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

量刑程序（精选7篇）

量刑程序 篇1

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实现量刑公开和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当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应当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

二、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

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注意听取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提出的量刑意见。

量刑意见应当具有一定幅度，并应当有相应证据和理由。

四、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先调查犯罪事实，后调查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也可以先辩论定罪问题，后辩论量刑问题。

被告人认罪或者虽然不认罪但同意参与审理量刑问题的，按照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审理量刑问题。

被告人不认罪且不同意参与审理量刑问题的，合议庭应当告知其有权提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意见和理由，记录在卷后，法庭审理继续进行。

五、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在核实犯罪事实后，庭审主要围绕量刑事实、情节和刑罚适用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

六、量刑事实的调查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1）审判人员首先归纳在犯罪事实调查阶段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并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不再重复举证和质证；

（2）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就其掌握的未经审理的量刑事实举证，并接受质证；

（3）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其掌握的未经审理的量刑事实举证，并接受质证。

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的，可以向法庭提交量刑事实证据，并接受质证。有关方面向法庭提交涉及未成年人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当庭宣读，并接受质证。

七、人民法院发现影响量刑的情节有遗漏或者事实不清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八、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确因客观原因未能收集到量刑证据，申请调取证据的，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依法调取。

九、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书证，申请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

十、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长应当注意引导控辩双方围绕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和刑罚适用问题进行辩论。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法庭发现新的量刑事实，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的，审判长可以宣布恢复法庭调查，待事实查清后继续法庭辩论。

十一、裁判文书中的量刑说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

（2）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

（3）人民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

十二、人民法院审理二审、再审刑事案件的量刑程序，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可以参照本意见进行。

十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量刑程序 篇2

一、量刑证据及其与定罪证据

(一) 刑事诉讼证据及量刑证据及其特殊性

刑事诉讼证据, 是指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与案件事实有实质关系且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事实。学者们对刑事诉讼证据有不同的界定, 程荣斌老师认为,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侦查人员、审查人员、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 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 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 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曹贵乾老师认为,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审判人员, 检察人员, 侦查人员依法收集的, 或者由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的, 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 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二位学者对刑事诉讼证据的界定有范围的不同。

量刑证据, 是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 是指刑事诉讼案件的控辩双方依法收集的, 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的一切事实。量刑证据具有证据的一般性质并具有下列特性:1.量刑证据并非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的关系, 量刑证据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评价, 不要求其一定与案件事实必须有实质性的联系。2.收集主体的多元性, 量刑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确保法官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关量刑的信息, 因此, 控、辨、审等诉讼各方在量刑程序中都会协同致力于量刑证据的调取。因此, 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是负有证明责任的收集主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也负有收集责任, 另外, 被害人, 自诉人也是量刑程序的参与主体。3.量刑证据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量刑证据收集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量刑证据的多样性。

(二) 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的区别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 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是这两个阶段的主要支撑。陈卫东老师认为量刑证据着眼于过去发生的犯罪事实, 用于解决被告人罪与非罪、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此罪与彼罪的问题, 实现的是刑罚功能。而量刑证据着眼于未来, 用于解决被告人接受改造、回归社会的难易程度, 实现的是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证明对象不同, 定罪证据是评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 而量刑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行为, 更多的是评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证明等。

证明规则不同, 在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有着不同的规则。定罪证据禁止适用意见证据, 因为若证人没有经过询问, 其证词的真实性无法求证, 其言辞证据带有证人的主观意见, 为了客观、真实地证实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意见证据不可用。而量刑证据一般允许适用意见证据, 如果证据证实的是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 应当允许适用。 (1)

证明标准不同, 定罪证据是法院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唯一事实, 因此需要侦查机关、审查机关提出的各项犯罪事实并一确认犯罪, 尽力寻求客观事实。量刑证据大多是被告人的学习、生活、工作等多方面的证据, 提供人多少掺杂有个人的看法, 因此, 西方国家多适用盖然性的证据标准。

二、刑事案件证据收集的责任主体

(一)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量刑证据收集主体的限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因此,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主体具有特殊性。

1. 侦查机关是刑事案件主要的证据收集主体

根据法律的规定, 公安机关负责大多刑事案件的侦查, 在进行立案侦查的时候, 必须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国家安全机关是我国的侦查机关, 同样负有收集证据的法律责任。

2. 人民检察院也是刑事案件证据收集的主体

审查起诉的过程是人民检察院证明案件是否符合向法院提起公诉的过程。在审查起诉时, 人民检察院必须收集足够的证据, 并且证明确实符合起诉条件或者不符合起诉条件, 因此, 人民检察院也是法律特定的证据收集主体。在自诉案件中, 自诉人是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据收集主体, 如果自诉人提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其起诉的请求就不能成立。

3. 人民法院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收集主体, 但理论界对此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具备承担证明责任的条件和基础, 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控申职能分离需要。也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应成为消极的仲裁者, 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诉讼的审判过程中都负有证明责任, 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为保证其审判的正确性, 必须对双方的叙述和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 判断双方谁是孰非, 同时要收集必备的证据。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 不应有收集证据的责任, 不应是案件证据的收集主体。

4.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证据收集能力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有提供证据的权利, 但在我国由于辩护方收集证据的能力有限, 被告人在法律方面的素养不足, 很难在法庭上提供量刑证据。

(二) 我国量刑程序规范化建设中凸显出的证据收集主体的局限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机关、审查机关、审判机关的证据收集责任, 处于对案件证据真实性的考虑将证据收集的责任主要集于国家机关。但此项规定在量刑程序规范化建设中凸显出了其局限性。

1. 现存法律限定证据收集主体的局限性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是要规范自由裁量权, 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 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均衡,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刑事审判工作的科学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是量刑信息的全面、准确收集, 然而现行法律规定将证据收集主体主要限于侦查机关、审查机关、律师等, 主体的限定性决定了所收集证据的局限性, 这与量刑信息的广泛收集及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存在矛盾。

2.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从各地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的经验来看, 一方面庭审前进行的调查工作越多, 搜集的量刑情节越全面, 量刑答辩的效果也就越明显。因此量刑程序的改革又通过量刑信息的全面化采集来实现是最好的途径。另一方面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本来就短缺的司法资源的挑战, 刑事法官忙于刑事审判工作, 一般不可能就量刑事实亲自进行庭外调查, 检察官和侦查人员因日益上升的犯罪率而调查收集力量不足, 因此, 有限的司法资源与广泛收集量刑信息的要求在短时期存在矛盾性, 现存法律仅限于有限的证据收集主体凸显出了其极大的局限性。

三、量刑程序规范化建设中量刑证据收集的责任分配

(一) 侦查机关的量刑证据收集责任

侦查机关是第一个接触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主体,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依照法定程序调查、发现、收集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因为案件能否正常处理, 很大程度上由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是否充分决定。因此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应当尽职尽责地收集提供与量刑有关的所有证据, 包括罪重情节证据、最轻情节证据。

(二) 检察机关对量刑证据负有核实、收集责任

在公诉案件中, 检察机关负有核实侦查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所有证据, 包括量刑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 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犯罪轻重的各种证据。因此, 在刑事诉讼中, 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不仅有核实侦查机关移送的量刑证据, 也由收集量刑证据的责任。

(三) 被告人及辩护人对其量刑意见有提供量刑证据的责任

作为诉讼主体的被告人, 当诉讼活动进行到量刑阶段时, 已经失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 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量刑阶段提供尽可能充分的量刑材料支持其量刑意见。实际上,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责任是实现其所主张利益的重要保障, 因此, 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量刑证据旨在使其积极举证, 将自己掌握的证据提供给法庭, 使法庭能够全面掌握有关量刑信息, 从而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四) 被害人及自诉人的量刑证据收集责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被害人、自诉人都可以参与到量刑程序中, 提出量刑意见并提供量刑证据。其实, 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应充当双重诉讼角色:一是作为诉讼主体, 参与司法裁判的制作过程, 通过发表意见和参与之争辩论, 对法庭的裁判结果施加积极地影响;二是提供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 使得一些新的量刑事实出现在法庭上, 促使法庭量刑信息的全面和量刑的适当。当然, 若提供不出相应的量刑证据, 就有量刑意见不被法庭采纳的可能。因此, 被害人及自诉人也有量刑证据的收集责任。

(五) 其他社会主体的量刑信息调查权应确立制度性保障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一般会搜集一些定罪证据, 或者会搜集不得不搜集的法定量刑证据, 对于有利于被告的酌定量刑情节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 缺乏必要的搜集证据手段。英美国家为了使量刑信息更加全面, 建立了专门的“量刑前调查”制度, 即由隶属于法院的调查员就被告的前科劣迹、平时表现、家庭状况、教育情况、再犯罪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调查, 提出一份“量刑前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论。这种制度促使量刑信息的全面和准确值得我们借鉴, 因此, 在近年来的少年司法改革中, 由法院委托社会调查员展开社会调查中。调查员搜集量刑信息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制度出现在少年司法程序中。此制度在“成年人案件”中也有过尝试。2007年北京一起刑事案件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刑事证实被告人的平时情况, 并作为法官量刑参考依据, 但这一制度尚未在“成年人案件”中得到推行。笔者认为这种制度会弥补侦查机关、审查机关搜集证据的不足, 保障量刑信息的全面性, 有可取之处。因此, 这种量刑信息的取得方式可以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综上, 笔者认为随着《量刑程序意见》的出台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正朝着规范化方向开展, 量刑信息的搜集与调取将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 量刑程序改革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 如调查人员和调查经费支出、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保障、缓刑监管机制的信息共享, 共青团、妇联等社会机构的调查权等, (2) 也将逐步解决, 量刑证据制度将逐步完善。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确认是否发生了犯罪及其性质、何人实施了犯罪及其实施经过等, 而很难做到全面收集量刑证据方面的证据。

关键词：量刑证据,量刑证据收集,责任分配

参考文献

[1]李玉萍.量刑事实证明初论[J].证据科学, 20099 (1) :15-24

[2]金兰, 黄周炳.基层法院实施社会调查制度的调研报告[J].法治研究, 2009, (12) .

[3]杨志斌.中英量刑问题比较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4]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①李玉萍.量刑事实证明初论[J].证据科学, 20099 (1) :15-24

论量刑答辩程序 篇3

一、量刑答辩程序的特征

当前，我国司法实务中量刑程序的运作方式是：关于量刑的事实、证据与定罪的事实、证据均在法庭调查阶段，由公诉机关出示，辩护人也可在此阶段提出有利于被告的事实证据。之后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阶段可以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并辩论。法庭审理后，合议庭对被告人的量刑进行评议，重大疑难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之后就定罪量刑一并形成判决并向当事人公开宣判。这种运作方式造成了司法实务中普遍存在重定罪、轻量刑以及同案不同判等现象。相对于这种量刑方式，量刑答辩程序具有相对独立性、公开性和对抗性三个特征。所谓相对独立性是指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成为刑事审判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环节。所谓公开性是指量刑过程应当向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保持必要的透明度，使诉讼当事人更为充分有效地参与。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量刑的程序公开，量刑的理由公开和量刑的标准公开。对抗性则表现为在量刑阶段，控辩双方集中就与量刑有影响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论，量刑结论以经过质证的证据为基础。

二、量刑答辩程序的正当性

量刑答辩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必须符合诉讼和审判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一）量刑答辩程序符合量刑公正原则

量刑公正既包括量刑结果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

一方面，量刑答辩程序有利于实现量刑结果公正。比起在法庭调查中一并提出定罪和量刑证据的做法，独立的量刑答辩程序可以使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和情节集中在这一阶段呈现于裁判者面前，使得裁判者心中形成比较明晰的、有条理的印象，有利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情节。而控辩双方基于不同的立场会积极地搜集有关量刑的证据，这一方面可以使量刑裁判建立在更全面可靠的证据根据上，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控辩双方举证不足，法官对量刑情节进行庭外调查时，形成内心的预断和偏见。另一方面，量刑答辩程序符合量刑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一般认为，公正量刑程序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量刑公开，二是量刑程序合理。而量刑答辩程序，无疑是符合这两条要求的。

（二）　建立量刑答辩程序，有利于增強对当事人人权的保障

与定罪相比，量刑会直接影响到被告人的生命、财产、人身自由或民主权利。所以，在实践中，当事人对量刑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定罪，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申诉、信访案件均是对量刑不服的原因。因此，量刑程序的设计要符合体现加强人权保障的理念，最主要的是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河南省高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在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实行“量刑辩论”的实施办法》，之后，在审理死刑二审案件时，审判长总要对被告人郑重的说一句“你有权对自己的量刑当庭发表意见，也就是说，你对自己该不该被判处死刑有发言权。”而在以前，对死刑被告人如何量刑，如果公诉人不提较为具体的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权就此发表意见。这是量刑答辩程序增强对被告人人权保障的鲜活实例。

（三）　建立量刑答辩程序有利于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

我国刑事立法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法官具有在法定刑幅度内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既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也可能偏离法律规定，给司法腐败留下了空间。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权必须存在，也必须被约束。而量刑答辩程序是一种公开的、对抗性的程序，量刑决定受制于控辩双方举证的证据和事实，而且，法官必须在裁判文书中写明量刑标准和量刑理由，这就便于社会各界对量刑的监督，从而对法官形成制约。

（四）建立量刑辩论程序有利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权威

量刑辩论程序保障了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充分参与，他们可以了解程序的进程、判决的结果及理由，并且可以对这种结果施加一定的影响，这样，就能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量刑决定。由此，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申诉、上诉，防止没有意义的重复处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当事人及公众亲眼见证量刑过程，进而对量刑结论产生信服，司法的权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树立起来。

综上所述，建立量刑答辩程序有利于实现量刑结论的实体公正，符合公正量刑程序的要求，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机关权威，量刑答辩程序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可以被普遍适用。

三、量刑答辩程序的制度构建

通过对我国量刑程序现状的考察和对量刑答辩程序的价值分析，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测：量刑答辩程序，可以成为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一条路径。

（一）在立法上区分定罪与量刑，确立量刑答辩程序的相对独立地位

建议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做如下调整：分别情况，对于被告人做有罪答辩的，规定在法庭辩论程序中，就定罪问题进行辩论后开始量刑答辩程序。对于被告人做无罪答辩的，在定罪判决宣告以后，如果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则一审程序终结，如果法院判决被告有罪，则另行开启量刑答辩程序。这种对于被告做有罪答辩和无罪答辩的区分更加科学，是综合考虑正当程序的要求与司法资源的限制得出的结论。

（二）细化量刑答辩的具体程序

在量刑答辩的具体程序设计上，司法机关的尝试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

1.量刑答辩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

综合看来，在试行了量刑答辩程序的各法院，除了河南高院将量刑答辩程序限定在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外，北京、广州的一些法院都未限制量刑答辩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笔者认为，刑事案件，不只是死刑案件，都会对被告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产生重大影响，这远非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所能比拟，故而，量刑答辩程序应存在于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中，不论是一审还是二审，也不论是公诉还是自诉。

2.量刑答辩的流程

总结各地法院的操作经验，在进入量刑答辩程序后，一般由控方先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然后由辩方针对上述建议进行答辩，并提出辩方认为合理的量刑请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并参加庭审的，其本人及代理人可以在控方提出量刑建议后，对量刑发表意见。法官就控方、辩方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在量刑意见上存在的差异，组织三方在法庭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必要时可进行二轮答辩。

控辩双方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可以放弃量刑建议或请求权，也可以对原告提出的量刑建议或请求在量刑辩论终结前进行修正，但最多不得超过两次。

3.量刑答辩程序中的法官的职权

法官享有的审判权可以分为三部分：庭审主持权，案件审理权，裁判权。据此，法官在量刑答辩程序中的职责主要有：宣布进入量刑答辩程序，告知被告人有权就量刑发表意见，主持答辩，作出量刑决定，宣告量刑决定。在量刑答辩中，就有关事实、证据有疑问的，法官可以对控辩双方和有关证人发问，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庭外证据调查。

4.量刑答辩程序中量刑结论的作出与宣告

量刑建议书 篇4

【摘要】探讨规范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量刑建议书的诉讼价值、量刑建议信息不完整问题，重点论证证据开示对规范量刑建议书的重要意义，提出量刑建议书的规范化可从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入手。

【关键词】量刑建议书 规范化量

刑建议证据开示

0135-02

20xx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发布《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量刑程序意见》)，该法律文件的发布标志量刑建议从地方试点到全国试行。作为我国量刑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建议对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积极意义。在检察实务过程中，量刑建议书是具体量刑建议的载体，量刑建议书的规范化能够保证量刑建议的有效进行，更能够促进整个量刑程序的规范。

一、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和量刑建议书的诉讼价值

量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涉及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从义务说、权利说、权力说等方面探讨，观点不一，但较为普遍将量刑建议视为公诉权内涵的必要延伸。《量刑程序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这是量刑建议的授权性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

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指导意见》)则明确指出，“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量刑建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这意味着量刑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环节出现在刑事庭审过程中，这为建立量刑建议制度提供依据。可以说，这是量刑建议的最重要法理基础。

??按照《量刑程序意见》要求，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制作量刑建议书。《指导意见》对量刑建议书作出更为明确的要求，量刑建议书从内容上来看涉及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幅度、执行方式的建议，重点阐明量刑建议的依据和理由等。陈瑞华教授指出：“作为旨在申请法院接受某一量刑方案的诉讼文书，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的标志，也是公诉权的必要延伸。如果说起诉书具有定罪申请书的功能，量刑建议书则带有量刑申请书的性质。”按此理解，量刑建议书则成了“求刑申请书”。随着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量刑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存在于刑事诉讼中，量刑建议书的地位将愈发重要。量刑建议书对法院的量刑没有必然的约束力，但量刑建议书提出较为明确的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律师量刑辩护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公诉和辩护质量，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量刑建议书是否具有启动量刑程序和限定审判范围的效力，学界对此观点不一，但量刑建议书能够促进量刑的公开、公正，规范的量刑建议书对于量刑规范具有重

要意义，这点毋庸置疑。

二、量刑建议书中量刑信息不完整问题

准确提出量刑建议，关键在于公诉方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只有获取全面和准确的量刑信息，才能制作出规范的量刑建议书。

(一)量刑建议所需信息。陈光中教授指出，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交锋焦点首先往往集中于被告人犯罪在事实上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其次，在法律适用上是否构成犯罪。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控辩双方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的前提在于获取全面的量刑信息，不但要全面掌握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还应掌握酌定的量刑情节，如被害人的过错、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退赃情况、赔偿情况以及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的情形，而其中中立方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对量刑建议具有重要意义。《量刑程序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涉及未成年犯罪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当庭宣读，并接受质证。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也作了具体规定：“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有学者指出：“社会调查报告不仅要考虑有关人身危险性的事实，还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以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对成年被告人而言，社会调查报告同样具有量刑信息和证据功能。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应突破未成年案件的限制，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同样可以提出社会调查报告。

(二)量刑建议信息的不完整。检察机关主要职责在于公诉被告人，说服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是公诉的主要目标。这导致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书中强调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事实，过分关注法定量刑情节，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诸如被告人的认罪悔过、被害人是否获得民事赔偿等酌定量刑情节。当然，量刑建议书的量刑信息的不完整性与侦查机关亦具有一定的关联。通常而言，侦查机关移送的量刑证据是形成量刑建议的基础，而侦查机关侦查工作的重点在于侦查破案，只有收集足够的有罪证据，检察机关才能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而将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从而忽视全面收集量刑证据。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检察官重定罪轻量刑，不重视量刑建议，甚至错误认为量刑建议增加工作量，而不愿提制作量刑建议书。由于目前对量刑建议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体系，往往以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作为检察官绩效考核的标准，如疑难、复杂案件的量刑建议未被法院采纳，进而引起上诉或抗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官的职业风险，使得检察官不愿制作量刑建议书。有的量刑建议书仅提出建议结论，完全不说理，或者采用模板式理由，说理不完全，特别是没有准确反映出量刑情节。究其原因，量刑信息不完整是量刑建议书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三)量刑建议信息不完整的后果。《量刑程序意见》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人民法院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将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被告人”。鉴于我国的刑事审判尚未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辩护方在庭审过程中会针对检察机关的量刑

建议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这些事实和证据若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查证属实，将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检察官基于不完整的量刑信息所作出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等量刑建议必然是不准确的，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量刑建议不被法官接受，或引发被告人的上诉，从而减低诉讼效率。

三、证据开示对量刑建议书规范化的意义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证据的内容都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关联。笔者认为，规范量刑建议，特别是量刑建议书的规范化，可以从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入手。通过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检察机关掌握更为丰富的量刑信息，可以作出合乎规范的量刑建议书。

(一)我国证据开示概述。证据开示，源自英国刑事司法实践，其基本涵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在检察实务中，证据开示则要求控辩双方将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开示。目前很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建立了相对明确的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无明确的证据开示制度，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为避免突袭辩护，要求辩方将其掌握的无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提前告知控方，在某种意义可以将辩方证据开示视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萌芽。

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 篇5

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2007-02-10 16:48:4

5加强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一直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又是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地方这就更需要检察机关以此为切人口扎扎实实地进行审判监督。

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长期以来，检察官只是在起诉文书和公诉意见中就可能对被告人适用的处罚条款和量刑情节作出决定和发表意见，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辩论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有罪以及此罪彼罪上，对于量刑，往往没有展开有效的辩论。刑事案件的量刑一直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专项权力，排斥在整个庭审活动以外。量刑的尺度，完全由

法官来掌握，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判决书上。现行的很多判决，把“从轻”、“从重”视为一种形式，一笔带过，使被判决的对象不知其所以然。因此难以使案犯认罪服判，刑事上诉案件有增无减，一方面增加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有关人士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审判的公开、公正。事实上，定罪与量刑同样重要，不应该有任何偏颇。

量刑作为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由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被告人等各诉讼主体共同参与，是世界各国普遍行的一项诉讼原则。随着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深人和人民群众对审判监督、司法公正的迫切呼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检察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的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性意见，行使量刑建议权，使量刑由“暗”转“明”，由“神秘”转为“公开”，使刑事审判不仅做到定罪公开，也要做到量刑公开，促使各诉讼主体对法律的理解，罪犯对判决的尊重

和服人。从而有效地减少上诉，提高了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支出。

一、何谓量刑建议权

所谓量刑建议权，即求刑权，又称量刑请求权，是指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建议。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

量刑建议权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公诉权。从检察机关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有对案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公诉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案件审理最重要的部分——判决结果，应该是检察机关关注的目标。就此而言检察机关对案件中的判决部分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公诉权的必然组成部分。从量刑建议本身来看，量刑建议只是检察机关站在公诉人的位置上，对被告人应判处何种刑罚提出自己的意见。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本身不具备终结性即最终判定性和处罚性，而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准备和条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包含的实体性要求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最终实现，并不影响审判权的行使。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就是请求支院以裁判的方式同意检察机关对案件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并由法院根据检察机关认定的犯罪中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量刑处罚并确定执行方式。不难看出，检察机关请求法院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是在行使定罪请求权；请求法院对被告人科以何种刑种、什么刑期、哪种执行方法，是在行使量刑建议权。二者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不能把后者与前者割裂开来，视作不同性质的权力。

二、在我国适用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公诉人就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是实现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的有效途径。

其一，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的深人，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检察

机关应紧紧牢记自己的职能，将法律监督放在第一位。量刑建议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尽管刑法规定了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共三类四十多种法定量性情节，即法定的应当从重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减轻或史除处罚情节。但是由于法定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常常发生交叉重叠的现象（即多个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同时存在），法律又没有具体指导发生多重情节时的量刑方法，因此很难讲清楚这些法定情节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从轻和从重的具体程度应该怎样法律也缺乏相应的规定。另外，刑法中一些条文将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都集中在了一个量刑情节上，法官自由选择的幅度太宽。还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还源自刑法中诸如情节“轻微”、”严重”、“恶劣”等等含糊不清的字眼的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些粗糙的规定并没有因为大量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得到应有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引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可以对法官 的量刑形成监督和制约。在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在量刑的具体看法上应该出人不大，法官如果做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有较大差别的量刑，法官本身就应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就促使法官加强自我约束，在量刑时谨慎斟酌，公正行事。如果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同法官的量刑总是出现较大的差别，就会使法院和公诉机关产生疑问，是双方量刑尺度的掌握问题，还是存在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的情况。如属前者，双方就有可能对本地区在掌握量刑标准的认识问题上进行探讨和交流，形成共识，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如属后者，则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范和处理。

其二，检察机关就量刑提出具体意见，是检察机关提起诉的一个依据。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这些都是针对法官量刑错误而提起的。提出量

刑建议，能够使法院在判决时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使判决更为准确适当；同时一旦法院判决明显失当，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建议为衡量标准，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

其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量刑建议要求公诉人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时，要充分考虑法律规定的一般性和具体案件的特殊性。而且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这必然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同时，检察机关也可以采用量化考核的方式，对公诉人一定时间里的量刑建议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其合理性和正确性上综合考虑，以此来评定公诉人的法律业务水平。这对公诉人也是一种

有效的监督。

其四、量刑建议权有助于法院更加正确、有效地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听取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在加上自己的审查，对案件的事实已经是比较清楚了。但以前在量刑时，只有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现在，检察机关实施量刑建议制度后，由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已经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犯罪事实与法律适用；对法官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提高当庭宣判率。

三、量刑建议权在国外的适用

公诉人提出具体量刑建议为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所接受。在英美法系国家，美国等国家的检察官出庭会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也有自己的量量刑建议权体系这些我们都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讼过程中，定罪程序量刑程序不是

混为一体的，而是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伙经审判被陪审团认定有罪为分界线截然分开。所以，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但在检察官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这一点中，英国和美国在制度上略有不同。在英国，传统上认为，在量刑听证阶段，控辩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定罪阶段那么强的对抗性，检察官出席听证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因此要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美国则不同，在量刑听证中，美国依然保持了典型的控辩对抗，作为控方的检察官理所当然地拥有对量刑提

出建议的权力。但这一权力是否被充分运用在践中也不完全一样，就全国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检察官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就量刑问题提出建议，是否提出、对什么样的案件提出通常由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由于我国的司法制度与英美系存在较大差异，故，对于这种量刑建议权我们只能作为一种借鉴。

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的划分，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做出判决，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自己的量刑建议制度，而且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及这一建议对法官的效

力等一系列规定或习惯做法体现出来的。在有的国家，这一制度被规定在法典中，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条就规定：“检察官在法庭上支持国家控诉，…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韩国检察厅法第条规定，检察官的职权之一就是“向法院请求法律的合理适用”。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出来，但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检察官享有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力。例如，一项关于德国处刑的统计结论说，检察官建议适用的刑罚与法官最终判处的刑罚大都较为接近广而法官更倾向于在检察官建议之下处刑。可见，德国检察官在实践中确实享有量刑建议权；而且很为公众所关注。日本也是如此，“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也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刑’”，这一内容通常是检察官在审判的综合阶段作总结性发言时提出。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

官产生约束力，但是如果检察官认为法官量刑畸轻畸重的，可以提出上诉。

四、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行使

一、当前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实践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但在法律中却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条关于”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规定，可以视为检察机关拥有量刑建议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之一。

有学者认为量刑建议权在公诉工作中有三种：第一是提出—个对被告人量刑的幅度；第二是在公诉意见书中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作出确认；第三是现在改革中提出的，即在量刑幅度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宣告刑。从这个角度讲，检察机关实际上正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如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中对被

告人的法定和酌定从重和从轻的情节进行了完整的概括，并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实际就是粗线条的量刑建议。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的深入。在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规定，又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的规定》中规定，在法庭上．对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这实际是就是明确的量刑建议。

虽然以上都只能视为量刑建议权的雏形，但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起到了维护司法公正，加强法律监督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量刑建议权的适用环境

任何一种权力在法律上的确定，都必须有配套的制度加以保证。如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及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里，检察官普遍相遇量刑建议权。在庭审只检察官要提出他的求刑意见，辩护律师也会提出他的辩护意见，而法官作为一个仲裁者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检

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并不当然的对法官产生约束力。而是作为一种诉辨交易制度诉辨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指的是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做出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使检察官的求刑权对法官的约束力加大了。也就是说，这种力度的加大不仅是因为检察官有求刑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和辩护方、被告方达成一致了，比如说检察官建议给被告人判处三年，而被告人，辩护人也同意，这时候对法官就有约束力。如果仅仅是检察官单独求刑，辩护人不同意，被告人也不同意，那么对法官就仅仅是有参考价值，不过法官肯定不会绝对按检察管的要求来定罪和判刑。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开展量刑建议权改革时如果把求刑权搞得很具体，在没有诉辨交易的情况下，其意义又何在

我国虽然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诉辨交易”，但是如果仔细研读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则不难发现“诉辨交易”的影子，如《刑法》中“坦白、自首、立功”的规定；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诉辨交易”也又相似之处，然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已经行使了多年，但在实践中落实的并不太好。由于法律缺乏从重从轻的相应规定，法官过宽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从重从轻的判决含糊不清。有些人把其编为“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如果引进“诉辨交易”制度，就可以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立法化，有利于操作。

另一方面，形式案件的发生不以司法人员的意志发生，现实中大量的刑事案件在证据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被告人出于畏罪的心理会在证据上百般抵赖。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为了办铁

案往往对一个细小的证据也必须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司法机关还必须承担犯罪分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逃避处罚的诉讼风险。但是，通过诉辩交易就可以使这种证据存有缺陷厂必须以被告做出有罪供述并接受审判结果为条件的案件得以审结。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乃至对犯罪人都是一种现实的公正。

（三）、有步骤地引入量刑建议权

量刑程序 篇6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酌定减轻量刑程序,裁定,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3条规定,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 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 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是我国关于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最基本规定, 其中包括法定减轻量刑和酌定减轻量刑两种情形。而且, 对于, 酌定减轻量刑还规定了特别的程序, 即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然而, 上述规定尽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酌定减轻量刑的特别程序, 却对于原审人民法院及其各上级地方法院应该采用何种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逐级上报, 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因而, 导致在刑事审判实践中,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尤其是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既有采用“裁定”也有采用“报告”的方式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做法很不统一, 操作亦不规范。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观点, 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要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法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毋庸置疑地在自己的审判活动中会本着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决定自己的行为, 因此, 为了使法官能够公正裁判, 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避免法官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司法活动的公正。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才能够避免法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置司法公正于不顾, 从而实现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笔者认为,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观点, 为了体现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改变这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无所适从的混乱局面, 最高人民法院宜尽快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地方法院逐级报请的具体方式加以明确规定。在酌定减轻量刑特别程序中, 原审人民法院及其各上级人民法院宜统一采用“裁定”而非“报告”的方式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这既具有理论上和法律上的正当性, 也符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实际状况。

一、符合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

对于人民法院酌定减轻量刑程序的具体适用要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8条的规定, 须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 被告人不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提出抗诉的, 在上诉、抗诉期满后三日内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的, 应当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上一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原判的, 应当裁定发回重新审判或者改变管辖, 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原判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中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 (二) 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 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上诉或者抗诉无理的, 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 维持原判, 并按照本条第 (一) 项规定的程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准。上诉或者抗诉有理的, 应当依法改判。改判后仍判决在法定刑以下处以刑罚的, 按照本条第 (一) 项规定的程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见, 无论被告人是否提出上诉、检察院是否提出抗诉, 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都要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 才得以确定是否同意原判以及是否同意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并根据不同的情形, 作出相应的处理。因此, 针对下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的法定刑以下处罚案件, 原审人民法院的各上级人民法院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司法审判工作, 而司法审判工作理所当然地应当作出“判决”、“裁定”或“决定”, 而不应是“报告”。众所周知, “决定”只能适用于人民法院对程序性问题的裁判, 而且“判决”在这里明显不能适用, 所以, 无论上级人民法院是否同意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意见, 其都只能作出相关的“裁定”。就像上级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审、改变管辖、驳回上诉或者抗诉都要依法以“裁定”方式向下级人民法院作出一样, 上级人民法院如果同意下级人民法院的酌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裁决, 也应该以“裁定”而不是“报告”的方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否则, 在同一个司法审判过程中, 对于同样性质的司法审判活动, 就会出现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对其下级人民法院采用“裁定”这种权威性的方式和对于其上级人民法院却采用“报告”这种汇报性的方式之司法与行政两种方式并行的局面, 似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蔓延司法行政化之嫌, 有悖于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 也有可能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两审终审制的应有例外

根据前述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酌定减轻量刑程序的具体规定, 不论被告人或检察院是否上诉、抗诉, 都必须经过逐级上报核准的程序。假使采用“裁定”的方式逐级上报, 如果原审人民法院是基层人民法院, 其作出的“裁定”还要经过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的逐级“裁定”过程, 才能最终报送到最高人民法院, 这势必就突破了刑事诉讼法关于两审终审制原则的限制, 似乎有违法之嫌。但毋庸置疑, 任何原则和制度都会有例外,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或者教条, 包括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两审终身制原则。因此, 正像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死刑案件必须以“裁定”的方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属于我国两审终身制的例外情形一样, 刑法规定法定刑以下处罚的案件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其也理所当然是我国两审终审制的例外情形, 这样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个别化的价值目标, 有利于发挥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作用, 其在根本上并没有违法和不妥之处。

三、有利于彰显刑事司法权威

与判决、决定一样, “裁定”在性质上属于人民法院进行的一种司法裁判, 具有司法权威性。但“报告”则明显带有行政审批的意蕴, 与酌定减轻量刑程序的刑事司法属性相悖。而且, 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和立法规定, “裁定”这种方式既可用于实体性问题也可用于程序性问题的裁判。因此, “裁定”具有“报告”所不具备的司法裁判属性, 适用“裁定”而不采用“报告”的报送方式, 更符合酌定减轻量刑程序的司法属性和内在要求, 更有利于彰显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权威性。

四、有利于真正实现利益均衡

人民法院酌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案件, 必须要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才能得以正式生效。所以, 当酌定减轻量刑的裁决由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予以作出, 其面临的将是更为繁琐的逐级报请复核程序。即使逐级上报的进程顺利, 也要经过中级、高级人民法院的逐级复核直至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核准;如果进程不顺利, 就会面临发回重审、改变管辖等不利情形。程序的烦琐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 再加之不被核准时对其工作业绩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原审人民法院及其上级各地方法院的法官可能更倾向于尽量不适用这种酌定减轻量刑程序或者轻易不会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报核申请予以逐级上报, 从而, 势必造成对被告人权利保护的不利局面, 法律运行的实际效果与立法之宗旨大相径庭。明显地,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再要求地方各级法院都必须采用“报告”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逐级报请核准其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就更会增加其对最终报核结果的不确定感, 从而也使其更易产生对适用酌定减轻量刑程序的排斥心理。更为危险的是, 可能出现某些一审法院违法适用酌定减轻量刑程序、滥用权力的情形。所以, 相对于“报告”的方式而言, 原审人民法院及其各上级人民法院采用“裁定”的方式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的做法, 有利于增强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有利于防止基层人民法院规避法律程序、滥用权力, 有利于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适用酌定减轻量刑程序的积极性,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确保酌定减轻量刑程序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 实现法官和当事人利益的均衡。

五、符合审判工作的现实情况

从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来看, 原审人民法院的各上级人民法院针对法定刑以下处罚的案件, 都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实质的审理, 即使有的上级人民法院以“报告”的形式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与以“裁定”的形式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无异, 二者只是徒具形式上的差别。因此, 对于酌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案件, 原审人民法院的各上级人民法院应统一以“裁定”的方式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这既具有法律上和理论上的正当性, 也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

总之, 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分析, 酌定减轻量刑程序在本质上理应是一种刑事诉讼程序, 要真正避免刑事审判活动中不正当的行政化痼疾, 就要还原酌定减轻量刑程序本来的司法面目。对酌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案件, 原审人民法院及其各上级人民法院应该摒弃“报告”这种较具行政色彩的方式, 而宜统一采用“裁定”的方式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这是酌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特别程序的必然要求, 也是两审终身制原则所容许的例外情形。它既符合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 又符合刑事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既有利于彰显司法的权威性, 又有利于酌定减轻量刑程序价值目标之真正达成。

参考文献

[1]赵秉志, 刘媛媛.论当前刑法改革中的酌定减轻处罚权[J].法学, 2010, (5) .

[2]冯卫国.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J].政治与法律, 2009, (1) .

完整运用量刑情节实现量刑公正 篇7

[基本案情]

原审被告人李某因怀疑被害人王某（男，殁年18岁）揭发自己盗窃网吧现金的犯罪事实，遂纠集胡某某、徐某某、董某预谋报复。2009年10月7日19时许，李某、胡某某、徐某某、董某从本市平谷区平谷镇飞龙网吧将王某挟持至平谷区金海湖镇东马各庄村舍拉峪三道沟一坝坎处，对王某进行殴打。后徐某某提议杀害王某，李某、徐某某、董某遂持臂力器轮番对王某的头部、背部、四肢进行殴打，为隐匿作案痕迹又将王某衣裤脱下。李某、胡某某、徐某某、董某离开犯罪现场后，在徐某某的指使下，李某、董某又返回犯罪现场，董某持胡某某提供的尖刀，刺扎王某颈部数刀。被害人王某因被条形钝器多次反复击打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李某、胡某某、徐某某、董某作案后分别被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查获归案。

[诉讼经过]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徐某某、李某、董某、胡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徐某某、李某、董某、胡某某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共同致被害人死亡过程中，徐某某、李某、董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李某虽系主犯、纠集者，但作案时尚未成年；徐某某系主犯、指挥者，但系人格障碍，一审判处徐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某、董某无期徒刑。判决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一审判决判处徐某某死刑缓期执行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支持第二分院抗诉意见，2012年4月2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徐某某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

[案件评析]

（一）人格障碍不能成为罪当判死的阻却情节

我国刑法规定的对责任能力能够产生影响的精神状态指的是精神病人，经法定程序鉴定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系精神病人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在于行为人要对自身行为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具有接受法律规范的要求、事实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而精神病人在实施行为时不具有对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因此不具有承担刑事处罚的责任基础。

具有人格障碍者不等同于精神病人，人格障碍者在实施行为时对行为具有辨认控制能力，人格障碍与精神病二者无论从医学的角度还是在法学规范的范畴都存在差别，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定情节比必然推导出具有人格障碍者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人格障碍并非法定量刑情节，也不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人格障碍并非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司法实践表明，很多杀人案件的被告人在人格方面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如上海袭警的杨佳案、福建南平实验小学连杀八人的郑民生案，被告人均系人格障碍。国内外的研究资料也表明约有20%的罪犯都存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约70%的罪犯心理健康状况低于正常。

徐某某故意杀人案虽然徐某某经鉴定具有人格障碍，但是详读北京市公安局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心出具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明确得知：徐某某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存在，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从该份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据能力角度分析。首先，该份鉴定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均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符合证据资格要件。其次，该鉴定具备证据能力。鉴定分析说明：2009年10月7日21时许，被鉴定人徐某某伙同他人将被害人杀害，事先有预谋、计划周密，行动有条不紊。作案后破坏现场、消除指纹，躲避打击。预审期间避重就轻。检查询问时对整个案发过程叙述详尽着重描述其他嫌疑人犯罪情节，对自己行为则轻描淡写，显示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综合分析：徐某某实施违法行为时意识清楚、目的明确、手段残忍，动机现实，对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后果有明确认识，辨认和控制能力完整。以上部分是预审卷中《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完整表述。该份证据清晰地表明了本案中徐某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具有明确的认知，且具有完全的控制能力，与可以阻却刑事责任要素的法理基础大相径庭，因此不能成为量刑从轻减轻的理由。此外，从出庭技巧角度来看，检察官认为由于二审抗诉案件，出庭过程中对于一审已经确认的证据如无异议，可以不再重复质证，因此该份证据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不需要重复出示，但是在法庭辩论环节，检察员有必要在法庭上完整表述该部分内容，以引导合议庭全面、正确理解本案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人格障碍结论的全过程，从而准确考量该酌定情节对量刑的实质作用。

（二）如何运用事实证据阐述量刑理由

司法活动的过程不是教科书简单套用的过程，是结合司法人员法学理论功底、经验、法庭技巧等多种因素融会贯通的过程。一场庭审更是控辩双方知识储备、出庭技巧等多种能力的博弈。此外，不同案件出庭的重点、难点也各具特色。例如二审庭审最大的特点是争点更为集中、论辩更为充分，特别是抗诉案件，找准抗诉点，恰当充分地阐释抗诉理由，是抗诉成功的关键，而恰当充分阐释抗诉理由的前提是对量刑证据的研读。

量刑畸轻的抗诉案件，抗诉理由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犯罪的性质特别恶劣，犯罪的手段极其残忍，犯罪的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原审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被害人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等。如何围绕案件事实，运用证据，详细、全面、重点突出地向法庭展示全部量刑情节，是抗诉案件出庭环节的重点和难点。比如犯罪性质恶劣，刑法中最高法定刑至死刑的罪名很多，故意杀人、绑架等犯罪均可以判处死刑；犯罪的手段残忍又是如何体现的，原审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深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仅仅提出一些口号式的抗诉观点，没有运用证据详加阐释，出庭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全面、完整地向法庭阐释抗诉理由关键在于对证据的研读和细读。下面，笔者将结合本案详细介绍。

1.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犯罪地位的证明方法

本案抗诉理由之一是原审被告人徐某某在故意杀人的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系主导者，起主要作用。如何证明这一点，检察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运用证据解读的：（1）同案另外三人能证实是徐某某指示出租车司机将被害人带到最后的杀人地点金海湖。并且李某证实当时原本是要去夏各庄大岭，是徐某某提出那经常过人，所以去的金海湖。（2）徐某某首先提出的杀人犯意，且在面对被害人哀求的时候，徐某某非但没有任何同情之情，反而为躲避惩治提出：“要让被害人回去，都得被逮起来，不如弄死他”（摘自原供述）。（3）同案另外三人均能证实当臂力器的把套被打掉后，徐某某怕把套上留下指纹，让李某他们找把套，因为只找到一只把套，怕留下痕迹，又让几人换个地方继续打被害人。说明徐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4）同案另外三人均能证实为了掩盖犯罪，逃避侦查，徐某某指使几人把被害人的衣服从身上扒下来抛弃，并在附近捡拾树枝掩盖在被害人身体上。（5）当四人要离开犯罪现场时，有人听见被害人仍有呼吸声，徐某某提出：让李某和董某拿刀再去给被害人两下，还告诉董某怎么挑脖子的筋。以上五点均是运用证据将案件事实予以还原，用事实、证据说话，证明在整个案件的过程中徐某某是操纵者和主导者。上述证据材料散落在预审卷的各份证据材料中，出庭检察官必须通过对事实证据的梳理，向法庭展示还原案件的情节，为法官量刑作参考。

此外，检察官对该项抗诉理由，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进行了补充：本案除徐某某外的另外三名原审被告人，二名尚未成年、一名刚满十八周岁五个月，都属于心智、世界观、价值观尚不健全的青少年，他们在徐某某的提议、指挥下与徐某某共同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原审被告人徐某某不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导、教唆作用，且教唆对象还包括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对徐某某也应从重处罚。

2.犯罪手段的证明方法

犯罪手段是量刑考量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同类案件之所以会出现量刑差别，很多体现在犯罪手段不同，本案检察员抓住的第二个抗诉理由是犯罪手段残忍，并详细运用证据加以呈现。具体体现在：本案四名原审被告人因怀疑被害人举报犯罪，为泄愤而恶意报复。其中徐某某和另外两人轮番持臂力器，多次、长时间猛砸被害人头部等要害部位，直至将被害人活活打死。四人均供认在殴打被害人的过程中，甚至将臂力器的把套打掉、并把臂力器打的嵌入被害人头部。由此可见打击力度之大。此外，从尸体检验鉴定书可见被害人顶枕部、颈部、北部及左前臂可见条形下出血多处，部分区域呈重叠状，最终被害人因多次被反复击打头部，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在这段阐述中实际上展示了证据表明的三个细节：一是多人、轮番持臂力器、多次猛砸被害人头部；二是将臂力器的把套打掉、并把臂力器打的嵌入被害人头部；三是尸检报告对上述事实的印证。第一和第二个细节是通过四名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表明的，第三个细节是客观证据对主观证据的一个印证，三个细节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法官对犯罪手段残忍的内心确信。

3.主观恶性的证明方法

本案抗诉理由的第三大方面是徐某某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在主观恶性的判断往往是弹性判断，检察官如果仅用概况的证据证明难免给法庭一种大而空的印象，因此用细节证据详加证明，更有利于说服法庭。就本案而言，一方面可以从上述徐某某在指挥共同犯罪过程中的具体行为中体现，另一方面从徐某某归案后的表现可以体现。如徐某某虽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但避重就轻，推卸责任：在2009年10月11日第一次供述中，徐某某将杀人的主要责任推卸到董某和李某身上，称弄死被害人是董某提出的，并且李某威胁自己说知道徐的姐姐住哪，是董某提出去金海湖的等。在10月28日的供述中对是谁提出到作案地点金海湖的问题进行回避，称是董某提出去金海湖的。此外，在其他同案犯均能证实是徐某某在作案工具臂力器的把套打丢时为逃避侦查提出换地方打的，徐仍予以回避称“我们中有一个人说，咱们换个地方，别留下证据，这话谁说的我想不起来了。”并且在多人能印证是徐某某首先提出杀人犯意的情况下，仍狡辩称在被害人提出给钱了事时，是董某说：你说给钱就给钱，回头你再报警，我们一个也跑不了……将杀人犯意提出的责任推卸到董某身上。特别是在一审庭审前的押解过程中还教唆同案犯胡某某当庭翻供，干扰诉讼。这一部分，检察官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向法庭宣读了不同时间徐某某的不同供述；在同案已经供认情况下徐某某的辩解；开庭过程中徐某某教唆同案翻供等一系列行为，有力地证实了徐某某主观恶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

4.被害人家属诉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