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管理理论（共12篇）
古典管理理论 篇1
一、生存工资论综述
生存工资论是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魁奈·杜阁尔提出, 并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全面论述的理论。生存工资论认为, 工资水平与人口变化相互影响促成自然工资水平的存在, 劳动力工资水平围绕自然工资上下波动。工资水平超过自然工资, 刺激人口增长, 工资回到自然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低于自然工资, 人口减少, 工资回到自然工资水平。
1.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 在“论劳动工资”这一章中讲到“雇主虽常居于有利地位, 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 在相当长的期间内, 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 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①“在某些情况, 有时也使劳动者立于有利地位, 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上述工资的工资。很明显, 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①“什么时候, 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 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 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 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在前一场合, 市场上的劳动供给, 如此不足, 在后一场合, 市场上的劳动供给, 又如此过剩, 结果都迫使劳动价格, 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有的适当程度。”①。可以看出, 他要描述的自然工资, 并不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同时, 亚当·斯密也指出, “使劳动工资增高的, 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 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 而却在最繁荣, 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①因此, 资本增加的速度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
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 忽视了一个问题。当工资超过自然工资时, 会促使人口增加, 但此时由增加的人口到成为劳动力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会在短时间内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
2.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及税赋之原理》的工资论中, 认为自然工资受劳动者维持自身及负担家人所需的食品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决定, 而非货币的多少。他在“工资论”中是这样讲的:“劳动者维持一身维系一家, 以保持族类的力量如何, 非决定于他们在工资名义下获得多少货币, 乃取决于此额货币能够购买多少食品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②他还认为“社会进步, 劳动自然价格, 常有腾贵趋势。支配劳动自然价格的, 是几种主要商品。在这几种商品中, 有一种商品, 有因生产困难加大而腾贵之趋势。但因农业改良或输入食品的新市场发现, 必需品涨价的趋势, 得暂时抵消, 甚至, 使必需品价格跌落。因之, 劳动自然价格, 亦会发生相应的结果。”②据此可以推断, 他认为, 支配自然工资的是几种主要商品, 自然工资的高低跟这几种主要商品的相互价格有关, 并没有认为这几种主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关于资本增加与工资的关系, 他认为, “人口二十五年增加一倍, 一国资本总额, 也许不要二十五年, 就可增加一倍。在这场合, 劳动需要的增加, 较速于劳动供给的增加, 工资常有腾贵的趋势。”②“以文化先进国之技艺知识, 输入新殖民地, 其地资本的增加, 往往会较速于人口的增加。若不能由人口稠密国移入劳动者, 劳动价格将大涨。此后, 人口愈稠密, 劣等土地愈有耕作必要, 资本增加的趋势, 亦愈减退。现人口的欲望满足以后, 社会上究能有若干剩余的生产物, 那须看生产的便利程度如何, 生产上所须雇佣的人数, 究曾减到什么程度。这时, 景况若佳, 生产力或仍可较大于生殖力。但可惜这种情形, 不能长此继续下去。土地量既有限, 质又不等, 把资本逐次加投下去, 生产率亦必递减下去。人口增殖力, 却不易变动。”⑦可以看出, 李嘉图认为:资本的增加对工资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 若资本增加的速度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 工资将提高;而人口增殖力不变, 资本增速到一定程度后会减慢, 生产力会递减, 所以会出现人口压迫生活资料。对于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他给出了两条方法, 一为减少人口, 二为加速资本蓄积。
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也忽视了一个问题。支配自然工资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也就是人们的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是会变化的, 特别是资本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速时。
二、工资基金论综述
工资基金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全面描述了工资基金论。穆勒认为, “工资主要是由对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 或者, 正像人们所经常表述的那样, 是由人口与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所决定的。这里所谓的人口, 仅指劳工阶级的人数, 或者更确切地讲, 是指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这里所谓的资本, 仅指流动资本, 而且并非指全部流动资本, 而是指直接用于购买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资本。”③他还认为, 除非资本本身 (用于支付劳工的各种资金的总量) 相对于愿意接受雇佣的劳工的人数有所增加或者减少, 否则,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永久性地改变一般的工资水平。因此, 这与资本增加的速度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的含义大同小异。
穆勒还认为, “当已经习惯于改善了的舒适生活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以后, 新的一代人在生育方面的习惯是在一种较高的最低生活水准上形成的, 同时, 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具有了永久性。”③当工资持续较长时期较高时, 劳动者的生活将永久性地习惯于较高的生活水准。他以法国的例子说明了生活水准永久性地提高后并不会带来人口增长, “关于这种情况, 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顷刻之间, 绝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由悲惨的境地上升到了自立并且相对舒适的水平;而其直接的后果是, 尽管处于遭受战争破坏的时期, 但人口仍然实现了空前的高速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更多的儿童长大成人, 否则, 他们早已夭折;部分原因是由于出生的人数有所增多。然而,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 尽管法国当时处于空前繁荣的状态, 但是法国每年的出生人数几乎没有变动, 而且人口的增长也极为缓慢。”③
穆勒的工资理论中, 有两点可以借鉴, 一工资基金相对于劳动者人数的增减决定工资水平的变化;二劳动者生活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并且在永久性地改善后, 难以降低。
三、古典工资理论视角下自然工资新析
从生存工资论和工资基金论可以看出, 资本的增加速度对工资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 自然工资仍然存在, 自然工资不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自然工资由劳动者生活的必需品和习惯品决定, 而必需品和习惯品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习俗决定, 并且其数量和范围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不断变化。自然工资的永久性改善需要很长的时间, 并且永久性地改善后, 难以降低。本文认为, 自然工资水平的演进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促使分工和科技的缓慢发展, 资本增加速度小于人口增加速度。人口缓慢增长。自然工资所对应的必需品和习惯品范围较小。
第二阶段, 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分工和科技较快发展, 资本增加速度大于人口增加速度, 拉动工资增长, 工资增长促使人口增长。但人口从出生到能够成为劳动力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较高的工资就会使劳动者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永久性地变大, 变多了的必需品和习惯品就会使自然工资发生变化。等到前期增加的人口加入到劳动力队伍, 又会出现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这时人们整体上不会放低生活标准, 而会焕发出勤劳和创新精神, 推动新一轮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人口增长。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如果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 经济发展能够更快地过渡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伴随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会不断改变劳动者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和数量, 而且人们能容易地掌控生育。这时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 会拉动工资的增长, 但工资的增长不会促使人口的增长。一方面, 人们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不断增大, 能够抚养小孩的剩余收入仍然没有大幅增加;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必需品和习惯品跟时间有关, 抚养小孩的时间成本大幅增加, 抚养小孩能够带来的快乐和享受, 是以失去一些快乐和享受为代价的, 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小。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 王亚南,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
2大卫.李嘉图.经济学及税赋之原理[M].郭大力, 王亚南,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金镝, 金熠,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古典管理理论 篇2
⑴早期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创立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关于分工的理论，对当时正处于产业革命前夜的欧洲工业的经济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⑵亚当•斯密也注意到以人性的观点作为建立管理理论的依据：以人类利己心理的认识为依据，揭示了资产阶级管理体系内在关系，指出管理的核心就是盈利。
⑶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 )于1832年发表了《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巴贝奇系统地研究专业化的问题：劳动分工可以缩短掌握操作所需的时间，节约变换工序所浪费的时间，而且简单操作的重复有利于熟练化和产生技巧。
⑷综合说来，早期的管理思想主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因素，在管理中注入了心理学内容，这就是管理心理学的萌芽。
2.泰勒的科学管理与“经济人”思想 ：
20世纪初,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主张去分析工作并对劳动进行科学的监督管理，这一度在西方颇为流行。
⑴“科学管理”要探讨和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企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要在管理者和职工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⑵泰勒（F・W・Taylor）在19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理论。
⑶泰勒提供了管理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效率的方法。
⑷古典的科学管理运动之所以产生于20世纪初，一方面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界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同19世到20世纪初所流行的传统管理思想有关。
⑸泰勒就是“经济人”观点的典型代表
⑹传统管理思想中的这种把人视为“经济人”的观点，在哲学上主要起源于享乐主义，后经19世纪出现的合理主义的影响而最后形成。
泰勒所主张采取的以经济利益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措施，被后人称为“X理论”。
3.古典管理理论及其管理心理学思想
⑴古典组织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门艺术――他试图通过对具体实践的分析，寻找一套必须遵循的结构体系，以此提高管理水平。
⑵ 韦伯（M.Weber，1864一1920)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正式组织结构模式的杰出制定者；他所提出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对管理是个很大的贡献。
⑶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 Urwick，1891)也是一位古典组织管理的重要人物。他把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同古典组织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古典管理理论。
⑷古典管理理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二次大战前的西方企业管理中。
古典归纳逻辑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篇3
关键词：古典归纳逻辑；弗兰西斯·培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227—02
归纳逻辑是研究归纳法和归纳推理的逻辑。与演绎法和演绎推理从某类事物全体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该类事物中个别对象具有或不具有这种属性相反，归纳法和归纳推理是一种从某类事物中个别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该类事物全体具有或不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方法和推理过程。
归纳逻辑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归纳逻辑阶段和现代归纳逻辑阶段。古典归纳逻辑是由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奠基，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加以完善和发展的，但其萌芽形式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的著作中就能够找到。
一、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理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演绎逻辑理论的创立者，但是他在其主要逻辑学著作中零散地谈到了归纳法，这些研究被称为归纳逻辑的萌芽。“亚里士多德把归纳法分为三类：一是完全归纳法，它是作为证明的手段出现的，而且可以把这种特殊的归纳法还原、归结为特殊的三段论，称为‘归纳三段论’；二是讲枚举归纳法，这是把归纳理解为‘引用’一些个别或特殊事例以证明一般命题的真实性的推论；三是直观归纳法，这是对蕴藏在现象背后的一般原理的直接直观。”[1]亚里士多德说：“帮助我们找到三段论和归纳的手段有四个：第一是找出命题，第二是细心区别一个词的许多意义，第三是确立事物的差异点，第四是在其中找到相似点。”[1] 在逻辑学的发展史上，我们在培根的“三表法”和穆勒的“穆勒五法”中能够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归纳理论的影子。
二、伊壁鸠鲁派的归纳逻辑理论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ouros，公元前341—公元前270年）对研究和发展归纳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归纳逻辑是西方归纳逻辑发展史上的最早环节。伊壁鸠鲁派对归纳逻辑的研究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其逻辑著作致力于探求真理标准，制定观察和推理的实际研究规则，主张根据经验、征象，运用归纳方法形成科学定律。伊壁鸠鲁派反对穷尽的枚举——完全归纳法，认为“穷尽的枚举是不必要的，只需要考查一定数量的相同和不同的事实就足够了，归纳的结论有时可以根据一两件事实引出来。”[1] 伊壁鸠鲁派的归纳法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归纳法，是以后培根和穆勒所提倡的归纳法的先驱。
三、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逻辑理论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2]，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归纳逻辑的真正创始人，他总结了当时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初步经验，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科学认识的排除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是全面地收集由感官获得的各种经验材料。培根认为，归纳始于收集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作基础，理性就会陷入幻想和臆测之中。第二步是把收集的经验材料加以整理和排列。培根认为，自然及实验的历史是极其纷纭错综的，只有借助于适当的安排，把一切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特殊事例调动和排列起来，人的心灵才能进行有效的工作，否则，理智便会陷入混乱和迷惑。为此，培根提出了“三表法”。他首先提出了他的“存在和具有表”，就是把具有某种现象的事物按照一种历史的方式排列起来，不要有过早的思辩或任何大量的玄思妙想，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这些事物的本质。其次，培根提出了“差异表”，就是把不具有某种现象的事物收集起来，列为一表。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同“存在和具有表”相对照，进一步发现某事物的“形式”。第三表是“程度表”，就是考查现象随性质增减而增减的变化规律，以便确认某一现象的真正“形式”。培根收集大量材料构成“三表”，接下来是归纳的第三步，以“三表”所列举的实例为根据，进行排除或拒斥，把不属于某种形式的性质排除掉，从而找到事物的真正“形式”。为此，培根提出了“排除法”。培根认为宇宙间事物的因果关系为数有限，通过排除法可以逐步缩小所涉及的范围。就某一事例而言，如果以表面现象看，我们设想它同五种原因有联系，经过观察实验之后，排除了其中的四种，只剩下一种，那么，这一种就是事物的原因，从最后剩下的事例中，就可以探求出性质的形式，寻求出事物的因果联系。
培根巧妙地运用了“三表法”和“排除法”，并且把归纳同观察、分析、实验、寻求因果联系的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归纳法不再是简单枚举归纳法，而是科学归纳法，因此，培根被公认为归纳逻辑的创始人。
四、赫舍尔和惠威尔的归纳逻辑理论
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赫舍尔（Herschel John Fredereck William，1792—1871年）继承并发展了培根的归纳理论。他提出了探求因果的归纳法原则，即“排除法、协调法、类比法、等同法、表格法、确认反例、区分法、剩余法、相伴变化法”[3]。赫舍尔认为，归纳法是科学家从观察上升到定律和理论的方式之一。赫舍爾的归纳法原则对穆勒有重要影响。
英国哲学家、科学史家、教育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年）认为经验科学的历史证明，科学考察的过程并非根据某些规则由经验出发来进行概括，而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分析经验事实、综合分析结果、验证综合结果三个步骤，归纳相当于第二、三两个步骤。惠威尔提出归纳与演绎是相反的操作，普遍命题由归纳发现并由演绎证明。
五、穆勒的归纳逻辑理论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穆勒在继承培根、赫舍尔的经验论归纳学说以及批判惠威尔的归纳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以“归纳五法”为表征的归纳理论。1843年他发表了名著《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在第三、五、六卷中论述了他的归纳思想和归纳学说。穆勒在专讲归纳的第三卷中首先把归纳定义为发现和证明一般性命题的活动，并认为真正的归纳可以定义为由经验作出的概括。穆勒认为，“对归纳法的逻辑研究就是要考察归纳过程中我们遵循了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要总结概括出一些基本的归纳模式或方法，还要研究它们的合理性问题。”[4] 穆勒只认定“不完全归纳法”是本来正当的归纳法，而认为“完全归纳法”的结论不过是对前提的单纯的重复而已，它并没有得出超出前提更多内容的论断；“数学归纳法”的结论不过是对诸前提既已断定事项的单纯要约而已；“依从记述的归纳法”不过是使用一般的术语记述被观察的诸现象，然而却要将它与对诸现象的归纳等同看待。穆勒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是不正当的[5]。
穆勒批判地吸收了以往归纳逻辑理论，提出了探求因果联系的“归纳五法”。第一种是求同法，其规则是在被研究现象出现的若干场合中，如果仅有唯一的一个情况是在这些场合中共同具有的，那么这个唯一的共同情况就是被研究现象的原因；第二种是差异法，其规则是如果被研究现象出现的场合与被研究现象不出现的场合，只有一个情况是不同的，其他的情况完全相同，而两场合唯一不同的这个情况在被研究现象出现的场合中是存在的，在被研究现象不出现的场合中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唯一不同的情况就是被研究现象的原因；第三种是契合差异并用法，其规则是有两组事例，一组是由被研究现象出现的若干场合组成的，称为正事例组，另一组是由被研究现象不出现的若干场合组成的，称为负事例组，如果在正事例组的各场合里，只有一个唯一的共同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在负事例组的各个场合里都不存在，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被研究现象的原因；第四种是共变法，其规则是在被研究现象发生变化的各个场合里，如果其中只有一个情况是变化着的，而其他情况都保持不变，那么这个唯一变化着的情况便是被研究现象的原因；第五种是剩余法，其规则是有一种复合的被研究现象，如果已知这个复合现象的一部分是某些情况的结果，那么这个复合现象的剩余部分就是别的情况的结果[6]。
穆勒的归纳学说标志着归纳逻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自从穆勒之后，归纳逻辑向着现代归纳逻辑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巨青.科学逻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
[3]彭漪涟，马钦荣.逻辑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2.
[4]邓生庆，任晓明.归纳逻辑百年历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
[5]马玉珂.西方逻辑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6.
古典管理学派的欧陆代表 篇4
首创管理职能的亨利·法约尔
亨利·法约尔 (Henri Fayol, 1841~1925) 出生于法国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是欧洲一位杰出的经营管理思想家。法约尔从1888年担任煤铁联营公司总经理开始, 出于自身工作需要, 注意研究作为总经理应该如何管理好企业, 管理究竟应该管什么?也就是研究管理职能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自身实践, 他于1916年75岁时发表了划时代的名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这一代表作。其中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五大职能和14条原则。
法约尔把企业的全部活动归纳为六个方面:即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法约尔认为, 前五项活动是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 没有这些业务就不存在企业。但没有管理活动, 这些业务都不能很好开展。因为开展这些业务需要制定企业的总体计划, 建立组织, 协调各方面的行动, 这就需要独立于上述活动之外的另一种活动, 即管理活动。法约尔强调了管理活动在企业中的普遍性。指出, 在开展各项业务活动中都不可缺少“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具体工作, 法约尔将其定义为管理的五大职能, 也称管理五要素。
法约尔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法约尔认为, 管理就是要抓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五项工作, 并对每项职能提出了具体内容和要求, 可简述如下:
计划是管理的第一要素。法约尔指出, 计划工作就是行动计划, 包括计划目标, 行动路线, 实施阶段及所使用的手段, 还包括对未来的思考和预期, 并强调计划工作要有统一性、连续性、灵活性和精确性等等。
组织就是确定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必须做到:内部命令和指示的统一, 职责的明确, 配备和培养合适的管理人员。使其以最有效的方式从事基本活动, 为企业的经营提供所有必要的原料、设备、资本、人员。良好的组织机构可以保证计划得到更好的制定和执行。
指挥就是调动下级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要通过指挥使组织真正运转起来。各级管理人员要依靠指挥能力, 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 减少无效耗费的功能, 并淘汰无工作能力的人。
协调是管理活动不可缺少的职能。其目的在于让组织成员团结一致, 使组织的活动和努力得到统一与和谐。为此组织内部必须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法约尔认为, 召开会议是保证统一领导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强调首脑必须经常了解企业的全部活动。
控制是充分发挥其他职能作用的保证。目的在于检验管理中的其他四种职能在实际发挥作用时是否得当。法约尔认为控制就是证实各项工作与所定计划是否相符合, 与下达的指示及确定的原则是否一致。
法约尔指出, 这五项职能实际就是管理工作的整个过程, 企业管理者就是按此顺序进行管理。
法约尔提出的十四条管理原则包括:
★劳动分工。可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准确性, 从而提高效率。
★权力和责任。凡有权力行使就有责任。
★纪律。没有纪律,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兴旺繁荣。
★统一指挥。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有适应双重指挥的社会组织。双重指挥经常是冲突的根源。
★建立完善组织。以此来实现一个社会团体的统一领导。
★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必须和一切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行为进行持久的斗争。
★人员的报酬。应该有合理的报酬, 尽量使企业和所属人员都满意, 以鼓励各级人员的劳动热情。
★集中。要根据企业的情况, 决定集中化的最适宜程度, 以尽可能地发挥所有人员的才干。
★等级制度。即从上到下的领导系列。各级领导应允许各自的下属使用这种最短通路直接联系, 等级原则就得到了捍卫。人们称这种方式为“法约尔跳板”。
★秩序。每个人都应在他事先选择好的位置上, 也适用于物品和场地方面。
★公平。产生于善意和公正。企业领导应努力使公平感深入人心。
★人员的稳定。不稳定往往是企业不景气的原因与结果, 所以, 要努力保持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人员的相对稳定性, 合理补充人力资源, 掌握好人员稳定的尺度。
★首创精神。这是人类活动最有力的刺激物之一。应尽可能地鼓励和发展这种能力。能这样做的才是高明的领导。
★人员的团结。这是一个企业的巨大的力量。
法约尔的14项管理原则可以普遍应用, 也可以灵活应用。如何应用是一门艺术, 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掌握好尺度是管理者的一种主要能力。
此外, 法约尔还提出了8条领导作风, 要求企业领导做到以下几点:
★对自己的职工要有深入的了解。
★淘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对企业与职工之间定的协定很了解。
★做出榜样。
★对社会组织进行定期检查, 在检查工作中要使用一览表。
★要把主要助手们召集起来, 参加酝酿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搞好工作的会议。
★不要在工作细节上耗费精力。
★要使职工保持团结一致、积极工作、勇于创新和忘我工作的精神。
许多学者指出, 法约尔提出的这些管理的职能和原则, 对企业而言是“为和不为”的问题, 而不是“能和不能”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企业维系长期的有效竞争的平台, 有之未必然, 无之必不然。
法约尔对管理科学的贡献
法约尔关于管理职能的论述, 开创了先河。此前还没有人这样系统论述过管理活动。从此以后, 管理的职能和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企业的管理者开始思考怎样进行有效的管理, 许多学者也围绕这一主题, 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而形成了管理职能学派, 也叫管理过程学派, 并把法约尔尊为该学派的开山鼻祖。可见法约尔的贡献之大。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 (H.Koontz)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威廉·纽曼 (William H.Newman) 等。他们一致认为, 不管什么组织, 企业、政府、宗教、军队等, 其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都是相同的。而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就管理职能而言, 各种论说虽有差别, 但都离不开法约尔的基础。如孔茨把管理职能划分为“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五大职能, 而把法约尔提出的协调职能看成为整个管理过程, 是有效地应用了这五种职能的结果。还有的提出管理由计划、实行和监督三个阶段组成的, 等等。这些都是对法约尔理论的阐述。管理过程学派的形成极大地丰富了法约尔的理论体系, 使之更联系实际, 也更具有适用性, 因而成为最系统也最受欢迎的管理学派。
法约尔自己身体力行, 把他领导的公司从接手时濒临破产边缘扭转过来, 并治理得欣欣向荣。到他1918年退休时, 公司财务状况十分良好, 已达到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且造就了一支素质优秀的员工团队。为表彰他在矿业管理上的成绩, 他获得了国家勋章。该公司至今仍是法国中部最大的采矿和冶金集团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他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法约尔不但第一个对管理职能和原则作了界定, 而且还提出了两大影响深远的重要观念:一是管理的普遍性。他认为, 不光是企业, 凡是社会组织, 包括政府机构, 都存在管理活动, 都适用管理五大要素。而且管理活动随企业的大小和个人所处的地位而变化。企业越大, 高层领导的管理活动越多。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 管理活动愈加重要。这引起了人们特别是领导者对管理工作的重视。二是管理的可传授性。法约尔认为, 管理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可以通过教育进行传授的。而且每个人即使从事技术工作, 也应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因此他提倡普及管理教育。从中小学起就应传授一定的管理知识, 大学应有专门的管理课程。他把上述管理职能和原则具体化形成了一套可以传授的管理理论, 从而推动了管理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又是一大贡献。他本人为了宣传其管理理论, 不仅在国家军事学院讲学, 还创立了中央管理学院。法约尔1918年退休后, 担任“法约尔行政管理学研究中心”主要领导, 专门致力于普及自己的管理理论工作, 直到于1925年以84岁高龄辞世时为止。他早期对泰罗的科学管理不以为然, 但后来认为他们两人的著作是相互补充的。
法约尔作为一个管理学的哲理家, 他在本国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思想史上留下的影响并不逊于泰罗给美国留下的影响。法约尔20世纪初的论述, 今天依旧散发着理论的光芒, 仍不觉得过时。可惜的是, 在当时, 法约尔的理论虽无质疑之声但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他的代表作发表之时, 正是法国推行泰罗制高潮之际, 因而对本土的管理学说反而冷淡了。当人们广泛地阅读法约尔的管理著作时, 他已是古稀老人了。法约尔逝世后, 由他创办的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同推广泰罗主义的组织合并为法国组织全国委员会, 从而使古典管理理论中的两大主流学说在法国合流。法约尔主义才开始广为传播。而《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的英译本直到1929年才问世, 迟至1949年其思想才在美国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更是鲜有人知。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在管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现在人们公认, 法约尔主义是继泰罗制之后管理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法约尔理论的不足之处
当然, 法约尔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不少管理学家认为, 其五项管理职能不全面, 不能概括所有的管理活动, 也不是普遍适用。法约尔自己也深知:“在管理事务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我们很少能够在同一状况下两次使用同一个原理;必须考虑到变化中的环境”。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甚至认为, 达到企业的目标需要进行什么活动的问题太显而易见, 似乎用不着特别去提。还有人指出, 法约尔的14条管理原则, 内容相当庞杂, 也过于僵硬, 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遵守。这些原则绝大部分内容是与组织有关的, 但只是考察了组织的内在因素, 而忽视了组织同它周围环境的关系, 是个很大的缺陷。法约尔时代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产生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法约尔管理理论, 今天看来存在上述局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理论的光芒。今天, 对所有企业的领导层和管理层而言, 这些管理职能和原则仍起着指导作用。所有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也应该很好加以学习和应用。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博学多才, 在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哲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被西方公认为是与卡尔·马克思和法国的爱米尔·杜尔凯姆同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青年时曾在军队服役过, 对军事组织有所了解。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 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 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 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从而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 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这是对泰罗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 对后世的管理学家, 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 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理想官僚组织
韦伯针对各种社会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 潜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如何才更有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 设计了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 也就是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优先的典型的官僚机构。这里的“官僚”不是汉语中的贬义词, 而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其主要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建立一个井然有序且具有完整的权责相互对应的组织, 各种职务和职位按等级制度的体系来进行划分, 每一级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其上级的控制和监督, 下级服从上级。
二是各级管理人员必须是称职的。要经过考试和培训, 选拔任用能力与职务相当的专业人员担任各级领导, 而且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
三是必须按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不能滥用职权。理想组织必须摒弃那种靠世袭和个人迷信或权威获取的权力。
四是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职权范围、责任要求、纪律约束、任免升迁、薪酬奖惩、监督考核等都要明确规定, 照章办事。
这些原则对任何组织都适用,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
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结构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 也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组织形式, 因为它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 确实能给组织带来高效率。能在技能和效率的基础上, 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 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种组织形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 都可以见到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
韦伯组织理论的现实意义
现在回顾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 就像是针对今天的现状而言的。在我们周围, 各种组织中不称职、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不按规定办事……等等现象, 比比皆是。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习惯于封建家长制, 说一不二、称王称霸,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卖官买官、贪赃枉法, 形同黑社会;至于任人唯亲、个人迷信等更是屡见不鲜。还有第四点关于组织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明确规定职权范围、责任要求, 监督考核等论述, 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尤其对行政机关来说, 这一点显得更重要。在机关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部机关各个司局和处室, 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 也没有要求每年应该完成哪几项任务;提拔了司长、处长, 也从来不告知应该怎么当, 有什么责权?都是凭各人的想当然, 自行其是。年终也没有认真规范的考核。与韦伯的要求大相径庭。这样的行政机关当然不可能有高效率, 只会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现在重提韦伯的理想官僚制, 非但不过时, 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但是, 完全理想化的纯理性的事, 现实中往往很难办到。因为即使十分公正, 也不可能每个岗位都选拔完全称职的人, 而且上级也不可能事事都比下级高明, 完全否定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感情关系也不现实。这样, 强调建立等级系统和加强统一指挥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强调按规章制度办事, 也会让一些不求进取的人钻孔子, 进而扼杀创造性。这种官僚组织结构自身的缺陷就可能导致产生真正的官僚主义。何况现实生活中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客观存在, 更使理想的官僚机构背道而驰。因此韦伯的组织理论遭到了许多批评, 以至今天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 韦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的这种理想组织形式, 仍是人们所期望和追求的, 其原则今天仍是适用的。一些批评者的质疑实际上都是韦伯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至今尚无一个更好的组织模式可以替代官僚制。包括所谓扁平化组织、虚拟组织、学习型组织、网络组织等等, 只不过是个新名词而已, 都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可惜韦伯英年早逝, 在世时未能充分宣传他的组织理论。当时也未被德国人所重视。在1920年6月4日韦伯56岁逝世时, 他的主要著作《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尚未写完。后来是由生前唯一崇拜他的夫人玛丽安娜整理后才正式发表的。不过只要是金子总是会闪光的。后来的学者越来越发现他的伟大之处, 研究探讨他的文章车载斗量。社会实践证明, 韦伯的组织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大家称他是惟一可与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 并被理所当然地戴上了“组织理论之父”的桂冠。
科学管理古典三杰
古典管理科学的操作和经验问题 篇5
我们首先考察詹姆斯・穆尼在一篇论文中列举的所谓的“组织原则”。这篇论文被收入古利克与厄威克1937年的文集中。穆尼详细列举了五项原则：垂直协调、水平协调、领导、授权和权威。但是，什么是“原则”显然是不清楚的。其中，它被认为是“基本的”、“非常重要的”、“必然的”和“普遍的”。在他的阐述中，每项原则基本上用一个词，最多加一个限定词，而采用斜体字印刷是其显著的特征。
穆尼从来没有搞清楚他的“原则”是行动建议还是定义。或许最宽泛的解释是，原则是（凭经验）观察到的组织现象或事件状况。但是，以穆尼的观点来看，确定一些由组织解释的独立规范是有必要的，因此原则不仅仅是组织定义的一部分。由于缺乏一致性，穆尼的文章和其他的类似文章往往是经验主义的和空洞的。部门划分的理论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较不明显，因此会引发更多令人关注的问题。在古利克的部门划分理论中，自变量是组织的群体工作模式。古利克（Gulick and Urwick，1937）提出了该变量的下述标准，即群体工作的备选方案分为：按目的、按过程、按客户、按地点和按时间。大多数工商管理著作都使用类似的分类标准，但用产品取代目的。
由古利克的理论提出的观察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哪些部门划分的基础描述了特定组织的特性？为了简化对问题的思考，我们只考虑正式组织的层次，并假设命令统一，任何一个雇员只属于一个部门。
在一组假设下，该问题并不难。假设我们给定完整的组织任务清单和表示个体任务与组织目的关系的手段-目的图。那么，如果各个部门与手段-目的图中各子图相符合，我们把该组织称为“目的型”组织。为了区分“过程”、“客户”、“地点”和“时间”等部门划分，我们必须确定这些变量的相似性，
地点和时间相对简单，或许还有客户。过程的相似性体现在使用的技术、知识、信息和设备等方面的相似性。因此，根据过程对活动的分类，我们需要与“相似性”相关的一系列命题。
如果我们事先没有给定手段-目的层次图，那么确定什么是部门划分基础的问题事实上变得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区别目的专业化和过程专业化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构思这张图。此外，除非这张图的构思是如此独特或真实，否则部门划分形式必是不明确的。在什么意义上一组现有任务的手段-目的图是独特的？
逻辑意义 分析一组活动的手段-目的关系只有一种逻辑一致的方法是有可能的。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般说来，手段是实现目标的一系列充足但不必要的活动。因此，对于发现独特的手段-目的图，事先的逻辑分析是不充分的。
物质意义 世界可能是这样构成的，即事实上（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只有少数方法能达到任何具体目标。这对某些目标似乎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部。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些许安慰，即世界上的手段-目的关系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复杂和盘根错节。
社会心理意义 即使客观的任务环境不会把独特的手段-目的层级强加于活动，但可能对某些社会环境中人的创造能力的限制会产生近似的结果。换句话说，在面临达到同一目标有多种方法的任务时，某些文化的成员可能只想到全部可能方法中的一种D那种文化既有的具体方法。如果现成的方法能在文化中找到D因此多数任务可以通过这些方法的结合使用来完成D那么，那些已知文化事实的发现会成为建立手段-目的图的起点。发现以经验为依据的手段-目的图可能只需要问一些像“你为什么……”和“你如
何……”之类不太复杂的问题或可能的行为观察。
我们的观点不仅仅是，在具体情形下并不琐碎的事情决定的手段-目的图，重要的是甚至没有多少古典文献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多少文献认为解决方法与命题的经验检验同样必不可少。因此，命题没有接受过检验就毫不奇怪了。理论的经验检验
古典管理理论 篇6
摘要：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由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这一基本概念指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与演进。文章重新思考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概念，试图以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视角解释中国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大量出口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现象。
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二元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勞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 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 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 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 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點，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昉（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 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 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 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 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 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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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叶怀斌（1989-），男，汉族，福建省宁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国际贸易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动态比较优势与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附加值；李嘉莹（1994-），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20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统计与数据挖掘；张胜满（1991-），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世界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动态比较优势与东亚生产价值链。
古典戏曲叙事节奏理论管窥 篇7
一
在古代剧论中,剧论家们或以“急与缓”,或以“迟与速”,或以“蔓与促”等语词来评论剧作中情节发展节奏快与慢的问题。首先,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中,节奏的调节是剧论家们严格要求的。对情节安排缺乏节奏的剧作,剧论家给予严厉的批评与指责,如吕天成批评新传奇《昙花》:“但律以传奇局则漫衍乏节奏耳。”(2)《昙花记》的故事情节本不丰富,或以杂剧的四折一楔的格局来敷演已足矣,但以传奇的格局,用四五十出来漫衍这一故事,情节发展的节奏就显得缓慢松散,情节进展大多在迟缓中进行,所以吕天成批评其缺乏节奏。而对于一些情节安排体现出明显节奏性的剧作,剧论家们又是大为赞赏,即使有其它的问题,都能接纳。如祁彪佳在收录作品时,只因《髯虎》“稍知节奏,故不以韵病、词病辄弃之。”(3)可见,在祁彪佳眼里,故事情节发展节奏的重要性是胜过曲中的词韵问题的,为什么故事情节的节奏有如此高的地位?古代剧论中有以下两方面的认识:
首先,情节发展的急与缓之间的节奏,寄寓着剧作者对故事主题呈现的目的。这一认识在毛声山评《琵琵记》时有所反映,他认为:“夫人之听红娘,当下即便回嗔,文妙於速;丞相之听小姐,一时不肯遽纳,文又妙於迟。”(4)在《西厢记》中,红娘作为贱婢,竟敢直斥老夫人的言而无信,直言其行为将会造就一对怨女旷夫,这在地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绝对是大逆不道之举,但老夫人竟认为“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推进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张生与莺莺爱情道路上的又一波折,既使情节的发展产生了曲折波澜之致,又回应了有情人历经磨难,与封建礼教、婚姻制度斗争后终成眷属的主题,可见剧作者的匠心;相反,在《琵琶记》中,牛小姐是丞相宠爱的独女,且牛小姐下气柔声地劝谏父亲,希望能回去尽侍奉公婆之礼,这也是纲常纶理的体现,但身居相位的父亲却迟迟不答应,这就使得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相逢迟迟不能实现,加深了赵五娘的悲苦命运,更衬托出其贤孝的形象。这不同情景下的一“速”一“迟”的节奏调节,反映了故事主题的需要。
其次,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情节发展的节奏直接影响着观众的观演情绪。所以,在对情节节奏进行调节时,力求通过情节发展的急与缓,使故事呈现出曲折离奇之势,以此来把握观众的情绪。这也是调节戏曲情节节奏的目的之一。如何实现?清代毛声山的论说较为深刻,他认为:“妙在人急而我缓之,人缓而我急之。人急而我不故示之以缓,则文澜不曲;人缓而我不故示之以急,则文势不奇。”(5)在他看来,为了调节场上的气氛,调动观众情绪,当观众正急于了解故事下一步的发展趋向时,则需故意放慢情节演进的节奏,引起观众的兴趣,使其产生欲罢不能之感;反之,当观众正处于松懈之时,则宜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以便使观众的审美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剧情中,再次精神抖擞。如此调节节奏,可使情节发展一张一弛,跌宕起伏,也使观众的情绪时而焦急,时而舒缓,既消除了身体和心理上的疲倦,又能产生复杂而又刺激的审美体验。可见,调节情节节奏急与缓的妙处在场上观众的反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
古代剧论家对戏曲故事情节发展节奏的整体要求是:勿蔓勿促,即不要太快,也不能太慢。这是明代王骥德在《论剧戏》中提出的,具体为:“勿太蔓,蔓则局懈,而优人多删削;勿太促,促则气迫,而节奏不畅达,毋令一人无着落,毋令一折不照应。”(6)王骥德对戏曲情节节奏的整体认知充分体现了戏曲的舞台性特征。对于戏曲而言,故事不仅仅要呈现给读者,其最终目的是要施之于场上,这就带来了两个要求:第一,要适合场上搬演;第二,演后易于观众接受。如果戏曲故事情节发展的整体节奏缓慢,则需敷演的时间便长,一个剧目几天都演不完,如需演出,优人便会删削,如此可能会有损作者的原意或故事原本的完美。很明显,戏曲故事情节发展太松懈不利于场上搬演;反之,如若戏曲故事情节整体节奏促迫,情节跳跃性便大,铺垫就会少一些。从剧本而言,人物出现可能会突兀,也可能会脱落,情节之间的前后连贯也难以紧密;从场上观演的观众而言,在相对嘈杂的环境中,面对如此大的情节跨度,很难缕清情节发展的前后脉络,这样的节奏也不适合观众的观演。所以,总体而言,对于戏曲故事情节发展的节奏,王骥德总结为:勿太蔓、勿太促。如此,整个故事情节发展才能自然顺畅,也可以施之于场上,易于观众接受。
在古代剧论中,对戏曲故事局部情节节奏把握的关注同样是在明代,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明代多位剧论家对情节发展“紧要处”的节奏作了要求。如李贽、徐复祚、祁彪佳等一致认为:情节紧要处的节奏要快,要尽力铺写,切忌散慢、松懈。情节发展的“紧要处”,或称“要紧处”,或称“吃紧关键处”,最早由李贽在评《玉合记》时提出:“此记亦有许多曲折,但当要紧处却缓慢,却泛散,是以未尽其美,然亦不可不谓之不知趣矣。”(7)李贽明确指出情节发展“要紧处”的节奏不能缓慢,同时认为此处的节奏处理将会影响到故事整体的叙事效果。具体情节的“紧要处”是指什么,这里难以推论。王骥德在《曲律》中也指出情节的“紧要处”,他认为《红拂记》中的“红拂私奔”是整个故事的“紧要处”,《窃符记》中“如姬窃符”是整个故事的“紧要处”。据这两个情节在故事中的地位,我们可以推知情节的“紧要处”或为故事的高潮情节,或为故事中的枢纽情节。对于“紧要处”的节奏问题,王骥德没有论及,其后徐复祚将“紧要处”称为“吃紧关键处”,并对其节奏进行了论说。他在评王骥德的《题红记》时多次指出剧中“每於紧处散缓”(8),“每於吃紧关键处,啴缓散慢”。(9)可见,徐复祚也认为情节发展的“吃紧关键处”,节奏不能松懈。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应紧锣密鼓,情节推进要密、要快,以便突显其重要性,也利于抓住观众的注意力。《题红记》是王骥德仅存的一部传奇作品,是由传说故事“红叶题诗”敷演而成,也是一部写生旦之间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的剧作。但剧中故事每每写到生旦二人之间的关系时,情节发展就舒缓下来,转向对旦角韩翠屏的无尽怨情的敷演,所以剧中的“紧要处”没能突显出来。此类状况在明代朱鼎的《玉镜台》中也出现过,祁彪佳批评其曰:“惟铺叙太真事迹,於紧切处反按以极缓之节。”(10)
摘要：故事情节发展的节奏主要是指情节的急与缓。在古代曲论中,剧论家们认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有节奏,戏曲情节节奏的调节是调动场上观众情绪的有效艺术手段,也是反映故事主题的方式之一。戏曲故事情节发展的节奏从整体上来看要勿蔓勿促;从局部来看,情节发展“紧要处”的节奏不能缓散。
关键词：古典戏曲,情节发展,节奏
注释
1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413.
2吕天成《曲品》,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128页。
3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三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590页。
4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批语》,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540页。
5毛声山《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476页。
6王骥德《曲律卷第三》,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二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96页。
7秦学人,侯作卿.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57.
8徐复祚《三家村老曲谈》,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二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260页。
9徐复祚《南北词广韻选择批语》,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二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287页。
古典管理理论 篇8
1古典时期管理学方法论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在西方管理学方法论中的地位让我们认识到教好古典管理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 要教好古典时期西方管理学方法论又谈何容易?一则是国外相关著作还没有被译介到国内, 致使西方管理学方法论教授起来材料比较匮乏;二则是国内对于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尚处于粗浅阶段, 即便是国内在西方管理学方法论领域做得最好的学者如西南财经大学的罗珉教授、苏州大学的魏文斌教授等在研究这方面时要么讲得比较笼统, 要么是采取抓典型解剖麻雀的方法, 采用泰罗范式或者科学主义范式。由于“十九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 用穆勒的话说就是, 实证主义乃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质”。故此,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管理学必定是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来看, “科学主义的直接理论渊源是实证主义。可以说, 是实证主义哲学观促成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流行。”因此, 罗珉先生用科学主义范式来涵括古典时期管理学方法论范式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用科学主义范式即泰罗范式来涵盖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差异性, 容易忽略或者漏掉古典管理时期代表性人物管理学方法论中的文化要素。而文化要素恰恰是管理理论形成中最重要的要素。诚如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所指出的那样:“管理是文化的产儿”。从文化本质上看, 一方面, 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 它也具有鲜明的地域和国别特征。而古典管理时期三个代表性人物泰罗、法约尔、韦伯恰恰来源于三个不同的国家, 这就决定了三者文化上的差异, 反映在他们的管理学方法论上就会有明显的差别。从影响古典管理的文化要素看, 最主要的就是实证主义和文化价值观。而文化价值观与实证主义的耦合就会形成实证主义的不同类别, 正是这些类别的不同影响造成了古典管理时期三个代表性人物管理学方法论上明显的差异。显然, 在教授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时用科学主义范式来涵盖三个代表性人物的管理学方法论的话就会把法约尔和韦伯管理学方法论中一些显著的特点忽略掉, 这对学生深入了解他们的方法论思想显然是不利的。
2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教学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问题症结或许就如罗珉教授所说的那样:“科学主义范式是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 他的名言是科学即实证, 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得到经验事实的实证。“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 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孔德这些思想源于培根, 其把培根当作实证哲学的开拓者, “自培根以来, 实现了实证哲学的一大进步”, 因为“自培根开始一直强调, 在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知识之外, 没有别的真实的知识。”这句格言也适用于我们的悟性之成熟状态。一方面, 一切实证的理论必须建筑在观察之上;另一方面, 我们的精神专心致力于观察, 是理论上的必要。
通常, 学术界是从纵向即历时性的角度对实证主义进行分类, 但从横向即共时性的角度对实证主义进行分类不大多见。管理学界通常用第一代实证主义来分析, “因为实证主义作为现代哲学流派, 有自己漫长的演变过程, 它的早期形态与以后的形态毕竟有许多不可忽视的区别。”从根本上看, “社会学实证主义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有机体论与机械论。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是有机体模式的代表, 这种模式把社会现象看作是完整的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正在实现的某种功能, 就像生物体的细胞和器官那样;S·穆勒、凯特莱是机械论的代表, 在机械论的社会模式中, 个人被视为一社会原子, 而社会的组织与制度则是物理的或心理的机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于海先生在这里尽管说的是社会学, 但实际上, 当时的社会学就等于社会科学。他希望把社会科学建成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一样的实证科学。因此, 当时的社会学也就等于实证主义社会学。而“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区别。由于科学已经取代宗教成为无可争议的权威, 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 建立—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 又合情合理。后来由狄尔泰开始的反实证主义运动, 似乎不仅是反实证论的, 更像是反社会学的。”故此, 社会学实证主义分类也适应于实证主义的分类。在实证主义的发源地法国, “孔德跟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们一样……还继承相发扬了卢梭与圣西门的愿望去发展一种“集体哲学”, 就是一种为创造社会的一致性而提供各种原理的学识。因此, 孔德在“在哲学上基本反对个人主义并且提出了有机体理论。该理论认为, 个人是从属于社会的。”之后迪尔凯姆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并加以完善。
孔德实证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是不大的, 诚如涂纪亮先生所指出:“孔德的观点虽然在美国也有所传播, 但影响较小, 他的实证主义观点也曾受到一些人的批驳。”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孔德主张整体主义, “在哲学上基本反对个人主义并且提出了有机体理论。该理论认为, 个人是从属于社会的。”;另一方面, 也与孔德思想晦涩难懂, 不太实用而与“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辨……任何一种超越常识的哲学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特点不太吻合有关。相反, 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美国却大受欢迎而且对美国的影响至深, 正如康马杰所说:“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斯宾塞的学说统治着普通美国人, 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斯宾塞……所阐述的放任哲学同美国人的传统个人主义和贪得无厌的本性是一拍即合的。这样, 美国人能够把个人的所作所为都看成符合进化论, 而把政府或社会集体所作的任何事情都看成违反自然规律, ”尽管斯宾塞是一个有机论者, 即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 但是, 这个有机体又是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超级有机体”, “它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在《社会学原理》这本书中, 他明确指出:“社会只为他的成员利益而存在, 而不是他的成员为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很显然, 斯宾塞遵循的依然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在这方面, 斯宾塞接近于穆勒, 而与在他之前的孔德和在他之后的迪尔凯姆差别甚大。穆勒与孔德之间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争论, 是他们思想——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实质观点上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分歧的反映。这就使得美国的实证主义带上浓厚的个人主义的色彩。可见, 美国的实证主义走的是与法国不同的路径, 在此意义上,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T·帕森斯指出:“除了涂尔干和他的先行者之外, 实证主义传统一直主要是个人主义的。”换言之, “实证主义基本上是反整体论的”。
韦伯所处的时代, “正是德国观念论哲学 (即唯心主义哲学, 笔者注) 逐渐失去魅力, 新兴的实证主义正在茁起的时期, ”他“他继承了自狄尔泰以来的反实证主义传统”, 采取调和折中的方法, 试图找到两者间综合的可能以解决两者的对立。一方面, 韦伯采纳了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 “实证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仿效自然科学, 将客观性奉为圭臬, 以消灭主观偏见或保持价值中立为基本原则, 力主运用中性语言, 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规律。”由此看来, 韦伯实际上“从实证主义中汲取了客观性、‘价值中立性’”, 美国社会学家特纳认为“韦伯思想中”具有“实证主义传统”, 他在小标题“韦伯思想中的实证主义传统”中写到:“M·韦伯并不相信社会学能够象实证主义者们所声称的那样成为一门自然的科学……而我却认为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大量意指更持久、更恒定的社会过程的较抽象的概念。这种‘暗含的实证主义’在韦伯关于分层、冲突和变迁的论述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的了。”另一方面, 韦伯又从人文主义中汲取了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之所以能够为人理解, 仅仅由于它是为人所创造的。因此, 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离开组成社会的个人以及他们特有的人类行动, 就不会有社会历史的存在。”在韦伯看来:“‘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 即它想用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活动, 并据此而通过社会活动的进行过程和它的后果来对这种活动做出因果解释。’”基于以上分析, 郑戈先生指出:那些认为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或者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或者说至少是片面的。
3解决古典时期管理学方法论教学问题的对策
尽管实证主义构成了泰罗、法约尔和韦伯管理学方法论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影响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是有区别的, 必须对作为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进行区分。即:受实证主义机械论影响的科学管理理论表现为强调科学实验、数学工具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运用;受实证主义有机论影响的管理过程论则比较注重经验的归纳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运用;反实证主义的韦伯其科层制理论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亦呈现出“暗含的实证主义”特征。显然, 用科学主义范式即泰罗范式来概括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就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因此, 离析古典管理时期三个代表性人物的方法论思想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 在实证主义机械论的指导下, 一方面, 科学管理强调理论来源于经验事实, 依靠实验、观察、分析等方法, 追求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进而形成规律, 力图把管理学建设成一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 科学管理又呈现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特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关于‘解释’的学说, 它认为任何对社会的 (或个人的) 现象的解释, 除非能够完全用个人周围的事实来说明, 都应该加以拒绝。”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 方法论个人主义“特指主张科学研究要从个体出发, 把个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这即是说, 方法论个体主义主张研究的起点是“个人行为”。
在泰罗那个年代, “长期以来, 工业管理认为商业组织的绩效依赖其具体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泰罗进行单个工人的时间-动作研究, 他创造了工作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模式, 设计了引导工作流程的程序。”在《科学管理原理》中, 泰勒开宗明义地说:“没人会否认, 在单个人工作的情况下, 只有其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 也即只有在其实现了日产出最大时, 才可实现其财富最大化。”“泰罗的目标是使每个工人的平均产量增加。为了做到这点, 他号召管理当局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劳动强度 (从而减少工人疲劳) 、并使每个工人充分发挥其潜力。”而且按照泰罗的说法, “使每个工人单个化”的这种过程将给工人带来“他们最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高工资……”显然, 选择个体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必定会成为泰罗的最优选择, 这就不难理解泰罗是从“从机械论出发”的。
其次, 在实证主义有机论的影响下, 法约尔的管理过程论表现为实证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糅合。
(1) 法约尔是在30多年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他的“管理过程论”的。
诚如他在倡议建立管理过程论时所说:“如果存在一种公认的理论——已为普遍的经验所检验过的一套原则、规则、方法和程序, 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么, 如何获取这样的理论呢?法约尔认为:“对已完成的工作要进行观察、搜集与分类, 必要时还要进行试验, 并对它们加以说明, 从中总结出经验, 从整个研究中找出一些规律”, 然而, 又以何种途径来证明自己获得的管理知识是管理“原则”呢?法约尔认为这条途径是“经验证明”。他指出:“至少只要经验证明其够得上这个高度评价时, 它就属于原则。”在经验证实原则的指导下, 即“把各种经过检验的原则、要素、程序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全都以他自己的实际经验为依据。”法约尔才成为“第一个提出的全面管理理论”的人。
(2) 运用归纳法构建管理理论。
法约尔认为, 借助于归纳法可以找出管理规律进而建立起管理理论。他说:“对已完成的工作要进行观察、搜集与分类, 必要时还要进行试验, 并对它们加以说明, 从中总结出经验, 从整个研究中找出一些规律”在这基础上, “把经验资料系统化”, 就可以“建立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学说”了。
(3) 方法论整体主义。
马尔科姆·卢瑟福认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包括三层含义:①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③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使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 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 (或作用) 演绎而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 方法论整体主义特指主张科学研究要从整体出发, 把整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所以, 方法论整体主义强调科学研究的起点应该从“集体行为”开始。法约尔之所以选择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与其对管理职能和组织的认识分不开的, 法约尔说:“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和工具。”由于“社会体即组织的概念是管理职能的基础。因此说, 法约尔的管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体 (组织) 的理论”。正因为法约尔的管理理论的核心在于组织, 因此, “组织在建立时必须放在首位, 这是指挥的职责”。那么, 法约尔所说的组织是什么呢?是社会体。“社会体是同物的组织有区别的人的组织, 这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体也称为社会有机体。社会体中的每个成员看作是一个个的细胞。通过多数成员的结合, 有机体才会变化和发展, 从而形成器官 (管理机关) 。随着结合起来的成员数目的增加, 管理机关专门化、完善化。社会体中的管理职能尤其同自然体中的神经组织相近似, 它是社会体中的信息组织。法约尔说:‘没有神经组织,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管理活动, 有机体就失去了活力, 从而迅速地衰灭。’因此, 管理职能如果没有有机体的概念, 也就没有独自的含义。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管理职能, 任何社会体也就不可能形成和维持。”基于此, 占部都美认为, “社会体即组织的概念是管理职能的基础。因此说, 法约尔的管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体 (组织) 的理论”。法约尔为什么将组织看作一个组织体 (社会有机体) 呢?这与孔德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诚如上野一郎先生所指出:法约尔具有“队伍” (指社会有机体, 笔者注) 的概念, 这大概也是受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影响之故。在孔德看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无非是生物进化的最终项, 这种进化是从简单的植物与极小的动物开始……逐渐发展到食肉类与猿的整个生物界的不断进化。”因此社会本身也是个“有机体”。这意味着, “人类的整个社会进化过程都必须遵循生物学规律, 社会现象必须始终建立在人类有机体的必然的恒定性之上。”
再次,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体现了“暗含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相混合的特征。韦伯认为, 科层制应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劳动分工。 (2) 权力等级关系。 (3) 高度正规化。 (4) 非人际关系。 (5) 政绩选人原则。 (6) 鼓励组织中的个人 (职业) 发展。 (7) 公私严格分明。在现实中, 我们是不可能找到与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一模一样的组织类型的。就此而言, 科层制不过是韦伯采用思想实验在社会研究中建构的一个理想类型。尽管如此, “理想类型”绝非韦伯的向壁虚构。首先, “理想类型”是韦伯“通过单方面地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单方面地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成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韦伯解释说, “在所有情况下……它离开现实, 并服务于认识现实, 其形式是通过表明一种历史现象接近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或若干个的程度, 可以对这种现象进行归纳”。因此, 理想类型“具有既摆脱现实又因此而认识现实的作用”“……理想类型既是解释的, 又是因果的, 它把意义同目的联系在一起。”“这种理想的、客观化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发展推断的技巧:它不是‘假设’, 但提供了形成假设的方向;它不是现实的描述, 但为这种描述提供了一种明晰的表达手段。”其次, 它是“价值中立”的。“我们所谓的理想类型……和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关系, 除了纯逻辑上的完善外, 它与任何形式的完美毫不相干。”韦伯对“理想类型”这个概念的分析是其用来概括与经验事实相关, 但并不直接与经验事实直接对应的理想类型概念。它是处于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的逻辑与规则。可见, 理想类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取自经验实在本身。”理想类型的构造是离不开经验事实的, 理想类型与实证主义强调经验事实有着共同之处。正如程启军博士所指出:韦伯的“理想类型”, 作为实证主义研究的经典构造方法, 既是实证主义研究的分析基础, 又是其追求的目标。从科层制理论由以建构起来的理想类型来看, 它是“将理解方法与因果方法结合起来, 将历史学个别化方法和社会学类型学方法结合起来的概念工具”, 因而, 它“是与因果关系的分析性及部分性观点联系在一起的。理想类型确实有助于把握历史上的个别事件或总体, 但它所把握的只是总体的一个部分, 它保留了因果关系的部分性, 即使它在表面上涉及整个社会, 也还是如此。”当然, 韦伯运用实证主义的因果观点时又“是用或然性表述因果性的, 也许误解正由此而来。”
总之, 在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中, 必须认真厘清三个代表性人物之管理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惟有如此, 才能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管理学方法论时不至于以偏概全。
摘要：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是西方管理学方法论教学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部分。但对于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的认识则似乎存在大而化之的做法, 用科学主义范式即泰罗范式来涵盖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的做法忽略了法约尔与韦伯管理学方法论与泰罗管理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尽管实证主义构成了泰罗、法约尔和韦伯管理学方法论的共同特征, 但三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 而用科学主义范式即泰罗范式来概括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方法论未必有些失之偏颇。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篇9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分析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方法有:表上作业法、公式法、局部均衡分析法、一般均衡分析法。但表上作业法的国际交换价格需要依据两国的两种产品的总产出之比得出, 公式法中只能说明贸易模式但不能说明贸易得利, 局部均衡分析法的贸易参与方各自的供需方程难以得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有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 由于当时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才起步, 所以当时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运用表上作业法分析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 但表上作业法中的假定过于简单, 之后的经济学发展表明在不同效用函数水平下世界交换价格是不同的。直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及哈伯勒提出的机会成本理论被引入之后才使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创新, 分析中必做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生产者角度获取最大利润或最小成本, 也就是边际转换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二是消费者角度获取最大效用, 也就是边际替代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三是封闭时市场出清, 自由贸易时则贸易平衡。
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学教材中对古典贸易理论分析一般基于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 在局部均衡分析中要知道世界价格与国内供给与需求方程后再分析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 从而说明自由贸易对贸易参与方是双赢的, 从而增加贸易双方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但世界价格是贸易双方的贸易方程最终均衡形成的, 所以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先假定世界价格是有些勉强的。如果知道两国的劳动力、劳动生产率与效用函数情况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能够准确地说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
二、实例分析绝对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英美两国各有20单位的劳动, 英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20与8, 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10与12, 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 (设布为X产品, 小麦为Y产品) 。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 (PPF) 方程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 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 在自由贸易时, 英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第一, 英国的PPF为X/20+Y/8=20即:Y=-0.4X+160 (1)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
第二, 因为U=XY, MUx=Y, MUy=X, 为保证最大收益, 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 一定有英国:由MUx/MUy=Y/X=Px/Py, Y/X=0.4, Y=0.4X, 代入到 (1) 式有X=200, Y=80;美国:由MUx/MUy=Y/X=Px/Py, Y/X=1.2, Y=1.2X, 代入到 (2) 式有X=100, 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英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20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 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此时的福利水平:英国的U=200*80=16000, 美国的U=100*120=12000
由方程 (1) 与 (2) 有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4, 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 所以在自由贸易时, 英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 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 进口布。由 (1) 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400, 由 (2) 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 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400=0.6。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 (CPC) 方程为
两国的MUx/MUy=Y/X=Px/Py=0.6, 有Y=0.6X, 代入 (3) 式中有X=200, Y=120
此时英国出口的布为400-200=200, 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 进口的布为120-0=120。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200=24000
图示分析如图1所示:
三、实例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中美两国各有60与20单位的劳动, 中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5与3, 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10与12, 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 (设布为X产品, 小麦为Y产品)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方程 (PPF) 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 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 美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 中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劣势, 但是可以看出在布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2倍, 在小麦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 所以两国自由贸易时, 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第一, 中国的PPF为X/5+Y/3=60即: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Y=-1.2X+240
第二, 因为U=XY, MUx=Y, MUy=X, 为保证最大收益, 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 一定有中国:由MUx/MUy=Y/X=Px/Py, Y/X=0.6, Y=0.6X, 代入到 (4) 式有X=150, Y=90;美国:由MUx/MUy=Y/X=Px/Py, Y/X=1.2, Y=1.2X, 代入到 (5) 式有X=100, 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中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15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 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 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
此时的福利水平:中国的U=150*90=13500, 美国的U=100*120=12000
第三, 由方程 (4) 与 (5) 有中国的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6, 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 所以自由贸易时, 中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 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 进口布。
由 (4) 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300, 由 (5) 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 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300=0.8。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方程为
两国的MUx/MUy=Y/X=Px/Py=0.8, 有Y=0.8X, 代入 (6) 式中有X=150, Y=120
此时中国出口的布为300-150=150, 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 进口的布为150-0=150。
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150=18000图示分析如图2所示:
四、对比较优势的理论的进一步分析
通过这两个实例分析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当然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影响更大, 但同时要说明的是国内对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对比较优势的陷阱的解读远不如比较优势理论。在大卫·李嘉图模型中, 贸易开放会导致生产完全专业化于比较优势产业, 而比较劣势产业会被淘汰。这个结论源于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 不具有普遍性, 而且大卫·李嘉图模型是静态比较优势, 而不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使得这个模型不能用来分析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由此引出的贸易政策问题。为了分析动态比较优势, 美国学者VERON将产品周期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的动态比较优势分析, 美国学者PO-ETER基于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钻石模型, 这两个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都认为应该从国家层面培育创新能力, 实行技术创新。另外从注重需求上构筑国际销售渠道建设, 这样才能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 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从而达到缓解国际贸易纠纷与摩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论新古典经济学效率理论的缺陷 篇10
新古典效率理论是基于斯密开创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 经过西方几代著名经济学大师形式化、数理化、精确化后形成的理论, 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
对价格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中配置资源的功能, 斯密描述了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斯密眼中的“竞争”, 是一种排除政府授权的自由理念 (赵杰, 2007) 。在斯密的时代, 即便有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 但只要没有国王的法定授权的保护, 也只能凭借商品的品质和价格参与市场竞争, 经济组织在竞争秩序中并不能获得垄断的高收益。斯密所处的手工工场时期, 机器大工业尚未出现, 社会生产力水平表现为社会广泛分工条件下的专业化的手工工业技术和工序。也就是说, 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均等的, 各个企业的设备先进程度、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相差不远。生产效率体现在交换条件下的众多小企业的社会分工中。在斯密的逻辑中, 竞争可以消除垄断利润, 保证企业按“自然价格”定价, 而自然价格取决于当时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这样, 斯密的竞争理论就将生产领域中的分工效率与交换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相联系而统一为竞争效率。这样, 从斯密的逻辑起点出发, 企业的数量成为自由竞争的重要标志和条件, 数量众多的企业既成为斯密竞争思想中的理想竞争结构, 又成为消除垄断定价的充要条件。斯密进一步阐述将个人逐利行为联成社会整体福利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自由竞争机制:“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 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理论完全秉承了斯密这一带有时代局限性的观点。这些论述是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的渊源, 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对斯密的完全竞争思想用数理方法进行了形式化, 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进行了精确表述, 并且成为占据经济学统治地位的效率概念, 这就是帕累托效率, 成为经济学评价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
斯密之后, 古诺首先对完全竞争概念进行精确分析, 埃奇沃斯是第一力求系统、严密阐明完全竞争概念的人, 在奈特那里完全竞争概念才得到了完全阐述。克拉克在埃奇沃斯竞争条件中描述了资源流动性和静态经济模式的因素。瓦尔拉斯第一个试图以数学形式表述完全竞争的经典命题, 将斯密的整个大市场 (包括所有市场) 的竞争均衡理论变成完美的数学模型, 这就是瓦尔拉斯总体均衡理论。帕累托在瓦尔拉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帕累托效率”的三个充分必要条件。斯密关于完全竞争市场每种资源报酬相等的竞争均衡的必要条件的原理, 是帕累托效率条件直接的理论渊源。
帕累托之后,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继续将完全竞争理论的形式化和精细化工程进行到底, 并且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流范式。如阿罗-德布鲁范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从批判完全竞争理论的狭隘性和脱离现实的角度评价,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李嘉图恶习”发展到了极致。
二、配置效率的狭隘性
尽管完全竞争理论和帕累托效率模型在理论逻辑和表现形式上非常完美, 但是它所论证的配置效率却是一个外延较小的概念。以配置效率取代效率概念, 体现了新古典效率概念的狭隘性。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定义为生产函数———既定投入实现最大产出的数量关系, 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得最大内部效率。企业按照生产函数组织生产, 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产品的产出量总是一一对应的, 因而企业内部的结构如何就无关紧要, 即企业可被视为一个“黑箱”。由于生产函数意味着企业生产总是具有内部效率的, 因而人们对于效率的关注必然转向企业的外部即市场, 市场配置效率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效率理论的核心 (王国顺, 2005) 。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行为假设将企业视为“黑箱”, 认为生产函数是给定的, 排除了企业内部出现低效率的可能性, 从而使经济学仅限于关注稀缺资源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之间的配置问题, 并成为一门专门研究市场配置效率的学科 (刘志铭, 2003) 。就其实质而言, 新古典经济学所考察的是有关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 效率高低的判断标准是全社会经济福利 (它等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 水平的高低 (斯蒂格利茨, 1997) 。
上述对新古典配置效率的精辟评述, 指出了配置效率的狭隘性, 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中资源给定条件下的‘配置’行为仅仅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极小一部分” (刘志铭, 2003) 。新古典经济学全盘继承斯密的竞争思想, 将斯密的竞争思想进行数理形式化和精细化, 而没有将斯密竞争思想的内容进行挖掘拓展, 反而以美丽的外观保留了斯密模型的时代局限性。
尽管完全竞争理论和帕累托效率模型在理论逻辑和表现形式上非常完美, 但是它所论证的配置效率却是一个外延较小的概念。配置效率仅仅是人类效率中的一种, 不能以配置效率取代效率概念, 否则就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相对于效率概念的广阔外延, 配置效率概念显得比较狭隘。长期以来, 新古典学说占据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主流经济学一直将配置效率———帕累托效率作为经济行为的唯一标准, 谈到效率概念即是指配置效率, 从而将其他形式的更能说明经济进步的效率概念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哈维·莱宾斯坦对此的批评一针见血:“部分的精细化过程会把理论中似乎是不必要的知识丢掉。这种损失常常还未被注意, 因为注意力集中在精细化的理论及其含义上, 而不是集中在已被置于一旁的思想和要素上。显然这似乎就是效率这个中心概念的命运, 不知怎么, 效率被改换为只是配置效率。”
即使站在静态效率的角度看, 配置效率也仅仅是静态效率的一部分。新古典配置效率模型假设企业就是一个给定的生产函数, 将企业视为“黑箱”, 排除了企业内部出现低效率的可能性。“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看作研究稀缺资源通过市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间进行有效配置的学问。因此, 它主要关注市场 (价格) 的配置效率———帕累托效率———及其实现条件, 而完全疏漏了企业 (个人和集体) 内部效率———X效率———及其实现条件。” (费方域, 1993) 也就是说新古典配置效率模型忽视了企业内部的效率, 比如产权效率、治理效率, 以及规模经济等技术效率等等。从动态角度看, 学习效应、适应性效率、创新效率以及制度变迁效率, 这些“经济进步之源”都被新古典学派排除在效率概念之外。从某个意义上讲, 动态效率比静态的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经济进步以及改善人们的福利状况更为重要。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视角和逻辑视角看, 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是发展的一个状态 (或阶段) , 而不是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一观点, 马克思、现代奥地利学派、新老制度经济学学派以及历史学派的学者作了大量有力的论证。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角度对企业和生产函数进行了重新定义。企业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替代市场机制的经济机制 (Coase, 1937) 。特别对企业来说, 产权性质与合约关系直接影响产出。这进而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函数取决于权利的明确以及统筹合约的法令规则。企业可能的最大产出 (生产函数) 不再仅仅是一定技术和知识条件的“潜在的”可能产出, 还取决于企业内生的契约和所有权体系 (詹森, 2008) 。
但是, 帕累托效率依赖的假设条件是不真实的。据经济思想史学家埃里克·罗尔考证, 帕累托原来打算用现实经济的统计数据来验证他的理论模型。罗尔指出帕累托模型的理论假设与经济现实之间是不相符的, 存在“方法论上的困难”。最终, 帕累托放弃了这一“希望”。罗尔说:“可是, 帕累托并不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有效性。他在《政治经济学教程》里表示了这种希望:在他的代数方程式中所有的变数终将有那么一天会用从统计资料中获得的数量值来填充完整。这里帕累托似乎没有发觉到方法论上的困难———即在代数体系的抽象后面的条件和统计学的不可逾越的历史性之间的矛盾。……然而他嗣后的发展令人感到, 他已放弃了他的函数方程终会定量化的希望。”
三、帕累托效率没有考虑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存在等情况
帕累托效率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是可行的, 但没有考虑公共物品、外部因素存在等情况。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争夺性特点的产品和劳务。这两个特点很难引导私人部门来生产公共物品, 价格机制在这个领域是失效的, 因而更谈不上帕累托效率问题。外部性是指人们的经济活动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而又未将这些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与价格之中。外部性的存在会引起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异, 这种差异引导市场交易偏离帕累托效率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英)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2] (美) 奥利弗.威廉姆森.经济组织的逻辑 (载于陈郁编:《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 (美) 罗杰.弗郎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4]费方域.新古典经济学和X效率理论——译序. (美) 罗杰弗郎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5] (美) 迈克尔.詹森.企业理论——治理、剩余索取权和组织形式[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6]王国顺.技术、制度与企业效率——企业效率基础的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美)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 (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7]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M].商务引书馆, 1981.
用古典的心情读古典 篇11
一、导入新课
师：今天继续学习词《渔歌子》，“渔歌子”是词牌名，出自民间的渔歌。古往今来，描写水乡风光和渔民生活的诗词特别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那么，它到底有何独特的魅力，历经千年仍打动无数读者？
二、读通诗句，感受节奏美
1．正确朗读课文，感受节奏和韵味。
注意“西塞山”“白鹭”“鳜鱼”“箬笠”“蓑衣”等词的正确读法，提供小资料：西塞山位于多水的江南浙江湖州。（生自读—指读—正音—齐读。）
2．师：把句子读正确还不够，还要注意句子之间的停顿。这首词很短，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请大家好好读，用你的停顿，告诉大家怎么分。（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
师小结：词中有景，景中有人。理清诗句的脉络，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
三、品读词句，探寻“不须归”，走近词中人
1．读出渔夫的形象。
师：刚才同学们说景中有人，其中三四两句对他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请大家好好读一读，看看他此刻在干什么？根据诗句，想象一下。
2．揣摩渔夫的内心，理解“不须归”。
四、想象画面，欣赏词中景
师：的确，细柔的雨，微微的风，不足以让他归去。除此之外，他不想归去的原因还有什么？
生：他流连这里的美景，迟迟不想回去。
师：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句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是远望，一个是近观。景色描写很有层次感，我们仿佛看到渔夫一会儿抬头远眺，一会儿俯首凝视。）
师：现在烟雨迷蒙，又添了几分情趣。请大家拿出笔，写一写。心中多一分想象，笔下就能多一分风景。回答例示：
（此刻，细雨迷蒙。西塞山披上了一层水雾，像一首朦胧的诗。几只白鹭，身姿修长，在微风中展翅飞翔。江边的桃花粉红似霞，叶片随风飘落水中，打着旋儿，引来一群肥肥的鱼儿，欢快地追逐着这淡淡的清香。）
师：原来，渔夫不仅仅在享受着钓鱼的乐趣，还享受着什么？
生：他也在享受着这满眼的美景，享受着这份悠闲的人生。
生：渔夫眼中有多彩的春天，是因为心中有多彩的春天。
生：坐在斜风细雨中，天地一人，忘掉一切烦恼，心归于宁静，这就是人生至乐吧。
师小结：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渔夫是不愿归！这种种情感交织成一句话，在渔夫的心里回荡、回荡，读——斜风细雨不须归。
五、赏读全文，体悟词中情
师：这首词还有个来历，张志和曾经得到皇帝的重要，在朝廷中为官多年，后来因故被贬，他回到家乡，过起隐居的生活，自号“烟波钓徒”。后来皇帝又想重用他，但他称病不去。别人很难理解，他笑而不答。他为何不须归呢？请大家再读这首词，推测推测他真实的想法。
生：词人在写渔夫，其实也是在写自己，他不想回到那个充满明争暗斗的朝廷，他宁愿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渔夫，享受美丽的山水。
生：伴君如伴虎，不如放弃追逐名利，寄情山水，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师：虽然我们不能确认词人当初真实的想法，但是我们读这首词，心似乎也变得温暖起来，宁静起来。请把你所有的感慨，浓缩成文中的一个词来概括。你会选哪个？
生：我选用“飞”，我愿意忘掉一切烦恼，做一个追风的少年，像白鹭一样飞翔在自己的天空中。
生：我选用“不须归”，读着这一首美丽的词，我仿佛看到一位高雅的隐士，与美景融为一体，忘记了人生的烦恼。
生：我选用“肥”，我们六年级的生活紧张，节奏快，但我看着肥肥的鱼儿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游动，我的心情不禁也“肥”了起来。
师总结：虽然《渔歌子》距今已有千年，但依然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是词中远离尘嚣的美景，是词中那位流连山水、乐而忘返的的渔夫，是词中流露的天真、自由、圆融。读古典的诗词有什么用？它使我们心灵不死。庆幸我们还有这么美丽的文字，让大家愉快地度过四十分钟。
反思·我为什么这样教《渔歌子》
一、通过指导朗读，渗透“文体意识”
小学古诗词教学一直是个难点。古诗词语言凝练，跳跃性大，充满意义空白，加上学生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很难在学习中入情入境。那么，如何去教？不管中小学，读是不二法门。张中行先生在《文言津逮》里说：初学要“懂”，要“熟”，“要在声音的大小、快慢、抑扬顿挫中确切体会词句的意义及其前后的联系”。
我一再提示学生“诗词特有的节奏和韵味”，其实就是语感。无他，惟熟读耳。古时八、九岁的小孩能读懂古文，凭的就是读多记熟。语感培养了，对文言文的用词造句规律性的东西就有了掌握。
上课伊始，我就安排了五分多钟“整体读文”环节，学生先后几次整体读课文，第一次“大声读，读准字音，读通全文”；第二次“再读，读出特有的节奏和韵味”；指点后，第三次“读出停顿，感受课文的脉络”；第四次“放慢节奏再读课文”。而后，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理解诗句后，再整体读课文。由放到收、由粗到细，渐入佳境，目标明确、层次清楚，力求实实在在地“打底子”，体现“文体意识”。
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我们学习文言的时候应该多少采取一点儿学习外国语的态度和方法，一切从根本上做起，处处注意它跟现代口语的异同……”唯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有了这份自觉，学生才能提高他们的语感，培养出文言的阅读能力。的确，学生只有通过一遍遍身心投入的朗读，才能读出《渔歌子》的节奏和韵味，感受其美好的意境，诗句的清新、质朴，和隐者淡泊、澄清的高情远意。
二、找准切入文本的角度，提高学生阅读文本的能力
一首诗或一首词，往往有一个“诗眼”，它统摄全篇，最能表现特定的生活情景，最能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情感。找准这个点，离不开教者对文本深刻的解读。
《渔歌子》塑造了一位渔夫形象，要让学生能够走进他的内在世界，无疑要找到这个关键的切入点，而“不须归”便是重点所在。它是解开渔夫心灵密码的钥匙，也是解开词人心灵密码的钥匙。为何不须归？是因为渔夫流连于这里的美景，这种自由的生活状态，乐而忘归。于是，教学主线便是：归乎？—不须归！—不愿归！这也是词人情感流动的线索。
此刻，教师要做的，便是和学生沿着这条小径，逐渐深入文本的内部，一起探寻渔夫“不须归”的真正原因。这样，他们的思考就避免了在同一个层面上移动。他们追寻着渔夫的心迹，品味着西塞山的美好，以及渔夫沉浸于中的快乐、自由、陶醉。从景中人到词中景再到词中情，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
把握整体，但不忽略细节。《渔歌子》用词极其精炼，一个“飞”字，写足自由自在之意；一个“肥”字，抒尽喜悦艳羡之情。两个字浸透了诗人对故乡山水、如画江山的热爱，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但如果不将这两个词与渔夫内心情感结合起来理解，那么学生就会忽视词背后的情感。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也是在抒情。词中的景物，并不是自然现象的机械、冷漠的再现。景是人眼中的景，著上了人的情感。“飞”“肥”两字，便是这心灵的投影。通过这样的揣摩，学生对渔夫形象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从他们选用文中词表达内心感受时，就可以看对“诗外之意”的灵活运用。
只要找准切入文本的关键点，学生就能避免“浅阅读”，从而对文本进行深度的思考，不断提高学习古诗词的能力。
三、引领学生想象，体味诗歌的意蕴
每首诗或词都自成一种境界，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或好词时，都必有“一幅画境或是一幕戏景，很新鲜生动地突现于眼前，使他神魄为之钩摄，霎时无暇他顾”（朱光潜）。没有想象，便没有诗歌。诗人用自己自由的想象，激发读者的想象，带动读者将自己的情感和经验投入到文本的理解中，一起参与创造。
《渔歌子》中的春景，虽聊聊十数字，但展现的画面却异常生动。青翠的西塞山、翻飞的白鹭、飘落的花瓣、游动的鳜鱼，更兼斜风细雨，这些色彩鲜明的景物所营造的自由宁静的意境，让每位读者都沉浸于中。但古诗的语言极为精炼，在文言与白话的转换中，往往会遗漏掉不可言说的诗境。所以，仅仅停留在弄懂词句的层面上学习古典诗词，学生便不能算是窥得诗词的妙处。
当然，所有的想象都应建立在正确理解诗意的基础上。诗歌词汇多单字，内涵丰富，它的言语表达形式与白话文特点不一样，甚至同一个字而意义有古今之别，这需要引领学生体会。但教学中，我没有让学生单调机械地解词、生硬地译句。毕竟单纯靠一对一的文言转白话，无疑割裂了诗歌整体的意境。所以，我除了出示地名“西塞山”的相关资料，其他则让学生根据画面或词句展开自己的想象，让凝练的诗句变成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在想象中理解，在理解中想象。
教学前两句，我便是这样引导学生：设若自己就是那位戴着箬笠、披着蓑衣的渔夫，坐在斜风细雨中垂钓，目光缓缓移动，他看到了什么？那位渔夫与其说是在斜风细雨中垂钓，不如说在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他就是词人自己的写照。想象越丰富，诗的境界越高远。学生的情感不再游离于诗外，他们也如渔夫般忘记尘嚣烦乱，在课堂上，他们思维自由驰骋，成为文本的知音。
引领学生怀着一颗古典的心读古典，才能触摸那深远旷古的词意。
古典管理理论 篇12
(一) 道家的起源与发展
战国中前期, 老子所著五千言的《道德经》开创了道家学派。进入战国中晚期, 随着诸侯兼并战的加剧,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者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失望, 提出了“齐物论”的观点, 泯灭事物的差异性。他们悲观厌世, 逃避现实, 不注意构建系统的治国原则和管理方法。但西汉前期盛行的“黄老学派”正视现实, 吸取其他思想学派的合理内容, 尊奉讲事功的黄帝学说,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的道家学派, 体现出“以道德为标, 以无为为纲纪, 以忠义为品式, 以公方为验格”的思想
“道法自然”是道家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无为而治”则是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它揭示了万物的形成和变化不是受超自然意志的支配, 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无为”并非消极地无所作为, 而是一种建立在精通“有为”之法基础之上的“无为之为”;是在肯定了事物自我发展潜在能力的基础上, 放松对事物不必要的束缚, 减轻对事物的人为干预;是发现事物运动变化客观规律的前提下, 正确把握“为”与“不为”的辩证关系, 以积极的“有为”促进事物自然而然发展, 以灵活的“不为”引导事物充分“自化”发展, 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境界。
(二) 《道德经》的主要观点
《道德经》是一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于国家和社会如何进行管理的专著, 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道”。老子认为“道”是一种支配宇宙万物的独立不改的力量。“道”并非是一种具体的物质, 而是介于自然和天、地、人之间的桥梁, 受制于自然, 以自然为法则。同样的, 人不能超越万物之上, 要按照自然法则来生存和运转。
《道德经》中还体现了自然辩证观的思想。老子认为万物是对立统一的, 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的两个方面, 有和无、强和弱等;但对立又走向统一, 有因无而有, 有从无中生。他强调要“正言若反”, 即善于从对立的角度去发现隐藏在事物中的相反的因素和负面价值。
老子提出了对于事物具有矛盾性的认知。事物的变化往往来自于矛盾的对立面。因此处理事物时可以“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 从矛盾转化的角度去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反面的作用。
老子还提出了“弱者道之用”的管理方法论。在他看来:“天下莫柔弱如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老子认为柔能克刚, 弱能胜强。柔弱能战胜刚强, 因为柔弱意味着新的生命力, 而刚强则意味着走向衰败和死亡。正是基于柔弱是有生命力的象征, 柔弱具有无坚不摧的伟大威力。
二、道家学说中的人本管理思想
(一) 道法自然的人本管理宗旨
道家学说认为, 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必须按照自然法则来进行管理, 即遵循客观规律, 利用规律为我所用。道法自然的思想适用于企业的内部管理方面。台湾管理大师曾仕强指出, 管理者主观上应该毫无要作为的欲望, 以部属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但当客观上部属自动要求的时候, 也应该不得已予以顺应。
企业外部的行政束缚从外部窒息了企业的生机, 而管理者本身的作风专断、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同样会从内部扼杀自身的活力。管理者应该成为象征, 成为教师、朋友、倾听者, 而不是独裁者。管理者必须把最大的信任和自主权交给下属。这可以让下属更好地顺应客观实际办事, 一方面调动员工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是能使领导者摆脱一般事务纠缠、腾出时间去谋虑企业发展的战略性方针。
(二) 无为而治的人本管理原则
“道法自然”反映在管理思想上是“清静无为”, 亦即“无为而治”。所谓“无为”, 并非是无所作为, 而是因循自然, 顺应万物的本性, 不人为地强制和干涉。即指在该不为时不为, 在该为时就要为, 顺应事物自然发
老子把领导划分为四种类型:“太上, 下知有之;其次, 亲而誉之;其次, 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强调了最高明的领导, 应该是一种合乎人性的“隐形”管理来达到“安人”的目的。隐形管理, 并不是取消管理, 而是人人都是管理者, 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 也是决策的执行者。“无为而治”不是主张管理者无所作为, 而是要求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应当顺乎规律而为, 合乎民心而为, 放手让下属去为, 这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的管理方式。
(三) 上善若水的管理艺术
水是一种没有形态的物质, 装在不同的容器里会有不同的形状。管理也应是这样, 是随着环境而随时发生改变, 从而去适应一切取得成功。“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近于道。”
老子认为水接近万物之道, 要求管理者把水的特性化为智慧用于领导方面, 即“水式领导”。水式领导强调以柔弱似水的模式进行领导活动, 即以水的柔软性适应一切环境, 以水的平静谦和对待组织成员, 以水的宽广包容组织成员, 以水的稳定性面对一切危机干扰, 像水一般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推动组织向上发展。这要求管理者因时间、地点与对象不同而不断变换。还要发挥滴水穿石、因势利导的精神, 实现以柔克刚、借势而行。
(四) 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
老子说:“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就是要求在对战中隐蔽自己的意图, 示弱于敌, 从而引诱敌人轻举妄动, 充分暴露其弱点, 最后战而胜之。以柔胜强, 以柔克刚, 以退为进, 可以看出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艺术是管理典范。在管理中要做到以柔为主, 刚柔并济, 即在完善规章制度的同时, 不断融入人本管理的思想, 减少组织人际关系的冲突, 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 知人善下的用人思想
“知人”是指要懂得正确挑选人才、吸引人才、运用人才。管理者应当利用职位权力和个人影响力去指挥和影响下属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 要求管理者在合理的制度环境下, 利用自身优秀的素质, 采用最恰当的方式, 针对成员的需求和行为特点,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和维持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道家把“谦下不争”作为一条重要的领导道德要求, 强调高明的管理者应该谦下待人, 不应自以为处处都比下属能干, 因为位在其上者, 并不一定是才在其上。管理者要怀着谦下之心, 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 才能使被用的人尽其才、尽其用。
(六) 小国寡民的管理目标、无智愚民的管理模式
道家学说中蕴含的管理哲学对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但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带有许多历史局限性。例如“小国寡民,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民之难治, 以其多智也。故以智治国, 国之贼;不以智治国, 国之福。”道家的这些“愚民”思想、“小国寡民”理想以及全盘否定“法治”“德治”的观点等都是消极片面的, 我们应充分认识, 正确对待。
三、结语
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道家学说和其集大成之作《道德经》中阐述的人本管理哲学, 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管理方法以及管理者自身修养等方面。“无为而治”不仅是道家管理思想的精髓, 而且也应该是现代管理者追求的至高境界。道家学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它强调:管理要顺其自然, 不要勉强行事;管理要多运用自然规律的调节功能, 少用强制性的行政功能;管理就是要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统一的关系。
道家的“无为”思想, 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思想有着高度的契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将其现代价值发掘出来, 对于企业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应科学地、有效地学习和吸收中国的管理思想, 坚持古为今用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尊重历史传统不苛求于古人;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实事求是, 客观对待。还应当努力让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走向世界, 这就需要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体系, 做出大量创新性的实践探索, 同时积极地将东西方管理文化、管理理论进行融合。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