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制度

知情权制度（精选12篇）

知情权制度 篇1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弱化

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和新《公司法》, 以及2014年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对公司的资本制度做出了修改, 涉及最低注册资本、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期限、货币出资比例、验资、认缴制等等重要内容。公司资本制度的弱化一方面对于激活市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另一方面却给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猛烈地冲击了作为前提性权利的债权人知情权。新形势下, 要平衡好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三方的利益, 最终保证资本制度改革的成功落实及市场的蓬勃发展, 就必须特别重视对公司债权人知情权的保护。

二、资本制度弱化对债权人知情权的挑战

债权人与公司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其知情权是一种私法性质的权利, 对债权人其他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至关重要。如果债权人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那么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也只能沦为法律的权利, 而不能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公司债权人的知情权是指公司债权人有权了解公司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重大经营活动和其他经营状况的权利。传统上, 债权人知情权的实现主要有赖于公司对相关资本信息的披露和公示, 其中, 对注册资本等工商登记事项的查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保障债权人知情权的方式, 而此次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及公司资本制度变革则是深度弱化了公司的注册资本制度, 使债权人知情权的保护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债权人对公司的资本情况和股东持股情况难以知悉。

三、我国债权人知情权保护配套制度之构建与完善

在我国注册资本制度深度弱化的新背景下, 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尽管我国法律赋予了公司债权人一些保障性的权利, 如优先权、担保权、保全权等, 但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无不是要建立在债权人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因此, 我国亟需建构与完善一套完整的债权人知情权保护机制, 这也是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事情预防机制。在国外, 许多国家, 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己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 主要有三种模式:资本制度、信托义务和信息披露。分析各国对债权人知情权的保护来看, 有合同手段、公司登记制度、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商业账簿制度以及重大资产变动公示制度, 这些制度对我国债权人知情权保护机制的构建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强化政府对企业的信用监管

虽然债权人与公司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 但政府在债权人知情权保护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 企业信息的披露和公示需要一个完善的公示平台, 这个平台应尽可能地涵盖较大的企业范围, 信息的公示应准确和及时, 而这必须依赖于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 此次资本制度改革要想真正取得成效, 必须将“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宽准入严监管”, 政府有义务和职责加强对企业的信用监管, 完善资本制度弱化的配套制度, 适时监督和约束企业的行为。这又包括完善企业信息信用公示体系, 完善企业信用约束机制, 建立公平规范的抽查制度、设置“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录”, 将这些配套措施及制度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互相配合, 共同发挥对企业的监管作用, 及时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知情权。

(二) 完善公司及董事对债权人的义务

公司在自身经营发展的同时也要承担对债权人的义务和责任, 尤其是资产信息披露义务。虽然,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已有所涉及, 如《公司法》第145条主要是规定上市公司的财务公开制度, 第173条、第175条第2款, 第177条和第185条主要涉及公司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及清算, 但这些规定对于保护债权人的知情权还远远不够。在资本制度弱化的背景下, 公司的披露义务应更侧重于对资产信息的披露, 而非对资本信息的披露。在我国公司法理论中, 资本的作用被深化了, 人们对资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迷信或崇信, 资本信用有意无意地冲淡和误导了人们应有的风险意识。

在我国法律上, 董事仅对公司有忠实和勤勉的义务, 对债权人并没有的直接的义务, 但是随着各国公司治理逐渐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 《公司法》扩张董事会职权已成为趋势。与此同时, 董事的滥权行为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事件也不断发生, 基于权利义务平衡的基本理念,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发展创新董事对债权人信义义务和注意义务。美国法院已经基本认可在公司接近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负有信义义务与注意义务。为了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 英国在公司破产相关时通过判例法创造了董事对债权人的忠实义务。这些法律规定与实践为我国董事对债权人信义义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现代公司法理论不断完善, 尤其是在我国资本制度弱化的新背景下, 完善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 能够更加简单快捷地使债权人了解公司的资产信息和资产状况。

(三) 加强债权人自我保护

强制性信息披露、资本制度和信托义务, 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基础制度, 但这些制度多是以对债务人的义务设定为主, 债权人处于被动的地位, 利益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公司对相关义务的履行, 因而, 其知情权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实际上, 基于债权人对自己利益的关心, 债权人利益尤其是知情权的保护, 应充分发挥债权人自身的积极性。尤其是在我国资本制度弱化的背景下, 债权人的自我保护的加强与公司资产信息公示的结合才是债权人知情权保障的根本出路, 债权人更应该充分利用契约自由来保障自身的知情权, 约束公司及董事的行为。例如债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公司协商, 约定哪些重大经营活动或事项必须由公司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通知自己, 并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还可以约定公司董事对相关事项的通知义务及责任;约定在发生某些特定情形时, 有权审计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资产流向等。

总之, 随着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弱化, 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尤其是知情权的保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政府、公司和债权人三者应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 加强政府监管、完善公司治理、发挥债权人积极性, 共同构建一个完备的债权人知情权保护机制, 唯有如此, 才能进一步为研究债权人其他权益的保护提供基础性前提, 也才能更好地平衡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保障注册资本制度变革的顺利落实和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变革, 公司设立对资本的要求被极大弱化, 给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尤其是强烈冲击了债权人的知情权。传统上通过对资本情况的工商登记来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 要保护债权人的知情权, 必须加强政府对企业的信用监管, 完善公司及董事对债权人的义务, 提高债权人自身的积极性, 构建与完善一套合理的债权人知情权保护机制。

关键词：资本,弱化,债权人,知情权

参考文献

[1]徐胜强.论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知情权[J].法学, 2002 (9) .

[2]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 2003 (5) .

[3]葛伟军.公司资本制度和债权人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知情权制度 篇2

为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规范医疗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按照卫计委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和相关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一、对所有符合临床路径准入标准的患者，在实施临床路径前主管医生均需进行临床路径知情告知,同患方签订《临床路径病种管理知情同意书》（详见附件），并存入病历中归档。

二、在履行临床路径病种管理知情同意程序时需告知患者或其委托人、法定代理人的内容包括：

1、患者的入院诊断。

2、患者将入组何种路径，入组临床路径的目的和意义。

3、根据病种的临床路径执行标准向患者介绍入径后的诊疗措施。

4、患者或其委托人不愿意接受临床路径，有权退出，同时告知发生变异的情况下会退出临床路径。

5、告知患者或其委托人可参与及监督临床路径的实施。

三、由主管医师或其上级医师履行告知义务，对患者及家属提出问题进行解释。

四、患者不同意进入临床路径或者要求退出临床路径时，不得影响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附：《临床路径病种管理知情同意书》

XXXX医院

临床路径病种管理知情同意书

患者姓名

科室

性别

年龄

病案号

尊敬的患者或授权（法定）代理人：

临床路径是指针对某一疾病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在这个程序下，您将得到更加规范、科学的医疗服务。现将临床路径病种管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1、根据医师对您的入院诊断，您符合临床路径准入标准。如您同意，您将被纳入该病种的临床路径。

2、住院期间，您将按照临床路径病种诊疗程序接受规范、透明的治疗。如您因个人意愿不接受临床路径，有权退出，或因病情变异不适合继续接受临床路径治疗，为了不影响您的治疗，我们将及时作出退出临床路径管理。

3、如您同意接受临床路径治疗，请您配合我们完成临床路径诊疗工作，共同努力使您早日恢复健康。欢迎您对我们的临床路径工作进行监督。

患者或授权（法定）代理人意见：

上述告知内容我已知情，经慎重考虑，（“同意”或“不同意”）接受临床路径管理。

患者签名

签名时间

****年**月**日

时

分

如果患者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请其授权的亲属在此签名：

患者授权亲属签名

与患者关系

签名时间

****年**月**日

时

分

临床路径知情同意流程图

根据患者入院诊断和病情判断是否符合进入临床路径

对准入患者及家属履行临床路径病种管理知情告知

对患者及家属提出问题进行解释

同患方签订《临床路径病种管理知情同意书》

《临床路径病种管理知情同意书》入病历归档

患方不同意，医务人员不得按照临床路径标准进行诊治

病人拥有的知情权等 篇3

有关人士近日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知情权等问题进行解释。条例规定的病人所拥有的知情权包括以下内容：病人的一般健康状况、疾病情况；医务人员对病人健康状况、疾病性质和严重程度所作出的诊断、分析以及疾病的发展趋势；可能出现的预后情况和意外情况；实施药物治疗的必要性、存在的毒副作用、药物治疗的性质（诊断性或者试验性等）、使用药物治疗的几种可行方案和各自的利弊；所需实施手术的名称、性质和范围，手术的几种可行方案和各自利弊；不采取治疗措施的危险性，可能出现的风险、伴随的痛苦和不适；其他替代治疗措施成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等。此外，在不干扰医院医疗秩序和正常临床工作的情况下，病人及其家属有权利按规定程序查阅其病历记录，了解病案的信息；出院时有权要求复印或复制病历、查询医疗费用账单，并有权要求院方逐项作出具体解释。

通风，也要讲科学

由于今春“非典”在全国流行，人们对居家环境卫生更为重视，开窗通风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是专家指出，通风也应讲究科学，如通风不当，会影响身体健康，严重的会导致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坐骨神经痛、面神经麻痹等。一般，一间80平方米的房间，在夏秋季节，间断通风30分钟即可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如在冬季，室内外温差 20℃时，开窗通风9分钟即可置换室内空气一次。室温以保持在18～20 ℃为佳，如有新生儿和老年人时，可略提高室温4℃左右。睡觉时如需开窗，床与窗户的距离应在3米以上，且不要让风直接吹到身体。

吸烟，严重影响男性勃起功能

一项由4764名中国男性公民（平均年龄为47岁）参加的有关男性吸烟习惯与性生活质量的调查显示，每天吸烟在10支以下的男性患勃起功能障碍的风险性比不吸烟者高16%，而每天吸烟在20支以上者患勃起功能障碍的风险性比不吸烟者高60%。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吸烟可促进脂质斑块在动脉管壁沉积，影响血液流通，从而影响阴茎海绵体的血液充盈度，导致勃起障碍。此项调查也再一次强调了吸烟的危害性，给男性朋友又一个不要吸烟的理由。

“丁克”有损女性健康

知情权制度 篇4

1 背景研究

1.1 中国处方药广告管理现状

2001年前我国未对处方药广告进行限制, 药品生产企业可在大众媒体进行处方药广告宣传, 然而, 广告并未涉及禁忌症和副作用, 导致消费者接收信息不全面, 对药品广告信息盲目相信, 处方药滥用情况严重, 同时, 因医生无法有效解释其副作用, 其专业性受到质疑, 医患关系严峻。为此, 我国对《药品管理法》修订, 自2001年起禁止处方药在大众媒体进行广告宣传。

虽然我国《药品管理法》对处方药广告做出严格限制, 但我国处方药广告市场形式依旧严峻, 违法广告屡见不鲜。

以江苏省为例, 根据江苏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5年1-4月份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公告, 处方药违法广告占相当比重 (如图1) 。其中, 有40.5%的药品被连续公告两次以上, 有14.3%的药品连续4个月都被公告 (如图2) 。这足以表明虽然各省药监局对违法药品进行查处, 但效果甚微, 被查处的药品广告仍存在于市场。

1.2 美国处方药广告管理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 美国放开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处方药广告并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美国处方药广告监管更注重全面性, 以确保消费者了解信息的全面性。

在处罚方面, FDA先通过NOV信函和警告信处理违法广告, 若违法广告事实存在, FDA对其采取多种处罚方式:处在报批阶段的药品, 将无法获准上市;对于已上市的药品, 可处以撤市处罚。情节严重者, 对其提起诉讼, 处以罚款或没收、禁售等。

在补救措施方面, 药企需中断违法材料的宣传, 更正违法广告并发出信函告知产品购买者、使用者其材料的不正确性。其中, 更正广告由FDA批准必须刊登在其违法广告曾出现的刊物上以表明其态度, 并解释其如何更正违法行为。

我国处方药广告从放开到限制, 与美国恰好相反, 相较而言, 美国处方药的现行制度在各个环节更充分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且处方药市场更为规范, 2015年截至6月, 仅有6例违法广告。

2 知情权相关理论

知情权源于宪法, 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知情权是一种民事权利, 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其包括社会知情权。社会知情权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有权知道其所感兴趣的各种现象和实物的权利。对于医药消费者来说, 应有获取所有药品信息的权利。

我国宪法未明确将知情权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其宪法依据从言论、出版自由引申而来, 对知情权的保护则通过其他相关法律实现。1993年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本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 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核心法律。其他相关民法、商法例如《刑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都对经营者提出相关要求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间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知情权、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三者是密切相关的。丧失知情权则会导致信息无法公开和自由传播;而保障知情权而限制信息公开和自由传播, 知情权就会变相被剥夺, 从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放开处方药广告必要性

3.1 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

我国虽未明确规定消费者不得获取药品相关信息, 且出于遏制违法广告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限制处方药广告,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但处方药广告仅允许在国务院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类专业刊物上刊登, 普通大众一般不会购买, 致使多数人无法获取相关信息。我国限制处方药广告传播媒介, 进而限制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 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整个药品销售过程中 (如图3) , 因为我国处方药不得在大众媒体做广告且必须有医师开具的处方证明方可购买, 消费者在接触药品之前对药品信息无法获知;当消费者购买药品时, 无论是通过医院还是零售药店, 由于处方药信息缺乏及信息不对称, 使得消费者虽具有选择权, 但因不具备相关信息及能力, 导致权利被“剥夺”, 形成医生主导的消费行为过程。且患者在就医过程中, 医生不可能全面地将药品的适应症、禁忌症和不良反应告知患者, 且药品说明书含有专业术语, 患者不能全面深入的理解, 消费者的知情权并未充分保障。据统计, 处方药占据我国上市药品的75%, 而这75%的知情权无法保障, 导致我国医药消费者所拥有的知情权甚少。在监管方面, 我国虽在国家及各省药监局定期公布违法广告, 但不具备上网技能和设备的消费者不能及时获取信息, 造成信息滞后。且各网站未设置专栏, 不便于消费者查阅相关信息, 不利于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培养及知情权的保障。

国家对知情权的保障, 源于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地位不对等, 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而处方药DTC广告宣传的禁止, 有悖于其他相关法律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 使得消费者应有的知情权受侵犯, 从而导致知情权相关权利的丧失, 使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医药消费者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3.2 处方药发展趋势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电商愈发普及, 处方药网络销售放开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2014年5月8日CF-DA发布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提出将解禁处方药网上销售, 允许第三方物流配送药品, 使处方药网上销售指日可待。一旦处方药网上销售放开, 消费者易从网上了解到各种处方药的相关信息, 但药品具有专属性和两重性等特殊性, 普通大众无法对其全面客观地了解, 知情权看似得以实现, 实际上并未保障。为此, 尝试放开处方药广告, 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显得尤为重要。

4 美国处方药广告管理制度分析

美国取消禁止处方药进行DTC广告宣传的禁令, 使消费者从广告中知晓并了解相关药品信息, 在医生开具处方时, 提出自己的建议, 而医生也会征求患者意见, 使医药行业更注重患者意见, 而不是形成由医生主导、消费者处于绝对被动地位的局面。药品广告将疗效和副作用禁忌症同时呈现给药品消费者, 使其更加了解自身适用的药品, 并更快地找到自身疾病的有效治疗措施。同时, 处方药DTC广告可对消费者进行教育, 使其主动询问医师曾忽略的身体情况, 或疾病治愈后的信息。这有助于提高全民的健康意识和医药疾病知识。

对于违法广告, 美国除了FDA会公布相关信息外, 相关违法广告会刊登在之前做广告的杂志, 并会对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发出信函, 告知其信息的不正确性, 使得处方药广告市场更为规范, 且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及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从消费者角度看, 合规的处方药DTC广告保障了医药消费者的知情权, 使消费者全面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 在消费过程中获得相对平等的地位, 进而保障其相关权利。从企业角度看, 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广告宣传, 既履行披露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 又提升自身知名度以占有更多市场份额, 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以开展新药研发。从监管角度看, 处方药的整个销售过程都处在全民监督之下, 更利于处方药市场的规范。

5 思考与建议

我国禁止处方药进行DTC广告宣传, 但处方药广告市场不容乐观。尝试处方药广告放开并加以严加监管, 使其能客观全面的披露药品信息, 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进而在医生开具处方时具有一定的发言权, 一定程度上, 减少“大处方”的现象。笔者借鉴美国先进之处, 结合处方药发展趋势, 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及规范我国处方药广告市场, 就处方药广告是否放开及日后监管,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部分放开处方药DTC广告

处方药相较非处方药毒副作用较大, 其药物相互作用、成瘾性和耐药性等不易察觉, 这也是我国限制处方药进行DTC广告原因之一。为此, 对于毒副作用大, 成瘾性大的药品应禁止处方药DTC广告, 对于刚上市的处方药新药, 鉴于其不良反应尚未明确, 药物安全性仍为未知数, 应对其广告严加监管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进行DTC广告。同时, 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处方药DTC广告宣传时, 其副作用禁忌症与疗效比重必须相当, 并提醒消费者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购买, 以防处方药滥用。

5.2 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实现全民监督

随着科技的发展, 药品广告载体愈发增多, 单靠政府监管难免有漏网之鱼。为此, 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培养监督意识, 显得尤为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应开辟专门通道, 公开违法广告信息, 使消费者更易获取信息;完善投诉机制, 使消费者能快速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实现全民监督以弥补政府监管疏漏。

5.3 建立行业自律组织

目前我国虽有行业自律组织, 但广告行业自律组织不能充分了解药品的特殊性, 对其进行针对性的规范, 而医药行业自律组织尚未涉足药品广告。我国应将原有组织拓及药品广告领域或建立药品广告相关的行业自律组织, 配备专业人员, 针对药品两重性及专属性等特殊性, 对药品广告行为进行专业化规范。

5.4 加大监管力度, 细化法律规范

我国应借鉴美国监管制度, 对处方药DTC广告的审批、监管、处罚和补救措施作出具体化规定, 以确保每一环节有法可依, 提高监管的可操作性。同时, 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及设立专门部门, 指导企业更清晰深入的了解理解监管程序, 以进行自我规范。再者, 应加大处罚力度, 间接限制潜在违法广告的进入, 并使违法企业对自身违法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目的]为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规范我国处方药广告市场提供参考。[方法]运用知情权法律理论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 对中美两国处方药广告管理制度现状分析比较, 探讨现行制度下医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结论与结果]我国限制处方药广告在一定程度上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为更好保障医药消费者知情权建议尝试部分放开处方药广告, 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加大监管力度等。

关键词：处方药广告,知情权,直接面对消费者 (DTC)

参考文献

[1]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Z].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公告, 2015-1-4.

[2]陈永法, 于博.美国的处方药广告监管[J].中国药业, 2012, (2) .

[3]王凤民.知情权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J].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3) .

[4]郭道晖.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度[J].江海学刊, 2003, (1) .

患者知情同意告知制度培训总结 篇5

为了践行我院“以患者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经济的医疗服务，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根据我院《沟通制度》的要求，针对临床医务人员履行沟通告知义务的情况，我院对全院医务人员组织了患者知情同意告知制度专项培训，现将此次培训总结如下：

患者知情同意即是患者对病情、诊疗（手术）方案、风险益处、费用开支、临床试验等真实情况有了解与被告知的权利，患者在知情的情况下有选择、接受与拒绝的权利。

科室需要列出对患者执行书面“知情同意”的目录，由医务人员用以患者易懂的方式和语言充分告知患者，履行签字同意手续，在取得病人的理解同意后，方可实施。如果病人执意不同意接受应该施行的检查或治疗，则不可实行，但应告知可能产生的后果，由病人或委托人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临床医务人员应足够重视沟通告知、知情同意和履行书面手续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熟练掌握沟通技巧、将专业性较强的医学知识，转化成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患者及其家属解释，提高告知的质量,达到沟通的目的，更加认真务实地履行书面同意手续，更加人性化地保障患者及其家属自主选择和知情同意权。

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 篇6

公共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对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民主政治从代表制民主发展到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些规定被解读为赋予人民知情权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利，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根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这些宪法规定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明确，更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的得以实施，无论是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意识，能力和水平，还是公民对知情权的要求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监督权力的意识、能力和水平都有待极大的提高，公共事务公开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政务公开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国乡镇和县（市）政务公开日趋规范，市（地）政务公开全面推行，省（区、市）和国务院部门政务公开正在积极推开，政务公开逐渐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

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我们不应该也不会忘记2003年春天各国的“非典”疫情，这是一起最能说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权利甚至生命安全之间利害相关的典型案例。同样，马加爵的成功抓获也充分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的良性互动带来的战果。当今社会由于资讯日益发达，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使得社会公共信息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闻，更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与个人生存与发展都密不可分的公共资源。因此，知情权既是公民权的一种，其本身又是当代社会公民的其他权利实现的重要条件，而公共信息公开则直接服务和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公共信息公开还是人民行使对国家事务监督权的必要条件。如上文所述，我国宪法明确赋予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和监督的权利，这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也是重要的政治权利，这一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公共事务的重要标志。而人民的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只能建立在对政府事务的了解之上，否则，监督只能是徒有虚名或不得要领。试想一下如果政府行为都处于“暗箱操作”之中，国家机关在一段时间内想干什么，干了些什么，怎样实施的，结果如何，公民要在事后很长时间才能知道，或者根本无从知晓，那么，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怎么会有针对性，怎么会有效果呢？相反，如果公共信息能够及时公开就能保持一些与某项公共事务有具体利害关系的公民或者更多的有责任感的公民从维护自身利益或者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关注和思考政府的行为，为改进和完善政府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严重违法，损坏公民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行为提出批评乃至采取法律措施（如上访、申诉、行政诉讼等）予以阻止。这样才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人民监督权的作用，起到完善政府决策和行为、保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政府公共形象的效果。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信息公开已朝着法律化、制度化前进。

公共信息公开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公共权力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和公众公开；二是国家机关拥有和掌握向社会和公众公开的信息。与公共信息公开相对应的，则是公民的知情权。所谓公民的知情权，简而言之，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通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及时、准确地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知情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的内容不局限于知道和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执政党的执政方针，还应当包括政府掌握的一切关系到公民权利和利益，公民因而想了解或应当让公民个人了解的其他信息。知情权是民主政治发展到现阶段的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是公民实现和维护自身其他权利和利益的重要条件。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把政务公开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作为公开的重点，把便民利民作为公开的基本要求，细化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使政务公开的综合效应进一步增强。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奥运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充分説明了这一点。赢得了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和理解。积极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推动政务公开由静态的信息公开向动态的行政权力运行过程公开，强化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得以审议通过，这在我国政务公开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明确了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标准和具体要求，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政务公开制度体系。政务公开改革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务公开的形式也更加丰富。目前，全国已建立综合行政服务中心2100多个，办事窗口11000多个，31个省（区、市）、国务院74个部门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政务公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务公开的深入推进，拉近了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距离，拓宽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保障了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知情权利。党的十七大对政务公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务公开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及时将政府的行政依据、行政程序、行政结果予以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对政务过程的参与需求，增强政府和公众的互动互信，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政府工作人员自觉地把依法行政与高效便捷服务结合起来，切实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施行。《条例》是政务公开的基本法规，是政务公开规范、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继续深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政务公开不断深化的标志，是政务公开内容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不断拓展政务公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完善政务公开的制度和措施，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深入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基层和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极为关注的民主监督注入新时期新的内容，指导我们的工作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的期待。

政务公开意义重大而深远。作为一个党培养的新闻工作者，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信息公开和公民的知情权将成为我们的一项基本权利和义务。因此，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应当敏感地认识到信息公开的时代潮流，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一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客观、及时、准确地传播公共信息，使自己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通过信息公开渠道实现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试论患者知情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篇7

从医疗行为的特点以及知情权的特点分析, 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应适当, 如果患者知情权的范围过大, 可能会与其他权利相冲突, 如隐私权和医学秘密的保护, 可能会给医师和医疗机构增加过多的义务;反之, 如果患者知情权的范围过小, 则不利于对患者权利的保护, 也不符合现代医疗制度的发展趋势。因此应严格设定患者知情权的范围。

1 患者知情权保护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没有专门关于保护患者知情权的法律法规, 关于患者知情权保护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中。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规定, 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患者同意。《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 执业医师告知的方式, 治疗前的告知内容, 包括治疗的适应证、禁忌证、医疗风险以及注意事项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规定, 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在施行避孕、节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应当征得受术者本人同意。《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3条规定, 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监控的部门或者专 (兼) 职人员接到医疗事故的报告后, 负有向患者通报、解释调查核实情况的义务。这些制度构成了我国患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体系, 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 随着现代医疗服务“以患者为中心”模式的转变, 我国有关患者知情权保护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关于患者知情权保护的立法不健全、不完善

1.1.1 患者知情权主体地位不明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

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必须征得患者同意, 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 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 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上述规定使得患者本人作为知情权主体的地位不明确, 似乎患者家属取得了与患者平等的地位[3]。

1.1.2 关于患者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不完善

由于患者中存在一些无行为能力人以及因疾病、创伤导致的昏迷者, 他们因年龄、智力、精神状态、身体状况等原因不能行使或无法行使知情权, 但现行的立法对他们与一般的患者没有进行区分。为了使上述患者的知情权得到保护, 在立法上有必要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规定。

1.2 医疗机构对患者知情权的告知形式不明确、内容不具体

1.2.1 医疗机构对患者知情权的告知形式

实践中, 医师在对患者履行告知义务时, 大多采用口头告知形式。当产生医疗纠纷时患者不能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1.2.2 医疗机构对患者知情权的告知内容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病例书写基本规范 (试行) 》的通知 (卫医发[2002]190号文) 规定, 书面告知书有“手术同意书”“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同意书”等。该文第24条规定手术同意书的内容包括术前诊断、手术名称、术中或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手术风险、患者签名、医师签名等;第25条对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同意书的内容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 由于上述告知内容仅为概括性的规定, 导致实施时随意性大[4]。

1.3 患者知情权纠纷的解决机制不健全

1.3.1 解决患者知情权纠纷的适用法律不一致

对于医疗纠纷适用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对于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纠纷,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则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出台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指出, 医疗事故参照《医疗事故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通则》关于赔偿费用标准的规定不一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第2项规定:计算收入超过医疗事故发生地 (应为患者所在地) 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 按照3倍计算, 这与《民法通则》的实际损失赔偿原则相抵触。

1.3.2 解决患者知情权纠纷的途径不合理

目前解决患者知情权纠纷主要有3条途径, 一是医患双方协商, 但往往难以达成一致;二是寻求卫生行政部门解决, 但由于医院是其下属, 往往缺乏公信力;三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又由于需要进行医疗鉴定等, 费时费钱, 患方往往负担不起。上述途径均具有一定局限性。

2 完善患者知情权保护制度的设想

2.1 制定和完善患者知情权的法律制度

2.1.1 明确患者知情权主体地位

规定患者是知情权的主体, 并且当患者本人恢复意识、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时, 医师应向患者履行告知义务。

2.1.2 增加关于患者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

患者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丧失辨认能力时, 医师应向患者的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或成年近亲属履行告知义务;当患者为已满18周岁的成年人时, 有能力理解治疗方案, 患者有权知情并自行作出医疗决定[5]。另外, 以“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及“近亲属”等法律概念替代“家属”“关系人”等含义模糊的概念。

2.2 规范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形式、内容及范围

2.2.1 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采取书面告知形式

实践中可以采取如下方式:医疗机构在履行告知义务时, 应同时将其内容形成书面记录, 即采取书面告知形式。具体表现为:医护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向患者说明病情和采取的医疗措施, 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医疗方案等,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6]。

2.2.2 规定医疗机构应书面告知的具体内容

书面告知的内容应有针对性且明确、具体。书面告知书的内容应包括: (1) 医疗机构的基本信息。包括医疗机构的名称、诊疗时间、诊疗科目、各诊室部门的位置、诊疗规则等。 (2) 病情告知。如实告知患者所患疾病的名称、现状、程度、发展趋势等诊断结论。 (3) 对拟采取的医疗措施进行说明。即医师应将其决定采取的医疗措施的性质、理由、内容、预期治疗效果、医疗方式、难易程度及该措施对患者侵袭范围及危险程度加以说明, 使患者充分了解后决定是否同意接受治疗。 (4) 风险告知。对于医疗行为可能伴随的风险、发生的几率和危险结果预防的可能性, 如药物的毒副作用、手术的并发症等予以告知。 (5) 医疗费用的告知。包括疾病诊治预计需要支付的费用、因诊治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及计费依据。 (6) 其他告知事项。除上述告知内容外, 医方还应针对患者实际情况对有无其他替代性医疗措施、检查是否需要暴露隐私部位和今后疗养指导事项进行告知。对于如遇空袭、火灾、地震或暴徒入侵时, 如何避难、逃亡等紧急措施亦需让患者知道, 以备不时之需。患者在医院可以享受的医学资源或者生活设施等, 也应以适当的方式公告周知。医院制定的与患者有关的各项规定, 以及患者自身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 也应向患者提供此方面的书面介绍, 以便患者遵守院方的有关规定,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2.3 完善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 保护患者知情权

2.3.1 明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适用范围

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主要是针对医疗事故, 而侵害患者知情权的行为不一定都构成医疗事故, 而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不一致, 因此笔者认为, 应明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侵害患者知情权案件中的适用问题: (1) 对于侵害患者知情权的案件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 在如何赔偿方面应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行, 如果不构成医疗事故的, 参照《民法通则》执行; (2) 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患者知情权纠纷时不应仅限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 而应将《民法通则》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适用的法律规范。实践中, 对于侵犯患者知情权的行为, 在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的同时, 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对医疗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或对有关医师进行行政处分, 对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还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7]。

2.3.2 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

由于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均存在一定局限性, 因此, 有必要引入“人民调解”机制, 寻求第三方介入。具体而言, 应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充分发挥其成本低、效率高、不对抗、防激化等优势, 按照合法合理、平等自愿、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不收取费用的原则, 开展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应建立相对独立的法律、医学等咨询专家库, 聘请一定数量的法律、医学专家组成专家库, 为调解工作提供专业咨询服务。此外, 还应制定保障医患双方平等参与和公平解决纠纷的程序规定。

保护患者的知情权是有效保护患者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有力武器, 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因此, 在有关法律中明确、具体地规定如何保护患者的知情权, 并在现实生活中普遍适用。这样不仅可以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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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鑫佳.患者应该享有知情权[J].希望月报, 2007, (2) :41.

[3]彭君.疾病患者知情权的法律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 2009, (5) :67.

[4]杨慧艳.患者权利立法研究[J].法学杂志, 2009, (5) :116.

[5]程玲, 武小欣.论患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J].河北法学, 2005, (10) :147.

[6]周宇.患者的知情权及立法完善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2004.

知情权制度 篇8

1 对象及方法

1. 1 对象2013 年1 月1 日至2013 年12 月31 日, 心内科共收治住院患者496例纳入对照组, 其中男254例, 女242例, 年龄18~99岁, 平均年龄57.3岁。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者294例, 急诊科转入98例, 危重患者84例。2014年强化护理告知与知情同意制度后, 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31日, 共收治住院患者522例纳入观察组, 其中男268例, 女254例, 年龄18~101岁, 平均年龄57.9岁。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者301例, 急诊科转入99例, 危重患者88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疾病谱分布、来源、病情危重程度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 2 方法

1. 2. 1 对照组执行原有的护理告知与知情同意制度, 需告知内容主要包括特殊检查、昂贵药品、风险治疗与护理措施 ( 如使用胺碘酮等强效药物) 、实验性与教学性临床医疗。告知主要依赖于护士自身对告知的知信行水平, 并无系统的规范培训, 即使有也相对简单, 主要为必须告知的护理内容, 但是否告知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1. 2. 2 观察组对护士以及患者进行调查, 了解护患双方对于告知、知情权的认识, 制定系统规范的护士告知与患者知情权落实制度。经调查, 护士不愿意履行告知义务的主要原因为告知不当易当被告、尺度不好把握、担心病人不理解甚至误解、病人无理取闹等。患者主要问题包括护士故意隐瞒、知情不报、语焉不详, 自身理解偏差等。 ( 1) 主要思路: (1) 对于护士, 应注重培训, 提高其综合能力, 同时充分保障护士权益, 完善护理文书制度、做好医院内安全保卫工作、强调团结协作、制定规范告知制度, 使护士对告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增强护士安全感、责任感, 避免护士对告知产生抵触, 规范告知范围也有助于护士把握尺度; (2) 对于患者及其家属, 应加强对宣传教育, 第一时间发放宣传材料, 简要介绍患者的权益, 并通过全程健康教育, 丰富、完善患者法律常识, 避免患者及其家属盲目维权, 避免护患关系紧张; (3) 建立健全告知制度, 注重人性化管理, 建立完善的护患沟通监督机制、投诉处理机制, 对新入职护士, 加强保护, 避免从事高风险护理获得, 减轻其心理压力; 扩大护理告知制度覆盖范围, 针对心内科特点制定系统的护理告知策略; 针对告知不当, 应落实知情同意书制度、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合理设计知情同意书、规范医学用语。 ( 2) 培训策略: (1) 对于新入职员工, 进行强化培训, 通过岗前培训、以老带新、现场观摩、考核督促等方法, 使新员工迅速掌握基本的告知技巧, 掌握理论知识; (2) 定期和不定期进行告知策略督导, 对于表现不好、发生护患纠纷者, 进行面对面的指导, 分析纠纷发生的原因, 积极总结经验; (3) 积极转变护士服务观念, 护士不仅需要具有高水平的护理技术, 还应注重培养自身沟通能力、抗压能力、应急能力、人文素养, 在入院时即通过周到的服务、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取得患者信任, 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打造和谐的病房环境;特别注重培养护士的语言艺术、法律意识、服务观念; (3) 针对2013 年度发生的护理纠纷, 召开护理小组工作会议, 进行分析总结, 定期通报, 必要时进行调研, 充分了解护患双方关于告知制度、知情权的认知, 了解双方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针对性的制定培训策略。 ( 3) 心内科护理告知制度: (1) 告知内容, 主要包括住院环境 ( 设施设备、管理区域、病房区域) 、心内科病房管理制度 ( 病房设施设备、家属出入管理制度) 、安全防范制度 ( 跌倒与坠床、贵重物品保管、输液吸氧管理、安全饮食、日常护理危险因素) 、护理操作告知与知情同意 ( 输液护理、管道护理、皮肤护理、会阴护理) 、用药治疗告知与知情同意制度 ( 初次用药、增量减量、抗生素类药品、医保外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高药品、管制药品等) 、治疗费用 ( 住院费、护理费、药费、化验费、特殊材料费、床位费等) 告知与知情制度等; (2) 告知方式, 主要包括口头讲解、广播、宣传材料, 实行全程告知, 即从患者入院后进行关于住院环境、心内科病房管理制度以及部分安全防范制度告知, 通过随后的护理进行针对性的告知, 并不断强化, 发放的告知相关材料包括知情同意书、护理健康教育表、收费明细表、监督举报电话、贵重材料使用知情同意表等; (3) 告知对象分为患者及其家属, 一般来说, 对于有自主行为能力者, 应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双方, 对于无自主行为能力者 ( 如昏迷、痴呆、未满18 岁) , 应首先告知监护人, 不同内容告知对象也不尽相同, 如对于会阴护理, 可能涉及患者敏感区域, 应首先告知患者, 争取患者配合。

1. 3 观察指标分别抽取2014 年第1、2、3、4 季度患者100 例, 进行知情权调查, 调查内容主要为知情满意度、对告知内容理解程度。2013 年至2014 年护患纠纷发生情况、护理投诉情况。

1. 4 统计学处理数据资料以SPSS 18. 0 软件包处理, 计量资料以 ( ± s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n ( %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以P < 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2014 年各季度心内科住院患者评价第1、2、3、4季度患者知情满意度水平分布、对告知内容理解程度水平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P < 0. 05) , 见表1。

2. 2 护患纠纷发生情况2014 年护理差错发生率、费用异议发生率、不良护理结局发生率、护患纠纷合计率、护理投诉率均低于2013 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0. 05) 。见表2。

a与对照组比较P<0.05;b与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论

因种种主客观原因, 当前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可以说正处于十字路口, 非技术性因素医患纠纷屡见不鲜, 且比重不断上升。护理人员告知不当、患者知情权受到侵害是导致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治疗与护理风险不明、高价干预措施使用不明、不良后果发生情况不明等。主要原因可能为: ( 1) 缺乏客观的告知条约束缚, 护士一般经岗前培训, 都知晓自己具有告知义务, 但主动告知者少, 因种种顾虑告知采用更加“保守”的策略, 如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语意不明, 许多患者及家属有被愚弄的感觉[1], 心内科患者多为老年人, 心脏病患者众多, 心脏病病情多急骤, 猝死者并不少见, 患者预后难以预测, 为避免不良预后带来纠纷, 许多护士更愿意将责任推向医师, 在患者及其家属问询时, 往往持推脱态度, 严重影响护士形象, 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不好的观感, 易激发护患对立; ( 2) 护士个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担心言多必失, 有时护士成为医患纠纷的第一批受害者[2], 近年来不乏不良结局患者家属恶意伤害医护人员的新闻报道; ( 3) 护士自身缺乏足够的阅历、应变能力、沟通能力, 沟通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解决问题与分歧的基础; ( 4) 患者及其家属自身文化素养不足, 表现在对疾病、医院规章制度缺乏足够的认知与重视度, 依从性差, 我行我素, 一旦发生不良事件, 部分患者及其家属甚至性格恶劣, 喜无理取闹, 当然心内科收治许多危重症患者, 如大面积心肌梗死, 患者可能发生猝死, 家属面临突如其来的打击, 可能出现情绪失控。故改进护理告知与知情同意制度应从规范制度、加强护士培训、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三个方面开展。

本研究中2014 年改进之初, 第1 季度, 患者知情满意度、对告知内容理解程度均差强人意, 经过4 个季度的持续不断努力, 护士合理告知的能力提高, 第2、3、4 季度患者知情满意度、对告知内容理解水平均高于第1 季度, 其中对知情满意率、对告知内容理解率持续上升, 提示改进效果较好。2014 年护理差错发生率、费用异议发生率、不良护理结局发生率、护患纠纷合计率、护理投诉率低于2013 年, 提示改进有助于降低护患纠纷发生率、护理投诉率, 且有助于改善患者不良护理结局, 其中降低护理差错、费用意义效果显著。需注意的是2013 年至2014 年意外事件、患者无理取闹发生率无差异, 可能由于发生例数太少, 与患者及其家属性格与自我护理能力关系更为密切。主要表现在部分患者及其家属对护士的告知缺乏足够的重视, 仍然我行我素, 部分家属性格较恶劣, 自住院起, 便抱怨不断、苛求过甚[3]。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患者, 应设立针对性的告知策略, 如对于告知缺乏足够重视, 应善用抓住弱点, 无谓并非无知、无惧, 只要策略得当, 仍能一击而中, 对于性格较恶劣的家属, 应坚持自身立场,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善于引导, 护士选派年富力强、更有威严的护士, 以免对方得寸进尺。当然, 护患关系并非你死我活的争斗, 而是一个不断交流形成相互信赖的过程, 应是一种正常的协调的人际关系。护士首先应积极转变观念, 以情动人, 积极感染患者及其家属, 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 才能将告知制度落实到实处, 在告知过程中, 充分尊重患者知情权, 以达到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 完善的护理告知于知情同意制度, 可降低护患纠纷发生风险, 甚至改善患者预后, 提升医疗服务整体水平。

摘要：目的:评价强化护理告知与知情同意制度在心血管内科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心内科2013年共收治496例住院患者纳入对照组, 2014年收治522例住院患者纳入观察组, 前者执行传统护理告知与知情同意制度, 无系统规范性, 2014年后建立健全告知制度, 加强培训提高护士综合能力、加强对患者宣传教育, 对比相关指标。结果:2014年第1、2、3、4季度患者知情满意度水平分布、对告知内容理解程度水平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014年护理差错发生率、费用异议发生率、不良护理结局发生率、护患纠纷合计率、护理投诉率低于2013年 (P<0.05) 。结论:完善的护理告知与知情同意制度, 可降低护患纠纷发生风险, 改善患者预后, 提升医疗服务整体水平。

关键词：医患矛盾,知情制度,护理告知,心血管内科

参考文献

[1]周海燕, 王修玉, 赵艳林, 等.影响护患关系的根本—知沟[J].全科护理, 2010, (26) :2421-2422.

[2]陈海庆, 李慧喊.言语行为视阈下医患会话权势不对等关系探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1 (4) :89-94.

论环境知情权 篇9

1.1 环境知情权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环境知情权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 它既是公众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 又是公众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必要前提。

1.2 环境知情权体现了法的价值

第一, 环境知情权体现了法的秩序价值秩序。

法所追求的是有益于人类的社会秩序, 协调各种矛盾使之服从于整体目的, 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动社会发展。环境知情权能够确保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调整自己行为。

第二, 环境知情权体现了法的公正。

法的公正 (正义) 即法的价值公正, 是通过分配权利义务在国家和社会中确立, 用来衡量法律的优劣和效能的。由于环境损害存在着长期性、潜伏性、不易逆转性的特点, 一般公众很难及时发现环境被损害的情况。确立环境知情权, 政府公开环境信息和资源, 可以有效的维护人类社会的正义和代际公平。

第三, 环境知情权体现了法的自由。

法律保障自由, 确定自由的范围。确立环境知情权, 可以使公民在享有环境信息资源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1.3 我国环境知情权立法的不足

首先, 环境信息公开的主动权仍掌握在环境行政机关手中。我国环境信息的获得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国家机关主动地公布, 例如国家环境质量公报等, 这是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形式。第二种就是政府机关依公众的申请提供环境信息。公开的主动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往往导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仅从自身利益出发, 仅公布对自己有利的资料, 公开的全面性、真实性、都得不到保证。

其次, 现有环境状况内容单一, 缺乏时效性, 且专业性过强。我国的环境主管机关能够提供的环境信息服务很有限。以空气质量为例, 目前我国只有113个重点城市能够提供空气质量日报, 而欧盟国家的居民却可以通过网络查到任意时刻城市内任意地区的空气质量实时情况。虽然我国现有的环境状况公报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内容还比较单一, 指标种类还比较少, 还不能全面反映某一地区环境的整体状况和变动趋势;同时某些地区所提供的环境状况指标专业性、技术性过强, 不便于一般公众理解。

再次, 环境知情权与公众参与制度衔接不紧密。如2002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在报送审批前, 应当举行论证会、听证会, 或者采取其他形式, 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但法律没有规定相关的环境信息应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予以公布, 也没有规定对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的相应法律责任。

最后, 在产品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仍然欠缺可操作性, 公开性不充分。

2 如何完善我国的环境知情权

2.1 在环境法律法规中系统构建环境知情权的各项制度

环境知情权是被各国国内立法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立, 世界各国主要采用了三种模式:第一, 宪法规定。如俄罗斯和挪威。第二, 专门的环境法典中规定。如法国《环境法典》第110.1条规定, “人人有权获取有关环境的各种信息, 其中主要包括有关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危险物质以及危险行为的信息”。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 “加拿大政府应当向加拿大人民提供加拿大环境状况的信息。”第三, 有关环境信息的专门单独立法。如1994年7月8日德国公布了《环境信息法》。1993年, 奥地利议会通过了《环境信息法》 (联邦立法公报1993年495号) , 该两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政府有向社会公众公布环境信息的义务, 把环境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

我国应该在符合我国国情和立法现状的情况下通过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这两大核心制度加以协调和完善, 明确规定环境知情权, 完善环境知情权的保护制度。

2.2 环境知情权完善的具体模式

第一,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环境知情权。知情权同人权一样, 是一系列在民法、行政法或其他法律中规定的社会公众获知信息的权利的总和。与此类似, 跟我国人权入宪的方式一样, 在条件成熟时, 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 将环境知情权纳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

第二, 要确立和完善公众的环境立法参与权。我国环境法应该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 如在听证程序中要防止听取意见“走过场”, 要保障公众参与对立法决策和立法结果的相当影响力。

第三, 要确立和完善公众的环境诉讼参与权。“有权利就必有救济”, “无救济即无权利”, 要保障公众参与权的有效行使, 必须充分保障公众的救济权。我们应当改造传统的诉讼制度, 放松原告资格的限制, 承认居民和环境保护社会团体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 逐步承认和推广环境公益诉讼。

第四, 环境法上的公众参与还要包括公众直接或间接进行环保投资, 或者以自己的消费决策和消费偏好来影响和改变生产者的决策。政府应该完善原来的环保投资融资制度, 吸引民间资本投入环境保护领域。通过法律和政策鼓励特别是通过经济激励引导公众参与环保投资。

摘要：环境知情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 是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 具有其充分的法理依据及独特的法律价值, 而我国在保护公众环境知情权方面却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从环境知情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 就确立和保障我国公众的环境知情权的法的价值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环境知情权,价值,现状和完善措施

参考文献

[1]苏红.公民环境权相关问题探讨[J].前沿, 2004, (3) .

论业主知情权 篇10

一、业主作为物业服务的消费者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保护

(一) 业主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内容、费用等有关情况”。可以看出知情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知悉商品或者服务的真情权, 即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必须是真实的;二是了解、询问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即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询问、了解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情况。放在物业服务的特殊服务领域, 业主享有知悉真实物业服务信息的权利, 物业服务企业主动披露或者应业主的要求而公开。

(二) 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物业信息必须是真实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 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这条规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向业主提供的物业服务信息务必真实, 不得欺骗业主做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物业服务经营者提供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 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内容,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 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 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等, 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不得提供虚假信息让业主产生误解。

(三) 从救济程序上保障业主的知情权。

一是请求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 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 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止营业、吊销执照等。二是请求民事赔偿, 业主因物业服务经营者用虚假的服务信息,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 经营者提供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要求双倍赔偿。

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关于保护业主知情权的具体规定

(一) 业主知情权的主要内容。

根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规定, 业主在物业活动中享有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业主有权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进行了解, 物业服务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 业主可以现场查验, 可以向物业服务询问, 了解相关真实情况。二是业主有权对物业服务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及管理规约进行了解, 物业服务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业主实施自治的管理规约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认真执行业主有权知晓, 业主可以要求披露规章制度的内容并对有关事项进行解释, 并可以要求复制。三是业主有权对每个月的经费收入与支出情况进行了解, 业主可以要求进行公示并对细节予以说明。四是业主有权对住宅小区内的管理中出现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解。五是业主有权对物业管理内容的重大调整、修改进行了解, 查阅有关记录等。六是业主有权对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情况进行了解, 查阅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记录, 查看物业服务合同并可以复制。七是业主有权对物业管理服务的投诉情况、投诉问题的解决进行了解。

(二) 知情权得不到行使可以行使司法救济权。

当业主的知情权得不到有效行使时, 如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没有公开有关物业信息或者部分披露或者虚假提供, 业主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请求公开有关物业信息。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第十三条规定:“业主请求公布、查阅下列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的, 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支持:一是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二是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以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三是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四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五是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

(三) 业主知情权的实现途径。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的规定, 业主知情权纠纷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是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解决, 要求公开相关事宜;二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业主作为物业服务的消费者, 有权请求消协调解;三是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如向房地产主管部门投诉, 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按职权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公开有关事宜;四是按照仲裁法的规定, 与物业服务企业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公开物业服务事宜。

三、业主知情权现状及维权对策

(一) 业主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1. 没有向业主尽到全面告知的义务。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业主享有相关知情权, 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等 (以下简称为“知情权告知义务人”) 理应主动公开其情况或者应业主的请求公开 (或者告知) 权利人, 但由于种种原因知情权告知义务人却没有尽到义务, 主要体现在:一是怠于公开其应该公开的物业信息, 包括不公开或者部分公开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二是业主请求其公开有关物业信息, 知情权告知义务人以种种理由怠于承担告知的义务或者告知其虚假信息。

2. 业主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导致其他权益的行使受到损害。

业主的知情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 当知情权得不到充分行使时, 其他权利的行使就无从谈起。如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不明导致业主对维修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充分地行使, 业主对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物业服务合同内容不知晓, 业主的监督权就失去了内容基础, 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二) 完善业主知情权保障制度。

1. 建立强制物业信息主动披露制度。

业主知情权义务告知人应主动披露物业信息, 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公示, 可以存放于指定地点供业主查询或者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 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这条规定要求知情权告知义务人应当主动向业主提供有关物业的真实信息, 不得怠于公开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即按规定及时主动披露物业的有关信息。

2.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使维权途径快捷简便, 降低维权成本。

虽然我国民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物业法规等有关法律都规定了业主知情权的救济程序, 既有公法救济程序也有私法救济程序。然由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 被追究责任者凤毛麟角;追究民事责任程序繁琐不快捷、维权成本较高, 导致业主的知情权难以得到充分的行使。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改变衙门作风而主动执法, 群众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这样就会有效地降低业主的维权成本, 加大违背者的成本, 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程序, 对于维护业主的权益、构建和谐社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雅琴, 高萍.消费者知情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3

[2].舒华.试论消费者知情权与生产经营者告知义务[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1

[3].宣仙艾.我国对消费者知情权的立法保护[J].现代营销, 2009

[4].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007年3月16日颁布

知情权与新闻采访权 篇11

知情权即了解权，即在特定的社会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从另一方主体依法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它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权利，并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知悉权。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知情权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构成要素。其中，知情权主体又分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均可为一切个人和社会组织，但一般而言，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主要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而义务主体主要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和营利性经济组织等社会组织。知情权的客体即信息载体，是与权利主体利益相关的一切信息载体，如报刊杂志、广播影视、书籍、多媒体网络等信息媒介。知情权的内容即信息，它是与权利主体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一切信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有关个人身份与人格的一切信息，它们应是真实的、完整的，而非残缺不全、虚假失真的。

知情权是公民在信息人人共享方面的表现，实现知情权，就要理所当然地反对信息的绝对垄断。知情权是对真相的澄清，也是对内幕的曝光，更是对常识性真理的维护。公众有知情权，他们有权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了解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治安、交通、消防等方面的事件真相，有权知道自己可能面对的危险，并因获知危险而最大可能地提高警觉，从而避免危险。

保证信息公开，不仅是尊重人民群众，而且是稳定社会、消除社会负面效应的良方。

人民有知情权应纳入法律条款。法制作为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把人民(公民)有知情权纳入法律条款中，使人民群众在法律的保障下真正当家作主，用法治代替人治，也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然而，这方面的立法还显得相对薄弱与滞后，我国的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并没有关于知情权的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公民的参政权、表达自由权、监督权及国家机关政务公开的原则规定予以间接确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和社会组织以消费者身份所享有的对商品和服务的知情权，该法第8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19条和第32条还分别规定了经营者、消费者协会等知情权义务主体的义务和职责，这里的知情权属于民事私权的范畴。首次出现“知情权”一词并作系统规定的我国法律文件，应该是2002年10月14日由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该规章第 1条明确规定了首要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该政府规章系统地规定了属于公法性质的知情权问题。已送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望以更高法律效力层级的行政法规形式确认个人和组织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

同时，与公民知情权相对应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的步伐也稍显迟缓，专家称，满足公民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刻不容缓，当前亟待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及其部门所负有的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

一个独立客观公正的舆论机构是公民知情权的依靠。台湾著名学者高希均对此感慨甚深：“介于开放与封闭之间的政府，如果一定要干预新闻报道，宁可因比较开放的政策而出现漏网之鱼的报道，不要因政策管制而导致新闻的全面封杀，因为在听不到实情的情况下，人民就容易误信耳语，也无法辨清耸人听闻的报道是否夸大。”一个开明的政府会让传媒保持它正当的采访权和发言权，更会让它的公民合法地享有知晓好事坏事的权利。记者是新闻采访权的载体。记者的职业之所以被社会承认，在于人们需要通过传媒满足自己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即获知的需要、知情权的需要，因而认可记者的采访权。因此，当记者在为满足人们获知外部情况需要而工作的时候，他因服务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拥有采访权。每个人的身体和五官能够接触的外部世界是十分有限的，传媒的功能是人体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工作人员——记者的采访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

根据宪法，公民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的权利，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正是这些宪法权利的公开运用。而且，因为报道与否不是由记者自己的意愿决定的，而是其职责所在，在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记者的采访权从本质上并不是记者的民事权利和“私事”，它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具有公权利的性质。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记者“公权利”的行使必须有公众人物、公共部门单位的“公义务”积极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监督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拒绝、阻挠采访，甚至以公权力限制、剥夺采访权，就具有侵犯采访权、对抗公众监督的性质。

采访权是媒体及其记者拥有的一项特别的公权利。首先，采访权是行使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媒体与记者通过采访行为寻求和获取信息，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其次，采访权是实现社会监督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媒体和记者通过采访报道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公共组织实施公众舆论监督，是社会权利的重要内容。所以，应该认识到，媒体和记者是行使公众知情权和实现社会监督权的特殊机构和群体。

当然，采访权不是绝对的。作为具体的权利，不是所有的采访权都必须实现、都可能实现。我们认为，作为媒体，在采访权问题上应该明确三点。第一，采访权是可以受到限制的。例如，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法律对记者的采访活动具有种种约束；又如，出于司法公正需要，国际公约以及许多国家法律是限制媒体采访报道的。第二，采访权是可能受到拒绝的。具体采访权的实现需要经过请求或者申请过程。国际上适用采访许可证制度，机构一般通过发放采访许可证来保证或控制媒体采访活动。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媒体可能因为公信力差或者其他原因受到拒绝。这种拒绝是正常的，不能因为被拒绝就认为采访权受到了侵犯。第三，采访如果造成被采访人权益受损，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采访权与隐私权、采访权与名誉权等等经常发生利益冲突，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造成侵权的后果。因此，为了避免发生利益冲突，一些国家十分重视对采访表达的适度约束，以避免造成侵害结果。因为，没有不受约束的表达，也没有完全自由的采访。

新闻采访权尽管不是行政权力，不是司法权力，但它却是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作为具体的公民，其上述权利是通过新闻记者的具体采访报道行为来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遇到困难和不平就盼望记者出来主持公道，维护公正。

然而，有些部门和个人因不满新闻媒体的监督，动辄封杀媒体，甚至围攻或打骂记者。而且，据新华社报道，某地去年曾出台一个文件，要求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凡是重大案件、重大突发性事件，一律不准向媒体透露。这不仅违背法治精神，而且也与法律对新闻采访权保护虚置和不力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多年来还一直没有颁布《新闻法》，所以，新闻记者到底有多大的采访权限并没有法律依据。可喜的是，新闻采访权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多次表示要依法保护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

知情权制度 篇12

《新闻爱好者》得知我获奖的消息, 立刻打电话让我写点感想或对本书的创作与内容作个简介, 感谢他们的重视和对学术的尊重, 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也趁机整理一下头绪, 写一写过去那些无法写进书稿和论文却已融入生命的苦乐与思考, 不然, 时过境迁, 它们都快烂在肚子里了。

一、选题思路

从2004年开始, 我就把知情权作为博士论文写作, 到毕业后的无数次修订和2010年的出版, 这本书凝聚了众多师长和朋友的帮助。

刚接到复旦大学博士生录取通知书, 导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学位论文确定在知情权研究的范围内。导师凭他多年的政治敏感和学术睿智, 给我准备了一个学术富矿。然后, 他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并为自己储备了足够的耐心, 等我自己慢慢地去揣摩、去发现它的价值。同时, 导师没有为我限定太多的条条框框, 而是充分尊重我的研究兴趣, 让我去寻找研究的路径, 并在关键时候为我指点迷津,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和不断探寻的学术乐趣。

知情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 怎样选择一个切入点开始我的研究, 一直是我很苦恼的一个问题。同时, 还有很多问题令我困惑, 比如说, 为什么知情权定义众说纷纭、各执其词?为什么知情权在民主政治生活中这么重要, 却在二战后才被提出来?从学理上如何溯源?知情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利?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权利却一直被政府和人民所忽视?如何在信息传播层面上, 更大地发挥媒体的作用?如何在法律层面上, 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现当代的知情权研究, 缺乏专题性的深入, 要么是比较微观层面的研究, 如讨论知情权的概念, 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区别, 知情权是不是宪法权利, 知情权是积极权利还是消极权利, 突发事件报道如何保障知情权等;要么是比较笼统的研究, 如研究知情权的重要意义、知情权与信息公开, 知情权与隐私权。所以, 我选择了从一个比较中观的层面, 研究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这样的选题, (1) 既能包含我对知情权基本理论的思考, 厘清一些理论上的争议; (2) 也能让我从新闻传播的视角, 分析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主渠道地位, 探讨媒体如何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3)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样的选题能够发挥我的学术专长,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法律专业, 近年来一直从事新闻法研究, 所以, 我力争论文能把新闻与法律的知识结合起来; (4)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当前知情权在立法层面的缺失、公众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时的无奈, 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案件, 让我深感知情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才是最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研究困难

知情权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很强, 专业性也很强。

它既是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也是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还关系到政治学的大量问题, 如责任政府、市民社会的建构等。

知情权制度的涉及面如此之广, 那么多的线索、那么多的制度, 论文结构和篇幅的掌控非常困难。

刚开始的时候, 每一章写下来都有七八万字, 但为了不偏离逻辑主线, 不得不忍痛割爱, 比如, “知情权的法律价值”一万多字, 已经在法学核心期刊《太平洋学报》发表, 但因放在书中文气不顺, 就舍弃了;颇觉得意的“传媒与公众知情权”也在孙旭培老师的建议下删掉了, 孙老幽默地说:“这一章写得虽好, 但有点像在一件很珍贵的皮衣上补了块花布。”

国外的第一手资料比较缺乏, 国内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这给论文的写作带来很多困难。

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 知情权的研究历史都很短。知情权概念是在二战后提出的, 政府信息公开的普遍立法, 在世界上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国有关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也是近几年刚刚开始, 基本理论的认知还存在很多分歧, 论著几乎没有。

在国内研究中, 当时直接与知情权相关的论著只有三本:刘杰著《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主要对美、日、中三国信息公开立法的背景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苏成雪编的《传媒与公众知情权》主要讨论在新闻报道中,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问题;曲直著《知情权:阳光下的觉醒》, 更像一种普法类的知情权小百科, 这本书通过大量案例, 以简洁明快的语言, 围绕购物知情、就医知情、媒体责任、政府义务等七个方面, 与公众讨论了维护知情权的途径, 内容丰富而生动。

选题比较敏感, 一些体制性的问题较难深入。

比如, 如何界定新闻自由, 如何顺着新闻自由的政治逻辑, 围绕政府、媒体、公众三者间的关系, 展开新闻传播理论中的媒体体制研究与媒体政策与法律研究, 并将思维的目标指向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如何平衡党管媒体与媒体权利的实现?媒体如何处置政府信息流量, 妥善报道公共信息, 以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些问题, 在论文中有所述及, 但没有太多的展延。

三、研究路径

一旦确立了权利保障的视角, 我的研究框架就基本明确了。

权利保障, 一般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的帮助, 国家不仅要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各种物质条件, 还要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社会保障。二是指救济性保障, 不仅包括司法审判保障, 还包括行政救济保障。可见, “权利保障制度不是孤立的制度, 而是由多项制度组合而成”。[1]对权利进行保障, 就应该建立完整、系统、有效的权利保障体系。

我发现, 构建知情权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很多国家除了在宪法中确立知情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外, 更注重通过制定具体的制度来保障知情权的实现, 并规定知情权的行使程序以及权利边界。这些制度主要有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档案开放法、隐私权法、信息传播法、权利救济法等。

在以上法律制度中, 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权利救济法, 是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最主要的内容, 所以在本书第三、四、五章中, 我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知情权制度的设计与完善, 并将有关开放档案、保护隐私权、传媒在信息公开中的作用等内容, 穿插在所有章节中进行讨论。

在写作过程中, 我努力追求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 尽量汇集世界各国知情权制度的文明成果, 在各章节中, 都是既有中国问题的讨论, 又有国外立法例的介绍或对比, 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只是我做得还不够好, 因为, 困难确实不少。

四、主要创新点

(一) 概念创新

从收集的100多个知情权的定义看, 大家各有说辞, 可以说, 知情权成了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 正如“权利”这样一个魅力四射的词一样被过度使用着。 (1)

很多学者从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出发, 定义知情权;也有很多学者从信息的获取方法出发, 定义知情权。由于“信息”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渠道也多种多样, 以致知情权定义复杂多样, 分歧很大, 知情权变成了一个极其广泛、复杂的概念, 有人说它是公法方面的政治权利, 有人说它是私法方面的人格权, 还有人说知情权包括国家权力的问题。[2]

经过综合分析与研究, 我认为, 知情权一词难以界定, 主要的原因是下定义的逻辑起点存在偏差。所以, 我尝试从权利的性质出发, 重新定义知情权的内涵与外延, 将知情权分为公法领域的知情权和私法领域的知情权。从而, 我把自己的研究界定在“公法领域的知情权”并将它界定为:基于对公权力运行的了解与监督, 知情权是任何人依法获取国家机关及其他管理机构公共信息的权利。本书所研究的公法领域的知情权, 主要是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在这里, 知情权的权利主体是任何与请求事项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知情权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他管理机构拥有和应该拥有的公共信息;知情权的性质是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属性的民主政治权利, 是一项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人权。

知情权一词, 至今没有进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也许正像日本当年制定信息公开法一样, 因为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还不够清晰, 立法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2) 所以, 我认为, 在本书中花些篇幅廓清知情权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含义是很有意义的。

(二) 发现规律

在梳理和界定了知情权概念之后, 本书在第二章, 从知情权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出发, 纵向与横向地综合考察了世界信息发达国家的知情权制度的构成, 并详细分析其特点, 以便找出其规律性和普适性的东西。

考察世界主要国家的知情权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我发现, 知情权制度几乎不可能由国家权力机关主动构建, 而只能自下而上、并主要通过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推动国家立法。

知情权制度在各国的确立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政府往往成为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最大阻力。政府不愿公开信息的原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1.保密有利于掌握信息控制权, 为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更多便利, 使政府有更多的控制力和寻租机会;2.不公开信息, 方便政府推卸责任或逃避问责。知情权的核心是政府信息的公开, 其效力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国家机关总想更多地占有信息, 而不让人民充分了解信息, 所以知情权立法不可能由国家权力机关主动构建, 它必然是由下而上的, 由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推动, 或者先在地方立法再经国家立法。例如, 美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源于新闻界的努力, 英国、日本知情权制度的构建主要由非政府组织推动, 韩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由学术界和司法界推动, 德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源于欧共体的压力及国内环境团体的努力, 新西兰的知情权制度构建源于外来思想的影响, 泰国的新闻封锁促成知情权制度的构建。

(三) 理论创新

本书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知情权的权利救济上。探讨权利保障问题, 最终必须落在权利救济上。

中国的知情权救济几乎寸步难行:2005年的董铭案, 2006年初的咪表案, 2006年5月的马聘案, 都被法院以各种理由驳回诉讼;或者刚立案, 当事人就不得不撤诉。由此出发, 本书大胆设想“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中国民事和行政侵权领域, 探讨公益诉讼救济的研究刚刚开始, 国外却早有理论, 如法国的行政越权之诉。

中国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 主要原因是立法上没有提起知情权救济的合法依据。且不说目前知情权争议不属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即使法院受理了, 依照这些法律, 与请求事项没有直接利害的人不是适格的救济主体, 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有争议的, 不能要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光这两点, 就卡死了大部分有关知情权的纠纷。即使依据刚刚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从2008年5月1日起, 公民对政府机关不公开信息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但这种救济, 仍然仅限于对政府侵害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我认为, 要解决上述问题, 就必须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首先, 要明确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成为知情权救济的适格诉讼主体;其次, 要规定限制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扩大知情权的救济范围;再次, 法院审理知情权案例应有别于一般民事或行政侵权案件, 比如, 可以采用非当事人主张的理由支持知情权请求人;最后, 要确立知情权救济的基本原则, 即利益衡量原则和及时原则。

五、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 它标志着中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该条例以“考核评议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举报调查制度、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制度”五大制度, 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审查机制为托词, 或者以第三方不同意为由, 不履行公开政府信息义务。条例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基本要求和公开的内容, 也规定了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重点, 还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公开的信息, 并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之外, 所有政府信息都可以公开。这一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建立“阳光政府”奠定了基础, 便于从制度上和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该条例的实施, 也促成了《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4月29日的修订, 修订后的保密法大大缩小了国家秘密范围, 促使政府信息更加公开。

但是, 该条例毕竟不在基本法层面上, 与国外的信息公开法还有一定的距离, 通读下来, 仍有不少遗憾。比如, 在立法目的上, 它强调“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政,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立法没有体现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本位, 其出发点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改善政府形象;强调政府信息对“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而回避了政府信息对公民“民主政治活动的服务作用”;在立法原则的设置上, 仅仅规定了“公开、公正、便民”的一般原则, 回避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 又是一个权利时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对于权利来讲是一种稳定器, 而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颁布自由与平等的宪章的目的, 就在于确保今天所赋予的权利不会在明天被剥夺。”[3]在这样一个信息、权利的时代里, 知情权正是公民获取各类信息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 也是公民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民主权利的必要条件。贯穿全书的法律理念, 是以权利制约公权力, 建立服务型的责任政府, 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充分实现。让我们共同走进权利的时代!让我们在信息的海洋上, 乘着民主法治的东风, 驾着权利的巨轮, 以公共利益为航标, 驶向全人类自由、和谐发展的彼岸!

尾记

此书的出版和获奖, 对知情权的研究似乎是一个比较满意的收笔, 其实不然。笔者一直对忍痛割舍的“传媒与知情权”一章耿耿于怀, 媒介权利体系的构建仍是当前新闻法研究中的当务之急, 采访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信息传播权等还需要立法保障。毕业前导师关于“四权研究” (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 的嘱咐与期望还时时萦绕在耳旁, 一直潜心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杨保军师兄又以“十论封笔、四权树立”鞭策小师妹 (师兄要写新闻十论, 已经完成七论) 。自叹任重而道远。

最后, 再次感谢为本书付出努力的所有师长和朋友, 感谢吴玉章基金会的评审专家, 你们的提携和友谊是我一生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杨春福.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63-164.

[2]杨立新.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M].//王利明, 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48.