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通用8篇）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篇1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又为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出台了新的卫生医疗改革方案，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我深表赞赏和拥护。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症结何在？一是到城市大医院看病难；二是医药费用太贵,城乡居民看不起病。

看病难的问题是由多少年极累而成的。从国家对医院的设备投资和技术人才培养来看，一直都是倾向城市大医院，使得一些基层医院（诊所）医疗设备特别陈旧，技术十分落后，甚或缺失，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城乡居民看病需求。因此，许多经济相对富裕的人为缩短病痛，或在基层根本无法医治的贫困病人等，不得不花重金，甚或倾其家产涌到城市大医院看病，形成“农村围困城市，基层围困中央”之势，使得城市大医院难以承受。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着力加强基层医院建设，尤其是乡镇（社区）卫生院建设。既要给于他大量财力投入，又要给于技术人才支持，使其医疗设备和医护技能基本满足那里居民需求。二，城市大医要分片包干承担起对乡镇（社区）卫生院医护人员培训任务，使其诊治技能尽快提高和更新。同时要大医院抽调部分资历深，技术水平高，有名望的医务人员定期，或轮流到基层医院坐诊，指导诊治工作，把一些疑难病症解决在乡镇（社区）医院。这既可以减少病人奔跑之苦和经费支出，又能缓解城市大医院拥挤不堪的沉重压力。看病贵主要贵在药品和各种不必要的仪器检查上。1，据有关报道，各种药品的实际出场价是很低廉的，而经过经销商的层层加码，或采取不正当（暗箱给集体和个人优厚的提成费）手段促销，使药品价大大提高。羊毛出在羊身上。经销商偷梁换柱地把其出资的“暗箱提成费”转嫁给了患者。2，某些医院为了自身利益，采用各种所谓的“激励”办法让医生多开（不需要检查或高费用检查）检查单和贵重药等来增加经济收入。上述做法大大加重了病人经济负担，使相当一部分贫困人群看不起病。

解决的方法：一要加强对药品的监管（1）彻底统一国产药品名称，防止鱼目混珠行为发生；（2）由国家严格控制药品价位，防止随意不合理提价；（3）严格监管药品销售环节，对不法经销商（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促销）依法予以严惩。二要加强对医院监管，杜绝各种医疗检查，处方开药和手术费用给医护人员提成的现象发生。三要强化监管机构的作用和效能，严惩各种违纪违法者，让他们身败名裂，同时让他们把侵吞的不义之财再彻底吐出来。四是大力激励群众监督和举报，让那种不良行为像过街老鼠一样，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篇2

1 “看病难、看病贵”的具体表现

人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 的根本原因是医疗服务供需不平衡, “难”或“贵”是问题的表象之一, 其二是二者并存。现行医疗体制下医疗服务所存在的可及性问题集中反映为“看病难”, 即医疗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广大病患的需求, 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可及性在医疗服务范畴里核心体现在距离、经济和信息三个方面。距离可及性是指病患与公共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距离适合度”;经济可及性是指购买医疗服务能力是否与医疗保障水平相应;医疗信息可及性是指病患是否能便捷与有效的获得医疗服务信息、专家门诊等相关信息。从政府责任的层面看, “看病难”则主要是指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提供难以满足群众基本及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这样一种矛盾的具体表现。

“看病贵”主要指人们的支付能力难以承受昂贵的医疗费用, 影响人们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核心体现为医疗费用负担水平超出了人们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从政府的层面看, “看病贵”则指政府对民众的医疗服务费用没有承担起相对应的合理的责任, 导致人民群众的自负比例过高, 负担过重的现象。“看病贵”主要因药品价格上浮空间过大、患者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过高、政府财政投入的不力、过度医疗的常态化、医疗机构的市场化、医生执业的逐利化等引起。

2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源剖析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根本在于医疗服务过程中医疗需求与医疗供给之间的不平衡, 是医疗服务供求矛盾的集中表现。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诸多方面, 具体表现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和卫生筹资功能凸显不足

首先, 在我国, 政府对医疗机构所扮演的“管”、“办”重合的角色尽管已经在市级医疗机构中分离出来,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多方多种原因, 政府这种“管”、“办”的角色仍然没有理顺理清, 对医疗机构还是采取了又“管”又“办”的措施, 而且仍然举办了相当规模的医疗机构。

其次, 对医疗机构而言, 目前其收入来源主要有:政府补贴、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进销差价收入。政府补贴在医疗机构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少, 现全国医院所得的财政补贴不及总收入的10%;医疗服务价格低廉主要体现在挂号费相对较低和医院的床位费相对外部动辄几百元的宾馆而言也是较低的。医疗机构在政府补贴和医疗服务收入这两种补偿不通畅的情况下, 为了弥补医院经营中日益高涨的医疗成本和费用, 医院不得不依赖相对丰厚的药品包含医疗器械收入, 药品收入已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医院这种主要依赖医疗收费来维持运行的模式, 直接把医疗机构在机制上推向市场化, 导致公立医疗机构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而采取各种不同的市场运行手段, 其公益性质的淡化不言而喻。医生为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 多开药高价药及开过多不必要检查等现象已成为行内行外公开的秘密。

最后,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卫生总费用的逐年增长和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的稳步上升, 2003 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就已达5.6%, 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 体现了我国卫生事业的逐步发展和壮大。如今, 尽管人们对健康服务的消费能力得到了提高, 但由于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例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过低, 直接导致个人健康成本的增加出现“看病贵”的现象;也意味着城乡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卫生服务得不到保障, 甚至出现了“因病致穷、返贫”现象。尽管近几年国家对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重视和投入了不少, 但是在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扭转, 医疗卫生服务无法满足重病、急病和慢病患者的需求, 这种卫生资源供给结构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看病难”的问题。

2.2 医疗服务信息公开的不足

在大数据时代里, 人们表现出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尽管在获取信息时变得越来越快捷, 但是在医疗机构信息库里, 患者检索到与自身疾病相关的信息量往往是差强人意的。医疗机构的隐性信息公开性低、量少、难以检索, 比如医院的医疗质量、某一疾病的技术水平、痊愈及复发概率的横向、纵向比较等。患者只能根据现有的公开信息, 比如医院的规模与口碑、专家的数量、仪器的先进度等显性信息来判定初诊机构。与此同时,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 健康意识水平的提高和购买医疗服务能力的增强, 因此大医院里不可避免的会涌现大量的常见病和轻症病患, 大病小病, 重病急病, 慢病全往大医院挤靠, 一方面直接加剧了“看病难”问题;另一方面造成高等级医院的卫生资源严重浪费, 专家只看病不研究, 未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 疑难杂症的研究受到阻碍等不良现象。

由于医患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 患者 (需方) 本身缺乏对自身疾病或疾病程度的认识, 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疗效, 往往对医生 (供方) 是言听计从, 不敢怠慢和对抗。而对医生而言, 利用其掌握患者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私人信息加上自身医学信息和知识比患者要多得多, 明白怎样为患者多提供服务以取得最大化的收入, 因而就会存在严重诱导消费的倾向, 以及为了获得高额的非正常治疗的收入而进行违规行为。尽管目前针对这类违规行为制定了不少的惩罚措施, 但由于患者认为去监督医生往往是入不敷出, 得不偿失, 因此明明感知到医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违规行为, 但患者还是会忍受这种行为对自己造成的损害, 而很少去对医生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督核查, 滋生和助长过度的医疗服务, 进而导致医生违规的严重。

由此可见, 医疗服务信息公开的不足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不仅导致了患者的盲目就医, 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还弱化了患者对医生的约束, 导致医生的违规现象严重, 在医患博弈中患者处于下风不利之境, 进而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严重程度。

2.3 缺失适合我国国情的“看门人”制度

由于患者缺乏对医疗机构隐性信息的了解和对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的认识, 加上患病带来的负面情绪的影响等, 造成了患者在就医时往往缺乏主动性和针对性。按照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实际情况, 正常合理的卫生资源配置应该是正三角形, 但现在由于“看门人”制度的缺失, 使得在医疗诊治过程中缺少了“看门人”所具有的导医、自我行为约束和内在监督等功能, 加上片面强调享有医疗保险的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和医院, 一方面造成病患的盲目就医, 扎堆在大医院就医, 花大钱治小病, 得了大病重病又没法得到及时诊治的局面;另一方面造成三级医疗机构特别是门诊出现收治大量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现象。由于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混乱, 实际功能没有太大差异, 导致各级医疗机构既收治疑难病症, 又大小病通吃。

2.4 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与供方诱导需求

我国医疗服务消费的特征体现在: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刚性与被动性;对医疗信息的缺乏性和对服务数量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医疗服务市场受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影响, 患者消费医疗服务的意向和标准往往不能像消费其他领域的商品、服务那样更具自主性和目的性。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及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医疗服务市场中医患之间即供需双方间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 医患双方分别扮演着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色。患者被迫将医疗服务决策权授权给医生, 为医疗服务提供方创造额外需求提供了条件, 造成了患者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加。这种授权的动机, 在于委托人意识到他们缺乏对最优决策制定的信息, 而医生正是这个信息充分的人。因此, 医生与患者在单纯的医疗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关系以外, 无形当中悄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委托与代理关系。在医疗服务市场中, 医生扮演着双重身份的角色。作为代理人医生本应从患者利益出发, 做到以最低的医疗费用达到最理想的医疗效果;但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追求利润最大化已然成为医生的最终目标。从经济利益的视角出发, 医生必然会利用顾问的身份, 给患者提供过多额外有益的但没有必要的、高价的医疗服务, 为自身创造更多的财富。医生通过创造额外需求来实现利润的增长, 必然推动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升, 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医疗支出和过高的医疗费用。

2.5 医疗机构的两头谋, 即医疗机构与药商的合谋, 医疗机构与患者的共谋

医疗机构在药品流通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既可以代表药商推销药品, 又可以代表患者购买药品。目前我国的医疗机构位处药品销售的核心地带, 在医疗机构的药品销售额占到全部药品用量的80% 左右, 成为药品的核心买方。尽管医疗机构没有得到政府合理的财政补贴, 但通过医生的劳动, 实现了把高附加值的药品推销给患者, 有效地拉动了医院的经济增长, 这样导致了医疗机构有提高药价的动机。具体表现为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 为了创造更多的个人利润与财富而不顾病人的承受能力, 开大处方、用多药、开贵药, 加重了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医疗费用负担。药商在迎合医疗机构意图时, 突出表现为“明抬价、暗回扣”, 为了打开或稳固自家药品的市场, 千方百计与医疗机构进行合谋将药品销售出去赚取利润, 实现自身和医疗机构的双赢。

在我国, 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机构 (医院) 、医疗服务的消费者 (患者) 组成了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众所周知, 医疗机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对消费者患病与否及患病的严重程度具有非常大的决策权[4]。而医疗保险机构对患者的病情及其消费的医疗服务数量等信息的资料收集均来源于医疗机构, 加上自身对医疗机构的监督不力, 因此医疗机构极易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通常给患者提供过多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而言, 由于缺乏医疗服务知识和对医疗服务存在着质量偏好, 加上医疗费用主要由医疗保险机构承担, 导致偏好于用贵药, 用多药, 高消费医疗服务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缓解内心的不安与恐惧, 通常主动接受过度医疗服务。医疗保险机构据此应制定有效科学的专项监管机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医疗机构造成的不合理医疗费用, 避免“医患共谋”现象的发生, 否则对未参保和低收入及没有经济保障的病患而言将更加不堪重负,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将更加棘手。

3 结语

认清“看病难、看病贵”其问题之核心是医疗费用的增长与人民群众收入增长不相协调而导致的个人负担过重和医疗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创建科学合理的“看病难、看病贵”系统治本的政策体系, 对提高全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实现中国梦, 将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蒋萍, 田成诗, 尚红云.中国卫生行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04) .

[2]黄丞, 张录法.医疗服务供求矛盾, 透视与破解[M].上海三联书店, 2009.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篇3

基本药物制度与解决“看病贵”的矛盾

据了解，基本药物目录中的300多种药物，能够满足85%的临床需要。基本药物是从众多药品中优选出的同类药物中安全有效、成本综合评价最好的药物。用药信息不对称，加上部分医院片面介绍某些自费药的神奇疗效，使近些年在药物选用上产生“趋贵”现象，基本药物并未发挥应有作用。例如，全球公认的首选抗生素——青霉素，由于价格太低，常遭医院和医生的冷落。

今年9月，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全国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同时，由政府主导的省级非营利性药品集中招标平台在31个省（区、市）广泛建立。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和省级集中采购后，销售价格明显下降，部分医院的逐利意识促使其加大向患者介绍自费药的力度。长期以来，医院运营主要依赖于药品销售提成。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以药养医”的空间，使医院利益受到较大影响，即使财政补贴，医院收益也不如从前。但是，医疗机构仍有应对之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要求，公立大医院必须把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比例，但具体比例并不明确。因此，基本药物没有成为大医院的主要用药，毕竟，患者对用药缺乏话语权，使医生继续开高价药获取回扣成为可能。

因此，基本药物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要真正降低医院药价、实现对症下药，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综合治理才能改变现状。

“低价看病”完全可行

湖南蓝山县今年推出的“10+100”医改模式，真正实现了低价看病。改革后，到门诊看病只需自付10元，住院自付100元，其余费用由新农合资金全额报销。该县对卫生院实行“费用医院限额，额内全额补偿，超支医院承担”管理，对卫生院医疗行为进行约束，防止医院过度医疗行为；为确保卫生院的公益性，医院严禁医生开“大处方”，一旦发现立即处以10倍罚款。经过8个月的改革实践，医院门诊病人大幅度上升，医疗费用持续降低，如今蓝山门诊次均费用33.5元，比去年减少38元；住院人均费用650元，比去年减少238元。与此同时，通过对卫生院业务和财务的统一管理，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也大幅提高，以绩效考核的方式实现多劳多得。蓝山县通过合理的方式整合医疗资源、规范用药管理，不仅提高了农民保障水平，减轻医药费用负担，还使医患关系更加和谐。

因此，从蓝山县现实经验来看，在医药分家、管办分开等有效措施的管理下，“看病贵”问题可以有“法”解决，医保服务质量可以进一步提高。

竞争成为“医改”助推器

蓝山县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医疗改革的经验的确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即使不通过行政手段亦可实现医药分家，竞争可以成为医疗改革的助推器。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为保持竞争力，很多医院可能会自愿实现医药分开，把真正“高质低价”的药品提供给患者。同时，药企之间通过市场化竞争，药价也会逐渐趋于合理。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全面放开医疗市场，让民营医院、外资医院与公立医院之间开展竞争，让医疗机构在自然法则中优胜劣汰，根治看病贵问题，实现医疗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竞争也能使“看病难”问题得到有效化解。目前，患者就医等候时间长、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差等问题较为突出，与医疗市场竞争度低也有直接联系。在很多私立医院，服务态度好、医疗技术优，但由于对其设置的医保定点门槛较高，仅有一小部分私立医院获得医保定点资格，因此就诊患者数量较少，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如果通过一种机制，使患者在私立医院就诊也能享受医疗费用报销的类似待遇，将会有更多患者到私立医院就诊，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减少就医等候时间，从而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

香港医改方案的启示

香港将于2015年推行自愿医保计划，目的就是提高私营医疗保险与公立医疗之间的合作，增加消费者医疗保险产品的选择面，并提供更快捷的医疗服务渠道，使居民享受私营医院的优质服务和良好就医环境。

香港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公营医院和私营部门并存，政府举办的公营机构在整个香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医疗收费方面，公立医院收费相对低廉，每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都有权利享用几乎免费的公营医院服务，患者到公营医院或门诊部看病时，只需付少许费用，便能接受治疗。相对香港公营医院而言，私营医院费用较高，但它也具有公营医院没有的优势，如患者等候就医的时间短、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医师、自己决定住院和手术的时间、享受较好的服务待遇等，因此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患者具有吸引力。

自愿医保计划由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运作，旨在加强私人医疗保险和私营医疗市场的消费者保障、收费透明度、质量保证和市场竞争。它将对民众在私营医院产生的诊疗费用进行补偿，对政府医疗计划起到有效补充，增加私营医院利用率，分散公立医院客流、减少轮候时间，提高社会效率。目前推行的在政府监管下的自愿医疗保障计划，目的是引导众多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层购买商业保险，到私营医院就医，减轻公立医院负担，缓解财政压力；从而将公立医院的服务转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以及重急症服务等。

另外，自愿医保计划将加强公私营医疗机构的协作，为民众提供更多服务选择，推动医疗服务者之间的良性竞争和合作，确保资源得到更好的运用；它也将为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成本效益订立基准，并促进医护专业人员之间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交流。同时，为促进公私营医疗协作，香港政府推行了多项公私医疗协作计划。例如：政府通过区域基层医疗合作计划，为需要接受门诊服务的特定病人向区域私营医疗机构购买基层医疗服务；推行公私营慢性疾病共同护理计划，为公营医院后期肾病患者购买私营血液透析中心服务；以及推行白内障手术计划，为公立医院轮候进行白内障手术的病人提供部分资助，以便他们在私营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因此，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我国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自愿医保计划，将商业健康保险引入医疗保障体系。在规范诊疗费用、诊疗手段、诊疗程序的基础上，对患者在民营医院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同时，在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偿机制下，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地位将更加平等，有利于双方加强协作、开展竞争，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成本效益，提升总体医疗服务水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篇4

目前，我国的卫生体制、机制还不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城市大中型医院集中了大量高新医疗设备和优秀医护人才，而基层卫生资源严重不足，这是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据2004年12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医疗服务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综合医院业务收入比1998年增加66．4，每个门诊病人医疗费用增加了57．5，住院病人平均医疗费增加了76．1。1993－2003年1O年间居民每年支付的医疗保健费用上升2868亿元。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看一次病平均花费163．5元，农村群众看一次病花费97．7元，这个价格比1998年的第二次调查时分别上涨

38．O和75．0，平均上涨55。

1导致看病难问题的原因

1．1医疗卫生资源发展不平衡我国的医疗资源80．O集中在城市，2O．O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只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

1．2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0，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O。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乡镇以上医院投入不足，社区服务体系没有健全，即使在大型医疗机构，布局不合理、流程不优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导致了看病难的问题。

1．3健康意识逐渐提高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的健康意识逐渐提高，身处农村基层的群众有了多余的钱，便有边远的农村向集中的县级及其以上的医疗机构集中，导致了求大于供的暂时局面，医疗机构便顺势把医疗服务、药物价格上扬。据统计，部分三甲医院都有相当大的就医比例来自外地，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从某种角度讲，它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医疗资源，对整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都非常不利。

2导致看病贵问题的原因

2．1医药费用价格昂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药品定价基本上是采用政府限价、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对合资药、进口药全面放开，不少药品医院可以得到折扣。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临床普遍使用的药品技术含量高，治疗效果好，但价格昂贵，无形中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2．2高、精、尖仪器的使用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医疗技术及诊疗手段发生了更大变革，医疗单位为了提升档次，大量重复购置大型诊疗设备，如CT、MRI、CR等检查设备，增加了就医的成本。据统计，影像科从2004年后人均费用大幅上升，主要是先进的CR设备广泛投入使用，普通的摄片由原来的每人次15～35元的价格上升为60~150元不等。

2．3一次性卫生材料的使用近年来，为了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医院广泛使用一次性医用材料，直接致使医疗费用提高。如手术中使用的一次性缝合线、一次性胶带、一次性止血纱布等；如血液科做“骨穿”治疗，原收费5O元／人次(含材料费)，但现改用一次性骨穿包后成本增加28．6O元／人次，这些费用全部转嫁给患者，加重了患者负担。

2．4违规收费行为医院的核算模式，部分指标与经济效益挂钩，所以科室完全受经济效益的驱使，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分解项目、重复计费的问题，屡见不鲜。

2．5服务中的不正之风有些医生受利益驱动，一味迎合患者“高价药、高疗效”的消费逻辑，有些检查为取得高经济效益，利用开单回扣、提成等方式，导致药品虚高定价，病人经济负担加重。

2．6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财政补偿机制不健全，一些医院重收入轻管理，是导致患者医疗费用上涨的一个重要方面。医院为了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不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核算责任制，刺激了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

3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对策

3．1做好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工作继续实施“万名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青年卫生志愿者”活动。在贫困地区、贫困县开展“卫生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区域卫生规划，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对卫生资源不分隶属关系实行统一规划管理。

3．2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坚持深化改革，标本兼治，逐步理顺医疗机构补偿机制。继续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与价格改革，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招标采购，降低药品、大型诊疗设备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控制不合理医药费用，减轻群众负担。

3．3健全制度，强化药品管理意识建立药事管理委员会，规范进药渠道，杜绝伪劣药品。全面扩大药品采购的覆盖面，规范采购行为，减低药品在医疗收入中的比例和医药费用中的成本。

3．4坚持合理的收费制度建立收费管理目标考核责任制，增强工作责任感，各项收费项目实行公开、公示、触摸屏查询，接受群众的监督，严格执行医疗收费标准，制止乱收费，减轻患者负担。不能随意提高药品、材料加成率，更不能巧立名目乱收费。健全收费管理制度，严厉查处乱收费和利用职务之便向病人索要收受红包、搭车开药等行为。

3．5控制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避免乱检查，保护患者利益对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应严格执行卫生部《大型医用设备购置与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招标采购定价。避免因重复或盲目购置设备对病人乱检查、乱收费，保护患者利益。

3．6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医疗行为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全会和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加强纠风专项治理工作，逐步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惩防并举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继续狠刹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红包”、开单提成、乱收费等不正之风，加强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监管，全面落实纠风工作责任制。严肃查处违背职业道德、违反法律法规、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强化医德医风教育，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和业内先进模范人物的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充分运用并正确引导舆论，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有效促进医德医风建设，为卫生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7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的投人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构建新型城市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在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完善服务功能，落实配套政策，增加必要投入，增强服务能力，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制定和落实吸引、培育人才的有力措施，加快全科医生等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形成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的合理格局。

3．8实行单病种最高限价各医疗机构要建立和实施单病种临床路径管理模式，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单病种，制定好临床路径，实行最高限价。在患者结算费用时，凡患者治愈费用未达限价标准者，按实际治疗费用结算；在协议框架内，由院方原因导致超出限价标准者，其增加部分由院方负担。同时要建立内部质量控制组织，加强质量和服务监督，确保限价不降质。

3．9建立“惠民病房”公立医疗机柯可以在医院病房内划出专门区域，集中建立全科式的惠民病房；也可以在各专科病房划出一定比例的病床，作为惠民病床，为低收人人群提供安全、有效、价廉的医疗服务。

百姓利益无小事。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政府和医疗机构共同承担的责任，靠政府大包大揽肯定是行不通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公立医院产权改革，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正确引导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有序地参与医疗服务事业，促进我国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篇5

——财务管理B班

——12009041062 陈红利 我对盐城市阜宁县花园开发区黄舍村六组的居民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进行了社会调查。

在周围的村民邻居中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话题在并不富裕的农村很是常见，这是农民比较关心的话题之一。在农村的家庭中如若出现一个重患病的成员，那么这个家庭将会背上非常沉重的包袱，甚至导致这个家庭的衰败。在我们这边这并不是个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没准某个近邻就是。大家辛辛苦苦地种田、出外打工，为的就是能够过上好点的日子。不过，大家也总是很无奈，听大人们拉家常经常能够听到说啥人算不如天算，生个病啥都没有了。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称得上场面的就是县医院和中医院。先谈谈我自己对它的接触，还有感觉。如果在县医院有个熟人你是会好办事的，但终究没有是占大比例的。我在初三暑假的时候眼睛周围部位被镜片划伤了，当时很急很乱，医生看惯了这种场面，不是一般的有定力啊，拿出针线还秀了下，我姨看到那针立刻意会到还没走套路呢，立刻掏了几张红票，针立马换成细的了。在县医院是这个样子，其他我倒是没经历过。这应该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吧，大家都快摸熟那潜规则了。这也是“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的形成原因之一吧！

村民的反应大多是在治疗大点的病，在农村是不轻易去大医院的，除非真的是挨不过去了，在乡下小医院馆实在解决不了了才会到大医院就诊一下。我在调查的时候大多居民的反应都不是很积极乐观，说起来都比较反面。在调查中大多数村民反应的都是上医院的花销方面，每次都会大出血，不是一般的农村家庭可以承受的，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

在调查中，我采取的是比较直接的方式，是直接的走访调查，直接到各个村民家中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式的提问。大家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反应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相似的。最概括的观点就是觉得看病花销太大，无论你是什么病，无论大小都会在医院留下一大笔。我有轻微的鼻炎，治疗了好久，微创手术都做过一次，县医院也是去过好多遍地，依旧没有起色，但每次去花销一定有大几百，医生会说吗，没办法说清，得拍个CT等等的话。

在“两会”上，代表们对时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义愤填膺。各地媒体紧扣这个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深挖细抠，广泛调查，全方位报道，真可谓万众一心，口诛笔

伐。在“两会”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温总理“在任1000多天时间里最感痛心的是什么”时，总理情真意切答曰：医疗、上学、住房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不尽人意，是我三年来最感痛心的。总理把“医疗”问题摆在痛心“三件事”之首，可见其严重之程度。

首先我先根据一些资料分析一下“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的成因。看病难在哪里？贵在何方？对此，网民博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广泛浏览的基础上，搜狐网最新网上问卷调查的结果颇为全面，最能说明问题，分析调查结果，不难发现：百姓所说的看病难，从医院的规模和性质上看，难就难在省、市级的大医院，难在那些级别高、设备好的公立的尤其是综合性医院。这在公立医院占当今现有医院总数96%的中国医疗市场，也就难怪人们要怨声载道了。此调查结果，与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高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看病难”，主要难在大医院。其主要原因：一是农村和社区卫生发展严重滞后，设备条件较差，服务水平不高，难以满足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二是群众对基层医院缺乏信任，患一般病也到大医院就诊，优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

不同地方情况也是不同的，网上大多指向大医院，的确是这个样子，在小县城里同样是这个样子，但情况巨细有些不同。在农村的卫生发展严重滞后，的确是，人们认为大家大多是选择大医院的，照分析应该是这样的，在我们这边也是，但由于我调查的对象的限制，不是很能够全面分析整个现象的成因。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升，大家对大医院的需求不断增强的时候，医院的硬件设备的确是越来越有水准，但人们的反响却不怎么有提升。人们在求医的时候遇到一系列的问题，使大家感到寒心。在农村和城市情况是很不同的，可以说在调查的对象不同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绝对不同的。我调查的范围是农村，可以说调查结论的方向十分明显。村民平常不轻易去大医院就诊，当遇到大问题的时候也就很体现这个现象了。在农村家里的成员有生大病会是很大问题，大家没有到医院做定期检查的，一般只有当发现身体有明显的问题的时候才会去医院，但往往这个时候都已经比较迟了。可以说若是家里的支柱，那么，完了，一个家就毁了。在农村有支付大型手术费用的能力的家庭是没有多少的，一般遇到这种事一个家庭都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对农村可以说是个很好的总结。

经过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在农村，看病贵比较突出一点，很多家庭都负担不起这个费用的。在城市里，大医院的优质资源供不应求，大多数人存在的问题是看病难，在贵的方面还要稍好一点。“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医改的最大败笔。它使民怨沸腾，使一些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总结“基本不成功”的教训，集思广益，举一反三，是“刚刚开始”的新一轮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设计师和决策者们需要殚精竭虑的。

再来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下“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关于这个所谓的成因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多年沉疴，形成的原因自然错综复杂。其中，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管理监管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高强部长总结出了六大方面的原因：一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二是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三是医疗保险发展缓慢；四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五是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六是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我们不妨再来具体剖析这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显然属于决策层面的问题；第四、第六两个原因，责任显然在于政府部门职能机构，属于组织层面的问题；第五个原因是公立医院的问题，可以说是个综合性问题，责任既属于占绝大多数的公立医院，也在于有权制定机制、监管机制运行的决策、组织层面。可见，这样分析原因是中肯到位的，起码说明我们政府和职能部门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认识比较清醒，也颇具全局性和深刻性。对于这层的分析主要是在政府的方面，主要是在分析原因形成的根部。政治、经济、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政府的原因肯定是特别重要的。

分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大体上总结一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一是要建立并完善城市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机制;二是要增强医疗机构筹资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三是要完善科学的医疗体系与收费方法;四是要加大医药分开核算的考核力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五是要及时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六是要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

关于农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篇6

姓名：陆玮琦 班级：2012级美术学一班 学号：20125171107 专业：美术学

调查时间：2014年元月15日至20日 调查地点：江苏常州 参与人员：陆玮琦

摘要: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经济、地域习俗等，导致我国各地医疗卫生问题比较突出难以解决，比如看病难看病贵，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国政府还是在想尽办法解决问题，政府针对各地实情做出调整。

关键字：城乡发展不平衡 基本医疗 加强队伍建设 全面公共卫生服务

根据我国的国情，针对我国地区及城乡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平衡，尤其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得很不够。政府应继续加大投入，进一步扩大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面。应该强化机构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水平，尽可能使全民享受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从多方面下手解决问题，具体可以从三点出发:

一、医疗卫生保障覆盖面还需扩大

全国政协委员刘迎龙说：“百姓最关心的是我有了病该怎么办？能报销多少？今年的报告上来就讲‘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确说新农合补助标准要提高多少，20类大病怎么保障，这些都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非常相关。” 针对新农合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提出：降低农民个人缴费比例、提高参合人员住院补偿受益率、扩大农民参加新农合人数等建议。同时建议所有村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应全部建立互联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农民健康“一卡通”管理。

二、逐层帮扶提高县级医院服务水平

“现在县医院要想要一个本科生还没有过去容易。卫生部推行职业医师考试，医生无论考试成绩如何，只按照30%比例进行执业资格认定，是否过于苛刻或有失公允？现在基层医院医疗任务很重，有的科室长期处于难以安排正常班次的状态，应该对职业医师考试制度进行切合实际的修订。”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医马文芳说。县级医院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人数最多的农民群体。因此，强化县医院的力量是这次医改的一个中心工作。国家为此拿出大量资金加强县医院建设，取得了成效。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达到58.2亿人次，比2005年增加了17.2亿人次，增加了42%，这部分增加的病人中以农民占绝大多数，主要都是由县医院给消化掉了。“因此，必须继续加大对县级医院建设的支持力度，为农民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公立医院有责任帮助下级医院培养医师，提高他们的水平。

三、为百万“赤脚医生”解除后顾之忧

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乡村医生虽然职业是医生，可身份却是农民，他们退休以后存在没有医疗保障、生活保障的问题。在县乡村调研中，他们发现村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村医没有正式的编制，同样是在农村，给牲畜看病的兽医有国家正式编制，有学历层次的要求，而村医没有。第二，村医缺乏继续教育，没有技能培养，未来的事业发展方向没有着落。第三，村医的收入仅相当于他所在村的平均水平或者略低一点 陈仲强建议，大力加强村医队伍的建设，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应该给他们解决国家的正式编制，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要有合理的政策激励。李立明表示，我国村医队伍仅百万人，村医应该纳入到乡镇卫生院的统筹管理，使这支队伍真正做到有后续的补充，达到一定的资质，有不断的指导和监管，真正形成县乡村系统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网络。

关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简要分析

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很多，按照“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的分析，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具体表现在三点：投入不足，监管不力，引导不够。投入不足，并允许医院给药品加价15%，给医院开了乱收费的口子，直接导致了“以药养医”局面的形成；监管不力，导致医疗机构大处方、乱检查、收受回扣等现象层出不穷，药品加价不超过15%的规定形同虚设，同时药品市场生产流通环节混乱，药品流通环节多，价格扭曲，交易黑洞大量存在，直接导致药价虚高；引导不够，卫生部门管办不分，市场竞争机制没能形成，使少数医疗机构形成垄断地位，也间接导致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在以上三点“病因”中，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虽然不足以成为包揽所有医改弊病的“筐”，但却是引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正是由于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卫生部门得到了“不能给钱给政策”的“优惠”，这直接导致“以药养医”和医疗高收费，导致医院逐利倾向的日渐蔓延；进而加大了政府部门对医疗市场的监管难度，造成了监管不力；同时投入不足加剧了医疗卫生发展的不均衡，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社区和农村却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陷入生存困境。

因此，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大财政投入是首先要做到的。各级政府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切实放在心上，不断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其次，政府监管不力也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第一，卫生部门对医院和医疗机构监管不力，医院内部管理混乱，科室私设“小金库”，乃至实行承包制，医生收取回扣、开大处方、重复检查等现象大量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以药养医”的体制。第二，药监部门对医药市场监管不力，药品审批过多过滥。如国家药监局2004年就审批10009个品规的新药，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署只受理了148个品规。大量改规格、改剂量的所谓新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就投入市场，给市场造成混乱。第三，物价部门对药品价格的把关不严，很多新药的定价实际上由药品生产企业决定，直接导致药价虚高。再次，政府引导不够，医疗卫生领域缺乏市场机制，不仅导致公立医院形成垄断，而且为了养活这些公立医院，政府也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因此，政府应把自身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职能定位于基本医疗领域，切实保障每个国民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把更高层次的职能交给市场去运作。通过有抓有放，政府不但能更好完成自身使命，而且也能有效减轻财政负担。

二、解决问题的建议

1、贯彻科学发展观，打破部门改革的怪圈。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体制，特别是医疗体制造成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当然需要大力改革，彻底改革目前不合理的机制和体制。但新一轮的医疗改革要特别注意吸取以往医改的教训，避免医疗改革部门化、部门改革利益化的倾向。我国十几年的医改基本上是一种部门改革，是由卫生部门主导的，这种改革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改革成了卫生部门捞取、维持本部门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而且，医疗改革需要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需要其他部门的参与和帮助。所以，建议新一轮的医疗改革由国务院或发改委牵头，召集卫生部、财政部、药监局、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委共同制定，且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这是医疗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2、加大财政投入，并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首先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从我国财政体制和县乡财政现状来看，如果要财政普遍吃紧的县乡两级来负责医疗卫生的投入恐怕是勉为其难，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政绩观导向的问题。在GDP导向仍有市场，科学发展观尚未全面落实的情况下，笼统地要求政府加大对医疗事业的投入是难以取得效果的，必须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职责，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的比例，建立起具体、长期的投入机制。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这个问题予以界定。这是医疗改革能顺利推进的前提。

3、推行“医药分开”，彻底破除“以药养医”的局面。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当前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行医药分开。只有打破“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切断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及医生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从体制上禁止医院和医生经营药品，才能解决药价虚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医药分开”，国内外都有过尝试。韩国推行“医药分开”的经验表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由于经验不足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只要政府下定决心，不被眼前的困难和阻力所迷惑，“医药分开”就可以取得成功，并造福于民。在国内，武汉北湖社区医院成功推行 “医药分开”的实践更证明，这不单是一个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好办法，而且还有利于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有利于药品企业规范、有序、公平竞争，是一个可以实现医院、患者、药企“多赢”局面的选择。这是当前医疗改革的切入点。

4、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理顺管理机制。医疗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亿万人民，每个国民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必须由国家来保障，如同每个国民受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由国家保障一样。因此，医疗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分层管理，倾斜基层，有抓有放，突出重点。具体措施包括以下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

一是放开大中城市医院经营机制，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在非基本医疗领域形成竞争机制。政府集中财力办好一批公立医院，加大投入，严格管理，真正办成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医院。政府举办的医院坚持低收费，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家控制医务人员的工资总水平。同时通过改革将一部分公立医疗机构改制，由社会力量举办，这样既可以为群众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又可以有效减轻财政负担。

二是重点加大对农村乡镇医院和城市社区医院的支持力度。建议由国家统一为乡镇医院和城市社区医院的配置基础医疗设备，并解决3到5人的人员编制，使老百姓在社区内基本上看病不收钱，实现“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的分层管理。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头疼脑热、慢性病“扎堆”大医院，中小医疗机构少人问津的局面，医疗资源的使用更加合理；同时通过建立长期关系、病历档案，社区医生对居民健康更了解，治疗更具针对性。武汉“北湖模式”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子，实践证明，这是完全可行的。

三是加快公费医疗和医保的改革力度，减轻国家负担。据有关数据，我国每天要花3亿元支付公费医疗费用，“小病大养，无病疗养”已司空见惯。要进一步缩小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范围，仅限于国家公务员；同时提高门诊和住院个人支付的比例，减轻医保负担。在此基础上，应该逐步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同时鼓励各种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这是医疗改革的核心内容。

三、纪检监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的着力点

“看病难、看病贵”已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采取得力措施，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应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保障中央政令畅通，推动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开展，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上述提出的改革思路，其着力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各项改革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反对，而在现实生活中，既得利益者往往又是掌控权力者，这就更加大了改革的风险和难度。因此，纪检监察部门必须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如监督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保证公立医院、城市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所有正常而稳定的经费来源；监督公立医院的运行情况，确保公立医院执行“收支两条线”，不以营利为目的，内部没有“小金库”；监督医疗卫生领域各职能部门作用发挥情况等。监督检查中，发现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政策措施执行不力的，必须进行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确保中央关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落到实处。

2、强化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医疗不正之风的惩处

卫生系统内部存在的不正之风，如重复检查、开单提成、收取“红包”等，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反映非常强烈。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除了体制、机制的原因之外，对医疗不正之风的惩处过轻、过“软”也是重要原因。今后要加大对医疗不正之风的惩处力度，对顶风违纪的医务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或依法暂停其执业活动，甚至吊销其执业证书，使少数“害群之马”在行业内没有立足之地。同时对对医疗不正之风严重，群众反映很强烈，经常出现损害群众利益行为而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单位和地方，要严肃追究院长、书记、卫生局长的责任。

3、加强对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组织协调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涉及到的环节和部门很多，情况复杂，难度很大。几年来，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相关部门分别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但因为缺乏组织协调，执行起来力度不够，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各级纠风办作为纠医专项治理工作的牵头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强化组织协调的责任意识，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加强对纠医专项治理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协调配合。如针对当前药品市场管理混乱的问题，应协同工商、卫生、药监、物价等部门，加强对药品生产流通秩序的整治，规范交易秩序，减少流通环节，从源头上降低药品过高的价格。同时也要注重围绕机制创新加强组织协调，如协调卫生、物价、药监等部门建立合理的药品定价制度和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从机制上防止过高定价；协调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医疗改革总体思路，开展城市社区用药政府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和医药分开试点等。通过围绕体制创新加强组织协调，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关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的建设性作用。

常州医疗卫生史上的里程碑——300多户居民有了家庭医生

全面推开家庭医生制度，是今年我市卫生工作重点之一。昨天，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启动这项工作，红梅假日、竹林村委、林园村委、红菱村委、润德半岛等5个社区(村委)300多户家庭自愿与家庭医生签约，签约服务时间为1年。

该中心家庭医生提供的“零距离”服务内容包含11项，其中向所有签约家庭成员提供的有4项，分别是：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每年进行1次健康状况评估，制定个性化健康计划;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免疫接种、妇保、儿保等;转诊和预约服务。

向特定人群提供7项服务：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如第一类疫苗接种;孕产妇保健管理服务，如产后访视和42天健康检查;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慢性病患者管理服务;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传染病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口腔特色服务等。11项中，除特色服务外，均为免费提供。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20名全科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工作。家庭医生会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

到2015年，全市要基本实现家庭医生与居民有比较稳定的签约服务关系，家庭医生服务社区覆盖率达到100%。

总结：目前我国已经在医疗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调整，在整体上还是卓有成效的，不管前路难难，但是还是一往无前。我国的医疗还是在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文献资料：

1、《常州医疗卫生史上的里程碑》鉴于常州化龙巷网站民生版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篇7

与一般消费品不同, 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 同时, 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 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 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 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 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 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医疗设备数量己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从全社会角度来讲,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 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 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 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 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 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 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其源盖出于此。

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 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 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 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 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 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 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 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 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 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

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2 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

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 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 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 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 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 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 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 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 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 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 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 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 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 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 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 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

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 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 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 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 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 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 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 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 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 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 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 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 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 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 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另外, 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 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与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 也存在着保障标准上的差异, 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摘要：分析了“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主要存在的问题, 认为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

关键词：“看病难、看病贵”,医疗卫生事业,城镇医疗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宫秋平.构建与完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2]顾听.走向全民医保:中国新医改的战略与战术[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3]景天魁.收入差距与利益协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之我见 篇8

“看病难、看病贵、症结何在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貴”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分析，“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有以下多重原因：物价指数长期走高，人们感觉医疗费用上升过快。医学技术进步带来医疗费用增长，疾病模式转变引发医疗费用增长。医疗服务体系、保障体系和药品生产保障体系不完善，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以及管理的不足和曾经的失误，是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主要原因。

《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4日的《发改委新规难撼“以药养医”痼疾，药价平民化其路仍漫漫》文章称，央视曝光了“暴利药”芦笋片事件，出厂价仅15.5元的芦笋片，到医院卖出213元的高价。有网上药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处方药销售过程中，单是在医院环节中占到的费用就达零售价的50％左右。“1998年至2000年，有关部门共出台6次药品降价措施，累计降价金额号称80亿元人民币，涉及300个品种，平均降价幅度15％。”但对于呈现的效果，消费者却并不能感同身受。

《羊城晚报》2010年9月27日发表题为《为何现在“看病难、看病贵”?钟南山支招解决》的文章。钟南山在文中谈到，为何现在“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基层医疗体系不健全。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层医疗服务体系都不健全，70％以上的居民看病都会选择去大医院，病人都一股脑往大医院跑，自然而然“看病难”；与此同时，家庭低收入者一般的小病痛不主动看病，一旦病情恶化，不得不去大医院求诊，基本疾病也就到了晚期，看病、治病花销大，则“看病贵”。但当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国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基层医院没多少人愿意去看病；同时，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素质不高，基层执业医生数仅占全国总数约6万名执业医生的3.5％，全科医生数量更是严重不足；再加上基层医疗设备落后、医生待遇低，好医生看不到发展方向，大都不愿意沉到基层去。

中国证券网2011年1月14日刊发郎威平的文章《医院和病人，哪个更该吃药?》。郎咸平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药厂跟医生挂钩。(虽然)保险公司的目录药都是便宜的药，但是由于药厂和医生挂钩，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不愿意开保险目录里的药。(如果)政府直接强迫药品降价，(结果是)医生本来只给你开1种药，现在却开10种药，也就是说，药价虽然降了，但患者的负担反而更重。

看病难、看病贵、如何缓解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指出，通过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群众个人负担得到减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稳步推进。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使药价平均下降30％左右。“十二五”,还要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医疗保障差距，争取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不出社区和乡村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服务。为解决全科医生不足这一制约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瓶颈，中央出台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2011年还要采取措施，重点为基层培养一批留得住的本土人才，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职责。

人民网2010年11月23日的《卫生部高官支招解决“看病贵”》一文指出，“看病贵”主要贵在药费和检查费上。在目前医院“以药补医”的大背景下，特别容易形成过度医疗，即多开药、多做检查。公立医院改革后，看什么病花多少钱，都有明确规定，以彻底杜绝医生随意检查开药导致过度医疗的问题。

中国日报网2010年11月2日的文章《解决药价虚高应从摒除垄断人手》称，新医改方案设计的基本药物制度的核心是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零差价销售。不过有调研表明，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困难很大，其设计完全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天价芦笋片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了药价虚高的根源：患者跑遍了长沙的药店，也买不到这种药品。公立医院垄断了药品零售市场，导致了药品零售价格虚高，零售价格与出厂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价空间，能够允许药品流通环节多，并且层层加价。这巨大的差价给各级经销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反过来，各级经销商又和相关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同盟，维护虚高的药品价格。因此，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不应该从流通环节着手，而是应该从破除零售环节的垄断人手。目前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不一定要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大作用是形成类似于上交所、深交所那样的竞价机制，由此形成市场参考价，比如说最高零售指导价。

《京华时报》2010年12月1日《张遇哲：破解“看病贵”不是求解比例题》的文章称，“看病贵”这座大山难以撼动，究其原因是没有触及深层次制度根源。单纯用增加政府投入的方式，“赎买”群众医疗服务，为深陷其中的百姓解套，其结果只能是既加重财政负担，又阻碍了医改的深化。要想真正为公众看病减负，先降低总体费用，再谈比例分配。首先要打破“以药养医”模式。其次，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做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社区”，方能为公众提供方便廉价的医疗服务。此外，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药回扣、开大处方等行业不正之风，也是“看病贵”的幕后推手。

《广州日报》2010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毕舸：破除垄断才是医改关键》的文章。文章指出，唯有使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广大医生才能自觉地参与改革。如果允许医生自由流动，大医院的医生到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兼职，如果再确保民营医院医生职称、福利、待遇等各方面与公办医院医生的平等，打破大中型公办医院长期对优秀医疗人才的垄断，形成一个良性自由流动的医疗人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决大医院不堪重负、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的资源又严重闲置，以及民营医院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在医保管理制度上，同样要逐步打破以往的垄断式管理——目前能享有医保刷卡政策待遇的基本还集中于公办医院与少数民营医院，以后应逐步降低门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民营医院及门诊给予政策保障。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关键点：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关键点公立医院改革

新华社2011年2月19日发表题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看病难、看病贵”6大问题》的文章。陈竺坦言，公

立医院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题。今年要确定一批看得准、见效快的公立医院改革政策措施，向全国推广。

新华网2009年3月8日发表题为《公立医院改革要跨几道坎?》的文章，总结公立医院改革需跨过四道坎：一、公立医院为何要“公”字当先?二、如何走出“以药养医”怪圈?三、如何满足医务人员的利益诉求?四、如何打破“管办不分”的坚冰?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8日发表文章《医改进入深水区，需要新力量介入》指出。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58号文”才是医改的真正核心，因为没有资本进入的改革，充其量是小打小鬧、小修小补。只有新的力量介入，对原有的公立医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强大冲击，才能革除顽疾，提升效率。

《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取消以药养医，医院以后如何生存》的文章。文章探讨了基层医疗机构取消“以药养医”后如何生存的问题。全国已有50％以上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据初步统计，基本药物的价格大约下降30％。由于对“以药补医”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支出现很大缺口。国务院相关文件对补偿机制提了三条：一是专项补助，二是调整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支付政策，三是差额由政府足额安排。

半月谈网2010年12月18日题为《解决“看病贵”先治“以药养医”》的文章质疑，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真的能一劳永逸吗?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如果仅仅在取消药品加成进行补偿上做文章，改革将难以持久见效。如果绕过“以药补医”等体制性牵绊，孤立地去实现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改革，就必须重建基层医药卫生体制。基层医疗机构将获得“补偿”，更容易让某些人读出由此带来的“亏空”国家自然会补上，这倒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倘如此，谁能保证，那些正在享受药价虚高之利的医院，不会进一步拉高药价，期待借此获得更高的财政“补偿”?

《经济观察报》2010年9月4日发表了题为《朱恒鹏：医改制度设计尚待完善》的文章。文中指出，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管办分开”。事实上恰恰是管办不分导致监管无效。管办不分加上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对医保资金的有效使用构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医保机构作为付费方，对医疗机构的最有效制约是取消其医保定点资格。在管办不分加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格局下，不管是社保机构还是卫生行政部门都不太可能实际拥有这种权力，甚至连谈判权力都很有限。

链接：医改进程

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为医改提供了动力，也对卫生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0年之前，医改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关注了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但是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各项探索性改革仍在进行。

2003年“非典”之后的两年，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并逐渐建立起了有效的经费保障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

2005年8月，政府启动了“非典”之后第二项重大的卫生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试点。目标为：2005年试点覆盖率40％，2008年覆盖率100％。

2006年9月，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医改方案(简称“新医改”)。方案指出2009-2011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为实现改革目标，从2009年到2011年，3年内国家将投入8500亿元，并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

新医改方案启动1年多后，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1年投入3900亿、基本药物价格降幅达30％……然而“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没有得到很大改观，天价药层出不穷。

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2.6.亿人。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8.34亿人，参合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全国已有60％左右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各省(区、市)人均15元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落实到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分别达到48.7％和38.1％。47个城市陆续试点，公立医院改革涉入核心领域。

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58号文”，意在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人、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2011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载文《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今年主要工作安排出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指出，2011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实现基药制度在基层医疗的全覆盖，引导患者向下沉；我国将在前两年支持建设的基础上再支持300所以上县级医院(含中医院)、1000所以上中心乡镇卫生院和13000个以上村卫生室建设。201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25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到50％左右。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进行健康危险因素调查和体格检查。加大公立医院(含国有企业医院)改革试点力度，鼓励其在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重点难点问题上大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