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方位学习心得（精选7篇）
新历史方位学习心得 篇1
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新方位
来源：《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第41期 作者： 发布时间：2008.11.24
10月19日，新华社全文发布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
“三中全会”照耀下的四大新突破
30年前，历史曾选择农村作为中国改革的先导者，30年后，农村改革再次出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历史的节点上，从农业、土地、农村金融和公共服务四方面，对当前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发展作出了前瞻性和务实性并举的部署。
一是农业改革。《决定》对农业地位进行了全新描述：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从基础产业到战略产业，词汇一小变，意义一大变。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业运行模式随着土地资源的紧张、人地矛盾的加剧，如果长期维持，不仅无法化解农村僧多粥少的固有矛盾，也难以产生农业科技更新换代的市场动力。因此，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有必要从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和推进土地流转两个方向着手，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二是土地改革。《决定》明确提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这一制度本身有一条红线，就是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这条红线，13亿人的吃饭问题就可能衍变成危机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中国的命根子。明确土地产权，尤其是给予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调动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热情，也能够让农民有效分享土地市场化的收益。
三是农村金融改革。《决定》将农村金融上升到了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地位。这一地位意味着农村金融布局将重新洗牌，农村金融将有可能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声。其中有两个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一方面要求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这是试图改变农村资金经农村金融机构流向城市，而农村建设资金的缺口却缺乏相应金融支持的“虹吸”现象的重大举措。另一个方面是发展农村金融形式的多样化。具体为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以及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这就给农村发展民间金融机构以极大空间，给一些应运而生的农村民间资金流动以合法化机会。发展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给予民间金融一次发展的可能，对于目前中国的金融格局来说，几乎是一次开天辟地的改革。
四是公共服务改革。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公共服务品的平等化十分重要。《决定》对农村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以及社会管理诸方面都进行了梳理，明显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试图补足农村公共事业不足的短板，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检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又有重要标准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十七届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各地“一把手”或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或深入一线调研农村改革发展情况，神州大地掀起一场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
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成果体现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三中全会刚一闭幕，各省区市便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各地的共识。在全会闭幕后，黑龙江省第一时间发出通知，明确要求把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成果作为检验学习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切实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成果体现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10月15日，江苏省长罗志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进行研究。罗志军强调，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会精神，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罗志军指出，结合江苏“三农”工作实际，扎实做好农村改革发展各项重点工作，重在五个“下功夫”：一是在统筹城乡发展上下功夫；二是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三是在发展现代农业上下功夫；四是在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上下功夫；五是在落实“三农”工作责任上下功夫。
调研开路，进一步厘清农村的发展思路。三中全会闭幕后，多位省区市“一把手”随即深入农村展开调研。10月16和18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深入平谷区的农村和农业龙头企业以及朝阳区进行调查研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实现京郊农村新的发展。10月15日至16日，吉林省长韩长赋前往汪清县，就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要突出项目拉动，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整体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作出更大贡献。10月18日，天津市长黄兴国深入天津市以宅基地换房办法推进小城镇建设的第一个试点——华明镇调研。黄兴国强调，示范小城镇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有效途径，要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建设进度。陕西省委决定从10月20日开始，选派5.5万名干部深入到全市3000多个行政村开展宣讲活动，并广泛收集和征询、了解农民群众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出台实施意见，为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提供制度保障。全会闭幕次日，上海市委于10月13日举行常委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会上强调，要按照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认真研究上海贯彻《决定》的具体措施，提出上海的贯彻意见，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后，提交年底召开的市委全会审议通过。10月14日，贵州省委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决定于11月上旬召开十届四次全会，专题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新形势下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同一天，海南省举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12月中下旬召开省委五届四次全会，出台海南省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实施意见，并建议把三亚作为海南省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试点单位。10月16日召开的河南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则审议
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会上强调，掌握精神，关键是要“吃透”，把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的重要内容，学精、学通、学深、学透。抓住机遇，关键是要“用活”，把三中全会精神与河南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结合好，把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与破解河南“三农”难题结合好，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推进河南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
稳中求进才能重塑改革共识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土地流转”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词”。胡锦涛总书记9月29日考察安徽凤阳小岗村时的有关讲话一出，海外很多媒体就把土地流转解读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或者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持不同观点的“三农”问题专家各抒己见，一时间，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的问题也再度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但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未出现“土地流转”内容；《决定》在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也明确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三个不得”。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杜志雄认为，“之前媒体上的讨论有不合理的预期”。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有句名言，“慎言土地私有”。这句话的合理之处在于，土地私有问题牵涉太广，短期内难以平息争议。当前“城市开放程度还不够、城乡二元体制还未打破、农村社会保障有待完善”的具体国情给土地流转带来很多困难，实施土地私有化很可能导致资本和权力侵蚀农地，导致失地农民增加。必须看到，城乡二元体制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土地私有”并非灵丹妙药，关于土地私有的争论也实在应该告一段落。
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三个不得”，已经明确“三农”改革共识。当前，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指出，城乡统筹发展这些年没有取得真正的实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的体制错综复杂，地方政府和干部甚至成为利益主体，不仅和农民进行博弈，也与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使中央的很多提法和政策很难真正落实。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就要从土地和户籍制度入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要在城市方面做文章，要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政策，特别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加强：一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适当再快一点，二是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国研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亟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减少农民，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突破口就是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正是我国城镇化高速扩张的阶段。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已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建制镇从2173个发展到19369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城镇人口
5.94亿，城镇化水平达44.9%，比1982年的21.1%提高23.8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有关专
家指出，城镇化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全国约有60%的人口在农村，惟一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旦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产值也会大大提高，收入也会相应增长。而这就是促使我国坚定发展城镇化的巨大推力。”
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则要稳步推进。《决定》已明确了5种方式，而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成渝两地，在土地流转方面已进行了一系列先期的变革试验，改革初见成效。中国要完成“农民进城”的历史性进程，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城乡二元樊篱尚未打破的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避免急躁冒进而损害到广大农民的利益，避免产生“新失地农民”，避免影响社会稳定。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的，在现实情况下，取消农村土地承包制之后没有合适的制度上的可替代物。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只要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能够流转起来，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局限性就可以大大减少，城镇化的速度也可以加快。随着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增大，二元户籍制度就可以逐渐转向一元户籍制度，这样，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就可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新历史方位学习心得 篇2
一、中华文化——文化定位的传统依据
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就是……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里明确提出了:“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之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
1.中华传统文化——割不断的文化血脉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 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 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而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 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 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 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 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 没有进步”。传统文化所满足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具有鲜活的现实性, 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 为我们建设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2.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价值观是文化系统的核心。不同时期的文化创造, 总是受到特定价值观的范导, 文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看作是价值理想的外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 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关系的规定, 逐渐展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 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价值观念的基点:
整体主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其基点上是整体主义的。这又分为二个方面, 其一, 就整体自身来看, 强调整体本位。整体是始点, 整体的利益不仅高于一切而且就是一切。其二, 就整体与个人的关系看, 强调整体大于个体。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中, 个人没有个性、人格, 个人是有待于被整体融合的异己的力量。
第二, 价值观念的目标:
禁欲主义。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 生产力水平低下, 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客观经济条件一直未形成。小富即安, 知足常乐。中国传统的人格模型就是:凡英雄皆无感性欲求, 个人生活白璧无瑕, 大公无私, 舍身充己;凡恶棍者荒淫无度;个人生活腐化随落, 自私自利。
第三, 价值观念的调控:
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中国价值观念为了确保顺利地从整体主义的价值基点走向禁欲主义的价值目标, 便建立起正面的价值调节和控制机制:德性主义与人治主义。当道德不足以感化人, 使其放弃个人欲念的时候, 便强调用人治手段作为补充。
3.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
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呢?我认为, 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经济全球背景下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一, 在构建全球化伦理规范时借鉴中华文化。
解决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依靠一切文化所认同和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中华文化确实包含着适应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许多观念, 这里择其要而说明之。其一, 关于“仁”的观念。孔子提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它被称为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其二, 关于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孟子说:“仲尼不为己甚者”。《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把诚实和宽容列为人类重要的义务。
第二, 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和而不同”可以作为人们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原则。经济全球化时代, 各个国家和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都会对他国造成影响, 人类共同利益的出现并未有取消和削弱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全球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基础, 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化。
二、多元共生——文化定位的时代背景
三千余年来, 不是一种文化, 而是希腊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以及阿拉伯文化传统等多元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经济、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一体化,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是否“趋同”呢?这类文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趋同。多元共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景观。
1.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
对于文化的多元发展, 德国奥斯瓦德·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 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这是他的文化多元起源论。
1922年汤因比划分出世界上的21种文化类型, 即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叙利亚文化、阿拉伯文化、米诺斯文化、赫梯人文化、希腊文化、西方文化、伊朗文化、印度河文化、中国文化、日朝文化、远东文化、东正教文化、俄罗斯文化、安第斯文化、玛雅文化、尤卡坦文化和墨西哥文化。
冷战结束后, 南北矛盾加剧。“西方文明”远没有被世界各族人民接受为“普世文明”, 相反, 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现代化并不就是西方化, 民族文化认同和复兴的潮流日益强劲。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 西方文明只是多元文明的一种。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2.文化多元发展的文化学意义
文化多样性的产生与现实环境的多样性直接相关, 同时, 多样的文化, 也有助于多样生态环境的保护,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如果文化多样性消失, 生物多样性将难以保持, 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将意味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当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一个生物的时候, 人类也就招致了灭亡之灾。故保护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自身。
3.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二种危险
多元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没有坎坷的坦途。有些民族由于长期压抑, 出于对自身的保护, 就会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准则, 结果演变成“文化孤立主义”或称“文化部落主义”。另一方面, 某些仰仗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 处处强加于人, 企图用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也实际存在。
文化部落主义的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别, 尊重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 强调寻求理解、和谐共处。从这些方面说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 也显示了自身的矛盾和弱点。它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 结果使本身的文化发展走向停滞。文化霸权主义往往依托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 这种霸权主义的表现东西方都有。但当前文化霸权主义重要表现是西方的文化霸权, 其特征主要如下:首先, 以经济实力为基础, 推行西方价值观念。其次, 利用全球化教育和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殖民。第三, 借助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进行文化扩张。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文化定位的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个长期阶段的文化定位, 不是三年五年、十年五十年, 而是涵盖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这是一个长远规划。
1.初级阶段文化: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第一层含义, 即它已经是社会主义文化, 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这决定了它在本质上区别于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初级阶段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 它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特征。
初级阶段文化的第二层含义, 即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 具有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的特点。由我国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条件所决定, 在这一阶段, 如同政治、经济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一样, 文化也是处在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状态。
2.正确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作用——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在我国当前初级阶段文化系统中, 存在着几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 它们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主流文化, 以学术文化、高雅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化, 富有生命力的民间通俗文化和日益成为我国流行文化的大众文化等。主流文化对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的形成和变化发生重要的影响, 对整个社会起整合和协调稳定作用。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是当前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冲击。如何正确发挥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主导是一个重大课题, 不然有失去大众文化阵地的危险。这个主导作用尤其在初级阶段至关重要, 将来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 主流文化的主导作用则容易得多。故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要慎重处理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问题, 正确发挥其主导作用以确保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文化定位的理论先导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是1979年提出的, 1996年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1991年提出, 到1997年形成党在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
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
在我党的文献中,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最早是由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提出来的, 他在197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 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含义和重要地位, 报告指出, 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中央于1986年9月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它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决议》标志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基本形成。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国情方面的理论基础。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
1996年10月,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关系
1997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 同时使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二个概念, 明确指出二者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 这一过程显示出两条主线和两大阶段。所谓两条主线, 一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一条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要内容而言, 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所谓两大阶段, 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从提出到逐步完善大致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91年7月, 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轮廓, 1997年十五大, 江泽民正式把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联系起来。十五大标志着我党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已经形成。
五、实现民族复兴——文化定位的历史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华民族复兴成为时代最强音。进入新世纪,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 多处提到“民族复兴”的字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之间有何关系呢?我们认为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标志。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当代的中华文化。
1.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1840年, 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 中华民族陷入双重危机之中——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近现代中国关于谁先提出走出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张已经很难考证, 但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在清末所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直到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伦》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后, 中华民族的复兴方显露新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 我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党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
2.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标志
文化与民族自从诞生之日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难舍难分, 即便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也很难找到脱离民族主体的文化和没有文化特色的民族。正是这种亲缘关系决定了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独特价值。
第一,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 这种文化一方面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的特色和个性, 另一方面, 则因为它的长期存在而形成的传统和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 民族的文化性是指民族的存在已经超越了种族的存在则成为文化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
第三,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杠杆。一种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其始终洋溢着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 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 是把一个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民族的兴衰与民族精神的健康或堕落、高昂或低沉直接相关。故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弘扬传统民族精神, 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第四, 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民族复兴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个方面, 经济实力是个根本, 政治发展是关键, 但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不可能有民族复兴的。当然, 这里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种文化实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中华民族复兴之日也正是中华文化复兴之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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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方位学习心得 篇3
一、准确判断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一般来说，方位是指事物所处的方向和位置。只有对事物的方位作出准确的判断，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取得成功。历史方位是指事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方向和位置。任何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空维度中，离开事物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和改造事物，我们收获的往往是失败。“党的历史方位”在中国语境下特指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处的地位和要完成的任务。如何从党的地位和角色的改变来探究党的历史方位的改变，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党的任务的改变，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这里，我们需要对革命党和执政党这两个核心概念加以认真区分，才能准确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一是从定义上看，革命党是指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權的政治组织，执政党是以和平方式执掌政权的政治组织。二是从代表利益的对象来看，革命党通常明确表明党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党为了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通常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三是从思维方式上来看，革命党信奉斗争哲学，通常使用暴力方式夺取政权；执政党一般坚持和谐哲学，应用和平建设的方式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四是从活动方式上来看，革命党由于要改变国家现状，往往不遵从现有统治阶级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执政党为了实现长期执政，更多地会从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出发，在已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活动。从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地位上已经是执政党，根据政党政治运行的规律，政党地位转变之后，就要相应地进行角色转变，适应新要求，迎接新挑战。
二、党的历史方位改变要求把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根本途径
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执政的重大任务就自然摆在了我们面前，党面临的是更加复杂而艰巨的考验。党的根本任务也由革命时期的夺取政权，转变为执政时期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通过发展经济来密切党群关系成了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直没有放弃过发展经济，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折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革命，但我们在自己的根据地上也很重视经济建设，通过自给自足来补充战争所需的物质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逐渐建立起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遗憾的是1957年之后，中国受到各种“左”的思想干扰，给国家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重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国家的发展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文化大革命”后国家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开始反思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真正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党能否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尽快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党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动力，是夯实人民群众对党信任和拥护的基础。
三、党的历史方位改变使权为民所用、代表好人民利益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本质要求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基础上，还需要用好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代表好人民利益。执政党如何用好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对于推动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面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0l页）恩格斯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公共权力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成为一些人剥削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人民成了公共权力服务的对象。毛泽东指出，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广大人民群众，使用者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党要用好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必须认真践行“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一是加强权力制度建设。制度是连接理念和行为的桥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建立和完善党的各项重大事务的决策、执行、监督、评估机制，并且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实际作出重大的制度创新。二是加大权力的执行和监督力度。要想真正密切党群关系，让人民拥护党的领导，不但各级官员要用好手中的权力，还需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只有这样，党的领导和执政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党群关系才能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初中历史新课标的学习心得 篇4
（一）、教育理念的不同。
1．精英教育发展成为全人发展的大众化教育。
在课程标准中，明确讲到其总体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反映到教材的编写上，则抛弃了过去的“难、繁、偏、旧”的内容和专业化、成人化的内容，真正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的特点。
2．从注重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科学主义倾向转为更加注重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注重科学和人文的整和。在新的课标的课程目标设置上，更加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要求“培养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培养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等等。要求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关心”、“学会理解、宽容和尊重”、“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如在介绍维新变法一课时，通过维新派代表人物的经历，让学生去感知维新变法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原来的教材生硬的归纳出来，更加注重人文性。
3．从重视传授知识为主到重视培养创新人才，强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过去那种重知识轻能力的做法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为人门所认识到，在新的课改中就强调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勇于反思并作出独立、独特的判断。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
4．从让学生掌握知识到留住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们是系统的学系统的忘”。学完就忘，这是不止一人告诉我的尴尬事。可喜的是，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要求课程的内容、教材的选择、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学生的评价等都要有利于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的培养，有利于他们的终身学习。
5．让历史更贴近生活，让历史更贴近自我，强调学生的社会实践 “把握时代的脉搏”是这次历史课改的一大特色。改革要求将知识的构建和学生的个体世界紧密相连,将历史知识和社会实际相连，提倡生活即课程、自我即课程。
（二）、教学方法和观念的改变 1．有“传授型”向“导向型”的转换
以前课堂上的情况是：45分钟老师一个人讲完，滔滔不绝、一气呵成，还生怕学生没听够，生怕知识点没讲透，生怕考点没讲到。老师挺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只要你们跟着老师的上课、复习的步伐，你们一定能考一个好成绩”。学生则一个个无精打采，小话不断，呵欠连天。课改之后，老师的角色更多的象一个导演，在教学过程中起的是组织、引导、示范和协调的作用。我们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引导学生学习，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将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学习知识，让他们改变“学历史只要背就行”的观念。
2．变结论式教学为过程教学，寓“学法指导”于教学过程之中
历史课本中有许多现成的结论，如“……的历史意义”“对……的评价”等，学生有的并不赞同，有的不明所然。这就要求教师将得出结论的过程、自己的思维过程尽量的暴露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分析、讨论中来，引导他们主动发现和探究知识。
3．利用课本中的活动课和学习与探究内容，有计划的开展历史课的研究性学习。
新的历史课程改革在内容上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许多的学习与探究的内容和4节活动课，这些内容不注重结果，注重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参与教学、与他人合作、共同探讨、社会实践等活动。要达到理想的目的，教师必须在“导”字上下工夫了。
4．由“专业课”向“综合课”转变
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复合型人才，要求能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教育也必须向这个趋势转变。作为历史教师在从事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也应该努力寻求历史与其他学科，如语文、政治和地理等的交叉点，突破学科的封闭，使个学科相互渗透，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三）、学生学习方法的改变
1．自主（参与式）学习：各种各样的调查表明，历史是学生比较喜欢的，但历史课却是学生不喜欢上的。究其原因就是：学生的学是被动的、消极的，不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实践而是通过老师的灌输被动的来获得知识。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大部分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新的课改要求这种学习方式，倡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2．合作学习： 新的课改中特别提现了提倡学生的合作学习。在新的课改目标中有一点是（让学生）“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事实上增设的学习与探究课说明了这一点。
3．探究性（创新）学习：在新的课改中，特别强调用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去感悟。为此，新的课标提出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建议”，鼓励学生勇于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学习通过多种途径探索解决历史问题。在评价方案的制定上，也要求是有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的。
二、何为有效的历史教学
我认为有效的历史教学当给人以理想（包括独立、反省、思辨力等），给人以眼界（深邃、多维、穿透力），给人以胸怀（博大、宽厚、自信力）、给人以情感（向真、向善、审美力），给人以“文化”（包括文化品格、文化素养、文化境界、升华力等等）。新课改下，如何进行有效教学,让学生把历史学习从一种枯燥、沉重、乏味被动（或者说不得不）的状态下转变为轻松、简单、快乐地我要学习，这是一个值得历史教师研究的教学问题。有效教学的研究还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拓展：
（一）、重新定位有效教学的起点，结合学生现实状况。
将有效学习的起点定位在学生自身已有的生活经验，创建生活化的或基于学生常识性经验的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和学生已有的经验之间形成自然的联系；营造一种自由开放的、平等信任的心理状态，通过合作、对话、全员参与的积极评价等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自然的学习情境之中；激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赋予学生自由思维和想象的空间；沟通课本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增加学习的生活意蕴。
以必修2《罗斯福新政》为例，在1929～1933年首先从美国开始引发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胡佛总统反危机失败，罗斯福临危受命。在讲授这一课时，2008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世界金融危机，这样为我们学生学习这一课提供了一个生活知识背景。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笔者在课前先让学生做了一个调查,金融危机对身边生活的影响，通过调查：同学们发现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生活用品的价格居高不下、股市下跌、工厂破产、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混乱、家庭收入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鲜活的事实摆在面前，使学生在理解经济危机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时要采取合理的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建构情感体验策略。
体验是一种内化了的知识经验，是一种个性化了的知识经验。历史教学的有效性，特别是在价值观养成方面的有效性，恰是通过正确处理这种知识经验做到的。建构情感体验可以两方面来进行：
1、创设情景教学。根据教学内容和要求，通过创设适宜的环境气氛和特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情绪上受到感染、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达到加深理解教学内容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适宜的教学情境，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明显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消除“疲塌”情绪；浅化课文难点，便于理解；拨动学生的心弦，加深认识；在情境中训练，利于导行。创设情境的关键是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运用挂图或幻灯；录音、录像、实物等教具，使学生进入特定的教学情境，(2)以表演创设情境，(3)通过做游戏创设情境；（4)教师做演示实验创设情境；(5)以声情并茂、绘形绘色的讲述创设情境；(6)通过巧妙地提出问题、设置悬念创设情境，等等。
2、让学生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历史，顾名思义就是过去人类生活的纪录，但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对于刚从初中升上来的学生来说，还没有建构起一个学习历史的理性思维，仅仅停留在感性的思维上，如果只是把课本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也就只能死记硬背，接受到只能是一些书本的知识，至于怎么样和现实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学习的最终目的是“用”，学会运用知识,这也是有效教学的目的。让历史走进生活，让学生感悟历史，让学生成为历史的参与者，立足于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从学生的生活出发，视野从身边扩展到全方位。只有让学生感觉到历史的真实，他们才会产生了解历史的欲望。反之，理论的堆砌和知识点的罗列，就会使历史变得枯燥无味。因此，用直观的图片和易懂的资料、还有结合当地历史意义的乡土资源，来增强学生的感性体验。
这样，“体验”的内涵从外在感官的直接经历巧妙地迁移到内在的精神震撼，并为教科书内容注入了具有生命意识的经验。与此同时，又激活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主动建构历史意识打下基础。
（三）、有效教学要让学生感受历史探究的愉悦。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们应该充分地考虑学生，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课堂应该是自然和轻松的，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老师的亲切、宽容、鼓励，感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感受到课堂学习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来自于教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新课改下，要求课堂是师生之间的合作探究，学生和老师地位平等都是课堂的主体，课堂上老师不再是自顾自满堂灌，而是要充分地顾及到每一个学生的感受，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二是来自教师发自内心的欣赏。教师对学生的欣赏可以通过课堂上教师的语言评价表达出来，平时教学中教师经常使用“很好”、“正确”、“给他鼓掌”等单调的语言。如果让语言充满人情味一些、教师的感情更加真挚一些，使学生感受到课堂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真诚沟通、平等交流的平台。学生体会到的将是探究的快乐，获得新体验的快乐，得到欣赏的快乐。好课是教师精心设计与学生愉快合作完成，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结果。高效的教与学的过程，也是经历者身心愉快的感受。
（四）、课后教学拓展即教学延伸也应该是有效的。课后教学的有效性强调的是提高历史作业的有效性，作业设计要注意以下几方面：（1）赋予作业生命力；（2）把作业由“甑别”变为“激励”；（3}作业要生活化；（4）作业设计要多元化。以必修2《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为例，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利弊，正确地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
（五）、有效教学的拓展需要教师不断提升自身内力。
新历史方位学习心得 篇5
姓 名：
学 科：
时 间：
电 话：学习心得83团一中 黄永 历史
12011.5.2***
新课改理念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学习心得
时光飞梭，47天的兵二历史课堂教学学习已经结束，在学习的日子里，天天都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总体而言，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利用多媒体教学，生动地再现历史事实，提高学生认识能力历史学科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学生不能对历史现象进行直接观察，这就给教师的教学、学生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而兵二所有的老师十分勤奋好学，精于钻研，专业功底强，理论知识掌握得十分到位。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不断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丰富了历史教学的内容，探索了历史教学的新路子。运用电视、电影录像等再现历史现象，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历史的感性认识，这在兵团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始终走在前列。
通过这段时间的听课，兵二刘民老师的课有一大特色：授课时言简意赅，精讲精炼，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内容，而且能够拓展开学生的思路，时刻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拔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又能将所学的内容及时与必修一、二的内容结合起来，让学生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样有利于前后知识的联系和比较，有利于高三时的复习，为以后的高三复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二陆冲辉老师的历史课，也有自己独特的闪光之处：制作的课件比较精炼，史料十分的新颖、独到，针对性十分的强，结合史料进行相关知识的归纳总结，能够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特别是听了他讲授的《海湾战争》这一课，感受十分深刻。通过现代化的战争，使用大量的图片和史料，进行重点知识的突破和强化，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远离战争，珍惜和平情感教育价值观，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高三漆志忠老师的课：讲练结合，重在基础知识的落实，自成体系，形象直观的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专题教学，便于难点知识的突破。另外使用自己总结的专题进行复习，自成体系，针对性强，能够锻炼学生的做题速度和审题能力，尤其是材料题的审题和突破方法上，引导十分的到位，教会了学生做题的科学方法，因此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促进学生积极思维在一般情况下，学生对历史课的学习兴趣不浓，注意力难以持久集中。现代教育媒体可以提供形象生动、直观新颖的教学材料，吸引、感染学生，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大量的历史知识信息，使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老师不只是单一的讲述，同时能够紧紧地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有目的的学习，引用材料再给以证实，做到了论从
史出。学生的课后作业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而难易适中。重在课堂的设计上，新颖直观、形象逼真，即使观摩课，并不是老师在做秀，反而更能再现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学生的闪光之处。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老师能够循循善诱，一丝不苟的给以辅导和鼓励，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给学生带了一个好头，培养了他们在各方面的能力。另外，各位老师都十分的爱岗敬业，在培优工作上，做得十分的突出，单人单练，责任到人，默默奉献，老师的责任心强，尤其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无形中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缓解了紧张的学习气氛，便于增强高三学生争取考上一个好大学的学习动力。这些方面都值得我学习，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要落到实处。
三、充分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功能，寓思想教育于知识传授之中历史教学内容与思想教育内容的一致性，决定了历史教学过程应该寓思想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同时，通过师生感情双向交流，创设情境，激发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感。各位老师可以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再现”已消逝的历史现象，调动起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从而进入历史的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做到以史动人、以史育人。在大多的历史课堂上，老师都能运用相关的内容，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养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育人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刘民老师在上《从“师夷长技”到维新思想》这一课时，能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时刻启发学生的救国热情，始终贯穿课堂的始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陆冲辉老师上《海湾战争》这一课时，结合最新的材料和形象直观的战争图片，能够培养学生远离战争、珍惜和平的爱国情感和科技强国、科技强军的理念，这些课在情感教育价值观目标的落实上体现的很到位，受到了广大听课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四、扩大课堂教学的容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传统的“口传笔授”的教学手段，花费时间多，传授的知识容量小。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可把课堂教学所需的板书提纲、地图、图示、表解等在有限的时间里反映出来，扩大了信息量，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益。课堂容量大，并不是容量过大，课堂时间要延长，而是难易适中，重难点突出，重在拔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每一个内容针对性强，将所学的内容能够及时落实，便于真正将学习的内容能够当堂讲，当堂消化，避免课后学生用大量时间再来消化的“马后炮”，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历史与社会》学习心得 篇6
此次网络培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学习这门通识课的原因也在于此。教师掌握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方法，可以使学生更加乐于学习，更加享受学习。
通过学习，我知道学习动机的理论主要的有强化理论、需要层次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归因理论、成功与失败的三维归因。通过这些理论对学习动机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激发学习动机有了大致的认识。基本上，影响学习动机的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学习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如果学生的学习得到教师、家长、同学的正面强化，如优秀的成绩，他人的表扬和肯定，那么就会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反之，则较弱。
2、学生的学习动机只有在充满安全、信任和支持的环境下，才会被激发出来。这就要求教师、家长需要给予学生安全和平的学习环境、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学生得到了作为人
最基本的需要后，才能激发出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才会产生持久的学习动机。
3、人都有寻求事情发生的结果的动机。学生如果对于学习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能力），则会产生自豪和满意，；如果归于自身的努力，则会保持继续努力；归于稳定因素如，则会产生对未来期望和结果一样的想法。
明白了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激发动机的方法。
（一）、教学方法的吸引
1、利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可以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现代教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课堂上多媒体的运用，小组合作探究形式，课外参观实践学习等等。尤其是《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更需要借助这些工具，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2、加强教学内容的新颖性，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教学，电影、电视剧，时事政治，社会新闻等，让学生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现代的问题
3、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练习中的积极性。
（二）、兴趣的激发 利用教师期望效应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我平等地对待每位学生，对他们肯定鼓励为主，给予高期望，培养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三）、反馈和评定平时一定要认真的批改每次作业，最好注上评语，增加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
（四）、奖励与惩罚 每个单元进行一次简单的小测试，如果取得进步或好成绩，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新历史方位学习心得 篇7
1、揭示历史时间的顺序性特征
所谓顺序性是指历史活动时间的先后更替承接。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是按1840─1842年、1851─1864年、1856─1860年、1883─1885年、1894─1895年、1899─1900年、1911年的时间先后顺序更替的。在这一更替过程中，外国侵略的逐步扩大加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前赴后继，脉络清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按照时间顺序学习历史既与人们的生活经验及学习心理相贴近，也符合秩序渐进性教学原则。
2、揭示历史时间的连续性特征
所谓连续性是指历史发展的起止。持续时间的长短。历史时间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快慢，有助于人们从现象入手探明历史本质。如我国封建社会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结束，长达2000多年之久，这就促使人们思考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为什么这么缓慢?美国从1783年获得独立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是什么原因使其发展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的呢?
3、分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时间特征
历史是一个呈阶段性发展的曲折的变动过程，在不同阶段上历史发展表现为或上升、或下降，或迂回的趋势。在历史教学中以时间划分历史阶段是基本的教学手段。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可划分为1919─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1945─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阶段，在对四个不同阶段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可见，只有分析历史时间的阶段性，才能对历史进行较为周详的学习，进而总结历史深层的内容。
4、培养同期性时间观念
同一历史活动的不同侧面或不同历史事物处于同一时期，这便是历史的同期性特征，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处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1919年的历史事件有“五四”运动、朝鲜“三一”运动，巴黎和会召开、共产国际成立等，历史教学中由于教材编排的不足(同期性内容排出先后次序)或教师的疏忽。学生心理上习惯性障碍(在时间经验上人们更多地习惯于顺序性推演)，影响时空观念的形成，应引以重视。
5、时间运算 具体来说：
(1)计算时间长短，如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从1624─1662年，长达38年之久;新民主主义革命比旧民主主义革命短多少年，可用下列算式推导：(1919─1840)一(1949─1919)=50年。
-30 = 49
(2)比较、体会距今时间远近。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多少年;公元前594年和公元前359年哪个年代距今较近等。
(3)进行时间转换。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不同纪年方法间的转换，如民国元年是1912年。甲午战争中的“甲午”是公历1894年。贞观元年是公历627年;一类是具体历史时间与世纪、年代、前期、中期、后期等模糊时间概念间的转换，如618年是七世纪前期，1868年是十九世纪中叶，再如下列选择题，也是考查的这种技能，公元前594年是：①公元前五世纪初，②公元前六世纪初，③公元前五世纪末，④公元前六世纪末。
公元1年~公元100年为一世纪，公元101年~公元200年为第二世纪，…….，以此类推，但是按照习惯的用法,人们常把某个100年的最后一年作为下个世纪之首,如公元100年,人们并不把它作为一世纪的最后一年，而是把它作为二世纪的最初一年。这样公元一世纪中剩下99年,变成公元1年~99年，以后的每一个世纪仍是100年，即二世纪变成公元100年~199年，三世纪变成200年~299年，……..。公元前的世纪推算以此同理，所不同者，只是每一个世纪的推算要从绝对值大的年代向绝对值小的年代顺序进行，如公元前一世纪的为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1年。判定某一年在哪个世纪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即如果这个年份是两位数，即在1~99年间，那么这一年肯定是在公元一世纪里，如果这一年是三位数即在100~999年之间，那么把这一年的第一位数加上1，就可得到这一年所在的世纪。例如公元618年,第一位数为6，6+1=7，所以这一年是在公元7世纪里。如果这一年是四位数，即在1000以上，那么就以这一年的前两位数加上1，就可得到所在的世纪了。如1840年，前两位数为18，18+1=19，所以这一年在公元19世纪内。公历的一个世纪中，又分为早期(初期)，中期，晚期(未期)，或前半期后半期等。早期（初期），一般是一个世纪的前30年；中期，指一个世纪的中间50年。晚期（未期），指一个世纪的后20年；前半期和后半期是指一个世纪的前50年和后50年。
公元前509年是6世纪初 还是6世纪末？？？？？？？
公元前和公元后叙述正好相反
AD（公元后）509年，为6世纪初
那么（相反的）
BC（公元前）509年就是前6世纪末~
6、记忆时间
记忆时间也遵循着机械记忆和理解记忆的规律，但实际教学中要严格地把两者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具体学习中，更多的做法是揭示时间特征，组织记忆材料，激发记忆兴趣。一是揭示单个时间数字的特点促进记忆。如揭示时间数字的结构特点的有数位特点(单位数时间如公元8年。双位数时间如公元之年。三位数时间如220年、四位数时间如：1940年)、双数重叠特点(如1616年、1919年)。对称数字特点(如1881年)、自然数字递增特点(如1234年)等不一而足;一是揭示不同时间之间相互关系特点促进记忆。如年代间隔记忆法(如1911年、1913年、1915年、1917年、1919年、1921年等)、公元前后对称记忆(如公元前221年与公元221年)等。gtgb1
**第二次国共内战是指中国在1927年-1937年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政权发动的战争，此战争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结束。中国国民党称之为剿共，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是指中国在1927年-1937年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政权发动的战争，此战争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结束。中国国民党称之为剿共，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行为吓倒，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接着，又取得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日本扶植溥仪做傀儡皇帝，建立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1932年，日本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取得了日军驻留上海的权利。1933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举行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胜利。2战争背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图
不久，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这样，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3战争经过
1927——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换了他的领导职务，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 南昌起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领导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后，逐步扩大了根据地。在此期间，党还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地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底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在此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并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
而蒋介石却坚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并于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围剿”。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第四次“围剿”。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贯彻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完全违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反对游击战、运动战，实行“正规战”、阵地战，结果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除留一部分在南方各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外，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继续遭受损失。其他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遭到严重损失，先后也一起进行长征。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党又粉碎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1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第一方面军和第二、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结束，后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井冈山会师
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今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4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
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广州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缺点，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共“六大”
为了系统地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自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的会址安排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决议案提纲》、《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的中心任务。为此，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5．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士兵生活，分给士兵土地；9．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治纲领。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革命发展不平衡，党的政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特别是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六大的主要功绩，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使革命遭到挫折。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到1930年上半年，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有18个区域127县成立了拥有1400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全国红军已扩展到14个军近10万人；农民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与扩大；全国工人罢工浪潮此伏彼起；反动军队的兵变现象与日俱增。在新的革命形势高潮面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提出，当时需要有集中的最高政权组织即中央苏维埃政府，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政权。这样，中共中央就把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作为党当时的中心任务，提到全党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为了完成这项中心任务，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六十八号通告《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最早提出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任务和号召。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成立了大会筹备处；各革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热烈拥护和响应大会的召开。
经过3个月的准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于5月在上海召开。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930年5月5日至10日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代表57人。会议听取了政治报告，关于职工运动与全国工人斗争趋势的报告，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关于红军的报告，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关于土地法劳动法令的报告，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报告等。代表们对上述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初步通过了有关各项决议草案，为正式会议作了必要的具体的准备。
正式会议于1930年5月20日举行。会议推举未到会的斯大林、加里宁、罗佐夫斯基、马洛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和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项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
三、徐锡根等13人为大会主席团；推举王宏为大会秘书长。
会议于23日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重要决议，以及许多文告、大会宣言指出；“现在中国已明显的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权组织，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一是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这两种政权所代表的这两个不同的阶级的最后决战，将要决定中国解放和工农劳苦群众解放的命运！”宣言强调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指出：“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为此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战争”；二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遵义会议
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遵义会议遗址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瓦窑堡会议
1935年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新时期党的战略策略，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决议还提出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强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革命成果
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使农民获得土地为主要目的。所以又称为“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叫土地革命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称这段时期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简称“大革命时期”。
概况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经过1925年两次东征，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五卅惨案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射杀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3]
五卅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如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五卅（sà）运动，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2] 2运动过程
背景资料
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
20多万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声援上海工人罢工
导。四大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直接导火线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
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指挥工作。运动影响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2]
[1] 五卅运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