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精选4篇）

关于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 篇1

关于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

------------------------------

------------------------

来源:决策咨询委作者:决策咨询委员会日期:2007-3-24 10:33:1

5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带有全国性的普遍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我市显得更为突出。为了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路和对策，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现状及原因

从调查情况看，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存在于两类人群中，一是农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僻远农村的广大农民。二是城镇少数贫困户等弱势居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据统计，2005年我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共有346个，加上民营、个体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近3000个，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从业人员为8225个，床位共7885个，医疗资源的总量接近全国及全省平均水平。但是，设备相对较好、实力相对较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医疗机构都集中分布在榆林城区和各县县城，而在广大农村，医疗资源配置却十分稀缺，大多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群众健康得不到基本保障。目前，全市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的80%以上，但乡村医务人员仅占全市医务人员的30%。全市平均每446人中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城镇人口每100人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农村每11963人拥有一所卫生院，每1580人中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卫生院、室绝大多数医疗设备落后短缺，特别是村级卫生室的从医人员多数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多数是二十世纪70年代短期“师带徒”培养的赤脚医生，看病凭感觉、靠经验，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无证行医者和巫师有了可趁之机，农民得病，往往先向他们索取偏方（或秘方），祈求保佑，使得被拐被骗，甚至残害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村医疗卫生安全令人担忧。

2、农民群众收入增长缓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滞后。2005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1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03元，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收入的3.4倍。而且在农民收入中有近40%是实物收入，近20%要用于第二年生产性开支，只有近40%的可用于消费性开支。更让农民难堪的是，榆林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农业收入微薄，群众患一次病上一趟县级以上的医院，动辄数千元，甚至数万元，往往数年的积累抵不上一场病患的开销。一些偏远落后的村庄，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无就近就医条件，看病总要翻山越岭，投亲找熟人，特别是到县城以外的医院就医，除正常的检查费、治疗费外，还有说不清的进口药、提成药、红包等额外费用，再加上吃住等必需的生活费用，群众往往不堪重负。多数农民有病不敢看，先扛着，拖一拖再说，小病拖大病，大病成绝症。有的即使勉强治疗，也往往是病未愈先出院，就近住店看门诊。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凡是被病魔折腾过的家庭，无不债台高筑，一贫如洗。在农村，由于新型合作医疗发展滞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户数逐年增加。据有关资料表明，农村有一半左右的家庭看不起病，48.9%的人有病不就医，29.6%的人得病后应住院治疗而不住院，看病难已让不少群众放弃了“维护身体健康”这一基本权利。

3，药价虚高和现代检测设备费用过高。由于医疗卫生资源过分集中于城市，加上“黑诊所”的干扰，使城市各医疗机构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他们不顾医疗市场的实际需求，竞相配置高档医疗设备，购进新药特药。加之国家政策允许医疗卫生机构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提价15%供给患者，药品进价越高医院获利越大，因而各医院往往乐于购进高价的新药特药。药品生产厂家与经销商将眼光紧盯城市医院，商业贿赂五花八门。据统计，2005年我市各医院的药品销售收入平均占到业务总收入的50%，有的医院高达60%以上。与此同时，一些实力相对较强的医疗机构在竞争中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往往利用其垄断的医疗资源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小病大治，违规收费，大大加重了患者负担。

4，农村医疗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患者能否享受最为经济、有效的治疗，根本上取决于医生的医技水平。在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运作的大背景下，大量素质较高的医务人员为追求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待遇，由乡镇流入县城，由县城流入榆林，由榆林流向外地。大量医务人员的“攀高结贵”使得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如靖边县各乡镇共分布卫生技术人员217名，仅占全县卫生技术人员的20%，而且大都是低学历、低职称或“师带徒”出身的无学历人员。据调查分析，有70%的乡村医生仅接受过高中以下教育，平均受过20个月左右的“师带徒”式的培训，是从赤脚医生过渡而来的。由于缺乏引进人才的有效机制，全市医疗卫生人才分不来、留不住，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高学历人才严重短缺，已出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不少乡镇卫生院虽然配备了B超、X光机、心电图机、洗胃机等设备，但由于缺少会使用的人才，不能投入使用。这种状况，使得乡村医疗机构诊病的准确率，用药的正确性，及医疗效果大打折扣，致使不少病人不得不多跑路多花钱。

5，政府历年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欠帐太多，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薄弱。尽管每年政府都安排一部分农村医疗卫生经费，但同需要建设的项目和救助的对象相比，仅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个别特困户的燃眉之急，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薄弱局面。由于公共财政的投入不足，必然会弱化公益性医院的公益性服务功能，病人最终不被医院视为服务对象，而被视为营利的特殊商品。

二、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国家医疗卫生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明确与健全，有赖于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与创新。但是，我们不能坐下来等着国家改革政策的出台，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因地制宜，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

1、合理配置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应坚持“城市抓整合、控制、改进，农村抓普及、充实、提高”的原则，在城市，要整合现有资源，适当控制发展数量，不断改进服务质量，纠正医院乱建、设备滥上、无序竞争、转嫁医疗成本的不规范行为；在农村，要普及网络，充实医疗技术人员和医疗设备，全面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要认真贯彻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前基本完成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房屋建设和设备装备，做到房屋、设备、人员三配套。要建立起以县为中心，以乡为枢纽，以村为基础，覆盖全市所有村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保证每个乡镇有一个卫生院，每个村有一所卫生室。要使乡村医生达到助理执业医师资质。应在榆林和有条件的县城集中财力整合医疗资源，分别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医院，发挥其公益服务作用，平抑医药价格，保证普通百姓有病看得上、看得起。

2、对药价虚高、收取红包、开提成药以及设备采购中的不良行为要进行整治。要改革价格管理形式和方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格制度，县、乡、村医疗机构用药实行统一集中招标采购，统一集中配送，统一销售价格，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药品价格。要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取消不合理的医疗服务项目，实行农民及下岗职工就医的价格优惠政策，实行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公开公示制，医务人员记错记录制（即医疗技术人员开大处方、提成药、收取红包等进行记错记录，并与奖金、职称晋升挂钩，情节严重者调岗、降职等），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患者评价制，以期达到降低虚高药价，减少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费用，降低高值耗材费用，提升医疗服务项目和服务价值的目标，增加就医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营造公平、公正、公道的就医环境。

3、增加财政投入。财政投入的投向要合理，应该把重点放在农村、放在社区。一方面，可以解决城市因资源重置所引发的效率低下、人力资源浪费等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充实农村卫生院（室），起到分流减压作用，把力量和工作重心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和群体中。各级财政应该成为农村和社区卫生院（室）建设和人员培训投入的主体，确保各级政府的卫生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达到8%以上，确保各级政府每年从新增财力中拿出10%或更多一点用于卫生事业基本建设。财政要全额安排乡镇卫生人员的工资，对承担公共服务的村卫生室，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补助。要按照每个村卫生室补助3000元的标准，尽快完成村卫生室的设备装备。要建立医疗卫生事业经费问责制，用制度监督有关领导、部门落实政策。

4、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应下决心解决好农村医疗技术人员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首先应建立岗位培训和轮训制度，提高现有人员的医技水平。其次政府应在工资补贴、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制定更加优惠政策，鼓励城市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下基层，创办和领办卫生院（室）。应采取行政、经济措施，让城市医疗专家定期到乡镇医院坐诊。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有效开展“三下乡”活动。通过人才培养、政策引导，尽快实现每个乡镇卫生院有一名医学本科毕业生，每个卫生室有一名正规卫校毕业的人员坐诊。

5、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我市近年来积极加强医保工作，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城镇职工合作医疗制度、大病救助等工作，但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06年6月，我市城镇人口中，只有17.19万名职工享有医保，居民医保尚未启动。截止2005年，只有定边、靖边、神木、府谷四个县试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年全市大病救助专款750万元，救助病人只有2460人。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不同人群在医药消费领域处于不平等地位，而关乎群众生命健康的医疗问题，又是群众最为敏感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市上要统筹安排，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市财政要解决南部县的试点配套资金，要让偏远落后的群众享受医保政策，争取2007年将这一试点推广到12个县区。同时要积极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解决城镇困难居民的看病难问题。

6、政府应加大对医疗药品市场的监管力度。政府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主体，必须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构与监管制度，加强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要认真贯彻国家《职业医师法》、《药政法》、《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等制度，规范行医规则，严格医师行医准入，对医师执业资格、跨地区行医等要按规定严格把关，防止医生无序流动，取缔非法行医，治理医药商业贿赂。以“质量、服务、安全、费用”为重点，开展“医院管理年”等活动，鼓励医院推行“医药费用一日清单制”、“抗生素药物限用制”、“单病种限价制”、“医生处方评价制”等制度，端正行业作风，规范职业行为，强化市场监管，取缔假药劣药，遏制药价虚高。

关于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 篇2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1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致信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做出新的贡献。吴仪说，2006年，全国卫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牢记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在加强公共卫生服务、控制严重疾病，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北京将制定奥运食品反恐工作方案

北京市工商局局长、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主任张志宽1月8日在一次工作会上透露，今年北京将完善奥运食品的兴奋剂控制机制，同时还将研究制定奥运食品反恐工作方案，以确保北京奥运食品安全。张志宽透露，目前，北京已确定了十大类三百四十五个品种的奥运食品安全主体标准，对奥运食品和奥运餐饮供应企业进行备案。还启动了奥运食品兴奋剂和重点危害物质的检测项目，在奥运定点养殖基地推广无抗控制技术。2007年，北京将大力提升食品安全信息化和现代化装备建设水平。同时，开展奥运食品定点供应基地环境和产品动态监测，继续完善食品兴奋剂的控制机制，研究制定奥运食品反恐工作方案。

北京流感每天击倒近五千人

日前，北京市卫生局称，以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内科、儿科、急诊日门诊数计算，近些天全市每日就诊流感样病例4700余人。在全部病例中，15岁以下儿童占全部病例的58％，60岁以上老人占5％。据保守估计，在北京每天被流感击倒的病人最少算也超过5000人。此次流感的主要元凶还是甲3亚型流感病毒，全国流感监测网显示，目前未发现流感病毒抗原结构的变异。截止到1月6日，全市67家定点医院累计监测病人2514618人次，符合流感样病例定义的病例有68374人。按照北京地区流感流行的季节性规律，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是北京流感流行期，其中12月到第二年1月为流感高发阶段。

乳腺检测新方法——PCM系统

中国抗癌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城市10年來乳腺癌发病率增长了37％，死亡率增长了38．9％，农村死亡率增长了39．7％。相关调查显示：中国乳腺癌死亡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对乳腺癌的认识水平低下，此外还与医疗单位对乳腺癌的诊断技术的精确度低有很大关系。目前，PCM乳腺诊断系统可将X线的相位对比与吸收对比紧密结合，获得边缘增强效应。因此，无论是肿瘤边缘还是其内部结构都表现得更精细更清晰，为乳腺癌的早发现提供新的可能。其开发商柯尼卡美能达公司率先将PCM系统无偿捐献给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PCM系统在中国正式推广后，预计将有数百万的女性患者从中受益。

抗生素不良反应接近半数

2006年，沈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到的1700份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显示，其中近一半的药品不良反应是抗生素惹的“祸”。

据沈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负责人介绍，按照国际标准，每百万人口药品不良反应病例应在200～400份。2006年沈阳市每百万人口报告数已达到230例，其中新的、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占报告总数的10％左右，抗生素、中药制剂、生物制品所产生的不良反应排在各种药品不良反应的前3位。抗生素引发的不良反应占报告数的45，87％，中药制剂占19，26％，生物制品占9，63％。从给药方式来看，静脉注射引发的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数居高不下，占77，06％。而从人群来看，老人和儿童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有关专家指出，吃扑热息痛却拉肚子，吃牛黄解毒丸起皮疹，这些可能都是药品不良反应，遇到这种情况就应及时上报。

长寿药酒有望进入寻常百姓家

如何认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篇3

2006年3月31日，人民网举行了“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网上座谈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与网民共同探讨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座谈会期间，强国论坛在线人数最高时近12万人，2万多人在线收看视频报道，直播和论坛的页面浏览量达3500万次。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网等网站的网民留言和跟帖提问达2800多条，内容涉及医疗卫生工作的方方面面。别开生面的网上座谈，使很多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病难、看病贵，症结何在? 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状况如何，通常主要反映在这个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上。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一是人均期望寿命，二是婴儿死亡率，三是孕产妇死亡率。从这三大指标来看，无论是与我们自己的过去作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的现实作横向比较，应该说我国医疗卫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总体上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

但也要看到，目前医疗服务体系还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很突出，群众反映也比较强烈。那么，其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 一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配臵不均衡。据统计，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并且医疗资源的80％集中在城市，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大多数农村医疗点还停留在血压计、听诊器、温度计的“老三件”水平。这种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和极不均衡状况，直接导致群众有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

二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相当多的群众靠自费就医。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大多没有参加。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没有医疗保障。近年来，全国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到2005年年底已覆盖1．8亿多人，但筹资力度小，保障力度还不大。据调查显示，目前有60％以上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1／3。

三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市场化倾向，公益性质淡化。我国医疗服务机构90％以上是公立。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加之监管不力，使相当多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有些医院盲目追求高收入，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近8年来，公立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医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不仅加剧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

四是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2004年，全国共有5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1．2万家药品批发企业、12万多家药品零售企业。老百姓形象地说，“卖药的比吃药的多”。由于这些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加之监管不到位，其中一些企业违规操作，虚报成本、肆意加价、以次充好、诱导医院买卖贵重药等现象严重，扰乱了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市场，造成医药费居高不下。

此外，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困难，多渠道办医的格局没有形成，也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之一。怎样认识医疗改革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涉及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医疗保障、临床服务等内容，不应由政府大包大揽全部承担，也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推给社会和居民，而应实行以政府为主导、适当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针。

因此，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方面，政府部门责无旁贷，承担着艰巨的任务。特别是要着力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监管，为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其中，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健全经费保障，改革医疗机构创收机制；切实加强卫生服务监管，保证医疗秩序、服务质量；加强医疗价格监管，降低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等，是几项最重要的任务：

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财政实力还不强，卫生资源相对短缺的状况还将长期存在。所以，也要顺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等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引导他们独立开办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参与公立医院改组改制，完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现在，不少社会团体、慈善机构不但有捐助和参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愿望，也具备这个能力，应努力创造条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进来。

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不能变：一是坚持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能变，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二是坚持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不能变，医疗卫生机构不能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三是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居民初级卫生保健权益的责任不能变。

医疗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医疗改革的步伐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以满足群众基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需求为工作目标，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努力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怎样使农民看病不再愁? 2005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人们曾为来自贵州省的一名普通乡村医生——李春燕所深深打动。“她是大山里最后的赤脚医生，提着篮子在田垄上行走，一间四壁透风的竹楼，成了天下最温暖的医院。”我们在被李春燕的事迹感动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当前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的紧迫性。农村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也是最薄弱的环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党和政府对解决这一问题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开始在全国部分地区进行试点。这项制度不是强制，而是农民自愿、自主参加。其主要做法就是以大病统筹为主，适当兼顾小病，农民个人筹资一小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一大部分，用这些钱建立由县统筹的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可凭医疗证按比例从基金中报销医药费。从2006年起，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标准又提高了一倍，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对于交不起合作医疗费的农村特困户；五保户，或者无法承担自付医疗费用的农民，国家通过医疗救助制度，给予政策优惠和补贴。

那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究竟管不管用呢?对这个问题，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参加试点的农民这样说：“交上10元钱，看病管一年，这个政策我支持!”山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王老汉，2003年因患心脏病，住院治疗花去了2万多元，当他拿到10442元的补偿金时激动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只交10元参保费，最后却得到上万元补助。过去因为没钱，不敢上医院，现在好了，合作医疗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经过3年多的发展，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截至2005年12月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的678个县(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占总数的23．7％；合作医疗网覆盖的2．36亿农民中，有1．79亿人参加了合作医疗，占覆盖人口总数的75．8％；其中1．22亿农民得到合作医疗补偿，资金支出总额 61．76亿元，占当年筹资总额的81．9％。根据“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将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在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同时，党和政府在其他方面还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启动农村卫生基础建设规划，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筹资，逐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另一方面，着手建立农村医药价格管理体系和医疗管理规范，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组织城市医生对口支援农村。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农村重大传染病防治和疫情防控网络。总的目标就是要为农民提供安全、廉价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怎样使城镇居民 看病不再忧? 如今，我国很多城市大医院的规模已经堪称“巨无霸”。上千张床位的医院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达到了六七千张床位。与此同时，小医院却在萎缩，社区医院更是少人问津。为了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大量患者涌向了大医院，小病也要看专家，谁也不愿进社区医院，形成了“全国人民上同仁，同仁医生看全国”的奇特现象。

有人形象地把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比喻成“金字塔”，大医院就处在“塔尖”，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处在“塔基”。目前城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塔尖”太重了，“塔基”太轻又不够坚实。目前全国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仅占城镇医疗机构总数的8．9％，卫生技术人员数占2．7％，政府补助经费占1％。社区卫生服务覆盖面小，医护人员数量不足，服务设施和设备匮乏，服务质量难以取得群众信任。

解决城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社区医疗服务具有看病方便、收费便宜等优势，既有利于分流病人、缓解大医院的看病压力，又有利于降低卫生服务成本、减轻城市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

2006年2月，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做好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有关部门已就如何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着力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首先要合理调整和配臵社区卫生资源。新增城市卫生投入要重点用于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既要将现有的一批小医院转型或改造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又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和监督，不断改进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大中型医院合理分工、密切协作、相互支持的机制，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确定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鼓励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定点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生产和供应合格、价廉的常用药品。

同时，要积极推进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完善医疗机构经济补偿机制和药品价格管理机制，抑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改变“以药补医”的状况。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严格收费管理，改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继续在卫生系统深人开展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认真查处红包、回扣、开单提成和乱收费等违法违纪问题，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惩防并举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

两会--看病难看病贵[范文] 篇4

中新社北京三月二日电(记者甄雪原)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二日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备受关注的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已在委员驻地“预热”，数位医药卫生界的委员在餐桌上就“看病难看病贵”的话题开始了小范围讨论。

徐勇委员表示：“看病难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概念标准如何把握？如果不讲地区、条件，笼统地讲看病难，容易造成误解与混乱。”

这位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副院长介绍说，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长时间等待看病也是现实问题，非急症病人几个月看不上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与国外相比，中国患者如果在当地就医并不算难。

徐勇委员准备了一个“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的提案。他解释说，“各省市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看病难’的标准，根据病情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医院看病，医院要多长时间治疗、治疗到什么程度，都有相应规定。如果超过这个规定，视为‘看病难’。如果病人从新疆跑到北京看病，那就是难。但这种难，超出了基本医疗的范畴，不能在抱怨的范围内。”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委员也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有多方面原因，高标准的需求是其因素之一。他说，医疗与其它商业服务不一样，买电器可以量入为出，但最穷困的病人也希望寻求最好医生的最佳治疗效果。这种心理预期的结果就是倾其所有看病，这对多数人来说，导致的就是费用难以承担。

李玉峰委员指出：“什么叫基本医疗？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概念都要分清楚。现在概念模糊，不分条件地提‘看病难看病贵’是一种误导。”

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登岗委员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中国有很多中小医院看病并不难，甚至医生在等待病人上门。痛批VIP病房 历数专家门诊“四宗罪”

据《京华时报》报道，“取消专家门诊！取消VIP病房！医疗服务不能向‘钱’看。”3月2日，刚刚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介绍了他准备提交的建议。

冯世良委员指出，目前各级医院都在借扩建医院之机，纷纷推出VIP病房。“硬件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每天住院价位少则千八百元，多则上万元不等。本来8个人的病房就让给一个人住。”冯世良说，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并不是高级饭店，设VIP病房完全没有必要。“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经成了一大社会问题，有多少人还看不起病，有多少病人到了医院因没有病房被安排在走廊上治疗。”冯委员批评道。

同时，冯世良委员总结了专家门诊的四宗罪：第一，所谓专家名不符实；第二，专家门诊“为钱服务”；第三，医疗质量还不如普诊；第四，出诊专家还接私诊。他表示，设立专家门诊的初衷是为病人服务，为病情服务，而不是为钱服务，现在彻底给弄颠倒了。

重病患儿没钱救命 建议设救助基金

据《重庆晚报》报道，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文广局副局长刘明华建议由社会各方共同设立，即由政府财政出一部分启动资金，父母为患病宝宝缴点钱和接受社会捐助，并与商业保险结合起来，共同帮助有生重病孩子的家庭。

刘明华委员说，孩子患上重大疾病，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虽然现在有了相关的医疗保险，但由于报账额度有限，许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遇上这类情况往往难有回天之力。而目前在商业保险方面，保险公司多是应付意外伤害的，且对先天性心脏病等先天性疾病不予理赔。

他解释说，家长出资也就是当孩子出生之后，每年或者是一次性缴纳多少钱进入救助基金。如果自己孩子生了重病，就可申请救助，没有生重病，权当给其他重病的孩子献爱心。

呼吁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日前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在我国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据介绍，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

新快报2月19日报道 “鼓励刚毕业的大学生进社区医院工作是要误事的，应该鼓励优秀的有经验的医生下基层。”“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昨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

不应鼓励毕业生下基层

大医院收费贵，但是挂号处总是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社区医院收费便宜，但人们连感冒都不放心去那里看。对于这种情况，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委员说，事实上这和政府的导向有关。

曾其毅说，现在政府鼓励找不到工作的医学院毕业生到基层医院，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说，没有在正规大医院训练5年以上的医生，单独到基层医院给病人看病“是要出问题的”。而且，这还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病人到基层医院，结果病没看好，就再也不来了，病人没有了，基层医院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好医生下去。曾其毅说，政府应该鼓励有良好资质、有经验的医生到基层去开诊所，“可以是私营的，也可以是合股的，现在有些地方也在搞。由政府购买私人医院的服务，比如天河区的龙洞医院，它是个私人医院，但是你到那里去看病也可以用医保”。

“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曾其毅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贵呢？因为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直言。

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经济观察报：“看病贵”是怎么造成的，新方案实施后，能解决吗？

余晖：看病贵是传统的“以药养医”机制造成的。此前一直实施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是扭曲的，政府财政从来都是给得很少，医院要通过其他方式去增加收入，来满足它的发展，比如多卖药啊，增加诊疗项目等。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坏的结果，即政府默认了医院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去高收费、开大处方。

经济观察报：医院利用垄断地位开大处方的问题，一个解决思路就是医保付费制度改革，例如探索按病种付费，具体是如何操作？

周子君：按项目付费是给病人做的检查、开的药越多，医院和医生的效益就越多。按病种付费是给病人做的越少，医院和医生剩下的就越多。

具体操作是，医疗保险部门作为给患者付钱的一方，跟医疗机构谈一个合同，把所有的疾病按照不同的类型，测算出每个病种平均会花多少钱，比如一个阑尾炎，经过测算以后平均数是2000元，这样医保部门就可以谈，所有的医院做阑尾炎，患者和医保部分总共只付2000块钱。

有了这个额度以后，医院会怎么做呢？必需的检查会做，否则没法诊断。此外，医院就不会提供一些额外不必要的服务了。因为医院做得越多，给自己留下的利润就越少。这就能促使医院给病人提供必要的服务，但是少花钱，现在这种多开药、多做检查的动力就没有了。

现在有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像北京的单病种付费，现在大概有十几个病种是比较明确的，给了定额。今后这项改革应该针对所有的疾病，不能就挑几个病种来做，这样占得比重非常小，影响有限。

周子君：“看病贵”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到位，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花钱全部自己掏腰包。

新医改方案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是医保全民覆盖，现在提出到2012年三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达到90%以上。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医保的报销比例还是很低的。政府能做的就是把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都参加医疗保险，这是解决“看病贵”的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