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1600-2000年-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1600-2000年-读书笔记（共6篇）

中国近代史：1600-2000年-读书笔记 篇1

寻求一种“中庸”的改革之道

——从维新变法的失败看制度的改革

谢子柔 16311158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没有一个个体是不犯错的。过去正确的一些策略和措施，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也许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发展的路上需要不断修正路线，即需要不断改革，好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道路适合世界的大势和国家的现实水平。然而改革需要恰当的方式和条件，过于激进的改革有时带来的后果恰恰矫枉过正，反误了发展。近代百年，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世纪变局之后就在不断改革以谋求发展，其中戊戌变法作为旧中国对于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探索，其内容和结果对我们当下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戊戌变法在后期支持者锐减？看似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举措又为什么在当时难以真正实行？我们现在仍处在不断改革的阶段，我们又会不会犯一样的错误？读完《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作者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后，我认为，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主观上的策略问题，仅仅凭着一腔热血而缺乏对于实际力量的考量。正义需要权力的支持，与其完全撇开当时的所谓“改革对立面”的当权者激进改革，不如借助当权者的力量，寻求折中的策略以防止改革的夭折。这种折中不偏激的改革方式，便符合了古来的中庸之道。

在分析上述观点之前，我需要解释清楚一点，对于改革的成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人和。所谓人和，包含民众的接受能力、改革者的领导力以及改革者和当权者的关系。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最终是人的态度。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外客观不利因素，但如果改革者可以看到这些或明或暗的不利条件，并制定出相关的策略，那么改革依旧是有可能成功的。对比来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国内割据四分五裂，国外又有列强欺压，就客观条件而言，他们并不比我们强；可是日本却凭着比我们更强地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更高的国民素质而赢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由此可见，人和对于改革的重要。

柔性的改革着重要处理一点就是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利益关系，维新变法的改革者缺乏对这方面的考虑。我个人认为这是变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下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历史上的改革派往往凭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热血而行事，或是如维新变法一般一股力量横冲直撞；或是如太平天国一般纠集无知民众作鸟兽群起而攻。改革派自以为新鲜生命，大多是不屑于和守旧派（既得利益代表者）有什么友好的接触的。这从《中国近代史》中所叙述的‘西太后对变法由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反对镇压’可见一斑。足可见在维新变法的短短几十天里，改革派并没有照顾好慈禧的情绪。

然而这种方式必然是难以成事的，在封建中国的末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性质，国家的大部分力量掌握在旧政权的手中。维新派靠的是所谓的“正义”来发动的改革，却不知道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正义”如果缺乏了“权力”的支撑，也是难以施展的。

维新变法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包括了除旧、裁官、裁军、废八股等措施。裁官裁军使得很多的旧派官员、军人丢掉了饭碗，这些人缺乏必须的生存技能，一旦被裁撤，他们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从而激发大范围在权者的不满，增加了反对势力。再说废八股，维新变法的前身是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主要力量就是士人等需要通过科举考试、八股文来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废八股的确符合时代的潮流，却不符合人心。康梁的策略错误恰恰在于根本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来源，将可以支持自己的推远，将中间的摇摆势力推向反对方。在光绪帝的身上，这种问题在光绪帝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慈禧太后在放权之初明显表现出了不满，但是光绪帝没有照顾到她这种心态，反而态度强硬地与慈禧太后顶撞。慈禧太后从而越发感到自己的权力危机之大，这种危机感间接导致在变法的末期慈禧太后领导着其他的守旧派夺权，导致变法破产。

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推动它的权力支持，在缺少实权的时候，更要采取相对柔和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而不是如维新变法一样，强硬地与之直面对抗。在这里我认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胜于中学时期特别强调的经济因素。经济固然有其不相匹配的地方，但是改革的策略如果得当，是可以随着现有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一点点改进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维新变法的激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这种激进导致了变法派最终被镇压的同时，给群众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和生活的混乱，更不利于近代化在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只是强调它对发展的未来道路的意义，更应当关注事件本身对当时人们的影响。维新变法毋庸置疑地促进了历史地发展，但对当时地群众而言，更多地是带来了混乱和不适。这种不适，使先前抱着观望和试探态度的势力集团也会转为千方百计阻挠改革。改革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

改革必须要有要一定的思想基础，这是最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领导人自身要在改革发起之前对改革要有全局设计。维新变法在103天内颁布了百余条改革措施，显然是缺乏对改革的系统全面设计的，而且是受到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支配的，这样混乱的变法最后失败似乎也是意料之中了。当然，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和当时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者救亡的迫切，我们对他们有失慎重的举动不能加以苛责，可是促成改革成功的不是情绪，而是思想。康有为在这方面自然有一种值得我们钦佩的实验精神，但是他又太过于理想主义，他将改革的触角伸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只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的改革的措施一次性交给了民众，但没有考虑到实际进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阻力和民众的接受能力。维新变法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改革应该是实效和理想的结合。设想若是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们在颁布那些全国性法条之前，先以思想宣传来提倡之，待群众对新思想，新法令有一定了解，真实感受到新法的好处后再。正式推行，兴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革也需要民众的思想有一定的基础，这基础既包括民众在改革前对改革的接受能力如何；也包括了改革的思想有没有很好的被民众所理解，可信维新变法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民众只经历了着重于器物改革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开化程度的确还很低。这里我想将维新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一点比较来说明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处。众所周知, 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长崎始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商人不断来此进行贸易活动, 促使了“兰学”在日本的传播。特别是到了19 世纪以后, 幕府及各藩已开始派遣官员出洋考察。例如, 福泽谕吉就曾三度游历欧美各国, 归而撰写《西洋事情》、《世界国尽)等书, 广泛介绍了欧美近代政治、文化教育等情况, 推动了“兰学”向“洋学”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启蒙思想。（引自田正平《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改革考察》）而我们国家当时由于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央集权制度，西洋文化特别是其中关于制度建设自由思想的传播在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不甚发达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无论颁布什么样的政令，民众都难以理解其精髓。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而当一个政令都得不到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理解时，又何谈政令的广泛接受？我们改革的进度快于日本的明知维新，改革的社会思想基础又不如日本社会，我们的维新变法自然难以成事。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主张并没有被很好的理解，与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不到位有一定关系。”（选自中国近代史）。可见民众乃至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他改革的短暂拥护都有一定的盲目性，中国的确太缺少一个站出来提出改革措施的人了，一旦有了便来不及弄清其主张的本质重点，就开始支持。然而这样的支持是缺乏根基的，容易在改革受到反对或者是挫折时就倒向反方。维新派在早期本来的支持者就不是很多，在后来改革快速推进的路上由于损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而又少了不少，变法改革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封建政府长期执行的愚民政策导致普通民众对新事物较小的接受力，而维新派又没有能给出好的宣传或者教育政策来弥补这一点，足可见柔性改革需要结合实际以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针对性方案。

百年前的中国在近代化的路上耽误了太多，中国不乏改革，但不是如洋务运动一般畏缩不前就是由于激进而导致了矫枉过正，改革一次次的夭折使国家在近代化的路上踌躇不前，有一句俗谚说的好“不怕慢，就怕站。”我们宁愿要一种缓慢而稳定持续地改革，也不要激进但是却短暂矛盾地改革。这就是所谓地中庸之道。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古人有今人地眼光，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毕竟是在看了前人太多的失败或是成功之后才总结出来的。也许当我们身处当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并不能比他们做的更好。比起批评旧人，更加有意义的永远是找到其中新人可以借鉴的做法。历史已经过去，今天的我们是否同样站在一个如百年前那样的转折点或者是比百年前更加重要的转折点上，只有我们之后的人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评判时我们才能清楚。改革在继续，假如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对我们今天做的一切作出评价时，可以说我们没有再犯我们的前人所犯的错误，没有“使后人而复哀后人”，那么前人的历史，才算是有了应有的意义。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篇2

张鸣先生在第一讲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开场白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鄙视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这就令人很困惑。”这让我想到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节课在讲中国近代史分期时，老师曾说过从科学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但是在中国高校历史专业教学习惯上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前段（1840~1919）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1919~1949)归入“中国现代史”。真的很令人困惑，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分到哪不是根据现代与近代的性质，特点区分的吗，既然知道1840到1949才是科学的，那为什么还要因为惯性而屈服，从而去依赖它，去麻痹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跟着大家走。许多人都在强调中国的近代史一直在改革，革命。从物器，到制度再到思想都在改，都在变。但是变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作者要带给我们的。

作者介绍了“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第一种是怨妇心态，觉得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段屈辱史，被西方列强期虐的时代。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面对中国近代史都存在这种感觉，我在初中，高中每每读到不平等条约，各种赔款时我都会悲愤不满，从正面看这是一种民族情结在影响着你，可是如果过多地强调我们所受的屈辱，常常揭露伤口，暗自悲悯，那就是怨妇心态在作祟。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是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是作者对这种心态的生动描写。这种心态在近年来更加猖獗，电视上那些抗战正是这些泼妇心态完美地体现。我常常调侃那些抗战片，把那些抗战片的主角联合起来，组一支军队，中国抗日哪用得了八年，八个月中国就能称霸世界。也有人讽刺地说那些抗战片：“每年死在横店的日本人可绕地球八圈。”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并不是所有的胜仗都是共产党的功劳，而中国在抗日战争的伤亡人数达到了2200万左右，虽然最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绝非电视剧那么神乎其技。第三种心态是情妇心态，这种心态更像患上“斯德哥尔综合症”对殖民者抱有感激之情，而忽视了殖民本身强烈的残暴，血腥与迫害。张鸣教授认为看待中国近代史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心态问题。纵然他在文章中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从他对三种妇人心态的批判，我们就可以得知我们应该不卑不亢地对待这段历史，即使充满屈辱，但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尊重历史。而非子虚乌有地渲染这段历史，不要为它选择“美图秀秀”，而是尊重事实，面对不足。对于西方殖民的侵略不要太过称赞，因为他们只是单纯地为了自身的利益，有些影响只是附加品，衍生物。挨打就会改变这是人自身机能地设置，并不需要过大地放大“挨打”的作用。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这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当时英国为首的西方体系，这是一个向外输出的体系，拥有一个不断侵噬，吞纳他人进入自己的体系中来的特点；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天下体系（朝贡体系），这个天下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它习惯以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自行前来朝贡，有一种“你来不来，我就在这里”的深意。他们之间第一次直接的碰撞就发生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发生在乾隆末年，虽然当时已经踏入康乾盛世的晚期，但是中国人还停留在康乾盛世的余晖之下，沾沾自喜。所以面对英国人的工业革命成果和商量通商事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乾隆皇帝只是挥一挥衣袖，说了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最终马嘎尔尼的炫耀与通商的两个目的都没有得到，不过他还收获了一批副产品——中国真正的国情，军事实力与海防要塞等。这就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队送上了重要的砝码。

人们总习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填加上一个“血腥”的词汇，而中国也是这“血肉钱”的出资者。鸦片就是英国人放在中国身上最初的那只水蛭。这只水蛭拉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历史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是过程往往让人忽视了，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本末倒置，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结果除了告知的作用什么都无法显示。英国的舰队在攻打了广州之后，觉得广州离北京太远了，无法到达恐吓的作用于是他们在北上期间寻找第二个攻击目标长江三角洲，最终打到了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英军从虎门战役的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都打败了，而且战绩显著。只有在镇海战役中损失的人比较多有100多人。可见鸦片战争打得多么窝囊，张鸣教授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

是的，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化的军事思想与策略，同时中国在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国家，在面对海战等方面经验，技术与策略差得太远了。这种缺陷在鸦片战争中也体现出来了，经过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在军事硬实力方面与日本并没有差距，可以说在舰艇，武器等方面还超过日本，但这场战中国还是被打败了。其中就是因为中国一昧地以为“夷狄”强的是技，这个技术只是器物上的先进，而忽视这个技术还包括军事纪律，策略与知识，就像北洋水师，他们以为能开船就能打战，因而把总教习威理赶走了，也不遵守《北洋水师章程》了。但是中国人并不是真正懂得军舰的性能和海战的规律，中国总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不肯踏踏实实学习别的国家打了多少场战，损失了多少士兵所获得的经验与方法。但是日本不一样，他们从来都有一个保持学习的心，他们一板一样都认认真真地做，可能就是这种严谨的态度才能让日本比中国少走很多弯路，有时候中国就是总想着走捷径，每一条路都没走透就急急忙忙换另外一条，或者总是匆匆忙忙地选择，没有长远的目光，规划好道路然后从一而终。“其实，中国的变化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改革进行反思，反思道路选择得正确与否，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为什么不能在改革中遇到什么问题一起解决，而是一遇到问题大家就一起来批判，谁用能从一开始就设计出最完美的方案与道路，英国也是一次次在修整，完善它的制度。连美国到现在都没有重新颁布宪法的国家，都还预留了宪法修正案。而中国又为何总想着一触而就，走捷径，而不愿踏踏实实去学。

中国古代史读书笔记 篇3

元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一卷，元代黄溍撰。黄溍(1277—1357)，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他的门人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有名于世。元大德五年(1301)，25岁的黄溍，被举为教官。两年后，又举为宪吏。可是不久，黄溍仍退隐于家，沉湎于写诗作文。元延祐二年(1315)，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黄溍任州县官，历时20余年能廉洁自律。至正十年(1350)四月，黄溍年已七十有四，终于告老还乡。他南归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乡村田野间。但他依然勤治学，严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诗作赋，意趣不减当年。“遇佳山水则觞咏其间，终日忘去”。其间所作之《秋怀五首》，借景抒情，表达了黄溍迟暮之年的心情，也反映出忧国忧民的情怀。黄溍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据《元史》记载，有《日损斋稿》33卷、《义乌县志》7卷、《日损斋笔记》1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皆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则尤精于‘辨经’，如：引《史记》‘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之文，证颜师古《汉书注》之误;又引《宋实録》‘李继迁赐姓名不在真宗时，证僧文莹《湘山野録》之误，引据尤极明确，非束书不观而实仅臆断者也”、清人陈晋又对此书逐条加以考证，更为详明扎实。

今有：《日损斋笔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日损斋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近代史：1600-2000年-读书笔记 篇4

一、人才难得，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李鸿章用人观点与曹操相似，以才为先，以德为次，乱世之中的用人之道大概都是如此吧。李鸿章用私人是比较多的，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不用私人的话，工作是很难展开，单枪匹马是很难与政敌（主要是顽固派）斗争的。用私人过多的话，使人感到自己器量狭小，规模不大了。但是李鸿章是大臣，而不是最高统治者，较多用私人也就不为过。或许蒋介石如果不重用黄埔系，早就被其他军阀吞并了吧。

曾国藩死后有李鸿章，李鸿章死后却无自己的继承人。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时代已经没有为人才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了，此天意也。二是因为李鸿章自己缺乏培养人才之道吧，没有找到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才在自己圈子里。左宗棠也是没有事业继承人，慷慨之士难以养人吧，有志节之士不乐为所用，人才的出现在人格上要互补才好。当然，人才在恰当的时候出现，真是可遇不可求。诸葛亮到蜀地后，人才凋零，后继乏人，一生事业没有结果，痛哉！

李鸿章毕竟是汉人，满汉之间藩篱在晚清行政上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日本可以君主立宪，而大清却不行，天皇在名义上大概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载沣摄政时，想通过设立皇族内阁收回大权，结果却适得其反。李鸿章死后十年，慈禧太后死后三年，大清朝灭亡。自从湘

军镇压天平天国以后，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事实汉族权力团体，这样的权力团体又不断了立新功，国家已经离不开这些人才，如果要全部收回这些人的权力，谈何容易。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大清朝的，当然开除袁世凯的时候又何尝怜悯过他，若不是张之洞及时劝谏下，袁世凯或许早已人头落地，但是大清朝也必然提前灭亡也。不使用人才的话，则不可能成大事，人才使用不当的话，又可能自掘坟墓也。何进把董卓当人才而引进，悲也。我们国家目前在行政人才培养、转移与奖惩上的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培养人才要有长远的眼光，我们要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党的人才。如果上升到对全民族或对中国历史负责的高度，中共应该改变自己的人才观念。这个问题涉及到的东西较多，这里我就暂不展开讨论了。

二、论事易，做事难，成事更难

“临时方知一死难”。死有时候是极其容易之事，死了可以一了百了，活着就有千斤的重担等着李鸿章去挑。挑不好则生灵涂炭，一世英名尽毁，家人的幸福也可能随之遭殃，跟随自己的部下也可能受到牵连。挑的好也是暂时的，因为值国家多事之秋，时时身处一线的救火队员，总有自己救不了的火。曾国藩打下天京后也想歇肩的，他担心功高震主，可是朝廷就算是心里一百个愿意，在行动上也绝不可能允许他归田园也。李鸿章生处乱世，一生至死不言退，真难得也。垂垂老翁，尚有有欲望也。当代又到哪里去寻找李鸿章那样的大才去救我中华呢。战难，和更不易。如果把中国的可用之

兵都用上，即使能赢得战争的一时胜利，那么国家元气伤了，很有可能就会亡国。战争一旦爆发，何时可以收场，以何结局收场，都应该在战争打响前仔细思量也。兵端绝不可自我开，其实现在中国在南海、钓鱼岛等主权问题上也是这样的策略，和为上而已。

李鸿章身处湘系、满清权贵、慈禧太后与清流派之间挣扎，能够为中国做点事情真是太难了啊。如果是一般人处他的这种境遇的话，恐怕早就退役了。以李鸿章之才做一因循之官，享尽荣华，大概是毫不费力的吧。

三、制度改革的方向、力度与速度

清政府若不是外敌入侵的话，大概还会苟延残喘很多年的。但是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允许晚清政府从容改革了。李鸿章在晚年游历外国后，才深刻认识到改革制度的重要性，但历史已经不给他施展拳脚的机会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大都是股份制，官督商办,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家养鸡养鸭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十年前，我们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够搞市场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才逐渐建立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取得经济改革的基本胜利。治国不以一道，只要能有益于中国、有益于社会与人民大众则实行之而已。

没有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也许大清就亡于天平军了，亡于天平天国则中国更落后也。回过头来看，1949年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也未必是大陆人民之福也。因为今天我们也没有听台湾人民整天嚷着苦大仇深，受剥削奴役，要解放军出马去解放他们也。建

国已六十余年了，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确实走了不少弯路，目前无法论证这些弯路哪些是必须走，哪些是不必走。虽然不断的强调改革，但是我们国家的许多制度还远远没有完善，不知道何时能够完善，何时能够让所有人在制度上享受国家的公平正义。中国人民仍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难跋涉，摸着石头，不知道何年何月能过河。河浅时，摸着石头能过河；水深浪急时，希望中国这艘大船，千万莫蹈晚清之覆辙也。

弱者求存，强者求霸。大清朝是亡与自己所训练的新军，而不是被西方列强所灭。在大清朝的动荡中，也产生了一位备受争议的重要的人物——李鸿章。

近代史读书笔记 篇5

读《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之后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学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在其学习与任教期间曾两次来华，第一次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二次则是作为美国的“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在他退休多年后的1986年，《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出版了，此时，《剑桥中国史》各卷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出版。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自1800年以后的185年作了一些概述与分析。书中的观点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作者从极客观的视角审视了中国近代——包括政治方面与社会方面——的变迁与转化。

该书虽然写的是“中国革命”，但是其出发点却不在“虎门销烟”，而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交接，清朝鼎盛进入尾声，同样是欧洲中国风热潮渐渐淡去进而出现批评的1800年。此时的清朝已开始有了衰败的现象，政治日益腐败，而川楚教乱闹得正热，政局动荡不安；而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工作，在广大的土地上游荡，社会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变屡发不止，嘉庆皇帝内除和珅等贪官，又付出了巨大代价镇住了白莲教等民间组织团体的变乱，却还是未能解决弊端，继续重农抑商，进一步加固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而对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

这样的中国，面对从西方世界传来的思想与体制似乎产生了极大的免疫力。英国几次无法打开中国的正统市场，而走私鸦片的数量与其所获的利润却又高得惊人，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而摸不着头脑的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此时也陷在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统治者难以控制局面，平民百姓被压迫到了极点，人人都被禁锢着无法自拔，更谈不上对外来的一切消化或被消化。

反过来看，虽然场面如此不堪，但是当时的中国有着高水平的技术与资源，足以引发一次“属于中国的工业革命”，以使其足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而稳固的生产结构与大量的水陆运输使得中国当时的商业处于一种增长的形势。本书中将此时的中国比作一个人体，“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

但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笔者个人看来，起码它们没有真正地应用到中国并在中国现象化。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的主要问题，即为何中国无法产生工业革命。

关键词：工业革命 封建社会 吏治 科举制度

首先从工业革命开始

何为工业革命？百度百科上给出的注释是这样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通常认为它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而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乾隆皇帝刚平定了天山，设下伊犁将军，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也巩固了中国的大一统，就如同历朝历代一样。乾隆不知道远方的英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他要做的就是巩固眼下的大清朝的统治以及其统治下的中国，而天下一统的观念从来都没有变过，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以及附近大大小小的藩属国来说，天下就是这么大一块地。而中国的文化一直有很强的包容力：当汉人的王朝征服了其他民族的国家或部落，这些国家或部落被要求向汉人的王朝进贡以示忠心，同时汉人给他们汉人的礼物，这些礼物里饱含的汉文化，最终会渗透入其他国家或部落的生活中；而当外来民族征服了中国时，他们也得放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学习汉人的文化，然后用汉人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所以当马嘎尔尼被逼迫叩头下跪时，马嘎尔尼与清朝大臣脑子里转悠的东西也是截然不同的。

回到工业革命来看，若把工业革命称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国就跟工业革命一点也沾不上边了，首先没有资本主义，其次没有工业化。此时的中国小农经济为主体，男耕女织几乎是每个农民家庭的固定模式，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模范。而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几乎就跟生产力画上了等号，一家生上几个孩子，只要保得住，再多都是不为过的。但是乡村土地兼并的严重化，让不少农民无地可耕，倘若向地主租地，沉重的田税又使他们难以翻身。换做是商人们，当时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一再重农抑商，平民中想靠做生意发家简直是天马行空。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社会连个苗头都没有，更不用谈及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欧洲式工业革命”了。

而反观工业方面，早在明崇祯时期就有《天工开物》一书，书中记载了大量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可见中国的技术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可是相对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中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出现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生产的制造工业。其实这些技术早在十八世纪时中国就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了，可是自大的封建统治者们甚至瞥一眼便不愿继续细看了，他们或许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便是治理国家，解决当时混乱的场面。这也可能是膨胀的文化自信感在作怪，让当时的上层人士大多被限制了眼界，看不见远方的天翻地覆。

吏治的腐败

谈及吏治，就不得不涉及到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世家大族垄断仕途官位的局面被打破，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升官发财。可是，这样严格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熏染下，也成了腐败的场所之一。在书中，作者用了“不可避免”来形容科举考试制度对某些人偏袒的现象。而当普通人难以通过正当手段与之抗衡时，舞弊的手法便滋生了出来，这便使得原本先进的体系被搅成了一团。

作者在书中有这么一段陈述：“......即中国旧社会是依身份高低或主从关系而组成的。......结果一个青年，当处于依赖地位时，就被训练成一种附庸角色，一旦处于权威地位则摆出权威角色的样子来。”儒家的五常关系中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这五种关系中除了朋友，在当时的社会下都是上下关系的结构，而在对后代的教育中，这种上下关系被强调，其中的权威观念也被扩大，这让每一个在当时称得上有教养的中国人都种入依附与权威的种子。

“上级的典型作风是独断专行。”作者用这句话形容当时的官场作风，而这样的上级是不需要有体力劳动的，他们的工作重心在做人上，能支配好下级，从而让他的决策能得到坚决执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上级。

反之，下级要做的就是坚决执行上级的决策，从而获得上级的信任，进而能得到更多的奖赏。要取得上级的信任，这就要求下级不能对上级加以批评，以免上级的权威受到损害。

由此看来，腐败似乎原本就已铸进了中国的吏治之中，进而也与各个朝代最后都躲不开吏治腐败的规律暗暗吻合。如此一来，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也似乎被抹杀了，因为上层的人对此无动于衷，下层的人也难以产生自下而上的力量，而平民百姓也没有能力去实现。

不仅如此，腐败的统治必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升官发财”是当时不少人心中的梦想，“升官”与“发财”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可当时统治者的经济来源与现在的中国政府不尽相同，虽然当时税收为清王朝的主要收入，但是税收的内容却以田赋为主，这意味着，光靠领工资，官员想过上物质无欠缺的生活是有难度的。这样一来，对人民的搜刮便成了最快捷的手段，作者在书中便这么描述：“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艰难时期皇帝及其官吏之间，国家与官僚机构之间展开一种争夺，看谁能从人民手中搜刮得多些。”

不过并非每个官僚都需要想方设法地去搜刮民众。和珅便是贪官中再成功不过的典范，光“富可敌国”一点就让他成为中国史上的头号贪官。他手握大权，这时钱路便不是来自于百姓了，而是来自于手下的官僚——品级低的官员想要提拔，或有私事要解决总要借助上级的力量来加大成功率，此时，巴结上级便是少不了的事。如此一来，上品官僚蒙骗皇帝，下品官僚巴结上司，百姓受恶官欺凌，皇帝又缺钱办事，赋税高高在上，最终必然免不了一番变乱。

弊端难以解决，也使得统治者无暇顾及新的思想与技术；体制与体系在这时已经顽固到了巅峰，又无法立刻颠覆重新再来；大量无业流民横行，社会治安难以维持，民众情绪堆积成山。一切都催促着人们解决眼前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急需一个新社会不同，需要新社会的是当时中国土地上广大的农民群体——这也使得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封建制国家，而后来的《资政新篇》也在天国的衰弱后难以得到实行，原本志在必得的农民起义最终惨烈地失败了。

结语

于笔者看来，“中国化的工业革命”是一种及其荒谬的说法，并非想到去做也做不了，而是压根没想过去做——如此多的农民起义，结果都是在建立一个所谓更先进的封建社会；洋务运动虽然影响如此深刻，却依然是属于一个封建王朝的“自救”、“自强”运动；“五四运动”后的实业救国论却否定采取革命手段改变落后生产关系的必要性，而当时只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大量的因素催生了中国当时的局面，这绝非本文能分析到精确之处的。但笔者肯定的是，“中国化的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并非它错过了什么，而是它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近代史纲要第九、十章读书笔记 篇6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1．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

（1）为了生存与安全不得不与苏联结盟（2）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

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3）党刚刚取得政权没有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2．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于同年10月制定了《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等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工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中共八大的召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分析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3．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4．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探索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并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

领导人的赞同。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2．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科学分析

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宋加以解决。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

1．整风运动的形式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

2．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3．反右派运动的全面展开及扩大化

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摸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2877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而在运动中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斗争方式，也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4．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影响

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揭开“大跃进”的序幕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同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2．错误地批判反冒进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工作了检讨。这些做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3．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的发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

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但是，实践的结果证明，由于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4．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的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二）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同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并开始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三）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

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方因饥荒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加上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人。

（四）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1．“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调整初见成效，但困难依然很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来自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2．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基本完成

从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3．“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

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

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1．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

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为此作过多次尝试。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2．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他重用过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随后，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对于鼓动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二）全面内乱的形成

1．全国掀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狂潮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

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运动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在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

2．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同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3．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然而，同年6月到8月，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少奇)火线”，聚集上万人围困中南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公安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此后，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4．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

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派工人宣传队进人学校等。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确凿的事实证明，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5．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1．林彪集团“抢班夺权”阴谋被识破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认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抢先表态，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毛

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对陈伯达实行审查。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铤而走险。他们一面敷衍检讨，一面策划武装政变。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进行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整顿，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2．“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形成

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但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四）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江青等人还利用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之机，达到实现“组阁”的图谋。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随后，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遭到挫败。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五）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最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意见，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3．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受到“四人帮”的蒙蔽，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4．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六）“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它能够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一）错误的性质

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过，“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这样就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干部，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二）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会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

2．党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出现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3．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1．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

2．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

3．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历史一再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中国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尽管经历过严重的曲折，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显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一）较快的发展速度

（二）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三）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美国等国不但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而且实行封锁、遏制政策，阻挠中国统一，并让台湾当局长期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并在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二）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同中国接壤或临近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长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随后又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

20世纪5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积极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1971年10月获得成功。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三）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新中国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同年9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

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这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此后，毛泽东等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3．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

4．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5．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

6．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

7．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极其严重，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支持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公报指

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的拨乱反正，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拨乱反正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在进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认真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是拨乱反正期间社会最关注、情况最复杂、成绩最显著的工作之一。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从而纠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桩最大的冤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贺龙、乌兰夫、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彻底的平反，还为以往遭到诬陷和迫害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29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和纠正。①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许多人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既有利于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针对1977年至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这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经过两年的努力，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80年减少21%，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平衡。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500元，也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38.3%。

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从1978年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反映农民的意愿，决定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鼓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方式。它没有否定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土地集体化的积极成果，而是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在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经济“两个飞跃”的思想。他反复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目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还要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在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基础上，就要逐步实现

第二次飞跃，即“高水平的农业集体化”。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制经济。这种集体制经济同样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巩固，逐步发展成为扎根农村、造福于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农工商联合体和新型农村社区。这些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初步具备了邓小平所说“高水平的集体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

对外政策的调整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到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经过3年多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顺利地实现了。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然而，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对“什么是解放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是旗帜鲜明、始终如一的。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

是最核心的一条。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错误要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这些观点，成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党的领袖人物。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作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表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从1978年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反映农民的意愿，决定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鼓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

尽管如此，农村能不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论。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这次谈话，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有步骤地深入发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方式。它没有否定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土地集体化的积极成果，而是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体制的解体。

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在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经济“两个飞跃”的思想。他反复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目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还要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在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基础上，就要逐步实现第二次飞跃，即“高水平的农业集体化”。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制经济。这种集体制经济同样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巩固，逐步发展成为扎根农村、造福于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农工商联合体和新型农村社区。这些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初步具备了邓小平所说“高水平的集体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这次大会还确定了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发展目标。胡耀邦在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即由1980年的7 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二、改革开放的初步展开

开设经济特区

以中共十二大为标志，中国走上了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新道路，改革开放在全国各条战线逐步展开，初步形成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

开设经济特区，这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创造。这一尝试，首先从地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开始。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提出，在广东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得到国务院的赞同。同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第二书记杨尚昆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得知后表示赞同，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的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此后，经济特区加快发展，深圳特区的发展尤为显著。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回到北京后，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邓小平的建议得到

中共中央的赞同。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又设立海南省，并将全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这样，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逐步形成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为龙头，以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为纽带，带动并辐射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

实践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对外开放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可以通过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从1985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第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经济的产值比重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成分从零起步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

第二，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使政府和企业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1987年同1978年相比，国有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从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了各种税费后的实际留利仍为20%。到1987年，全国有8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第三，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1987年同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划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国家统一调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通过财政筹集的由76.6%下降到31.2%，通过银行筹集的由23.4%上升到68.8%。

通过上述初步的改革，国民经济开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朝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在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农村经济再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乡镇企业是从原先人民公社中的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大多从事农产品的初加工和农机维修等，从业人员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农村改革的迅速发展，乡镇农副产品市场的空前活跃，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然而，乡镇企业在发展之初，招来不少非议。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供销员的某些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针对歧视以至人为解散乡镇企业等情况指出：“现有的社队企业，不但是支持农业生产的经济力量，而且可以为农民的多种经营提供服务，应在体制改革中认真保护”。到这年底，全国社、队两级企业已有134万个，从业人员3 134万人，创造产值1 222亿元，占农村总产值的1/3，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同意报告的提议，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这个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

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 750多万个，从业人员8 805万人，产值达到4 764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破天荒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龙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还带动起一大批小城镇。从1983年到1986年，全国建制的镇增加了7 750个，平均每年增加1 608个，开始改变全国城乡分布的格局。

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又在多次讲话中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政治体制改革要认真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认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遵循统一领导、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显得越发重要。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共十三大前后，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整个国民经济提升到一个新水平。1984年到1988年这5年间，国民经济进入加速度发展的飞跃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7 171亿元增加到14 928.7亿元，财政收入从1 642.86亿元增加到2 357.2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7 44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全国出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1989年政治**的发生与平息

在经济加速度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一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1988年夏季，国家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结果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二是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上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接任。

1989年春夏发生的政治**，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严重曲折。极少数敌对势力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利用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从5月13日起，北京的非法组织在天安门广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绝食。随即，许多大中城市出现大规模游行活动，党政首脑机关受到冲击。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组织者利用政府的克制态度，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煽动拦截参加戒严的军车，最终发展成反革命**。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继发生问题，1989年的政治**，证明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论断：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

平息1989年政治**后，国内外许多人士纷纷猜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就要中断了。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决定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平稳实现了新老交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当时面临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实现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治理整顿；其次是应对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在20世纪90年代初接连发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下去，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下去，国际国内都在拭目以待。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90年4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启动了上海浦东开发的战略举措。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上海，再一次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其国内生产总值在5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治理整顿工作到1991年底基本结束。工业生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农业生产连续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1990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宣布，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实现。

中国最终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面对“制裁”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到1992年，中国已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这篇谈话，在经历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谈话中集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何处去。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谈话的结尾，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作出三项重要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为贯彻十四大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召开7次全体会议，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到1995年，中国提前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在新时期，邓小平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坚持科学地评

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逝世后，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即中国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举世关注。同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明确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共十五大完成了三大使命：一是确立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是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十五大闭幕不久，1998年中国遇到了两大考验和挑战。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0.4%。其次是长江、松花江、嫩江等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2 000多亿元。人民解放军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应对这两大考验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得到发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积极的财政政策初见成效。

就业和再就业，是一大社会系统工程。从1990年到2001年，全国从业人员由6.5亿发展到7.3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1998年到2002年6月，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 600多万人，其中有1 700万人实现再就业。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又一大社会系统工程。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实行“两个确保”、“三条社会保障线”。“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休、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8年到2002年底，全国90%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能按时领取生活费；3 000万左右的离休、退休人员补领和及时领取了养老金8 296亿元；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1.04亿，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额270亿元。

中国政府从1986年7月10日提交要求恢复世界关税贸易总协议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权利与义务共担，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共中央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趋利避害，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 51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3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

千禧之年，世纪之交，举国欢庆。只用了半个世纪，中国就从“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两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一些原先发展看好的国家纷纷陷入经济、政治危机，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抵御风险、驾驭全局、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增强。

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与实施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六大完成了四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第一，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第二，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战略部署；第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第四，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共十六大报告阐明了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头20年的行动纲领。按照邓小平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规划，21世纪的前50年，将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50年中，前20年是关键。中共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新世纪、新阶段、新举措

中共十六大以后，在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货币信贷投放过快，旱缬驮私粽拧Ｖ泄仓醒搿⒐裨杭笆弊鞒黾忧亢旯鄣骺氐木霾吆筒渴穑帕饩鲇跋炀闷轿冉峡旆⒄沟耐怀鑫侍狻＞舷鹿餐Γ旯鄣骺厝〉妹飨猿尚В苊饬司么蟮钠鹇洹Ｖ泄拐绞ち?003年“非典型肺炎”重大疫情，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

为了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2003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随后，又相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创建创新型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思想。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提出新世纪第二个五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指导方针和重大部署，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味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些论述丰富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为

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它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又通过这一带有革命性的社会实践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证明了一个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要把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经济实力快速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连续超额完成了五个五年计划。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7.9%、10.7%、12%、8.3%、9.5%。

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 473亿美元增加到1.65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 2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在此基础上，2005年又取得新进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位继续前移。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顺利实施

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4年底，陆续开工60多个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达8 500多亿元，涉及交通、能源、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加快，东、中部地区在宏观调控中继续推进特色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基础设施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得到加强。2005年，相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同年11月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同年2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这标志着科技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下决心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力度。200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2 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占国内生产总值1.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35亿元。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全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超过95%。高等教育“211工程”和“985工程”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国家决定从2006年起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农村普通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高科技和国防科技以载人宇航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11月20日，“神舟”1号飞船发射成功，揭开了向载人宇宙航行新高峰冲击的序幕。2003年10月15日，“神舟”5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中国成为继俄美之后第三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航天大国。2005年10月12日，又成功发射了“神舟”6号载人飞船。

（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1979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较快。城镇实际增长4.5倍，农村实际增长4.9倍。2005年，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 493元，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 255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9.6%和6.2%。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 365万人。

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64亿人、1.06亿人、1.24亿人和6 845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 378万人；全国共有2 205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

中国人民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近72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87‰以内。

继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元之后，2004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比2003年增长了13.3%。2005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7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2.0%。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迅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82年全面修改了宪法，以后又通过四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 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截至2004年底，有19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领导职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7人。

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开始形成。截至2004年底，全国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64.4万个，全国城市建立符合新型小区建设要求的居民委员会71 375个。

公务员制度初具规模。从1993年10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起，一大批素质好、年纪轻、学历高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200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并从2006年1月起实施。

（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呈现出繁荣景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全国城乡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推进和发展红色旅游，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迅速推进，质量稳步提高。通过各类政府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的设立，在文化思想领域体现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导向要求，涌现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根据这一要求，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注意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在健康成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出现新气象。

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大。1993年至2002年，全社会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8.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的时期。到2004年底，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3%，基本建成了多种媒体分工协作的现代化传播体系和覆盖城乡的文化网络。

文化在促进对外开放、推动对外交往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2004年中国文化节在法国成功举办后，2005年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再度高潮迭起。

（六）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上下，大大高于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8%左右的比例。人口特别少的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这一做法始终得到坚持。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迅速发展。1994年到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2003年，西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 871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75.5%；新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 7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106.6%。

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已有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的国家标准，文字软件已实现Windows系统上的运行和激光照排。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4年底，西藏自治区共有1 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清真寺约2.39万座，教职人员约2.7万人。

（七）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

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点建议。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台独”势力成为全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同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同年4月至5月，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使两岸关系在长期缺乏有效的政党高层互动之后出现新的转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进一步稳固。

（八）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

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两次大规模裁军，共裁减军队员额150万。2003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将保持230万人。在裁军的同时，注重改善官兵编配比例，优化军、兵种结构，致力于全面推进以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主战武器系统建设为主体、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和保障的军队信息化建设。发展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的思想，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实施人才战略工程。200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力争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使人民军队拥有一支懂得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善于对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

依法从严治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先后颁布和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条令》以及新一代作战条令等一大批军事法规，基本上形成了以

条令、条例为主体的军事法规体系。

政治工作制度化。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2003年12月重新修订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坚持把政治工作作为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强调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

（九）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一直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引擎。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7月1日，首部《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2002年到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从6 208亿美元猛增到11 548亿美元，外贸进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31.5%。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增长23.2%。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由2004年末的6 099亿美元增加到8 189亿美元。

出口商品结构继续改善。纺织品、轻工产品出口稳定增长，继续成为外贸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机电产品连续8年稳居出口的“半壁江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迅速。2002年至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679亿美元、1 103亿美元、1 655亿美元，增长幅度分别为46.1%、62.6%、50.2%。

2006年初，中国平均每天进出口总额达到30多亿美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总和。一周的外贸总量就相当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年的总量。

中国外贸发展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2003年中国外贸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34.3%。2000年至2003年，中国进口增长占世界进口总增长的26.4%。

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增长13.3%。2005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数量明显增加。

（十）积极推进国际和平发展合作事业

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努力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

进入21世纪，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提出一系列新的思路和主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主要包括：积极倡导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认真实践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推动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主张形成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

在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已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印度签署了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亚洲振兴的重要动力。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自1996年以来，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2004年，中国同亚洲的贸易额达6 650.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7.6%。

中国努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向亚洲、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优惠关税待遇，并减免了38个亚非发展中国家137.78亿人民币的债务；积极推动建立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论坛，加强新形势下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对话与合作。

中国同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内涵不断充实。中国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的外交成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在前进中解决的，也只有在前进中才能解决。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需要探索新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观察形势，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继续前进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这些重大举措，是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和执政党建设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享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问题上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跨越发展、重点支撑、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