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2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精选8篇）

2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篇1

绵阳师范学院

题目：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与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异同

姓 名： 李 明

学 号： 1 3 0 3 0 4 0 1 0 7 专 业： 历 史 学 班 级： 2013 级 1 班 指导教师： 吴 节 义

2014年12月25日

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与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异同

要了解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与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异同，首先要了解其具体含义，先简述它们的内容。

一、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一）潜意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现象又可以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

（二）本能论

本能论构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本质。弗洛伊德认为，本能这个词“代表了所有生于身体内部并且被传递到心理器官的力”，本能是一种决定心理过程方向的先天状态。本能的目的是寻求满足，消除身体的欠缺状态。本能的对象是能满足欠缺状态的事物或手段。

（四）、人格论

1、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伊底、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的。

伊底又称本我，它是人格中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它由先天的本能、欲望构成，能量直接来源于肉体。伊底是完全非理性的，它遵循着快乐原则。

伊底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它由遗传的本能、欲望构成，肉体是它的能量源泉。

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监督的自我。超我遵循至善原则，即它督促自我加强控制、引导本能冲动，使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超我形成于幼儿期，因为光靠自我的力量不能控制伊底的本能冲动，所以，超我的形成是必要的。这些宝贵的思想对人格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影响重大。但是，他过分强调性本能和潜意识的作用，忽视理性意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为他的人格理论留下了明显的缺陷。

（五）焦虑与心理防御机制论

弗洛伊德在对自我功能以及神经症和精神病根源的研究中，提出了焦虑与心理防御机制的系统观点。

二、新精神分析理论

（一）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学说

埃里克森的阶段论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他的学说更为乐观，更认同人类积极发展能力的主动性。他认为，如果个体能够积极的加以解决，那么将促进个体形成良好的自我品质，如果个体不能顺利的应对，则会影响个体的进一步发展或是留下问题。

（二）阿德勒－个体心理学 阿德勒的理论强调，寻求控制感、力求完美和克服自卑是人类的本能。当我们体验到自卑时，我们便被追求优越的力量所驱动。他指出，优越并非一定是比他人优越，而是从一种只觉到的较低的位置发展到较高的位置，从感觉到不足到感觉到增强，通过追求能力、控制、完美从而克服无助感。

（三）霍妮－社会文化理论

霍妮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它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的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四）荣格－分析心理学

荣格在弗洛伊德对人类无意识的发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广泛研究了各民族宗教神话之后，提出了一套颇有说服力的人类心灵深层结构理论，并称之为分析心理学。在分析心理学体系中，心灵被当作人格的总体，它囊括一切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荣格认为，作为总体的心灵包括三个层次：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五）对象关系相关理论： 1沙利文－人格意想理论

人格定义：人格是重复的人际情境的相对持久模式，重复的人际情境是一个人生活的特性。人格意象是个人对他们自己或他人在需要满足，或是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沙利文认为，人格意象的想形成开始于婴儿认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婴儿逐渐形成有关“我”的三方面的人格意象，即好我、坏我、非我。2科赫特－自我对象理论 科赫特认为，不能用里比多投注的目标来解释自恋。自恋是一种个体在童年时的自我心理结构的获得性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继发性防御和代偿性结构的建立。科赫特最终抛弃了传统精神分析中的本能模式、采用新的理论模式来说明自恋的发展。科赫特的自我对象理论认为，自我是人格结构的核心，人格发展状况取决于自我的发展状况。

三、异同：

（一）、相同点：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和新精神分析理论都属于精神分析理论，都强调人格的作用。

（二）不同点：

1.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性本能的动力作用，幼年时期没有得到满足、被压抑的欲望会进入无意识，在无意识中继续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提出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强调早期经验的影响；根据力比多在不同时期投放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将儿童心理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2.艾里克森的新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理性自我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以自我的理性调节作用为核心，提出了心理社会理论，并根据心理社会危机的特点，将个体人格发展过程分为八个阶段；艾里克森认为，通过自我的调节作用，危机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解决，个体相应就形成积极人格成分；心理发展的动力不仅仅在于生物成熟因素，社会的期望也是成长的动力，心理发展不是停止在青春期，而是持续一生的过程。

2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篇2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分析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方法有:表上作业法、公式法、局部均衡分析法、一般均衡分析法。但表上作业法的国际交换价格需要依据两国的两种产品的总产出之比得出, 公式法中只能说明贸易模式但不能说明贸易得利, 局部均衡分析法的贸易参与方各自的供需方程难以得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有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 由于当时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才起步, 所以当时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运用表上作业法分析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 但表上作业法中的假定过于简单, 之后的经济学发展表明在不同效用函数水平下世界交换价格是不同的。直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及哈伯勒提出的机会成本理论被引入之后才使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创新, 分析中必做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生产者角度获取最大利润或最小成本, 也就是边际转换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二是消费者角度获取最大效用, 也就是边际替代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三是封闭时市场出清, 自由贸易时则贸易平衡。

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学教材中对古典贸易理论分析一般基于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 在局部均衡分析中要知道世界价格与国内供给与需求方程后再分析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 从而说明自由贸易对贸易参与方是双赢的, 从而增加贸易双方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但世界价格是贸易双方的贸易方程最终均衡形成的, 所以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先假定世界价格是有些勉强的。如果知道两国的劳动力、劳动生产率与效用函数情况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能够准确地说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

二、实例分析绝对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英美两国各有20单位的劳动, 英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20与8, 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10与12, 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 (设布为X产品, 小麦为Y产品) 。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 (PPF) 方程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 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 在自由贸易时, 英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第一, 英国的PPF为X/20+Y/8=20即:Y=-0.4X+160 (1)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

第二, 因为U=XY, MUx=Y, MUy=X, 为保证最大收益, 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 一定有英国:由MUx/MUy=Y/X=Px/Py, Y/X=0.4, Y=0.4X, 代入到 (1) 式有X=200, Y=80;美国:由MUx/MUy=Y/X=Px/Py, Y/X=1.2, Y=1.2X, 代入到 (2) 式有X=100, 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英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20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 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此时的福利水平:英国的U=200*80=16000, 美国的U=100*120=12000

由方程 (1) 与 (2) 有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4, 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 所以在自由贸易时, 英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 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 进口布。由 (1) 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400, 由 (2) 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 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400=0.6。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 (CPC) 方程为

两国的MUx/MUy=Y/X=Px/Py=0.6, 有Y=0.6X, 代入 (3) 式中有X=200, Y=120

此时英国出口的布为400-200=200, 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 进口的布为120-0=120。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200=24000

图示分析如图1所示:

三、实例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中美两国各有60与20单位的劳动, 中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5与3, 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10与12, 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 (设布为X产品, 小麦为Y产品)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方程 (PPF) 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 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 美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 中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劣势, 但是可以看出在布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2倍, 在小麦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 所以两国自由贸易时, 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第一, 中国的PPF为X/5+Y/3=60即: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Y=-1.2X+240

第二, 因为U=XY, MUx=Y, MUy=X, 为保证最大收益, 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 一定有中国:由MUx/MUy=Y/X=Px/Py, Y/X=0.6, Y=0.6X, 代入到 (4) 式有X=150, Y=90;美国:由MUx/MUy=Y/X=Px/Py, Y/X=1.2, Y=1.2X, 代入到 (5) 式有X=100, 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中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15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 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

此时的福利水平:中国的U=150*90=13500, 美国的U=100*120=12000

第三, 由方程 (4) 与 (5) 有中国的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6, 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 所以自由贸易时, 中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 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 进口布。

由 (4) 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300, 由 (5) 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 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300=0.8。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方程为

两国的MUx/MUy=Y/X=Px/Py=0.8, 有Y=0.8X, 代入 (6) 式中有X=150, Y=120

此时中国出口的布为300-150=150, 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 进口的布为150-0=150。

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150=18000图示分析如图2所示:

四、对比较优势的理论的进一步分析

通过这两个实例分析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当然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影响更大, 但同时要说明的是国内对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对比较优势的陷阱的解读远不如比较优势理论。在大卫·李嘉图模型中, 贸易开放会导致生产完全专业化于比较优势产业, 而比较劣势产业会被淘汰。这个结论源于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 不具有普遍性, 而且大卫·李嘉图模型是静态比较优势, 而不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使得这个模型不能用来分析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由此引出的贸易政策问题。为了分析动态比较优势, 美国学者VERON将产品周期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的动态比较优势分析, 美国学者PO-ETER基于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钻石模型, 这两个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都认为应该从国家层面培育创新能力, 实行技术创新。另外从注重需求上构筑国际销售渠道建设, 这样才能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 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从而达到缓解国际贸易纠纷与摩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分析 篇3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分析

引言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希望通过悲剧精神来展现人类生存的苦难，进而给读者展现一种积极面对的人生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剧情的苦难，是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主题，是对社会、自然和抗争过程中的直接放映。在文学作品中，悲剧往往是体现生活的失败、不幸、死亡、毁灭和痛苦等来体现，让人们正确认识到种种困难，并且鼓励人们去面对并战胜这些悲剧。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存在相当部分的作品存在比较明显的悲剧情节，并且通过这些悲剧情节帮助人们建立摆脱困难的信心。

1.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情主义

笔者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悲情主义的代表作为《楚辞》和《诗经》[1]。这两部古典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始祖。《诗经》的表达方式普遍为四言诗，利用这种表达方式描绘出一个个令人感伤的故事。《诗经》中记录了许多老百姓抗争封建制度的悲情故事，例如“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通过这些经典语句让我们深刻了解人生中的不如意，并且嫩巩固直接的感受到作者的郁闷、低落的悲情情境；屈原通过《楚辞》给我们展现了忧国忧民、千里马难遇伯乐的心境，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非常经典的悲剧情节。在我们阅读《楚辞》时，往往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这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怀才不遇的郁闷，也或多或少间接的给予我们正面的影响。

《红楼梦》是非常著名的悲剧情感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是悲剧题材的典型作品[2]。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寄人篱下，再加上自身的总是误解别人的意图，成为读者公认的悲情角色。贾宝玉以一个叛逆的形象，但是深受着林黛玉，但是却久久得不到真爱，因为种种的阻碍，最终的结果也成为一个悲剧情节。薛宝钗虽然也爱着贾宝玉，但是这份爱中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最终薛宝钗千方百计所追求的爱情也扑空。《红楼梦》所处的封建时代，也是这个悲情故事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的社会，宝钗和宝玉的故事能够被世人所认同，但是林黛玉的爱情却只能以悲剧收场。

2.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价值

我国古代的文人往往因传统的思想所影响，例如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等[3]。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在悲剧情节当中展现出乐观精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往往都具备一定的隐性特征，这也是根深于读者的心中，隐于读者的骨髓中。在文学作品中，悲剧往往是体现生活的失败、不幸、死亡、毁灭和痛苦等来体现。在遇到非人的对待、巨大的压迫和残忍的剥削时，这种隐藏的悲剧精神便会突显而来，让人们因为悲情情感失去坚持的动力。对于古典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往往通过文字，让人们正确认识到种种困难，并且鼓励人们去面对并战胜这些悲剧，将故事和画面神东的描绘在读者心中，让读者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故事和背景。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情节往往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对人生的巨大抨击，一个是国家的灭亡。在国家灭亡之时，文学作品通过这样的悲剧情节，将人为了生存所坚持的理由给抹灭了。

我国的古代的历史中，遭受了许多的外族侵略，文学作者通过这些外族入侵，表达出对国家的热爱和反抗精神，并将这些情感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融入到字字句句中。国家亡了，宗族便也保不了了，宗族的血脉便会受到极大的迫害，这也便是我国古代亡国时的悲剧情节。许多的爱国情感比较作者在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心中便会出现气愤的情绪，这种情绪只能够通过诗句、文字才能够得到宣泄和抒发。当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相连接时，并且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时，文学作者便会将这种不平、仇恨和怨忿的情绪写做成一种悲剧。读者在阅读这类文学作品会，会因为悲愤和仇恨，更加努力的工作或完善自己，这也是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中古古典文学能够体现一定的社会意义，能够反映目前社会中的实际情况，让人们反思或思考目前所生存的状态。例如《红楼梦》，从这篇文学作品被群众所知之后，许多的学者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发掘其内在的社会意义。这篇文学作品中，直接的给读者展现封建社会中束缚思想、压抑人性的社会面，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这种古典文学作品，了解其内在的悲剧故事，然后根据这种悲剧故事分析自身的情况，分析目前生活当中的美好和善恶。通过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让国人更加的艰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轮回，通过这种精神来约束自身，控制自身的精神。

3.总结

综上所述，悲剧精神是我们遭遇不可避免的苦难时所展现出来的高尚精神态度，这也是具备情节的存在意义。古典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悲剧情节建立悲剧主人公的形象， 并且赞美悲剧主人公所追求精神要求，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坚强斗争精神，让读者解释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帮助读者引导出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悲剧能够给予读者提供人生的责任感和乐观向上精神，拒绝麻木、享乐的盲目乐观主义，认清并反思自身。在当前从上乐观的社会中，应当多提倡这类悲剧文学作品，利用悲剧情节帮助读者弥补心理缺陷。

【参考文献】

[1]胡晓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J].长江大学学报，2015，10（5）：10-12.

[2]焦鑫.中国古典文学女性婚恋悲剧探讨[J].文学教育，2013，1（4）：1-2.

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评述 篇4

众所周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但当时，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与主流心理学的理论不同，他研究了传统心理学所忽视的领域。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人格理论，本能理论，焦虑论，性欲论和梦的理论。也正是因为如此，学界对他本人及其的理论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赞扬和批判接踵而至。

当然，如何评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终无定论。在此，小编以自己浅薄的才识以及些许资料，尝试对弗洛伊德本人以及其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述。

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的贡献是公认的。当“无意识”被非主流所忽视许久时，弗洛伊德以人弃我取的精神，把无意识作为自己毕生钻研的主要对象，探索出一套别具匠心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取得巨大成就。在他的推动下，无意识已经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三大学派之一。因此，弗洛伊德的学说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他也被人们称为“心灵深处的探险者。” 此外，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还开辟了深层心理学的研究。如果说主流心理学总是从外到内，由表层到深层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则从内到外，从深层到表层探索。最终，弗洛伊德发现人们的一切行为背后多隐藏着被压抑的无意识本能，欲望和动机。只有了解一个人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动机，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人。尽管弗洛伊德及其学派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尚不能对本能，欲望和动机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预测，但单单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对心理学的一大贡献。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促进了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在庞大的学科体系中，他至少建立了三门分支学科:性心理学，动力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技术在心理疾病治疗实践中是有一定效果的，可以说，弗洛伊德独创了一条重视心理治疗，非学院的新思想。在中世纪以前，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因受到“魔鬼附体’’观念的影响，往往采取残酷的肉体刑罚的方法；中世纪后的数百年，人们对精神病的治疗是以心理病因观为指导的治疗，而弗洛伊德则认为，精神病的根源在于患者曾经受到的心理创伤。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挖掘出潜意识中的心理冲突进而给予干预治疗，才能治愈。因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始终与医疗实践相联系;既是对医疗实践的总结，又经历了长期的医疗实践的检验。所以，对治疗精神病和其他心理疾病拥有可靠的疗效。直到今天，精神分析理论仍是临床心理学的一种重要的治疗方法。

此外，精神分析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心理学的范畴，逐渐延伸到哲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并由一种心理学理论发展成为一种解释个人，文化及社会历史现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精神分析理论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由于弗洛伊德对潜意识内容的拓荒，由于他将人们心灵深处的本能，欲望公之于众。在他之后的人们不再虚伪的羞于看向自己生命的深处，人们再也不将精神病人看作怪物。我们学会了尊重个人存在的一次性，学会创造性的领会我们精神本质的秘密。这一切，我们多要部分的归功于弗洛伊德，归功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但是，赞扬的背后也会有许多批判。弗洛伊德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精神分析理论也有缺陷。

首先，对研究方法的局限。弗洛伊德忽略了个体和群体，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本能和文化的差异，用关于个体，个体心理和本能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群体，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这难免体现了他庸俗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其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源于对精神病和神经病的治疗实践，他把得自于精神

病患者的心理规律推论到所有的正常人身上，把正常人与精神病患者混为一谈，从而将精神病心理普遍化和绝对化。这样，弗洛伊德以研究病态心理代替或推论正常人的心理，以偏概全，是没有足够的外部效果的。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贬低意识和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将无意识和非理性视为人格的决定性力量。他把无意识的本能和欲望说成是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动力，而把意识和理性仅仅看作本能和欲望的伴随因素，这是不符合人类的事实的。同时，弗洛伊德还忽视人类理智的价值，极力鼓吹泛性论，他把性本能看成人类一切活动包括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性本能只是人类本能的一种形式，只有当人类个体发展到一定年龄阶段才能体现出来的。

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与医疗实践相联系，还含有些辩证法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在世界观上是正确的。弗洛伊德在理论上有不少主观臆想的成分和纯粹逻辑推演的东西，有时还甚至用神话传说来提出和证实自己的观点，既没有事实依据，有无人加以客观验证。

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所以，生物学倾向严重。他认为，心理能量来自于本能冲动，心理结构的基础是本我，心理发展始终以身体的不同区域即性感区的快感为中心。这些假设，说明弗洛伊德对人类一切行为的解释，多带有生物学的色彩。结果，他抹杀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抹杀了人的社会本质，抹杀了社会文化环境对人们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

话说回来，弗洛伊德以及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多是历史的。他的理论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心理治疗理论，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的局限。无论这个理论在今天看来是有多么严重的缺陷，但是在那个时候，那样条件下，能提出这样系统的理论体系，独树一帜的概念和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最后，引用美国心理学史大师波林的一段话：弗洛伊德是一位思想领域的开拓者，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法了解人性。即便他的概念是从文化长河中汲取来的，他不失为一位首创者，他忠实地坚持它的基本信念，并辛勤工作50年。同时，他对自己的理论不惮修改，使之趋于成熟，为人类的知识做出贡献。几百年后，人们在写心理学史时，如果不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就不能写出一段堪称心理学史的书。到那时，你就会有关于伟人的最好标准：名垂千古。

以上，就是我关于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全部评述了。

资料参考；

《弗洛伊德批判-精神分析黑皮书》法国

《世界上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实验心理学史》波林，1950年

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 篇5

12级新闻班 饶斌 12260406

很早之前就听身边的老师同学提起过弗洛伊德，对弗洛伊德也有些了解。第一次知道弗洛伊德，是因为一个老师上课提起过的性心理的发展。

在这个观点里面，弗洛伊德把人的性心理发展从婴儿期到青春期分为了5个阶段：口欲期、肛欲期、性器欲期、潜伏期、青春期。这5个阶段对应了人从生下来到青春期的生成过程。这种儿童早期的经历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一个人其后的心理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内容繁复，理论庞杂。在这里我主要想谈谈我对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的看法。

在性心理发展中，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的阐述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他因自己对其母亲特殊的情感以及一个神话而主观地写了俄狄浦斯情结，我认为该理论有无稽之谈之嫌。我认为“恋亲情结”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婴儿在社会性发展中与父母给予的爱和家庭的氛围，而并不是因为性器欲期到来对异亲的一种害怕与嫉妒，对同亲的一种占有。

人的发展是贯穿于一生的。它不仅受生理的影响，更受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在这里弗洛伊德太偏重于生理方面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不太符合实际。弗洛伊德说道，“情结”是被压抑的欲望在无意识中的固结，是一种心理损伤。而我看来，“恋母情结”并不一定就是被压抑的欲望在无意识中被固结。我觉得这种“情结”是一种家庭氛围偏重一方，或父或母，亦或是父母给予不平衡而造成的。

人从出生开始就会产生欲望，而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每一阶段的性活动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影响人的人格特征，甚至成为日后发生心理疾病的根源。这一点，我倒认为说得很在理。而且我们通过身边的一些例子也可以发现，每一阶段的性活动都是存在的。

弗洛伊德声明，他注重性欲只是因为这一问题为许多人所忽视，而他的精神分析主要是为了“研究人家所忽略的事件”。从性心理发展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弗洛伊德确实太过注重性欲，而忽视了一些其他存在且还有更深研究价值的方向。

西方古典管理理论 篇6

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所谓的“古典管理理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泰勒(又译泰罗——编者注)(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51)、法国的法约尔(Henri Fayo，1841—1925)、德国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古利克(Luther Gulick，1892—1993)和英国人厄威克(Lyndall Urwick，1891—1984)等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如泰勒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的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他们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取得雇主和工人两方面的合作。雇主关心的是低成本，工人关心的是高工资。要使雇主和工人两方面认识到，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泰勒等人认为，这就是雇主和工人双方“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行为科学”学派那样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考察企业中“人的关系”。此外，泰勒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勒的代表作是19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泰勒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勒制和其他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一篇重要文献。

法约尔虽然同泰勒一样是个工程师，但两人有所不同。泰勒开始是作为普通工人进入工厂的，其后主要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法约尔则从进入企业开始，就参加了企业的管理集团，以后又担任了一个大公司的最高领导，并在法国的多种机构中从事过管理方面的调查和数学工作，所以他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各级人员都多少不同地具有的，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一)分工;(二)权限与责任;(三)纪律;(四)命令的统一性;(五)指挥的统一性;(六)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七)报酬;(八)集权;(九)等级系列;(十)秩序;(十一)公平;(十二)保持人员稳定;(十三)首创精神;(十四)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进行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十首适合孩子听的古典音乐2 篇7

鳟鱼变奏曲

[作者：舒伯特]

“歌曲之王”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了著名的艺术歌曲《鳟鱼》。作者先以愉快的心情，生动描绘了清澈小溪中快活游动的鳟鱼的可爱形象;而后，鳟鱼被猎人捕获，作者深为不满。作者用分节歌的叙事方式表达了他对鳟鱼的命运无限同情与惋惜的心情，提示了歌词深刻的寓意：善良与单纯往往要被虚伪与邪恶所害。

春之歌

[作者：维瓦尔第]

作品大约作于1725年，是维瓦尔第大约五十岁时出版的十二部协奏曲的第一号到第四号，合称《四季》。这四部协奏曲是维瓦尔第最著名作品，其中的旋律至今仍长盛不衰。《春》的第一乐章(快板)最为著名，音乐展开轻快愉悦的旋律，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葱绿。

G弦上的咏叹调

[作者：巴赫]

此曲为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主题，充满诗意的旋律美，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小提琴奏出悠长而庄重的旋律。全曲后半段出现的新旋律产生了更丰富的变化，最后在静似祈祷般的气氛中结束。

莫扎特弦乐小夜曲

[作者：莫扎特]

该曲是十八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第一主题开门见山，以活泼流畅的节奏和短促华丽的八分音符颤音，组成了欢乐的旋律，其中充满了明朗的情绪色彩和青春气息，随后是轻盈的舞步般旋律。

欢乐颂

[作者：贝多芬]

2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篇8

一、公共政策理论是以现代政治哲学为前提的

西方很多大学设有“哲学与公共政策”学院，这一制度设置其背后的理念是，视哲学对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之意义为不言而喻。在民主社会中，哲学不仅发挥着公共领域的启蒙的作用，是民主社会中公共舆论的重要场域，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为公共政策的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提供论证和建议。我们这届“世界哲学日”哲学论坛的主题“哲学与公共政策”无疑包含了人们期望“将哲学拉向公共领域”甚至是服务于公共领域的美好愿望，但是，我在此所做的乃是“将公共领域拉向哲学”的努力，试图思考和批判现代各种公共领域的思想以及诸如公共政策这类社会科学的哲学根基。那些要哲学为公共政策提供直接的、实用的解决方案和思路，是来自公共领域通常的合情合理的诉求;然而，一个有着发育良好的公共理性的公共领域更应该要求哲学能超出一时一地的限制，超出急功近利的目的，甚至是超出狭隘的族群党派立场、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公众意见的压力，转移一时之思维方式，开拓理解和反思公共领域行为的新思路和新领域。从这一诉求来看，古典政治哲学相对于公共政策及其现代政治哲学的前提而言，反而能提供一种反潮流的、因而也可能是“新”的视野和思考方式。

“公共政策”(PublicPolicy)是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的是政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策略。由于国家行政改革的实际需要，公共政策理论成为公共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无论是强调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经济、教育、公共卫生等各个社会领域的积极介入，还是要求打破国家管制、约束政府行政扩张以及国家行政的治理化，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实际上都是以各种国家学说和社会理论为前提的。[1]首先，作为公共政策理论的核心概念，公共利益、公意或公共福利的概念首先是建立在个人权利至上的现代自由主义学说以及权利优先于善好的现代正义论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古典政治正义和公共善好的基础之上;[2]其次，公共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善政善治”的问题，而不是“善好的政制”的问题;再次，现代公共政策理论的行政或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决策多元化、治理化的诉求，不仅依赖于现代政治科学如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管理科学、公共行政理论等对政府行为和公共权力运作运用统计量化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而且更在本质上依赖于政治作为技术或政治作为治理术的现代政治概念。[3]而这种现代政治理念的结果必将是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及其由中央集权、官僚化或精英政治而加剧“以行政吸纳政治”。[4]所谓的“公共行政”不过是掩盖了现代社会政治行政集权化的结果，然后又将行政打扮成具有政治的公共性的样子。从古典哲学的视角就可以重新看到古典政治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与行政分离，并被现代行政权的扩张所吞没。

对于希腊古典哲学来说，政治本是“公共事物”(Respublica);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国家垄断政治被视为基本的社会-历史事实，现代人必须向国家乞讨一点公共参与的机会和空间。国家垄断所有政治的可能性领域和含义被现代人接受为历史的宿命，由此出发，现代社会发展出一套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以及对于自由、权力、行动、革命等等的现代理解。显然，“公共政策”的哲学前提都是各种现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学说，如果从古典哲学来看，公共政策是无根基的，因为在它那里根本遗忘并剥夺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公共性”概念，即基于希腊城邦原型的“公共性”概念，它是古典政治哲学关于作为人的本质的政治的概念，它不同于现代作为技术的政治的概念。作为政治科学的“公共政策”，其哲学前提是以作为技术的政治概念为前提的。作为技术的政治的概念与古典哲学的作为人的本质和人的条件的政治的概念之间有着根本性的断裂。作为人的本质的政治的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阿伦特对复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概念居功至伟。若以阿伦特的古典共和思想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对质，就可以看到阿伦特的“公共性”概念基于希腊城邦的原型，而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基于现代民主社会的原型;古典政治哲学将公共性思考为人在言语和行动中实现其本质，而现代自由主义的技术政治以及现代公共政策所依赖的市民社会学说、公民理论、行政扩张批判等实际上是将人的本质视为非政治的。[5]不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和公共理性学说谈论了多少正义问题或政治问题，其实质内容仍然不外是落实各种政治权利的现代政治技术而已。

哈贝马斯所论的介于国家于公民之间的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实际上主要指的是自由主义者密尔和托克维尔所论述的“公共舆论”。[6]它是一个在议会之外的非政治性的、中立化的、公共“讨论”的空间，比如文学和新闻媒体。现代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向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然而，经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大众传媒等，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根基已经遭到破坏，并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如果人们寄希望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能像市场经济一样或者和市场经济一道，能遏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起着某种监督和批判的消极功能，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能建立起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沟通管道，那么，就必须考虑它在最坏的情况下沦为马克思、葛兰西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掩盖其阶级利益捍卫其文化霸权的统治工具的情况。哈贝马斯看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根基的崩溃，但是却没有深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充分实现了现代政治的技术化的本质。

罗尔斯所推出的公共理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依赖一种宪 政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但很显然，公民德性的培养和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教育依赖于公共领域。公共理性观念是公共政治文化的产物，是良序宪 政民主社会的规范结果，是一个由各种合理而完备的宗教论说、哲学论说和道德论说相互冲突构成的复合体。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源自十六、十七世纪宗教宽容思想，它试图使尖锐分裂的宗教都拥有基本平等的政治权力，以免挑起宗教冲突和教派对抗，推而广之，现代民主社会的各种论说在表达自己主张的分野与敌意时不应该导致怨恨、不满、分裂和动荡。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公民同时坚信完备性学说和政治概念，彼此之间达成合理的重叠共识。在此，宪 政民主概念中的宽容原则和思想自由原则依赖于公民对于其政治概念的忠诚源自他们各自的完备性学说。公共理性观念缘起于宪 政民主制当中民主公民资格的概念，如果没有公民对于公共理性的忠诚及其对于公民性责任的恪守，就不会从彼此都能合理接受的前提出发推导到彼此都能合理接受的结论。因此，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伴随着公民(citizenship)理论的，公共理性会要求面对宪 政核心争议与基本正义问题时，应以公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非基于性别、种族、宗教的特殊立场进行审议，若只着眼于特殊群体的利益，审议式民主很可能成为“私民”议价的场域。公共理性有助于强化所有理性公民的公民意识，把自己想象为遵从公共理性的立法者。所有公民都遵从公共理性，就承兑了他们的公民责任，实现了公民友谊。可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试图以一套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政治性正义观解决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宪 政核心争议与基本正义问题，它与一种“宪 政爱国主义公民”的政治理想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公共理性”即民主社会中的“公民”的理性。然而，罗尔斯的公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一个忠诚于共同体的“积极公民”，而是一个投票的公民，一个捍卫自己消极自由的“消极公民”而已。[7]

因此，不论是在哈贝马斯那里，还是在罗尔斯(以及查尔斯·泰勒)那里，积极公民和积极自由的古典公共性概念已经不再被视为现代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的庞大的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基于城邦的政治的概念。庞大的国家机器必然要求来自经济、技术和私人领域的治理的支持，否则就无法维持现代社会的正常、稳定甚至是加速的运作。由于国家机器支配着整个现代公共领域，古典政治概念在今天早已经衰落和消亡了，现代社会也不再有可能追求政治共同体的善好目的。哈贝马斯、罗尔斯和泰勒的政治哲学急迫面对全球化时代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中的多元自由主义或社群的冲突的问题，试图通过落实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和消极自由来维系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与稳定性。然而，根本的问题乃是，如果没有建立在古典公共性的概念(包括公共空间、积极公民和叙事传统等)之上的“积极自由”和“积极公民”，那么，消极自由和权利的主体也必将逐渐萎缩，岌岌可危，无力抵御国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渗透，[8]而所谓的公共政策也必将沦为被公共舆论包装上公意的行政扩张而已。因此，古典政治哲学的公共性概念是不仅仅建立了作为人的本质和条件的政治的本体论，而且，也是批判性审视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利优先的技术性政治之限度的一个视角。

二、公共性的古典政治概念是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学说的哲学根基

我们现在思考公共领域问题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是由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第二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论述重新奠定的。阿伦特的公共性的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典政治的公共性的观念根植于其希腊政治共同体即亚里士多德和伯里克利所论述的“城邦”的概念之中。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城邦，或者说政治，就是人的条件。人的生存不在于维持生命，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为了这个目的人们生活在城邦之中而不是离群索居，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城邦被建立和维持。按照人的自然来说，人是一个城邦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只有在政治的空间中，人才能言说和行动，因而才会获得人的卓越与自由。这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

然而，随着希腊古典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而引入罗马的世界，希腊古典思想就逐渐被扭曲了，以至于最终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象“公共性”这类古典政治观念就遭遇了这个命运。阿伦特说：“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的动物(ZoonPolitikon)’译成‘社会的动物(animalsocialis)’是正确的，人们在塞内加的著作中已发现了这一译法，这一译法后来通过托马斯·阿奎那成了一种标准的译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也就是说，是社会动物’。把‘政治的’变成‘社会的’，这一无意识的替换，使希腊人对政治的原有理解荡然无存，这是任何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论无法企及的。”[9]“只有将亚里士多德第二个著名的定义‘人是说话的动物’(Zoonlogonekhon)加上去，人们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拉丁语将这一词译成‘理性的动物’(animalrationale)，这一译法基于的误解并不亚于对“社会动物”(socialanimal)一词的误解。”[10]“在他两个最著名的定义中，亚里士多德仅仅形成了城邦关干人类及政治生活方式的一个当下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城邦之外的每一个人即奴隶和野蛮人是不说话的(aneulogou)，他们被剥夺的当然不是说话的本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说话而且也只有说话才是有意义的，所有公民关注的中心就是彼此间互相进行交谈。”[11]可见，亚里士多德是从城邦的公共生活方式来定义人的本质的。[12]

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双重定义指出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自由地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实现人的全部的潜能，因此，人在本质上就是城邦的动物。人作为说话的动物本身就包含了要在公共空间中进行交往与论辩的公共生活的目的。没有其它哪一种人类的活动象政治行动一样需要语言。最典型的政治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论辩，也就是在公共领域中对意见的检验。因此，在城邦中言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级的政治行动，以此人的行动才区分于单纯的劳动、工作和生产技术。城邦依靠人们之间的交谈、论辩和叙事而塑造公共生活及其传统，并在公共生活中实现人的卓越和不朽。人们在言行中表明自己是谁，使自己出现在公共的世界之中。没有言语的行动是机械的、奴隶的，而没有名字(即“谁”)的行动是被孤立的、无意义的。人与人之间能通过“讲故事”而将自己融入到共同的生活领域之中，通过对行动者的叙述克服了孤独的言说者和行动者的孤立，并在世代传诵之中获得不朽。因此，没有人能离开城邦而获得不朽，只有在公共性的空间中才能赢得“不朽”和荣誉，只有城邦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变得伟大，使得个人通过追求卓越而实现人的本质。可以说，正是人的公共的言语与行动建构了人类生存、卓越甚至是不朽的领域。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城邦国家，而是随着言语与行动而出现的公共空间，使得参与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展现自己的空间。当然，由于城邦的公共生活依赖于言语和行动，所以它永远不会丧失其潜在的特征。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脆弱的，它暴露于风险之中，但却也是自由的领域。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公共领域是人们获得并显示出个人的卓越最适当的场所和空间，德性和自由都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是可能的。[13]而权力如果不在人们积极参与的公共领域中产生，权力就会沦为暴力，权威的力量和合法性也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人的言语、行动和相互之间的权力建构了公共空间的自由和政治，这个关涉公共利益、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的空间是不可能在家庭和私人的领域中并靠经济管理的疯狂扩张建构起来的。

可见，希腊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是从城邦的公共性出发的，离开了公共性的空间，非神即兽。[14]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公共性”概念既是人性的本体论条件，也是政治的本体论，因为政治就是人的条件。“公共性”首先意味着“公开性”。“公开性”就是事物从被掩盖的存在的阴影中走出，并展示其形貌(eidos)，而处于遮蔽状态中的事物则无法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们被囚禁于自身的个体的存在之中，被困于黑暗和虚无的威胁之中，被束缚于广袤的无限的死寂之中。只有当事物进入世界之中展示自己的存在，其存在才能被感知，其存在才被看到、理解，因而才有意义。我们的存在感完全依赖于公开性的在场，依赖于在公共世界中的在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种公开性就是“让事物存在”。其次，就我们的个人空间而言，“公共性”一词意味着世界本身。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而是一个共在的世界，人们共同生活的生活世界。当海德格尔将城邦(polis)解释为“空间”的时候，他所思考的正是这一点。这个共在的世界作为公共空间不仅只为一代人而建立，而且它还要通过世代之间以讲故事传承传统而获得某种不朽。[15]亚里士多德说：“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尼可马可伦理学》，1177b31)而能使得凡人获得不朽的可能性就在于“城郊”，这就是希腊人的思想。[16]家庭或家族的“世界”根本无法代替城邦这一公共的世界。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第一卷中，他区分了城邦的政治与家政。[17]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城邦(Polis)与家庭(Oikos)，也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公共世界的政治行为和与维持生活的前政治行为之间的区分是不言自明的。首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的德性与自由只能存于政治领域，而家庭之中根本没有平等人之间的自由关系。城邦与家庭的不同在于它是平等人之间的关系，而家庭(夫妻、主奴、父子)则是不平等的关系。自由意味着从不平等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既不存在统治、也不存在被统治的领域。其次，家庭存在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和生活，而城邦则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目的。为了摆脱生活必需品的困扰而进入自由世界，就需要财产，贫困或生病则意味着受物质必需品的困扰，而沦为奴隶则意味着还要屈从于人为的暴力。不掌握家庭生活中的必需品，生活和得体的生活便无从谈起。然而，获取生活必需品从属于家政管理，政治从不以维持生活为其目的，获取、拥有和管理财产只是前政治的行为。因为劳动和工作限制了人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奴役(douleia)状态。在柏拉图那里，第三等级是被剥夺参与政治的。再次，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最初都必须准备好冒生命的危险，对生命、财产和个人幸福的过分关爱和畏惧暴死阻碍了自由，这不是勇敢的德性，而是奴性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公共空间意味着自由的空间和风险的空间。为了安全或自我保全而退隐到家庭生活之中则失去了人最根本的自由。相对于公共性的“隐私”其字面意思就意味着一种“被剥夺”的状态，甚至是被剥夺了人类能力中最高级、最具人性的部分。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完全独处的个人生活，那么，他就被剥夺了真正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被囚禁在自我和私人生活中的个体，既没有来自他人的公共世界，也不可能独自完成那些不朽的功业。他是一个被流放到公共空间边缘的存在，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力的存在，一个无法过上完满的公共生活的存在。

然而，今天我们使用“私人”或“隐私”(Private/privatus)一词时，首先不会想到它的“被剥夺”的含义，这是因为随着“家庭”的兴起，随着财产私有权利的神圣化，随着经济行为日益主宰公共领域，家政以及与家庭私有领域有关的私人问题都成了一种“公共”关心的问题。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界线变得十分模糊了，现代个人主义将私人领域变得极为丰富，将捍卫私人空间视为生命的基本权利。现代人对于私人和隐私的前所未有的兴趣和激情使现代人不再关注公共性生活和政治参与的自由。[18]随着社会的兴起，现代性开始以一种大家庭的形象来看待公民个人和政治共同体，整个社会由一个巨大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关照管它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应的，现代社会不再需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了，“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取而代之，这就是福柯所讲的“治理社会”的兴起。现代社会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兴起的同时就意味着公共领域的衰落以及古典德性(如勇敢、热爱荣誉、公正、公民友爱等)的无用。西方的“古今之变”就在于从“政治”蜕变到“社会”，从公共领域衰变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混杂，人的本质从政治的动物变成非政治的动物，即社会的、经济的动物。

从政治到社会的古今之变意味着古典政治的公共性被新的社会的公共性所取代，在这个公共空间中人的本质不再是行动的自由以及沉思，技术、制造、生产极大程度地扭曲作为人的本质和人的条件的公共性概念。人的行动的领域和方式由于手段和目的关系的颠倒而被彻底移位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成为现代最伟大的神话，科学家和劳动者成为力量和权力的主要的象征，于是，经济、技术和权力的原则成了政治的法则和规则。阶级社会的崩溃、占有性个人主义以及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了纯粹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现代大众和抽象社会，公共空间被技术彻底地扭曲成非政治的、非人的了，权力变成了暴力，沉思变成了精心编织的政治谎言。[19]现代人从根本上失去了自由行动和言说的空间和公共性，因而，从根本上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这些不关心政治只拼命追求物质满足和私人生活的消费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被异化了的孤独、恐惧、绝望、无力，而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也丧失了真假善恶的判断力，沦为“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和“平庸的恶”(theBanalityofEvil)的“大众的暴政”(TyrannyoftheMajo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