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共12篇）
行政处罚 篇1
(一) 税务行政赔偿申请
一是申请条件。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赔偿。对下列情形, 税务机关不承担赔偿义务:税务机关执法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赔偿请求人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是申请资料。赔偿请求人应当向税务机关递交《税务行政赔偿申请书》, 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 可委托他人代书, 也可口头申请。三是申请须知。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该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两个以上税务机关或与其他机关共同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 应共同履行赔偿义务;受税务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税务征管权力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委托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 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经复议机关复议的, 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 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 复议机关就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时效为二年, 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
(二) 税务行政复议申请
一是申请条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争议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可依法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二是申请范围。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包括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和征收税款, 加收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征收的单位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责令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保全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存款;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未及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 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拍卖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不予审批减免税或出口退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不予颁发税务登记证、发售发票;不予开具完税凭证和出具票据;不予核准延期申报、批准延期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作出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行为。税务机关不依法给予举报奖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其他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三是申请须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提请的税务行政复议的条件和时限: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 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 然后可以在收到税务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除征税、不予审批减免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行为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可以在得知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 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 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申请人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也已经依法受理的, 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具体是指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管理相对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 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合并、分立或终止的, 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虽非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第三人, 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
(三) 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
一是申请条件。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依法应当听证的案件, 除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或者被正当取消听证权利外, 税务机关不组织听证, 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二是适用范围。税务机关对公民 (包括个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 作出2000元以上 (含本数) 罚款或者对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10000元以上 (含本数) 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 应当向当事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并告知当事人其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三是申请程序。要求听证的当事人应当在《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后3日内向发出告知书的税务机关书面提出听证, 逾期不提出的, 视为放弃听证的权利。四是所需资料。《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及相关资料。
行政处罚 篇2
税务违法案件公告 一
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经营地址是青岛市黄岛区舟山岛街29号126室，登记注册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是新能源、再生能源的研发、技术开发服务、管理服务等。
一、违法事实
（一）个人所得税该单位2013年为本单位职工支付意外保险费14000.00元，未合并职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7号）规定，该单位应补扣补缴个人所得税554.98元，已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134.98元，应补扣补缴个人所得税420.00元。
（二）印花税该单位2012年1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金额675000.00元，未申报缴纳印花税。2013年签订借款合同，合同金额405000000.00元，已申报缴纳4250.00元。2014年4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金额360000.00元，未申报缴纳印花税；5月签订财产保险合同一份，合同金额35870.81元，未申报缴纳印花税；6月签订财产保险合同一份，合同金额83806.54元，未申报缴纳印花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规定，该单位应补缴2012年租赁合同印花税675.00元、2013年借款合同印花税16000.00元、2014年租赁合同印花税360.00元及财产保险合同印花税119.70元。
二、处理处罚决定
（一）处理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7号）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你单位应扣未扣的2013年个人所得税420.00元，责令限期补扣补缴。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你单位少申报缴纳的2012年印花税675.00元、2013年印花税16000.00元及2014年印花税479.70元，责令限期补缴入库。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你单位少申报缴纳的2012年印花税675.00元、2013年印花税16000.00元及2014年印花税479.70元，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处罚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对你单位应扣未扣2013年个人所得税420.00元的行为,处以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为210.00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违章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5号）规定，对你单位未申报缴纳2012年印花税675.00元、2013年印花税16000.00元及2014年印花税479.70元的行为，处以未缴税款一倍的罚款，罚款金额为17154.70元。上述违法事实的处理、处罚意见，我局已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分别进行了送达。目前本案已执行完毕，执行方式为自动履行。特此公告。
税务违法案件公告二
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登记注册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地址是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6号，经营范围是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建筑工程，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电器产品销售等。
一、违法事实
（一）未按规定取得发票该单位2013年列支管理费用及营业费用金额共计469890.00元，所取得的发票均为假发票，且限期内未取得合法发票。
（二）印花税该单位2013年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金额50000000.00元，未申报缴纳印花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该单位应按“借款合同”税目按十万之五税率补缴印花税2500.00元。
二、处理处罚决定
（一）处理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责令你单位限期补缴2013年印花税2500.00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你单位2013年少申报缴纳的印花税2500.00元，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处罚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违章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5号）规定，对你单位未申报缴纳2013年印花税税款2500.00元的行为，处以未缴税款一倍的罚款，罚款金额为2500.00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你单位2013年未按规定取得发票的行为，处以40000.00元罚款。税务违法案件公告 三
青岛某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主要从事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屋租赁。（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一、违法事实
（一）印花税该单位2012年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金额527085.00元。2013年签订财产保险合同，合同金额9621.17元；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金额607731.00元。2014年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金额999021.98元。上述签订的合同均未按规定申报缴纳印花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六条规定，该单位应补缴2012年印花税527.10元、2013年印花税617.30元及2014年印花税999.00元。
（二）个人所得税该单位2012年为员工负担车辆保险费用25632.74元，2013年为员工负担车辆保险费用69351.54元，2014年为员工负担车辆保险费用64271.84元。以上费用均未合并到报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中，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7号）规定，该单位应补扣补缴2012年个人所得税7107.41元、2013年个人所得税70781.29元及2014年个人所得税12673.71元。
二、处理处罚决定
（一）处理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你单位2012年未申报缴纳的印花税527.10元，2013年度未申报缴纳的印花税617.30元及2014年未申报缴纳的印花税999.00元，责令限期补缴入库。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7号文）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你单位应扣未扣的2012年度个人所得税7107.41元，2013年度个人所得税70781.29元，2014年度个人所得税12673.71元，责令其限期补扣补缴。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你单位少申报缴纳的2012年印花税527.10元，2013年印花税617.30元，2014年印花税999.00元，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处罚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违章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5号）规定，对你单位未申报缴纳2012年印花税527.10元、2013年印花税617.30元及2014年印花税999.00元的行为，处以未缴税款一倍的罚款，罚款金额为2143.40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对你单位应扣未扣2012年个人所得税7107.41元、2013年个人所得税70781.29元及2014年个人所得税12673.71元的行为,处以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为45281.24元。上述违法事实的处理、处罚意见，我局已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分别进行了送达。目前本案已执行完毕，执行方式为自动履行。
行政处罚 篇3
关键词：行政处罚；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现状
一、 对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基本认识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其是指，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对被处罚人说服教育，同时对被处罚的行为、处罚的理由和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方式告知社会公众。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与处罚被处罚人相结合。教育与处罚均以违法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教育的方式主要是说服，向被处罚人说明其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被处罚人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对自己、对他人都不利，使其接受教训，不再违法。二是处罚被处罚人与教育社会公众相结合。处罚要讲究社会效益，对被处罚的行为和处罚的理由和结果，以一定的方式加以宣传，从而使人们了解哪些行为是违法行为，哪些行为是合法行为以及违法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教育人们自觉守法。
二、对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现状
近年来，许多地方执法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背离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只罚不教、重罚轻教的现象日益普遍。有些执法者“以罚代教”、“以重罚代轻教”，把处罚作为行政执法的第一目的，会导致行政管理实践中“一头沉”的结果。
（一）杜绝“只罚不教”
行政执法的目的和功能在于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他们能够遵守法律法规，这样保证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和公共安全秩序。达到这一目的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处罚。[1]在现实的执法实践中，一方面由于执法者工作方式的的简单化，不愿意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也由于利益的驱动，少数地方和部門将处罚作为执法的主要手段，甚至为处罚而处罚，这样的执法活动危害是很大的：
（二）不处罚才是行政处罚的理想目标
对于行政执法，处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从立法目的角度理解，处罚手段的运用，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公众行为不再出现需要处罚的情形。如果处罚不是为了这一最终目的，势必导致处罚的现行目的不明确或出现偏差。当处罚目的不明确时，会出现为了罚款而处罚和为了指标而处罚的情况。上述情况的出现，一是会引起公众对法律的不满、怨声载道，甚至出现对抗举动；二是使法律威严在公众心目中下降;三是也不利于今后执法工作的开展。
（三）处罚本身即是一种教育
处罚要从教育的目的出发。《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法律的名称上都突出了是处罚的法律。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和重要手段。[2]如果对违法行为不处罚就是行政机关的失职，就是放纵违法，就无法保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正确适用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几点建议
针对行政处罚实践中重处罚轻教育的现状，正确适用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重点在于突出教育手段的作用，将教育贯穿于行政处罚全过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落实：
（一）做好处罚第一步
正确适用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第一步就是合理执法，行使行政处罚权。这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执法者应严格依法行权，改进执法方式，执法有据，执法合理，做到罚无所怨，群众理解，公众信服；二是注重处罚与纠正违法行为的结合，在处罚的同时，避免单纯的惩罚主义，重在“纠正违法行为”方面下功夫，发挥处罚对当事人的警示教育作用。
（二）在法律文书中突出教育这一执法手段
具体说，在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时，对违法行为就予以指出，并在“现场笔录”上固定下来。在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时，也应当在“询问笔录”中体现出对违法行为构成的指控，违反法律的条文，以及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等内容。[3]为了实现处罚过程中加强教育作用的目的，笔者建议，可以借鉴《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第22条的规定，促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借鉴的具体方法是：首先，将这个规定推广到所有的卫生执法中，不限于食品卫生。其次，将“巡回监督检查”扩展到行政处罚领域。再次，建议在将《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第22条规定中的“指导意见”适用到行政处罚时增加规定“加强教育”。
（三）重视事后宣传教育工作
做好行政处罚案件处理结束后的相关工作，使行政处罚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建议行政机关建立相关的制度规范，适时采取适当形式，将行政处罚案件加以公布，进行宣传。例如通过一些刊物、广播刊登宣传一些案例分析的文章，对案例进行点评，这对宣传法律规范，教育广大人民自觉守法有重要的意义。
（四） 完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程序条文规定
第一， 规定教育为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 在工作总体进程中，教育应当在处罚之前，而不应当在处罚之后；处罚应当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并作为教育的有力后盾。应当把教育程序设计为硬性的必经程序，规定不经此程序或者此程序没有履行到位的行政处罚为程序违规，责任人应受到必要的行政处分。
第二，形成固定教育模式，规范执法方式。要有落实教育内容的具体方式要求，应结合各项告知内容形成明确、规范的教育模式，让被处罚人在接受处罚前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性质、处罚条款、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第三，建立相关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规定办案人不经教育程序和不按规定程序教育的相关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将其作为单位和个人工作考核的硬性指标；建立健全办案记录和监督检查记录，随案卷归档等。
参考文献
[1]李健和.新编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102.
[2]李健和.新编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176.
[3]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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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篇4
关键词：酒后驾车,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衔接
一、酒后驾车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脱节
法律是评价人们行为方式的重要标准，任何人的行为只要超出了法律所设定的界限，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依其性质可以分为公法上的责任和私法上的责任。而行政处罚和刑罚是实现公法责任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形式, 是基于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行为人施加的惩罚, 其目的是惩治和预防犯罪;行政处罚是行政责任的实现形式, 是基于行为人对行政管理秩序的违反而施加的行政强制措施, 其目的在于保障行政管理目的的顺畅实现。对犯罪者施加刑罚的权力专属于法院，因此其性质属于司法权，而对违法者施加行政处罚的权力是属于行政机关的，其性质为行政权。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目的与性质的不同也使得两者的严厉程度不尽相同。刑罚主要是为打击犯罪而设，因此必须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包括对人的财产、资格、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剥夺。而相较而言，行政处罚所要规制的行政违法行为无论是性质还是严重程度都不能和犯罪相提并论，所以其严厉程度也逊于刑罚，只是对人的短期自由、财产和一般的资质的剥夺。可见，刑法和行政处罚的关系诚如有学者所言“刑罚与行政处罚是适用前提和运作机理各不相同的两种强制措施”,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就共同作为公法责任的实现形式这一点而言, 二者必须要有机衔接, 否则就会造成行为、责任性质认定的混淆和公法调节机制的失效。而两者的衔接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用范围，二是处罚措施以及严厉程度。
目前我国关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罚主要规定在《交通道路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中。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处罚规定：对饮酒驾车的, 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醉酒驾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1年内因醉酒驾车被处罚两次以上的,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5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我国刑法没有把酒后驾车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针对因酒后驾车行为而引起的刑事犯罪，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其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可以将其涵盖，处以刑罚。
从上述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针对酒后驾车行为，行政法和刑法都可以对其做出处罚。但冷冰冰的现实却是目前我国因酒驾行为引起的事故率居高不下，相关法律的适用争议不断，甚至出现同罪异罚的现象。可以说我国的法律规制对于酒后驾车没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究其缘由，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没能处理好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法处罚和刑罚处罚是脱节的。这种脱节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于适用范围和处罚两个方面。
（一）适用范围的脱节
行政处罚是对行政不法的制裁，而刑罚处罚是对犯罪的制裁。正确确立二者的适用范围是处理好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的关键，而我国立法针对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脱节，首先便是体现在两者的适用范围的划分上。
行政不法与犯罪究竟如何区分，在刑法理论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关于此问题理论界主要存在量的差异理论、质的差异理论、质量的差异理论三种观点。笔者认为以上三种理论相较，质量差异说似更加完整，犯罪是与行政不法在行为的质和量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行为。但两者适用范围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基准的，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立法者自当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刑罚，否则则按一般的行政违法予以行政处罚。而究竟哪些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刑事政策紧密相连。
而我国对于酒后驾车行为是由《交通道路安全法》统一作出规定的，刑法并没有将酒驾行为列为犯罪，只有具有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情形，并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可以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此外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可以涵盖酒后驾车行为，但前提依然是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和刑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规制范围是脱节的，刑法的介入过于滞后。一般的酒后驾车行为由行政法进行处罚并无不当，但针对醉酒驾车行为笔者认为无论从人身危险性还是社会危害性都足以归入刑法处罚，综观其它工业发达、交通事故高发的国家也莫不是如此，比如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第3A、《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53条规定的无能驾驶罪等。行政处罚和刑法在适用范围上没能很好的衔接，这使得酒后驾车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由刑罚进行严厉处罚，而未造成后果的则仅仅由轻微的行政法处罚处理了事，差异巨大，不能起到遏制酒后驾车的作用。
（二）处罚措施的脱节
行政处罚与刑罚两者性质的不同使得行政处罚比较缓和，大多限定在财物的剥夺。而刑罚相比较而言要严厉的很多，不仅包括财物剥夺的罚金，而且还涉及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剥夺生命的死刑。但是两者在处罚的刑种以及轻重程度上应该协调一致，保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酒后驾车的相关规定在处罚上是脱节的。首先在处罚的种类上，《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酒后驾车的行政处罚措施包括财物剥夺的罚金、剥夺自由的拘留以及剥夺驾车资格的吊销驾驶执照。而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的刑罚只包括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以其它危险方法公共安全罪包括有期、无期徒刑以及死刑。刑罚处罚没有规定罚金以及剥夺驾车资格的处罚，两者在处罚的适用种类上没有能够衔接起来，内容相近似的罚款和罚金刑与人身自由罚与自由刑的衔接没能体现。其次处罚的轻重程度上，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我国对于酒后驾车的行政处罚的力度是过轻的，对于酒后驾车者来说，即使被抓住其所须付出的成本也是很低的，这使得他们往往有恃无恐，立法没能很好的起到抑制违法的作用。而对于酒后驾车造成事故者来说，将要受到的刑罚却是非常严厉的。如被定为交通肇事罪，将面临牢狱之灾，而如果被认定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甚至有可能直面死刑。行政处罚与刑罚在轻重上是严重不均的，两者没能很好的配合共同发挥遏制酒驾行为的作用。这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出现同种行为不同处罚的情况。
此外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在某些情况下应该相互转化。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只要其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的严重成度立法者就应将其规定为犯罪，予以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处罚应是其它法律制裁包括行政处罚的后盾。而我国对于酒后驾车行为则缺少这种犯罪转化。
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脱节的弊端分析
我们在了解了对于酒后驾车行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脱节的具体表现之后，其所带来的危害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两种处罚方式的脱节使得酒后驾车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在我国，对于酒后驾车案件，如果不存在肇事的后果，那么酒驾者仅仅会受到一般的行政处罚，而这种处罚相对是比较轻微的，对于行为者难以达到警示、规制的效果。而且对于酒后驾车的查处存在一个抓获概率的问题，轻微的处罚加重了一些违法者的侥幸心理。行政处罚的成本较低，而本应作为其后盾的刑事处罚的介入却很滞后，如果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刑法不会对酒驾行为进行规制，这使得本应起到抑制作用的行政处罚没能实现规制效果。其次，两者的脱节使得对于酒驾行为的处罚存在中间地带，产生法律漏洞。两种处罚的断裂必然使得一些处于两者之间的行为难以归类，比如对于多次因酒后驾车被处以行政处罚，却没有发生较大事故的酒驾行为，我们只能对其适用轻微的行政处罚。但是事实上其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害性并不比肇事行为小，在现实的立法层面对它的归类处罚是不适当的。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两者的脱节还会造成同种行为不同处罚的尴尬情形。对于危害性相当的两个酒驾行为，仅仅因为发生严重危害结果与否，面临的处罚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如上文所述，如果没有发生严重后果，则仅对肇事者处以轻微的行政处罚，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酒后驾车肇事的后果，那么肇事者将直接面对严峻刑事处罚，轻者被定为交通肇事罪将被判处有期徒刑，重者将被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量刑，最高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而事实上，肇事者在行为层面和上述没有肇事案件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同时也存在着一个“不教而诛”的问题，国家在没有肇事的情况下不作为，而一旦肇事就被判重刑，这是不人道的，是国家的失职。同时，这也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对于行为者本身是不公平的，也不能很好的保障公共安全。此外，“法律将容忍一种实际困难, 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谬误。”立法上的不协调将会带来执法上的严重问题，最终将极大地损害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脱节会造成如此多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看到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则更显得重要。
三、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机制的建构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酒后驾车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目前没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因此带来很多弊端。笔者在下文中将对建构完善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机制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一）适用范围的重新确立
目前我国对于酒后驾车行为是主要由行政法做出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普通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行为都做出了处罚规定。而在现行刑法典的设置中，只有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包含了“酒驾”肇事的一部分行为，第115条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能包含“酒驾”肇事的一些情况，但是此两条皆为结果犯，单纯的普通酒后驾车行为和醉酒行为并不为刑罚所涵盖。要对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罚的进行衔接，必须对两者适用范围的界分做出变更。
笔者认为普通的酒后驾车行为依然可以保持现状，由行政法做出规制(但其处罚力度必须加强，下文将详述)，但是醉酒驾车行为应该入刑，处以刑罚。这也就涉及到醉酒驾车行为犯罪化的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使得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对某一行为施以刑法，这就必然需要确定一个分界点，用以决定犯罪化的合理范围。针对犯罪化的的界限，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主要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国家刑事制裁的界限应该以两个原则来确定：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而张明楷教授则把犯罪化的标准列为了五点：(1)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2)没有其他制裁力量可以替代刑法;(3)运用刑罚处罚这种行为，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不会使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4)对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处理;(5)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符合刑事责任的目的，即具有预防或抑制该行为的效果。针对这两种观点，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其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应予以犯罪化的行为的特征，但是笔者认为第四点似可以去掉。而第一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主体，由谁来评判某一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通过比照以上犯罪化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醉酒驾车行为已足以被犯罪化。醉酒驾车的严重危害性以被一个个惊天大案所证明，人们对于醉酒驾车已是愤慨至极。把醉酒驾车犯罪化，只会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更不会限制公民的自由。此外行政处罚对于醉酒驾车预防的无力已被现实所印证，相信只有通过严厉的刑罚才能让酒司机真正从醉酒中“醒来”。醉酒驾车犯罪化完全符合标准，理应由刑法来规制，而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也足以佐证醉驾犯罪化的合理性。此外，现行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的规定也为醉驾行为入刑提供了法律依据。
醉酒驾车的犯罪化问题落实在刑法典上，根据国外的经验，可设立酒后驾驶罪和危险驾驶罪两个罪名。笔者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这样不仅可以包含醉酒驾车行为，而且还可以对同样危害性的飙车、吸毒驾车等危险驾车行为做出规制。除此以外，针对笔者在第二部分所论及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在某些情况下应该相互转化的问题，笔者建议将五年之内因为饮酒驾车被行政处罚两次以上者又饮酒驾车的作为犯罪处理，以危险驾驶罪惩处。这样处理, 既可以满足加大对饮酒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的客观需要, 也可以防止行政处罚措施与刑事处罚措施衔接性的断裂, 有利于增强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严密性, 还可以通过对屡犯不改者的刑事处罚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威信, 充分发挥刑法作为保障法应当具有的功能。
（二）处罚措施体系的建构
为了改进我国针对酒后驾车行为行政处罚过于宽纵，刑罚适用模糊且过于严厉的现状，笔者的建议应做如下修改：
第一、加重对于普通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并实现处罚的常态化。
我国行政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是过轻的，这可见之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处罚规定，这就使得将导致酒后驾车行为的违法成本偏低，不足以合理干预驾车者。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加重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其措施之一即为把醉酒驾车行为入刑，上文中已做详述，在此不再赘述。而对于饮酒驾车行为笔者认为可以继续保留在行政处罚范围之内，但应加重其处罚力度，可以考虑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原对于醉酒驾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我国实践中惯常使用的“运动式”、“突击式”执法模式，对于酒后驾车行为采取集中治理的严打模式，这虽然可以在一定阶段内减少酒驾行为，但并不是治本良方，这会强化酒后驾车者的侥幸心理，不利于有效引导驾车者的交通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治理酒驾行为常态化，比如在夏季、过年、节假日等饮酒的高峰期，应该在这种阶段每年进行集中治理，以减少酒驾的发生。
第二、完善现有刑法相关罪名的法定刑。
我国目前刑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现有的处罚措施，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应将目前交通肇事罪中的情节规定的更加明确具体;并严格按照最高院关于酒后驾车案件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统一标准，使得刑法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适用更加明确，和行政处罚相呼应。此外，很多的国家对于酒后驾车、醉酒驾车都有财产处罚和相驾车资格限制的规定，而我国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没有相关的设置, 不利于预防犯罪人再犯。我国的刑罚种类中的财产刑规定了罚金刑，但是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驱逐出境两种，笔者认为这对于很多的犯罪行为缺乏针对性，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新的剥夺资格刑，比如针对酒驾类犯罪的剥夺驾驶资格刑。因此, 笔者认为，为了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照应, 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案件, 可增加暂扣适当期限的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适当罚金的刑罚，在具体立法时剥夺驾驶资格的行政处罚和刑罚以及罚款与罚金刑应该轻重衔接。
第三、醉酒驾车入刑，合理设置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述了醉酒驾车行为入刑，增设危险驾驶罪，以完成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范围上的衔接。除此以外，还应该合理的配置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以使得处罚措施上能够轻重衔接。借鉴《加拿大刑事法典》第249条的规定，笔者建议应当分为没有造成交通事故的，危险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的以及致人死亡情节特别严重三个量刑档次处以有期徒刑。为了和交通肇事罪衔接起来，造成事故的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处罚应当高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罚。此外，根据域外经验，以及为了和行政处罚以及交通肇事罪衔接起来，也应为危险驾驶罪配置罚金刑和相关的资格刑，对于犯危险驾驶罪的除了判处徒刑外，应对其处以罚金并暂扣驾驶执照;情节严重的，可以对其终身禁止其驾车并以一定的罚金。
最后，笔者特别想强调的是，虽然以上的论述力主加重对于我国酒后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并非主张用重刑来规制酒驾行为。笔者认为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抑制，重在避免立法上的空白以及使犯罪行为能够得及时、恰当的处理，而不是施行严刑酷罚。上述对酒后驾车行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机制重新构建的建议，目的正是为了弥补目前我国对于酒驾存在的一些立法空白，使得酒后驾车行为及时得到轻重相适宜的惩处，借以发挥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合力，彻底的根治酒后驾车犯罪屡禁不止的痼疾，为“酒司机”们开一剂醒酒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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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告知公告 篇5
我队办理你8月25日交通肇事一案，经多次通知你到我队接受行政处罚，但你始终未到我队。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4条之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8月25日21时3分，你驾驶川CB1103号小型轿车在自贡市汇东辖区与行人甘铁遵相撞，致甘铁遵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造成交通事故。经自贡市汇东新区交警大队认定，你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8月28日，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以自流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之规定，拟对你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对于上述告知事项：
1、如果你对以上告知内容提出陈述和申辩，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我队提出，逾期未提出申辩，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你有权要求听证。如要求听证，你应在被告知后三日内向自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自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汇东新区大队告知民警：徐宁、尹守良
卫生局的行政处罚对吗？ 篇6
1998年6月，有人举报“为民”药店非法从事大量批发药品的业务。某市卫生局接到举报后，立即派人前去调查，发现举报属实，并发现该药店只办理了药品零售的经营许可证，而没有取得经营药品批发所必须具备的“两证一照”(即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及药品营业执照)。依照《药品管理法》第52条和《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第51条的规定，某市卫生局作出对“为民”药店的行政处罚通知书，给予该药店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其立即停止药品批发业务；(2)没收药店仓库贮存的批发药品；(3)罚款2000元，并于当日将没收的批发药品运回市卫生局封存。同年7月8日，市卫生局又以行政处罚通知书中认定的同一事实适用同一法律规定，作出对“为民”药店处以没收违法所得15000元的行政处罚。“为民”药店对此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药品管理法》第52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生产药品、经营药品或者配制制剂的，卫生行政部门应责令该单位停产、停业或者停止配制制剂，没收全部药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又据《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第51条规定：对未取得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而生产、经营药品或者配制制剂的，卫生行政部门除．应责令其立即停产、停业、停止配制制剂外，还应没收全部药品和违法所得，并根据情节，处以其所生产、经营药品或配制剂剂正品价格的5倍以下的罚款。对“为民”药店在没有取得经营批发药品所需“两证一照”的情况下所从事的经营批发药品这一行为，市卫生局可以同时处以责令停止营业、没收全部药品、没收违法所得和处以所经营药品价格的5倍以下罚款这几种行政处罚。某市卫生局在第一次行政处罚通知书中只进行了责令停止批发业务、没收仓贮批发药品和罚款2000元的处罚，而漏罚了没收违法所得，故在第二次处罚中予以补罚。但市卫生局的前后两次处罚实质上只是一个处罚决定，不存在着重复处罚的问题，据此，法院最后判定，维持市卫生局对“为民”药店实施的行政处罚。
(责任编辑／刘祖勉)
非法行医行政处罚难点与对策 篇7
1 无证非法行医行政处罚难实施的主要原因
1.1 非法行医违法主体的认定难
在查处非法行医活动的现场当事人自己承认是开展医疗活动的负责人, 并配合调查和提供身份证者, 其违法主体认定为自然人的, 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但多数情况下是当事人为逃避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不承认自己是违法行为的行医者, 调查、询问不配合或以各种借口与理由拒绝提供个人身份证等;有时即便确定了行医者他们也会常会以曾用名、别名或一人多张身份证等搪塞, 很难确定违法者的主体资格, 如果取证不当, 容易给行政机关造成主体认定不清的被动局面, 就有可能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诉讼中因主体认定不清而难追责。因此, 目前执法部门对难以现场确定行医人的多是采取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予以取缔等处理方式为主。由于多数黑诊所往往只有简单的桌椅、药柜上多摆一些空药盒, 现场多无药品和器械, 即便被查抄取缔由于违法成本较低, 其结果是取缔以后再开诊, 彻底取缔难的现象[3]。由于缺乏有效的惩治措施和手段面对当事人锁门、逃避和不配合检查以及干扰与阻碍执法等情况也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也是非法行医整治的难题所在。
1.2 调查取证难
查处和取缔非法行医的关键是诊疗行为的界定与取证。一般情况下现场未发现诊疗活动则无法认定非法行医行为, 而对患者等第三方的调查取证又是构成非法行医行为证据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只有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才能实施行政处罚。由于多数非法行医人都曾经被查处过, 为了应对执法检查和规避被处罚常常采取不提供身份证和诊疗活动与收费收据等相应物证的记录、药品与诊疗场所分离, 若现场再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时, 则很难取得其开展诊疗活动的证据。有时即便有接受治疗的患者但因就诊者又多为非法行医人的同乡与熟人等相对固定的群体, 除发生纠纷外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配合执法部门指正行医者。部分黑诊所的家人甚至房东帮助为其通风报信和隐藏药品, 干扰执法和抗法等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些情况都给行政执法取证带来困难, 非法行医调查取证难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1.3 行政处罚与执行难
目前卫生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其中, 对无证行医只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 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的权力。实施行政处罚时若罚款额度过低, 即达不到惩戒作用, 也易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诉讼中引发违法情节不重和行政法规未穷尽等争议。罚款额度达上线, 虽可显示行政手段的严厉, 但由于北京市行政处罚规定对个人罚款1 000元以上须进行听证, 由于告知与送达等法定程序使处罚时限过长, 加之非法诊所多选择非工时间开展诊疗活动, 导致行政送达难, 不但增大了执法难度也加大了执法成本, 也使得非法行医者拒绝履行缴纳罚款的概率增加。鉴于行政法规上没有对非法行医者实行强制措施的规定, 加上非法行医者的流动性大, 他们一般不会自觉履行缴纳罚款义务, 到期即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多会因行医者逃逸难以落实[4], 这也是非法行医者罚款到位率低和处罚难以执行的关键所在。
2 对策与建议
2.1 加强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
为避免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当行政行为, 保障被处罚人依法享有合法权利, 卫生行政部门在查办非法行医违法案件时, 应规范证据提取程序。建议在对曾被取缔过, 还仍在非法行医的查处中, 现场难以认定违法主体的应尽可能争取在当地公安机关支持与协助下, 取得非法行医者的有效身份证明后再制作执法文书和行政处罚, 为以后的再次行政处罚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符合并具备案件移送标准的则应按规定时限和程序移送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非法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对因无证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却拒不履行缴纳罚款义务的, 应申请法院实施强制执行, 使非法行医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有效遏制非法行医者的违法行为。
2.2 诊疗行为的界定
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诊疗活动的解释, 可以看到诊疗行为可以分成医疗检查、诊断和治疗行为三个方面。判断是否有诊断行为的比较明确的证据应该是与检查、诊断、治疗和收费等诊疗活动有关的记录如检查记录单、处方、处置单、收据等为物证, 同时还应对接受诊治的患者就非法行医者对其进行的诊疗行为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还应尽可能采集与诊疗活动有关的如诊所标志, 陈设药品、诊疗器械、用过的医疗物品等影像资料为佐证, 从而确保非法行医与诊疗行为违法证据链的完整。
2.3 规范行政处罚和行刑衔接程序
目前, 涉及对非法行医行政处罚的法规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从法条竞合角度应以《执业医师法》为适用, 但卫生部在《关于对医疗市场监督执法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卫政法发[2005]81号) 中明确了“对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非法设立诊疗场所进行医疗活动的行为, 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可作为行政机关对非法行医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鉴于司法解释要求对非法行医必须经两次行政处罚以后, 再次非法行医的行为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确定非法行医者的违法主体身份和界定诊疗行为的情况下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或《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7条按一般程序予以行政处罚, 并公告取缔;同一违法行为人因非法行医活动再一次被卫生部门查处, 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则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这是因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作出明确具体的补充规定或辅助性说明的更具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文件。考虑到非法行医者的非法所得难以确定, 因此在实际操作时可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并公告取缔, 没收药品、器械, 处以3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的罚款, 并按法定程序处理。但对经多次取缔或给予一次罚款处罚后, 仍从事非法行医活动的, 应严格采取行政措施, 为司法诉讼中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时情节严重的认定提供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一经送达当事人签收、即发生法律效应, 不管当事人是否履行缴纳罚款的处罚义务, 第二次实施行政处罚的事实是成立。当事人在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 再次非法行医的卫生监督机构只需要提供能真实和客观反映非法行医者仍在继续非法行医行为的现场检查笔录和调查笔录记及影像资料, 并将已两次行政处罚的证据材料一并移送给公安机关追究非法行医人的刑事责任。
2.4 建立对非法行医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鉴于非法行医者的流动性大, 且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逃逸或择地行医来应对执法机构的罚款与强制执行的处罚, 同时他们也会针对司法解释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来规避被行政机关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因此在同一行政管辖区域内应建立对非法行医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逐步建立和完善非法行医违法行为人信息库, 将非法行医违法行为人纳入监控范围。即便非法行医人择地行医, 在非法行医行为发生地的卫生执法机构也可根据非法行医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结果继续依法对其实施有效的行政处罚, 一旦符合并具备案件移送的条件时则由最终实施调查处理的卫生执法机构负责调取以往的处罚案卷, 并按规定程序移送公安机关。
2.5 完善法律法规, 遏制非法行医
打击非法行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关部门应组织对打击非法行医进行立法调研, 对现行的医疗卫生法规进行梳理并尽快组织修定, 明确对非法行医的监管和法律责任、统一行政法规与司法对非法行医主体界定, 简化执法程序、提高违法成本, 依法追究干扰、阻碍以及暴力抗法和为非法行医提供场所、药品器等帮助者的法律责任, 从而降低政执法风险, 提高执法工作效率使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依法合规且更具可操作性, 为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与管理提供法律保证。
非法行医是行政法中的一个概念对应的是行政责任, 而非法行医罪是刑法中的概念对应的是刑事责任。非法行医的存在是流动人群移居城市出现的顽疾, 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它与流动人口增多及劳务用工市场需求、利润驱使、监管与服务体系及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相关, 治理非法行医也是目前社会难题[5、6]。打击非法行医仍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全社会共同努力, 加强协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 从控制非法行医源头入手, 规范出租房屋管理,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继续加大对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5],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介绍非法行医的危害, 普及科学就医常识, 提高广大群众的就医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8], 不给非法行医创造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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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林业行政案件及处罚初探 篇8
关键词：林业,行政案件,处罚
林业行政案件是指违反我国《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 危害森林、林木培育种植、采伐利用及森林资源保护, 依法应当给予林业行政处罚的行为。为了保护森林资源, 《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现行林业法律、法规对违反森林法规的行政行为, 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通过对以下主要林业行政案件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与林业执法者共勉。
1 主要林业行政案件及处罚
1.1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运输、进出口准许证件行政案件
1.1.1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运输、进出口准许证件行政案件的认定特征
第一, 行为人具有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运输、进出口准许证件的行为。即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或者超越职权发放上述证件行为 (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有两种情况:一是超过申请单位或者个人的年采伐限额;二是超过发放部门控制的总的年采伐限额。超越职权范围是指本来没有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权力的机关、部门或者个人, 发放了上述证件) 。
第二, 违法发放的对象是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批准出口文件、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第三, 行为人的滥发行为情节轻微, 未构成犯罪。
1.1.2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运输、进出口准许证件行政案件的处罚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运输、进出口准许证件的, 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纠正,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关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未予纠正的, 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处理。
1.2 违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行政案件
1.2.1 违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行政案件认定特征
第一, 违法人的收购行为是在明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明知应理解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知道的情形包括: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场所和销售单位购买的;木材手续不全或者明显违反规定的;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木材的。
第二, 收购林木的来源是非法的。非法的情形包括:盗伐、滥伐的林木;无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的林木;其他无来源合法有效证件的林木。
第三, 收购行为是在林区进行的。
第四, 收购的目的是为了牟利。
第五, 违法人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单位。
第六, 违法收购数额较小, 未构成犯罪。未构成犯罪的标准是违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在2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株以下;违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2立方米或者幼树5株以下。
1.2.2 违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行政案件的处罚
违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收购的盗伐、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林木价款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1.3 毁坏森林、林木行政案件
1.3.1 毁坏森林、林木行政案件的认定特征
第一, 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违反森林法律、法规规定的毁林行为。
第二, 毁林的目的是进行经营性生产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如:擅自开垦林地;擅自采石、采砂、采土;毁林采种或者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在幼林地、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等。
第三, 行为人的行为一般应当有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事实。
第四, 毁坏森林、林木的数量较小,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1.3.2 毁坏森林、林木行政案件的处罚
第一, 毁林采种或者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 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 依法赔偿损失,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补种毁坏株数1倍至3倍的树木, 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至5倍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 擅自开垦林地, 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 依法赔偿损失, 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 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对森林、林木未造成毁坏或者被开垦的林地上没有森林、林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 可以处非法开垦林地每平方米10元以下罚款。
第三, 进行采石、采砂、采土及其他活动, 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 依法赔偿损失, 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 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四, 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 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 依法赔偿损失, 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1.4 违法改变林地用途行政案件
1.4.1 违法改变林地用途行政案件的认定特征
违法改变林地用途, 必须是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1.4.2 违法改变林地用途行政案件的处罚
违法改变林地用途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罚款。
1.5 临时占用林地不还行政案件
1.5.1 临时占用林地不还行政案件的认定特征
临时占用林地不还, 必须是临时占用的林地到期不归还。
1.5.2 临时占用林地不还行政案件的处罚
临时占用林地不还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归还, 恢复原状, 并处不归还占用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罚款。
1.6 非法运输木材行政案件
1.6.1 非法运输木材行政案件的认定特征
非法运输木材, 必须是运输木材的行为不规范。
1.6.2 非法运输木材行政案件的处罚
第一, 无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运输的木材, 对货主可以并处违法运输木材价款30%以下罚款。
第二, 运输的木材数量超出木材运输证所准运的运输数量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超出部分的木材;运输的木材的树种、材种、规格与木材运输证规定不符又无正当理由的, 没收其不相符部分的木材。
第三, 使用伪造、涂改的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运输的木材, 并处没收木材价款10%至50%罚款。
第四, 承运无木材运输证的木材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运费, 并处运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2 建议
2.1 组建林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林业主管部门有必要从林业行政执法体制上着手, 改组现行不合理的执法体制, 组建林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专门行使林业行政执法权, 其他职能机构不再办理林业行政案件。如整合现有林业行政执法队伍, 组建省、市、县三级林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把分散的执法职能归并到综合执法机构, 实现由分散执法向集中执法转变。执法机构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参照公务员管理, 人员经费和办案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林业公安、森林防火、木材检查、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植物检疫执法等, 可设一个综合性执法队伍。
2.2 强化林政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提高执法水平
林政执法人员是严格执法、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林业法规正确实施的执行者, 强化其素质, 提高执法水平, 是保证林业行政执法准确的基本条件。如开展林业行政执法培训, 采用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党风党纪、反腐倡廉、林业法律法规、业务知识等方面。集中学习的方法采取集中时间和集体辅导, 邀请有关部门领导授课、自学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评议等多种形式。通过培训, 把全体执法人员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 增强为人民服务意识, 提高为人民服务本领;使执法人员在懂法基础上, 更会用法, 严格执法, 文明执法;认清形势, 严于律已, 规范行为, 艰苦奋斗, 努力工作。具体工作中, 实行优化组合、待岗教育等措施, 定岗定责, 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 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用制度规范人, 靠制度约束人, 努力打造一支精干、高效、廉洁、文明的林政执法队伍。
2.3 继续深化林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
为推进林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步伐,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勇于实践, 扩大林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范围, 积极探索林业执法改革的路子。如林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在试点中, 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制止和查处毁坏林木、乱占滥用林地等主要林业行政违法行为上, 针对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 大胆探索, 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行政执法。
2.4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林业行政执法单位要与林业普法相结合, 积极转变思想观念, 克服思想障碍, 自觉服从改革大局, 紧密结合本地林情, 边宣传发动边统一认识, 边摸索实践边总结完善, 不断增加林业行政执法的知识。近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 林业行政应诉案件的增加以及林业经济损失的逐年加大, 体现出了林业行政执法的重要性。依法治林是各级林业行政部门履行职能的主要方式, 但是林业行政执法与依法治林提出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还不能适应当前林业历史性转变的要求。因此, 普法宣传力度的加大, 林业法制环境的改善, 是林业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S].2000.
[3]王志新, 等.森林司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行政处罚 篇9
关键词：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经历近两载的修改完善,融入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新要求、行业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和法学理论的新成果,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对原3号令的修剪和增补。新程序规定一方面继承了原3号令的精华、肯定了行业执法实践中总结的成果;另一方面厘清了实践中的一些疑惑和误解,对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提出了新要求,为规范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提出了新思路。
一、简易程序的新要求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于案值较小、案情简单、证据确凿的案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新程序规定专设“简易程序”一章,凸显出对简易程序的重视。新规定在增加款项明确适用条件、细化程序要求的同时,简化了实践操作,取消了原3号令对执法人员数量的限制和“收集必要证据”等的要求。尤其是对证据要求的修改,使简易程序适用起来更为灵活。违法事实证据确凿是实施行政处罚的必要条件,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与行政处罚。而在当场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往往无需“查明”违法事实,因为他们恰恰亲自看到或感知到了案件事实,当执法人员将其所“看到或感知到的违法事实”按要求全面地记载于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该决定书便是证明违法事实最强有力的证据。况且,执法人员当场给予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往往难于收集,即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通过现场录音、录像、鉴别等手段收集证据,也会由于效率等问题变得难以实施。因此,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严格按照新程序规定的要求,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行政处罚依据、处罚种类、罚款数额、罚款缴纳的方式及期限、救济的途径及期限、作出行政处罚的时间及地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名称等内容,并由被处罚人当场签字、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新程序规定第1 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并非满足这一条件的所有烟草专卖行政处罚案件都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罚没卷烟管理办法》(国烟专【2007】413号)的规定,涉案卷烟必须进行真假鉴别和卷烟质量检验,这使所有涉及卷烟的案件不可能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简易程序自然无从适用。
二、先行登记保存的新做法
先行登记保存是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中重要的证据保全措施,尤其是对于市、县一级的基层执法单位,其行政处罚案件主要集中于“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销售无标志外国卷烟、专供出口的卷烟”和“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等案由,先行登记保存更是必不可少的取证手段。然而《行政处罚法》和原3号令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规定很粗范,给执法实践带来困惑,造成了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新程序规定为这些困惑“打开一扇天窗”,它一方面细化了先行登记保存的程序,另一方面明确了后继处理措施,这对执法实践的指导意义重大。首先,先行登记保存期限内对证据采取的处理措施仅限于四种,即采取复制等措施进一步保全证据、送交鉴定、移送、不予处罚并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这意味着其它处理措施都是违法的,为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连环先行登记保存”现象(即,先行登记保存期满时,做出“继续进行登记保存”的处理决定,以此变相延长保存期限的做法)画上了句号。其次,采取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的,相应的保全记录应入处罚卷。第三,送交鉴定的处理蕴含三层含义:其一,被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证据必须在7日内送检;其二,“及时送交有关机构鉴定并告知当事人所需时间”即可,换言之,在7日期限届满时,对于按规定抽样送检的物品外的其他被登记保存物品,不必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而是告知当事人所需时间即可;其三,告知的鉴定时间届满时,处罚机关必须对先行登记保存物品做出实质性的处理,即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没收或者发还、或者根据不予处罚决定予以返还。最后,对于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者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当事人下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据此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先行登记保存实践中的另一个难点是保存地点问题,对此法律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其实“原地封存”和“异地封存”都是合理的保存方式。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原地封存”的方式,但如果被查出的单位或者个人可能隐匿、转移、毁损或者变卖证据的,则应当采取“异地封存”的方式。有观点认为“异地封存”使先行登记保存无异于扣押,实则不然,先行登记保存与扣押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作用、时间以及法律依据均不相同,因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强制措施。“异地封存”是实现证据保全更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基层执法实践中,由于封存手段简单(一般采用张贴封条的方式)、被查处的卷烟数量普遍较少等原因,“原地封存”往往难以起到保全的作用,因此“异地封存”无疑更适合于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的执法实践。
三、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的“新种类”
行政处罚是一种惩戒方式,其目的在于使违法者的权益受到减损。《行政处罚法》第二章对这种惩戒方式的种类及其设定有明确的规定,其中被《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的有四种: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新程序规定又明确了一种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种类,即“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此前,对“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属性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一说认为“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是针对行为能力采取的行政措施,不同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后者针对的是一纸证件,二者对象不同,因此“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是行政处罚;另一说主张对法律属性分析不应局限于字面,应当从其实质内容中寻求解释,认为“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属于行政处罚。新程序规定使关于“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法律属性的争论尘埃落定,明确规定“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属于可以申请听证的行政处罚种类,这一规定既符合法理又切合实际,对执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新程序规定对“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定性符合行政处罚的法理。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对象为已经合法取得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市场主体;它的适用条件是行为者实施了特定的违法行为(即《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16条、第68条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45条规定的行为);它的惩罚方式是剥夺违法者的“市场准入”。由此可见,“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完全符合行政处罚的法律特点,是对违法者的法律制裁手段,是对被处罚人权利的剥夺,因此“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理所应当是一种行政处罚。
另一方面,将“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定性为行政处罚切合行业实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行政处罚是一种对被处罚人合法权益构成最大威胁的行政行为,因此被苛以诸多程序限制,包括管辖、立案、听证、执行等专门的程序要求和“以事实为依据”、“查明事实”、“证据确凿”的严格的取证要求。而普通的行政措施则不必执行如此繁琐的程序。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把严重剥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能够借行政处罚程序之力,严格执法、实现自律,以提高烟草专卖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减少行政处罚和行政诉讼案件,提高行业的公信力,实现“两个至上”的价值追求。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新内容是行政法理论成果的体现和行业实践要求的反映,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新程序规定,以新的思路为指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践,才能做好贯彻落实工作,把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作为行业规范自律的标兵。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2010年第12号《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行政处罚 篇10
自2000年初到现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成立后的13年多时间里, 广大基层煤矿安全监察员依据《安全生产法》、《行政处罚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安全规程》等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煤炭行业安全标准、安全规程、技术规范, 认真、细致、严格地开展了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 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保护煤矿企业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随着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日益深入、煤矿企业法人以及从业人员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 对每一位监察员如何依法监察、依法行政就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要求我们每一个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能够熟练运用相关法律, 准确对煤矿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避免在煤矿安全执法监察过程中因行政违法或不当等原因造成对行政相对人的侵权, 引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而撤销违法行政行为或纠正不当行为, 甚至行政赔偿, 这必将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行政执法监察的权威性产生不良的影响。
本人在总结了近七年来煤矿安全执法监察的实践经验, 就如何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程序, 提出必须要明确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范围、煤矿安全监察的现场处理、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行政违法或不当和行政处罚无效等问题。
1 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
作为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煤矿安全监察员, 其主要职责就是对各类煤矿企业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安全规程》等有关煤矿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安全标准、行业技术规范、煤矿安全规程的情况实施监察。
为了保证有关煤矿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程的贯彻实施, 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行为, 保障和监督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效实施安全监察, 在对煤矿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 《行政处罚法》是我们做出行政处罚的基本依据;《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具体的违法行为也都明确了法律责任和处罚, 可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此外《黑龙江省矿山安全处罚条例》也可作为对国有地方煤矿、乡镇集体煤矿 (30万吨以下) 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因为在《黑龙江省小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省长令第9号) 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进行了授权。
2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法》中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有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行政拘留,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煤矿安全监察条例》中涉及到的行政处罚有警告、罚款、停止作业或限期达到要求、停产整顿、吊销煤炭生产许可证、责令关闭、其他有关煤矿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我们在日常的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中经常用到的行政处罚主要是警告、罚款、停止作业或限期达到要求、停产整顿。
例如《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煤矿矿井通风、防火、防水、防瓦斯、防毒、防尘等安全设施和条件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行业安全标准、煤矿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的要求, 经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限期达到要求, 逾期仍达不到要求的, 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停产整顿;经停产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吊销煤炭生产许可证, 并移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依法吊销采矿许可证。”这就要求我们执法人员在弄清违法事实的前提下, 准确使用行政处罚, 避免行政处罚不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在行政处罚中还要注意这两个问题:一是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二是当事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或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或配合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当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应给予行政处罚。
3 煤矿安全执法监察的现场处理
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做好超前防范, 事先消除事故隐患, 所以经常要深入煤矿企业采掘一线进行现场安全监察, 遇到紧急、特殊情况时要作现场处理。
煤矿安全监察人员对煤矿实施安全监察时,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并应当出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员证, 现场检查结束后应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如发现影响煤矿安全的违法行为, 可以做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限期达到要求、责令立即停止作业 (施工) 或者立即停止使用等现场处理决定;如发现存在事故隐患的, 有权要求煤矿立即消除或者限期解决;发现威胁职工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 有权要求立即停止作业, 下达立即从危险区内撤出作业人员的命令。与此同时制作相应的现场处理决定书和撤出作业人员命令书, 这样在现场处理的执法程序上才算完整。
4 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
当煤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煤矿安全违法行为,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查明事实, 可以按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做出行政处罚。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做出行政处罚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 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4.1 简易程序。
当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 对煤矿企业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煤矿从业人员处以50元以下罚款的, 可以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同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并当场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2 一般程序。
除可以当场做出的行政处罚外,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煤矿及其人员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 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 收集有关证据, 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并由煤矿有关人员核对无误后, 签名或者盖章。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做出行政处罚前, 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告知当事人拟对其做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 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如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 (3天) 放弃陈述或申辩,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在三日后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当场宣告后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 (下转19页) 送达当事人, 同时交付当事人的还应有行政处罚送达回执。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应当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集体讨论决定;实施行政处罚时, 应当使用规范的执法文书。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 应当将案件材料根据一案-卷的原则, 立卷归档。
5行政违法和行政处罚无效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监察员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必须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向当事人告知给予其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事实不清、理由不充分、依据不明确的, 或者拒绝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 行政处罚不能成立, 即行政处罚无效。不按法定的程序进行行政处罚的, 属于行政违法或不当。因此可能出现行政当事人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监察员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撤销违法行政行为或纠正不当行为, 甚至行政赔偿, 不仅导致煤矿安全机构败诉, 还会降低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行政执法监察的威信。
总之, 我们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要加强与行政处罚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必须依照有关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 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程序, 才能使我们在安全监察过程中做出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摘要：本文在总结十年来煤矿安全执法监察的实践经验基础上, 从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范围、煤矿安全监察的现场处理、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行政违法或不当和行政处罚无效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为进一步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程序提供思路。
档案行政处罚不成立与无效的区别 篇11
所谓档案行政处罚无效，一般是指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做出的具体档案行政处罚决定因存在明显瑕疵或具备法定无效条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情形。对于无效的档案行政处罚决定，任何人或任何机关在原则上都不受其拘束。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无效的含义较为宽泛，包含了无效和撤销等。对档案行政处罚程序上存在明显违法而无效的档案行政处罚决定，档案违法当事人具有程序抵抗权，即拒绝服从或合作的权利。
虽然档案行政处罚不成立和无效的原因一般都是违反了法律规定，但两者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这种区别需要我们在档案行政执法实际工作中正确地去把握。一是档案行政处罚不成立和无效概念的所属范畴不同。档案行政处罚不成立是指档案行政处罚的法律效力最终没有形成；档案行政处罚无效是指档案行政处罚的法律效力虽已形成，但因档案行政行为违法，其效力应当否定。二是对档案违法当事人产生的效力不同。不成立的档案行政处罚对档案违法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即无确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档案违法当事人可以不履行，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也不能强制执行。而档案行政处罚一旦确认成立，在档案行政处罚未被确认无效或撤销之前，档案违法当事人必须履行义务，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也可以强制其执行。三是构成的原因不同。档案行政处罚不成立是基于未告知档案违法当事人做出档案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未听取档案违法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等形式要件的；档案行政处罚无效则是因为档案行政处罚主体超越职权，掌握的档案违法证据不足，适用档案法规错误而造成的。
总之，笔者以为既然档案行政处罚不成立与无效是在档案行政执法实践中比较容易混淆而需要档案行政执法人员正确区分的两个档案行政处罚概念，那么只有弄清了它们之间的概念，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才能在档案行政执法实际工作中减少或避免不成立或无效档案行政处罚行为的出现，进而提高档案行政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注册监理工程师不服行政处罚评析 篇12
姚某某是A公司的注册监理工程师。A公司于2007年承接了B市地铁十号线一期机电工程的监理工作, 姚某某是B市地铁十号线一期机电专业安装工程总监理工程师。
2007年9月3日, B市建设委员会对地铁十号线机电1标进行检查时, 发现负责该项目监理的某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的总监理工程师姚某某没有对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审批情况下, 同意施工单位某空调器有限公司进行大型表冷器安装。B市建设委员会认为, 姚某某没有执行《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第4.2.1条第5款规定, 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决定给予负责地铁十号线一期机电专业安装工程监理的某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姚某某停止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六个月的行政处罚。被处罚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交至本执法组织。
姚某某收到B市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在60日内向B市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 B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后决定维持B市建设委员会上述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请求与依据:
姚某某不服B市建设委员会2008年1月29日作出的《B市建委系统行政处罚决定书》, 向B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请求撤销B市建设委员会作出的停止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六个月的行政处罚。
姚某某认为B市建设委员会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存在主要事实不清、适用依据不当、程序不合法及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等情形。
一、B市建设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存在主要事实不清
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B市建设委员会在2007年9月3日对地铁十号线机电1标进行检查时, 发现姚某某没有对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审批情况下, 同意施工单位某空调器有限公司进行大型表冷器安装。检查时, 表冷器设备已经安装就位。
首先, 姚某某已经按照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进行了审查, 只是由于表格填写不符合要求, 姚某某没有书面签字。姚某某已经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强制性标准对某空调器有限公司上报的地铁十号线大型表冷器设备安装的《施工组织设计》、《临时用电方案》进行了审查, 认为其各项安全技术措施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能满足本项目施工的需要。只是由于施工单位某空调器有限公司上报的《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施工组织设计审批表》的表格中“申报人”、“技术负责人”、“审批人”的填写及盖章不符合规定要求, 姚某某没有在相应表格中签字。因此, B市建设委员会在2007年9月3日在检查时在《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中没有姚某某的书面签字。但是, 在B市建设委员会检查后的5天内, 姚某某就已经督促施工单位完善签字手续, 姚某某也于2007年9月8日签字。姚某某已经按照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进行了审查, 并进行了口头同意, 此行为应属于轻微违法行为。其次,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表冷器设备已经安装就位”与实际情况不符, 实际情况只是表冷器设备的框架结构组装完, 其他空气过滤器装置、冷热交换装置、维护保温板、电器控制部分都还未安装。根据表冷器设备的实际情况, 其框架结构安装本身不安全风险比较小。
二、B市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的适用依据不当
B市建设委员会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在适用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时, 应优先适用国家的法律。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如上所述, 姚某某的行为属于轻微的违法行为并且没有造成安全隐患的危害后果因此, 对姚某某的行为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B市建设委员会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姚某某进行处罚, 应属于适用依据不当。
三、B市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的程序不合法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 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B市建设委员会2006年7月21日发布实施的《B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监督工作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抽查时, 应填写《施工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记录》,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下达《责令 (限期) 改正通知书》, 要求责任单位进行整改。”B市建设委员会在检查时没有依法向姚某某下达《责令 (限期) 改正通知书》, 这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 也不符合行政处罚应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四、B市建设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2006年B市建设委员会依据《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并发布的《B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及重大隐患处理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监理单位监理的工程发生重大事故监理工程师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负有监理责任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发生四级重大事故的, 责令停止监理工程师在B市建筑市场执业3个月至6个月。……”姚某某的行为既未造成安全隐患, 更没有造成重大事故, B市建设委员会对姚某某处以停止执业六个月不符合上述规定, B市建设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 B市建设委员会作为B市工程建设领域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及有关法规规定执法,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B市建设委员会对姚某某实施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不当, 行政处罚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 处罚明显不当, 侵犯了姚某某的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 特向B市人民政府请求撤销B市建设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 以维护姚某某的合法权益。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注册监理工程师不服建设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争议纠纷的行政案件。本案直接关系到目前工程监理行业颇为关注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风险与防范的热点问题。
工程监理制自1988年实施以来, 与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共同组成了我国工程建设的基本管理体制, 有效控制了工程质量、投资和进度, 为提高我国工程建设水平和投资效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1997年颁布的《建筑法》明确规定, 工程监理是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工程承包合同, 对承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 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督。我国《建筑法》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理, 没有明确要求。随着我国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及工程建设监管的加强, 进一步发挥工程监理制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呼声越来越高, 同时, 为了遏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态势, 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首次明确监理应承担安全生产责任, 并提出了监理安全生产工作内容。此后, 各地以此为依据制定了配套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由于法规规定的不明确、法规与规范性文件之间规定不一致、责任承担不合理、权利与责任不一致等, 导致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定位、内容及责任不明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风险越来越大。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风险主要有:一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工作内容不断增加的风险。由于我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内容规定比较原则、不够清晰, 导致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范围不断扩大, 有的地方甚至将施工单位租赁机具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有无拖欠农民工工资、工地饮食卫生是否合格等内容都纳入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范围。二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责任有扩大的风险。《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监理单位及注册监理工程师的责任加大, 对施工单位的责任在弱化, 如监理单位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方案进行审查的, 规定了较重的处罚;但对施工单位虽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了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但未经监理审查仍组织施工的, 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把本应属于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推给了监理单位。一方面, 造成监理单位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安全生产监理上, 而忽视了监理应当关注的质量、工期、造价的控制;另一方面, 造成施工单位过分依赖监理, 忽视了其作为安全生产的主体及责任, 以至于有的地方出现了发生安全事故, 不问施工单位是怎么干的, 而是首先责问监理是怎么管的不正常现象。三是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注册人员的处罚规定过重所带来的风险。我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责令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1年以下……”。此规定本身既没有对执行的法规的范围进行限制, 也没有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后果, 只要有不执行法规的行为, 即可以处以责令停止执业的较重处罚, 显然是不合理的, 造成监理工程师的执业风险加大。四是由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法规较多且不统一存在对监理的处罚不当的风险。B市建设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B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及重大隐患处理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监理单位监理的工程发生重大事故, 监理工程师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负有监理责任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 发生四级重大事故的, 责令停止监理工程师在B市建筑市场执业3个月至6个月……”很显然, 对同一种违法行为, 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不同。五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责任与权利不一致的风险。工程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中责任重大, 但在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 监理单位只能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责令停止施工, 如果施工单位或施工单位在建设单位的授意下拒绝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 监理单位只能向有关部门报告, 而无其他手段。六是建设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执法带来的风险。建设行政执法机关不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的程序进行行政处罚, 应当责令改正的不责令改正、对不应进行行政处罚轻微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等。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风险的防范, 一是监理单位和注册监理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理合同的要求, 认真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职责, 按照规定的监理程序开展工作。二是通过修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或制定《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条例》, 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内容, 科学界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的责任赋予监理单位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职责的应有的权力与手段。三是在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明确违法行为的具体认定标准, 合理规定行政处罚幅度。四是监理单位和注册监理人员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监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 保证收集及时、整理全面、保存合理, 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五是建设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严格依法执法, 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工程监理制自1988年实施以来, 与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共同组成了我国工程建设的基本管理体制, 有效控制了工程质量、投资和进度, 为提高我国工程建设水平和投资效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