来源渠道, 财政补贴的收入增加效应必然会影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合作行为, 财政补贴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 越能激发农户家庭的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行为, 并影响其合作方式选择。由此可见:家庭劳动力状况越充足, 越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更愿意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家庭资金状况越充足, 越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更愿意选择投资的合作方式;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大, 越容易表现出合作行为, 对合作方式选择没有预测作用;财政补贴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财政补贴越大, 家庭更容易选择投资的合作方式。

3.认知评价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

农户对现阶段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整体状况、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重要程度、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担制度安排、政府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配套性投入的认知, 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如果农户认为现阶段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数量上均能够满足其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基本要求, 那么, 势必会削弱其增加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 从而导致其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被动行为。如果农民认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那么, 其改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就会较为强烈, 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热情, 合作行为产生的概率将会提高。如果农户认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是地方政府, 其供给的成本应由基层政府承担, 那么, 他们将会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滋生出消极和抵触情绪, 表现出不合作行为。目前, 政府在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责任承担的界限较为模糊, 这种模糊性表现在其投资主体和管理主体的角色错位。作为投资主体, 政府通常以项目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 在财政资金紧张和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需求面广量大的双重约束下, 地方政府往往采用财政项目拨款加自筹的方式进行。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更多为一种引导性投入和示范性投入, 它表明获得财政性资金投入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也可能唤起村庄范围内的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对项目本身重要性的认知, 从而激发起其合作行为。由此可见:农户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评价与合作行为负相关, 对合作方式没有预测作用;农户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评价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对合作方式没有预测作用;农户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认知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更容易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农户对政府责任评价与合作行为正相关, 更容易选择投劳的合作方式。

四、结论

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效率离不开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合作意愿和合作方式选择, 因此加强对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属性的认识和不同的主体属性维度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既是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投入的前提条件, 也是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改善的基础。本文从户主、家庭和认知三个维度表征了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基本属性, 并以经济理性为基础构建起了一个基于主体属性与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合作行为和合作方式的理论框架, 相关的作用机理的正确性有待于田野调查数据的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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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长生, 孟令杰.异质性偏好与集体行动的均衡: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 2007,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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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产品 篇8

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是指在村级地域范围内私人不愿提供的、具有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具体来看, 在新农村建设中, 有三类村级公共产品应及时提供给农民:一是农民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如防洪防涝基础设施, 农村水利灌溉系统、农田防护林、农村道路建设等;二是农民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环境卫生、电信、电视、自来水等;三是为农民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组织体系、制度设施、科技服务、信息网络等。在这三类公共产品中, 一些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是亟待解决的。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问题, 乡村公路建设问题, 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和农村基础教育问题。[1]

为了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中央政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台了“村村通”工程。所谓的“村村通”工程乃是村村通自来水、通油路、通公共汽车、通数字电视、通宽带网等五大工程的总称。山东省自2003年正式启动“村村通”工程以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发现“村村通油路”的阻力最大, 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筹集资金的困难。这是因为:根据中央和省政府的精神, 农村社区道路修建的资金筹集采取国家财政拨款、地方政府配套、集体经济扶持、剩余资金自筹的方式。然而, 即使国家和地方的资金都能够保证, 费改税后的集体经济却失去了固定收入, 往往难以提供必需的配套资金, 于是, 资金筹集就成为农村修路工程能否圆满完成的关键所在。就此, 笔者以山东省戈村为例, 实际调查了“村村通油路”工程中筹款的具体情况, 从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中的社会筹款现象进行了分析。

二、戈村概况

戈村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的D市境内, D市是一座沿海开放城市, 居于全国综合发展百强县 (市) 之列。地处北温带季风区, 背陆面海, 气候属暖温带季风型半湿润大陆型。冬冷夏热, 四季分明, 春季风多雨少, 夏季炎热多雨, 秋季天高气爽, 冬季干燥寒冷, 年平均气温12.3℃, 年平均降水量在650毫米左右。

戈村有430户居民, 共1550人, 分为4个村民小组。和周围的其他村庄一样, 村民居住相对比较集中, 居住地和农耕田分离, 共有耕地2200亩, 没有水田。当地有一句俗语:“金王院、银岳旺, 好地出在近戈庄”。也就是说, 戈村的土地在整个乡镇范围内基本上是最好的。在上世纪70～80年代, 该村曾一度成为农科院研究所的实验基地。2006年, 该村人均收入为6507元, 村民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种植, 其余多为养殖收入。粮食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 近年来, 生姜、牛蒡等经济作物在戈村及附近村庄迅速普及, 考虑到经济作物带来的收益, 有些农户已经不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

戈村的灌溉沟渠、道路等基础设施大部分修建于人民公社时期, 在新道路修建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毁, 有些已经报废。具体来看, 戈村的村级公路是2条简易的水泥路,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已经严重损毁, 村民出行很不方便。在税费改革前, 村集体通过义务工的形式, 每年或每两年对村级道路进行填坑或铲平的维修。税费改革后, 取消了义务工, 也就不能沿用原来的修路方式了。加上因为储存生姜的需要, 戈村的每户村民都挖凿地窖, 不仅使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 而且不时有小规模的塌方出现。到2005年, 村里的道路损毁很是严重, 到处坑坑洼洼, 一到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 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出行。尽管村民修路的愿望非常强烈, 村两委会也有志于此, 但考虑到在既没有财力又难以动员人力的情况下, 重新修路的难度很大, 修路工程就一直没有启动。可以说, “主观上想修路, 客观上等修路”的状况成为这一时期的写照。

三、戈村“通油路”工程筹资始末

2006年年初, 分阶段进行的“村村通油路”工程开进戈村。该工程在 D市的具体实施程序如下:包干到村, 计算好各村需要铺路的里程, 每公里由市政府拨款15万元, 其余所需资金由村委会自筹, 若是筹集资金不足, 则由集体经济补齐。当时每公里的实际造价在21万元左右, 而戈村分得2.4公里, 共需资金50.4万元, 除去上级拨款36万元外, 还需要筹集资金14.4万元。

笔者在访谈中得知, 村两委会最早的筹款方案是希望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在村民内部解决, 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该方案根本行不通。修路方案和筹款办法在村民大会上比较容易通过, 接着在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的努力下, 同意签字的人数达到政策规定的要求, 但是真要让群众掏钱, 村民就不干了。收钱是“一事一议”当中最困难的环节, 许多村民不管是否签字, 都不愿意缴钱。修路的钱收不上来, 修路工程就无法开展。面对这样的困境, 村委会决定以社会筹款为主, 寻求本村在外工作人员和知名人士的捐助。

在当地小学教师的帮助下, 村委会首先拟出“捐款倡议书”一份, 然后将村里近些年来外出工作人员 (不含打工者) 计算出来, 做好一个详细的通讯录, 并按照地址发出信函, 请求他们捐款。联系对象多是事业有成者或是在城市里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年轻人。捐款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直接汇到村委会的账户;另一种可以回家乡来当场缴纳。

尽管这是戈村第一次大规模的募捐, 筹款工作却进行得相当顺利。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筹款总额为10多万元, 满足了道路建设的需要, 具体筹款情况如下:

赵某, 现为某高校校长, 捐款5万元。

周某, 某外资企业经理, 捐款1万元。

接下来捐助1千元的有8人, 其中许姓2人, 刘姓1人, 彭姓1人, 戚性2人, 其它2人为村长和支书。

由本村外出到城市里工作的年轻人大部分每人捐助200元, 共捐助8400元。其余的钱由本村居民自愿捐助, 村中大部分的党员都捐助了100元, 其他人从20元到50元不等。

戈村负责的路段从2006年3月开始施工, 柏油路的修建与村内排水渠的挖掘同时进行, 针对出工难的问题, 村委会经商讨后决定采用雇工制, 本着自愿的原则, 每出一天工, 只要满8工时, 按照每天40元的标准付酬, 这就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2006年7月道路竣工, 戈村通油路工程实际花费总额为50.5万元。除去财政拨款和筹集的资金外, 村集体经济出资5.5万元, 其中5万元用来补齐公路建设所缺余款, 5千元为村里购买了百余棵花树, 种植在村内道路的两旁, 以加强村庄的绿化。

四、戈村筹资模式剖析

毫无疑问, 戈村面向社会筹款的举措是相当成功的。现阶段, 农村社区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村级配套基金, 而费改税后, 村里的集体经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 村级配套基金最主要的途径还是需要村民集资。即使村民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缴费, 也有可能会不堪重负。戈村经验最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将筹款对象从村内定居居民转移到外出城市定居的人群。就微观层面而言, 这样的筹资方式不仅有利于加强村庄与外出人员的联系, 而且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使他们不需出钱、不需无偿出工, 就能获得实惠。

“我家离村里的公路比较远, 本来我认为修不修路关系并不大, 再说一听到凑钱就头疼, 现在好了, 路已经修好了, 也不要缴钱, 而且去田里的路也好走多了。” (某村民)

“我没有捐钱, 不过这柏油路修得真好, 去年过年时候买了一辆电动车, 因为路好了, 骑起来特别顺。” (某村民)

概而言之, 戈村的筹资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在为村庄道路建设筹款事宜上, 经历过“一事一议”的失败, 村委会的主要思路转向社会融资, 对象就是那些有能力捐助并且又愿意做善事的人, 而且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从本村出去而现今又不住在本村的人。所筹款项10万元中有7.44万是由该群体捐助的。捐助者的行为逻辑各种各样, 有的是为了答谢乡亲父老, 有的是想做点好事, 有的纯粹是为了名声和面子。总之, 无论捐助者出于什么目的, 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内部筹资的困难。

“说起来好笑, 我是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 是村里推荐我上大学的, 要不我现在哪有机会做博导、校长。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恩。我几乎每年都会到家乡看看, 这几年发现村里的路实在太难走了, 不修不行了, 我很高兴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 (对赵某的访谈)

“对于这次捐款, 我非常生气, 捐了200元, 可是光荣榜上竟然没有我的名字, 别人只捐了20元都有名字,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捐了。” (一位被漏掉名字的捐助者)

二是村委会成员充分利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筹款。例如, 捐助1万元的周某乃是村支书的本家弟弟, 捐助1千元的两个许姓人氏乃是村长的堂兄弟, 而另一捐助1千元的刘姓人氏乃是村长的小舅子;戚性兄弟两个中的一个也是村长的连襟。

“我哥哥去年第一次当选村支部书记, 作为弟弟当然希望能够全力支持他, 而且我们周家在村里的人气不够旺, 家族太小, 我就更该出一份力了。” (对周某的访谈)

三是在联络外出青年人之前, 首先做好了其父母的思想工作, 让他们帮忙劝说自己的孩子捐款。大部分年轻人考虑到父母还在村里生活, 也乐于拿钱出来修建道路。

“路没有修之前, 我很害怕回家, 担心车子陷在坑里开不出来。虽然我现在不住在村子里, 但父母在这里, 我每个月至少要回来一次, 这次修路我捐了200元, 心甘情愿的。再说现在物价那么高, 200元还不够请客的, 觉得用来修路比较值。” (对现居住在D市的一个外出工作的年轻人的访谈)

四是相对于邻近村庄而言, 戈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充裕, 尽管取消提留后, 村委会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 但是近三年来, 通过拍卖村后的河边沙地、林地以及荒滩地等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有能力补足通油路所需的款项。

在访谈过程中, 笔者发现, 村委会成员在谈起修路时都有明显的成就感。和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筹款能力差的村庄相比, 筹款的成功确实加强了两委会的信心, 使他们可以在不必借款、不必贷款的情况下取得“政绩”。在有些地方, “村村通”工程完成后, 由于农民手中没有钱, 多数情况下都是先由工程队老板垫资, 最后造成严重的拖欠现象。这种状况下, 有的工程队走向了破产、返贫, 也有些老板心存不服, 用车辆或石块把路堵塞, 影响了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当然, 像戈村村委会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筹集资金, 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且容易滋生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倾向。

戈村的经验说明, 向社会筹资、融资是有效的筹款途径之一。目前, 农村在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时, 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务主要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来协商解决。其制度的实施, 既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民主权利和需求意愿, 也是体现了村民自治、避免行政命令的渐进过程。不过, 戈村“一事一议”制度在修路方面的失败说明, 在乡村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存在着“议事难、议拢难、收钱难”的状况。[2]特别是由于个人经济理性的约束以及搭便车心理的存在, 公共产品的提供在村级层面上是难以有效解决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要保证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 还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筹资模式和融资手段。

参考文献

[1]傅光明.村级公共产品提供的多元化途径[J].中国乡村发现, 2007, (01) .

社区公共产品 篇9

临峰社区位于江津北岸, 平均海拔500米左右, 面积13.8平方公里。临峰社区直属于德感街道办事处, 共管辖5个经济合作社, 居民共1 830户, 总人口4 670人, 社区群众收入以外出务工和种植业为主。地形崎岖不平, 村级道路原有9.5公里, 路面为碎石泥土, 路基稳定性较差, 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经村委会多次向政府部门申请, 终于在2010年10月开始实施村级道路硬化改造工程。预计需改造道路共10.02公里, 每公里政府补助30万元, 不足资金由村民自筹。由于道路是在原路上改造, 所以占用土地数量不多, 仅41亩。工程早已开工, 但目前只是处于路基平整阶段, 共平整路基4.02公里, 尚未进入路面硬化阶段, 工程进展十分缓慢且质量较差。究其原因, 是资金不足和社区的协调工作不彻底。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 (街道办事处) 、社区和农户三个行为主体在修路问题上的利益诉求点的不一致。正是这种利益诉求不同, 才导致了具有正外部性的修路行为不能有效率地进行。

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分析

(一) 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如何尽可能减少财政在该方面的支出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 政府必须加大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力度。

在中国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管辖的范围广, 而自身的财政能力又有限, 面对庞大的资金问题, 财政支出的方向很难协调。在修路问题上基层政府的行为选择主要是在没有上级相关拨款的情况下, 尽量不采取任何行动, 而在拿到上级财政支持后又尽可能将最少的财政拨向对农村道路的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农村道路修建过程中, 政府仍然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但为拓宽融资渠道, 政府探寻出了由政府单一出资到政府、村民共同出资和政府、企业、村民、社会多方出资等方式, 但新的方式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依旧不能彻底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 作为理性经济人, 基层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那些投资相对财政支出较少, 收益明显的政绩工程, 而不愿将资金投入到一些花费较大的基础设施上。村级道路作为农村纯公共物品, 耗资大、时间长、见效慢、涉及问题复杂, 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也就相应增加, 收益相对减少。在种种压力下, 基层政府的经济人理性显然不会将资金更多的投向农村道路的修建等农村公共产品上。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政府在运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农村公共产品配置时, 一直处于有利地位。所辖社区 (村) 若要改变本社区 (村) 基础设施的现状, 需要向街道办 (镇政府) 积极争取。在社区 (村) 的竞争博弈中, 街道办 (镇政府) 可以向其提出很多相关要求来尽量减少政府的供给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还会产生寻租问题。

(二) 对社区 (村) 委会的行为分析

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中, 其位置矛盾, 最大的利益诉求点在于赢得下面民心, 挣得上级称心。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下, 其所处的位置较尴尬, 既要对下顺从民意, 又要对上赢得满意。

村委会作为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组织, 是农村基层群众组织, 应该根据村民意愿办理村务。但是村委会既要办理村务, 又要执行政务, 在工作中扮演者双重角色, 行为也是极其复杂, 一方面, 村委会与当地村民是被选举与选举的关系, 在当今村民自治权力加大的背景下, 村委会的行为不可能不顾及拥有选票的普通村民;另一方面, 村委会更要执行好上级领导, 也就是镇政府的相关指示, 虽然这可能有悖于两者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而这个问题对于上述的政府也同样棘手。鉴于政府和村委会这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逐渐明确, 镇政府已经不能干涉村级事务, 因为这不符合两者之间的指导关系, 当然过于不作为, 对于尤其像修路这样的大事不闻不问也同样不能让村民对自己的行为给出满意的评价。村级公路的修建是村民意愿的体现, 也是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必要前提条件, 具有村务和政务的双重性质。然而在修建过程中, 村民和基层政府在很多地方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主要是资金方面。村委会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理应起着桥梁的作用, 积极协调政府和村民的关系, 大力推动村级道路的修建。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 村委会更偏向于政务而轻视村务。而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化和完善, 村民选举对村委会成员的任免和去留越来越重要, 来自村民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所以, 它既不可能为了部分村民利益而冒犯政府, 又不可能完全不顾村民感受而迎合政府。

在村级道路修建过程中, 村委会一方面代表村民的意愿向镇政府争取修路资金的补助, 另一方面又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排除各种修路的障碍。在此过程中, 村委会既可获得镇政府的认可, 又可获得村民的大力支持, 其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三) 对农民的行为分析:尽量少出钱和尽可能“搭便车”

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既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部分成本的承担者, 如在村级道路的修建过程中, 需要农民自筹部分资金, 但是获得的收益却是巨大的。然而, 无论将其定位在哪一个角色上, 农民作为一个特殊利益群体, 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理性经济人, 他们的行为都是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并且部分村民还存在搭便车心理。需要指出, 近些年农村生产产业化的速度有所放慢, 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依然庞大, 与传统的观念不同, 现在农民对农村道路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有些村民甚至全家搬迁至城里, 加上大部分农民依然相对贫穷, 农民的素质依然不高, 对于修路的热情也仅限于从自己的利益作出判断, 国家近些年取消了民工建勤的政策, “义务工“基本已不存在, 种种原因导致修路与以往相比有更大的难度。

首先,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量是极大的, 尤其是对道路的需求。而农民总是希望能以较少的成本或零成本来享受较多较好的公共产品。其次, 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参与热情普遍较高。一部分农民是在村委会的号召下公益性的参与, 其参与的目的是为了村集体的利益;而另一部分农村是为自己的私利而参与, 希望自己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能够构成正比。最后, 在成本方面, 一旦涉及成本分摊, 农民一般比较敏感, 但由于现在农村收入的相对增加, 只要所摊派费用在绝大多数农民的可承受范围以内, 大部分农民还是愿意支付。而一旦超越一定的限度, 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 他们就可能拒绝提供和接受这样的产品。

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性, 一部分思想落后的村民就具有搭便车的心理, 他们拒绝执行村委会“一事一议”做出的决定, 村民内部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为农村道路的有效修建增加了难度, 最终损害的是村民的利益。对于这部分农民, 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人数越多, 搭便车的人也就越多。如某社区的修建村级道路要求村民每人上缴360元, 分三年交完。这个决定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 部分农民不愿交钱或对占地补偿不满, 政府和农民就会进行利益博弈。在博弈中就极易形成“囚徒困境”。

当基层政府选择供给时, 农民有两种选择:供给或不供给。农民选择供给时, 两者的收益为 (2, 2) ;农民不供给时, 两者的收益为 (0, 3) ;反之, 农民选择供给时, 基层政府也有两种选择, 它们的收益分别为 (2, 2) (3, 0) ;当二者都不供给时, 收益为 (1, 1) 。这时的收益值最小。因此, 少数人的意志很容易被多数人的意愿所覆盖, 村两委认为村级道路的修建是农民要修, 而不是政府要修, 农民必须首先纠正思想观念, 部分付出相对较高成本的农民也必须牺牲自己的小利益而服从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才能带来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农村道路供给的问题解决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涉及政府、社区 (村) 委会及农民等相关利益群体, 各利益群体拥有各自的行为特征, 其利益要求也各不相同。在调查中发现, 各行为的差异性也有各自的合理性, 其博弈的共同点是在追求自身成本的最小化与利益的最大化。在现行条件下, 他们紧张博弈的结果, 一方面会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持续短缺,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不到快速提高;另一方面, 基层政府及村委会也失去了提高上级满意度和自身公信力的机会。

因此, 要解决农村道路供给的问题, 首先, 政府要增强执政为民的理念, 秉承“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 加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支出力度, 大力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形成农村道路修建和保护的制度化。其次, 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要矫正观念, 不仅要做好协助政府的工作, 更要积极听取村民需求, 致力于村集体的发展, 畅通村民的需求和利益表达渠道, 改进和创新工作方法, 充分调动村民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挖掘更多财源, 鼓励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 完善村集体的建设。最后, 农民要解放思想, 着眼全局, 树立长远利益观, 大力支持和推动道路的供给。只有加强多方在农村道路修建中的合作与沟通, 才能降低成本, 更多更快更好地满足农民对农村道路及其他公共产品的要求, 实现帕累托改进。

摘要：农村道路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修建道路对政府、社区和农户都具有正外部性。但由于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 致使对各方均有利的村级道路这一公共产品在农村地区仍然稀缺。通过对重庆市江津区临峰社区农村道路修建的实地调查, 认为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短缺是因为各个利益主体在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基于自身利益最大作出的行为选择导致的。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短缺的原因及对策。

关键词：利益诉求,农村道路,行为选择

参考文献

[1]马月, 谢福醒.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J].西安社会科学, 2010, (2) :28.

[2]陈东.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研究—基于制度比较和行为分析的视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3]黄积妹.乡村机耕道与农业农村农民息息相关[J].湖南农机, 2006, (4) .

[4]卢新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需从机耕道开始[J].湖南农机, 2003, (1) .

[5]朱汉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现状分析与选择取向——基于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的分析视角[J].江淮论坛, 2011, (4) .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 篇10

，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失衡；制度创新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现状

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式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性。当农村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目前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供需结构失调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太少。比如大规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作物良种的开发培育以及有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丰富等。由于现有国家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而招商引资的方式又因缺乏相应的渠道等难以开展，导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诸如农民的教育条件，农民的医疗保障及农村环境保护等。这些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业科技和奠定农村发展基础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各级政府对此类公共产品供给投入长期以来都相当忽视，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公共选择机制，农村公共产品多数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进行“填鸭式”供给，因此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农民不需要的服务政府提供过剩，真正急切需求的公共服务却少之又少，从而导致本来有限的资金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也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真正实现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根本原因。

(二)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

在现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公共产品资金的筹集采用的是“按事收费”的形式，每项收费都有特定的专门用途。为达到基层政府完成上级任务和提高政绩的目标，乡和乡以上各级政府和部门往往采取下达各种收费任务、布置各项达标和升级活动等各种行政收费手段来推动公共产品的实施，这不仅不能满足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往往还能激化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促使双方对立情绪的滋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下，作为掌握权力的农村基层政府轻易成为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其获取利益的行为目标和农民追求收入增长目标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和使用的失衡。2.现行体制下，村民委员会既要作为农民代表办理村务，又要作为下级执行政务，扮演着尴尬的双重角色。“政务”执行的强制性经常使得“村务”办理进退维谷，致使村民委员会彻底成为政府在村级的代言人，失去本来“表达农民意愿”的初衷，对公共资源的筹集也就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二、体制失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被打破，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适时建立，从而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供给体制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供给主体经济乏力，难以产出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产出，改革开放前主要靠国家，但改革后这种局面已彻底改变。农村税制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农村电网改造、大型水利建设等工程外，国家把地方建设的任务交给县、乡政府，不再进行拨款支持。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县、乡政府，往往因为财政紧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难为无米之炊”。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县、乡政府财政拮据，在解决“吃饭”问题尚有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建设”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难以产出的主因就在于供给主体的经济乏力。

(二)生产公共产品出现轻重不均的现象，农民难以享受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为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但由于地方政府惯常的思维模式，容易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出现“两重两轻”的现象，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不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一是重“硬”轻“软”。一些地方政府迷恋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明文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防洪防涝设施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常会快速组织资金进行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提不起兴趣。二是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而对涉及到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常因为各种原因推迟搪塞，若上级政府不予支持也就漠不关心。基层政府按部就班地侧重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无可厚非，但一味地重“准”轻“纯”，为了“政绩”拒绝执行“政策”则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三)供给渠道单一，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难以突破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仍是沿袭农村改革前的模式，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仍未被突破。但基层政府往往因财力紧张顾此失彼，不能快速响应农民的实际需求，以致农村干群关系的普遍紧张。供给渠道的单一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失衡。作为供给主体的基层政府，由于没钱为作为供给对象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同时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基层政府迫于政绩等压力只好向农民强行摊派，集资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导致许多农民不堪重负；其它渠道不能应运而生，同样反映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的残缺，这与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政府固然有义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但并意味着其它渠道理所当然的缺失，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进行生产和提供。

三、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构建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必须重构供给制度和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

实施村民自治的初衷本是要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进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但由于乡镇政府职能渗透到村级组织，村民委员会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乡镇政府“代言人”，扭曲了农民的意愿。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应：

1明确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各级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应从供

给公共产品转变为通过村民公约等方式管理公共产品的使用。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在解决“政务”与“村务”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诒权力。

2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行使权力的基层机构，对社区事务具备最终表决权。社区公共产品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严禁未经投票表决而擅自动用公共资源的行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也应依法监督公共资源的使用。

3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由村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

(二)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按照公共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社会产品序列可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划分为四类，即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可以由市场自行提供。如果产品的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局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则可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将相关受益人组织起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并通过共同费用分摊，实现收益内在化。这种提供方式可以称之为俱乐部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往往缺乏效率，政府需提供必要的扶持。一般纯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则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由政府和私人混合提供。具体可如下操作：

1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公共提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型水利工程、气象、农业区划、种子培育、农村道路建设、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由于其不具有内部收益，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适合于政府公共提供。当然政府可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然后再由政府出资购买。

2农村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混合提供。地区性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农业病虫害防治、农技推广和农业机械推广、农村电力、农业科技教育、农业节水等，通常既有外部受益；又有生产者个人受益的特点，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可采取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集资生产。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充分收集农民的意愿，拟订集资方案，由乡政府或村委会负责具体实施。

3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则可组织农民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种植、养殖的供产销联合体，灌溉，治虫，湖泊的渔业资源利用，乡村道路，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等，由于其外溢较少，且受益群体比较固定，属于俱乐部产品的范畴。对于这类产品，理想的方式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式的俱乐部，通过合作社将外部收益内在化，提高供给效率。

(三)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

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简而言之即为“该属集体的就归集体，该属个人的就归个人，侵犯农民利益的事做不得”。农村准公共产品建成后，受益者应按照产权归属和占比多少缴纳相应的折旧费和维护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三农”问题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它不仅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严重的是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稳定。维持现有体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家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0(6)

[2]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

[3]何乘材，农村公共产品、农民国民待遇与农业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1)

[4]李建国，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N]，光明日报，2004-03-23

社区公共产品 篇11

何谓公共产品?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韩丽华和潘明星从其供给机制角度认为: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 指需要通过财政机制向社会提供, 满足作为群体的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的产品。王彩波和王庆华则从其享受主体的角度出发, 认为:公共产品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消费产品, 社会全体成员同时享用, 而每个成员的享用都不会导致其他成员的享用减少。萨缪尔森从其特征角度分析, 给出了最为经典的解释:每个人的使用不会导致其他人的消费减少的物品。虽然对公共产品定义的描述不同, 但是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 确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部分学者甚至将这两个特性作为公共物品的充要条件,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还需要加上不可分割性才算完整。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两属性说”, 所谓非竞争性, 是指一个消费者消费公共产品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所谓非排他性, 是指任何消费者都可以不付任何代价消费该产品, 要阻止他人消费的代价非常大。国防、外交、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等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而农村公共产品, 则一般认为包括公共管理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农业科技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等。

公共产品由谁来供给?如何来供给?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做了深入地研究, 他认为: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其所获得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边际效益的大小, 来捐献自己应当分担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资金费用, 则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量可以达到具有效力的最佳水平。这就是“林达尔均衡”, 这个均衡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主动透露自己在消费公共产品中所获取的边际收益, 二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清楚地了解其他成员在公共产品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收益。显而易见, 这两个前提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根据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可以发现, 即使某个消费者不负担成本也依然可以获得与支付成本后获得的同样收益, 如此一来, 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人”, 必然希望别人支付成本自己不劳而获, 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通俗地理解为“三个和尚没水喝”。曼瑟尔·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有过深入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行为, 他提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 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 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 同时, 一个集团规模越大, 集团成员为集团利益付出的成本就越多, 获得的收益却越小, 因而在一个大的集团中, 理性的个体不会为了集团利益而努力。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由公共经济部门来提供。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现实中,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一般是政府, 通常政府会对供给哪些公共产品, 以及它们的供给量是多少, 进行公平合理的决策, 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具体现实情境中,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顺利, 产生了“政府失灵” (1) 的现象, 笔者看来, 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1. 农村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城乡失衡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 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也形成了城乡政策有别的二元供给格局。长期以来, 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向城市倾斜, 而对农村提供的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公共产品却极为有限。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例, 从2007年到2011年, 国家用于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 9.5%, 9.5%, 9.5%, 9.6%, 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从2007年到2011年,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4.45%、13.94%、13.66%、3.13%、2.92%, 显然, 政府投资呈现出巨大的城乡不平衡,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扩大。国家公共财政投入失衡一大直接后果便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的严重不足, 主要可以体现在农村基础建设和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事业依然滞后。以水利灌溉为例, 至2011年底, 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61681.6千公顷, 占该年耕地总面积的50.7%, 也就是说, 基本有一半的耕地人需要依靠自然降水实现灌溉需求。而且在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实施建设滞后, 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2011年, 在全国4.05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5.1%, 尚有5.5%的劳动力不识字或很少认字。另外, 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 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 实际农村只有0.7张, 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 农村仅有1.1万元。 (2)

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下移与权责不明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 纯公共产品如社会整体秩序、经济交易环境由中央政府提供, 准公共产品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则由地方政府负责。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却出现了供给主体层层下移的情况, 在“财权”未能下放的情况下将“事权”下放给下级政府, 最终往往转移到了乡镇基层政府。根据当前宪法, 乡镇政府拥有广泛的事权, 其职能涵盖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等行政工作, 相比之下, 其财权却极为有限, 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改革之后, 基层政府特别是极其依靠土地农业税收来源的乡镇, 财政收入状况更加恶化, 更加难以支撑辖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久而久之, 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之下, 在一些纯公共产品的享受上, 农民也比城市居民少得多。

三、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失灵的原因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本文仅从公共选择的理论视野来进行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经济学分支, 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行为。丹尼斯·缪勒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 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这个理论将“经济人”假定作为基本前提, 认为民众 (选民) 、利益集团、政府官员都是自利理性的, 从此出发, 分析包括公共产品供给在内的众多政治经济问题。依托于此理论, 笔者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

1. 理性的供给主体

公共选择的官僚理论认为, 作为公共产品的一大提供者——官僚机构, 也符合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每一个官僚都是理性的、自利的, 那么他在行为过程中首先考虑的便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薪金、地位、权限、晋升等等。反映在我国当前现实中, 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基层乡镇政府, 在其组成个人并不需要直接对农村群众负责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做出忽视长远利益的决策拒绝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往往不能带来直接明显效益的农村公共产品上。

2. 弱势的需求主体

公共选择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个体之间存在着在特定背景之下的共同利益, 而追求这种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会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手段以进行利益表达甚至试图干涉政策制定过程。因而, 公共决策可以看作是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对外而言发挥着代表公共利益的作用, 但是其内部亦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而且其各自的偏好与实际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这就意味着最终产生的公共政策往往会被经济指标所引导而导致公共产品分配的不均衡。相较而言, 广大的农民群众则由于其数量庞大、组织松散、素质参差而难以组成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 在与政府的博弈当中处于弱势地位, 因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 在关乎自身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没有足够话语权。

3. 低竞争的供给环境

布坎南认为官僚机构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竞争, 即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种类、、和水平上纯粹由官僚机构单方面决定, 而造成这种供给环境的主要原因便是政府机构拥有对大量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地位。从结果上来看, 这种低竞争状态对社会产品供给是不利的:首先, 它会因不需考虑实现目标成本而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其次, 缺乏外界的市场压力使地方政府不会对民众的需求作出迅速反应;再者, 垄断会使得供给主体希望一边获得较高的价格而一边降低产品质量, 最终从各方面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

以上这些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缘由再加之以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使得“政府失灵”的情况频繁发生, 而这些原因又往往很难在短期之内找到合适的解决手段, 那么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 若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上采取一些变化, 又是否可行呢?

四、“能人治村”模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笔者在东北某县的一次调研中发现, 该地区部分村庄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可以有效地弥补基层财政尤其是村级财政的不足, 从而可以自给自足地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以其中一个村庄为例, 该村以前是个十里八乡有名的“空壳村”, 几年前在外创办企业的林某回到村庄担任支书后, 带领全村发展多个专业合作社, 后来又成立了公司进行集团化运营, 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了拥有数千万资金的富裕村, 在有了发达的集体经济后, 该村开始自我提供公共产品:投资556万元, 建设完成了15公里水泥路、15公里砂石路;投资20万元, 完成村卫生所、农民夜校建设;投入2400万元, 进行居民小区建设, 逐步让全体村民搬进楼房;把村小合并到镇中心小学, 使学生能够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投入数百万建造现代农业培训基地, 通过聘请农业、农机、畜牧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建立视频网络平台等多种学习方式, 对村民进行培训, 以提高农民素质;建设农资超市, 方便村民购买优质农资;建设了一座幸福广场来为村民提供娱乐休闲的场所;还将镇里的自来水、天然气、有线电视、电信网等引入村内;经过这一系列的建设, 该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远远超出了周边村庄。总而言之, 这种供给方法实质上是在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由村级财政来部分地承担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角色, 当然, 当前农村村级的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衰弱, 不是每个村子都能像笔者调研的那些村庄一样有着雄厚的资金,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多份中央文件提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在各地的实践中又有诸如“能人治村” (3) 等成功发展集体经济的范例, 基于此,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是具备可行性的。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由私人来提供, 只能依靠公共经济部门, 笔者所调研的东北部分村庄的巨大绩效显示, 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 由农村集体经济来承担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可以实现的。希望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问题, 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供更多思路。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美]丹尼斯·缪勒.王诚译.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