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精选12篇）
城市公共产品供给 篇1
摘要：通过对北京市近年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判断, 目前北京市已具备部分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的可能性。因此, 应改变北京市及其他具备条件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度依赖政府的模式。当前, 城市公共产品可市场化供给的重点领域应定位在基础设施和享受型公共产品上;可采取收费等方式或引入民间资本增加供给, 并进一步完善有关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北京市
一、引言
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的职能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审视公共产品, 就会发现公共产品是一个历史范畴, 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是动态变化的, 尤其是准公共产品, 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发生变化。据此考察北京市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发现, 北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农村, 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多依赖于制度外筹资、农村居民成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市场供给模式相反, 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过度依赖政府供给模式的局面。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差异是否与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呢?基于此, 本文运用经济发展约束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的动态分析框架进行分析, 以有助于我国城市选择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二、 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模型的构建①
1.确定决断集合
根据经济发展进程, 可以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阶段:经济起步阶段;经济成长阶段, 即经济发展的中期;经济成熟阶段;经济稳定阶段。 这四个阶段分别用v1, v2, v3和v4表示, 根据模糊数学的基本原理, 确定决断集合为:V= (v1, v2, v3, v4)
2.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评判指标, 构造评判因素集
U= (u1, u2, u3, u4, u5, u6, u7, u8, u9) , 式中:u1为人均GDP, u2为GDP年均增长率, u3、u4分别为第一产业GDP和第二产业GDP比重, u5为非农业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u6为非农业人口比重, u7为恩格尔系数, u8、u9分别为第一产业劳动力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
3.经专家对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评分, 得到因素权重集
A= (0.15, 0.15, 0.125, 0.125, 0.09, 0.06, 0.15, 0.075, 0.075)
4.构造各评判因素的隶属函数
(1) 人均GDP的隶属函数:
(2) GDP年均增长率的隶属函数:
(3) 第一产业GDP比重的隶属函数:
(4) 第二产业GDP比重的隶属函数:
(5)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隶属函数:
(6) 非农人口比重的隶属函数:
(7) 恩格尔系数的隶属函数:
(8) 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的隶属函数:
(9) 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隶属函数:
根据隶属度的大小, 得出评判各经济发展阶段隶属度的范围如下:0≤u<0.25为经济的起步阶段, 0.25≤u≤0.5为经济的成长阶段, 0.5<u≤0.75为经济的成熟阶段, 0.75<u≤1为经济的稳定阶段。
5.计算频率矩阵
为较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尽量消除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 可以若干年为一时段, 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 并统计各指标隶属于各阶段的频率, 得到频率矩阵R, 其转置矩阵为:
6.综合评判矩阵
综合评判矩阵为:B=AR={v1 v2 v3 v4}
根据评判各经济发展阶段的隶属度范围和最大隶属原则, 可以确定在某一时间段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三、对北京市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根据北京市1993—2007年的统计数据, 对当前北京市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判断。为了较全面地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消除单个年份经济波动对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 采用10年移动法, 即从1993年开始, 取10年的数据进行判别, 然后每次移动1年再进行判别, 最后对6次判别的结果进行综合。
1.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指标数据的搜集及整理
资料来源:2008年《北京统计年鉴》, 由北京市统计信息网发布, 网址为http://www.bjstats.gov.cn/tjnj/2008-tjnj/
2.根据所得数据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
3.计算频率矩阵
对各指标每10年的隶属度进行平均, 然后用这些平均隶属度数值进行评判。根据计算得到1993—2002、1994—2003、1995—2004、1996—2005、1997—2006、1998—2007六个频率矩阵 (具体数据略) 。
4.根据得到的频率矩阵计算综合评判矩阵
根据得到的频率矩阵计算综合评判矩阵B=AR, 得到六个综合评判矩阵:B1993-2002= (0.045, 0.420, 0.198, 0.338) ;B1994-2003= (0.036, 0.411, 0.200, 0.353) ;B1995-2004= (0.036, 0.403, 0.203, 0.359) ;B1996-2005= (0.036, 0.409, 0.190, 0.365) ;B1997-2006= (0.027, 0.416, 0.178, 0.380) ;B1998-2007= (0.018, 0.413, 0.174, 0.395)
5.对城市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结果的评价
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 北京市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即经济发展初期的隶属度从1993—2002年时段的0.045减少到了1998—2007年的0.018;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即经济发展的中期的隶属度则稳定在0.410左右;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隶属程度则稳定在0.2左右, 同时也出现了向经济发展稳定阶段过渡的苗头, 经济稳定发展阶段由1993—2002年时段隶属度0.338增加到1998—2007年时段的0.395。
根据模糊评判的最大隶属原则, 可以得出评判的结论:显然, 北京市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整体上经济处于发展的中期, 即成长阶段, 但同时正逐渐由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 而且稳定阶段的某些特征也开始显露。目前北京市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说明该市的经济已经日俱实力, 可以为部分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
四、城市部分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的重点领域及措施
我国很多城市公共产品目前已经具备了市场化供给的基本物质条件, 政府可以通过促进一定的市场化供给方式实现城市部分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本文认为, 对当前城市公共产品可市场化供给的部分应定位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享受型公共产品上。
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供给不仅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而且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趋势。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难以市场化的纯公共性教育、文化、宗教、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领域, 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设施完全进行了市场化运作。在我国, 虽然有些城市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基础设施市场化的供给方式, 但是总体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供给程度不高, 而且区域性供给差异巨大。基础设施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一个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因素。但是, 当前作为基础设施主要来源的国家财政, 其增长速度却远远不能跟上基础设施资金的增长。因此, 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 倡导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 既可以弥补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 又有助于政府将更多的公共资金投入到满足城市居民基本公共产品和农村居民公共产品的供给当中,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享受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 可以采取俱乐部式的市场化供给方式。应改变城市发展型乃至享受型公共品供给主要由政府“买单”的制度, 较多地引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可以适当引入收费等方式或引导民间资本增加供给。在实行市场化供给中, 应当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鼓励私人或民营经济进行供给。此外, 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促进市场化供给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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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邢福俊.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选择、效应分析与对策探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999 (9) .
城市公共产品供给 篇2
论和谐社会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
在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会因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功能和辐射作用而放大,对城乡关系、城市生活和区域发展形成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理应更多地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促进城市内部和谐,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
作 者：何安妮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刊 名：总裁英文刊名：PRESIDENT年，卷(期)：“”(4)分类号：关键词：和谐社会 公共产品 西部城市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供给模式;统筹城乡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志码]A
一、对农村公共产品内涵的界定
1.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问题,首先要理解其定义,严格界定其内涵。张军[1]、雷原[2]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连带性定义的。叶兴庆[3]、黄志冲[4]、陶勇[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区别于城市公共产品,农业、农村或农民生活共同需要的、具有一定典型特征的物品或服务。冯海波等[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由农民或其家庭消费的私人物品而言的,是由当地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共享的产品。杨卫军等[7]则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可见,各位学者多是基于萨缪尔森1954年对公共产品“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经典解释来定义农村公共产品的。
总结上述定义,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为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所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收益外溢性物品或服务的总称。
2.农村公共产品的分类
(1)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的非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农村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农业信息系统构建、农业环境保护等。然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于奎[8]根据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将其分为三类:一是接近于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社会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电力设施、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等;二是中间性准公共产品,如农村医疗、乡村道路建设、农村职业教育、水利设施等;三是接近于市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实用型技术的农业科技、农村文化娱乐及体育设施、农村自来水工程等。(2)根据公共产品服务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通常又可分为全国性的(跨省、跨流域、跨行业的)公共产品、地区性的(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公共产品和社区性的(村级)公共产品。(3)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用途或服务对象,可以将其分为生产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二、我国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不合理。贾康等[9]认为,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省以下的市、县迟迟不能实质性地进入分税制轨道,政府间财权、事权不相呼应的问题加大,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基层政府财力弱化,再加上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这些都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体制性诱因。寇铁军等[10]认为,政府间财权、事权的非均衡性以及工农业发展模式的非均衡性,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财力有限。熊巍[11]认为,一方面,我国分税制具有的制度缺陷使得乡镇财政收入极其有限,而且市、县、乡的转移支付缺少监督,乡镇政府取得的转移支付数额很少;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多年来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数额始终偏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徘徊不前。何菊芳[12]认为,免征农业税使县乡财政经费不足,从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带来一定困难。(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缺失。叶兴庆[3]认为,现行的财政体系中,乡镇财政的支出范围非常有限,乡镇范围内的部分公共事业和村范围内的全部公共事业并没有纳入公共收支范围,因而乡以下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属于制度外供给。于丽敏[13]、寇铁军等[10]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派生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缺失。贾康等[14]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生产机制未跟上市场经济进程及缺乏创新,导致供给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
叶兴庆[3]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不尽合理,无法反映乡村基层内部的真实需求。陶勇[5]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村地区的真正需求来决定,而是根据地方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决策者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热衷于新建公共项目,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冯海波等[6]认为,由于农民作为委托人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决策机制,客观上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错位。贾康[14]、寇铁军[10]等认为,“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未形成农民充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民主权利,农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过剩”与不足并存。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张军[1]、叶兴庆[3]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中,资金的筹措和使用监督成本高,公共资源被大量挤占挪用、挥霍浪费,导致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陶勇[5]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预算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的困扰,农村公共资源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熊巍[11]认为,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乡镇财力匮乏、农民自身存在的文化特质等原因,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失公平
叶兴庆[3]认为,制度外公共产品的成本基本上是在农民中间平均分摊,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负担率就越低,这是一种具有累退效应的成本分摊机制。熊巍[11]认为,不仅制度外农村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不公平,制度内同样存在成本分摊不公平的问题。农业税改革前是以田亩数和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全额按同一比例计算征收,具有累退性,显然有失公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两大不公:一是城乡不公,二是农村各地区间的不公。吴理财[15]认为,进城务工农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不仅不足,还存在与城市居民待遇不同的不平等问题。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思路
1.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1)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何菊芳[12]认为,财权划分要充分考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需求,以事权定财权。划分事权要按照受益范围和支付能力原则,而且对事权和责任的划分要有利于公共产品的配置。王国敏[16]认为,应当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和层次,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职能。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省级政府提供,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社区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民共同提供。(2)构建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何菊芳[12]认为,各级财政应尽快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资金,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转移支付均等化,保障对不同地区的最低限度的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孙开[17]认为,针对我国各地间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和中央财力有限等实际情况,现阶段我国转移支付体系的规范与完善只能采取分类实施、分步实现的途径。寇铁军等[10]认为,在转移支付目标选择上,纵向平衡和均等化是最重要的两个目标。(3)改革税制。何菊芳[12]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应当在城乡统一税制的原则下,设计适宜的新税制方案,防止在新旧政策和制度转换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上的真空。贾晓俊[18]认为,应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开征新的税种。另外,应赋予地方以对地方税种部分税收的立法权和征收权,以保证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收入来源。
2.构建统筹城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熊巍[11]认为,应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李秉龙等[19]认为,要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应选择均衡化的发展路径,第一阶段实现乡乡平衡,第二阶段实现城乡平衡,最终消除公共产品消费的城乡二元结构。李英哲[20]认为,要改变重城轻农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必须坚持城乡供给统筹的原则,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和统一标准。
3.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
叶兴庆[3]认为,首先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使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其次,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乡村两级领导人应真正由社区内居民民主选举产生。雷原[2]、熊巍[11]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实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贾晓俊[18]认为,应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真正“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程序才能建立。吴孔凡[21]认为,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既要体现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来自上级政府或部门的“自上而下”的特性,也要体现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地域性原则,由社区内农民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自下而上”地自主选择所需的公共产品,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
4.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
吴士健等[22]认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农村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和农民混合提供;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可以考虑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熊巍[11]、李秉龙等[19]认为实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应不断创新,积极引进私人投资,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王奎泉[23]通过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和政府诱导型模式分析认为,政府诱导型模式应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设计政府行为的最优选择,这种模式的有效运行,依靠供给的市场准入、产权改革、价格制度及激励等一系列制度政策的支持。宋敏[24]认为实行多中心供给体制是摆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应允许消费者、提供者和生产单位在不同的综合层次混合和搭配运作,以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在供给主体、资金安排及供给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多中心运行。冯兴元等[2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营造市场化运行机制,吸引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贾康等[9]认为,应重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创新,并结合国情、省情、县情、乡情,积极探索在增加投入的同时“花钱买机制”,开拓低成本、高效率、与市场机制和公司部门伙伴合作(PPP)框架相连的新路径。
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简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改善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揭示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和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但还存在不足之处。(1)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研究。不同地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不同的需求,这种强烈的地方色彩决定了统一供给模式的低效。因而,应当积极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供给模式,以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2)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消费阻力的研究。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量虽然是不断增加的,但增加幅度究竟是怎样的?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弹性问题应当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需求变化之后,农民即使有消费动机,也往往不能形成消费行为,其中的阻力有哪些、如何减少和消除这些阻力,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消费的可持续性,也是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3)公共产品提供质、量、结构等是否与农民的需要相符的研究较少,是否与农民的税费支付相称的平衡性研究较少。为此急需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均衡做全面分析和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农村公共产品次优供给的实证均衡模型,进一步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均衡的实现机制。(4)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研究较少。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改革需要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的配合,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乡镇机构的改革、村级公共产品自我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及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监督机制等。在这些方面,学者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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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产品供给 篇4
1、晋城市西上庄乡概况及公共产品供给状况
西上庄乡位于晋城市中部, 距离市中心仅4公里, 属城郊结合地带, 紧邻城郊大市场, 境内公路纵横交汇, 铁路运输便利。全乡下设30个行政村, 人口3.07万, 人均可耕地面积0.6亩。西上庄乡是著名的“无烟煤”生产基地, 该乡还根据地下资源再生性周期长的现实和紧邻城郊大市场的优势, 果断决策, 实行经济战略渐进转移计划, 地下地上相结合, 确立养殖业为本乡发展的重点产业, 带动了全乡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另外, 该乡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 大力招商引资, 先后在四个村, 建立起“九州玻璃制品厂”, 不仅给该乡带来了经济利益, 而且还很好地解决了周围农民的就业问题。
2、晋城市西上庄乡居民对当地公共产品供给评价
笔者于2008年1月至3月访谈了西上庄乡所属的公共服务机构, 并设计了问卷对200多家农户进行了调查。
由于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不断采取“支农”政策措施, 资金纷纷向农村倾斜, 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 西上庄乡居民对该乡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社会治安工作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表示满意, 满意度均在80%左右。但是我们从调查结果中也注意到, 公众最为不满意的表现在公共卫生、民意表达、文化娱乐、服务项目、农村科技服务方面, 当地居民对这些方面的公共产品满意度均只有50%。
二、原因分析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 西上庄乡政府长期扮演“管制者”而非“服务者”, 农村干部也自认为是管制村民, 而非为村民服务。乡政府及村干部这种角色观念使得村民处于被领导地位, 其思想从属于村干部, 其自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决策的意识一开始就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 这样就导致调查结果中“民意表达”项的满意度很低。
第二, 乡政府在农村公共卫生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也是造成“公共卫生”满意度差的重要原因。
第三, 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 乡政府也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命令和任务, 大搞形象工程。名义上是要建设新农村, 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 因而大搞温室蔬菜和农业养殖项目, 实则立项之后不闻不问, 没有后期服务和投资, 却暗自将该项目的资金转为他用。
三、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方面
传统政府职能模式下, 乡政府的管理范围依然定位在“大政府”, “管制”观念限制了公共产品市场发展。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中国承担公共产品生产职能的主要是各级各类国有企业事业机构, 私人部门因严格行政审批制度而不能进入公共产品生产市场, 因此私人部门和市场机制很难在其中发挥应有的效率和职能。
2、农村公共产品的最大受益方面——村民
一方面, 由于传统政府管制模式下, 乡政府与村委会, 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使得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活动的空间很狭小, 而农民在这种长期管制领导下思想僵化、主动性差、自我需求表达意识差, 致使急需的公共产品得不到供给或者供给物不符合农民的切实需求;另一方面, 我国为尽快实现工业化, 选择了以满足最低公共产品需要为目标和重城市轻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长期以来, 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诉求能力极低。这也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四、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 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共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第一步, 也是关键的一步。
第一, 建设服务型政府, 要求乡政府转变其职能, 使乡政府由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政府。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包揽一切”, 这就要求乡政府必须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 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第二, 乡政府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好的政府如果没有强大的财政作后盾, 其服务职能也不能发挥。而长期以来,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甚至某些公共服务根本缺失, 其根源往往在于历史上乡政府投入不到位或历史欠账太多, 所以, 要想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建立起服务型政府, 就要求乡政府必须加快建立起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
第三, 乡政府要建立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的公共决策机制, 增强乡政府服务行为的可靠性、便利性。乡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 必须深入基层, 开展实际调查研究, 按照确定目标、拟定方案、优选方案的决策程序, 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 从公众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 依法建立合法的行政决策机制, 使村民有机会参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决策, 从而提高乡政府决策的公开度、透明度及现实可行性。
第四, 加快建立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乡政府做出很多为村民服务的举措后, 最后一步就是要采取强化教育、制度约束、监督管理等综合措施, 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 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处于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从而真正做到“权力源于民, 用于民”, 更好地为民提供公共服务。
总之,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个长期的, 持续发展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 我们正处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探索阶段, 服务型政府建设任重而道远, 还需政府和公民以及社会其他力量的的不断努力。
摘要：本文对晋城市西上庄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分析, 总结出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从乡政府和村民自身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决策机制和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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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产品供给 篇5
《 人民日报 》（2013年03月20日 07 版）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几个关系。规模与效益的关系。我国众多的农村人口在广阔的地域里分散居住，导致农村单位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高、效益低。这就需要在保证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增强供给的有效性和质量，最大限度发挥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益。一是积极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管理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工业中心、流通中心等作用，吸引、聚集更多的人口、工商企业和服务业，增强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应并提高供给质量。随着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以及人口和经济聚集效应的显现，进一步实行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格局，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实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二是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完善现代农业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以此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效益。
主导与多元的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明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包揽的模式。一是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提高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效率。同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合作、多元并存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格局，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效率。二是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体制外筹资、筹劳为主的局面，建立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非营利组织渠道等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努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新格局。三是实现供给模式多元化。为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益，政府可以通过授予经营权、购买等手段，委托私人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努力构建以政府供给模式为主导、其他模式为辅助的多元供给模式。
浅析西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篇6
西部大开发，是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一项惠及亿万人民的民心工程。西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是我国统筹东西部发展、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下，探索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创新与模式改革迫在眉睫。
一、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难以产出。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从总体投入看，如果剔除水利气象等事业费支出，农村投入只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比重是相当低的。从财政投入的结构看，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主要提供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这两项一般占到94%左右，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比重不到一个百分点。即便如此，有限的财政支出资金还不能完全到位。农村公共产品的历史性欠账和县乡财政资金的短缺直接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制约了农村公共事业的进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2.两重两轻。一是重“硬”轻“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要求考核的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组织资金加以实施，面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
二是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如对需要达标的乡村公路、农田灌溉设施等，即使没钱也要从农民中摊派收取进行建设。而对涉及到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若上级政府不予支持也就一筹莫展。
3.事权与财权不合理。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加，但低端财政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减少，困难重重。在分税制形成“财政上收”的同时，事权则不断下放。这种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体制，造成了县乡领导干部的两难选择：若勉力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或维持本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就必须举债和增加农民负担，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若减轻农民负担，又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危机。
二、解决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建议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要彻底改变“重城轻乡”“重城轻农”的国家公共产品制度安排，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向西部农民无偿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
2.实现市场供给和非市场供给相结合。农村纯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来提供，政府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或直接交给私人生产。准公共产品则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由政府和私人混合供给。通常既有社会收益，又有生产者个人受益的特点，可以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收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进行集体生产。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要改变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提供主体的尴尬局面。同时还应降低公共物品市场的准入标准，在必要时还应积极鼓励私人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3.争取中央财政的扶持。相对于西部，东部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已有保障，因此中央政府应把更多的资金投向西部农村，实行专款专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自己职责监督其良好运行，并且将一切以法规政策的形势予以明确、具体化，努力使西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达到最优。
4.建立资金运作的优先序。首先，改革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决策程序，建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品需求的民主制度，拓宽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渠道，逐步建立起以需求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其次，通过使农民能够通过投票来参与到农村公共品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使之拥有与政府谈判的实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能够真正代表农民与政府进行信息沟通与政策互动。
5.强化规范监督，杜绝资源滥用。合理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保障，需构建“统筹规范+全方位监督+绩效考核”型的监督机制。一是通过人们监督意识的提高，合理整合公共品投入资金，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化优势。二要明确资金配置，规范资金运行过程，避免任何环节上的漏洞所造成的资金流失。三要加强基层政府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内部的审计监督作用。
三、结束语
农村问题不仅是农村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战略问题，因此，保持西部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及农民共同来提供。我国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努力改善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加强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1]米小林.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求是,2006.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分析 篇7
一、公共产品供给融资中的问题
(一)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以新型政府管理理论为出发点,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资金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近年来, 为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我国财政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的支出不断增加, 投资总量保持不断增长态势。但是财政投资从纵比看增幅高, 横比上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占农村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 整体上我国财政支出不管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上都还不高, 农业公共产品供给融资明显存在着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 我国国家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支持主要通过财政拨款与补贴实现, 其资金由中央流动至地方经过多级政府及部门, 最终到达真正需要的基层政府, 其间各级政府及部门很容易出现截留资金和挪用资金的状况, 这样真正用于农业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减少,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到位率底。
(二) 村民集体投资有限。
公共产品供给除了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外, 农民集体投入也是其融资重要途径, 主要包括村庄投资和农民集体集资等方式。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地缘性特征, 农村基础设施所在地村民是农村基础设施的直接受益者, 农村基础设施与其生产生活直接相关, 同时村民也是农村基础设施的主要维护者。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村民集体单位投资固定资产的资金量呈增长趋势, 但是村民集体对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是下降的, 对比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村民集体对公共产品供给投资还存在较大差距。可见, 我国村民集体对公共产品供给投资所占比重小且呈下降趋势, 农村集体投资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投入能力不足。而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 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落后农民集体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
(三) 农村金融信贷乏力。
农村金融信贷是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重要途径, 完善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能够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是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主要金融机构。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的贷款总额不断增长但是公共产品供给贷款的年增长率远远低于同期各项贷款合计的年增长率, 不能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良好的资金保证。而开发式金融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金融创新, 但是受开发特定项目限定, 很多地区很难在开发金融中受惠, 其在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有待提高。
(四) 其他投资来源较少。
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来源除了财政资金、农民集体投入和金融信贷外还包括民营企业投资、个人投资、国际组织贷款和援助等, 虽然这些资金在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比例上所占较小, 但是其作用不容忽视。就民营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而言, 虽然农村企业大户在一定程度上无偿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 但是具有个例性和不稳定性;在国际组织贷款和援助方面, 国际银行贷款、联合国普惠金融等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国地域广阔, 这些资金只能惠及我国极小部分的农村地区。
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问题的建议
为了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不足问题, 应积极地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 多种资金融资资本并存的融资途径,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融资渠道, 实现多主体、多途径、多方式互相支持的综合性资金融资体系。
(一) 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支持。
调整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 财政收入分配中“重城轻乡”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善, 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力度, 深化改革农村基层财政体制, 健全国家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效投入机制, 按照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体制, 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性支出。同时, 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 合理的分配公共产品供给的供给责任。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基础设施, 地方受益较小, 根据效率与公平原则, 其建设供给应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交通、通讯、供电等具有明显“外部效应”的区域性大面积基础设施, 应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 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对于田间公路、田间水利等受益范围仅限于某个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 应由该地方政府出资。
(二) 完善农民集体投资制度。
完善农村“一事一议”制度。虽然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不足, 但其目前仍然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融资重要途径。完善的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应保障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对于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筹资困难、各村间责任划分难以协调等问题, 要按照“农民自愿、量力而行、总体规划、预算控制、群众受益”的原则, 灵活运用“一事一议”制度分阶段、分层次组织实施, 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规划、有步骤、有针对性的进行。同时, 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 使其自觉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要鼓励农民投资公共产品供给, 要对农民投资公共产品供给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措施, 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同时, 政府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明晰产权, 明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三) 健全农村金融信贷体系。
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府弥补市场不足, 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我国应调整农村政策性金融体制, 引导其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融资, 拓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 积极开展公共产品供给贷款业务, 加大其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投入力度, 使其真正成为为农业发展提供全面服务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充分发挥其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金融带头作用。同时, 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需要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可以由商业性金融机构进行投资, 以基础设施的收益权作为担保来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 来争取商业金融机构的融资。建立并健全保证贷款偿还的相关机制, 在这一点上我国中央财政可以在安排公共产品供给专项资金时, 按照一定的比例为地方建立还贷准备金, 各地方政府也要从预算中安排一定还贷准备金, 保障公共产品供给贷款的及时偿还。这样以来就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信贷资金融资来源增加, 从而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有效的支持。
(四) 发展农村资本市场。
首先, 我国要在政府有效实行监管的条件下, 将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程度提高, 将更适合市场化运作的农业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向市场开放;第二, 政府应完善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税收优惠、投资补助等制度,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 将一部分财政拨款转为对公共产品供给项目的贴息、担保、补助资金, 以吸引民间资本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第三, 健全公共产品供给有关的产权法, 保护融资者的相关利益。同时, 境外资本融资在改善农业发展环境、扩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吸引国际资本融资, 重视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开展交流合作, 同时激发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 通过国际资本融资缓解我国农业公共产品供给资金融资的不足。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三农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资金问题直接制约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因此需要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有效性进行分析, 并寻求解决方法, 以期实现长期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关键词：融资途径,资金效率
参考文献
[1]周淑芬, 陈小云.关于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的思考[J].农村经济, 2010.3.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研究 篇8
关键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必要性,规制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 他将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 公共产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指的是把公共产品提供给多个人联合消费的同时不排斥其他不付费的共享者;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 每增加一个消费者, 不会影响原来的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 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布坎南进一步指出, 根据萨谬尔森的定义得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 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而在现实世界中, 大量存在的是“准公共产品”, 即在满足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上与纯公共产品相比又存在着一定边际成本的产品。
一、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
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政府供给缺陷以及公众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超额需求都会导致政府供给效率低下、供给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私人部门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 政府供给的缺陷
在公共产品供给中, 政府凭借其拥有制定政策法规与垄断公共资源等强大优势处于主导地位, 但是, 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往往是低效率的。首先, 因为政府官员也存在“经济人”特性, 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供给公共产品上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或社会目标, 从而引发一些社会冲突。其次, 政府长期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其缺乏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 从而造成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过程的低效率运转。最后, 在市场经济中, 私人供给必须遵循价值规律, 根据成本和收益调节其经济行为。但政府由于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制度, 其成本和收益难以衡量, 无法及时调节其行为, 而事后的制约成本则往往巨大。
(二) 公众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超额需求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于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但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 以及运营公共产品的低效率, 公众对公共产品的超额需求政府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如果这部分超额需求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单一供给的话, 既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又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和公众不满。
由于低效率“政府失灵”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甚至比市场机制下更加昂贵。正如世界银行所说, “在许多国家中, 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供给者来供给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而公众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超额需求则为私人部门 (企业) 通过市场供给这类公共产品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经济人”动机的驱使下, 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在超额需求的诱导下, 在“经济人”动机的驱动下, 私人部门通过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供给某些公共产品, 这既满足了市场需求 (尽管是超额的公共需求) , 同时又弥补了“政府失灵”所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条件及形式
(一) 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条件
1. 能够由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通常是具有一定边际成本的准公共产品。
私人无法供给纯公共产品往往因为技术上无法实现完全非排他或者成本上不经济。但是应当注意的是, 私人不能供给纯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私人不能涉足这个领域, 某些纯公共产品可以由私人来生产, 再由政府采购。
2. 该准公共产品在技术上要具备消费的排他性。
对于纯公共产品和共同资源, 由于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很难避免“搭便车”等外部性问题。而准公共产品由于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 如付费才能享受的水、电、通信等服务, 可以有效地排除免费搭车者, 从而激励私人供给某些公共产品。
3. 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必须有有效的产权制度做保障。
产权具有强制性的特征, 可以使产权所有者形成稳定的预期, 从而有动机来行使产权。因此, 只有界定了私人在某一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产权, 并且有一系列制度来保障产权的行使, 才能对私人供给公共产品产生足够的激励。
(二) 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可以有三种形式
1. 完全的私人供给:即公共产品的生
产以及供给全部由私人单独完成。私人或者供给公共产品并通过收费的方式获得收益, 或者以自愿捐赠的方式直接提供。前者主要有“俱乐部模式”, 后者有修路、造桥、兴办“希望小学”、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
2. 私人与政府联合供给:
即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主体不同, 由私人从事生产、经营, 政府通过采购等方式向私人购买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最终的公共产品, 例如教育、医疗等。
3. 私人与社区联合供给:
即由社区成员集体出资由私人生产并供给公共产品。这种供给形式比较多的存在于有一定的地域位置、公共产品外溢范围相对封闭而受益主体不能轻易“退出”的地区。
三、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 定价制度不合理
在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 因为竞争不够充分现象的存在, 往往导致定价并不是依据社会平均成本确定, 而是由个别企业的成本决定。价格水平的确定更多的时候是依赖政府与特许经营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而不是市场竞争。当前, 我国对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主要采取按照平均成本定价的原则, 但是对平均成本的核定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核查过程中企业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手段隐瞒其真实成本, 从而使规制机构对企业的成本掌握不清楚就无法监控其是以真实的平均成本定价。此外, 不同的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属性也不同, 要想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不同定价方式的科学定价就需要对其进一步分类, 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 政府规制监管不完善
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可能会出现某些负外部性问题, 这些负外部性问题不仅会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 损害公共利益;它也会动摇公共产品私人营化改革的信心, 政府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制监管。但是在当前政府行政效率不高, 监管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各个监管部门容易相互推卸监管责任, 各个部门的规制环节、规制措施又很难协调一致, 就很容易导致各个部门的互相推诱。同时由于规制主体不明确或者专业性不强也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不强, 管理手段落后。
(三) 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
法律法规是保障私人部门权益的重要依据,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将可能导致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争执与冲突, 阻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有效进行。地方保护主义一直是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地方政府通常都会偏向和保护本地方的产品生产者, 地方保护主义很难通过地方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来解决。另外, 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给被规制者提供了政策和法制漏洞可钻, 也为规制部门的规制者提供了寻租的机会。比如有意对投标者隐瞒信息, 实行不公开招标, 指定中标人等等。由于私人供给过程中牵扯到各个部门的利益再分配和协调关系, 因此容易滋生腐败, 同时也造成社会不公平。
四、完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措施
(一) 合理定价制度
首先, 政府应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要给公众提供福利, 并不能像“纯私人产品”那样给私人部门创造丰厚的经济利润。因此定价在允许私人部门合理利润存在的情况下, 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前提。其次, 引入价格听证制度。针对目前公共产品的供给, 国家不可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调节, 自由竞争;更重要的这些产品的价格往往影响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作为公共产品消费主体的公众参与决策的愿望比较强烈。价格听证可以为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定价提供必要参考, 提高价格决策的科学性、透明度, 减少和避免失误, 促进社会和谐。
(二) 完善政府规制监管体制建设
首先, 良好的政府规制机构应该保证其监管的独立性, 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利诱, 同时也要与政府政策部门划清权限, 不受政府部门的不必要干涉, 从而提升监管机构的可信度。其次, 要建立起完善的行政监管程序以及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 加大行政违规的和行政违法行为的问责制度和惩罚力度, 从制度层面上保证机构的公正性。再次, 要严格界定规制机构的职责范围和行使职权方式, 坚持职权法定原则, 还要科学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制体制。总体来说, 中央政府应该主要负责诸如立法、行业标准等宏观层面的管制;而下属地方政府应侧重于城市及其下属的具体规制, 并注意协调好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同时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也要积极发挥。政府应该在规制过程中加强与中介组织必要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鼓励中介组织参与监管。
(三) 健全法律保障制度
国外经验表明,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要取得预期成效, 需要很多的条件, 其中之一便是确立法律框架, 包括中央法规和地方法规。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形式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加强法治建设及市场组织建设, 规范政府经济职能的必要性。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反限制竞争立法和反垄断法, 在完善立法基础上也要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为保证司法公正, 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不合理及不规范行为, 也应当赋予经济人通过法律程序起诉和上诉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
公共产品的私人参与供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当然, 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脱离政府, 相反, 政府作为公共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要为私人供给者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律环境, 同时对于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可能出现的某些负外部性问题, 政府要进行必要的规制监管,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公共产品私人供给, 保障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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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产品供给 篇9
何谓公共产品?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韩丽华和潘明星从其供给机制角度认为: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 指需要通过财政机制向社会提供, 满足作为群体的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的产品。王彩波和王庆华则从其享受主体的角度出发, 认为:公共产品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消费产品, 社会全体成员同时享用, 而每个成员的享用都不会导致其他成员的享用减少。萨缪尔森从其特征角度分析, 给出了最为经典的解释:每个人的使用不会导致其他人的消费减少的物品。虽然对公共产品定义的描述不同, 但是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 确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部分学者甚至将这两个特性作为公共物品的充要条件,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还需要加上不可分割性才算完整。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两属性说”, 所谓非竞争性, 是指一个消费者消费公共产品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所谓非排他性, 是指任何消费者都可以不付任何代价消费该产品, 要阻止他人消费的代价非常大。国防、外交、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等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而农村公共产品, 则一般认为包括公共管理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农业科技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等。
公共产品由谁来供给?如何来供给?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做了深入地研究, 他认为: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其所获得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边际效益的大小, 来捐献自己应当分担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资金费用, 则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量可以达到具有效力的最佳水平。这就是“林达尔均衡”, 这个均衡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主动透露自己在消费公共产品中所获取的边际收益, 二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清楚地了解其他成员在公共产品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收益。显而易见, 这两个前提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根据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可以发现, 即使某个消费者不负担成本也依然可以获得与支付成本后获得的同样收益, 如此一来, 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人”, 必然希望别人支付成本自己不劳而获, 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通俗地理解为“三个和尚没水喝”。曼瑟尔·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有过深入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行为, 他提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 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 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 同时, 一个集团规模越大, 集团成员为集团利益付出的成本就越多, 获得的收益却越小, 因而在一个大的集团中, 理性的个体不会为了集团利益而努力。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由公共经济部门来提供。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现实中,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一般是政府, 通常政府会对供给哪些公共产品, 以及它们的供给量是多少, 进行公平合理的决策, 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具体现实情境中,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顺利, 产生了“政府失灵” (1) 的现象, 笔者看来, 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1. 农村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城乡失衡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 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也形成了城乡政策有别的二元供给格局。长期以来, 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向城市倾斜, 而对农村提供的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公共产品却极为有限。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例, 从2007年到2011年, 国家用于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 9.5%, 9.5%, 9.5%, 9.6%, 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从2007年到2011年,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4.45%、13.94%、13.66%、3.13%、2.92%, 显然, 政府投资呈现出巨大的城乡不平衡,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扩大。国家公共财政投入失衡一大直接后果便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的严重不足, 主要可以体现在农村基础建设和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事业依然滞后。以水利灌溉为例, 至2011年底, 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61681.6千公顷, 占该年耕地总面积的50.7%, 也就是说, 基本有一半的耕地人需要依靠自然降水实现灌溉需求。而且在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实施建设滞后, 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2011年, 在全国4.05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5.1%, 尚有5.5%的劳动力不识字或很少认字。另外, 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 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 实际农村只有0.7张, 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 农村仅有1.1万元。 (2)
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下移与权责不明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 纯公共产品如社会整体秩序、经济交易环境由中央政府提供, 准公共产品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则由地方政府负责。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却出现了供给主体层层下移的情况, 在“财权”未能下放的情况下将“事权”下放给下级政府, 最终往往转移到了乡镇基层政府。根据当前宪法, 乡镇政府拥有广泛的事权, 其职能涵盖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等行政工作, 相比之下, 其财权却极为有限, 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改革之后, 基层政府特别是极其依靠土地农业税收来源的乡镇, 财政收入状况更加恶化, 更加难以支撑辖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久而久之, 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之下, 在一些纯公共产品的享受上, 农民也比城市居民少得多。
三、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失灵的原因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本文仅从公共选择的理论视野来进行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经济学分支, 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行为。丹尼斯·缪勒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 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这个理论将“经济人”假定作为基本前提, 认为民众 (选民) 、利益集团、政府官员都是自利理性的, 从此出发, 分析包括公共产品供给在内的众多政治经济问题。依托于此理论, 笔者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
1. 理性的供给主体
公共选择的官僚理论认为, 作为公共产品的一大提供者——官僚机构, 也符合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每一个官僚都是理性的、自利的, 那么他在行为过程中首先考虑的便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薪金、地位、权限、晋升等等。反映在我国当前现实中, 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基层乡镇政府, 在其组成个人并不需要直接对农村群众负责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做出忽视长远利益的决策拒绝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往往不能带来直接明显效益的农村公共产品上。
2. 弱势的需求主体
公共选择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个体之间存在着在特定背景之下的共同利益, 而追求这种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会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手段以进行利益表达甚至试图干涉政策制定过程。因而, 公共决策可以看作是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对外而言发挥着代表公共利益的作用, 但是其内部亦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而且其各自的偏好与实际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这就意味着最终产生的公共政策往往会被经济指标所引导而导致公共产品分配的不均衡。相较而言, 广大的农民群众则由于其数量庞大、组织松散、素质参差而难以组成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 在与政府的博弈当中处于弱势地位, 因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 在关乎自身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没有足够话语权。
3. 低竞争的供给环境
布坎南认为官僚机构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竞争, 即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种类、、和水平上纯粹由官僚机构单方面决定, 而造成这种供给环境的主要原因便是政府机构拥有对大量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地位。从结果上来看, 这种低竞争状态对社会产品供给是不利的:首先, 它会因不需考虑实现目标成本而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其次, 缺乏外界的市场压力使地方政府不会对民众的需求作出迅速反应;再者, 垄断会使得供给主体希望一边获得较高的价格而一边降低产品质量, 最终从各方面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
以上这些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缘由再加之以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使得“政府失灵”的情况频繁发生, 而这些原因又往往很难在短期之内找到合适的解决手段, 那么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 若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上采取一些变化, 又是否可行呢?
四、“能人治村”模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笔者在东北某县的一次调研中发现, 该地区部分村庄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可以有效地弥补基层财政尤其是村级财政的不足, 从而可以自给自足地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以其中一个村庄为例, 该村以前是个十里八乡有名的“空壳村”, 几年前在外创办企业的林某回到村庄担任支书后, 带领全村发展多个专业合作社, 后来又成立了公司进行集团化运营, 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了拥有数千万资金的富裕村, 在有了发达的集体经济后, 该村开始自我提供公共产品:投资556万元, 建设完成了15公里水泥路、15公里砂石路;投资20万元, 完成村卫生所、农民夜校建设;投入2400万元, 进行居民小区建设, 逐步让全体村民搬进楼房;把村小合并到镇中心小学, 使学生能够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投入数百万建造现代农业培训基地, 通过聘请农业、农机、畜牧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建立视频网络平台等多种学习方式, 对村民进行培训, 以提高农民素质;建设农资超市, 方便村民购买优质农资;建设了一座幸福广场来为村民提供娱乐休闲的场所;还将镇里的自来水、天然气、有线电视、电信网等引入村内;经过这一系列的建设, 该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远远超出了周边村庄。总而言之, 这种供给方法实质上是在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由村级财政来部分地承担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角色, 当然, 当前农村村级的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衰弱, 不是每个村子都能像笔者调研的那些村庄一样有着雄厚的资金,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多份中央文件提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在各地的实践中又有诸如“能人治村” (3) 等成功发展集体经济的范例, 基于此,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是具备可行性的。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由私人来提供, 只能依靠公共经济部门, 笔者所调研的东北部分村庄的巨大绩效显示, 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 由农村集体经济来承担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可以实现的。希望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问题, 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供更多思路。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美]丹尼斯·缪勒.王诚译.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及现状浅析 篇10
公共产品翻译自英文单词public goods, 也称公共品、公共物品, 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学术界认为, 公共产品与政府的关系密切, 一般来讲, 公共产品必须是由政府来供给。
(一)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内涵
1.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含义。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财政供给公共产品专指政府作为主体单独生产和分配公共产品的过程;广义的财政供给公共产品是指在政府主导下, 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私人等协同联动供给公共产品的系统过程。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财政对公共产品的供给, 因此主要指狭义的涵义。
2.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特征。
财政供给的特点是由公共财政的特点决定的。公共财政相对于传统的生产性财政而言, 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基础上, 政府职能转向市场失灵的领域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领域。公共财政的这种根本性特征决定了财政供给公共产品具有法制性。
(二)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基本原则与主要方式
1.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基本原则。
财政供给公共产品必须与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政府经济目标相适应。在目前阶段, 我国财政供给公共产品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财政供给公共产品, 对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统一筹划和科学引导, 不断化解利益矛盾, 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财政供给中更好地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诉求, 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以促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过程中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 就是一方面要重视效率原则, 通过公共产品的提供, 使公共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使全体公民得到最大的“效益”,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要重视公平原则, 通过公共产品的提供所产生的利益在各个阶层群体中的分配应达到公平状态, 能够充分反映各个阶层群体的公共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努力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 更加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公共产品供给, 将公共产品供给的差距缩减至人们可承受的程度, 实现社会公平。同时, 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 还必须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公共产品所呈现出不同状态的实际情况, 灵活地使两者始终处于优化组合的动态平衡过程之中。
第三, 阶段性与持续性相统一原则。实现阶段性与持续性相统一是人类开展实践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实践中之所以要坚持阶段性与持续性相统一的原则, 主要是因为: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既要确立长远目标, 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持续性发展, 同时又要立足当前, 努力解决好公共产品供给所面临的阶段性任务。
第四, 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在公共产品财政供给中坚持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发展决定的。一方面, 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均衡;另一方面, 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自然秉赋、发展基础和社会条件。同时, 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在近期内不可能同时、同步、同水平发展。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自然资源、人口密度、区域和经济条件以及消费需求在中国或某一地区内分布的不均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导致在同一时期国家各地区和各类群体 (阶层) 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千差万别。
2. 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主要方式。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政府直接生产公共产品。分为中央政府直接生产和地方政府直接生产两种。中央政府直接生产的公共产品大多是纯公共产品, 例如国防、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基础设施、环境等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直接生产的公共产品大多是区域性的, 例如保健、医疗、城市设施等。二是政府间接生产公共产品。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但是在公共产品政府提供的过程中, 也会出现越位、错位、效率低下等现象, 从而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因此, 政府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规范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
第一, 廓清公共产品政府提供和政府生产。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 提供 (Provision) 和生产 (Production) 是有区别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研究表明, 应把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区分开来。公共产品提供者可以自己直接生产公共产品, 也可以间接生产公共产品, 即以转移支付的方式 (如捐赠和政府补助) 向公共产品直接生产者委托生产,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这里, 公共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可以是政府或国有机构利用公共资源直接举办并管理的事业单位, 也可以是私人或私人机构举办并管理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 甚至是营利性机构。政府的作用是在众多的公共产品生产者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和竞争性采购方式, 进行评估并决定取舍和补贴。
第二, 明确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范围和结构。公共产品的属性使得政府提供具备一定优越性, 但是应该看到, 技术和知识的进步、环境与制度的变迁以及个人利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会削弱某些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或收费的困难程度, 导致某些从前的公共产品逐渐变为准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 从而使由于产品本身的技术特点而产生的公共产品愈来愈少;但与此同时, 精神类公共产品如社会公平、正义、制度、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的需求会愈来愈多。因此, 要以动态的观点来界定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范围和结构。对于制度类公共产品以及精神类公共产品则应由政府负责提供, 如政府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的服务、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及公平和正义等。而公益事业服务, 如治安、消防、图书馆、艺术馆、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等以及外部效应明显的行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如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城市绿化、垃圾的收集和处理, 不一定要采用政府独家垄断方式提供。即便是由政府提供, 也不一定要由政府生产, 它可以采用政府提供而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形式进行生产。
二、我国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现状分析
(一) 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加快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 主要体现为国家财政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从总体上看, 我国公共产品的规模是呈不断扩大趋势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平稳扩大的。十一五计划以来,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 国家财政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了53%, 虽然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这样的支出比重还不算大, 但从我国历史发展上看, 这个比重说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己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果将每个时期国家财政的预算外收支全部纳入财政收支基数计算, 这个比重还会有所提高。
(二) 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结构逐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结构日趋改善, 不断优化。从财政供给方面看, 财政支出结构得到逐步调整, 财政资金正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性领域, 适当增加了对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政权建设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支出, 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明显高于公共产品支出的情况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 到十一五计划己经提高到53%, 这说明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己经有了明显改善。
(三) 财政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己经基本确立,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必须根据经济、合理等原则建立健全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相关法律体系, 通过新的立法或修改已有实体法和程序法, 对缺乏经济合理性的制度予以废除, 同时保留和完善合理的规章制度, 通过制订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彻底改变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以及政社不分的传统体制格局, 健全法律体系, 实现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法治化。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 目前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法律法规己经基本建立。在基本法方面, 宪法是规范和指导我国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各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地位, 赋予它的职责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相关行政法规方面, 我国目前己经有《教育法》、《预算法》等。为了规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法律和法规。《乡 (镇) 财政管理试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乡镇财政的收入范围由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三部分构成。《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规定用于乡镇政府运转的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均要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范围, 实际上是对制度外筹资方式正式的制度确认和规范。
摘要：文章阐述了财政供给公共产品的内涵、原则、方式, 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财政供给的现状, 并列举了目前我国财政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取得的成绩。
关键词：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政府财政支出
参考文献
[1]殷致.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06.
[2]唐娟.政府治理论: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其变迁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郁彩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J〕.今日中国论坛, 2008 (42) .
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调查报告 篇11
关键词:乡村公共产品;国家力量;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设计
关于公共产品概念的理论,很多学者已有所研究。公共物品是私人市场难以提供的物品,因为存在搭便车问题,搭便车者是得到了一种物品的利益但避开了为此付费的人。于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史卓顿和奥查德认为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乡村是一个社区共同体,所以,乡村公共产品(如乡村公路、水利、学校、用电、通讯等)同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本文所指出的乡村公共产品属于狭义的范畴,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道路、供电、供水、通讯、基础教育等。
目前许多乡村建设学者对乡村公共产品的来源都有研究。比如于建嵘用“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解释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但是这种特定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力量为基础的,在国家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不可取的供给模式。改革开放新时期,罗兴佐教授在研究荆门村庄水利建设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市场化取向的水利体制改革,在盘活已有资产、激发民间的水利投资热情方面,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准公共产品(比如乡村公路等)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使得这类公共产品供给陷于困境。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运用社会学实地研究方式进行研究设计,选择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数个自然村的公路建设、桥梁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运用理解方法分析资料,从而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进行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二、新农村建设及公路桥梁建设概况
笔者所调查的新卫村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它位于广西桂北灌阳县。在籍人口3840人,本村有九个自然村,零散分布于山区中,大则有700人-800人,小则有100多人。据县政府调查统计,本县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3410元,而本乡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新卫村村民收入处于本乡的中等水平。新卫村的居民收入存在两级分化的格局,靠近省级公路的自然村收入较之远离公路的自然村高。
通过对新卫村下塘屯、陈家屯、下刘村地灵屯的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的负责人村民的访谈了解到以下概况:一是2007年,新卫村下塘屯开始建设一条水泥公路。村干部和村中的能人组织建设公路,成立了公路指挥部,专门负责工程建设。新卫村下塘屯有一位在自治区林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高官(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总工程师)。县林业局向自治区林业局上报了一个数百万的项目,项目获得批准后,县林业局通过节约项目资金的方式抽出一部分资金,从而获取公路建设资金。现已有十万元到位,此十万元用作从下塘屯到钟家屯的约600米道路所占用农田和耕地的补偿金和挖掘机工资。二是2008年,新卫村陈家屯计划在本自然村田地集中之处修建道路,方便水稻运输。他们预算约十万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十万资金的来源。曾经有人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下拨一部分资金,但乡政府回复:财政有困难,但承诺供给一定量的水泥。而后,村民主要领头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并规定本屯村民按照人头集资。村民集资的四、五万,村民捐款四、五万元,共有八、九万。村干部和村中的能人组织建设公路,成立了公路指挥部,专门负责工程建设。
三、微探现实生活中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
下文将公路建设、桥梁建设作为研究对象,以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劳力和部分物资作为研究的重要载体,将其分为三部分:国家力量、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以此对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展开探究。
(一)来源之一:国家力量
笔者以时间为纵向线索来探讨国家介入给乡村建设所带来的效果,阐述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的形式主要是资金和组织劳动力。运用西部的代表村庄现实状况论述国家力量的介入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缺陷,这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着紧密的关系。
国家力量单一化介入。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与集体所有制相结合,为传统体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动员能力。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到达空前的程度,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支强大的建设队伍。新卫村有一水库,大约有1000多亩的水域面积。当时,新圩公社(新卫大队属于新圩公社)召集几千人经过几年的奋力建设将塘坝垒高,拓宽塘身,挖深塘底,修建排洪渠、灌溉水渠。塘水可以灌溉到几千亩的水稻田,同时也能养殖鱼类。在某种程度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时期,国家力量的强力介入对大规模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了显著作用,并对乡村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绩效退化的国家力量。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宣告解体。在这种“国退民不进”的特殊时期,农村社会一度陷入了无组织、无管理、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国退”正是多种基础的丧失。农村原来高度集中式的权力组织机制,变得乏力,失去了大量动员乡村劳动力的权力基础。随着“拆社并乡”的推进,原来的政社合一的组织转变成为村民自治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无权无力的自治组织,这使得乡村建设缺乏过去的动员组织基础。被新中国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所代替的绅士治理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已经非常弱化,依靠绅士声望治理乡村的模式已没有生存土壤,笔者将其称之为声望权力基础。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力外出务工经商,被称为“农民工”,农村的精英大量流失,留守在农村的是妇女、小孩和老人(被称为“386199”部队),农民劳力基础乏力。随着1994年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进,县级财政无力承受庞大的乡村公共品建设,乡村公共品供给呈现乏力化和僵化的局面。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灌阳县对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只能“望路兴叹”了,于是国家介入已成为一句空话。2008年,新卫村陈家屯计划在本自然村田地集中的地方修建道路,方便水稻运输,预算约十万元。但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十万资金。曾经有人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下拨一部分资金,但乡政府回复:财政有困难,但承诺供给一定量的水泥。
在调查中,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未能供应该自然村一定的资金支持。有村干部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给予资金支持,但乡镇府只承诺给一定数量的水泥,关于资金,乡政府表示无能为力,只能村民自行解决。村民为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而买单,从而加重了村民的负担。
(二)来源之二:村民自治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村民自治仅仅指自然村内部的村民自治。现将自然村内部的村民自治运作模式作如下介绍:
1、村民自治行动之目标
村民自治行动的目标是方便村民生产、生活,为村庄发展提供更良好的条件。以下是个村庄建设公路的具体目的:陈家屯——为子孙后代,为了有个好名誉,为了种田方便;下塘屯——方便村民出行,方便运输,“当官的”驾车回来方便。
2、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工程建设
工程建设组织机构:工程建设呈现出相似的组织形态,即有一定的领头人员,或村干部,或村庄能人,来组成一定的临时机构,指挥全部工程。下塘屯和陈家屯成立公路指挥部。指挥部全权负责整个工程的进展,并互有分工。
资金来源:筹资、捐款、本屯集体资金、政府资金;陈家屯:集资四、五万,捐献资金四、五万,乡政府的水泥;长渡屯:出卖集体土地使用权十万、群众集资五万左右、村集体的鱼塘(月塘)承包钱约三万。
3、村民自治之“双结合”绩效
第一,农民。农民原子化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之后,以家庭为生产个体单位为理性算计各自利益的乡村形态。形态的三种表现:生产个体化;乡村利益格局的多样化;青壮年大量外流带来的空巢化。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村民自我组织生产,自负盈亏。分田到户的生产方式,使得生产个体化程度加深;乡村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即一部分农民认为在具体的现实经济利益分配中存在不公平情况,他们会强烈要求重新分配。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发动其家族或家庭成员对工程百般阻难,与负责人商讨重新定价、骂叫、甚至以死相逼。在下塘屯建设公路时,就有一户调整他们土地价格,理由是公路经过的土地是用来修房子的,不是一般的田地。其实每个村民都明白:田地的价格7000元/亩,而宅基地的价格是10000元/亩,3000元的差价!同时村民也存在一种“钉子户”的意识,用他们的话说“这些钱是国家的,国家那么有钱,多我这几个钱有什么关系?”;青壮年大量外流带来的空巢化现象是指大量农民工外出经商务工,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或家庭中夫妇共同外出,或夫妇携带自己的孩子全家外出。
第二,乡村建设精英。村委会人员威信权威的丧失;村委会人员过少,不足支撑整个村庄(包含9个自然村)的所有事务。于是,本自然村出现了一批活跃于本自然村事务的积极分子。笔者将其称为乡村建设精英。积极分子既包括本村庄的经济能人,也包括活跃于村庄内的政治分子,也包括一些有能力的有家族势力的村干部。由这两部分人组成项目指挥部,实现了重组领导班子,并各自有分工。下塘屯的指挥部由五人组成,分管资金保管、劳力组织、账目管理等。
第三,“双结合”的绩效。在一定条件下,村庄内的精英们社会整合分散的农民。整合的主体是上文所说的村庄积极分子即村庄精英。整合的客体是本区域内的“原子化”的农户。即使是原子化的农民,社会整合也是存在现实的可能性的。一是农民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计算此工程所带来的福利:修建好公路之后对大家都有益处,方便大家,同时也方便自己。他们会为村庄的公共事务建设做出让步和奉献。二是村庄精英的影响性作为。新卫村陈家屯道路建设中得以体现,主要负责人、总指挥部拥有一家米粉厂,在全州县保险公司参股份,拥有一辆大货车,具有一定资产,在外面人缘关系好,乐于关心本屯事务,在本村庄中享有一定的威信。组成领导班子,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主要是留守人员参加),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并决定本屯村民按照100元/人集资。他们动员本村村民捐款(其中包括在外面打工的村民,或较为富裕的村民),总共四、五万元,加上本村村民集资的四、五万,大概有八、九万元。成立四人“公路指挥部”,负责对路线的规划,田亩占用和补偿,雇请挖掘机等事宜。与被占用的农户协商好后,在一天内就将一里路的路基挖好,后期工程也在进行之中。
“能人治村”,要让能人有一定权力资源去领导村庄建设,依靠权威人士汇集、整合较为松散、原子化的农民资源。采取农民最大程度参与方式,充分调动农村各种资源才能产生良好绩效。乡村公共产品来源于村庄自治能力提升,乡村内部资源得以整合所取得的有效结果。乡村自治运作方式给乡村建设提供新天地。
(三)来源之三:第三种力量
第一,“第三种力量”的引入。罗兴佐教授的“第三种力量”论述:在村庄治理中,存在着明显的两种力量。第一种是来自国家的,这种力量在人民公社时期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力量;第二种力量是源于村庄自身的,推行村民自治,这种力量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其实,除这两种力量外,还有在家成长起来的现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村庄人称之为“在外面工作的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切,他们构成了村庄治理的第三种力量。在笔者所调查中几个自然村中存在普遍的“第三种力量”。
高考升学、参军复员军人转业、村干部迁升公务员,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三种途径改变农民身份的人员很可能成为第三种力量的来源,进而对乡村建设产生很大影响。其中通过高考升学的农村大学生是这种力量的主力军。笔者认为,本区域内始终存在向上的社会流动现象。在村庄里流传着“兄弟同科”的佳话,据说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兄弟俩考取进士,并刻碑铭记。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就有数十位农村学生考取大学,他们在自治区林业局、南宁海事局、桂林市公安局、灌阳县法院、灌阳县司法局、新疆科研机构工作等,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和领域内有所成就。这对具有“熟人社会”的农村而言,给村民的榜样作用是极为显著的。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子弟考取大学,这必然成为建设乡村的力量。中国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承载着长久的历史文化沉淀,因此“第三种力量”的形成与村落悠久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传统村庄的生活和生存逻辑息息相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外工作的人员都是有很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对家乡有感情,在家乡还有自己的亲人。这也使得在外工作的人希望自己作一些对自己村庄有益的事情。这时“第三种力量”的介入给村庄的治理和建设带来了契机。
第二,“第三种力量”的绩效。掌握实权的公务员身份的“第三种力量”对本村庄的影响力更强,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正当权力通过合法渠道获取国家资金来为服务于村庄。少者有几万资金的项目,多者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项目。这些对本村效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第三种力量成为乡村建设中的难能可贵的而举足轻重的力量。另一类人员,不能通过引进资金为本村庄服务,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做出一定的贡献,比如直接捐款。新卫村下塘屯有一位在自治区林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高官(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总工程师),通过县林业局上报一个数百万元的项目,县林业局通过节约项目资金的方式抽出一部分资金,从而获取公路建设资金。在家中务农的两个哥哥在这次公路建设中自然成为了总指挥,主管资金的使用。在新卫村陈家屯道路建设案例中,村民动员“庄里的庄外人”捐款。其中一位在新疆搞科研的“村庄的村外人”捐款一万元,村民对此人津津乐道,赞赏有佳。宗族的“复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正在被纳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被人们赋予新的意义。这些新的意义包括乡村治理等的宣传。
第三,反思“第三种力量”。在本次调查中,此种力量表现出如此地积极和活跃,对乡村建设大有裨益。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第三种力量”具有一定限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建设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全国七十多万个行政村并非所有的都拥有强大的“第三种力量”。此种力量的子女长期在外生活对本村庄缺乏了解和感情,如果第一代的这类人员因故不在,那么这种非制度性的力量因多种原因最终走向瓦解和消亡。
四、结论与对策探讨
本调查试图运用实证方法来说明和论证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来源,以政府、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的“三位一体”的乡村建设模式是所调查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真实写照。就乡村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属性而言,必须由国家提供。但是不排除社会参与,社会参与,农户已成为农田基本建设末端的主要投入主体;在村庄内部和外部跨村庄道路和水利工程建设、农村教育发展等方面,村庄成为投资主体,其作用不断加强;社会出资人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国家力量介入才是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撑力
国家具有强大的财力,方可支撑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国家可制定一定的计划内和计划外预算,为乡村公共产品提供保障。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积极作用,调动乡村各种积极力量,化解各种矛盾,为乡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二)完善基层村民自治制度
加强行政村内部的自然村或生产小组的临时性组织的管理,以杜绝贪污、挪用资金等问题。加强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再造,组建临时性的领导班子,有利于提高其在群众中的可信度。充分采取多样化手段动员农民,使之理解和支持乡村事务。增加村集体的经济力量,为乡村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支持。
(三)充分和合理利用第三种力量,培养第三种力量
第三种力量的出现和发展说明,村落文化仍在延续,因此需要成分利用血缘和友情等社会关系,加强与第三种力量联系和沟通,使得“第三种力量”有效长期存在。同时,特别关注青少年中的优秀者,在他人有困难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一种亲情和爱心关系,培育第三种力量的成长。
参考文献:
1、(美)哈克斯著;梁小民,陈宇峰译.经济学原理(第4版)学习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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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课题组.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筹资:制度转型与政策建议[J].中国农村观察,2005(3).
*本文属2009年度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专门项目;项目编号:09xz-bzx-124。
新时期准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篇12
一、准公共产品概述
公共产品,简称公共品。萨缪尔森把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减少的产品。它的特征: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所谓准公共产品就是只具备以上所说公共产品一个特征的产品。只具备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拥挤型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但随着消费者数目的增多,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消费上的竞争性,也就是说这类产品是拥挤的。只具备非竞争性的产品,被称为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多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边际成本是非常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可以通过收费或者其他有效手段把消费者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二、我国准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1. 主体单一
长期以来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并且我国对社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采取各种限制,不仅造成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规模小的局面,更使得社会组织缺少自主权,很难履行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职能。供给主体的一元化导致准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和范围有限,所供给的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 财政投入比例低
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用于准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但目前我国用于准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所占比例偏低,准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明显不足,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例如教育,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韩国、日本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为7.1%、5.1%、6.0%、6.2%、7.2%、4.9%,而我国2012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才达到4.0%。由此可见,我国财政对于准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严重低于发达国家。
3. 机制不全
我国准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强制机制”即由国家通过公共财政的投入统一强制实施准公共产品供给,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与社会组织获得长足发展,规模与数量迅速增长,由企业或社会组织为主导的“自愿机制”和“志愿机制”也有所起步,但其发挥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这就导致了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及时、不恰当,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准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路径
1. 实行多元化供给,丰富供给内容
政府对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改变其“大包大揽”的局面,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积极鼓励、引导其参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公共供给、私人供给、公私合作供给等多元化的供给格局。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互为补充,按照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在准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多元化的总体方向上,合理确定不同的准公共产品的具体供给方式和组合结构,比如说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多元化、区域多元化等。通过吸收多元的投资主体,提供高效优质的准公共产品。
2. 提高财政投入比例,增加准公共产品的总量
我国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经济实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提高准公共产品投入所占的比重,在增加准公共产品总量的同时丰富供给的种类,为人民的生活提供更加方便的服务。
3. 健全机制,丰富供给模式
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大服务力度,通过制定相应的税收等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引导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参与到准公共产品供给中,为他们供给准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政府要创新机制,在“强制机制”的基础上,充分重视“自愿机制”、“志愿机制”功能作用的发挥,做到各种机制互相补充,协调发展。使社会中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恰当、高效的达到合理的规模,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就我国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还存在着主体单一、财政投入比例低、机制不全的缺陷与不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提高财政投入比例的同时,健全供给机制,实行多元化供给,增加数量丰富种类,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席恒.利益、权力与责任——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董礼胜.中国公共物品供给[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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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究07-16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07-19
公共产品供给协同机制论文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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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中心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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