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订立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如何订立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共6篇）

如何订立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篇1

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探讨与了解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各国一般都要求仲裁协议必须具备书面形式。《纽约公约》专门就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作出规定：“书面协定者，为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其条文所称“函电”当时仅仅包括了信件、电报和电传。《示范法》第7条第2款在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方面较之《纽约公约》有新的突破，表现在：

第一，书面的仲裁协议包括了通过能够“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订立的仲裁协议;

第二，双方提交仲裁文件和不对仲裁管辖提出异议的行为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书面的仲裁协议的依据。

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工作组第32届会议讨论了“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和电子商务的问题，工作组普遍认为为了促进电子商务运用于国际贸易并让当事人自行商定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使用仲裁手段，《纽约公约》第2条第2款应解释为包括《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界定的电子通讯手段。于是，在符合公约所确立的支持仲裁的精神的前提下，国际上对“书面形式”作为扩大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签署的书面协议

例如，合同是通过某一经纪人缔结的，经纪人发出了表明双方已同意的内容的合同文本，其中包括了仲裁条款，但当事人双方并没有任何直接的书面联系;又如，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是在当时一方提议的合同案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另一方并未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但该另一方在后来的通信、发票或信用证上提及该合同;再如，在口头协议中提到一系列书面条款，这些书面条款是标准形式的，其中含有仲裁协议。按照传统的理解，“书面”常常意味着签字。现在的国际仲裁实践已不要求仲裁协议必须经各方当事人签署，一些国家的立法也明确规定此点。如英国《仲裁法》第5条规定，仲裁协议以书面形式达成，无论当事人签字与否。

(二)、通过推定认定仲裁协议的成立

例如，按照《纽约公约》，仲裁协议可由当事人以互换通讯的方式达成。互换往往意味着一来一往，一方要约，另一方承诺。也就是说，默示接受仲裁协议是不可行的。但最近的司法及仲裁实践表明，一方发出了包含仲裁条款的要约，另一方未作答复但履行了合同，视为接受了仲裁协议。又如，相同的当事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订立了一系列的合同，以往的合同成载入有效的仲裁协议，但所涉的合同并没有签字的书面凭证，或没有就该合同交换过书面意见。再如，提单上以提及方式包含该租船合同的条款以及含有仲裁条款的提单没有经过发货人或随后的提单持有人签字。在立法上，受到《示范法》的影响，无论是英美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讨论，即可弥补仲裁协议形式上的任何缺陷。也有一些国家这样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文件交换中，一方声称存在仲裁协议，另一方在回复中没有提出异议，仲裁协议即成立。

(三)、只要有书面证据证实，口头形式也可达成仲裁协议

这一变化，使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与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之间的区别缩小了，有助于《纽约公约》扩大适用范围。英国《19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都规定，仲裁协议有书面证据证实，即被视为具备书面形式。

(四)、“书面形式”的其他表现

基于技术的最新发展，国际上对“书面”的解释也相应扩大，即“书面”不等于“书写”，刻录于有形介质或储存在电子或其它介质上，能以可感知的形式重新恢复的信息，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不但是电子邮件，甚至录音，都可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英国《年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20)及美国年《统一仲裁法》等。都是如此，另外，包括1996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在内，一些立法虽然不是专门的仲裁立法，但对“书面形式”也作了扩大解释，电子讯息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纸质文书功能等同。仲裁协议也是一种合同，如果解决了普通合同的形式问题，实际上也是解决了仲裁协议的形式问题。

(五)、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尽量使其有效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采用这一原则的典型是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该法第178条规定了数种可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仲裁协议即是有效的。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仲裁协议效力时，跨国法律观念也得到应用。法国法院在Khoms EI Mergeb v.Dalico一案中认为，仲裁协议受到当事人的共同意愿支配，而没有必要适用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实践中，也有仲裁员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和需要的客观标准及当事人公平合理的期望与共同意愿等主观标准，作为确定仲裁协议有效的依据。正如一位仲裁法专家所言，仲裁协议的内容可以很简单，只要反映了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即可，重要的是出现了“仲裁(arbitration)”两个字。

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内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涉外仲裁的相关问题，而根据第65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三章(第16—20条)有关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同时，有关问题也可参照适用9月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1.形式要件的立法评析

《仲裁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解释》第1条明确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可见，我国对于“书面形式”的规定较为宽松，对“书面”的解释符合国际上的普遍作法，顺应了现代国际商事交易发展的潮流。

如何订立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篇2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交往中的双方当事人自愿把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财产性权益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只有满足相应的主体要件(意思表示与行为能力)和客体要件(形式要件与内容要求)，方能获得预期的效力。

1. 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应明确表示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仲裁权产生的合理性。该意思表示须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其为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而非仅为单方的意愿。仲裁协议的本质是一种合同，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合致的产物。若缺乏对方的承诺，单方的意愿最多只能构成要约或要约邀请。同样，一方提交仲裁的意愿在未得到对方肯认时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必须是双方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是在外界强制或影响下的虚假意思表示。但若因“欺诈消灭一切”(Fraus Omnia Corrumpit)而一概否定因欺诈而订立的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似有不妥。应该认可该仲裁协议的效力存在瑕疵，同时，将最终判定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权利交由受欺诈的一方。若其表示肯定，则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经过补正而获得了效力。否则，其将归于无效。

再次，必须是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最后，该意思表示必须明确、肯定，符合仲裁一裁终局、或裁或审的本质，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

2. 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纵观各国私法，均以自然人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行为有效的必备条件。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实施的法律行为一般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虽然诸多国家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得在有限范围内为一定的民事行为，但一般仅限于受益性行为及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定型化行为。故此处讨论的仲裁协议有效要件之一的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仅限于完全行为能力。

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和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即《示范法》)皆规定, 若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 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主要机关可根据当事人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有关裁决。

3. 仲裁协议的形式

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纽约公约》和《示范法》均要求仲裁协议须为书面形式。《纽约公约》明确将其表述为“agreement in writing”，且第2条规定称，“‘书面协定’者, 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

但对“书面”(written)的认定，各国又有所不同。《示范法》要求该协议是双方签字或文书电文之来往，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的仲裁法则要求仲裁协议必须以公证的形式作成。然而，宽松地解释“书面”更切合实际。“因为做生意的人很少会在谈合约时，书面来书面去(written exchange)的对仲裁协议来个漫长明确的谈判”，否则，“岂非否定仲裁”。

鉴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区别于一般民商事合同的特殊性，在不违背各国法律对仲裁协议形式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保全已订立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避免对“书面”过于苛刻的限制。只要仲裁庭或法院可以从该协议中充分领会到或明确推定出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即可，不必过分追究其形式的完备性，以捍卫仲裁的自治性以及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现代国际商事交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迅捷性，商人们不可能为订立一份仲裁协议而浪费过多时日，以至延误商机。故为国际商务往来之目的，也应对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作宽容理解。“如果一方当事人的函电、备忘录、通知等文件中表明发生争议时应交付仲裁解决，而相对人也以书面方式接受了此类文件的内容，并未对仲裁问题明确表示异议，足以构成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在法院起诉时(尽管存在前述的文件)，而相对人以存在仲裁协议为理由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书面的异议，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受仲裁协议约束，亦是显而易见的”。

4. 仲裁协议的内容

仲裁协议的内容需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即仲裁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特别是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依据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可仲裁性。

仲裁作为一种带有私力性质的救济方式，从其发展的历史看，凡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事项，国家一般不允许仲裁的介入，其适用范围需受到国家法律严格限定，以实现维护一国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之目的。因而，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这类限制主要是涉及各国的经济制度、社会体制、历史传统等关乎一国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对在经济实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而专门制定一些法律，并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要求受该法保护的当事人必须遵守，而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排除。若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根据一国法律是不可仲裁的，就意味着该仲裁协议违反了强制性规定，无法产生法律效力。不可仲裁的事项通常包括关于民事身份、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离婚争议及涉及到被认为属于公共和社会利益的事项。

在一方静默(silence)的情况下，不宜当然地认定争议不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5条确认了法院的默示管辖权，相应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仲裁庭的默示管辖权。即在存在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的前提下，若一方当事人提请仲裁，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发生实质上的争议，只要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到合理的仲裁通知后未就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则可推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仲裁庭即可依据仲裁协议对该案行使管辖权。

5. 仲裁机构

在机构仲裁的情况下，只有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确实存在，或者至少可依常理推定其确实存在，该仲裁协议方才可能有效。之所以将对仲裁机构的确定视作有效仲裁协议的必备要件，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常设仲裁机构都规定，只有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表示将争议提交其仲裁，该仲裁机构才会受理案件。否则，即使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表示了将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意愿，但未明示仲裁机构名称，有关仲裁机构因无法证明其对该争议具有仲裁管辖权而仍将拒绝受理案件。

不过，有些国家已出现对这一要件的要求日趋宽松的迹象。英国目前对于海商案件只要求仲裁协议中出现提交“伦敦仲裁”的字样即视该仲裁协议有效。换言之，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下，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的仲裁机构并非协议有效的法定要件之一。英国的此种作法对于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扩大仲裁机构管辖权，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有其合理有益的一面。但因各国立法不同，极可能导致坚持“只有约定有确实的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方能获得有效性”的国家的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由此，该仲裁裁决无异于一纸空文，其效力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难以得到切实的维护。

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国内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涉外仲裁的相关问题，而根据第65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三章(第16—20条)有关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同时，有关问题也可参照适用2006年9月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1. 形式要件的立法评析

《仲裁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解释》第1条明确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包括以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可见，我国对于“书面形式”的规定较为宽松，对“书面”的解释符合国际上的普遍作法，顺应了现代国际商事交易发展的潮流。

2. 实质要件的立法评析

我国仲裁立法中未直接规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乃构成有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要件之一，只有结合《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方能推得。

《仲裁法》第16条、17条分别从正反两面规定了仲裁协议实质有效的要求与无效的情形。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1)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如前所述，此处的意思表示必须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做出。实践中，当事人一方起草了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并将其以书信、电报或传真等方式送达至另一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未置可否，而是以行动履行了该合同，此时并不构成该方对仲裁的默示接收。这是因为虽然合同可以因该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的行为而宣告成立，但从当事人对主合同的默示的意思表示之中并不能明确推知其对仲裁条款的肯定。这与前文中对“书面”的阐述也并不矛盾，书面的底线是明示同意，默示则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书面性要求。此外，基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仲裁条款的效力与主合同的效力是分离的，并不能因为主合同的默示成立而当然具有效力。事实上，“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仲裁条款可以通过合同的默示成立而达成。”

(2) 仲裁事项。仲裁事项即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内容，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的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法》第2条明确了可以提交仲裁的事项，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此推知，此处的可仲裁事项是指与人身关系无关的财产性权益争议，包括契约性与非契约性的争议，如买卖合同、产品责任引起的争议。但不包括第3条从反面规定的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具体有:“(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此条规定的第一款因是与人身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故不能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否则，即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法进化运动的背离。第二款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则是因行政争议的解决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若允许将其纳入仲裁解决，既是对国家主权的践踏，又会导致公共秩序无法得到切实维护，有悖于“公共秩序保留”之国际私法准则。

(3) 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法》第16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其第18条还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在1996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香港富勒诉天津外贸一案中，合同的仲裁条款规定：“仲裁：所有争议应通过友好的方式解决，如不能，用香港法来最终解决该争议，香港法院做出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天津高院按中国法律关于仲裁条款应定明仲裁机构的规定，裁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并且，这一裁定在二审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旗帜鲜明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将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机构仲裁或指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指定的仲裁机构的名称不准确等，应当认为这类有缺陷的仲裁协议是可以补正的。只要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选择向其中一个机构提请仲裁，它仍当是有效的。《解释》第3-6条就此已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3. 无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立法规定

《仲裁法》第17条从反面规定了属于无效仲裁协议的情形，即：“(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其中第一种情形直接违反了仲裁协议有效要件之一的仲裁事项可仲裁性;第二种情形不符合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要求;第三种情形则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置于虚假的意思表示之下，未体现双方当事人请求仲裁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都属无效。

另外，《仲裁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可见，仲裁协议有效性独立于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合同的效力。

4. 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与否的管辖权

《仲裁法》第20条规定了确定仲裁协议效力的管辖权，“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依据该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当都可以作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机构，但在确认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方面，法院相对于仲裁委员会具有一定的司法优先权，这也是“司法最终决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但该条并未就由何地的哪一级法院对争议进行管辖做出明确规定。有学者提出，仲裁委员会所在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是最合适的管辖法院。但当事人选择的仲裁委员会与当事人住所及商业活动可能毫无联系，若由仲裁地法院来管辖，似有诸多不妥之处。且结合《民事诉讼法》中所确定的法院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当事人若欲通过仲裁地法院裁定的方式来认定有关仲裁协议的效力，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矛盾。究竟该由何地何级法院管辖，仍须待今后做进一步的探讨。

作为一种随现代商人的缘起而诞生的制度，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在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倡导争议解决的对话性、解决程序的高效性等方面都彰显着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现代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促就了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演进，如果说原始社会的私力救济还只是人类在野蛮状态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则是人类对自身理性信赖的回归。它是继诉讼机制之后的一种新的争议解决方式，其存在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了新的非权力救济的制度模式，促进了文明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78

[2]陈治东:国际商事仲裁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104—105

[3]刘想树: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57

[4]赵威:国际仲裁理论与实务[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105

浅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篇3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仲裁协议法律适用；仲裁协议准据法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合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商事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一种书面协议。它是当事人自愿接受仲裁的书面依据，也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即以何种法律为标准来评价仲裁协议的成立和效力，它对一个仲裁案件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有关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理论

在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中，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存在着“整体论”和“分割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整体论”（也有称之为“统一论”）主张将一项仲裁协议视作一个整体，将其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都统一地由一种法律来支配。“分割论”则主张对仲裁协议涉及的所有要素进行分割，不同方面受不同的法律支配。

日前在国际商事仲裁理论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分割论”观点，这一点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来看，以1958年《纽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和各国国内立法及商事仲裁实践，对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问题也广泛地采纳了“分割论”的方法。

二、确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理论和方法

就仲裁协议准据法确定的方法来看，多数学者比较认同下列传统方法：仲裁协议准据法首先应依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在当事人无明示选择时，则直接适用或推定适用仲裁地法（裁决作出地法）。在仲裁地无法确定时，则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地国的冲突规则决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此外，受仲裁程序法的非国内化理论的影响，在仲裁协议准据法确定上，也出现了适用一般法律原则的做法。

三、中国的相关立法现状与实践

对于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我国法律未作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上存在立法空缺，鉴于这种立法空缺，在实践中确定仲裁协议效力所应适用的法律时，应在认识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并结合国际惯例对仲裁协议准据法做出判定，在不同的审理阶段，应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在确定仲裁庭管辖权阶段及仲裁裁决撤销阶段，应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在当事人未选择所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则应适用仲裁地法。

随着商事仲裁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实务部门对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问题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突出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1999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香港三菱商事会社有限公司诉三峡投资有限公司、葛洲坝三联实业公司、湖北三联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购销担保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函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案当事人在合同的仲裁条款中约定，在香港依据国际商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按仲裁地香港的法律，该仲裁条款是有效的、可以执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本案纠纷无管辖权，你院应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本案纠纷”。该案例确认了仲裁地法可作为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体现了我国对于《纽约公约》的遵守和执行，也表明了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独立性原则的认同，符合国际实践值得肯定。

尽管存在上述规范性文件，但由于其效力层次较低，同时我国法律对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未作明确规定，这不利于商事交往和法院审判实务的进行。

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方面的不足及建议

由于我国缺乏对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立法规定，长期以来，中国的司法及仲裁实践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极不统一，在有关案例中出现了确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不同方法。我国司法界对仲裁协议准据法加以确定方面集中反映的问题有：

首先，并未将仲裁协议（指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准据法与主合同准据法相区分，一般将当事人选择的合同准据法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加以适用；

其次，不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判断以法院地法一中国仲裁法中对仲裁协议的规定为依据。除上述案例外，类似的案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

然而，随着我国法院对仲裁法认识的深化及审判经验的增加，我国法院对仲裁协议准据法的認识日趋成熟。最高人民法院李国光副院长曾在1998年11月23日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要注意准确适用法律，通常要适用约定的仲裁地国法律，并参照国际惯例，予以认定。只有在明确适用中国法律的情况下，才能按照仲裁法第17条和第18条的规定确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可以认为，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以仲裁地法为补充的仲裁协议准据法适用原则在我国已基本确立起来。相信，我国司法实践在仲裁协议准据法确定问题上的成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在该问题上的仲裁立法。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关于仲裁协议法律适用上的立法空缺，在我国司法及仲裁实践中确协定仲裁协议效力所应适用的法律，应在认识仲裁协议准据法特殊性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并结合国际惯例对仲裁协议准据法作出正确的判定。由于对于仲裁协议效力的判定问题，法院或仲裁庭作为不同的审理机构在不同的审理阶段均会涉及，因此，应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处理。

国际商事仲裁的费用控制论文 篇4

仲裁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争端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它一般具有程序简便、过程保密、效率较高、费用较低以及容易在国外得到执行等特点。随着国际商事活动的蓬勃发展，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也越趋活跃。出于对外国司法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对解决争议效率的重视，现代国际商事活动的当事人更愿意到享有盛誉的国际性仲裁机构解决纠纷。但是，仲裁所具有的费用较低的特点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中是否仍然成立，已经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据英国皇家御准仲裁员协会9月以“国际仲裁费用”为主题的会议上发表的实证调查数据显示，在国际仲裁中，一个当事方典型的支出大概是150万英镑，其中74%的支出用于外部的法律费用(包括律师费用)。与会者也认为，“国际仲裁是一场富人的游戏，最好留给大公司、保险公司和主权国家的机构来参与”。长期从事国际商事仲裁的杨良宜先生也曾感慨：“与传统的国际海事仲裁不同，现今国际仲裁费用高昂，更听到有说法是200万美元以下的案子都不值得去仲裁。”另外，有报道称，过去十多年中国的海外仲裁“十案九败”，败诉的要承担巨额赔偿，而胜诉的同样“虽胜犹败”，仲裁费用与大量时间精力的耗费使得胜诉企业同样不堪重负。如今，国际商事仲裁高昂的费用已然成了当事人面前的“拦路虎”、“绊脚石”，不少当事人视之如畏途。甚至，畸高的仲裁费用成为了一种仲裁“陷阱”因此，控制仲裁费用成为了国际商事仲裁理性发展的重要议题。

仲裁费用的控制问题涉及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以及价值取向。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国际商事仲裁仍然是一种仲裁活动。仲裁包括两个基本要素，首先，仲裁的任务是解决争议，因此具有司法的性质;其次，仲裁员的这种“司法权”来自于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因此具有自治性质。仲裁的这种司法性质决定了仲裁机构以及仲裁员的非营利性。另外，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学界比较通行的观点是公正效率双重价值论。只是，学者间关于公正和效率何者优先尚存在争议。过高的仲裁费用可能导致“虽胜犹败”的现象，即不合理的仲裁费用使得胜诉失去了价值;抑或不合理的仲裁费用会造成“仲裁陷阱”，即无力承担仲裁费用的一方丧失诉权。因此，根据商事仲裁的性质以及价值取向，有必要控制过高的、不合理的仲裁费用。为实现这一目的，笔者认为，首先应厘清仲裁费用的构成。

一、国际商事仲裁的费用构成问题

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存在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两种不同形态，同时仲裁程序的进行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仲裁的费用构成并不确定。但总体而言，国际商事仲裁的费用构成主要包括以下项目：仲裁员报酬、仲裁员支出、仲裁程序的其他支出、仲裁机构的管理费、仲裁庭的支出和收费、当事人的直接支出等。为有效阐述国际商事仲裁的费用构成，笔者首先根据仲裁的两种基本形态，即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对仲裁费用构成情况进行阐述。

在机构仲裁的情况下，仲裁机构的管理费、仲裁员的报酬通常是明确的，且当事人不得与仲裁员间另作安排。例如，《国际商会仲裁规则》附件3第2.1条规定，仲裁员报酬和开支应当专门由仲裁院按照本规则以确定。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就报酬另作安排是违反本规则的。此外，仲裁机构一般会列出管理费和仲裁员报酬收费表，而收费的金额通常根据争议数额予以确定。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CIETAC”)在其网站即列出了明确的收费表。仲裁费用根据争议金额的大小适用不同的比例。如果申请仲裁时未确定争议金额或情况特殊的，则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费用的数额，因此这部分仲裁费用是明确的。至于管理费，这通常也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只是在不同的仲裁规则下名称有所不同。根据中国《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第3条，管理费对应的用语是“维持仲裁委员会正常运转的必要开支”，它包含在案件受理费中。根据CITAC的仲裁费用表，关于涉外仲裁案件，除了根据争议金额确定一部分仲裁费用外，另有一笔固定金额的立案费10，000元，这笔费用的用途包括“仲裁申请的审查、立案、输入及使用计算机程序和归档等费用”。而根据《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附录《仲裁费用和报酬表》第1条，管理费包括登记费1，500英镑，以及其他费用，也是较为明确的。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的仲裁费用情况并不明朗。因为在临时仲裁情况下，当事人几乎不会在订立仲裁协议或者提交仲裁协议的时候就仲裁员的费用达成合意。因此，临时仲裁的仲裁费用通常在仲裁员做出裁决的时候一并做出。此外，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在仲裁员支出、仲裁程序的其他支出并无明显区别。仲裁员支出主要包括用于仲裁员的合理的差旅、住宿、伙食、文书、通讯等费用。仲裁程序的其他支出则主要用于租借开庭场地、打字员或者速记员或者翻译员等的费用。

二、关于国际商事仲裁收费的合理性原则

仲裁员的收费依据来自于仲裁员在接受被任命为仲裁员时与当事人产生的服务合约。这个服务合约既是仲裁员解决当事人争议的基础，也是仲裁员收费的基础。根据杨良宜先生的研究，合约关于仲裁费用的约定可以分为明示条文和默示条文两种。在明示条文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和仲裁员讨价还价以确定其委任费用，但在缺乏明示条文的情况下，则应看默示条文。总结仲裁员收费的默示条文，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在于，仲裁员可以收取合理费用，但何为合理，因人而异。

事实上，考察世界上各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发现，合理收费都是仲裁收费的主要原则。例如，《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31条关于仲裁费的决定第1款规定，仲裁费包括仲裁院按照仲裁程序开始时有效的收费表确定的仲裁员报酬和开支以及国际商会管理费，同时包括仲裁庭聘请专家的费用和开支，以及当事人为仲裁而发生的合理的法律及其他费用。《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附录《仲裁费用规定》第3部分第3条规定，除仲裁员报酬和仲裁院管理费外，仲裁院还应当确定由当事人缴纳的仲裁员和仲裁院的合理开支。再例如《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31条仲裁庭的报酬第1款规定，考虑到争议金额的大小、争议事项的复杂程度、仲裁员所用时间的多少和案件相关的其他情况，仲裁庭的报酬应是合理数额。

总结国际上各主要仲裁院的仲裁规则可知，首先，在没有明示条文的情况下，合理性原则是作为确定仲裁费用的一般性原则。例如《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第31条，仲裁庭的报酬系在考虑各种因素后得出的合理数额、《德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第40条第2款，报酬应参照仲裁庭依照正当裁量权评估的争议金额确定，等等。其次，在仲裁费用构成中，有一部分费用，诸如立案费、管理费、仲裁员报酬等，通常在仲裁规则中业已明确，仲裁员没有裁量余地，然而除却这一部分，仲裁员支出、仲裁程序的其他支出、仲裁庭的支出和收费等费用的确定则取决于仲裁庭的裁决，仲裁庭在进行自由裁量时，必须考虑合理性原则。

三、国际商事仲裁费用的具体控制机制

(一)充分发挥国际商事仲裁快速、灵活的特点

仲裁相比诉讼突出的特点在于能够迅速而灵活地解决争议，也正如上文所述，除了公正，效率也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国际商事仲裁快速、灵活的方式不仅是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国际商事仲裁费用控制的.有力保障。仲裁费用与时间成正比例关系，同一案件，仲裁作出的时间越快，仲裁的费用就越低，而仲裁的快速性正是通过仲裁的灵活性达到的。

国际商事仲裁经过经年累月的发展，已经积淀了成熟的程序规范，然而也因此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仲裁员通常墨守成规，不愿创造性地利用仲裁本身的灵活性来快速推进仲裁程序，从而间接地造成仲裁费用居高不下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仲裁庭应当打破传统的仲裁方式，以目的为导向，减少繁复的过程，从而有效减少仲裁时间和费用。

国际商事仲裁还应大力发展其他仲裁形式，尤其是网上仲裁。相较传统的仲裁形式，网上仲裁具有经济节省的突出优势，因为它不需要支付交通费用(通常是机票费用)、伙食与住宿支出。另外，也无需租借场地等。更值得注意的是，网上仲裁也能减少律师费用支出，因为网上仲裁能引导当事人聘请当地律师。

(二)建立独立机构以控制仲裁员收费

目前，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员收费有异议，要求审查、核算仲裁员费用，通常的做法是向法院提出申请。典型的立法例是《英国仲裁法》第28条第2款：任何一方当事人可向法院(经通知其他当事人和仲裁员后)提出申请，法院可命令以其指令的方式对仲裁员报酬和支出的数量进行考虑和调整。同时，该条第3款也规定：如果申请系在以报酬或费用的方式支付给了仲裁员之后提出的，若此等金额表明是过量的，法院可命令退还，但前提是有证据表明这在具体情况下是合理的，否则不予退还。⒄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仲裁法都对此作出了规定，事实上，仲裁法规定当事人得向法院提出审查仲裁员收费的申请的条文并不多见。此外，除了向法院提出核查请求，当事人也别无它途。但是，建立一种控制仲裁员收费的独立机制，却是如今仲裁法发展的趋势所在。这突出表现在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UNCITRAL仲裁规则》”)的修订上。

1976年的《UNCITRAL仲裁规则》第39条第1款规定了仲裁庭收费的一般原则，即仲裁庭的收费应当合理，应考虑争议金额、争议事项的复杂性、仲裁员花费的时间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⒅虽然1976年的《UNCITRAL仲裁规则》提出了仲裁庭收费的合理性原则，但并没有相应提出具体的费用控制方式。因此，在进行《UNCITRAL仲裁规则》修订的时候，与会者审议了是否要规定一个独立的机构来控制仲裁员的收费问题，而大部分与会者认为这种控制是可取的，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避免仲裁员收取过高费用，并且确定仲裁员费用的程序也可以确保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和廉洁性。⒆会议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一个指定机构，以对仲裁员收费进行监督，这也就是20《UNCITRAL仲裁规则》第41条的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有指定机构，且该指定机构对确定国际案件仲裁员收费适用或已声明将适用某一收费表或特定方法的，仲裁庭确定其收费时，应在仲裁庭认为适合案件情况的额度内，考虑到该收费表或方法。该条第3款规定:仲裁庭组成后，仲裁庭应将其如何确定收费和开支的提议，包括仲裁庭打算适用的任何费率，迅速通知各方当事人。收到该提议后15 天内，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将该提议提请指定机构审查。收到审查请求后45 天内，如果指定机构认为仲裁庭的提议与第1 款不一致，指定机构应对该提议作出任何必要调整，该调整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

年《UNCITRAL仲裁规则》在国际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2010年《UNCITRAL仲裁规则》通过其第41条的大篇幅条文，确定了监督仲裁员收费的具体方法，即建立一个独立机构来控制仲裁员收费的机制，具有示范立法的效应。

(三)关于仲裁员收费的道德约束

除了规则和机制的限制，笔者认为，为解决国际商事仲裁费用居高不下的困境，还应当考虑对仲裁员收费的道德约束。杨良宜先生就指出，虽然在香港仲裁员鱼肉仲裁当事人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为了防止这一情况，除了少数其他的机制的限制，还有其他原因，包括不想乱收费的共同仲裁员作出的劝阻，害怕当事人不甘被鱼肉而去和解，HK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笔者注)不去委任过高收费的仲裁员，仲裁员害怕弄坏自己的名誉而不去这样做，等等。

四、结语

如何订立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 篇5

所谓隐名投资，是指不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认购出资，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记载的投资人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实际向公司认购出资但隐去自己名义的投资。

所谓显名投资，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认购出资，并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上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记载的投资人为其本人的投资。

之所以要研究隐名投资，是因为律师担任企业改制非诉讼业务中，在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对于股东的设置，由于受限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限制为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规定，为规避法律，在改制企业职工拟向公司投资的人数超过50人，或虽不超过50人，但因改制企业拟设公司的需要，需将股东人数设定在50人以下时，带来的实际问题，即是一部分职工或其他投资人将以自己的名义(显名)向公司认购出资，一部分职工或其他投资人以隐名投资的方式以显名投资人的名义，通过显名投资人向公司投资，这样的.结果，显明投资人将记载进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上，而隐名投资人却不能。

隐名投资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不同，隐名投资是投资而非借贷。因此，隐名投资人并不享受固定利益。隐名投资与代理投资的法律关系不同，显名投资人系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投资，而代理投资是代理人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向公司投资。

隐名或显名投资，是出于投资人的不同动机或实际情况，他表现为：有的显名投资人的实际投资与隐名投资人的实际投资统统均以显名投资人名义向公司投资;有的显名投资人不向公司实际投资，由隐名投资人全部实际投资，但以显名投资人的名义向公司投资;还有的表现为虚拟的人名，或冒用他人名义隐名实际投资，这些情况带来在法律上需要确认显名投资人与隐名投资人相互间的权利义务，隐名投资人和显名投资与公司以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等问题。

为解决在律师实务企业改制中为规避法律需设计隐名投资问题，以及确认因隐名投资产生的法律关系问题。笔者在律师实务中对此问题解决的体会是：由显名投资人与隐名投资人签订隐名投资协议书，将两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两者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以及公司在处理实际问题上的法律关系，用合同的形式予以确定，消除因约定不明带来不尽纠纷的重大隐患，有利于企业改制成果的稳定。

隐名投资协议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显名投资人、隐名投资人。

二、显名投资人向公司实际投资数额，隐名投资人向公司实际投资数额。

三、隐名投资人的对公司的股份认购出资，交由显名投资人以显名投资人的名义对公司投资。

四、显名投资人为公司股东，载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其他公司或工商登记资料，以其名下的投资，在公司享受股东权利，承担义务。

五、隐名投资人不是公司股东。

六、显名投资人和隐名投资人均以自己的实际出资通过显名投资人向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七、显名投资人以其名下在公司的投资比例取得的盈余分配，按显名投资人与隐名投资人在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分配。

八、显名投资人、隐名投资人在公司的增资扩股、配股权，按显名投资人与隐名投资人在投资总额中的比例享有，但需以显名投资人的名义与公司产生法律关系。

九、显名投资人、隐名投资人转让股权时，投资人中的显名投资人和隐名投资人在同等条件下均有优先受让权，显名投资人转让股权全部的，由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产生的新的显名投资人的名义，按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在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新的显名投资人为公司股东。

十、显名投资人或隐名投资人死亡的，其继承人享有被继承人在投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合并仲裁 篇6

在国际商事领域, 多方交易越来越普遍,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很可能产生多个彼此关联的争议。对这些争议采取单独的仲裁程序分别进行会带来很多程序与实体上的不便, 合并仲裁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新的现实挑战而出现的。

( 一) 合并仲裁的出现

合并仲裁是指将当事人之间原本应该分别仲裁的多项争议合同合并到同一个仲裁程序中由同一个仲裁庭进行审理。

合并仲裁是随着国际关联贸易的兴盛而逐步出现的, 其存在基础是多方多合同争议, 即一份合同涉及两方以上的当事人, 或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有很多个合同, 再或者多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很多个合同。多方多合同争议在当今的国际多方贸易中十分常见,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 连锁型争议。这种形式是指为了完成一份交易, 多个当事人之间分别缔结了多份合同, 这些当事人则通过多份合同相互联结成一个连锁结构。第二, 并列式争议。这是指一个当事人为了同一笔交易与多个当事人签订了多份合同而相互联结成伞状结构。

( 二) 合并仲裁的优越性

合并仲裁作为一种新的仲裁方式, 其优越性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来分析。

1. 有利于简化程序

从程序上来看, 合并仲裁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必要的重复, 提高了解决争议的总体效率。 (1) 首先, 对于处于争议中心的当事人来说, 合并仲裁可以节省他们的时间和费用, 例如, A与B、A与C、A与D的三分关联合同都出现了纠纷, 都向仲裁机构提出了申请, 如果分别进行仲裁的话, 那么处于争议中心的A就必须奔波于三场仲裁之间, 虽然这三个争议很可能在实施或者法律方面都是高度重复的, 但是A也不得不聘请三次律师、在三场仲裁中都出庭, 对同一问题进行多次的重复, 这样无疑极大地加重了A的负担。但若采取合并仲裁, 就可将这三个争议在一个仲裁庭中审理, 减少了A不必要的重复与奔波, 提高了效率; 其次对于仲裁庭来说, 由于几个仲裁庭所面临的事实、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采取合并仲裁的方式就可以避免了仲裁庭对同一案件各自进行调查、开庭等程序, 这样有利于合理地安排司法资源, 减少浪费, 提高效率。

2. 有利于实体正义

从实体上来看, 若分别仲裁, 即使是基于相同的事实, 有时由于不同仲裁庭对同一法律问题的识别不同、当事人提交证据不同以及双方律师的辩论水平差异较大等诸多原因, 使得各个仲裁庭所了解到的案件事实是有所差别的, 就会很容易做出错误的裁决; (2) 其次仲裁具有一裁终局的特点, 若仲裁庭做出错误裁决, 相当于间接剥夺了当事人申请救济的权利, 使当事人丧失了继续追求公平解决争议的机会。 (3) 如果采取合并仲裁的方式, 会使得仲裁庭有机会对所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构建完整的法律事实, 从而减少裁决不公的情况。

( 三) 如何进行合并仲裁

目前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的国际条约数量非常少, 各国实践做法也并不一致。

1. 合并仲裁的法律依据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的一个基本特征, 只有在取得多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时或者授权时, 法院或者仲裁庭才有权根据一定的条件合并多个仲裁程序, 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 2015 年版)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经一方当事人请求, 仲裁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仲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 进行审理: ……4. 所有案件的当事人均同意合并仲裁。” (4) 采用这种模式的还有《英国仲裁法》、 (5) 《爱尔兰仲裁法》、 (6) 《新加坡仲裁法》等立法。

此外, 仲裁庭还会考虑依据仲裁规则来进行合并仲裁, 因为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般会对仲裁规则作出约定。但是笔者发现对合并仲裁作出规定的仲裁规则是十分有限的, 且这些规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做法, 一是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 二是赋予仲裁庭自由裁量权, 所以依据仲裁规则进行合并仲裁似乎也不是很行得通。再者, 仲裁庭还可据相关立法来合并仲裁。但是这种立法和上述的仲裁规则一样, 很少有对合并仲裁作出明确规定的。即便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对此作了规定, 也还是会回归到当事人意思自治上来。

2. 合并仲裁的决定主体

不同的仲裁规则及立法对于此问题的规定的是不同的。第一、由当事人决定。这也与之前合并仲裁的法律依据是相一致的。第二、由仲裁庭决定。例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规定: “除非当事人作出了相反的书面约定, 否则仲裁庭有权在任何一方当事人申请之下, 或依其自己的决定, 并在给予所有当事人足够的机会表达观点的情况下, 允许一个或多个第三人作为仲裁当事人加人仲裁程序, 并在同一个仲裁程序中就当事人之间提交的所有争议进行审理并一起作出或分别作出终局裁决。” (7) 第三、由法院决定。由法院作为决定合并仲裁的主体,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强制合并仲裁。它是指在提交仲裁的多个争议满足一定的条件时, 比如争议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当事人的请求等方面具有关联性、相似性或者相同性, 法院可以直接命令仲裁庭对这些争议进行合并仲裁, 而不需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对此已达成合意。目前已经有国内立法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比如香港法。

二、强制合并仲裁带来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 合意合并仲裁的确是解决争端的良方, 但是实践中达成合意合并仲裁似乎并不是很容易的, 会出现很多强制仲裁的情况。笔者认为, 强制合并仲裁虽然能快速地解决纠纷, 但是它有很多弊端。

( 一) 冲击意思自治

法院强制合并体现的是法院的意思, 并不是当事人的意思, 在强制合并仲裁中, 以法院命令来代替当事人合意, 将决定权向法院转移, 这实际上是以仲裁的司法性稀释其契约型,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国家司法对仲裁的干涉, 如果这种现象成为常态的话, 很可能会是当事人不愿意采取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议。笔者认为, 仲裁作为一项解决争议的有效手段, 更多地应该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使争议得到公平解决。

( 二) 冲击仲裁私密性的特点

仲裁的保密性是指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 即在一般情况下, 与案件无关的人在未得到所有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的允许之前, 不得参与仲裁审理程序。 (8) 当事人之所以不愿意达成合并仲裁的意向, 是因为不愿意让第三方知道自己与对方的商业关系, 或是不愿意让第三方获悉其与对方的商业秘密。而法院强制合并仲裁, 无疑是很粗鲁地将合同双方的商业合作关系甚至是一些商业秘密暴露在第三方面前, 对仲裁的私密性造成了冲击。

( 三) 法院强制合并仲裁削弱了仲裁庭的权力

当事人之所以通过仲裁协议赋予仲裁庭很大的权力, 就是因为仲裁庭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仲裁程序的进行应当是交由仲裁庭决定, 如果将进行仲裁程序的权力交由法院, 那么诉讼和仲裁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这样做的话会导致仲裁具有双重性质, 但是又同时丧失了诉讼和仲裁的优点, 最终这种仲裁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变成鸡肋。

三、我国立法现状和建议

如前所述, 合并仲裁具有双面性,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 我国对外贸易交流必定会更加频繁, 多方多合同争议的情况也会不断出现,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范围内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

目前我国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的法律文件并不是很多, 目前找到的有三个。第一,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46 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仲裁案例涉及到共同事实问题时, 仲裁庭认为合适时, 在征得所有当事人同意后, 可以进行合并审理, 由各案首席推选一人主持开庭, 但裁决书应分别做出。” (9) 第二,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7 条第2 款规定: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受理主合同纠纷, 当事人同时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可以一并审理。主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约定由不同仲裁委员会的, 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同时主张权利, 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依当事人申请可以一并仲裁。”但是这一条在最终稿中并未保留。第三, CIETAC仲裁规则2015 年版第19 条, 内容在前文已经提及, 此处不再赘述。由此可见, 我国大陆地区并没有关于合并仲裁的相关立法规范, 只有极个别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合并仲裁做出了简单的规定。

针对我国目前的这种状况, 笔者认为:

首先, 应当在《仲裁法》中对合并仲裁做出规定,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应当承认合并仲裁的优越性, 在一些诸如国际海运等多方多合同争议多发领域, 采用合并仲裁的确会有利于争议公平快速地解决。鉴于我国目前对合并仲裁并不是很了解, 可以现在《仲裁法》中做出较为简单的原则性规定, 待时机成熟是再进一步细化。

其次, 以某些行业仲裁机构为试点, 细化其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的规定。如前所述,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已经在自己的仲裁规则中对合并仲裁做出了简单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海运是多方多合同争议的多发区, 可以先选择几个类似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这样的行业仲裁机构作为试点, 以行业龙头仲裁机构的规定为参考, 结合我国的实践情况, 具体细化其仲裁规则中关于合并仲裁的规定, 待积累一些经验后, 再逐步推广。我国香港地区对于合并仲裁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 我们可以参考香港地区, 对合并仲裁中的多个问题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规定, (10) 使当事人在选择了这一仲裁规则后, 自身的合法利益能够得到维护, 争议能被公平快速地解决。

四、结论

合并仲裁的出现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我国内地并没有对合并仲裁的立法, 相关的仲裁规定也很简单, 应当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规定,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将合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 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仲裁规则, 使合并仲裁切实能在我国发挥作用, 有关合并仲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会进一步深化, 我们也将会对其有进一步的认识。

注释

11李广辉, 薛胜利.合并仲裁法律制度探究—健论中国合并仲裁制度之构建[J].河北法学, 2006, 6 (6) :73-79.

22 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452.

33 邓杰.伦敦还是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95.

4

55 See Art.35 of UK Arbitration Act (1996) .

66 See Art.16 of Ireland Arbitration Act (2010) .

77 See Art 22 of The LCIA Rules.

88 郭玉军, 梅秋玲.仲裁的保密性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 2004 (2) :26.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