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教育观

胡适教育观（通用8篇）

胡适教育观 篇1

读《胡适论教育》有感

Wzn6835 据统计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九百多万，并且录取率达到70%，也就是说进入大学的有将近七百万，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学生了。在中国，无数人为了考入大学倾尽全家之力，一考再考的人也不在少数。那么，大学生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国家、社会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为什么每个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大学生？我们每个人也希望走进大学？

因为即使是现在这个可以说“大学生多如狗，研究生遍地走”的时代，社会仍然普遍认为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这就是父母为什么要求我们读书的原因。在我们的父辈这一代还有许多人知识水平不高，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踏入更高的学府就读，学历不高，在社会中或多或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大学改变自己的前途和身份地位。即使是大富之家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当作是暴发户，所以千方百计送孩子上名牌大学；普通的家庭则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所以也要求孩子上大学。可以说我们进入大学或多或少地抱着家长对我们的期望，然而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否让父母感到了欣慰？有多少人进入大学后不是专心学习，而是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的，这真可以说是当今大学生的悲哀！这怎么可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怎么能够肩负起建设未来社会的重任？

正是因为大学生被当作社会精英，所以“人家对于你们作为大学毕业生的，总希望会与平常人有所不同，和大多数没有念过大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预料你们言行会有怪异之处。”这是胡适先生在一百年前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说的，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也是有着深刻意义的。

那么“大学男女学生与众不同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多数教育学家都很可能会同意的说，那是一个多少受过训练的脑筋，——一个多少有规律的思想方式——这会使得，也应当使得，受大学教育的人显出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你们四年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一定教过你们独立思考、客观判断、有系统的推理，和根据证据来相信某一件事的习惯。这些就是，也应当是，标示一个人是大学生的标志。”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懂得独立思考，能够根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而不是人云亦云。古语有云：谣言止于智者。应当说大学生即使不是一个智者也可算作半个，但是，如今社会上的不实言论有多少是我们所传播的，甚至直接是由我们捏造的。我们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将其夸大成狂风暴雨，弄得全世界沸沸扬扬，这难道应该是一个大学生的所为吗？昔日大学生前辈们以爱国为口号，掀起五四运动，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和精神觉醒，今天的我们却以谣言来败坏社会风气。这岂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风采！我们应当做的是“成为更好的公民，更聪明的选民，更有智识的报纸读者，成为对于目前国家大事或国际大事一个更为胜任的评论者。”而不是谣言的创造和传播者。

既然进入大学是为了培养独立思考、客观判断的能力，那么如何培养这样的习惯呢？ 第一，我们要学会自找问题。胡适先生说大学生“那应当有一个或者两个或更多足以引起兴趣和好奇心的疑难问题，借以激起他们注意、研究、探讨，或实验的心思。”“这种自找问题和解决问题方式最重要的用处，是在于用来训练我们的能力，磨练我们的智慧。”

第二，我们要学会读书。胡适先生说：“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就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活得思想材料的来源。”如何读书？读书时应该做到“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清楚，不要走马观花；口到是看到好的文章要朗读熟读，甚至于背下来；心到是要搞懂每一个字、词、句的意思，遇到不懂就使用工具书查询，不可不求甚解；手到是摘录自己觉得重要的句子，写下自己的感受。

第三，我们要学会自修。“灌进去的知识学问，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可靠的学问都是以自修得来，自修的能力，是求学问的唯一条件。不养成自修的能力，决不可能求学问。”而要想学会自修，必然要具备以下两种修养“一工具的求得„„第一种工具是语言文字„„第二种工具是科学的基本知识„„”“二良好习惯的养成。良好习惯的养成，即普遍所谓的人品教育，品性人格的陶冶„„，‘勤谨和缓’„„。勤，就是不偷懒，不走捷径，要切切实实，辛辛苦苦的去作。„„谨，就是谨慎，不粗心，不苟且。„„和，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武断。„„缓，这个字很重要。缓的意思不要忙，不轻易下一个结论。„„”语言文字和科学的基本知识是我们在小学和中学学习的，在大学更重要的是陶冶品性人格，养成良好的习惯。

此外，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的作用也是必不可缺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应当给学生以自由学习的环境，发掘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而不是像小学一样，安排得一板一眼。大学应该要多一些选修课，让学生自由地选择。

对于社会来说，要提供给学生安心读书的环境。学生运动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可以上溯到东汉的太学生请愿，翦伯赞写道:“知识青年，往往出现为革命的先锋，这在中国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的，便是东汉末的太学生。”，作为学生首先的应该是学习，但是青年学生更有一颗爱国之心，有一腔报国热血。社会及政府不应该怪我们冲动，而应该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有什么没做。“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学生运动的产生，是不应用强力镇压的，而应该改革社会制度，使社会实现公平。

大学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看是漫长岂是很短，很快我们即将踏上工作岗位，那么作为一名准教师，应该知道教师的素质要求，好衡量一下自己是否达到，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弥补不足。

“师范，就是教师的模范，他们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理想：人格方面；是要爱自由和爱独立，比生命还重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把自由独立看作最重要的，这样的人格才算圆满；另一方面是知识，就是要爱真理，寻真理，为真理牺牲一切，为真理受苦，爱真理甚于自己的生命。”这是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如果一个老师不爱真理，因强权而传授歪理邪说，那么学生怎么还有未来？国家怎么会由有未来？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老师怎么可以顽固不化？那只能培养出一堆书呆子、老八股。老师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学生，因此必然要有自由独立、热爱真理的理想和信念，才能培养出具有创造力的学生。

教师的教育并不是仅仅只停留在学校，不能认为学生一毕业就不关自己的事，而应该是学生在离开学校之后仍然保持继续学习的欲望。要知道学生在离开学校以后，最普遍也最容易的就是“溜回到怠惰和懒散方式的思考和信仰”，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十几年的教育不就毁于一旦了吗？因此教师应当使得学生在离开学校后仍然继续学习思考，简而言之，就是要让学生们有一个或者多个足以思考一生的问题。问题从何而来？这就需要老师们指导学生去寻找。

五四以来，大学生喊出了“新生活”的口号，“新生活”是什么？胡适先生回答“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我们今天做到了吗？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梦，不必太在意，但是我却认为“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吗？”

胡适教育观 篇2

1. 胡适对高校“扩招”的看法。

胡适在学校教育方面强调“质”与“量”并重, 反对高校盲目扩大教育规模。他认为扩大教育规模不宜从高校起, 高校不宜追求“大而全”。胡适认为看似“量的发达”的进步是没有基础的, 而教育的基础却是很重要的, 即“使各个学龄儿童都得受义务的小学教育, 使人人都感觉小学教育是‘人’必需的东西”。胡适认为“高等教育之所以还办不好, 原因在于教育基础太狭小, 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 根本方法只有全力扩大下层的基础, 就是要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受教育的人多了, 单有文凭的资格就不够用了, 多数人自然会要气真正的知识和技能了”。

2. 胡适的家庭教育思想。

胡适十分重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 他认为“一个人小的时候, 最是要紧, 将来成就大圣大贤英雄豪杰, 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 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胡适的家庭教育着眼于子女前期的学习与生活, 更注重于子女终身的事业与做人, 不仅包涵丰富而且系统完整。其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子女自立成人, 宗旨是让子女成为自立的人。胡适在家庭教育中主张一种激发子女自我教育的教育模式, 即孩子形成一种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实现、自我评价的活动。父母应该培养子女有自己的立场, 让他们自主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决定。这些思想都对我国现代家庭教育有很多启示, 现代家庭中打多是独生子女, 使得家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太过溺爱, 全部代劳;另一种是以过来人的经验, 要求子女听从他们的安排。这两种都会造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建立起他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和意识, 更不能充分发展他们自己的个性和天赋。

二、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

胡适把教育视为培养人的百年大计, 主张教育的正常发展需要有独立的经费来源作支撑, 有科学民主的行政管理作保障和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作灵魂。

1. 教育经费独立的观点。

胡适主张学校教育应该有独立的经费来源, 主要是基于当时教育经费短缺而提出的主张, 虽然在当时看来是无法实现的不明智之举, 但是他的观点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首先是主张有钱人捐资助学, 仿效美国一些大学靠私人捐助来支撑学校发展;二是提请政府对教育经费拨款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不得拖欠截留。

2. 教育应有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之风。

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可谓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的真正意义所在, 学校教育要有“高价值的创造”。胡适反对把教育看作政治、经济的附庸。教育的独立并不是指教育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 相反教育独立还应该在这些因素的保护和引导下有自己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一方面希望教育在社会环境中有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地位, 另一方面希望在教育领域内营造一种独立、自由、民主的学术研究气氛。胡适赞赏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书院有一种“唯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学校本该是学术研究的一块“圣地”, “大学必须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 研究是一个大学的灵魂, 大学不是仅仅教书的地方, 学生也不是仅仅只听从老师的教授, 学校提供了自由独立的学习研究之风, 学生才能成为有创造研究的人才。

三、胡适的高等教育观和职业教育观

1. 高等教育观。

在胡适的高等教育思想中, 有许多观点和理论都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借鉴的意义。高等教育是创造新学术的园地, 而学术也是国家无形的财富。胡适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 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 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科学研究的, 才是真正的大学”。在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孰轻孰重的问题上, 胡适也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 当首先抓高等教育, 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直接为国家输送高等专门人才, 只有造就了大批这样的人才, 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抓高等教育, 则是抓到了问题的根本, 否则便是舍本逐末。我国近几年特别注重增多基层特岗教师数量, 这给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了大量的人力, 但是重视量的同时更应该注视教师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 抓中小学教育, 首先必须要有懂得中小学教育的专门人才, 通过专门的教育工作者来从事教育工作, 这样才能从最基础发展和提高中国的教育事业。

2. 职业教育观。

胡适在他的职业教育观中虽然没有形成具体完整的体系, 但是对我国现阶段的教育体制仍具有现实意义。他提出了职业教育要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和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要与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等等, 都是我国现行职业教育体制实施的内容, 这种教育制度有利于社会和市场拥有大量的技术型人才, 也使得青年就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胡适特别重视青年职业选择要注重个人兴趣, 学生的职业选择有两个标准, 即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比, 个人需要更重要。个人需要主要是个人的兴趣和性情, “性之所近, 力之所能”, 只有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 才能易于获得成功。结合我国当前的择专业择职业的现实情况, 大多数教育机构和学生自身都倾向于社会的需要, 什么热门就学什么, 什么收入多就找什么工作, 而是否是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否适合自己却没有考虑。儿童和青年的发展阶段, 已经有了兴趣和潜能的显现, 家长和社会应该迎合他们的自身特点, 发挥他们的才智和潜能, 才会形成百花齐放的学科和职业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面临着各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教育更是担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建设人才的重任, 所以我们要承接前人打下的根基, 结合当下实际继续夯实教育思想, 为百年大计的教育发展而努力。

摘要：胡适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 更给予当时和后来的学者很多启发。特别是在教育思想方面, 胡适身体力行“完全”教育体制, 强调“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坚持教育独立思想等等。本文结合胡适教育思想的一部分内容, 希望能给予当代我国教育一些启示。

关键词：胡适,家庭教育,教育独立,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参考文献

[1]胡适.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A].胡适论学近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2]胡适.论家庭教育[A].胡适学术文集?教育[M].中华书局, 1988.

[3]胡适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4]白吉庵, 刘燕云.胡适教育论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5]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篇3

胡适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首倡白话文,大力推进国语改革,这些都广为人知。实际上,胡适先生在文学教育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升了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准确定位了文学教育的目标,对于文学教育的途径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是我们现在从事文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资源。然而到目前为止,未见有人对胡适的文学教育观进行探讨。笔者试图在此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从而为我国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文学教育的地位:语文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看来,文学教育是中小学语文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乃理所当然,但中国教育从隋唐起到民国初期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很难有文学教育的地位。吕叔湘就曾指出文学教育“自从唐宋以经术取士,至明清衍为八股,完全成为文字游戏,与文艺相去太远了。”①清末明初,近代中小学语文单独设科,语文教育依然缺乏文学教育的内容。文学教育重新回到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与胡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2年,胡适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首先提出“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②,将文学教育的目标纳入到中小学语文教育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学国文的教授》原是一次大会上的演讲词,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借助胡适和《新青年》在知识界的知名度,该文的观点受到普遍重视并引起了广泛讨论,对提升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有着先导作用。

对提升文学教育地位起关键作用的是一系列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而胡适是这一系列语文课程标准颁布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不但直接组织、协调课程改革方案,还直接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包括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二)中国文学史引论》以及1929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前两者被作为语文课程标准直接颁布。1929年颁布的课程标准与他起草的草案相比,只是被强行地加上了一些党政的内容,并加大了古文的比重,其它基本保持不变。1923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课程目标第三条“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③,1923年颁布的《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二)中国文学史引论》课程目标第三条“引起学生研究文学的趣味”④,1929年正式颁布的课程标准中有“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⑤。而且,1929年语文课程标准是国民政府此后修订所有语文课程标准的蓝本。在这些课程标准中,文学教育都被列入语文课程标准中,使得文学教育被以国家教育政策的形式加以推广和实施,加强和巩固了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地位。

二、文学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

文学教育的教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学知识教学,包括了文学理论知识教学和文学史知识教学;二是文学创作教学,包括了文学写作心智训练和文学写作技巧训练;三是文学欣赏教学。在文学教学中,这三者的关系并不容易处理,往往因文学教育理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教学倾向。胡适在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文教育应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引起学生研究文学的趣味”,“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明确突出了文学欣赏的中心地位。同时,胡适削减了纯文学知识的教学,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提出中学国文课程中应删去原有的“文学史”课程:“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李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⑥“文学史”课程以文学知识传授为主,删除文学史课程直接降低了文学知识在文学教育中的地位。对于文学创作,胡适并非如梁启超所指责的那样要把学生都培养成文学家,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中学生多种写作方式中的一种,他把中学作文分为翻译、读书笔记、游览参观记载、专题研究、文学作品等。在写作中胡适认为关键是养成不同的习惯要求,如读书的笔记应“注重养成怀疑,不苟且、不潦草的习惯”;“一切作文的训练,切忌‘大题小做,务必养成‘小题大做的习惯”等等⑦。并没有对文学创作的技巧等方面有明确的教学要求。可见,胡适主张中小学文学教育以文学欣赏为主,以文学创作和文学知识为辅,符合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实际需求,较好地处理了三者间的关系。

胡适主张文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能力,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从更深层次而言,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教育,主要源于胡适对文学启蒙价值的认识和对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追求,他意识到“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⑧。他想借助文学这股影响人心的强大力量,把人从蒙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他掀起文学革命,致力于创作新文学,构建新文学体系,试图将为人生为自由为独立而创作的新文学,扎根于新一代国民的心底,然后再使他们萌生出自由、民主、独立的坚定信念,成为拯救中国的“不亡之因”。这是可行的策略,正如卡西尔所说,“艺术是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是人类心智解放的过程。”⑨文学是作者主体生命的再现,这一内在属性天然地决定了它可以净化和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可以把学生从外部世界挤向内心,赶进内心,让人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人格健全的生命个体。当时中国正处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文化救国,教育救国,为拯救中国造就一批独立自主的新生力量已经成了时代的迫切需求。当文学教育自有的启蒙价值和时代的救国诉求紧密地相结合时,就更加凸显了通过文学教育培养新国民的时代使命和价值。

三、文学教育的途径:扩大文学作品的选材范围

文学教育要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要实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目标,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只是先声,要想真正落实,胡适认为扩大文学作品的选材范围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由于中国文学教育的长期缺失,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没有进入教学领域,胡适尖锐地指出两千多年来学生学习古文,但古文的读本就限于那么屈指可数的几本,可谓中国之一大奇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自宋以来,直到最近世,竟无大改动,此亦是一件教育史实。”⑩胡适的批判是到位的,单调的读本只能培养出呆滞的学生,远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要求。胡适提出“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11}他认为近代的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林琴南、朱树人、蔡孑民、吴稚晖的作品也可列入选材的范围,还认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他批判了中国文人长期以来对新文体的轻视,认为中小学文学教育应该打破文体的局限。因为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体,在那一个时代里它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但时过境迁,这一文体就有了自身无法改变的不足,于是又有了新的更适合表情达意的文体产生。所以选材就应该选择可以代表时代的文体。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教材的选择范围,其中以小说体裁的入选为最突出的代表。因为小说一向是最被轻视的一种文体,用胡适的话说,“从前的人,把词看作‘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小说,更受轻视了。”{12}小说能进入学生的阅读视野,这意味着各种文学体裁都进入了选择的范畴,大大扩大了文学教材的选择范围。

在胡适设计的文学教材中还充分吸收了现代文学的新成就,鲁迅、冰心、林语堂、周作人等作家的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学作品都被选入,《现代日本小说选》、《域外小说集》等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也进入了教材,还列了文学刊物如《新月》等,增添了文学教材的时代气息,开阔了师生文学的视野。此外,胡适还极力主张多编一些读本、参考书之类,以便学生更广泛地接触文学,获取文学。

除了扩大文学教材的选择范围,胡适还对教员的文学修养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我很希望诸位,各自养成文学的兴趣,具有文学的精神;最好,多做文学的作品,都成个文学家。要不然,至少也要能够赏识自然的美,文学的美,然后当国语教员,方得游刃有余。”{13}教员自身的文学修养直接影响着学生对文学欣赏力的培养。若教员自身缺乏欣赏文学的能力,只能将文学作品作为经书来读,只能采用传统的注疏式阅读方式,这非但不可以开启学生的心智,引领学生走出蒙蔽状态,反而会严重束缚学生的心灵,他指出“治诗者,不归于传、笺、注、疏,则归于朱传集注二代之说。束缚人心,专制之威,烈于桀纣。” “《诗》三百篇为汉儒穿凿傅会,支离万状,真趣都失。”{14}可谓精到之言,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是引导学生把这些书当成文学作品来读,才能从中获得文学的真趣味。

四、文学教育的潜在功能:推进国语的形成和传播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国语运动推动新文学的产生,新文学的出现也促进国语运动的开展。如胡适所说“我们所提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15}通过文学的形式来推动国语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可以增加人们对学习国语的趣味性,“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16}小说,诗文,戏本较之国语字典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以更活泼、更生动、更有趣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在阅读享受文学的同时也学习了语言。另一方面,国语也因文学而有了自己写定的文字形式。胡适曾说过“白话语录的大功用有两层:一是使白话成为写定的文字,一是写定时把从前种种写不出来的字都渐渐的有了公认的假借字了。”{17}文学对固定和传播文字书写形式的功能就更显著,胡适进一步说“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小说的发达史便是国语的成立史,小说的传播史便是国语的传播史,这六百年的白话小说便是国语文学的大本营。便是无数的‘无师自通的国语实习所。”{18}可见文学教育对国语的形成、发展与传播有很大的功效。以文学教育的方式传播国语,在语言的转型期有着特定的历史价值,它有效地促成了现代汉语的形成与发展。当国语逐渐形成与稳定之后,文学教育也有助于促进学生对国语的认同感。但是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文学教育事实上是一种精神教育,是对人进行精神和文化熏陶的教育。若中小学的文学教育过分强调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载体而存在,它内在的生命力就容易被忽略,容易失去文学教育的内在价值,张志公先生主张文学课和语文课应该分开上,胡乔木先生认为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不能混在一起,其实都在强调文学教育的内在精神性。

综而观之,胡适的文学教育观涉及到文学教育的地位、目标、途径、功能等多个方面,且每个方面的观点都有着一定的独特性和前瞻性。然而,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胡适的文学教育观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如过分强调文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以致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文学教育的真正内涵容易遭受忽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一代教育大家的钦佩和对其思想精华的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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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②⑥⑦{10}{13}{14}{17}{18}《胡适全集》第1卷,第1卷,第31卷,第24卷,第20卷,第12卷,第12卷,第1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3、439、631、430、2、51、200页。

③④⑤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275页、286页。

⑧{11}{12}{15}{16}《胡适文集》第1卷,第3卷,第3卷,第2卷,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03、609、45、45页。

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7页。

毕业赠言胡适版 篇4

往日，您在我的心田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今天，才有我在科研中结出的硕果――老师，这是您的丰收!

您谆谆的教诲，化作我脑中的智慧，胸中的热血，行为的规范……我感谢您，感谢您对我的精心培育。

相信这个暑假里一定过得很愉快吧!9月1日可是我们正式上学的时间，千万不会忘记喽!新学期努力学习吧!

老师，我们诚挚的祝福，就像老树上的翠绿，浓浓密密，知其可贵——我感念着您带我们走过的分分秒秒!

春雨，染绿了世界，而自己却无声地消失在泥土之中。老师，您就是滋润我们心田的春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谈胡适--书生意气 篇5

看完凤凰大视野的纪录片《五四人物志之胡适》，对于胡适这一文人志士，我有一些看法。作为一名大学生，之前提到胡适，我普遍只是从以往的有限的历史课上了解到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对其可谓是只有一丝印象。而今通过了纪录片的讲述，我进一步地了解了这位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谈到胡适，不得不提的是其的学术方面的成就。

作为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的官费生，胡适早年赴美留学，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洗礼，他最早用现代西方思想重新整理中国国故，呼吁再造文明。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给后世人敞开了研究的门阀，是一位当代不可多得的学者。虽然胡适在文学创作中少有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甚至后来其思想上的后退和政治的“反动”导致其声望极具下滑，但是我认为，抛开政治理念的不同，胡适理应得到人们的敬重，他给中国文学的发展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胡适在在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的治学方面均有所建树。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是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但是这两部著作作为那一个时代的经典，奠定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基础。《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一种西方的传统学术来重新规划中国的传统学术的，在某种程度上讲存在不合理性，但是胡适良好的美国学术教育和当时美国文化比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促成了“开风气之先”的胡适采用美国的实用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学科。当时古

代的伦理思维是不足以建立起合理的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相比之下，西方哲学的先进性，可以担当起引导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何乐而不为？而《白话文学史》开创性的揭露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质，体现了旧社会的新文化的先进性。当然，其中过于否定文言文的价值和作用，用白话文剔除文言文的主张有矫枉过正的情况，确实存在不合理。但是其对白话文的宣扬，在较为高深的文言文面前存在优越性，白话文更适合作为中国人表达思想和交流的工具，很大程度上的激发了更多青年志士参与文学改革„„此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在看待胡适的治学时，不能只看到他的著作带来的效应，更应该看到他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于学术研究的热忱，而这恰恰是当代学生和学者所欠缺的。当代学生学习缺乏直觉性和热情，注重学习成绩而马虎对待学业专研，而当代学者缺乏研究学术的热情，研究往往带着名利因素，满天飞的也就只有涉及抄袭的文章„„

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学改良理论上虽然很难说得上周全，但其开宗明义，提倡使用白话文而引起一番文学改良的思潮；《尝试集》作为中国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是对新体诗的一次伟大的尝试，虽然与现代的诗歌比较起来相形见绌，但是其开风气之先,一空依傍,试作新诗,虽然新诗不大成熟，但在当代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有志青年的积极响应，为文学革命开了个好头；而外，胡适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流派“问题小说”，探问人生的终极，关顾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生存真谛，在中国民众精神萎靡的年代里，激发了大批青年的觉醒；试问，如果没有胡适在内文学先驱的文学奠

基，何谓有白话文如此繁华的发展，或许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之乎者也”„„

另外，胡适的学术思想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胡适倡导“多研究问题”，提出怀疑主义，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是的，与其偏向纸上谈兵的学说，倒不如去实践，考察中国社会真正的需求。谈学说、主张如何的优越、新奇，但始终只是抽象的想法，而多研究问题，研究问题是如何解决才是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例如，像中国现阶段出现的“双汇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等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只是针对问题带来的灾害不断地谴责和批判，却没有重点的提出解决杜绝问题出现的方法，以至于食品问题一次次的被揭露出来，却不能从根本上避免问题的再次出现。仅仅对于问题的评价是不可能解决了问题的，唯有在问题的出现之时，研究问题，多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付出实践，才能不断减少类似问题的出现。

而外，当今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渐渐丢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从不敢提出问题，再到不会提出问题，纵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又有何用呢？丢失了提出问题、大胆假设的能力，青年一代是无法接过老一辈的旗帜，学术的研究发展很难达到应有的高度。即便是有些人能够提出问题，也作出了假设，但却把问题放在那边，不去解决问题，也是无法带动学术的发展。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然后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方法的效果，分析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捡定最佳的方案，作出实践，才能真正合理的实践结合思想解决问题。

无论胡适的学术是否存在争议，其为人方面从来都是人们一致的赞扬称道的地方。

论其与师长，胡适毕生敬爱他的导师杜威；论其与朋友，赵元任、徐志摩等人与胡适友情深厚，而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均能和他有很好的关系，时人更常以“我的朋友胡适之”称呼他，可见其人格的魅力之大；论其与后辈，胡适热心帮助有志求学的青年，后辈均对其敬重有加；而论其与家人相处，虽其婚姻是“指腹为婚”，但是胡适对于他的妻子一直不离不弃，在当时有着先进思想的胡适对于“小脚”的妻子的包容难能可贵。而胡适与胡母的真情汇集的家庭更是和谐家庭的阐释。胡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的理念和做人原则堪称先进，胡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了胡适的一生，其人格魅力使胡适成为了一个大度、大气、大智的一代名人，而胡适对于母亲的真情和对母亲一些旧思想的包容，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倘若每个家庭都能想胡适一家那样“爱而有度，严而有格”，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家庭了„„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人：敢于打破落后的世俗观念，大力倡导新文学，一生始终如一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包容”和淡然的处世之道，通晓人情世故，淡然之中不失原则和坚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却是近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终身诠释着高尚道德情操的代表人物。刚毅的性格、“容忍”的处世态度、对人情的通达、严谨的学术态度，在胡适身上阐释得淋漓尽致，如此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当代学生去学习和推崇。

i 参考资料

1.凤凰大视野《五四青年志之胡适》

2.百度百科“胡适”、“ 白话文学史”、“ 中国哲学史大纲”

3.凤凰资讯 评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名言 篇6

2、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3、人生观可是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同人类的态度。

4、都是平常感情，都是平常言语。偶尔碰见个诗人，变化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5、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6、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

7、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8、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9、少说点空话，多做点实事。

10、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11、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12、偶有几茎白发，心境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3、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14、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

15、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16、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下山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17、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我不能做你的诗，正如你不能做我的梦。

18、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19、学生运动已发生了，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它压下去的。

20、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21、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可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22、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

23、花瓣儿纷纷的落了，劳伊亲手拾存，当一封无言的书信，寄给伊心上的人。

24、保险的意义，只是今日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日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25、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26、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7、把自我铸造成器，方才能够期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我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28、此刻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我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29、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30、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31、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西安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32、你们不要总在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你的，你们先要争独立，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然是奴隶。

33、你们不要总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你的，你们先要争独立，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你要把你身上蒙蔽你的概念和成见，要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去露出里面他里头很鲜嫩很清的那个劲。

34、要知处世似临阵，终想做人如作诗。

35、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36、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37、有个小姑娘，即使很少联系，却总是时常惦念;白天奔波于世俗的社会，每一天做着不爱的事情，晚上，找回属于她自我的宁静;柔弱又敏感的外表，充实而强大的内心;总是需要人来呵护，却找不到几个知音;只能作个旁观者，远远地看着，期望她越走越好。

38、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39、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40、简单说来，拜金主义仅有三个信条：第一，要自我能挣饭吃。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

41、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

42、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偏偏月进窗来，害我相思一夜。

43、救出自我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我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44、不降志，不屈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45、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46、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47、你要看一个国家的礼貌，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48、对事要于无疑处存，对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49、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50、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我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51、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52、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样收获，怎样栽。

53、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我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就是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靠门户，不依靠别人，这才是独立的精神。

5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55、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56、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

57、树本无心结子，我亦无恩于你。

思想先行者——胡适 篇7

他原名洪骍、嗣糜, 字希强、适之。1891年生于上海, 原籍徽州府绩溪县上庄村。1910年留学美国, 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 后转入哲学专业。1915年, 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从师于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1918年, 回到北京。1962年, 在台北逝世。

如果说胡适是沉闷中国的启蒙导师, 这话并不为过。胡适不是一个革命主义者, 但却是一位十足的启蒙主义者。无论从他的行为看, 从他的言论看, 都很积极地表现了他在中国启蒙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由于白话文一直处在劣势位置, 在认识到其重要性后, 就有必要进行变革。胡适提出用白话文代替古文, 用活的语言工具代替死的语言工具的革命, 是正确且符合时代需求的, 白话文只有争得合法地位, 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字才能更好的发展。如胡适说:“文学者, 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 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1917年, 他虽身在美国, 但受到国内陈独秀的影响, 在中国《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篇文章被作为公认的“文学革命”第一份宣言书, 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不可否认, 文言文作为古老中国传统的语言曾经创造了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 而且对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文学形式的开创, 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但由于其固有形式, 禁锢人们的思维, 所以用白话文这种“活文学”, 更易于人们方便的表达思想。文学革命的意义, 实际已经超出其自身的范围, 白话文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工具与利器。胡适是提出用白话文代替古文的第一人, 自然功不可没。而且与白话文相联系, 胡适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开始关注民间小说, 如《红楼梦》、《水浒传》等, 恢复其应该有的正统地位, 并结合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对其进行了考据, 开创了“新考据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抨击传统伦理道德, 宣扬个性解放等观点, 与杜威宣扬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观念相呼应, 尤其是实用主义强调行动、效果, 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迫切而强烈的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很合拍, 所以实用主义在中国盛行起来。从1915年, 他师从约翰·杜威学习, 并接受实用主义哲学开始, 胡适找到了指引他自己一生的思维方法。

胡适在中国宣传和实践的实用主义, 是在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耳濡目染, 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省性的思考。在胡适的治学生涯里面, 他虚心接纳西方“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是把杜威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并有所发挥, 他更重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和科学精神。在《从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 他写道:“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 即:强调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提倡求实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这一态度主要被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 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 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通过一系列的提问, 许多原来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可怀疑的东西, 成为可以研究的问题, 进而进行合理的改革。这一精神对于当时深受几千年思想禁锢的中国人来说, 如同平静的一潭死水边突然投一块大石头下去, 在湖面打出几个大涟漪。中国人深深感受到自己原来一直被僵化的传统、毫无生机的制度和腐朽的观念所束缚着。或许是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了, 它使人们对这些现象都已经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像女子裹脚的痛苦, 多少人曾见识过, 可又有多少对此提出过质疑。胡适的这一“评判的态度”, 对人们思想的解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使人们开始去怀疑一切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 转化原有的思维方式, 开始学着一点点的不再去盲从权威, 养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他主张“重新判定一切价值”, 并不是在于消灭传统文化, 而是要给传统文化指出一条出路,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要在中国进行一次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 这个“文艺复兴”目的在于通过输入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的方法对固有文明进行重建。

不仅在文学上、哲学上, 胡适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 而且他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一生坚持不变。其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他留美时期。主要内容包括自由、民主、容忍和和平渐进的改革四个方面, 而其核心集中体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注重对社会制度的批判, 胡适也不例外。他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在于权力过大以至于磨灭了人的个性。在胡适看来, 要发展个性, 有两个条件, “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 负责任。”笔者认为第二点至关重要, 当一个人不对他人、对社会或对自己负责时, 那么他就会对一切事物都变得漠然, 不要说追求个性, 恐怕给他一个刺激, 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反应。虽然胡适在追求个性上有些过于自由化, 认为国家法律、宗教等都束缚了个性的解放, 但在某些方面却道出了社会的真相。他一生坚持个人主义, 并努力用个人主义来批判、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 建立彻底开放的新文化, 而且刻意用个人主义培养知识青年, 构成社会的精英阶层,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国家。可以这样说, 胡适一生中最具有影响力, 最具有思想光彩的思想言论大多都源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

一切先进思想都是对多数人认识的超越, 改革的开始往往是对多数人的观点的否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胡适激烈的批评“服从多数的迷信”, 提出要尊重少数人的观点。就如胡适自己所说的那样, 少数人往往在自己生活的年代是不幸的, 但等到几十年或几百年后, 人们就会刮起一阵风, 争相去崇拜当时那位被看不起的人来。胡适一生都在为宣传和实践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 努力着。虽然他生活的年代, 对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 是完全敌对的。因此, 胡适的奋斗充满了孤独, 悲怆的色彩。他无畏的前进, 虽然其中包含太多的不合适宜, 甚至是错误的观点, 但他却保持了内心纯洁的“信仰”, 用一生实践着自己的主义。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者, 胡适既是时代的产儿, 就不可能摆脱时代局限给他命运的规定, 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出发, 胡适及其执着追求的自由主义思想受挫是必然的, 但这只能说明先驱者身上的负担多么沉重, 说明中国多么需要自由意识的不断启蒙。的确, 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 还是时代的牺牲品, 他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然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并且越发出绚丽的光芒。

读过一些有关胡适传记和评传的书, 让我重新认识了胡适。他是一个独立的且有个性的人。他从不随波逐流, 而是用亲身实践守护着自己的理想。虽然80年代的许多评论都因为他的改良主义而对他持反对态度, 他自身个性确实有时也过于偏激, 但其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和实用主义思想都对中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在当年台北胡适的追悼会上, 有这样一幅挽联, 我想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生为学术, 死为学术, 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至今国士已无双。”

摘要：胡适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本文主要通过略述他的文学革命思想, 实用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 以及这些思想对现代中国产生的重大、深远的作用, 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位集褒贬之名于一身的思想先驱。

关键词：胡适,文学革命,实用主义,自由主义

参考文献

[1]、章清选编:《胡适文集》, 中华书局, 2001年版

[2]、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三联出版社, 2005年版

[3]、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4]、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社会思潮》,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胡适教育观 篇8

[关键词]胡适；许地山；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经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026—05

一前言

胡适(1891—1962)在1935年元月因接受香港大学颁赠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便作了生平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待了五天，在广州住了两天半，在广西玩了十四天。他回去之后。便陆陆续续地将这次游览经过写了出来，从是年二月完成《香港》一节、三月初写就《广州》一节、四月初前写成《广西山水》一节，一直到八月十二日才最终将《广西的印象》一节脱稿。虽然胡适在这篇游记的序言中调侃自己：“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说话，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机会太少了。”因而前后二十多天之中，他竞没有工夫记日记，再加上回家后又两次患流行性感冒，“前后在床上睡了十天”，所以难免追忆起来印象模糊。言下之意，似乎为自己这篇游记写得不够翔实周到而感到颇为遗憾。但若细读全文，仍可发现胡适这篇游记还是记载了许多丰富的考察游览内容，尤其在香港和广州的部分并非只是单纯的旅游，还同时涉及了不少与学术、教育及社会文化活动有关的现象，如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与广东执政当局所强力推动的读经运动等，而他的香港之行更事关整个香港高等教育中之中文教学改革的问题。胡适对香港大学中文教育之观察及所怀抱之改革理想，透过了他所举荐的实践者一一许地山(1893—1941)——之具体作为，对香港的当代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胡从经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角度，将胡适和许地山的南来香港分别视为新文化思潮影响及于香港的第二波及第三波，第一波则是鲁迅(1881—1936)于1927年莅港演讲及稍后发表一系列关于香港新文化发展的文章对香港文化界所造成的回响。而胡适与许地山对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的改革理想当然亦是属于新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民国时期大学中之经学教育的角度来讲，胡适和许地山对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亦对该校的经学课程带了极大的变革，对这样变革的来龙去脉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涵之探讨，无论是对香港三十年代以降的中文教育还是对经学在现代大学中之地位及命运，应该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

二胡适与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的改革

胡适于1935年元旦上午从上海搭船南下，1月4日早晨抵达香港，住在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William Hornell)家里。而他在香港五天的行程则由香港大学文学院长佛斯脱先生(Dr.L.Forster)代为排定，每天上午留给胡适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胡适很满意这样的安排，让他很从容自在的玩了不少地方。

在游玩过程当中，他也对香港大学做了一番深入观察，他认为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与工科，而文科则“比较最弱”。胡适甚至认为香港大学的文科教育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他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

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

他感叹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变动，但港大却还完全在那个变动大潮流之外!

胡适所指的“旧式科第文人”就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创系主任赖际熙(1865—1937)，以及区大典(1877—1937)、温肃(1879—1939)与朱汝珍(1870—1940)等人。赖际熙为广东增城人，以增生入广雅书院，光绪十五年(1899)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民国肇建后，侨居香港。区大典为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科举孝廉，光绪二十九年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亦移居香港。温肃为广东顺德人，亦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翰林，散馆授编修，官至副都御史。朱汝珍则为广东清远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派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回国后担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至于他们与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的关系，据长期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单周尧教授描述：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创始于1927年，初名中文系。……中文系成立之初，赖际熙、区大典二太史任专席讲师，仿照广雅书院学制，所授者经史、文词为主。

但赖际熙与区大典这两位前清翰林与港大的渊源并非始于1927年中文系创设之时，事实上早在1913年二人便同时受聘于刚成立的香港大学文学院，分别讲授经学与史学课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许振兴教授对当时的课程设施有相当清楚的说明：

当时大学的四年学制被区分为中期课程(Intermediate Course)与终期课程(Final Course)两阶段。学生修习中期课程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学年。采汉语授课的“传统汉文(Clas-sieal Chinese)”课程由“史学(History)”与“文学(Literature)”两科目组成。“史学(History)”讲授中国历史，由赖际熙负责，选取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典》、《通考》、《通志》、《通鉴辑览》与宋、元、明的历史载录，讲授三代至东晋(中期课程)与南北朝至明朝(终期课程)的历史；“文学(Literature)”则讲授经学，由区大典负责，选授朱熹(1130—1200)与其它学者对《四书》(中期课程)与《五经》(终期课程)的评注。

从1913年至1927年中文学院创设前的这期间，传统中文课程又历经一番调整，其结果是将原有四年的教学内容压缩为两年，当然学生接受史学与经学训练的课时也相应地减少了半数。

1927年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成立后，赖际熙被委任为学院的中国史学教授(Reader in Chinese History)，区大典则获委为中国文学教授(Rea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此后赖港府及社会人士多方赞助，教职员亦迭有增加，除原有之赖、区二先生及担任翻译讲师的林栋[1890—1934，香港大学文学院首届文学士(1917年毕业)]三先生外，温肃、朱汝珍、举人罗憩棠、秀才崔百樾等人亦先后应聘为兼任讲师。从单周尧主编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历史图录》中所影印的香港大学1927年度校历所载之中文系课程可以很清楚地看

到当年的课程内容。当时在四年的学制中皆设有经学、史学与文词学三个科别，所教授的内容包括经学之《四书》(第一年)、《诗经》与《书经》(第二年)、《三礼》(第三年)、《春秋》及《三传》(第四年)。史学则皆集中在历代治乱兴衰与历代制度沿革这两个主题，而授课材料则以《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通鉴辑览》与《九通》为主。文词学则是以历代名作为主，包含骈散文名著与诗文名著等。

透过以上对港大早期中文教育的概略介绍，便不难想见这样以传统经史为主的课程内容及师资阵容会给胡适这样的新派学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所以他才会在《南游杂记》中对此大加嘲讽讥评。

其实不只胡适对此现象深感不耐，早在1926年英国威灵顿代表团(Willington Delegation)的报告书中就已经对港大偏重传统经史的中文教育提出类似胡适的看法：本港大学应尽其所能以造就人才，其中文课目，虽不宜废止经史，但大学之中文教育，不以造就中国旧式学者为鹄的，而另有其现代意义云云。然而让胡适感到不满的局面似乎有所改善，胡适说港大副校长韩君与文学院佛君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二人曾在1934年去中国北方访问考察，且同年夏天港大还曾邀请了广东籍学者陈受颐(1899—1977)和容肇祖(1897—1997)来港大研究该校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提出改革的途径。此外胡适也提到，他在香港时，深刻地感到港大当局改革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而当地绅士如周寿臣(1861—1959)、罗旭和(1880—?)等人也都热心赞助这件改革事业。为此，他们希望能有一个主持这种改革计划的人，但此人须兼具四种资格：(1)须是一位高明的国学家；(2)须能通晓英文，能在大学会议席上为本系辩护；(3)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4)最好是广东籍的学者。但有这种条件的人才毕竟一时难觅，所以胡适在这篇游记中也只以“这件改革事业至今还不曾进行”为此事的叙述做个收束。

其实胡适在这篇游记中未曾写出的真实情况是：胡适在港大改革中文教育一事上着力甚深，此从陈受颐和容肇祖二人受邀来港大研究中文教学，其背后的推荐人就是胡适一事上即可看出端倪。此外，港大当局真正中意来主持改革计划的人选就是胡适本人，但胡适并没有接受港大的邀请。虽然如此，胡适最终还是给港大推荐了两位人选，一是许地山，一是陆侃如(1903—1978)，后来港大当局接受了许地山。胡适对此结果显然很满意，他在1935年7月14日日记中如此写道：“港大决定先请许地山去作中国文学系教授，将来再请陆侃如去合作。此事由我与陈受颐二人主持计划，至今一年，始有此结果”。

三许地山在香港大学的作为

许地山1922年自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理。1923年至1926年分别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就读，专研宗教史、宗教比较学、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7年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但却于1935年遭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排挤而去职。虽然根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的叙述，当许地山被燕大解聘后，适逢香港大学登报招聘中国文学教授，他正好符合条件(留学英国，能英语、粤语、普通话)，故许地山毅然前往，举家南迁。但从胡适日记及陈君葆日记均可知，港大之所以会接受许地山，最主要的关键应该还是在于胡适的介绍。

许地山来港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来主持中文教学的改革，他于1935年9月初正式上任后，就立即展开改革行动。首先，他将中文学院改为中国文史学系，理由是：

盖文学与史学有连带之关系，今将之拼成为一学系，固得其宜，在名义上亦较为妥当。

其次，该系分为四部，即普通文学部、文学部、历史部与哲学部。第三，在师资方面，当时在中文部任中国史学教授(Reader in Chinese History)的赖际熙已在1933年左右便自港大退休了，而任历史讲师的罗芾棠(憩棠)举人与任国文讲师的崔百樾秀才亦于1935年底不被校方续聘，至于担任经学讲师的区大典太史亦于1937年1月自港大退休，至此这些被胡适所嫌恶的“旧式科第文人”就正式从港大的讲堂上彻底绝迹了。反之，在1936年3月，港大中国文史学系在许地山的主导下聘任了马鉴(1883—1959)为全职讲师，至此整套的改革计划就可算是大功告成，从此也就确立了港大中文系以“中国文学”(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国历史”(Chinese History)、“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三组课程为核心，再配合翻译(Translation and Comparison)课程的基本格局。

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学的改革在当时的确获得不少正面的肯定，如柳亚子(1887—1958)就曾如此评价他的贡献：

据说香港的文化可说是许先生一年开拓出来的。原来，在许先生来就港大中国文化史系主任之前，香港的国文权威。还是落在一般太史公手上的。读经尊孔，用文言文，简直和前清时代看不出什么分别来。自从许先生主持港大，招生的题目就用白话，那末学生的试卷也自然不能不用白话了。这样，才把全香港中学校国文课的文言文的锁完全打破，这是何等伟大的功绩呢!

而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所编撰的《许地山年表》亦做如此的评价：

港大中国文学课原以晚清八股为宗，教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及桐城古文。地山就任后，参照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分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充实内容，文学院面目为之一新。

在这些评价当中，应属1950年代以后长期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罗香林教授的说法最为具体中肯：

惟许先生在香港之贡献，则尤在其将港大中文系之课程为高瞻远瞩之扩充。盖前此赖先生等所定之课程。注意使一般学子于古文辞外，能于经史得为深切了解，自方法言之，犹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则分课程为三组，一为文学，二为历史。三为哲学。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今则更及于词曲、小说、戏剧、与文学批评等；前人治史，只重朝代兴革，今则更及于文化史、宗教史、交通史、与板本目录等部分；前人治经，每长于总述，今则将经中之文史资料，还之文史专学，而就其哲理部分、更与诸子百家，历代哲人，与道教佛教等哲理。合为系统研究。皆就前人所建立之基础，而为扩充发扬。继往开来。影响自巨。此后香港中国文学研究之日益发展，皆以此为机枢也。

既然讲授经学的旧式科第文人已经自港大的讲堂中被请了出去，香港大学中的课表自然也就不会有跟经学相关的课程了。从许地山所改革的文学院中文课程中(1936—1937年度及1937—1938年度)，均不见传统经学的迹影，甚至连

经书的课程也付之阙如，许振兴教授对此不禁感叹道：

这将传统经学完全摒诸门外的课程设计，一直被沿用不替。香港大学文学院自1913年始设传统汉文(classic8l Chi-nese)课程，迄1941年12月大学因日本军队侵占而停课，前后三十年间，传统经学在大学课程里的生存空间终被完全剥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可以从经学学科性质的问题及授课者的讲授效果这两个面向来加以探究。就前者而言，经学这门学科或学问领域一直在现代大学课程体制内处于妾身不明的状况，这乃是毋庸置疑之事。但虽然如此，这顶多使得以经学为整体的课程(如经学通论、经学史)在现代大学的课表上消失，但并不会影响及于经书的课程。在许地山改革港大中文课程的时代，中国内地很多大学虽然没有经学整体的课程，但还保有经学专书的课。如在1936年参与教育部课程整理且长期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系务的朱自清(1898—1948)，他虽也认为“经学已然不成其为学”，但在他参与修订的1938年的大学科目表中，仍将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之“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一)”的课，规划为以讲授“群经诸子”为主的课程内容。再以许地山曾服务过的燕京大学为例，其1941学年度国文学系的课程中虽亦无经学整体的课，但仍保有经学专书的课(《尚书》、《三礼》、《春秋三传》、《周易》、《论语》《孟子》、《诗经》等)，燕京大学的做法是将这些经书的课放在“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一)及(二)”内来实施。相较之下，许地山所主导的港大课程规划不但取消了经学整体的课程，而且连经书的课也都不见踪影，这确实是相当极端的。所以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么做的原因是否与授课者的讲授效果有关。

当时在港大中文学院负责讲授经学的教师主要是区大典，身为区大典学生的陈君葆在其日记中记下了不少有关区氏在港大教授经学的状况，如其于1935年3月13日记道：

晚八时徽师(案：即区大典，其字慎辉，号徽五)在大学礼堂讲“经学大要”讲到九点，四个字刚讲完，略不一等便从侧门退出，于是我要代表中文学会来致谢词，而他本人已出去，觉得可笑。再则听众中有许多恐怕已预备了一套话来驳他的。看见他出去以为他是逃避，这也是不好的印象。徽师若单是讲经还不要紧，一涉到现代的问题便无往而不见其千疮百孔，而且许多也是极浅薄之见。第一，经学若只限于士大夫阶级，何与于平民?那更非废不可；第二，经若不过礼，其初步工夫便在修已待人，便在实践，然日前的诵读于洒扫应对何补?第三，文字可以统一，言语不可以统一，也未见得。交通便利实促成语言统一的工具；第四，《水浒》、《红楼梦》明明白白是文学，如何说不可以列入教材；第五，自杀亦非一定关系婚姻者。

次日又记道：

今晨对学生言，指出徽师的偏见，原来许多学生都已察出，类如程志宏专从文学立论，罗鸿机谓一比较胡适的演讲与区先生的演讲便看出他们的优劣来，这是无可讳言的。其它陈锡根早就不满意于经学，以为那简直是骗人的东西，甚至施尔也以为“区老师”讲来讲去总不外那一套话，好象是念熟来的。那末为谈经学的讲，若果不变法，总不得了。

又如其于1936年9月24日记道：

徽师的钟点订好了，但学生却讨厌了经学，只得改请他讲授汉魏古诗，这原是过渡办法。关于区先生的去留问题直觉真点难为情，我已尽我的能事挽留他多担任一年，往后恐不能另有什么方法了。

由这几条记载就可知道区大典在当时在港大讲授的经学课程是多么的不受欢迎。在当时本就“不合时宜”的经学课程再由这类不合时宜的“旧式科第文人”来授教，可想而知。对与胡适一样充满新文化思维的许地山而言，是多么的极欲去之而后快了。因而不待区氏退休，港大中文学院就不再有经学的课程了。

四结论

胡适在1932年时曾作有《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文中沉痛地提到：

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八股试帖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做书院课卷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当日最高的教育——理学与经学考据——也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快成了历史陈迹了。……

照胡适这种思维来推阐，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若仍落在只会做八股试帖与书院课卷，以及只懂得理学与经学考据的那帮“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显然是不会有前途的。胡适与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育的改革当然不是只针对经学课程，从他们的眼光来看，规仿清季广雅书院学制，以传统的经史、文词为主的早期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课程规划。无疑是跟不上时代的历史陈迹。所以取消经学课程只是许地山改革港大中文教育整体计划中的一环而已，这里面所显示出的讯息乃是：旧式的以科举为导向，以书院教学为主体的学制与课程，向新时代的以学问为导向，以西式大学教育为主体的大的转向。在转向的过程中，传统的学问与课程不可避免地会历经激烈的冲撞，这其间经学的际遇可说是最为坎坷，港大30年代的中文课程改革竞将经学的课程完全取消掉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