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的决定权限

2024-06-01

行政处罚的决定权限（精选7篇）

行政处罚的决定权限篇1

试论公安派出所实施消防行政处罚的权限

论文摘要我国的相关法规当中并没有对公安派出所的消防行政执法行为的权限进行明确，所以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公安派出所方面消防监督的工作的正常进行。本文主要对公安派出所所实施的消防行政处罚的权限加以界定，同时也对消防行政处罚的主体以及消防行政处罚的详细设定问题进行分析，客观的论证公安派出所授予的消防行政处罚权利本身的无效性，最后也在公安派出所获得消防行政处罚权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往后的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参考作用。

论文关键词公安派出所消防行政处罚权限

近年来，《中国消防法》和公安部门所颁布并开始实施的《消防规定》都对公安派出所经常参与其中的消防监督检查工作进行了严密的规范和明确，但是却并没有针对公安派出所方面持有的消防行政执法所具有的相关权限进行明确和规范，而消防监督和检查的工作则是直接属于一种行政机关类型的重要执法行为。公安派出所也根据各类消防法律、规章制度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的文件来展开相应的消防监督和检查工作，真正的为提升社会防控火灾的能力方面发挥出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公安派出所在实践的过程的当中所开展的消防工作都已经具备了许多成熟的经验，这些经验都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而一些仍然处在探索和尝试当中的做法依然有待求证。

一、消防行政处罚权的实施对象

我国的消防法当中对消防行政处罚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和规定，特别是在消防法的第70条规定当中的内容直接明确授权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获得实施消防行政处罚权的权限。因此就不得不让人思考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行政执法的意义之上到底处于何种的地位，其可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对象又是哪一种类型等。而且从原有消防法当中名称为公安消防机构改名为修订版本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这就可以直接看出消防机构开始真正成为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有效内设机构，而并不是在行政处罚当中只是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而且在《消防法当中所明确规定的政府挂牌所发生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和责令其停业和停产将直接对其经济以及社会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与之相关的报告也都是由公安机关来上报给政府，因此这就充分的表明消防机构并属于政府方面的部门。所以消防机构所具有的行政处罚权利主要来自法律方面的直接授权，并不属于某个行政机关的委托，所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就直接隶属于行政处罚所规定的经过法律授权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有效组织。

二、授予公安派出所消防行政处罚权限的必要性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目前，我国现有的消防监督人员则根本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就必须对这种问题和状况加以改善。公安派出所处于基层位置，因此能够有效的跟上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且在《中国消防法》当中也明确规定，公安派出所主要是负责日常消防工作的监督和检查方面的工作，同时也会相应的开展有关消防和宣传教育，这样才能更加具体而有效的得以实施，而这些都由公安部门来对其严密的规定。因此就必须授予公安派出所，真正进行消防检查的权利，这在我国法律的实践方面都具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此就必须要赋予其消防监督权利的同时也赋予其相应的消防执法的权限。从而保证其不只是具有监督的权利，同时还具有相应的执法权利，这样那些表面敷衍的工作局面就不会再出现，因此这些问题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极不相符。而且消防处罚也并不是消防工作的主要目的。如今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仍然普遍较差，大多数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方面的意识仍然有待提升，所以很难促使相关单位能够真正的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二）授予公安派出所消防行政处罚权限能够及时的消除火灾的隐患

《中国消防法》和《消防规定》当中都只是对派出所内部人员所进行的监督检查当中的主要责任加以明确，然而对相应详细的工作程序仍然需要通过公安机关来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单位方面很容易出现消防违法的行为，而这也是派出所开展日常的监督管理检查工作过程当中，最容易发现和引发的安全管理隐患，因此就必须要对这些方面，加大其所具有的查处力度，但是却因为公安派出所相应的消防行政处罚的权限并没有获得授予，因此到目前为止无法对其进行查处处理工作，这就需要将此类事件全部交由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来开展和进行，然而一些相对具体的移交手续或者是与之相关的文书等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明确效果，为所以在真正的实际工作过程当中，很容易就出现消防和违法的行为，从而导致其无法真正的及时获得查处的情况。

（三）授予公安派出所消防行政处罚权限能够有效落实消防监督管理的规定

当公安派出所内部的工作人员真正的参与和实施到消防监督管理的工作当中时，能够有效的直接形成一项全新的管理工作模式。同时也有少部分的人会对相应的消防管理监督方面的工作并起到更加深刻的印象和认识。因此就必须要从公安派出所内部所具有的消防监督管理的权限。根据其行使的主体来看，由于公安消防机构在工作的实践当中和消防行政方面的人员接触比较多，所以就很容易给消防行政方面的人员造成一种消防机构只是唯一的一种监督检查的主体的认识错误，因此就会对公安派出所的民警们开展相应的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作出一个自觉性的抗拒作用，这就直接给公安派出所内相应的工作人员消防工作的开展，直接带来了明显的阻碍和影响。而且这些对于公安派出所内部的工作人员们来说，这些工作人员也都普遍的认为，消防方面的工作都是属于和消防部门两者之间的事件，这就想法直接成为一种定性的思维。目前大多数已经颁布了的规章制度对于公安派出所在进行和开展消防监督管理的工作当中，其所要履职的有效范围都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也都只是局限在消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还有检查和权利方面，因此这其中并没有作出非常详细而又具体的行政监督处罚的权利，这就直接促使多数民警在执行消防监督管理的工作时，其自身也缺乏相应的认同感，这就直接促使多数的民警普遍认为消防监督工作并不是公安派出所工作的主要范围，从而导致这项工作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同时也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消极怠工、甚至是不作为的情况，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产生。

三、公安派出所无法实施范围的消防行政处罚权限

（一）消防法并没有明确授予公安派出所行政处罚权

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规定指出消防行政处罚权主要是授予给公安计算消防机构，而立法者对公安派出所实施的消防行政处罚行为仍然保持着一个否定的观念和态度。而有些地方企业等都提出应该充分的发挥出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的安全检查过程当中必须发挥出必要的作用，然而消防安全工作所具有的专业性非常的强，因此为了能够有效的避免在罚款和处罚过程当中的随意性，就必须要对公安派出所的检查工作进行授权，因此就仍然是以公安消防机构来按照法规规定来做出相应的界定和处罚。

（二）规范性文件所授予公安派出所消防行政处罚的权利具有无效性

多个省级公安机关都出台了相应的文件，他们将公安派出所当中所实施消防行政处罚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这些文件也都直接涉及到了法人、公民以及其他许多组织所具有的义务和权利等，同时还具有比较普遍的约束能力，这种文件就被称为规范性文件。这类规范性文件通常都不能将其作为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存在。而且在《行政处罚法》当就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划分出三类的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同时也直接规定了设定此类主体法律文件的主要类别。行政机关内的行政处罚权只能使由法律法规来进行规定，而法律法规所授权的具有相应公共事务管理只能的组织也只能是由法律法规来进行授权，并以此来委托进行行政处罚的设置，必须要按照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规定来进行，所以公安派出所不能因为规范性文件的授权而取消相应的消防行政处罚权。在很多个规范性文件当中都有提到，公安派出所实施消防行政处罚权时，必须要出示相应的法律文书，同时还必须盖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印章，这样才能真正表明行政处罚是否真是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所作出，并且是否具有相应的合法性等。而公安派出所不能接受委托实施消防行政处罚权利的理由有以下两个：（1）此类的委托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同时行政处罚的规定以及委托实施的行政处罚，都必须要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来进行。而一些规范性的文件则不能将其作为相应的依据。（2）公安派出所完全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所规定的受委托的主体，因此相对合法的受委托主体则应该是依法成立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事业组织。

四、授予公安派出所消防执法权限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

（一）公安派出所消防行政处罚的具体种类

在《中国行政处罚法》当中就明确指出和规定，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方面的权利，也包括在行政拘留当中必须要有公安机关内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有效的实施。《中国消防法》当中明确规定并指出，所有涉及到消防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其中所包含的罚款、责令停工以法的权限。事实上派出所所具有及警告和行政拘留，还有没收违法所得以及吊销许可证明等行政处罚的方式。同时也应当根据《中国消防法》当中规定的吊销许可证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必须要有原有的许可机关来加以实施，所以公安派出所并不具备这两种消防行政执法权限，所涉及的行政处罚只有罚款和警告这两种。而责令停止施工和没收违法所得这两种行政处罚由于程序过于复杂，因此在取证方面就需要比较专业的消防知识来进行支撑。

（二）授予公安派出所消防执法权限的机关以及法律的规范

通常行政处罚的主体是指那些违法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权力，这就必须要以自身的名义来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同时也必须要真正的承担起行政处罚法律的实施后果，并以此来做好相应的组织工作。在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指出：（1）国务院或者是受到国务院授权地区市、直辖市等方面的人民政府都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所能够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利，但是一些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利却只能是由公安机关来进行行使。（2）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能够符合相应条件的事业性组织和单位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在其法定的权限当中委托一方来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利。（3）法律法规真正进行授权的过程当中，其本身都必须要有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同时还必须能够在法定的授权范围以内来实施行政处罚。

（三）公安派出所具有的消防罚款执法的具体权限

消防行政处罚的权限是当今社会消防执法工作当中的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但真正运行起来有利也有弊，做得好能够伸张正义，做得不好的话则会直接损害相对人所具有的合法权益，因此就必须要为公安派出所方面所提供出来的罚款权限幅度问题进行思考。在我国的处罚法当中就已经明确的规定，治安管理的处罚措施都必须是由县级以及以上的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内部管理部门来决定。因此可以通过这个规定来帮助公安派出所就能够以派出所的名义来对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的措施，而公安机关的其他类型内部机构则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来做出行政处罚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勇编数字电路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2]马淑华编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7 [3]嗨茶网编 news.hicha.com菊花茶的制茶技术及应用科学出版社 2015 [4]杨子文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5]王法能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科学出版社 2004

行政处罚的决定权限篇2

最近某陈姓司机去接受非现场执法时, 收到某交警支队的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陈司机对其所受处罚本来就感觉委屈, 当他拿到处罚决定书中时, 更是感觉气不打一处来。因此, 他拿来专门咨询笔者, 想问一声这份处罚决定是否合法。

翁坚超 (绍兴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原法制科科长, 现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

笔者在阅读陈司机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仔细对照相关的法规进行了研究, 认为:这是一份可以撤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因为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依法履行有效的告知程序。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而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告知”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告知”, 而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告知”。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只要有告知的形式即可”, 必须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告知。

然而, 在陈司机提供的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 笔者发现, 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看起来告知的内容非常丰富, 其实却是什么也没有告知, 其内容如下:

“在XXX路口实施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四十条、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 决定予以150元罚款”。

这份处罚决定的告知内容真是所谓“全面”, 似乎一切违章都无法逃出其告知的内容。然而, 就是因为这份处罚决定书告知的太全面、太丰富, 以致于笔者以为:这份处罚决定其实就是根本没有进行有效告知。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四十条、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条的内容:

第三十八条有三款内容, 规定红绿灯的通行规则;第四十条规定的是车道信号灯的通行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是方向指示信号灯的通行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是闪光警告信号灯的作用;第四十三条是规定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道口的信号灯规则。这些不同的条文有完全不同的适用对象, 不可能会有任何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上述5条内容的。可以肯定, 对于任何一个违章者, 这份处罚决定书的多数告知内容是多余的。

试想, 如果陈司机针对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经审理, 法院如果给出如下一份行政判决书, 判决交警败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

对于这样的判决, 交警部门能服输吗?这个答案大家都能猜到:被告肯定不会服输的。

那被告为什么会不服输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判决让人输得不明不白。

可是, 如果运用交警部门给出处罚决定书时使用的逻辑, 这份判决书的说理似乎也是非常充分, 也给出了极其充分的理由, 上述法律、法规中含有几百条条款, 肯定有适用本案判决的条款等等。被告败诉的理由是否需要由败诉人自己去对照条款查找败诉原因呢?显然不可以。

陈司机拿到的处罚决定书就是如同这份判决书一样, 看似给出了很多理由, 其实这些理由太泛、太空, 缺乏针对性, 因此成为没有有效告知“违法理由”这种情形。我相信, 任何一个读者看到本处罚决定书内容, 都不可能猜出陈司机究竟是怎样的违法情形:是闯红灯?闯红色箭头灯?还是闯持续闪烁的黄灯?

据了解, 陈司机这次被处罚的原因, 就是在一个右边无横道T形路口闯了一个箭头信号灯, 而且这个箭头信号灯设在路边的直杆上, 而不是在车道上方的F杆上, 当时根本无法看见该路口有信号灯。

对于路口的这个灯究竟算是什么灯, 当地网站的论坛上对其大有指责, 网民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设置不规范的陷井信号灯。可就是在这样一个信号灯设置不规范的路口, 其相关处罚决定书居然又是一份让人晦涩难懂的天书。对于右边无横道T形路口, 根据原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是可以通行的。陈司机一直不明白:交警部门究竟是根据四十条处罚的还是根据三十八条处罚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要求告知的内容, 应该是具体、有针对性的, 而不是抽象地、泛泛地告知, 也不允许行政机关趁机塞进一大堆有关的、无关的条款, 以致于行政相对人根本看不懂在说什么。

很显然, 假如陈司机收到的这份处罚决定书的告知内容被认定为合法, 那么, 交警部门是否可以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继续增加告知内容, 诸如“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决定给予罚款200元。”

浅议我国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篇3

摘要我国的行政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实践当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在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方面。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问题又是其突出表现。问题的解决应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寻求实践层面的最佳妥协。

关键词行政立法权限划分双重立法权

一、我国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

在我国，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包括：行政法规与法律立法权限的划分；行政法规与规章的权限划分，包括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权限划分和行政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划分；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划分；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的权限划分。上述立法权限的划分，根据宪法、组织法、立法法的规定，其各自的立法权限边界规定的比较清楚，基本上可以做到有法可依。

（一）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

我国现行宪法和组织法关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原则是“根据”原则。现行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可见，宪法对国务院的立法活动，是以“根据”为原则的。

对于此“根据”原则的理解，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分歧很大，主要观点包括“依据说”、“授权说”、“职权广义说”和“职权狭义说”①。从行政管理的实践来看，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根据”原则。行政立法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即行制定的情况大量存在，即从实证的角度说明，行政立法可以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径行制定。国务院可以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制定行政法规。而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应当遵循法律保留的原则。《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法律保留的范围，第56条规定了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

（二）行政法规与规章的权限划分

首先，对于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权限划分，我国宪法只有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规定二者之间的权限范围。学界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包括“根据说”、“职权说”和“自主说”②。统合《宪法》第90条第2款、《立法法》第71条第1、2款的规定，部门规章必须在事前存在上位法的情况下方才能够制定。因为如果说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时候存在职权性主动立法的话，国务院部门则根本不具有这种主动性的职权性立法。其次，行政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权限划分。统合《地方政府组织法》第60条第1款和《立法法》第73条第2款的规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权限，既包括执行性立法权，也包括创设性立法权限。拥有行政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行政法规缺位的情况下自行制定行政规章。

（三）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划分

如同行政法规相较于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一样，地方政府规章既可以在先前存在地方性法规的情形下加以制定，也可以在不存在相应的地方性法规的情形下径行制定。从行政立法的实践来看，某一事项是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还是通过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加以规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随意性。而立法法对此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权限划分之规定。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规章能否对相关问题做出相对于地方性法规的创设性规定，既取决于该事项的性质，也取决于地方权力机关的现实考虑，而且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立法权限主体、立法权限形式和立法权限内容。如果仅从主体和形式上来区分各自的立法权限，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现行的立法权限体制主要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行政立法权限的划分也受其影响，与其保持一致。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划分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立法权限划分的实际要求还应包括立法事项即立法内容的归属的确定。

显然，宪法与法律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实践中立法也过多地体现了小团体的利益而非大多数人的利益：（1）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利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立法权限关系缺乏明晰的界限，为各部门通过自行立法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目前，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上千件，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多达几万件，如此庞大的行政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各部门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过程中，都想扩大自己的行政事务的管辖范围，都想扩大自己的审批权力，结果必然导致各部门法律和法规、规章相互冲突。（2）立法过多地体现地方利益，尤其在地方立法当中。按照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分别享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权，地方立法权事实上由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掌握。由于立法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参与不够，上级立法监督滞后与软弱，地方和中央之间的职能和立法权限关系缺乏清晰的界限，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力的边界划分不清，为地方自行立法谋取本地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问题

何谓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根据《立法法》第63、73条之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属于“较大的市”，其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所在地的市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同时，依《立法法》第65条之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不同的立法权来源赋予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以及市人民政府以两种不同意义的立法权力，我们将此称之为“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这种现象是我国目前行政立法中权限划分问题的突出表现。

（一）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的历史沿革

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为保障经济特区建设的顺利进行，使特区的经济管理充分适应工作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和决定，赋予了经济特区以特别的立法权限。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授权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省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199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市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分别授权上述四个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内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授权上述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内实施。

《立法法》的出台，使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获得了专门的法律规定。在《立法法》第63条第2款、第73条中确认经济特区作为“较大的市”的主体身份并赋予其人大及常委会和人民政府以制定地方法规和规章的权限上，《立法法》第65条进一步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第81条又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規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规定。

（二）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之间的区别

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之间的区别，即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不同的身份进行行政立法活动时，两种不同的立法权之间的区别。首先，行政立法权的来源依据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的主体资格立法时，其立法权的依据是《立法法》第63条之规定；而进行经济特区立法时，其立法权源于《立法法》第65条规定的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其次，行政立法权的权限范围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的主体立法时，立法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而进行经济特区立法时，却可以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做出变通规定。再次，法规的适用范围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之资格立法时，立法内容的效力范围覆盖该市的全部行政区域；而针对经济特区的立法内容，却必须限制在特定的经济特区范围内适用。最后，法规的生效备案程序不同：当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较大的市”的主体立法时，应当报本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并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而进行经济特区立法时，无需批准程序可直接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三）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立法法》确立经济特区的双重立法权之后，出现了一些法律规定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法律制度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上进行考虑。比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政府是否拥有经济特区立法权？在法律制度层面上，《立法法》制定之前，上述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和决议中赋予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经济特区规章制定权。然而《立法法》通过之后，其第65条却将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主体限制为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从而形成了法律制度层面的冲突。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立法法》的规定显然应该得到适用。而在实践层面上也确实如此，《立法法》颁布后，实践操作中否认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政府的经济特区立法权。

又如，《立法法》颁布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经济特区的授权决议是否有效？法律制度层面上，例如1992年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授權决议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但《立法法》第65条规定有权做出此种授权决定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包括其常务委员会。而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发现，《立法法》颁布之后，该授权决议依然在实践中发挥着效力。

再如，经济特区市政府在《立法法》颁布之前制定的经济特区政府规章是否继续有效？学界对此产生了争论：一种观点主张严格依据《立法法》之规定，对此类规章的效力予以彻底否认；另一种观点主张“法不溯及既往”，应继续承认其存在效力。而在实践层面上，是通过各经济特区的人民政府逐渐进行的规章清理工作来解决的。

对于经济特区立法中存在的双重立法权之冲突问题，我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着眼于实践层面的最佳妥协。一方面要尊重在先的授权行政立法及其所依据的法律，因为它们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法制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另一方面，要顺应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必然趋势，严格依照法治的理念与制度，厘清行政立法的权限划分，寻求法律冲突的最佳妥协。

注释：

①董茂云等.行政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60-162.

行政处罚决定书篇4

被处罚人：****公司

地址：

你公司在亚行贷款西安三环路第二批设备采购第一包路面冷再生机国际招标项目(招标编号：0703-0820CIC5Y022/01)中关于投标型号设备业绩的投标响应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在质疑发生后提供篡改过的销售合同复印件作为证据。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投标人不得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规定。

上述事实有你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供的销售业绩清单、相应的销售合同复印件，其他投标人的质疑函及证明材料，评标委员会关于质疑问题的答复等为证。

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商务部令20xx年第13号)第五十九条“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当次投标无效，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四)投标文件及澄清资料与事实不符，虚假投标的;(五)在质疑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的有关规定，你公司在本项目中的中标无效，并给予你公司警告处罚。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你公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的.规定，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商务部提起行政复议;也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商务部

行政处罚决定书篇5

住所：xx市××区××街××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

注册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百货、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竹)、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装饰材料、电气机械、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古董)、医疗器械一类及二类无需许可的合法项目。(编者注：与本案无关经营事项此处省略)

10月22日，根据“大宝”商标注册人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宝公司”)投诉，本局派遣执法人员对成都某商业有限公司××购物广场依法进行检查，发现其正在销售的“大宝SOD蜜100ML”涉嫌商标侵权。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当事人将各卖场正在待售的产品召回待检。

20lO月27日，本局对当事人依法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及年10月31日在当事人配送中心依法扣留其从各分店下架召回的“大宝SOD蜜100ML”20857瓶(其中现场提取证据26瓶)。

经查，当事人于2009年9月20日同成都A贸易有限公司(已移交公安机关调查，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了“大宝SOD蜜100ML”商品购销合同，于2009年9月28日、2009年9月29日从A公司购进“大宝SOD蜜l00ML”40000瓶(进货单价6.8元/瓶，共计货款27元)，并将上述商品分配到成都、自贡、泸州地区的13家分店进行销售，销售均价为7.786177元/瓶。至本局调查时止，共计销售17347瓶，销货款135066.8元;损耗l796瓶;库存及下架召回20857瓶。当事人确认已销售的17347瓶商品与库存及下架召回的20857瓶商品为同期购进相同批次商品。

调查证明，A公司提供给当事人的相关资料中，所谓“大宝公司”《授权书》为虚假;所提供绵阳B日化商贸公司出具的“证明”资料为虚假;所谓供货商“绵阳B日化商贸公司”根本不存在。A公司没有按当事人的规定提供“大宝”商标注册证确认文件。当事人虽称看到过“大宝SOD蜜100ML”，商品商标注册证，但未存查，且至今不能向我局提供。

“大宝”商标是1995年4月7日，经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在第3类肥皂，香皂及其他人用洗洁物品，洗衣用漂白剂及其他物料，去污粉，化妆品(不包括动物用化妆品)，碾磨用材料及其制剂，香料，精油，牙膏，牙粉，熏料，动物用化妆品等商品上的注册商标，商标注册证号第738399号，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大宝”注册商标于1月被国家工商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当事人在××购物广场待销售及从各卖场下架召回的上述20857瓶“大宝SOD蜜l00ML”商品，涉及0912DA、20120821DB、20120912MA三个批号。经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2009年lO月22、30、31日共4份鉴定报告书的鉴定，结论是全部为假冒该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产品。

证明上述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

1.2009年10月22日、27日、31日现场检查笔录共4份，证明当事人正在销售“大宝SOD蜜100ML”、从各卖场下架回收“大宝SOD蜜100ML”入库后现场检查及鉴定的情况;

2.2009年11月2日当事人(谭××)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购进及销售上述“大宝SOD蜜100ML”情况;

3.2009年11月9日、2009年11月12日、2009年11月27日当事人(甘××)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购进上述“大宝SOD蜜100ML”及入场审查情况;

4.2009年11月3日A公司员工王××询问笔录，证明A公司给当事人供货情况;

5.2009年11月5日A公司法人郭××询问笔录，证明A公司购进及销售上述“大宝SOD蜜100ML”给当事人的相关情况;

6.当事人及分店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和销售网点情况;

7.当事人员工谭××、甘××身份证明复印件及授权书，证明谭××、甘××代表当事人接受调查;

8.证据提取单及图片共9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上述“大宝SOD蜜100ML”商品和检查现场情况;

9.扣留财物通知书、财物清单、送达回证，证明本局对当事人销售涉嫌侵权“大宝SOD蜜100ML”商品20857瓶依法进行扣留;

10.鉴定书4份、鉴定人授权委托书，证明商标权利人对当事人销售“大宝SOD蜜100ML”商品进行鉴定的情况;

11.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销售“大宝SOD蜜100ML”的数量、金额和库存情况;

12.当事人提供的验收单、付款单等相关资料，证明当事人购买上述“大宝SOD蜜100ML”商品的渠道和购货成本;

13.绵阳市B日化商贸有限公司证明，证明A公司向当事人提供的所谓大宝公司向绵阳B日化商贸公司的《授权书》及出具的“证明”与该公司无关;

14.大宝公司提供经确认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等，证明大宝公司享有“大宝”注册商标专用权，以及“大宝”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情况;

15.四川省绵阳工商局信息查询中心证明，证明绵阳B日化商贸公司未合法存在;结合证据十三，证明A公司提供给当事人的所谓大宝公司《授权书》为虚假，绵阳B日化商贸公司出具的“证明”资料为虚假;

16.成都C实业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曾经从该公司购进、销售大宝公司生产的“大宝SOD蜜100ML”商品;

17.大宝公司提供的证明，证明成都C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为其成都地区合法授权经销商，结合证据十六，证明当事人应当对正常的“大宝SOD蜜100ML”商品的供货渠道有所了解;

18.成都市武侯工商局、成都市工商局对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当事人分别于2月、3月，因销售假冒化妆品受到行政处罚。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所指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根据本局依法调查，A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的陈述和当事人采购部经理甘××的陈述，以及当事人从A公司取得的所谓《授权书》、《证明》、《产品质量免检证书》等资料都不是原件，且没有进行备案存查的事实，说明当事人在向A公司采购涉案“大宝SOD蜜100ML”商品时，没有进行严格审查就签订了合同并接受了货物。当事人作为大型知名百货超市，面向的是大众消费群体，应当建立和严格执行商品采购管理制度，更好地杜绝假冒商品流入社会，但却发生了假冒“大宝SOD蜜100ML”商品通过当事人的销售大量流入社会的严重后果。

鉴于“大宝SOD蜜100ML”化妆品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事人销售上述假冒侵权商品数量较大，销售面广，给消费者和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造成了较大损害，以及当事人曾在202月、3月因销售假冒“伊斯丽、欧莱雅、蝶妆、资生堂、凯芙兰”等化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本案发生后当事人没有主动向本局提交对公司进货管理制度进行整改的措施等因素，为警醒和帮助教育当事人，促进当事人吸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类似违法行为再度发生，本局认为应对当事人依法从重处罚。

本局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方法，认定当事人销售上述侵犯“大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大宝SOD蜜100ML”商品的非法经营额为297463.10元。据此，拟对当事人作出没收、销毁假冒侵权“大宝SOD蜜IOOML”商品20857瓶;并处以非法经营额3倍罚款，共计人民币892389.30元的行政处罚。

1月13日，本局按规定程序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听证、陈述、申辩的权利。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局于201月27日举行听证。

当事人在听证会上向本局提出了相关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其理由如下：

1.该公司作为知名品牌商场、大型民族商业企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坚持守法、诚信经营，逐步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并获得了多项社会荣誉，尽到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2.在经营过程中不但建立了商品质量管控体系，并不断致力于完善与之配套的控制流程。本案的发生具有极高的偶然性，公司高度重视此案并必然进一步完善商品准入管理体系;

3.本案中由于涉嫌商品具有高度仿真性的特征，非专业机构的成都某公司根本无法辨别;

4.按照一般的标准及事实，在本案中该公司并不明知所售商品涉嫌侵犯他人商标权，从行为上来讲公司也不存在售假的主观故意性，在公司已经提供涉嫌商品的合法来源情况下，可免予处罚;

5.年2、3月份的伊斯丽等侵权案件其实际的销售者并非成都某公司，在该事件发生后，公司已加强管理杜绝了侵权事件的发生。

本局认为：1.当事人销售侵犯“大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大宝SOD蜜lOOml”商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

2.当事人作为大型知名百货超市，面向的是大众消费群体，应当建立和严格执行商品采购管理制度，更好地杜绝假冒商品流入社会，但在本案中存在审查不严的行为。如在听证中，该公司提交的“查询网页”(监管码查询结果)标明“您所查询的监管码是：20002601496033097244，该监管码已被多次查询”，并不能证明该商品为大宝公司生产;A公司提供的虚假“授权书”(复印件)载明：“兹授权绵阳B日化商贸公司为北京大宝系列产品在绵阳地区的指定经销商”也并非是对“A公司”授权，且“绵阳B日化商贸公司”未合法存在。这些证据材料反映出当事人的审查把关不严，未尽到公司应尽的审查义务，导致本案所涉大量假冒商品流入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当事人称由于本案所涉商品具有高度仿真特征，非专业机构的“成都某公司”根本无法辨别，但商品的高度仿真性并不能作为排除商标侵权行为的依据，且大宝公司鉴定报告内容注明：涉案商品“所用包装材料与本公司正品所用有异，如电子监管码、字型与本公司正品所用不同，上述产品所用瓶体亦非本公司所用，存在多处差异，如瓶盖质感硬度与本公司不同，综上所述以上产品为侵犯我公司注册商标专有权的产品”。

4.当事人称其不存在销售假冒商品的主观故意性，但当事人已实际造成了大量销售该批侵犯“大宝”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事实后果，该行为已构成《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5.2008年2月、3月，成都市武侯工商局、成都市工商局分别以销售假冒“伊斯丽、欧莱雅、蝶妆、资生堂、凯芙兰”等化妆品对某公司进行过行政处罚，当事人辩称该行为并非其所为，但正说明当事人对以其名义销售商品的管理制度存在漏洞。

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侵犯“大宝”注册商标专用权“大宝SOD蜜100ML”商品的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规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所指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有本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部门处理。工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处以罚款。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工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工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罚款数额为非法经营额3倍以下;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罚款数额为lO万元以下。”以及《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各级工商部门应当对驰名商标加强保护，对涉嫌假冒商标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移送。”

鉴于当事人在本局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意见后，向本局提出其已充分认识到该行为的严重性，健全了相关制度，保证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把好质量关，并考虑到当事人对成都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召回全部售出商品)，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销毁假冒侵权“大宝SOD蜜1OOML”商品20857瓶;

2.处以非法经营额2.5倍罚款，共计人民币743657.75元(柒拾肆万叁仟陆佰伍拾柒元柒角伍分整)。

上述罚款，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工行春熙路步行街支行(户名：市级政府罚款收缴账户;开户行：工行春熙路步行街支行;账号：××××××;单位代码：××××××)缴纳罚没款。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四川省工商局或成都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篇6

（赤）食药监食免罚〔2018〕24号

当事人：周海龙（红山区清源矿泉水经销部）性别：男

年龄：43 民族：蒙古族住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贾营村五组14-1号

身份证号：***6262611 联系方式：***

地址（住址）：红山区大三家村一组108号

邮编：024000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营业执照

编号：92150402MAOPCXH702 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6262611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21日，赤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收到ZZ18040027-1 ZZ18040027-2的检验报告。报告内容显示周海龙（红山区清源矿泉水经销部）涉嫌经营的包装饮用水（商标:蒙味佳、规格型号：18.9升/桶，生产日期：2018年4月25日）,经抽样检验，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GB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执法人员于2018年5月21日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ZZ18040027-1、ZZ18040027-2的检验报告，编号为SC***600010-L的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内食药监办[2016]88号文件，同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并对该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告知当事人按照《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规定立即暂停销售不合格食品，对不安全食品进行召回，排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并进行整改，及时上报相关处理情况。该单位对检验结果没有异议，不申请复检。

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饮用水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遂于2018年 5月 31日报经批准立案调查，现已调查终结。

经查，该不合格批次产品是从赤峰百味佳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购进的，当事人能够提供不合格批次产品供货者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副页、检验报告、销售清单、销售记录，且该单位不知道所购进的包装饮用水（商标:蒙味佳、规格型号：18.9升/桶，生产日期：2018年4月25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另查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周海龙进行调查询问，得知：共购进30桶，除去抽样的7桶外，其余已全部售出，进价是3元/桶、售价是10元/桶。经计算，货值金额为300元，违法所得230元。

该单位在得知产品不合格后，立即对产品实施召回，并在其经营场所明显位置张贴了召回公告。截至目前，没有任何顾客把该批次不合格产品退回及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反馈。

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研究篇7

关键词：行政处罚；明确性；空白要件；不确定法律概念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070-03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学基金项目“城市交通管制法制化问题研究”(13CFX026）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法律体系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但是法治国家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依靠法律制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法律规范自身的明确性。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关乎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操作性，关乎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关乎相关主体的行为预测性。但是在立法活动中，基于立法技术的局限，法律规范往往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另外，行政处罚往往涉及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干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进行界定，并通过对行政处罚规范的明确性进行多维分析，以期寻得对行政处罚规范明确性完善之路径。

一、行政处罚明确性原则的基本认识

行政处罚是指具有法定权限的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法规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实施的一种行政制裁。这种制裁的实现往往是以限制或剥夺相对人的某些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某种义务为代价的[1]。根据依法治国原则的要求，行政处罚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上的根据，缺乏法律规定，不得处罚人民。另若依内容不明确的法律，作为处罚相对人的依据，则有违于法律保留的实质内涵。明确性的要求是伴随着成文法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在克服极权国家或警察国家弊端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的，并日益成为建立实质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

明确即明白、确定之意，英语中的clear、definite和德文中的Klarheit、Bestimmtheit即表达此意[2]。具体到行政处罚活动中，明确性的要求，不仅针对处罚法律的构成要件，同时也针对处罚的法律效果，亦即有关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另外还包括法规规定的明确性。如果法律仅规定有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该予以处罚，而没有规定科处的种类和幅度，那么就违反了处罚明确性的要求，应该属于无效的行为。当然，行政处罚的明确性要求，并不意味着法律条文具体详尽。立法者在制定行政处罚规范时，基于对所要规范生活事实的复杂性和个案公平正义的考量，可以在立法中适当运用空白要件、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而为相应之规定。因而，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应包括：1.应受处罚的行为应由法律加以明确的规定，具有可预见性；2.应受处罚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应由法律予以明确，具有可度量性；3.行政处罚的法律规范自身应该是明确的，具有可信赖性。

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以处罚法定原则为基础。明确性对处罚法定原则至关重要，以至于有学者直接将“处罚法定原则”表述为“明确性原则”[3]。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这是处罚法定原则在我国法律上的严格界定。简单说来，处罚法定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违法，法无明文规定不受处罚。此与刑罚的处罚采取罪刑法定主义相类似，均为法律保留原则的表现。

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其本身涵括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追求。首先,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涵括对自由价值的追求。行政处罚的明确性，能够使相关主体预见其行为是否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以及是否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从而可以保证他们的活动自由。其次，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涵括对秩序价值的追求。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它通过相应的威慑和制裁，可以恢复和保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再次，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涵括对公正价值的追求。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可以为处罚权的正确行使提供正当性的基础，避免越权、滥权，从而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行政处罚规范明确性的多维分析

在立法活动中，基于立法技术的局限，行政处罚规范中尚存空白要件、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他们的存在有自身的必要性，对他们的合理适用，不仅能够提高规范的科学性，还可以提高规范的可操作性，从而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但是他们的存在是否与行政处罚的明确性相悖，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量。

（一）空白要件与明确性

一般情况下，立法者会在法律规范中将违法行为的基本特征予以详细的明确的表述，包括具体的违法行为类型、损害结果等各个方面。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也会以“违反国家规定”等方式来予以表述。对于这种情形，我们一般会将其称为空白构成要件。而且这种情形的实现主要是依靠相应的授权来实现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违反国家规定，收购铁路、油田、供电、电信、矿山、水利、测量和城市公用设施等废旧专用器材的……”此条第二款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就是典型的空白要件。“空白构成要件往往只规定处罚种类或部分构成要件及法定处罚范围，而将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某些或全部委托给其他规范，如行政规则。”[4]与完整的处罚规范相比，空白要件规范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其存在较大的规范弹性，其构成要件的完备明确需要援引具体的相关的规范内容进行判断，如此方能在具体个案中实现构成要件的明确性。

空白构成要件尽管在形式上与严格法治主义似有冲突，但它实际上却是在自由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转变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5]。在自由法治国的背景下，国家往往更加注重对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保障，使国家的行政活动成为一种只专注于法律形式，却内容空洞的“高权行政”[6]。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若干涉公民之权利，必须要征得人民的同意，并且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因此，如果处罚规范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处罚构成要件，那么就不得对公民加以处罚。所以从这种法规范教义学的层面上来讲，空白要件的存在根基是不稳定的。然而社会法治国往往不拘泥于法律形式，而是更加注重社会福祉的实现。“行政主体的法律形式和国家的目的有极密切的关系。”[7]另外，由于社会生活关系具有极其复杂性，法律亦不可能穷尽地明确地规定一切事项。因此，社会法治国更加注重实质法治或实质性的内容而非法律形式。所以，只要相应的处罚规范在实质上具有明确性，那么得以此为处罚依据。据此，空白要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正当基础。

我国现阶段，实际上兼具19世纪自由法治国家和20世纪社会福利国家的双重性格[8]。“空白构成要件的产生是时代环境转变的产物，是为了顺应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趋势而在立法活动中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并不是立法者的任意活动。”[9]所以，空白构成要件在我国具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手段来保证和提高其明确性。

（二）不确定法律概念、概括条款与明确性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未明确表示而具有流动特征的法律概念，其包含一个确定的概念核心以及一个多多少少广泛不清的概念外围。此种不明确的概念，多见于法规之构成要件层面，亦有见于法规之法律效果层面[10]。它必须将个案的具体事实适用于自身，方可将其内涵具体化，在此之前，该法律概念也是不明确的。

概括条款是与不确定法律概念相关联的范畴，是指立法者在立法时，尽可能依列举原则为规范，仍留有某些暂时无法解决的漏洞问题，为解决立法不足的缺陷而辅以不确定法律概念为构成要件的法律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对寻衅滋事行为的定性，该条前3项内容采用了列举方法具体列明了寻衅滋事行为的表现形式，其中第(四)项规定“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在该款中“其他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概况条款。

不确定法律概念、概况条款在行政处罚规范中的存在是必要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尤其是概况条款，其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运用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11]。在立法活动中，基于人类语言的局限性，人民往往不能用有限的言语表达无限的范围。另外，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行政处罚范围的日渐扩大，但是人民的认识能力往往是有限的，有时还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不能穷尽的列举所有的违法行为。据此，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的存在，可以保证立法者借助抽象性的法律语言，来取代详细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予行政处罚主体一定的“判断余地”空间，在合乎立法目的之情形下，得以在法律上找到正当的处罚依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他们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法律运行中的恣意提供了空间，对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益的保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的存在应该最大程度上符合明确性的要求，以减少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和司法主体在司法活动中的困惑，同样也可以保证公众的活动自由。

三、行政处罚规范明确性的完善路径

对于空白要件，因为它往往要参照其他规范，所以只要参照规范是明确的，则应认定其不违反明确性。另外，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往往给予行政主体一定的“判断余地”，我们可以通过适当定义、合理解释等手段来保证和提高其明确性。

（一）提高空白要件参照规范的明确性

空白要件所在的处罚规范往往是通过授权的方式来确定其参照规范。如果有明确的授权，处罚规范则可以出于法规命令或自治规章。该参照规范又可称为被授权规范。行政处罚的明确性，不仅仅要求处罚规范明确，同时还要求被授权规范本身要明确[12]。为了保证空白要件的明确性，被参照规范应当具有以下属性:

1.参照规范与处罚规范之间在内容上不可相互矛盾，应该协调衔接。对于参照规范中规定的某种应该受处罚的行为，行政处罚法中并无处罚种类和空白要件与之相对应，应当认定其为无效。

2.参照规范的内容应当具有妥当性，这些规范的创设不能随心所欲，创设机关应对各种行政法益、社会关系做出适当的安排，不得越权、滥权而将合法的行为认定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3.参照规范的内容应当清晰明白，即应该对允许何种行为、禁止何种行为做出全面的完整的规定，对于哪些具体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应该加以明确具体的类型化表述，且条文和概念之间不得出现交叉重叠、漏洞空白和相互矛盾之处，使一般民众能够判断某一具体行为的性质并预测将可能产生的结果。

（二）提高不确定法律概念、概括条款的明确性

1.在立法活动中，进行适当的定义。定义是在立法活动中经常运用到的一项立法技术。为了实现对相关概念的准确适用，就必须对这些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当然，在立法活动中由于词语的多义性，对概念的准确定义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概念的明确对于法律的实施意义重大，“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须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他人。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否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化为烬”[13]。据此，我们应该在立法活动中对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适当定义，以提高它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2.在执法活动中，通过法定的形式进行合理的事前解释。在立法活动中，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况条款的适用会给处罚规范带来一定的模糊性，我们可以结合立法者的意图和相应的社会因素对其进行合理的法律解释。当然这种法律解释应当是事前的解释，而且还必须产生于具体的执法活动之中。另外，根据处罚法定原则的要求，行政处罚活动中的“法律依据”只能是法律、法规及规章。因此，这种解释还应该严格的遵循处罚法定原则，不得以发布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而为之。

3.在司法活动中，对“判断余地”进行适当的限制。不确定法律概念跟行政裁量权一样，往往都存在一定的“判断余地”。裁量的客体是法律后果（“法律后果裁量”、“行为裁量”），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客体是法定的事实要件[14]。既然存在行政处罚主体自主判断的空间，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乱权、滥权的行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我们应该对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适当的限制，以避免行政处罚权的任意行使。我们同时还应该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使法院能够对行政机关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形进行审查。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主要存在于以下6种情形:一是不可替代的决定。主要包括考试决定、学生学业评量以及“公务员法”上的判断；二是由独立的专家及委员会作成的评价决定；三是预测决定；四是计划的决定；五是高度专业技术性及政策性之决定；六是涉及地方自治事项之不确定法律概念[15]。除上述情形之外，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均需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

行政处罚的明确性原则是处罚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是保障行政处罚活动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灵魂。不断提高行政处罚规范的明确性是实现相关行政主体严格公正执法的重要保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行政处罚规范的明确性，使其具有可预测性、可度量性和可信赖性，以切实保障公民的活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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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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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青斌.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处罚法定原则的冲突和协调[J].法学评论，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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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陈清秀.依法行政与法律的适用[A].翁岳生.行政法(上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4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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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86；王青斌.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处罚法定原则的冲突和协调[J].法学评论,20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